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愛爾蘭宗教和土地改革

  1868年，以格萊斯頓為首的自由黨上台，他首先提出：「我的使命是安慰愛爾蘭。」[118]在第一屆首相任內，格萊斯頓採取了三項措施安撫愛爾蘭，被稱為「愛爾蘭政策的支柱」，它們是1869年的《教會法》（ The Irish Church Bill），1870年《土地法》（ The Irish Land bill）和1873年的《大學法》（The Irish University Act）。

  愛爾蘭的宗教問題由來已久，英國政府將英國國教規定為愛爾蘭的官方宗教，國教會享有各種特權。但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徒遠遠超過了國教徒，「國教在愛爾蘭是一股不相稱的力量」[119]。據19世紀60年代的人口普查統計，在愛爾蘭的532.5萬人口中，羅馬天主教徒達450萬人，英格蘭國教徒僅為70萬人。這些新教徒絕大多數居住在愛爾蘭北部，萊因斯特占11%，莫斯特占5%，康諾特占4%。[120] 1844年，迪斯雷利稱愛爾蘭的教會是「一個另類的教會」[121]，把天主教看成愛爾蘭的一個痼疾。愛爾蘭與英國正式合併以後，愛爾蘭的議員有出席威斯敏斯特議會的權利，暫時平息了愛爾蘭人的情緒。但是，愛爾蘭絕大多數人口為天主教徒的事實，以及英國國教在愛爾蘭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不平衡關係成為愛爾蘭社會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格萊斯頓雖然是一個虔誠的國教徒，但並不認為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必須永遠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是認為，不同的宗教派別應該具有同等的待遇。1868年12月，他公開表示：「我們的三大目標是擁有蘇格蘭長老會、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不從國教者和愛爾蘭的天主教會。」[122]

  為了安撫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格萊斯頓的辦法就是廢除英國教會在愛爾蘭的國教地位。

  自由黨的愛爾蘭政策遭到了多方人士的反對，在《解除愛爾蘭國教法》（the Irish Disestablishment Bill）頒布之前，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就斷言：「自由黨人正在嘗試解除愛爾蘭國教會的權力，認為這不是理性和正義的權力。」[123]迪斯雷利對解除愛爾蘭國教法表示了不滿：「我們曾經合法地沒收了天主教的財產，現在我們背叛了我們的初衷，我們正在摧毀我們自己的（國教）教堂。」[124] 1869年2月8日，「愛爾蘭教會法」在內閣進行討論，爭論的焦點在於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以及國教財產的使用。由於英國國教會的財產已經是牧師們正常生活使用的建築、土地、教會附屬地和教會附屬房屋，那麼，所需要爭論的只是國教會的金錢分配。最後的解決方案是把這筆錢用於幫助貧困的人和解決其他的經濟問題。下院二讀後，法案以368∶250票的多數獲得通過，格萊斯頓稱這個結果為「引人注目的歷史性的分水嶺」[125]。

  5月，上院完成了二讀，但是上院與下院產生了分歧。當上院提出修改意見時，下院不僅沒有按照上院的意思修改法案，反而原封不動地又提交給上院。上院認為下院蔑視上院的權威，而且堅決反對由於愛爾蘭法案而形成一個新原則：上院必須為滿足下院的要求而主動讓步。但是，在上院的二讀中，托利貴族並沒有團結起來，他們只是對國教財產的處理進行了修改。雖然兩院對法案的修改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但是自由黨的格萊斯頓、格蘭維爾，保守黨的索爾茲伯里（Salisbury），以及坎特伯雷和約克大主教進行三方協商，幾方都做出讓步，保證了法案的通過。最終的妥協重新安排了被沒收的國教會財產的使用方法，將沒收的財產分成三份，一份救濟窮人，一份解決經濟問題，一份（至少有300萬英鎊）留在教會。[126]

  1869年5月31日《解除愛爾蘭國教法》得到了英國議會的批准。格萊斯頓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平衡：英格蘭國教不再是愛爾蘭的官方宗教，大多數的國教財產被沒收，其中一部分捐獻給學校和醫院，一部分用來作為那些被解除職位的牧師和其他教職人員的生活費用。同時，該法又體現了格萊斯頓追求的自由理想，他說：「只有現在，通過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愛爾蘭應該向所有的自由國家一樣，根據大多數人的意志來實行統治，而不是服從少數人，從屬於三個王國作為一個整體所必需的憲法。」[127]

