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鞏固印度

  建立南非聯邦的失利，並沒有改變迪斯雷利政府重建帝國的信心。迪斯雷利一直把鞏固東方帝國作為追求的目標，他認為：英國的利益在歐洲，而英帝國的利益根深蒂固於亞洲。1866年，迪斯雷利在給德比伯爵的信中寫道：「我們必須在亞洲行使權力和影響，然後轉移到東歐和西歐。我們還必須繼續對付不能控制的殖民地。」[58]迪斯雷利的意圖是先建立一個東方帝國，以此為資本逐漸向歐洲滲透，不僅有了與歐洲各國抗衡的資本，而且可以保持英國的霸權。他在印度創造了「神話」，成為「不列顛的神奇人物」[59]。迪斯雷利的傳記作家寫道：迪斯雷利「提高了大不列顛在世界上的聲譽，並形成了完整的帝國理論。這一理論雖然一度遭到格萊斯頓的反對，但是，逐漸成為大不列顛、自治領甚至整個帝國都接受的觀念」[60]。

  

  亞洲的印度一直對英帝國有著特殊的重要性，19世紀中期，印度接納了英國全部出口的1/5產品，而且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投資場所。1870年英國在印度的投資達到了2.7億英鎊。同時，印度還通過出口它的剩餘產品控制遠東的貿易，有「英國王冠上的鑽石」的稱謂。從軍事上看，印度是英國在東半球最大的軍事基地。在19世紀的不同年代裡，印度軍隊被用來作為英帝國在中國、波斯、衣索比亞、埃及、阿富汗、緬甸、蘇丹、烏干達和新加坡等地的駐軍。從地理位置上看，印度一直是英國與俄國在亞洲爭霸的基地。印度的存在始終牽制俄國在亞洲的擴張以及在地中海的行動。保住印度，就保住了英國在亞洲的利益；保住印度，就限制了俄國；保住印度，就保證了帝國的軍隊。正是因為印度的特殊重要性，它始終「支配著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和帝國觀念」。

  在保衛東方帝國的政策中，迪斯雷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為了得到印度通道，迪斯雷利通過融資購買了蘇伊士運河；為了增進印度人對帝國的感情，使印度土邦王公馴服，將英國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為了保證印度外圍的安全，建立保衛印度的屏障，不惜發動與阿富汗的戰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開創了海運史上的新時代。這條連接地中海和紅海的運河，一下子縮短了西歐通往印度和遠東的距離，使得貨物運輸變得更加快捷、廉價，並為英國迅速調遣在印度的軍隊和艦船提供了方便。「沒有任何國家像英國那樣從運河中獲得更多的利益。」[61]英國到印度的路程縮短了幾千英里，運輸時間減少了幾個星期。1875年蘇伊士運河4/5的運輸由英國提供，儘管英國人仍然在利用開普航線，但是運河運輸了英國進出口貨物的1/10。更重要的是，運河的戰略意義比商業意義更大，一旦印度再次出現大起義或者印度遭到俄國的進攻，蘇伊士運河將為英國快速調兵遣將提供方便。如凱爾斯在信中對迪斯雷利說：「現在是運河和印度，而不再單獨是印度。如果印度代表密碼的任何數字，運河就是一個單位，它使這些密碼變得有價值。」[62]

  蘇伊士運河在有益於商業活動的同時，也導致了歐洲力量在地中海和中東的重新分配。首先，蘇伊士運河增加了地中海通往東方航路段的重要性，使俄國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野心膨脹。60年代蘇伊士運河開通前，奧斯曼土耳其一直是英國通往印度的必經之地。

  1853—1856年，英國為了保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生存，與法國一道同俄國進行了克里米亞戰爭，並在黑海摧毀了俄國的軍事實力。蘇伊士運河為俄國帶來新的希望，俄國想占領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大國，進而征服奧斯曼帝國，將勢力延伸到南部的印度洋地區。英國當然不能容忍俄國海軍在中東地區的擴張，一旦這些地區與已經屬於俄國的中亞相連，將直接威脅印度的安全。因此，蘇伊士運河的利益直接關係到東方帝國的利益，英國對它的歸屬決不能等閒視之。

