六、兩黨帝國政策之爭
2024-10-09 08:49:37
作者： 錢乘旦
在保守黨執政的六年（1874—1880）里，其帝國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儘可能地擴大帝國版圖，如吞併斐濟、賽普勒斯；第二，保證現有帝國版圖的完整，如加冕印度女皇，通過阿富汗戰爭保證印度邊界的安全。但是，這一時期，英國兩黨的帝國政策還未形成共識，當迪斯雷利大張旗鼓地宣布建立「有形帝國」，用版圖帝國來增強英國實力，提高英國地位的政策時，自由黨人卻不斷地批評保守黨人在建立「有形帝國」中的「不正義」「不道德」行為。保守黨和自由黨帝國政策之爭貫穿英國的政治生活，成為這一時期英帝國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
自由黨的帝國政策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道德、正義、自願的理想始終支配政策的方向，而保守黨的帝國政策更趨向於現實主義，功利、實用以及英國的利益成為帝國政策的目標。兩黨紛爭政策差異在「東方問題」上形成了第一個衝突點，柏林會議進一步表明了兩黨在帝國問題上的不同思維；阿富汗戰爭以及祖魯戰爭使自由黨找到了更多攻擊保守黨政策的理由，格萊斯頓在中洛錫安（Midlothian）的演講把兩黨帝國政策的衝突推向了高潮。
19世紀70年代，法國第二帝國崩潰後，俄國成為歐洲國家中的「禿鷹」，在中亞和地中海地區直接威脅到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和印度的安全。同時，俄國在巴爾幹（Balkan）和博斯普魯斯海峽（Strait of Bosporus）的支配作用增強了，它將勢力延伸到印度洋的企圖日益昭顯。對英國來說，保證印度的安全，阻止俄國在地中海的擴張成為英帝國政策的重要內容。
地跨歐洲、西亞與北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此時的局勢變得複雜，俄國和奧匈帝國有擴張野心，斯拉夫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土耳其的統治引起基督教歐洲部分的不滿，英國則要保護其東方的商路和在東地中海地區的戰略地位。長期以來，英國與印度之間有兩條通道，一條是經大西洋、繞過南非、然後穿越印度洋、最後到達印度；另一條是通過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經紅海和波斯灣、到達印度的孟買。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後，紅海成為歐洲到亞洲的主要航線，奧斯曼土耳其是必經之地。所以，英國在這個地區支持奧斯曼帝國，抵制俄國的擴張，其策略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已經奏效。此外，英國還將奧斯曼帝國視為其操縱歐洲均勢、維護歐洲和平的砝碼。迪斯雷利一直自信地認為，只有英國介入到歐洲事務中，才能保持歐洲的和平。
兩黨對於東方問題的爭論早在自由黨執政時候就已經開始。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後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包含了黑海中立的條款，目的是防止俄國在地中海地區的擴張。1870年普法戰爭以後，俄國提出不能繼續受中立條款的限制，格萊斯頓的反應不是阻止俄國的野心，而是提出召開倫敦會議，討論俄國的要求。
迪斯雷利對格萊斯頓的對俄政策不以為然，認為英國以及盟國政府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換回了俄國的承諾，英國絕對不能讓俄國的陰謀輕易得逞：「我不明白，也不相信，英國首相在目睹了盟軍巨大的犧牲之後，特別是這個國家的巨大犧牲後才得到了1856年的條約。但是他卻要在倫敦會議上同意放棄巨大犧牲換來的條款，事實上，1856年的條約並沒有特別的重要性……除了終止俄國在黑海的優勢……為了得到這個結果，盟軍花費了30億財富的代價，我都不能相信還有多少難以計算的生命代價，我們進行了四場激戰、兩次劇烈的進攻才得到這個結果。英國從最高貴的到最低賤的家庭，幾乎每家都有痛苦回憶，每家都為戰爭做出了犧牲……。」[81]
格萊斯頓認為，黑海中立條款只是克里米亞戰爭後的權宜之計，70年代的形勢與50年代中期已經大不相同，即使英國希望永久保持黑海中立條款，也找不到合作的對象：「我聽說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將中立看成一種可以保持幾年的安排，但是，它不可能成為偉大歐洲的永久條款……為了維持（迪斯雷利的）東方政策，你依靠誰？法國，但是法國的官方已經表示願意放棄黑海的中立。誰還願意和我們一起繼續維護1856年條約的精神？奧匈帝國政府？他們幾年前已經建議俄國條款必須變更，黑海中立必須廢除。在這種情況下，尊貴的先生發現了1856年中立條款的必要性……譴責我們沒有進入單方的戰爭迫使俄國永久地將它的君主權限制在它的領土內……。」[82]
保守黨執政後，東方問題再次出現，迪斯雷利認為保守黨大顯身手的時機已經成熟。1875年5月6日，他在給德比伯爵的信中說：「我感到我們必須像帕默斯頓那樣，為推動歐洲和平做出一些努力。他打敗了法國人，將埃及人趕出了敘利亞。也許我們可以同俄國結盟，或者邀請義大利、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這樣的國家加入我們的陣營。」[83]幾天以後，他得到了德比伯爵熱情的答覆：「我們在外交政策上非常幸運，我們做的事情沒有捲入危險，也沒有引起麻煩，這一切比我們所預想的結果更好。」[84]但是，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1853—1856）使英國和俄國結怨太深，俄國割讓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的恥辱、東正教宗教感情的高漲以及俄國對巴爾幹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增加了雙方達成諒解的難度，而且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擴張還會危害英國的東方利益。因此，英國政府在對待東方危機的態度上，只能是選擇保證奧斯曼帝國的完整，這既是保證歐洲大國形象的需要，又是保證東方帝國安全的需要。但是，在與俄國的新較量中，英國再也沒有了克里米亞戰爭時代的好運氣，再也找不到一個像法國那樣的幫手。德國在取得國家統一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稱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脹，不願幫助英國；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大傷元氣，已經不能幫助英國贏得這場戰爭；奧匈帝國也不願意冒戰爭的風險支持英國。英國只能孤軍奮戰。因此，保證奧斯曼帝國的完整和獨立成了迪斯雷利政府「不幸的選擇」。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