  在理順了愛爾蘭的宗教關係後，格萊斯頓必須面對愛爾蘭的土地問題。在英格蘭人入侵愛爾蘭之前，愛爾蘭農民受到傳統習慣的保護，根據習慣權利，租佃者只要交納地租，其使用土地的權利就不能被剝奪。佃戶離開租地時，還可以把這種權利轉賣給他人。英格蘭殖民者大舉入侵愛爾蘭後，愛爾蘭傳統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壞。英王通過沒收愛爾蘭人的土地，使英格蘭貴族成為愛爾蘭的大地主，不少新地主不生活在愛爾蘭，將土地委託給中間人管理，通過出租土地賺取利潤。18世紀，英格蘭出台新規定：禁止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購買土地，禁止天主教徒租用土地30年以上，此舉進一步剝奪了愛爾蘭人擁有土地的權利。通常新地主不投入資金，也不改善農場；愛爾蘭未能進行工業化，導致愛爾蘭幾乎沒有任何工業部門，所有的人都以土地為生。隨著人口增加，農場競爭更加激烈，地主利用佃農對土地的迫切需要，可以得到過高的租金。長期使用的土地由於得不到改良，地力不足，加重了租地者交納租金的困難，英格蘭地主管理土地的唯一方式就是驅趕交不起地租的農民。一旦被驅逐他們將失去對土地的所有投資，如密爾所述：愛爾蘭的佃農是世界上唯一的群體，他們自己的勞作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質量。[128]

  隨著自由貿易時代的來臨，土地進入自由交換的時代。但是，愛爾蘭的農民過分貧困，根本就無法與買主討價還價，一旦出售了土地，他們就淪為被奴役的人。英國政府在處理愛爾蘭事務時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清除」佃戶，所謂「清除」實際上就是驅逐。1845—1847年的饑荒，100萬人死於飢餓，200萬人移民海外。原來持有6萬平方米以下土地的農民為70萬人，饑荒之後下降到30萬人。同時，愛爾蘭1/3的地主也被饑荒毀了。為了有利於處理破產地主的土地，羅素政府頒布了《妨礙地產法》。購買土地的新地主大多為愛爾蘭的有錢人，他們只顧土地上的收益，將好土地變成牧場，壞土地租給佃農；新地主對佃農根本不關心，按時繳納租金是佃農留在土地上的唯一條件。在10年的時間裡，20萬人被驅逐出農場。[129]如艾薩克·巴特所述：「由於佃農微薄的生存能力，他們不得不依賴地主的意願，地租徵收不尊重經濟規律，而是根據地主盤剝的需要以及佃農最大的支付能力。」[130]

  愛爾蘭佃農的利益受到損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保護佃農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但是，英國政府害怕妨礙英格蘭地主的利益，認為「海峽兩岸利益存在的基礎是相通的」，「那些試圖侵犯一邊地主財產的人將很快引起另一邊同樣的侵犯。」[131]事實上，英格蘭土地法和愛爾蘭土地法並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只是經營土地的條件不同。愛爾蘭通常的情況是：地主的人數很少，卻擁有很大的地產；佃戶很多，大多只租種很小的土地，佃戶不可能與地主討價還價。那些急需土地的人們就等在交不起地租的人們的後面，一旦誰不能交租，另一個租佃者立即取代他，地主根本不需要擔心土地沒有人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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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愛爾蘭占地超過40萬平方米的農場僅占5%，其餘95%中，1/6擁有20萬平方米以上的土地，4萬、8萬、12萬平方米的農場隨處可見，甚至4000平方米的農場也不罕見。[132]另一方面，愛爾蘭佃戶認為，他們應擁有對租用土地的財產權，而且這個權利必須在他們的租金中得到反映。這樣的要求產生了與英格蘭土地財產權不同的解釋：愛爾蘭地主只能擁有徵收公平和公正地租的權利；佃戶們在土地上的財產權應保證他們得到土地分紅的權利（儘管這一權利正在逐漸削弱），而且土地財產權可以傳給繼承人，同時，他們有權出售所擁有的部分。如果租期為一年，佃戶就獲得一年對土地的財產權，地主無法干涉。總之，愛爾蘭的農業是由習慣法來支配的，而不是由寫下來的合同來決定。「愛爾蘭佃農大多數生活在現金支付的制度以外。」[133]

