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紐西蘭撤軍

  從16世紀起，英國為了建立「更大的帝國」，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進行了長達兩個世紀的鬥爭。19世紀初，英國擁有最大的殖民地，成為真正的「日不落」帝國。但是，到19世紀中期，殖民地已經成為英國的負擔，政府每年花費巨大的代價保衛殖民地的安全和穩定。加拿大是英國殖民地防衛最薄弱的地區，從地理位置上看，加拿大與美國為鄰，美國雖然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獨立以後逐漸成為英國的競爭對手，時刻期望把加拿大納入自己的版圖。除此以外，紐西蘭的白人殖民者為了與毛利人爭奪土地，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英國政府為了保護殖民者的利益，花費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此，解決帝國防務問題成了當務之急。

  1861年，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殖民地軍事費用特別委員會」，專門調查殖民地防務費用，調查結果表明，殖民地費用使用的本身並沒有任何問題，關鍵是殖民地的所有防衛費用都由英國政府包辦，若要減輕帝國政府的財政負擔，就必須讓殖民地自己承擔保衛自己的責任。1862年該委員會主席阿瑟·米爾斯指出：「議會已經認識到，英帝國的每一部分遇到危險時，都要求帝國政府的幫助，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既然殖民地已經建立了自治政府，那麼，他們就應當承擔保衛國內安全和維護國內秩序的責任，當然，他們還應該對外部防衛負一定的責任。」[68]

  財政壓力是帝國政府在殖民地防衛上面臨的最大挑戰，同時，對殖民地的軍事責任影響了英國軍隊的調遣效率和戰鬥力。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特殊關係，使英國具有了雙重的國際身份：它既是一個地處歐洲北部的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又是一個擁有最大殖民地的大英帝國。在歐洲，它必須隨時應付來自歐洲大陸的政治威脅，如拿破崙的軍事行動；在殖民地，它必須保證每一塊領土的安全，分散的帝國軍隊使英國的防務力量捉襟見肘。對此，英國的軍事思想家們對英國面臨的防務現狀提出了新的思路：在英國國內儘可能積聚更多的軍隊，當殖民地遇到安全問題時，陸軍可以同皇家海軍一起被派遣至殖民地，以保衛殖民地的安全，這是保衛帝國最有效的辦法。為了適應新的軍事部署，撤回殖民地的駐軍成為最有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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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為了幫助白人殖民者，派遣了大量的軍隊對付毛利人。戰爭結束後，紐西蘭為了自身的安全，防止毛利人的反撲，保留了英國的軍隊。駐軍龐大的開支，增加了帝國政府的財政負擔。1868年，自由黨上台執政，輿論和政治家都認為，其帝國政策一定與前執政黨有所區別。如評論家約翰·諾貝爾所指出的：「就尊重這個國家的公民而言，現在的情況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壓迫性的。美國人反抗是因為母國政府向他們徵稅；現在情形顛倒過來：英國的納稅人要求將他們從為殖民地交稅的重壓中解放出來。」因此，他認為自由黨政府殖民地的政策一定有所改變：「我們殖民地的管理一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69]

  英國最早到達紐西蘭的殖民者都是一些冒險家、傳教士、逃犯和土地投機商，土地權利是他們與原住民毛利人矛盾的焦點。土生土長的毛利人是紐西蘭當然的土地所有者，如諾曼比勳爵（LordNormanby）在1839年所說：「毛利人對土地的合法權利，以及他們的主權地位是無可爭議的，並且已經得到不列顛政府的莊嚴承認。」[70]19世紀30年代，英國將殖民地看成緩解人口壓力的輸出地，把任意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視為開拓新殖民地的障礙。因此，一些開明人士認為，應該尊重原住民的領土和權利，侵占他們的領土或漠視他們的權利不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為此，1840年，英國政府與毛利人簽訂了《懷唐伊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71]根據條約，毛利酋長將土地的宗主權交給英國女王；女王向酋長和部落確認並保證他們的土地權、財產權、森林權和魚塘權，但是如果毛利人希望出售土地，英國王室具有優先購買權；女王將紐西蘭的原住民置於保護之下，給予他們與英國公民相同的權利和特權。[72]同年，紐西蘭成為皇室殖民地，毛利人為了保留自己的土地，被迫放棄了宗主權。