1875年，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包括現在巴爾幹半島諸國，如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大部和希臘南部等。但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腐敗不堪，蘇丹債台高築，國內民族和宗教矛盾尖銳，而且帝國在過去100年的歷次戰爭中幾乎全部以失敗告終。奧斯曼帝國長期苟延殘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大國的利益爭奪，英國、俄國、法國和奧匈帝國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法國在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後失去了對東方的興趣，奧匈帝國自身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銳，使其在東方問題上受到牽制。於是，英國和俄國成為東方問題上的真正對手。
1875年7月，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黑塞哥維那人發動反抗帝國統治的起義，很快席捲波士尼亞。帝國境內的斯拉夫人都是東正教徒，把希望寄托在俄國人的身上。雖然沙皇並不相信斯拉夫人的民族主義，也不指望泛斯拉夫主義能夠給予俄國事實上的支持，但是，斯拉夫人的反抗為俄國的擴張提供了機遇，因此支持奧斯曼帝國的斯拉夫人就成為俄國東方政策的必然選擇。
英國的宗旨是儘可能保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對此迪斯雷利滿懷信心，他在給布拉德福德（Bradford）夫人的信中寫道：「我真的認為，克里米亞戰爭保證了奧斯曼帝國的生存，現在纏繞歐洲一個世紀的東方問題將由我來解決，我敢說我能搞定。」[85]為了得到議會的支持，迪斯雷利誇大了俄國對印度的威脅。1876年10月，巴林頓勳爵（Lord Barrington）在同迪斯雷利會晤時，詢問首相為什麼不放棄君士坦丁堡，吞併埃及保證印度的安全。迪斯雷利回答道：「如果俄國得到君士坦丁堡，他們會在任何時候通過敘利亞進入尼羅河口。那時，我們擁有埃及還有何用？即使我們取得了海洋的控制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它也不能給予我們任何的幫助。這樣說話的人可能不太了解地理，我們的實力在海洋，君士坦丁堡是印度的鑰匙，而埃及和蘇伊士運河則不是……。」[86]
迪斯雷利認為克里米亞戰爭保全了奧斯曼帝國，提高了英國的威望，東方危機是另一場克里米亞戰爭，英國必須好好利用。但是，索爾茲伯里不以為然，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政治中最常見的錯誤就是堅持僵硬的政策。當桅杆落在甲板上時，你不能再考慮它原先的用途……你應該把這個累贅全部拋掉。國家的政策也是如此。當舊政策成為碎片時，我們仍然守住這些碎片。當碎片被撕爛後，我們仍然被籠罩在它的陰影中。」[87]
儘管保守黨內意見並不完全一致，東方問題起初在英國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而且國人對巴爾幹的情況也不十分了解。1876年6月《每日新聞》對土耳其在巴爾幹的暴行進行了誇張的報導：2500人被殺，很多人遭到強姦、折磨和其他的暴行。6月26日，報導被送往議會下院，迪斯雷利否定了《每日新聞》報導的真實性，認為媒體「設計了一個反對政府的聲音」。1876年8月11日，英國議會下院對土耳其政府的暴行進行了辯論，迪斯雷利堅持捍衛土耳其的完整，確保英國的東方利益。他在辯論中說：「人們總是認為我們與土耳其政府保持了特別的聯繫，似乎我們就是他們特別的朋友，甚至認為我們支持他們的暴行。我不知道我們這樣做的利益在哪裡？我們事實上是土耳其蘇丹的盟友，俄國也是，奧匈帝國也是，法國也是，還有其他的國家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責任是維護英帝國。我們不會為了暫時相對的安寧和虛假的繁榮冒帝國生死存亡的危險。」[88]同年11月，迪斯雷利在市政廳的演講中再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帝國」，並表示「為了帝國，英格蘭不惜訴諸武力」[89]。
1877年，俄國向土耳其宣戰。當俄國軍隊挺進君士坦丁堡時，形勢忽然明朗：英帝國在印度邊界和地中海都將面臨俄國的挑戰。4月，為了對付咄咄逼人的俄國，迪斯雷利建議英軍占領達達尼亞海峽（Dardanelles），導致了保守黨的分裂。殖民大臣卡納溫和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因反對迪斯雷利的東方政策宣布辭職。同時，迪斯雷利的政策也引起了「英國利益」和「英帝國利益」的爭論：許多人認為，「英國利益」和「英帝國利益」常常是可以互換的，其感情上的特色遠遠超過了它們的實際意義。[90]
東方問題出現後，自由黨找到了攻擊迪斯雷利的時機。1876年9月格萊斯頓發表《巴爾幹的暴行和東方問題》的小冊子，譴責土耳其的統治和保守黨人的政策，在英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個星期就賣出了4萬冊，月底已經達到了20萬冊。他寫道：「有史以來，政治社會總是從反抗開始，人民反對不能容忍的政府和暴政，他們的行為不應該被視為一種罪行。」[91]格萊斯頓一直尋找攻擊迪斯雷利的時機，但是，後者總是以敏銳的政治嗅覺迴避前者的打擊。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格萊斯頓的攻擊行動又慢了一拍。如夏農所指出的：「是大眾鼓勵了格萊斯頓，而不是格萊斯頓鼓勵了大眾。」[92]
在這場爭論中，雙方都利用了英國大眾的帝國心理。1877年5月，格萊斯頓在議會關於東方問題的辯論中指出：「英國的利益是帝國得隴望蜀擴張政策的藉口，帝國的擴張意味著國家的衰落和戰爭狀態，印度就是帝國政策的典型。英國人先征服了印度，接下來就是為保衛印度的安全和穩定英國的統治。為此，英國到處聲稱任何國家在該地區不得有任何軍事行動和妨礙印度航線的行為，於是就承擔了過重的責任。」[93]格萊斯頓不願意接受迪斯雷利的帝國政策，認為迪斯雷利不是在建立一個英帝國，而是在建立一個軍事帝國。格萊斯頓認為：為了英國的利益，英國在俄土戰爭中必須保持中立，反對土耳其人違背正義和自由的原則。迪斯雷利的支持者則認為，保衛東方帝國是為了人類和文明的事業。[94]