  1846年英國取消了「穀物法」以後，這種情況日趨嚴重，引起了愛爾蘭人的激烈反抗。為了緩解英國土地與愛爾蘭租佃者的矛盾，格萊斯頓希望用土地立法平息愛爾蘭人的憤怒，給予他們租佃的安全保護和公平的租金，在結束和改變租佃關係時，給予一定數量的經濟補償。但是，英格蘭和愛爾蘭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使這一問題變得複雜。一方面是「諾曼」的財產觀念，另一方面是「凱爾特」人的傳統租佃權觀念。前者以約翰·布萊特為代表，要求國家通過收購地主的土地，將佃農轉變為農民。但是，此舉不僅與愛爾蘭的習慣完全相悖，而且將政府放到一個尷尬的位置上，格萊斯頓當然不能採納布萊特的建議，他在1869年5月22日給格蘭維爾的信中說：「布萊特的計劃不僅使政府承擔對納稅人的責任，而且把政府放在一個可笑的位置上，因為地主可以收到比平均地租更高的地租，而付款的是所有的納稅人。」[134]後者以愛爾蘭地主為代表，他們是土地的既得利益者，擔心財產的安全，反對國家收購土地，提出一旦在愛爾蘭以收購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將成為英格蘭土地改革的先例（英格蘭地主害怕愛爾蘭改革在英格蘭引起連帶反應，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許多固守原則的激進派也不支持建立農民土地制度，主張用法律手段來保證愛爾蘭土地習慣法。為了尋找更適合解決愛爾蘭土地問題的辦法，格萊斯頓不得不在這兩種觀念中做出自己的選擇。1869年9月17日，格萊斯頓將愛爾蘭和英格蘭的土地租期以及經營和管理情況進行了比較：[135]

  事實上，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地主和佃農對土地管理的差異並不是很大，因此，格萊斯頓最終選擇了對愛爾蘭土地租佃習慣的妥協，既不會過分損害愛爾蘭地主的利益，又使英格蘭國內的土地制度得到安全保證。他認為這是取得地主與佃戶「自然」關係的必要步驟。1870年2月15日，《愛爾蘭地主與佃戶法》被提交下院。杜佛林勳爵說：「這個國家除了格萊斯頓以外，沒有人會推出這樣的法案，它將其革命性掩蓋起來，對那些利益相關的階級也未引起很大的震動。」[136]

  保護土地租佃權利和對該權利的補償是《愛爾蘭地主與佃戶法》的主要內容，該法規定：「北愛爾蘭佃戶習慣權利是法定的權利，北愛爾蘭的任何租地如已證明系由愛爾蘭佃戶習慣權利支配，該佃戶的習慣權利應按法令規定的方式履行。」補償條款涉及兩個方面，其一，「無論何處，凡根據本法令通過後建立的租佃關係而擁有土地的佃戶，如不受愛爾蘭習慣法的保護，其租地如由於地主的行為受到侵犯，只要法庭認為恰當，他應有權因此種損失——法庭需查明其損失確係由於離開租地造成的——向地主要求賠償」。其二，「任何租地的佃戶，在他離開他的租地時，如受不到愛爾蘭土地習慣法的保護，就他和他前輩佃戶在其租地上的一切改善設施向地主要求賠償」。同時，該法還參照了教會的條款，規定：「愛爾蘭公共工程委員會可向任何想要購買租地的佃戶發放貸款，貸款金額不得超過租地價值的2/3。」[137]

  愛爾蘭土地法的目的在於「防止地主利用可怕的不到期或不公平的理由驅逐佃戶，用金錢阻止地主的行為。我希望由於條款的限制，地主肆無忌憚地驅趕會隨之消失」[138]。但是，這一樂觀的想法並沒有變成現實。一方面，賠償沒有使地主遭受較大的損失，不足以使地主不敢驅逐佃戶。另一方面，法案沒有觸及地主提高地租問題，既然地主可以提高地租，佃戶的利益就沒有得到根本的保證。一旦佃戶拖欠地主的債務，特別是還不起地租，被驅趕最終仍然是要發生的。