  英國取得紐西蘭的主權是以毛利人擁有土地特權為代價的，但是，土地是維持英國在紐西蘭殖民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土地買賣成為白人殖民者與毛利人之間的最大交易。政府從原住民手中購買土地，然後高價出售，以維持紐西蘭殖民地政府的日常費用。1840年10月，紐西蘭政府用285英鎊購買了毛利人3000英畝土地。幾個月後，政府出售了其中的44英畝，獲得了24275英鎊的收入。殖民地政府的行為引起了殖民者的極大不滿，土地不但引起了殖民政府與移民的矛盾，而且導致了與當地居民的衝突。喬治·格雷任總督後，重新強調了政府的優先購買權，他從英國銀行獲得大筆貸款購買毛利人的土地，以滿足殖民者對土地的要求。

  隨著大片土地落入白人之手，毛利人開始擔心出賣土地的嚴重後果。從1850年起，更多的原住民部落反對出售土地。當合法的購買途徑受到限制後，紐西蘭政府開始用粗暴、無恥的手段購買土地。1851年，紐西蘭總督戈爾·布朗（Gore Brown）在給英國殖民事務大臣的信中說：「歐洲人垂涎這些土地，並決心占領它們，如果他們能夠占有就合法占有，不然的話也要採取一切手段占有之。」[73]英國人不擇手段地搶占毛利人的土地，使毛利人非常擔憂，「感到他們的主權和權力都會隨著他們領土的轉讓而一起更新換代，他們以憂慮的心情預期他們作為一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74]。

  儘管殖民者與毛利人為了土地曾經簽訂了協議，但是，對於未開墾土地的歸屬存在較大的爭議。殖民者否認毛利人擁有未開墾土地的權利，激化了白人殖民者與毛利人的矛盾。1860年，紐西蘭塔臘納桑西部的懷塔臘附近的土地糾紛拉開了毛利戰爭的序幕。這場戰爭以塔臘納桑地區和懷卡流域為中心，蔓延到北島的大部分地區，英國殖民當局在初步的軍事行動失敗後，調動了9個團的英軍士兵前來鎮壓，戰爭前後持續了8年，帝國政府為了保護殖民者的利益，花費了100多萬英鎊的代價。英帝國政府對殖民地的單方盡責，沒有能換來任何的回報，加上政府連年的財政困難，使得政治家們認為保留殖民地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交易。為此，1868年自由黨政府採取了從紐西蘭撤軍的政策，政府強調「減少對毛利人徵用土地的保護」。

  從紐西蘭撤軍是英國政府擺脫殖民地財政負擔的選擇，也是帝國軍事計劃的需要。 1869年3月，殖民部長格蘭維爾勳爵拒絕紐西蘭殖民地政府要求保留帝國軍隊的要求，並指示迅速撤回駐紮在紐西蘭的軍隊。同時，紐西蘭政府要求帝國政府支付150萬英鎊的貸款作為建立防衛的用途，同樣遭到拒絕。格蘭維爾在照會中的語氣不僅非常生硬，而且他還暗示毛利戰爭是殖民者的貪婪所造成的，是他們不明智地瓜分原住民土地必須付出的代價。事實上，在對待紐西蘭政府的要求上，格蘭維爾是非常矛盾的。從道義上說，紐西蘭人仍然有權要求母國的支持；另一方面，英格蘭已經為紐西蘭殖民者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提出的要求太多，太沉重了，英國政府不堪重負。

  格蘭維爾的照會在英國引起了軒然大波，貝利子爵在1869年7月的下院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演講，要求帝國政府給予殖民地適當的支持，卡納溫勳爵（Lord Carnarvon）、喬治·格雷爵士和紐西蘭的一些名人都對自由黨的政策展開了批評：「紐西蘭的政策會產生極大的影響，淡化了女王陛下政府臣民的情感，很可能將殖民地推出帝國以外。」

  但是，英國大多數媒體對紐西蘭撤軍的問題採取了贊成的態度，從1869年下半年起，不時出現支持帝國政府政策的文章。1869年10月14日的文章強調毛利戰爭是殖民地貪婪的直接後果，紐西蘭的民兵都是從各城鎮招募來的社會渣滓。就紐西蘭要求帝國政府資助的問題，媒體宣稱：「在紐西蘭的政治實力中，要求帝國政府的資助是毫無理由的，就像要求伯克郡為牛津郡交稅一樣。」[75]