儘管自由黨對保守黨的東方政策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保守黨內部在迪斯雷利的鼓動下卻逐漸形成了統一戰線。1877年3月索爾茲伯里伯爵改變了先前的態度，他在給李頓勳爵的信中寫道：「我感到被說服了——舊政策在某個時候是明智的——為了英國的利益扶植奧斯曼王朝現在已經不適用了。我認為現在是用直接的辦法保衛帝國的時候了——領土的重新安排。如果我們再遲幾年做這件事情，那麼兩件事必有一件就要發生：法國將可能恢復大國地位，嫉妒我們在地中海的擴張；德國將可能變成海軍大國。無論發生任何一件事對我們來說都是挑戰，更糟糕的是，還有可能使我們失去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我們現在重新安排帝國領土很簡單，但是五年後就不可能了。」[95]
1877年11月，俄軍占領了土耳其境內的阿德里安堡（Adrian Fort），並試圖締結和約。迪斯雷利處境尷尬，他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對俄國在巴爾幹、土耳其海峽和愛琴海的行動保持沉默，要麼違背民意單方對俄宣戰。此時，英國人對待東方危機的態度非常明確，他們都不願意捲入這場戰爭。如《北方時代》的編輯斯泰德在給格萊斯頓的信中所指出：「我們終於抓住比肯斯菲爾德[96]（Beaconsfield，即迪斯雷利）的尾巴了，我擔心他是否把我們捲入同俄國的戰爭。一旦那樣，他將成為第一個犧牲品。」[97]1878年3月3日，土耳其與俄國簽訂了《聖斯特法諾條約》（ Treaty of San Stefano），俄國在巴爾幹和亞美尼亞的擴張不僅得到了承認，而且通過對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控制，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大國。
俄國在地中海地區勢力的增強使迪斯雷利倍感事態的嚴重，認為地中海的均勢已經被打破，英帝國的利益危在旦夕。他向議會建議，從印度派出緊急救援部隊占領賽普勒斯，抗衡俄國對亞美尼亞的征服，保衛英國在波斯的利益。在力陳英國所面臨的緊急狀態後，在召集儲備軍，調動印度軍隊前往馬爾他的事件中，再次使用起富有魅力的帝國語言。1878年4月8日他在上院宣布調動軍隊的決議時說：
我曾經考慮過，女王陛下的政府，無論由任何黨派組成，都是帝國的保護者。這個帝國是我們祖先們經歷千辛萬苦才建立起來的。我尊敬的大人們，這是英國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我以為它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愷撒、查理曼都未能統治這樣一個如此特別的領地。它的旗幟飄揚在許多的土地上；它的名字遍及五大洲。那裡居住著不同種族、不同法律、不同宗教和不同風俗習慣的人民。他們有的用自由的紐帶與我們相連，他們完全明白：離開宗主國的聯繫，他們的公民自由和自治政府就得不到保證；他們有的通過血緣、物質和精神與我們聯繫在一起，還有的通過軍隊的力量與我們相連，他們尊重這種支配力量，他們需要用它來保衛秩序和正義。這些群體都認同不列顛島的支配。[98]
迪斯雷利向人們表達了他的帝國概念：帝國是由多宗教、多種族和不同生活習慣的人們構成的，種族認同的帝國只是英帝國的一小部分：殖民地對英國政府的服從和尊敬是出於對自由和憲政的尊敬和愛護，與此同時，帝國的安全也需要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
就迪斯雷利調動軍隊的提議，英國議會下院進行了3天的激烈辯論。反對派認為，迪斯雷利的動議違背了「權利法案」，亨廷頓說：「這是一個措施，它提出了這個國家與我們印度帝國之間關係的新問題。」[99]支持派與迪斯雷利一樣大唱帝國的高調，接替卡納溫殖民大臣職務的麥可·希克斯·比奇爵士（Michael Hicks Beach）說：「事實向世人表明，我們召集帝國的力量是必要的」。[100]議會中的自由黨和自由黨統一派聯手希望政府考慮印度人的感情和利益，提出既然印度軍隊用來為英國的外交政策服務，印度就應該享有合作者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一個依附者。
在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之前，迪斯雷利仍然在為其東方政策搖旗吶喊。1879年5月16日，迪斯雷利在上院發表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目標是兩面的，我們希望保持土耳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談到奧斯曼帝國瀕臨滅亡是很容易的，當你面對這個實際問題時，所有活著的政治家都不能提供一個有效的辦法。當奧斯曼帝國面臨崩潰時，可能出現的一個結果就是長期的戰爭或普遍的戰爭，這就為保持奧斯曼帝國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如果我們堅持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國家，我們總是要說加強它的辦法是改善臣民的條件……」[101]
《聖斯特法諾條約》簽訂後，英國堅持該條約中的所有條款都必須經過審議，否則視為無效，同時派艦隊駛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威脅俄國的出海口。英國外交大臣德比因不能接受占領一個未交戰國領土和可能導致與俄國戰爭的冒險而辭職。《聖斯特法諾條約》不僅加劇了東方危機，而且表明俄、英、奧三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決定土耳其的命運。英國內閣的分裂嚴重影響了其外交政策的一致性，1878年3月底，索爾茲伯里出任外交大臣，英國結束了長期以來由於內閣的分歧而形成的動搖和不穩定。4月1日，他全面闡述了英國反對《聖斯特法諾條約》的立場，指出：俄國對近東地區的獨占，是與英國在海峽、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和波斯灣的利益不相容的，英國必須立足於土耳其「尋求補償」，從而遏制俄國；保持土耳其在已經縮小範圍內的領土獨立；英國應從亞洲獲得一處海軍基地，以抵消俄國在亞洲取得的利益；英國將對土耳其進行實質性的保護。[102]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英國在東方調兵遣將，7000名印度遠徵兵被派到馬爾他。另一方面，索爾茲伯里試圖取得奧匈帝國的諒解：「我極不希望與奧匈帝國弄僵，迫使其投入到俄國的懷抱，但是，我擔心俄國某個時候會出高價收買它。奧匈帝國的計謀是利用英國恐嚇俄國。如果不能通過外交手段達到目的，奧匈帝國則試圖把英國推向與俄國的戰爭，並在俄國不堪重負時，乘機敲詐。我感到，僅僅與奧匈帝國交涉仍然是危險的。在與俄國和解的希望沒有完全消失前，寧願避免這種風險。」[103]