  其次，蘇伊士運河加劇了英國與法國之間的爭奪。法國與中東地區的貿易從中世紀就已經開始。法國在埃及的特殊利益可以追溯到1798年拿破崙時代。埃及總督賽義德（Said Seyyid）統治時期，法國人從他那裡獲得了蘇伊士運河的開鑿權，法國至少取得了運河的一半控制權，占有運河公司56%的股票，這個優勢不僅有助於法國勢力在埃及的滲透，而且可以限制英國在東方的貿易。因此，控制蘇伊士運河直接關係到英帝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英國不能聽任法國的擺布。

  1875年埃及政府面臨巨大經濟壓力，急需一筆資金償付所欠貸款的利息，遂決定出售44%的運河股票。迪斯雷利及時利用了埃及的財政危機，決定籌資400萬英鎊與法國爭奪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法國的兩家公司由於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很難籌集到如此大額的款項，只好放棄了爭奪。相反，英國政府直接插手，並利用商人的支持，很快就籌措到足夠的資金，獲得了44%的運河股票權。成功收購蘇伊士運河後，1875年11月24日，迪斯雷利充滿自豪地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了熱情洋溢的信：

  蘇伊士問題已經搞定，現在它屬於您了。法國人被我們擠出了局。他們花費了許多努力，甚至以高利息貸款，這些條件是他們提供給埃及政府的。赫迪夫已經處於絕望的邊緣，他為陛下的政府提供了購買運河股票的機會，從前他永遠不會接受這樣的購買條件。400萬英鎊，我們幾乎是一下子搞定。只有一個公司能夠做這件事情，商人們的行為表現得令人尊敬，他們向我們提供了低息貸款，赫迪夫的利益現在完全是您的了，陛下……。[63]

  購買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是迪斯雷利構建東方帝國的一件大事，是保守黨建立「有形帝國」的一個突出表現，正如當年的《愛丁堡評論》所評論的：「很顯然，在指導一個大帝國的政策方面，單純的經濟考慮必須讓位於巨大的國家利益。」[64]

  成功購買蘇伊士運河也是英國外交的一個勝利。迪斯雷利政府把購買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與英國的外交政策聯繫在一起。1876年2月，在下院舉行的辯論會上，一個議員做了這樣的發言：「儘管政府中有人對購買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持反對態度，但最後的結果將證明這對英國是有利的。政府這種大膽的行動，加強了英國的地位和帝國的尊嚴。」[65]

  控制蘇伊士運河為英國在與歐洲大國的爭霸中找到了一個支持點，不僅限制了俄國在地中海的擴張，保證了埃及的安全，而且抑制了法國在埃及的力量。同時，也是對俾斯麥「英國再也不是一個大國」的預言給予有力的還擊。[66]迪斯雷利以其製造的轟動效應得到了後人的評價：「這對後輩來說是值得稱頌的，他在公共事務中盡心盡力，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用自己的智慧贏得別人的尊重。」[67]

  購買蘇伊士運河的成功還為英國日後帶來了極大的經濟收益，證明這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到1895年，英國政府每年收到赫迪夫20萬英鎊的抵押金；同年，英國從運河股票的分紅中得到了69萬英鎊。到1901年，分紅達到了88萬英鎊。在1898年股票市場價達到了2400萬英鎊，與當時購買的400萬相比，平均每年增長了200萬英鎊。1914年前，運河的股票價值已經達到了4000萬英鎊。[68]

  迪斯雷利鞏固東方帝國所創造的第二個神話，是將英國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Indian Mutiny）後，英國改變了對印度的管理，取消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的各種特權，印度成為直接由英國王室和議會控制的皇室殖民地。同時，英國政府廢黜了印度莫臥兒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太子，英國長期統治印度的事實得到了名義上的承認：英王成為印度的最高統治者和印度土邦貴族的最高宗主。為了加強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調節英國駐印度政府官員與印度民眾之間的矛盾，鞏固東方帝國的地位，迪斯雷利提出，作為大英帝國象徵的英國女王，又是印度的最高首腦，她有必要擁有一個東方式的稱號。他說：東方式的稱號才能顯示大英帝國的「輝煌和尊嚴」[69]。

