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加拿大歸屬的思考

  19世紀以來，隨著英屬北美殖民地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各地的民族意識逐漸形成。英帝國舊的殖民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殖民地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新的殖民制度成為帝國政府和殖民地的共同需要。在殖民地要求改革的過程中，加拿大走在了前面。加拿大原來是法國的殖民地，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以後，英國獲得了加拿大的宗主權，英國移民逐漸移往加拿大。但是，法裔人口仍然很多，他們大多數居住在下加拿大，不適應英國的習慣法和英國人的生活方式。為了安撫法裔人口，1774年英國政府頒布了《魁北克法》（The Quebec Act），規定以法裔為主的下加拿大仍然保留法國人的習慣和法律。以英國移民為主的上加拿大則實行英國的法律。但是，《魁北克法》僅僅暫時解決了法裔和英裔移民的矛盾。他們的分歧仍然存在，並伴隨著雙方利益的衝突而變得更加惡化。1837年加拿大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這是英裔和法裔利益不均衡的直接後果。

  加拿大騷亂引起了英國政府的極大關注，也對英國殖民地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1838年達勒姆勳爵（Lord Durham）以高級專員和大總督的身份，被派往加拿大調查騷亂的真相。1839年，該調查團發表了《關於英屬北美事務的調查報告》，亦稱《達勒姆報告》（Durham Report）。報告在分析加拿大騷亂原因時指出：「我期望發現（這場騷亂的）原因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鬥爭。但是，我發現的是兩個民族在一個國家的戰爭。戰爭不是由於原則，而是由於種族。我認為，僅僅改變政府的法律和機構是徒勞無益的，除非我們首先消除下加拿大法裔居民的仇恨。」[103]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加拿大的問題，達勒姆提出在加拿大建立自治政府，「必須奪回那些得不到議會多數信任的權力，把它們放到受到多數人信任的人們的手中」。「自治政府」的實質是地方政府必須對地方議會負責，地方政府有權管理和處理地方的事務，無須請示宗主國政府。在這種制度下，殖民地行政院相當於英國的內閣，是對議會負責的機構，行政院的政策必須得到議會多數議員的支持，一旦失去這種支持，就是失去了「信任」，內閣必須辭職。因此，新的行政院是在得到議會多數支持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在實踐中，由贏得議會多數支持的黨派組成政府，該黨的領袖成為內閣大臣中的首席大臣，相當於英國政府的首相。總督仍然由英王任命，是憲法的執行者，其地位相當於英國的國王。政府的政策由得到議會信任的內閣來制定。「自治政府」加強了殖民地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達到了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目的，是殖民地人民長期奮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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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無論對殖民地還是對宗主國都是有益無害的，達勒姆指出：加拿大人民不會滿足於加拿大議會永遠從屬於英國議會，其從屬於英國的地位與美國相比，使它處於不利的地位，而且還將使加拿大受到更多的「傷害和羞辱」。同時，殖民地的從屬地位使他們的人民感到在英帝國中，他們僅僅是遙遠的依附者，根本沒有發言權。[104]從帝國的角度看，達勒姆認為：「給予遙遠的殖民地好的或壞的立法，對帝國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建議，除了國防、土地、貿易、外交方面的立法權應從屬於帝國議會外，殖民地議會可以享有其他方面的立法權。這種帝國內的權利重新分配有利於加強帝國的實力。如達勒姆所說：「我認為，自治政府不會影響帝國，我把它看成加強種族感情的一種手段，而且它還可以作為與任何分離趨勢對抗的因素。」

  達勒姆的建議沒有直接為加拿大帶來自治政府，但是，1846年這一美好的設想首先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變成現實，它不僅為1867年加拿大聯邦（Canadian Confederation）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為英屬其他殖民地管理提供了示範。自治政府的建立只是英帝國政府改變管理方式的一個舉措，而殖民地的歸屬才是宗主國和殖民地最需解決的問題。19世紀50年代後，殖民地分離的思想占了上風，普遍認為獨立是殖民地最終的、不可避免的命運：首先，歷史的事實提供了深刻的教訓，美國戰勝了宗主國，取得獨立；從長遠的利益看，持續將殖民地置於從屬的地位，必將導致分離。羅基斯在1854年寫道：「很遺憾，除了絕對的獨立外，任何東西都不能取悅殖民者……因此，我建議在友好前提下的最終分手。」[105]其次，擁有殖民地使英國不斷捲入戰爭的危險之中，美國內戰後，愛爾蘭「芬尼社」（Fenians）的成員越過加拿大邊界製造麻煩，成為分離主義運動最有力的藉口，英國不得不為加拿大的邊境安全提供更多的資金，增加了母國的負擔。最後，殖民地關稅保護政策使英國失去了宗主國對殖民地的貿易優勢。「英國的貨物不僅不能享受優惠待遇，而且不得不屈服於比外國更加嚴格的關稅政策。」[106]麥克洛克（McCulloch）寫道：「自從美國獨立以後，英國和美國的貿易增加了10倍。」[107]「母國與殖民地的貿易與廣闊的國際渠道相比只是一個小通道，當它們改變了從屬的地位，成為平等的國家時，將更快地成長，成為國際大渠道的一部分。」[108]