事實上，英國面臨的外交局面更為複雜：普法戰爭以後德國的勢力日益增強，自由黨政府對大陸事務採取孤立主義的態度，德國乘機拉攏俄國和奧匈帝國，利用君主紐帶把俄奧兩個帝國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歐洲大陸孤立法國，以取得歐洲霸主的地位。普法戰爭期間，俄國保持了「善意」的中立。為了回報俄國，德國在1871年的倫敦會議上幫助俄國取消了1856年《巴黎條約》中的黑海條款。此外，克里米亞戰爭後，俄國與英國在中亞和近東處於全面的對峙狀態，從戰略上看，俄國願意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保持西部邊疆的安全。
德國與奧匈帝國能夠在1866年的戰爭後重新走到一起也不是偶然的，德國沒有急於吞併奧匈帝國境內的日耳曼人居住區，為保持與奧匈帝國的良好關係留下了後路，如德國駐奧匈帝國大使漢斯·馮·施魏尼茨所述：奧匈帝國的存在「純粹應歸功於我們的善意，因為我們願意保持它的完整。奧匈帝國的完整對於歐洲的均衡甚至比奧斯曼帝國的完整更為重要」[104]。1873年10月，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簽訂了「三皇同盟」（Dreikaiserbund）條約，規定：三方彼此磋商「某些特殊問題上的分歧」，「抵制來自任何方面的一切擾亂」；在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國進攻時，三國應商定共同的行動方針。「三皇同盟」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這個保守主義的政治結構只是普法戰爭以後歐洲大國關係處於相互牽制狀態的一種反映，俄奧合作是聯盟的基礎；[105]另一方面，「三皇同盟」也顯示了德國在歐洲的領導作用，而從前操縱歐洲均勢的只能是英國。
1875—1878年的東方危機，造成巴爾幹地區的動盪，直接影響到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利益。奧匈帝國擔心邊境出現一個由俄國支持的大斯拉夫國家，從而阻止其向東擴張的道路，奧皇企圖利用「三皇同盟」的框架，同俄國合作掌握巴爾幹地區的事務；俄國則希望巴爾幹各國擺脫土耳其的統治，從而取得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區的權利。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俄奧建議由《巴黎條約》簽字國組成一個領事團，對土耳其的衝突進行調停。1875年12月30日，六國政府向土耳其發出了照會：要求宗教自由，放鬆稅收限制等。由於列強沒有作出保證，起義者拒絕在土耳其兌現改革前放下武器。俄奧求助於德國，5月13日的《柏林備忘錄》重申了照會的內容，只是在結尾加上了一個威脅性的保留：如果停火期滿而未達目的，大國方面將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德國之所以願意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一方面，歐洲各國將視線從阿爾薩斯和洛林轉移到東方，不願意被俄奧衝突所牽連；另一方面，調停也表明德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德國已經成為歐洲大國公認的仲裁人。
《柏林備忘錄》得到法國和義大利的同意，卻遭到英國的抵制，因為奧斯曼帝國不僅是聯繫英國與亞洲的通道，而且是防止俄國南下地中海、西侵中亞的屏障。5月19日，英國在致各國政府的照會中指出，三皇柏林方案中，保留採取措施的權力有損於和平，沒有正當理由要求土耳其政府接受。[106]迪斯雷利拒絕《柏林備忘錄》是為增進英國的威望和影響，試圖為其確保大國地位獨闢蹊徑。為了破壞三皇同盟，迪斯雷利不惜與俄國妥協，以達成諒解。但是，俄土戰爭的爆發中斷了英國的外交斡旋。
英國懷疑俄國占領保加利亞的要求是覬覦君士坦丁堡，迪斯雷利鼓動內閣對俄採取強硬政策，認為英國對俄國威脅和干涉的程度將決定近東和平。[107]俄國如果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就能直接由敘利亞到達尼羅河口，切斷經埃及往印度的航線，英國即使擁有制海權也不起作用。針對英國的反對，俄國聲稱絕無占領君士坦丁堡之意，占領保加利亞只是為保護基督教徒的安全。
在這樣複雜的國際政治形勢下，德國暫時成為解決糾紛的斡旋者。1878年5月31日，德國撮合英俄簽訂了《英俄協定》，該協定保留了《聖斯特法諾條約》的重要條款，英國在有爭論的條款上保留了意見。針對俄國在土耳其的亞洲領土上取得的收穫，英國又與土耳其簽訂了秘密條約。英國要求土耳其放棄賽普勒斯島：「除非英國在靠海岸地區占有一個據點，否則不可能對敘利亞和小亞細亞施行保護、及時集結所需要的軍隊和戰爭物質抗禦侵略。」[108]
1878年夏，歐洲列強在柏林舉行會議，討論由《聖斯特法諾條約》引起的有關問題。柏林會議是歐洲大國重新確認各國地位的一個標誌，也是英國保證其國際地位的一個契機。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和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同時出席，迪斯雷利不遵循國際慣例，竟然用英語發言，表現了一種不妥協的態度。英國的意圖是擴大《英俄協定》的成果，在保加利亞等問題上對俄國形成挑戰；俄國是想獲得比《英俄協定》更多的東西，保持數十年來縱橫歐亞政壇的地位；奧匈帝國則希望歐洲會議授權其獲得占領波赫的權利。
英國在巴爾幹地區沒有實際的利益，它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保證海峽協定不變，也就是保證英國的利益；第二，保證地中海通往印度的航線[109]，這是保守黨帝國政策的精髓。英國認為俄國會從兩個方向對該地區進行滲透：通過君士坦丁堡進入地中海，或從高加索到亞歷山大里亞都對英國利益造成威脅。柏林會議對《聖斯特法諾條約》修改的結果是，以巴爾幹山脈為分界線，把馬其頓河與斯特魯馬河流域交給土耳其，並對土耳其在南保加利亞邊界擁有駐軍權等有關問題作了有保留的原則讓步。[110]1880年7月8日，柏林會議取消了英國和土耳其的協議，英國獲得賽普勒斯作為補償，大英帝國的版圖上又增加了新成員。