  保守黨的報紙和反對曼徹斯特學派的《觀察家》一貫反對自由黨政策，他們大肆抨擊自由黨的撤軍行為，認為格蘭維爾的照會不顧及殖民地的感情，只能使他們朝著背離宗主國的方向發展：「照會從頭到尾儘管措辭謹慎，但是故意輕視紐西蘭的態度仍然顯露無遺，正像當年英國輕視北美13個殖民地的人一樣……沒有比他（格蘭維爾）的語調更能使殖民地者遠離，他的語調就像高貴者傷害卑賤者一樣，激怒了殖民地極其寶貴的友誼，他們出於自我尊重，必然走到敵對的方向。」[76]同時，紐西蘭撤軍的問題還被上升到整個帝國的高度加以評價。1869年7月24日的《觀察家》指出：「很顯然，戈爾德溫的殖民政策就是擺脫殖民地的負擔……不僅被現存的政府所接受，而且付諸實施。現在的情形是不僅紐西蘭要離去，而且澳大利亞也要離開，不僅澳大利亞要離開，加拿大自治領也要分離，所有盎格魯—撒克遜的地域都要離英格蘭而去。只要稍有一點耐心，稍微有一點想法，少許努力的人都應該回到忠誠和巨大力量的聯合中。」《觀察家》警告自由黨政府「儘管政府如此強大，很可能衰敗在『你對英帝國做了什麼』的問題上」[77]。

  1869年10月，格蘭維爾宣布英國在紐西蘭的駐軍必須無條件撤回，不僅導致國內輿論再次譁然，而且遭到紐西蘭政府的強烈不滿。當時，紐西蘭還沒有能力組織自己的軍隊，而且與毛利人爭奪土地的鬥爭仍然在繼續。紐西蘭政府把自由黨的撤軍視為「不友好」的行為，是一種「充滿敵意」的選擇。1869年11月10日，《泰晤士報》上出現了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發表的題為《民族分裂》的文章，認為紐西蘭政策導致了帝國的分離，文章警告英國政府，雖然這個事件對於殖民地不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但是會給母國帶來嚴重的後果，母國將失去3/4的威望以及1/2的貿易。1869年12月2日《泰晤士報》文章公開讚揚英國和殖民地雙方的貢獻，歌頌帝國的偉大：「殖民地在母國的商業、政治和社會方面都做出了貢獻，這一切都應歸功於帝國的影響和偉大」；「帝國臣民的權利、帝國的管理、帝國的商業促進了所有殖民地的利益。」1870年7月的《愛丁堡周刊》指出：放棄殖民地最致命的後果，就是「這個國家的能力和榮耀讓位於獨立的國家或競爭的大國，美國、普魯士（Prussia）或者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他們將那些絕望的、被英國放棄的殖民地置於自己的保護下，英格蘭失去的將是他國獲得的」[78]。總之，所有反對撤軍的言論都將帝國的強大與殖民地的發展聯繫在一起，都認為雙方既相互需要，又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在輿論質疑自由黨政策的同時，自由黨政府內部也出現了分歧。1870年2月14日，在上院的一次會議上，卡納溫勳爵說：「現在人們到處都在交頭接耳，政府正在執行解散帝國的政策，儘管我不相信，但是人們說的確實存在。如果有這樣的政策，上帝，請讓我們知道。如果沒有，請出來澄清。」1870年4月26日，在下院的會議上前南澳大利亞總理托倫（R.R.Torrens）也說：「殖民地和這個國家的政治關係有一種不舒服和不確定的情感。非常遺憾地說，殖民者心頭有一種不祥之兆——無論適合還是不適合——女王陛下政府的分離政策最終將鼓勵殖民地的獨立。」[79]

  格萊斯頓給予的回答是，撤回軍隊並不是分離帝國，而是選擇一個新的保持帝國的方式：既保持帝國的感情聯繫，又讓殖民地儘快承擔自己的責任。1870年格蘭維爾在給殖民地的安慰照會中指出：「拒絕在紐西蘭保留軍隊並不是對殖民地的漠不關心，而是考慮到已經建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雇用英國軍隊是違反原則的。如果紐西蘭作為這一原則的例外，對紐西蘭的長久利益也不會有任何好處。」[80]

  宗主國從紐西蘭撤軍雖然暫時增加了其自身防務的困難，但是對於紐西蘭長久的發展和承擔自己的責任還是有利的。如格蘭維爾所述：「目前紐西蘭的困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毛利人對白人沒收土地行為的不滿；第二，紐西蘭政府尚未建立強有力的武裝。但是，殖民者的安全在於他們是否能夠謹慎地掌握資源，是否願意調整他們的政策。」[81]格蘭維爾的話十分確切地表達了自由黨政府的帝國政策：帝國政府不會為殖民地的長治久安永遠承擔責任，殖民者為了自身的安全必須調整目前的政策，以適應殖民地的發展和繁榮。事實上，早在1862年，英國議會就毫無爭議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行使自治政府權力的殖民地應該承擔內部秩序和安全的主要責任，也應該在外部的防務中提供幫助。」[82]格蘭維爾還認為，撤軍並不意味著帝國的分裂，「我們不希望他們分離，如果他們這樣做，將會對我們的政策造成一些傷害，但是，我認為他們是不會分離的」[83]。