  但愛爾蘭土地法承認了愛爾蘭佃農的權利，給予佃農一定的財產權利，為佃農提供了彌補損失的賠償制度，同時又避免了保護普遍權利的激進做法，其溫和性使它在政治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如哈蒙德所述：「1870年的改革似乎是一個溫和的改革，但是，它終止了長期支配英國的兩個觀念：自由放任的原則和地主絕對的財產權。格萊斯頓的立法承認佃農的權利，使他們獲得改善農場投資補償的權利以及受到干擾的補償權利，用保護農民的法律代替了保護地主的立法。」[139]儘管愛爾蘭土地法的實際效果與設計者的初衷相距甚遠，但是它標誌著農村土地改革的進展。自由黨的改革是在緩慢、保守的基礎上進行，用國家權威來限制地主與佃戶的關係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但是，補償佃戶的法則——佃戶具有獨立於「佃租」含義之外的特有利益——一旦被普遍接受，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土地制度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另一方面，政府對愛爾蘭的土地改革顯示了帝國政策的適用性——格萊斯頓在用犧牲一種自由的方式為愛爾蘭佃農換來另一種利益，而後者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

  格萊斯頓在愛爾蘭改革的第三個舉措是教育改革。教育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基礎，其影響深遠而長久。鑑於愛爾蘭人對天主教的一貫忠誠，對新教存在較大的偏見，格萊斯頓希望從教育著手，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共同接受大學教育，培養他們的寬容和彼此認同，從根本上解決愛爾蘭的宗教衝突。其具體計劃是建立一個新的都柏林大學，把現存的不同宗教派別的學校如三一學院、都柏林大學和美努斯學院都合併進來，新大學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時開放。在課程設置上進行混合式的培養，將神學、道德哲學和歷史排除在課程設置之外。新課程的設置具有深遠的考慮，最終的目的是政治與宗教分離。但是，新課程冒犯了愛爾蘭天主教的主教們，他們不能容忍大學不開設神學課程。為此，愛爾蘭天主教徒結束了從1868年以來與自由黨保持的良好關係。新課程也同時冒犯了激進的世俗主義者如亨利·福西特等人，在法案二讀時，35名愛爾蘭自由黨人反對法案，一些激進派也不予支持，還有許多自由黨人棄權，法案被三票打敗。儘管格萊斯頓發表了長篇演講，但是毫無用處，後來，曼寧在寫信給格萊斯頓時表達了他的觀點：「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法案的錯，而是英格蘭、蘇格蘭三個世紀以來反對天主教的錯。」[140]

  對于格萊斯頓的愛爾蘭改革，人們做了這樣的評價：「第一個法案（教會法）解決了愛爾蘭的宗教問題；第二個改革（土地法）變成了法律條文，但是沒有能夠解除愛爾蘭農民的怨憤；第三個（大學法）不僅沒有成為法律，還幾乎造成格萊斯頓政府的垮台。」[141]

  儘管自由黨政府採取措施建立「無形帝國」，但是，帝國的勢頭從未消失。首先，保守黨煽動英格蘭人的帝國情緒，將帝國與英格蘭的偉大聯繫在一起。保守黨在與自由黨的競爭中，始終握著帝國這張王牌。其次，海外殖民地正處於成長的關鍵時期，他們在移植宗主國的政治制度、法律傳統、教育文化的過程中，滿懷對宗主國的感情。移民們儘管身處海外，仍然將自己看成大英帝國的子民。許多殖民者都將子女送回英國接受正規教育，學習上流社會的禮儀，試圖把他們培養成真正的「英國紳士」。最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英國經濟霸主地位的動搖也極大地影響了英帝國的政策。特別是進入70年代中期後，隨著保守黨的執政，帝國政策發生相應的變化也是必然的選擇。

  【注釋】

  [1] E.J.Feuchtwanger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1989 p.67.

  [2] Hansard 3rdDebate May 13 1850 series cx.1398.

  [3] Hansard 3rd 1850 series cx.1384—1398.

  [4] Ibid.cx.1398.

  [5] Hansard 3rd 1852 series cxxi.956.

  [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92.

  [7] Eugenio F.Biagini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85.

  [8]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853 p.263.

  [9]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63頁。

  [10] 同上書，第165頁。

  [11] 同上書，第172頁。

  [1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73頁。

  [13] 同上書，第175頁。

  [14] 同上書，第178頁。

  [15] 同上書，第185頁。

  [16] 同上書，第186頁。

  [17] 同上書，第186頁。

  [1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87頁。

  [19] E.A.Benia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0.