柏林會議重新分配了英、奧、俄三大國在近東的權力，達到了一種相對的平衡，儘管德國是該會議的倡導者，但是，迪斯雷利在會議上的姿態、俄國對英國作出的讓步以及馬爾他的新歸屬表明，英國仍然是歐洲的大國，其他國家不能輕易地忽視其存在。柏林會議上英國得到了「具有戰略地位的賽普勒斯」，迪斯雷利把這個收穫不僅看成英國外交的一個偉大勝利，而且是保衛帝國利益的重要成果，他說：「柏林會議使我們躲避了一個責任，一個交給後繼者以衰落帝國的責任。」[111]同時，他還自豪地表示：「女王陛下的艦隊和軍隊都是一流的。英格蘭自豪地發現，地中海布滿了它的艦隊，帝國軍隊招之即來，而且賦予紀律性和奉獻精神。我們的帝國是自由、正義的帝國。」[112]
索爾茲伯里則從商業的角度發表了對帝國的讚賞：「在一個短時間內，一些公共事務中的傑出人物不斷地在說服你們，他們認為英格蘭的過去是一個錯誤。英格蘭的責任和利益應限制在內部的商業活動和資本的積累上，而不應該涉及對外政策。他們是一些輕視帝國的人們，他們反對殖民地，甚至在占領印度時喋喋不休地抱怨……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那些為了商業繁榮而放棄帝國的人將失去帝國和它的商業利益。」[113]
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對迪斯雷利的勝利不以為然，他從「和平和榮譽」角度批評了後者的帝國觀。格萊斯頓說：歐洲的法律由於英國占領賽普勒斯以及與野蠻國家結盟的行為而被踐踏，柏林會議對英國毫無意義，僅僅是迪斯雷利宣揚「有形版圖」的一個象徵性成果。索爾茲伯里關於帝國會議保證英國商業利益的理論是號召占領更大殖民地，以此增強人們的貪婪欲望。迪斯雷利政府政策的核心是「典型的用軍事力量支持領土擴張」，是不道德的行為，也是不正義的行為。
在攻擊迪斯雷利「有形帝國」政策的同時，格萊斯頓繼續表達了他的帝國理想。他重新強調了殖民地與宗主國聯繫的宗旨是自由的原則，是出於殖民地的自願，不應帶有任何的強迫性。他說：「我們寧願與殖民地友好地分手，不願強迫他們服從我們的需要。」感情仍然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保持聯繫最重要的紐帶，他說：「聯繫的實質不在於唐寧街的命令，而在於雙方的感情、道德和社會同情。」在這個問題上，格萊斯頓認為，迪斯雷利調動印度的軍隊違背了印度人的意願，忽視了印度人的感情，是典型的宗主國利益至上的原則。最後，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格萊斯頓一貫反對英國政府把不同膚色人種的殖民地置於屈從的地位。他說：我們不希望波士尼亞人的服從，不提倡獲取賽普勒斯那樣的殖民地，他們根本不可能成為大不列顛的一部分，他們有不同於英國人的倫理觀念，他們永遠都會認為：我們是主人，他們僅僅是外國人。[114]格萊斯頓最後表示，英國目前應該做的事情是保持語言和思想上的謙遜，將平等的權利交給所有的國家和民族。[115]
格萊斯頓還在《英格蘭的使命》中承認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分歧：「在兩黨對這個問題（英格蘭的使命）的爭論上，有一個完全的一致看法：英格蘭在世界範圍內有一個偉大的使命，但是對於這個使命的實質仍然存在分歧。因為兩黨思想的形成不同，對殖民地的看法也分為兩個方面。政黨視野中的管理關係和政治從屬的陰影，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竭力地將我們推向帝國主義……我們的觀點仍然是：讓它們繁榮到至極，如果它們最高的福利需要它們分離，我們寧願它們友好地結束約束性的臣屬。」[116]
對柏林會議的不同理解，使自由黨對保守黨帝國政策的攻擊達到了一個高峰，《帝國主義》的作者科伯特·施密特這樣評價了兩黨之間的爭論：「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對帝國兩個完全不同的解釋，成為意識形態戰場的起點，這場辯論在以後的中洛錫安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入。」[117]
1878年秋，形勢發生變化，格萊斯頓認為英國政府正走向「毀滅」，提出現在是自由黨聯合準備新大選的時候了。經過黨內的多次協商，格萊斯頓將目光投向了蘇格蘭的中心選區中洛錫安郡，格蘭維爾也將該地區視為自由黨聚集能量的地點：中洛錫安郡決戰將是一個「進攻性的舉動，一旦順利，它將聚結極大的力量和能量，效果將是非常顯著的」[118]。中洛錫安郡運動是自由黨在大選之前進行了一場宣傳和鼓動，格萊斯頓在三次演講中，對迪斯雷利為首的保守黨政府的帝國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同時，進一步表達了自由黨的帝國理念，將兩黨的政策差異放在公眾的視野中。如他所說：「政府的責任，特別在外交事務上是平息和穩定人們的思想，不是製造榮譽的假象，虛假的榮譽只能給公眾帶來災難。（保守黨）通過引導公眾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從而鼓勵統治的和有害的精神。（我們認為）應建立一個原則——承認國家間的姊妹情誼、民族平等以及公共權力的完全平等。」[119]
格萊斯頓在第一個講演中指出，英帝國的版圖已經夠大，英國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已經太重，迪斯雷利建立更大的版圖是過於貪婪的表現：「不是我貶低（帝國的）力量，相反，如果我希望打破保守黨人的夢想，那些人總是告訴你們英國的力量之所在，有時他們說為了威望，有時說是為了不斷擴大的帝國，或者依靠跨越海洋的占有地。（我認為帝國）的力量在大不列顛，愛爾蘭也包括在內。」[120]我們擁有了占世界1/4的領土和人口，「我們已經承擔了世界上1/4人類的責任，難道還不能滿足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雄心？它滿足了威靈頓公爵（Duke Wellington）、坎寧先生（George Canning）、格雷勳爵和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爵士；它也滿足了帕麥斯頓勳爵、羅素勳爵，後來也滿足了德比勳爵。為什麼不能滿足——我不想在比肯斯菲爾德爵士和他的同僚們之間製造令人厭惡的區別……為什麼現任政府閣員的野心得不到滿足 」[121]
格萊斯頓認為，迪斯雷利利用帝國提高英國威望的做法完全是建立在軍事手段上的行為，無道德可言。在斐濟和南非，保守黨都是通過戰爭贏得了帝國的版圖：「同樣的行動出現在了南非，他們吞併了德蘭士瓦的領土，那裡居住著自由的歐洲人，基督教徒以及共和的社區……在這個只有8000人有政治權利的地方，據說有6500人反對英國的舉動。」[122]此外，英國又與祖魯人開戰，獲得了他們的領土，「不僅如此，我們似乎還將與祖魯以北的酋長開戰」[123]。「我們將阿富汗撕成了碎片，變成了悲慘的廢墟，摧毀了和平和秩序，增加了東方世界的混亂……我們每一步的前進都必須依靠軍事力量。」[124]對格萊斯頓而言，迪斯雷利所有重建「有形帝國」的行為都是「非正義」的行為，都是侵略行為，完全是為了追求虛無縹緲的帝國實力，試圖利用帝國掩飾軍國主義的本來面目。