  格萊斯頓認為，加拿大與英國的關係是加拿大受到美國威脅的主要因素，他甚至承認加拿大遭到「芬尼社」襲擊的主要原因在於英國，愛爾蘭人為了報復英國人而對付加拿大。1871年2月20日，格萊斯頓在給格蘭維爾的信中寫道：「我想在北美建立一個委員會，來解決我們和加拿大之間因為『芬尼社』襲擊所造成的損失。羅伯特·洛（財政大臣）不會贊成。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見，你可以與他商量一下。不過，當內閣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大家都會採取支持的態度。在財政問題上，我不贊成殖民地的要求。但是，他們的要求似乎是平等的，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們的妥協仍然不能解決與美國的關係問題，我們將給予這些流浪海外的人以積極的引導，繼續承擔他們的某些責任（指加拿大的鐵路貸款）。」[109]

  除了「芬尼社」的因素外，加拿大區域的捕魚權也一直是加拿大與美國紛爭的焦點，金伯利認為，英國政府可以不需要經加拿大的同意，直接把這個權利賣給美國，以徹底解決雙方的紛爭。但是，加拿大則把捕魚權作為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價碼。格萊斯頓認為，如果不徵求加拿大意見，擅自出售捕魚權，會給加拿大人怨恨英國的理由。所以，英國決定讓加拿大人自由解決他們的捕魚權。1871年4月12日，格萊斯頓在給格蘭維爾的信中說：「如果我們把這個負擔加在自己身上，會為此付出代價，還會導致加拿大人抱怨：『如果這個禮物以我們的代價送給美國人，我們不如把它留給自己』……如果美國人放棄付款原則，他們得倍加小心地與麥克唐納（加拿大首相）以及他的同僚進行周旋。」[110]

  怎樣處理與加拿大的關係是英國政治家必須面對的難題，分離主義者戈爾德溫·史密斯對加拿大的安全倍感失望，他甚至提出：為了加拿大自身的安全，應放棄自治領的地位，乾脆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的一部分。1869年，英國的一些議員提出，若加拿大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最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內閣大臣金伯利說：「我們應當從這種虛弱危險的聯繫中掙脫出來，美國人是因為憎恨我們而想傷害加拿大人。」[111]格蘭維爾私下也認為，排除困難的最佳方法「應是在適當的時候，用最友好的方式，當加拿大自治領感到足夠強大時，宣布獨立」[112]。

  英國人對加拿大安全的憂慮對自由黨政府的決策起了相當的作用，政府決定讓加拿大人自己決定自己的歸屬。1869年6月，格蘭維爾將英國政府的建議轉達給加拿大總督約翰·揚爵士（SirJohn Young），在秘密照會中指出：

  沒有任何東西比那個政策的結果更加令人滿意，英加雙方越來越感到，加拿大是英帝國的一部分，因為她希望是如此。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殖民者對大不列顛的依附，隨著他們的成長而成長。母國政府將這一依附視為現存聯繫的象徵和支持。英格蘭的偉大不僅在於帝國的地理範圍，而且在於這些居民激發出來的精神，以及與殖民地聯合的傳統觀念。我們寧願將加拿大作為古老的、充滿生氣的和友好的朋友來對待，而不願將它視為一個半心半意的依附地。

  母國政府相信，世代的友好不僅依靠用加拿大的利益和帝國的權威來維持，而且通過將自治領的政治家和人民視為這種利益合適的裁決者的方式來維持。[113]