  [20] 傑里米·邊沁（1748—1832），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功利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他出身於律師家庭，早年在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後來對律師職業缺乏興趣，遂專門研究立法理論，從事著述和改革活動。1789年發表的《道德與立法》闡述了他的功利主義思想。

  [21] A.C.L.Shaw Great Britain and Colonies 1815—1865 London Longman 1970 p.102.

  [22] 科布登（1804—1865），英國著名政治家，因要求廢除穀物法和提倡自由貿易而聞名。出身於蘇塞克斯的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後通過辦企業致富，並遊歷了歐洲諸國。1830—1846年致力於廢除穀物法運動，是「反穀物法同盟」的創建者之一，1841年進入議會。

  [23] 19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家，紡織工廠主之子。他的政治思想是要求消滅個人和民族之間在社會和政治以及宗教方面不平等的現象；反對戰爭，支持愛爾蘭土地改革。由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成為格萊斯頓帝國政策的有力支持者。

  [24]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33.

  [25] John Morley Life of Cobden London Macmillan 1908 p.230.

  [26] Ibid.pp.470-471.

  [27] John Bright Speeches ed by Th.Rogers 1868 London Macmillan pp.153-154.

  [28] Ibid.p.167.

  [29]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14.

  [30]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14.

  [31] Hansard VIII 1823 250.

  [32] Hansard III 1938 40.213-214.

  [33] Hansard III 1940 55.266.

  [34]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15.

  [35] 戈爾德溫·史密斯，1838—1866年擔任英國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1868—1871年間任康奈爾大學英國史、憲政史教授。1871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862—1863年在《每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系列提倡殖民地和種族自由，並要求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的文章，這些文章匯集成專著《帝國》。

  [36] A.Haultain Goldwin Smith Reminiscence New York 1900 p.215.

  [37] Goldwin Smith The Empire London 1863 p.129.

  [38] A.Haultain Goldwin Smith Reminiscence New York 1900 p.2.

  [39] Ibid.p.77.

  [40] A.Haultain Goldwin Smith Reminiscence New York 1900 p.2.

  [41] A.Haultain Goldwin Smith Reminiscence New York 1900 p.90.

  [42] Ibid.p.179.

  [43] Goldwin Smith The Empire London 1863 p.3.

  [44] Goldwin Smith The Empire London 1863 p.10.

  [45]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88.

  [46] 包達夫：《國際貿易》，上冊，財政經濟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頁。

  [47] 宋則行、樊亢：《世界經濟史》，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30頁。

  [48] 庫欽斯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史研究》，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41頁。

  [49] 門德爾遜：《經濟危機和周期的理論》，第一卷，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年版，第294頁。

  [50] 同上書，第249頁。

  [51] Trevor Ma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 London Longman 1987 p.169.

  [52] 庫欽斯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史研究》，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41頁。

  [53] W.Ashworth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870—1938 London Muthuen 1960 p.256.

  [54] P.Deane &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9.

  [55] Ibid.p.41.

  [56] Roderick & Donald McCloskey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301.

  [57] F.S.A.William Page Commerce and Industry 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1968 p.229.

  [58] 宋則行、樊亢：《世界經濟史》，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59] 庫欽斯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107頁。

  [60] 宋則行、樊亢：《世界經濟史》，上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頁。

  [61] 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頁。

  [62]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44.

  [63] Ibid.p.45.

  [64] Leslie Stephen Life of 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London 1895 p.40.

  [65] Dowden ed..Correspondence of Sir Henry Taylor London 1888 p.300.

  [66] Sir Henry Taylor AutobigraphyII London 1885 p.235.

  [67]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50.

  [68]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84.

  [69]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88.

  [70] 蔡佳禾：《紐西蘭——追隨中的創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71] 《懷唐伊條約》規定：毛利人酋長同意將他們的主權割讓給英國女王；酋長們及各部落絕對地擁有他們的土地和不動產；毛利人具有不列顛臣民的權利和特權。

  [72]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77.

  [73] J.B.康德利夫和W.T.G.艾雷：《紐西蘭簡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頁。

  [74] 同上書，第130頁。

  [75] Morning Post July 24 1869.

  [76] Spectator July 24 1869.

  [77] Spectator July 24 1869.

  [78]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84.

  [79] Hansard III.200 1817.

  [80] Lord Edmond Fitzmaurice The Life of Granville II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1906 p.22.