在格萊斯頓的第二個講演中，他繼續攻擊迪斯雷利的南非和阿富汗政策：我們的政策應該是「和平、緊縮和改革」，但是「讓我們來看一看南非，那些被我們稱為野蠻人的民族，他們用赤裸的身體對付可怕的、經過改善的大炮以及現代歐洲科學武裝起來的武器，保衛他們自己的土地。他們數以百計和千計地被打倒。但是他們並沒有犯錯，他們帶著忠誠和勇敢為他們的愛國主義信念而戰」[125]。
對於阿富汗，格萊斯頓認為，較之南非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在阿富汗「我害怕你們會看到比祖魯更悲慘的情景。關於阿富汗戰爭的進程，你們只能看到一些官方的記錄，戰爭的許多事實都沒有為英國公眾所了解。……你們已經看到，去年冬天英國軍隊不時地攻擊阿富汗的一個個村莊，結果幾乎所有的村莊都被燒毀。我極力尋找這些部落滅亡的原因，但是，發現這些山區部落並沒有得罪我們。我們追求未來政治的目的，選擇在這些國家建立軍事統治。」[126]
迪斯雷利對於阿富汗政策的公開看法是：「關於阿富汗人我們的困難是什麼？對山那邊發生的事我們得不到任何信息，不了解阿富汗將要做什麼。我們所希望的是看得見，聽得到。我們應該達到我們的目的，使埃米爾像其他文明國家一樣向我們妥協。很多東方國家已經承認我們，他們的首都有我們的大臣和領事（這些都不是我們強求得到的），他們的小鎮有我們的將軍（保衛前線）。在阿富汗，我們必須掃除任何障礙，使我們在了解情況的基礎上處理共同事務。」[127]毫無疑問，迪斯雷利阿富汗政策的目的是完全控制阿富汗，使阿富汗的統治者成為英國政府手中的一張牌，隨時為英國的利益服務。在迪斯雷利的思維中，像阿富汗這樣的國家與英國的關係，根本沒有自由平等可言，它只能是英國東方政策的工具。
迪斯雷利要在阿富汗派大使、將軍以及官員，但是，阿富汗不願意，格萊斯頓給予了解釋：「為什麼阿富汗人嫉妒歐洲居民出現，我們卻覺得很無辜？因為他們了解我們在印度的做法，一旦歐洲居民到來，我們不僅建立大使館，而且將他們變成歐洲國家的工具，最終毀了居住國家的獨立。……阿富汗人是什麼人？他們像你們一樣，也是自由的人，他們也像你們一樣珍惜自由，他們像你們一樣也會為自由獻出生命……」。格萊斯頓對於阿富汗人捍衛自由的行動表示同情：為了保守黨的目的，「1879年1月，印度人和阿富汗人在山頂上作戰，他們起來反抗，村莊被燒成平地；女人和孩子們的自然結果是被驅趕和流浪；被埋葬在雪地。這些事情依我看是恐怖到了極點……」[128]。
在第二次演講的最後，格萊斯頓提醒人們：「記住這些野蠻人的權利（這是我們的稱呼）；記得這些悲慘家庭曾經的快樂；記住阿富汗山區冬雪天的聖潔生活，在神聖的上帝面前，他們與你們是一樣的，是不可侵犯的；記住上帝用共同的血和肉將人類聯繫在一起，而且用愛的法律約束你們。愛不僅在這個島上，也不僅限制在基督教世界，愛傳遍了整個地球，它在不可限量的範圍內擁抱最高貴的和最卑賤的。」[129]
在中洛錫安郡的第三個演講中，格萊斯頓表達了外交政策的原則：「先生們，我首先表明我所認為的正確的外交原則：（1）提高帝國的實力需要公正的立法和經濟……經濟強大是帝國實力和國家實力的基本保證，立法決定了國家的道德基礎。（2）和平的祝福。（3）保持歐洲和諧，聯合的歐洲可以防止任何國家的自私行為。」他說：「共同的行動意味共同的目的，歐洲大國聯合在一起的目的是將共同的利益聯繫在一起。」（4）避免不必要的參與，「如果你參與的事多，不僅不能增加實力，相反降低實力，甚至消除了實力。你事實上是在削弱了帝國，不是增強帝國」。（5）承認所有民族的平等。「你同大多數民族（國家），平等對待，在語言、宗教和血緣上就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必要的時候從他們那裡得到最強大的同情。……但是，如果你認為自己更加優越，比他們都優越，那麼我要說，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討論你的愛國主義，但是你為了國家破壞了尊重別人的基礎，事實上你傷害了你的國家。」（6）英格蘭的外交政策鼓勵熱愛自由，「自由是建立在忠誠和秩序的最牢固的基礎之上，個人性格發展的牢固基礎之上，並且為人類最大程度的幸福」。[130]
在討論外交政策的同時，格萊斯頓批評保守黨政府的東方政策，認為該政策不能維持奧斯曼帝國的完整：「我們的大使們亨利·埃里奧特爵士（Sir Henry Elliott）和奧斯丁·萊亞德爵士（Sir Austin Layard）都認為維持奧斯曼帝國對於我們有至關重要的利益，結果土耳其人認為既然我們有如此的利益，我們不僅不能保護它，而且將它引向與俄國的殘酷的毀滅性的戰爭。」同時，該政策又不能得到斯拉夫人的信任：「我們對斯洛維尼亞（Slovenia）的行動使我們疏遠了他們，我們的名字使他們厭惡。他們曾經願意同情我們，願意信任我們。他們是渴望自由，渴望自治的，沒有侵略的念頭，但是憎恨像俄國那樣的專制帝國。……但是我們所做的一切將他們推向了俄國人一邊。」[131]
中洛錫安的演講是自由黨挑戰保守黨的一場重要的戰役，格萊斯頓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帝國是國家聯合體出於對英國文化的忠誠，在自由貿易的世界中分享經濟利益。帝國的統治只能建立在英國和土著國家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132]因為「現在國家間已經建立起姊妹的情感，平等、獨立，每個國家都建立在合法的保護之下，共同法律適用於每個國家，居住在它的境內，尋求管理自己的事務」[133]。
1886年大選之際，兩黨關於帝國政策的爭論更趨激烈，11月迪斯雷利在倫敦市政廳的演講中打出了「自由與帝國」的口號，格萊斯頓反唇相譏：「為了我們的自由，將帝國強加於其他的人類」就是你們所提倡的自由中洛錫安郡的第二次演講以後，自由黨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其議席上升到353席，愛爾蘭民族主義也得到61席，保守黨從351席下降到231席。有人把格萊斯頓的演講稱為「中洛錫安的政治戲劇」，結果是自由黨再次成為執政黨，新一輪的帝國未來又擺在自由黨人的面前：繼續執行「無形帝國」的政策還是認同保守黨的版圖帝國政策1868—1886年是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之爭的20年，也是英國歷史轉折的20年，英國逐步喪失經濟大國的地位。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政府在外交和帝國政策上的區別表現著這個時期英國歷史的特點，格萊斯頓代表著自由黨人的態度，迪斯雷利則是保守黨外交和殖民地事務的典範。[134]在保守黨人看來，格萊斯頓的「無形帝國」導致外交政策的軟弱，在普法戰爭期間放縱了德國的勝利，使英國喪失了操縱歐洲均勢的能力，俄國利用這個機會，宣布克里米亞戰爭後簽訂的《巴黎條約》無效，進一步說明格萊斯頓政府外交上的無能。