  這一秘密照會無疑告訴約翰·揚，加拿大的命運已經掌握在他的手中，是加拿大人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了，加拿大人有了決定怎樣保持與帝國的聯繫的權利。約翰·揚在徵求了加拿大各黨派的意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加拿大與英國保持的聯繫是有價值的，他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他們一致表示要保持這種傳統的關係，反對任何的改變。加拿大方面的反應，違背了英國照會的初衷，其歸屬問題變得更加棘手。事實上，只要加拿大方面能夠保證自己安全的能力，那麼雙方保持怎樣的聯繫都不成問題。

  自由黨政府的目的是儘量把自由的原則推行到殖民地，並儘可能保證殖民地的安全，同時，在解決殖民地自身防衛的問題後，緩解國內面臨的財政危機。格萊斯頓仍然在同格蘭維爾商量加拿大問題，他在1871年一個秘密備忘錄中寫道：「當加拿大的每個人都在考慮他們的未來前途時，他們應該享有完全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我們願意在防衛上幫助他們，但是，將這一責任交給他們只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如果加拿大滿足這一條件，不管加拿大獨立，還是保持與英國的現狀，我們的支持都是無償的。如果加拿大像現在一樣，繼續以自由和榮譽為基礎，繼續保持與我們的政治聯合，這樣的聯合與帝國的實力將同時得到增強。」[114]格萊斯頓對加拿大的看法非常理想化，缺乏實際操作性。事實上，如果加拿大人能夠完全承擔自己的責任，他們就不會那麼期望與英國保持那麼友好的聯繫，就不會以英帝國的一部分感到自豪。與格萊斯頓相比，格蘭維爾要理性得多。他認為，對「加拿大無償援助」和「永久的政治聯合」只是格萊斯頓的一廂情願。如果加拿大與英帝國分離，英國當然不能履行無償援助的承諾，至於「永久的聯合」完全取決於兩國的實際利益，誰也不能保證永久的聯合，這只是格萊斯頓的個人理想。

  自由黨加拿大政策的出發點是聯合王國利益和殖民地的安全，以及帝國同源人民感情。如格蘭維爾所表達：對加拿大而言，「無論是保持現狀，還是在將來某個時候，放鬆與他們的聯繫，我們之間最強烈的感情和相互尊重將永遠長存」[115]。他還在一個秘密備忘錄里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加拿大和這個友好國家（大不列顛）的分離，宣布獨立將有利於大不列顛和加拿大自治領走出目前的困境，並避免未來的危險。但是，我很遺憾這個國家似乎正採取疏遠加拿大人的措施。」[116]

  格蘭維爾的加拿大政策同樣遭到了英國不同政見人士、輿論界和殖民地人民的譴責。他們一致認為，這是自由黨分裂帝國的又一表現。英國議會下院也出現了同樣的看法，殖民地問題又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輿論界利用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應該讓殖民地和宗主國雙方來決定是保留帝國還是分離帝國。《愛丁堡評論》指出：「應該讓殖民地政府尋找一個平等國家間的聯合問題，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些大的依附地從帝國分離出去。」[117]

  保守黨把自由黨的「無形帝國」政策作為攻擊的焦點，1872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格萊斯頓帝國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分離帝國，削弱帝國的實力，使英國成為歐洲的二流國家。

  自由黨「無形帝國」政策之所以遭到國內各個派別和殖民地人們的反對，是因為不同帝國理念存在。自由黨人在努力尋求「無形帝國」的過程中，希望殖民地與母國的聯繫是自由的和自願的，即使他們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出現了分離，但是，他們的感情與母國仍然是相通的。「無形帝國」不注重帝國版圖的擴張，不注重疆界的擴張，而在於精神和情感的聯繫，是一種「聯合在心中的帝國」。帝國政府要求殖民地承擔國內安全和抵禦外敵的責任，「是自由社區所必備的，也是與自治政府的自由信條、自由貿易的原則完全一致的」。

  「無形帝國」政策有利於克服母國的財政困難，減輕因殖民地防衛帶來的巨大壓力；避免英國捲入不必要的國際糾紛以及與外國的衝突，贏得和平發展的環境；還將對殖民地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殖民地撤軍迫使殖民地政府建立強大的防衛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給予殖民地關稅自由的權利，促進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擴大殖民地之間以及與外國的聯繫，對殖民地的產品交流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殖民地的發展也增加了殖民地人民的責任感，培養了一方水土的民族情感。這種感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代替與母國的感情，這是自由黨人所未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