  [81] Granville to Bowen Oct 7 1869 see E.A.Benia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

  [82] Hansard.III.165 1060.

  [8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94.

  [84] Hansard 3rdseries cc.1864.

  [85] Hansard 3rdseries cc.1847 1898—1906.

  [86] W.D.Morrel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in the Mid-Victoria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88.

  [8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95.

  [88] Ibid.

  [89]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27.

  [90] Hansard 3rdseries ccxiv.1534.

  [91] B.R.Wise Australia and its Critics in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edited by Charles Sydney Goldman Vol.4 The Ideas of Emp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03—1913 edited by Ewen Gree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8 p.424.

  [92] B.R.Wise Australia and its Critics in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edited by Charles Sydney Goldman Vol.4 The Ideas of Emp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03—1913 edited by Ewen Gree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998 p.425.

  [93] 19世紀30年代初，澳大利亞新移民的土地分配沒有統一方案，在一些殖民地，只有官員的親朋好友能夠獲得土地，在另外一些地方，可以自由獲得土地。為了改革土地分配弊端，維克菲爾德提出系統殖民地的三要素即土地、資金和勞力需重新分配和利用。具體的做法是：殖民地的土地不能無償分配，必須由當地的政府出售，誰出錢，誰買地；這些錢用來資助移民的貧困家庭；新移民成為新地主土地上的勞動力。由於政府出售土地的價格不高，大約每英畝一英鎊，中等階層都有可能成為農場主，而且能夠獲得足夠的勞力。

  [94]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Ltd 1973 p.339.

  [95]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05.

  [96]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08.

  [97] Ibid.

  [98]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09.

  [99] Ibid.p.111.

  [100]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13.

  [101] Ibid.p.119.

  [102]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20.

  [103] Ramsay Cook& John Saywell & John Ricker Canada a Modern Study Toronto Irwin Publishing 1977 p.41.

  [104] C.P.Lucas ed.Lord Durham's Report II London 1912 p.272.

  [105] C.A.Bodelse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 Heinemann 1960 p.37.

  [106] Ibid.p.38.

  [107] J.R.McCulloch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837 p.597.

  [108] H.Merivale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1841 p.230.

  [109] Gladstong to Granville Oct 16 1870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 ' 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p.122-123.

  [110] Paul Knaplund Gladstone and Britain's Imperial Policy London Talor & Francis 1966 p.123.

  [111] Miss Ethel Drus ed.Kimberley Diary 8 May 1889 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III p.22.

  [112] Lord Edmond Fitzmaurice The Life of Granville II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1906 p.22.

  [113]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2.

  [114]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3.

  [115] Granville to Young 14 June 1869 see E.A.Benian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3.

  [11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p.98.

  [117] Edinburgh Review CXXXI 99 120 105.

  [118]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Mr.Gladstone II London Macmillan 1901 p.252.

  [119] J.Lee Stephen Aspects of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15—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67.

  [120]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67.

  [121] E.J.Fenchtwanger Democracy and Empire-Britain 1865—1914 London Edward Arnold p.55.

  [122]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67.

  [123]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Ltd 1973 p.234.

  [124] Ibid.p.234.

  [125] Agatha Ramm William Edward Gladstone GPC Books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89 p.54.

  [126] Ibid.

  [127]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69.

  [128] J.L.Hammond and M.R.D.Foot Gla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1967 p.85.

  [129] J.L.Hammond and M.R.D.Foot Gla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1967 p.86.

  [130] Isaac Butt Land Tenure in Ireland A Plee for the Celtic Race 1866 p.6.see Michael Willis Galdstone and Disraeli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Cambridge New York Port Chester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

  [131]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52.

  [132] Agatha Ramm William Edward Gladstone GPC Books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89 p.55.

  [133] E.D.Steele Irish Land and British Politics Tenant-right and Nationality London Longman 1974 p.8.

  [134] Agatha Ramm William Edward Gladstone GPC Books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89 p.56.

  [135] H.C.G.Mathew ed.Gladstone Diaries volvi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82 pp.130 -131.

  [136]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70.

  [137] W.D.Handcock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XII 1874—1914 London Eyre and Spattiswood 1997 pp.298-299.

  [138] J.C.Beckett 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1 p.372.

  [139] J.L.Hammond and M.R.D.Foot Glastone and Liberalism London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1967 p.86.

  [140] E.J.Feuchtwanger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169-170.

  [141] Ibid.pp.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