與格萊斯頓不同，迪斯雷利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帝國和外交政策，通過建立一個「有形帝國」提高英國的大國地位。在太平洋英國取得了斐濟，在北非收購了蘇伊士運河44%的股票，在印度為英國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在1880年柏林會議上英國取得了賽普勒斯，擴大了英國在地中海和直布羅陀海峽的優勢。在阿富汗，保守黨政府不惜捲入與阿富汗的戰爭，實現了挽救帝國的理想。總之，保守黨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完成1872年迪斯雷利演講的承諾：「維護帝國的偉大」。
格萊斯頓一直是保守黨的外交和帝國政策的反對者，他認為保守黨追求的是侵略性的帝國政策，與「自由和志願」的帝國聯繫背道而馳。他甚至擔心帝國會變成一個戰爭機器，正是這種軍事的精神成為支撐迪斯雷利東方政策的動力。同時，迪斯雷利本人也經常將帝國的軍事實力掛在嘴邊，他認為數以百萬計的人與我們聯繫在一起，就是因為軍事的實力。從柏林會議回來後，他又說：「人們一定自豪地注視著英格蘭，她的艦船覆蓋在地中海上；人們一定驕傲地注視著英格蘭，因為她的秩序和奉獻，因為她的政府能夠在帝國的每一個地方調動她的軍隊。」[135]
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是19世紀60年代後的風雲人物，他們有著不同的理念，對於宗教有著不同的理解，對帝國問題顯示出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然而他們都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家，他們的觀點都代表當時一部分英國人的立場，因此都有很大市場。「無形帝國」和「有形帝國」看起來完全不同，實際上卻是英帝國不同階段上的各自表現。
【注釋】
[1]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60.
[2]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Co 1868 p.154.
[3]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 1868 p.148.
[4] Ibid.p.151.
[5] Ibid.p.151.
[6]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 1868 p.382.
[7]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 1868 preface.
[8] Ibid.p.407.
[9] Ibid.p.182.
[10]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1868 pp.155—156.
[11] Hilda Neatby French—Canadian N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 J.M.Bumsted ed.Canadian History before Confederation Essay and Interpretations Ontario Irwin—Dorsey Limited 1979 p.198.
[12]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1868 pp.78—79.
[13] Ibid.p.76.
[14] Ibid.pp.78—79.
[15] C.W.Dilke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1868 p.69.
[16] Ibid.p.69.
[17] Ibid.p.407.
[18] Dilke The Problem of Greate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1899 p.697.
[19]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60.
[20] D.S.Landes The Unbounde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21.
[21] W.Woodruff Impact of Western Man 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s Economy 1750—1960 Macmillan 1966 pp.300—302.
[22] W.Woodruff Impact of Western Man 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s Economy 1750—1960 Macmillan 1966 p.104.
[23] Bernard Porter The Lion 's Share A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77 p.77.
[24] W.L.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American Book Supply Co.1931 pp.286—287.
[25] E.A.Walker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p.80.
[26] Richard Koebner and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07.
[27]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23.
[28] Thomas C.Mendenhall Basil D.Henning & Archibales S.Ford ed.The Quest for a Principle of Authority in Europe 1715—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k 1966 pp.286—287.
[29] Ibid.p.287.
[30] Thomas C.Mendenhall Basil D.Henning & Archibales S.Ford ed.The Quest for a Principle of Authority in Europe 1715—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k 1966 p.287.