  在印度，土邦貴族熟悉的是「皇帝」或「女皇」這樣的稱號，認為東方式的稱呼是對本民族習慣的尊重。如果英國女王有一個東方的稱號，印度的土邦王公會認為，他們效忠的是印度首腦，而不是一個遙遠國度的統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女王的東方稱呼可以在心理上安慰和滿足印度人。對英國人來說，印度一直被他們視為印度帝國，是英帝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要為女王尋找一個東方式的稱號，表明宗主國可以延伸到亞洲次大陸是相當困難的。在女王的東方稱號問題上，東西方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差異表現得極為明顯：西方人習慣把帝國的統治者稱為「皇帝」或「女皇」，而東方國家的最高首腦都使用這一稱號。由此類推，將英國女王加冕為「印度女皇」似乎既符合邏輯，又適合東方人統治的特點。然而，一向標榜「生而自由的英國人」，在思想和心理上都不願接受女王的東方女皇稱號。他們常常將皇帝或女皇的稱號與獨裁、專制、暴政聯繫在一起。一旦提到皇帝，英國人想到的就是羅馬帝國的暴君、拿破崙三世的獨裁統治和德意志或沙皇俄國的專制政府。如羅伯特·布萊克所指出：「建議女王加冕印度女皇的要求是印度民族大起義以來最懸的一件事。」[70]

  為了獲得議會的批准，迪斯雷利把女王加冕與英帝國的利益聯繫起來，試圖以帝國情感來打動英國議員。他提出英國人應將民族和種族為基礎的帝國情感移植到印度的土地上，希望盎格魯-撒克遜人從種族帝國中走出來，放眼更大的帝國版圖。同時，他認為，女王加冕法案的通過還有利於印度的穩定，可以安慰印度土邦貴族和印度人：「使他們感到存在已久的感情和不斷增加的力量以及我們保衛印度帝國的決心。」[71]

  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一度動搖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人們對印度起義記憶猶新，迪斯雷利利用了人們對英國穩定統治的持續性的理解。此外，民族大起義之後，俄國加強了對中亞的滲透，直接威脅印度的安全。俄國實力的增強表明沙皇是歐洲最有威力的統治者。既然沙皇是皇帝，為什麼英國女王不能是女皇？同時，女王加冕也是印度王公的良好願望，英國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在印度建立一個貴族階層，使他們變成女王的御用工具，如索爾茲伯里在給迪斯雷利的信中所述：「那裡的貴族勢力是否強大是有疑問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得到他們良好的願望和合作精神，不但能給英國人一個交代，而且可以安慰我們以赤裸裸的刀劍對付的、印度正在成長的貴族階層。」[72]

  但是，迪斯雷利的努力並沒有一下子改變英國人對「皇帝」和「女皇」稱號的偏見。在議會辯論中，輝格黨人羅伯特·洛首先對「國王」、「女皇」和「帝國」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他說：傳統的皇帝概念是違背英國憲政精神的，其理由在於皇帝的地位高於法律，而國王必須服從法律。對於「帝國」概念的疑問，他說：英國作為一個殖民大帝國是不可迴避的事實，英帝國的存在並沒有導致「皇帝」或「女皇」的出現，為什麼印度領地必須有一個特殊的稱號經過激烈的爭論，議會最終通過了女王加冕印度女皇的法案。英國議員能夠放棄傳統的觀念，接受一個不願接受的「印度女皇」的稱號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女王本人有意於東方式的稱號，她認為這是提高英帝國地位的一個契機。迪斯雷利在1月7日的信中說：「女王希望得到印度女皇的稱號。」[73]議員們最終讓步是出於對女王本人的尊重。第二，迪斯雷利利用政治技巧，淡化了「女皇」的概念，將英帝國與「女皇」區別開來。英帝國只有女王，她擁有許多的領地。「女皇」僅僅是一個地方的稱號，只有印度才有女皇。印度女皇的稱號不會給英國和英帝國帶來負面的影響，英國人仍然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同時，在議會討論的過程中安排了特別的程序，將女皇加冕的議案放在女王的講話中，暗示這是女王本人的要求。第三，議員們把女王的加冕看成印度更加歸順的標誌，印度的帝國熱情值得英國人對女皇稱號妥協。

