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國經濟霸權的確立

  「無形帝國」的意思是不強調帝國版圖擴張，放棄對殖民地的直接管理，擺脫保衛殖民地安全的負擔，減輕帝國政府的財政壓力；另一層含義是把自由還給殖民地，使其學會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必須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聯繫。如果說自由主義理論對於「無形帝國」的政策具有指導意義，那麼，真正使「無形帝國」政策得以貫徹的應該是英國全球經濟霸權的確立。

  19世紀中葉，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機器大工業普遍建立，手工勞動被機器生產取代，生產力得到空前提高。英國以其迅速發展的紡織業、採煤業、煉鐵業、機器製造業和海上運輸業確立了世界工廠和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19世紀50—60年代，英國的工業高潮使英國在經濟上取得了世界霸權，1760—1820年間，英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23倍，國民收入增長了10倍。1801—1870年，英國商品的進出口額分別從3180萬英鎊和3490萬英鎊增加到25880萬英鎊和19960萬英鎊，增長了7倍多。[46]在19世紀的前70年，僅占世界人口2%的英國人，一直把世界工業生產的1/3—1/2和世界貿易的1/3—1/4掌握在自己的手中。[47]見下表：

  1820—1870年英國占世界工業和貿易的比重[48]

  英國工業和貿易霸主地位的確立，依靠的是各工業部門的領先發展：在棉紡織業中，19世紀20年代初，英國擁有的紗錠數比法國多4倍，比德國多10倍。[49]在冶金工業部門，英國更是獨步天下。1825年英國的生鐵產量為59萬噸，同年，法國、俄國、美國和德國的生鐵產量總和才達到48萬噸。[50]1850年英國生鐵產量又猛增到229萬噸，超過4國產量總和的一倍。英國在煤炭和蒸汽機生產方面也顯示出巨大的優勢。1700年英國煤炭產量僅為260萬噸，1830年增加到2250萬噸，1865年已達9220萬噸。[51]1850年法國、德國和美國煤炭產量的總和僅為英國的1/3多一點。 1825年，英國已有1.5萬台蒸汽機，總功率達37.5萬馬力，而法國僅有328台，總功率0.5萬馬力，只相當於英國的1/75。1837年德國僅有423台蒸汽機，總功率不過7500馬力。[52]

  經濟的高度發展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繁榮。長期以來，英國一直將對外貿易視為國民生計的主要來源。英國首相皮爾說：「英國的生計依靠國際貿易和國際服務行業。」[53]布萊頓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從這個過程的開始，英國人的生活水準就必須依靠向海外市場出售產品的能力。」[54]英國對外貿易的優勢之大，我們從紡織品的出口值占總產值的比例中可見一斑：1819—1822年為66.6%，1829—1831年為67.4%，1844—1846年上升為74.4%。[55]19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英國的貿易順差更加突出，從1821年到1873年，其出口商品額平均每年增加4.4%，幾乎是進口額的4倍。[56]

  

  世界工廠以及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使英國迫切需要全球範圍內的自由貿易，而各國實行的關稅保護政策，與英國的需求背道而馳。各國對外國工業品徵收高額關稅和相互報復的行為，嚴重影響了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和市場的擴大；各國對外國的原料和糧食徵收高額關稅，又造成英國國內原料和糧食價格的上漲，直接損害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此，從19世紀初起，英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以及大壟斷商人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鬥爭。1846年英國廢除了《穀物法》（ Corn Law）和《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s），政府不再干預穀物進口的價格和航運的自由，標誌著國家干預經濟政策的終結，經濟成為按照市場需要運行的自然行為，亞當·斯密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真正開始發揮作用。從此，英國成為一個自由貿易的國家。

  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理論上使英國可以自由地進口各國的產品和原料，也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各國出口產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英國的產品可以自由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換句話說，英國可以自由貿易，但是其他國家不願意自由貿易，各國仍然通過關稅政策保護自己的市場。所以，英國作為世界經濟的霸主，若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須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讓那些採取關稅保護的國家與英國一樣，實行貿易自由。為了能夠把自由貿易的原則推行到歐洲其他國家，英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換取歐洲各國開放市場。

  1860年，英國同法國簽訂了《英法通商條約》，亦稱《科布登商約》，規定兩國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減免雙方重要商品的關稅。在簽約的過程中，英國做出了較大的讓步，最終獲得了法國市場，為英國北部和中部地區的工業品找到了新市場。[57]《英法通商條約》簽訂後，1863年英國對法國的產品出口增加了一倍。隨後，英國又與比利時、義大利、德國、奧匈帝國訂立了相同內容的條約。這一切表明，英國在19世紀60年代已經把自由貿易的原則推廣到了歐洲的大部分國家，歐洲成了英國商品自由進出的場所。

  自由貿易政策也是英國在歐洲以外地區推行的商業活動準則。英國的殖民地、保護國或其他的尚未進入工業化時代的國家，都被納入英國自由貿易的範圍。從亞洲的中國和日本，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尼日、剛果和尚比亞，無一不是自由貿易的區域。英國在全球範圍內推行自由貿易的過程中，只有美國堅持關稅保護政策，以此保護民族工業，促進了本土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19世紀最後30年中英國最大的競爭者。