[31] T.E.Kebble Selected Speeches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sconfield II London Macmillan 1882 p.521.
[32] W.F.Monypenny & G.E.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II London John Murray 1912 p.478.
[33] Ibid.p.268.
[34]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22.
[35]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einemAnn 1966 p.26.
[36] Carlyle Heroes and Hero—Worship London Everymans Libr 1814 p.362.
[37]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Everymans Libr 1843 p.155.
[38] Ibid.p.257.
[39] Herman Merivale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841 p.90.
[40] 密爾：《代議制政府》，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46—247頁。
[41]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III p.34.
[42] Hansard CCXII 193.25 June 1872.
[43] Richard Koebner and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2.
[44]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III p.35.
[45] Hansard CCXXI 1264—1291 4 August 1874 Annexation of Fiji.
[46]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III p.35.
[47] 漢娜·鄂蘭：《帝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第41頁。
[48] E.H.Damce The Victorian Illusion London Macmillan 1928 p.164.
[49] J.A.Williamson A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43 p.200.
[50] C.W.De.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Longman 1941 p.10.
[51] P.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31.
[52] Gladstone to Kimberley Oct 26 1871 letter book copy see P.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31.
[53]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83 London & NewYork Longman 1984 p.49.
[54] G.McC.Theal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1873—1784 London Longman 1917 p.247.
[55] W.F.Monypenny & G.E.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VI London John Murray 1910—1920 p.414.
[56] C.W.De Kiewiet The Imperial Factor in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37 p.217 see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668.
[57]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671.
[58] G.E.Buckle The life of Disraeli II London John Murray 1912 p.476.
[59] G.Brandes Lord Beasconsfield London Longman 1879 p.358.
[60] Koebner Richard & Schmidt Helmut Dan.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31.
[61]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na 1977 p.98.
[62]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81.
[63]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84.1867— 赫迪夫是1914年間土耳其蘇丹授予埃及執政者的稱號.
[64] Koebner Richard & Schmidt Helmut Dan.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5.
[65] Ibid.
[66] Richard Shannon The Crisis of Imperialiam 1865—1915 London Macmillan 1917 p.117.
[67] S.E.Morison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Vol II p.158.
[68]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86.
[69] Koebner & Helmu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7.
[70]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62.
[71] Koebner Richard & Schmidt Helmut Dan.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7.
[72]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63.
[73] To Lady Bradford January 20 1876 see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62.
[74] Punch 26 Feb 1876 p.74 see Koebner Richard & Schmidt Helmut Dan.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20.
[75] Punch 4 March 1876 p.82 see Koebner Richard & Schmidt Helmut Dan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20.
[76] A.P.Thornton For the File on Empire London Macmillan 1966 p.136.
[77]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bur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21 p.72.
[78] W.F.Monypenny & G.E.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V London Murray 1910—1920 p.434.
[79] Maurice cowling Lytton the Cabinet and the Russians August to November 1875 English Histortical Review lxxvi 1961 60—79.
[80] James 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65 p.191.
[81] Hansard 9 February 1871 vol 204 84.Michael Willis Galdstone and Disraeli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Cambridge New York Port Chester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0.
[82] Hansard 9 February 1871 vol.204 104—105.Michael Willis Galdstone and Disraeli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Cambrid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0.
[83]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74.
[84] Ibid.
[85]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75.
[86] Ibid.p.577.
[87] Ibid.p.578.
[88] Hansard 11 August 1876 vol.231 1145.Michael Willis Galdstone and Disraeli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Cambridge New York Port Chester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7.
[89] G.E.Buckle ed.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Vol II London Murray 1930 p.964.
[90] Richard Koebner &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28.
[91]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598.
[92] R.T.Shannon Gladstone and the Bulgarian Agitation 1876 London Macmillan 1963 pp.110—112.
[93] Hansand CCXXXIV 408—414.
[94] Hansand CCXXXIV 646-/771.
[95] Letter from Salisbury to Lord Lyton 9 March 1877 see Lady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vol II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21 p.130.
[96] 迪斯雷利獲封比肯斯菲爾德勳爵。
[97] Hansand CCXXXIV 646-771.
[98] T.E.Kebble Selected Speeches of Benjamin Disrea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882 p.177.
[99] T.E.Kebble Selected Speeches of Benjamin Disrea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882 p.179.
[100] Ibid.p.179.
[101] Ibid.pp.213—214.
[102] Lady G.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II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21 pp.213—229.
[103] Ibid.p.258.
[104] A.J.P.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12.
[105]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三卷，1871—191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106] E.Hertslet The Map of Europe by Treaty IV London Macmillan pp.1464—1465.
[107] Robert Blake Disreali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p.607.
[108]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三卷，1871—191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頁。
[109] Rene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p.175.
[110]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三卷，1871—191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46—47頁。
[111] Rene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3 p.212.
[112] Richard Koebner &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41.
[113] T.E.Kebble Selected Speeches of Benjamin Disrea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882 pp.179—202.
[114] Richard Koebner &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46.
[115] Ibid.
[116]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ptember 1878 see Michael Willis Galdstone and Disraeli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Cambridge New York Port Chester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94—95.
[117] Richard Koebner &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47.
[118] E.J.Feuchtwanger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1989 p.190.
[119] M.R.D.Foot ed.Medlothian Speeches 1879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7.
[120]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 I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46.
[121] Ibid.p.47.
[122] Ibid.p.48.
[123] Ibid.pp.48—49.
[124]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 I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91.
[125] Ibid.p.48.
[126] Ibid.pp.91—92.
[127] T.E.Kebbel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 London Cassell 1907 p.244.
[128]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 II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p.290 294.
[129]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 I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94.
[130]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I November and December 1879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p.115— 117.
[131] W.E.Gladstone Political Speeches in Scotland vol.I November and December 1879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880 p.121.
[132] Eugenio F.Biagini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85.
[133] W.E.Gladstone Midlothian Speeches 1879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R.D.Foot rd 1971 3speech 27 Nov 1879 p.128.
[134]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 1901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Ltd 1973 p.207.
[135]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8 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