  自由黨政府從紐西蘭撤軍的政策一直是輿論批評的焦點，一貫倡導從殖民地撤軍的查爾斯·阿德利爵士（Charles Adderley）在下院說：「帝國軍隊從殖民地的撤回似乎是一個令人不滿意的計劃。」[84]為了進一步消除人們對殖民地撤軍政策的誤解，1870年4月，自由黨政府組成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審查格蘭維爾的殖民政策。在辯論中，格萊斯頓針對人們對政府政策的誤解進行了辯護，否定這是分離帝國的行為。[85]

  他首先聲明政府的殖民政策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從殖民地撤軍只是前政府政策的繼續。格萊斯頓的前任德比伯爵（ Earl Derby）從1866年就開始執行殖民地撤軍計劃，英國源源不斷從加拿大撤回駐軍。當時，英國議會接受了自治殖民地必須為國內的穩定和外部防衛的安全承擔相對應的責任的建議。對國內的反撤軍情緒，格萊斯頓表達了見解：「這根本就不是任何新政策的問題，而是一個持續發展和根據實際情況在一個又一個殖民地採取共認原則的問題。」[86]

  格萊斯頓認為，在英國現有的條件下，保留英帝國只能以「自由和自願」為基礎，如果殖民地不能承擔自己的責任，而單方面享受帝國給予的特權，殖民地自由就無從談起。殖民地學會自力更生是「我們帝國政策的含義、原則和秘密之所在」[87]。

  1871年殖民部自由黨發言人納奇布爾—休格森（KnatchbullHugessen）對自由黨政府提出的「自力更生」政策做了進一步的說明：「自力更生並不意味著帝國的分裂，也不意味著殖民地割斷了與帝國的聯繫。隨著殖民地的強大和自立，他們仍然保持與帝國的密切聯繫。我們政府希望保留這些殖民地，希望用種族和感情為紐帶保持這種聯繫。」[88]

  帝國政府真正從殖民地撤軍是從1868年開始到1873年結束。但是，英國海外的主要海軍要塞哈里法克斯和艾斯奎莫特仍然保留著英國的軍隊；南非殖民地缺乏對付原住民的能力，那裡也保留了駐軍。雖然撤軍使殖民地開始承擔自我防衛的責任，但是，殖民地在與外國戰爭的時候，英國政府將繼續提供陸軍和海軍的支持。從殖民地撤軍還引發出英國人關於殖民地對帝國防衛責任的思考：既然殖民地仍然是英帝國的一部分，就必須為帝國的安全承擔責任。1873年3月7日，埃斯特斯·塞西爾勳爵（Lord Esters Cecil）在議會提出一個動議：「每一個殖民地都必須按人口和財富的比例為保衛帝國做出貢獻，他們承擔的費用可以在殖民地和帝國之間進行分配。這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89]格萊斯頓對這個建議保持了自己的一貫態度，堅持認為，「自願」是殖民地和帝國聯繫的原則，英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之間不能出現壓力和強迫。他歡迎殖民地的支持，但是前提是必須出於自願。他說：「我們所希望的是殖民地不是在任何壓力之下，不帶著抱怨地為帝國做貢獻。我們希望看到真正自由的精神在殖民地成長，這種精神使他們不僅願意，而且急切地分擔自由的責任和為帝國的共同責任盡一份力量。」[90]

  事實上，早在自由黨政府採取「無形帝國」政策之前，1865年英國議會頒布了「殖民地海軍防衛法」，要求殖民地更多地承擔保衛自身海域的責任。1870年，紐西蘭要求英帝國政府派出一定數量的艦船，保護其領海。同時，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Tasmania）也要求英國政府派出艦船停泊在霍巴特鎮（Hobart Town）。對這些要求，格萊斯頓政府的殖民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徵得海軍上將同意後，給予了這樣的答覆：把帝國海軍分散到各殖民地水域會造成很多的不方便，殖民地海軍應在1865年的《海軍防衛法》的指導下行事。因此，撤軍使帝國暫時地擺脫了對殖民地的防衛責任，版圖帝國的含義變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