  女王加冕印度女皇后，英國的報紙雜誌和大眾對這個稱號表示了不滿的情緒，反對的呼聲不絕於耳，1876年3月的一本雜誌上出現了這樣的詩句：

  讓帝國的稱號遠離，

  留給羅馬的君主；

  英國人心中的女王，

  加冕為東方領地的女皇，

  保留稱號與國家安寧，

  誰與印度女皇同樣偉大[74]

  人們質疑女皇加冕的根本原因還是出於對皇帝、女皇稱號的專制或獨裁意味的不滿。當時的報紙上還出現了反對皇帝的言論：

  年復一年被詛咒的稱號，

  自始至終地存在，

  它是最壞君主的聯想，

  我們從不認為他至高無上。[75]

  英國人對加冕法案的抵制，使維多利亞女王感到非常震驚，她一方面聲稱：「女王和她的議會絕對不會為這些謠言和恐嚇所屈服。」另一方面又指示傳記作家西奧多·馬丁在報紙上向人民解釋，女皇稱號對英國的憲政制度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印度女皇僅僅是女王作為印度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加冕的目的無非是選擇一個符合東方習慣的稱號，印度女皇的地位永遠不會高於不列顛女王或國王。

  維多利亞加冕印度女皇是英帝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既表明了印度在帝國的地位（稅收的來源、原料產地），又喚起了英國人對殖民地的熱情（說它是傳播文明的前沿、建立英國制度的實驗場等等），同時也密切了女王與首相迪斯累利的關係，保證了保守黨作為「帝國黨」重建帝國政策的事實。

  印度外部的安全也是帝國政府長期關注的問題。從戰略上看，印度的前沿延伸到波斯、紅海和馬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雖說在海上不存在威脅，但在陸上被弱小國家包圍，很容易讓歐洲列強特別是俄國插手。長期以來，英國一直將阿富汗視為印度安全的緩衝地帶，俄羅斯向中亞擴張的最前線也只能是阿富汗，否則印度的利益就會受到威脅。因此，雙方在阿富汗的爭奪從19世紀30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俄國特使與喀布爾方面取得了聯繫。1839—1842年第一次阿富汗戰爭後，俄國人保持了長期的沉默。在印度民族大起義期間，印度總督戴爾豪斯勳爵（Lord Dalhousie）與阿富汗埃米爾道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簽署條約，規定：阿富汗不得以任何理由參與印度民族起義，此舉被認為是總督的「無作為」，戴爾豪斯的阿富汗政策遭到了批評。

  印度民族大起義以來，英國對印度的西北邊境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一派提倡「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該政策的支持者認為，只有當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能夠與印度保持一致時，印度的西北邊界才能真正安全。如果阿富汗不能保持與印度的一致，英國應極力推進「前進」政策，將阿富汗變成保護印度的屏障。另一派以約翰·勞倫斯（John Lawrence）為代表，認為印度河是印度的天然疆界，英國不必理睬周圍野蠻的部落，除非他們有越過邊境的活動。因此，在阿富汗問題上，當新埃米爾謝爾·阿里（Sher Ali）接位後，勞倫斯既不與他簽訂任何條約，也不給予任何資助和保證。

  19世紀60年代中期，俄國在中亞的活動頻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省份，到1876年，俄國領土範圍已經接近阿富汗北部邊界。阿富汗一直被認為是印度的門戶，有「印度花園的保護牆」之稱。[76]印度的西北邊界是帝國防衛最薄弱的地區，一旦俄國向阿富汗擴張，必然加重英國防線的壓力。同時，英國擔心俄國人煽動長期孕育民族情緒的印度人，從而引發印度新的危機。阿富汗的歸屬成為英國東方帝國安全的重要因素。為了帝國的利益，英國不會坐視俄國在印度西北邊界，尤其是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索爾茲伯里將俄國在阿富汗的行動看成「使阿富汗重新依靠我們」的行動。[77]

  早在1839—1842年，英國政府曾經試圖將阿富汗置於其控制下，但是，第一次阿富汗戰爭失敗以及印度西北部邊界的相對安全，使英國暫時放棄了控制阿富汗的計劃。隨著俄國不斷向中亞擴張，逐漸染指阿富汗，英國保守黨政府認為，必須對阿富汗進行直接控制以確保印度帝國的安全。與此同時，阿富汗的阿里在英俄之間搖擺不定，堅定了英國政府「前進」的決心。所謂「前進」政策是指不斷推進，爭取獲得對印度最有利的形勢，並利用最小的危險和代價掌握阿富汗的控制權，徹底打破俄國利用阿富汗通道進入印度的幻想。

  70年代後，俄國改變了行動計劃，並開始向中亞進一步擴張。1870年，俄國與阿富汗埃米爾進行談判，埃米爾擔心俄國的要求過度，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他希望英國政府在他受到俄國進攻時給予幫助。當時的印度總督諾思布魯克勳爵（Lord Northbrook）同意簽署條約，但遭到了格萊斯頓政府的印度大臣的反對。

  迪斯雷利1874年任首相後，任命李頓（Lytton）為印度總督，並指示他儘量防止阿富汗國王成為俄國沙皇的御用工具。英國首先對阿富汗國王進行謹慎的說服，希望他同意英國在阿富汗派駐使節，以「保衛國王，加強警戒」[78]。李頓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說服阿里接受英國在喀布爾派駐永久特使，但是，阿里不願背離與俄國聯繫的舊政策，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同時，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中英國支持土耳其，惡化了英俄關係。因此，俄國也極力拉攏阿里，擴張在中亞的地盤，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利益。在俄國的誘惑下，阿里批准俄國特使進入喀布爾，並與他簽訂了條約。俄國的行動被英國人看成對英國派兵至馬爾他的報復，也是對英國的挑戰，將給印度帶來嚴重的後果。

  在兩年的時間裡，李頓幾乎沒有進展，一方面，埃米爾搖擺不定；另一方面，李頓害怕英國捲入與俄國的戰爭，不敢採取強硬措施。1878年7月俄國特使來到了喀布爾，這件事為李頓行動提供了藉口，他要求埃米爾驅趕俄國特使，接受英國特使。

  阿富汗的局勢直接關係到英國與俄國的關係，倫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是把它作為一個純粹的印度問題還是向彼得堡發出一個外交的抗議 [79]內閣起初認為，無須通過外交部與俄國進行交涉，這個決定使李頓誤以為內閣同意了他的方案。 8月19日，英國政府通過外交部照會彼得堡，迪斯雷利和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希望等到彼得堡的答覆後，再給李頓權威性的指示。9月13日，李頓接到倫敦的指令：在得到彼得堡的照會答覆前，不得採取任何行動。但是，李頓未經迪斯雷利的同意，就命令英軍蘭斯軍團進入阿富汗，結果又退了回來。這次英軍的冒險行動，導致了印度邊界危險局勢的產生。1878年11月，迪斯雷利對阿富汗宣戰，羅伯茨將軍（Roberts）率三路兵馬打敗了阿富汗軍隊。阿富汗國王阿里逃亡俄國，於1879年春天去世。英軍占領喀布爾後，將阿里的兒子立為王位繼承人，並與他簽訂了條約。根據條約，新國王同意英國在喀布爾派駐特使，承認英國對阿富汗外交政策的控制權。

  在英國特使進入阿富汗兩個月後，1879年9月，阿富汗新埃米爾又玩起「雙重遊戲」[80]，而英國特使路易斯·查維格納里爵士（Sir Louis Cavagnari）和他的同事被殺。英國軍隊藉機採取行動，羅伯茨勳爵和唐納德·斯坦伍德勳爵（Lord Donald Stanwood）率領英軍分別占領喀布爾和坎大哈（Kandahar），把埃米爾雅可布押往印度。這次行動抑制了俄國在中亞的推進，暫時維護了印度的安全。

  印度作為英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英國經濟利益的保證，而且是鞏固英國東方地位的重磅砝碼，同時，也被視為英國傳播文明的場所。因此，印度的經濟支撐作用、戰略地位以及英國人擁有的心理優勢是保守黨人印度政策的底氣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