  自由貿易政策的推行，使英國經濟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1859—1870年間，英國的煤炭產量從5000萬噸增加到1.12億萬噸，生鐵產量從230萬噸增加到600萬噸，棉花消費量從5.9億磅增加到10.8億磅。這一時期，海外市場的擴大，歐洲各國以及美國工業革命的展開，促進了英國對外貿易的增長：1850—1870年，棉紡織品的出口價值從2826萬英鎊增加到7142萬英鎊；鋼鐵出口從540萬英鎊增加到2350萬英鎊；各種機器的出口從100萬英鎊增加到530萬英鎊，分別增長1.5倍和3.4倍。[58]

  與世界貿易壟斷地位相適應，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1850年，英國商船噸位為360萬噸，占世界商船噸位的47%。[59]到1870年又上升到569萬噸，超過美、德、荷、法、俄等國總噸位之和。英國不僅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而且是「世界造船廠」、「世界商人」和「世界搬運夫」。[60]馬克思在描繪19世紀中期的英國經濟優勢時指出：英國「用自己的巨掌把持全世界」。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這樣描繪英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優勢：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場；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羊群；秘魯運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而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及西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長期以來，我們在美國南部的棉花地，現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溫暖區域擴展。[61]

  英國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降低了殖民地的重要性。在重商主義時期，殖民地是英國經濟穩定發展和人民保持較好生計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英國主要通過與殖民地的貿易，並壟斷殖民地的貿易和航運，賺取高額利潤。隨著重商主義被自由貿易取代，殖民地在英帝國的地位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經濟利益來看，殖民地的存在已經與英國的經濟優勢沒有太大的關係，而且英國還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來保留殖民地。保留殖民地僅僅成為一個偉大帝國的象徵：英國除了擁有世界的經濟霸權，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英國的殖民地分布在世界各地，英國的太陽永遠不落，英國人是世界的真正支配者。另一方面，英國人的大國優越感和同根、同源的白人感情交織在一起，徹底放棄帝國（白人殖民地）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是，保持帝國既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又導致英國捲入某些不必要的糾紛。

  當時的許多政治家也認為殖民地的解放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命運。維多利亞中期兩黨多數政治家都屬於這一類，甚至包括贊成帝國聯合的約翰·羅素（John Russell）勳爵。1840年5月18日，格雷勳爵（Lord Grey）在給當時的加拿大總督埃爾金（Lord Elgin）的信中寫道：「現在議會下院流行這樣的看法：我們沒有興趣保留殖民地，所以不要為這個目的繼續做事了。如果皮爾和格萊斯頓不像科布登和布萊特那樣公開地承認，而是悄悄地支持，在內閣中就尋找不到不贊成的人。」1853年，他在《殖民政策》一書中寫道：放棄殖民地的政策不僅受到一個積極政黨的支持，而且議會的一些實權人物也表示贊同。他們使用同一的語言，並採取措施以造成這樣的結果。阿瑟·米爾斯（Arthur Mills）在《殖民地憲政》一書中也指出：「為了使這些社區儘快地成熟——使他們在社會、政治和商業上達到宗主國的標準，目前利用自治政府進行統治，最終完全獨立，是我們普遍贊成的殖民地政策的目標。」[62]

  英國政治家對於殖民地的態度，也體現在加拿大政治家的話語中。1867年1月1日，加拿大政治家高爾特（Galt）訪問倫敦，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這裡對殖民地的感情表達使我極度失望，我對他們試圖放棄我們的做法不能視而不見，他們對美國充滿恐懼，為了防止戰爭的危險，寧願放棄我們，不願意保護我們。」1866年，加拿大另一位政治家理察·卡特萊特爵士（Sir Richard Cartwright）訪問英國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如果我們立即提出獨立的要求，兩黨領袖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都會更加滿意。」[63]對於英國政治家的態度，1870年的《雙周刊》指出：「政治家的目的是雙重的：鼓勵殖民地為了他們自己而獨立；減輕英國人為殖民地管理和防衛納稅的負擔。」

  由於「無形帝國」政策的實施者是自由黨人，該黨領袖格萊斯頓對殖民地的態度尤其值得關注。他在1849年4月16日的講話中指出：殖民地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會變成獨立的國家。他認為保留殖民地與母國的密切聯繫應被視為母國的責任，而非利益。他贊成收縮殖民地的財政支出，殖民地應該承擔防衛的責任。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試圖採取積極的措施擺脫殖民地。相反，他在1849年4月4日的講話中說：「下院和上院對待是否割斷與殖民地聯繫問題，不能出於對金錢的考慮。」1867年3月28日他在議會下院中又說：「我的信仰是，這個國家沒有責任為了援助和支持北美的幾個省份花費精力，也沒有責任為保持相互的聯繫而努力。」

  毫無疑問，一些自由黨著名的政治家深受分離思想的影響，如1867年3月28日，羅伯特·洛（Robert Lowe）在議會下院討論帝國保證加拿大鐵路建設的會議上說：「我們擁有很大的自治領，雖然我們沒有能力保護他們，但是一個錯誤的榮譽感使我們不能輕易放棄他們……在美國革命中，殖民地從英國分離，是因為我們強迫他們納稅。我認為英國還將與殖民地分離，因為殖民地持續要求英國人為他們而納稅。」1869年格蘭維爾勳爵（Lord Granville），在給約翰·羅素的信中也寫道：「我們與北美的關係非常微妙，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在適當的時候，以友好的精神，當自治領足夠強大時，宣布獨立。」外交大臣克萊頓勳爵（Lord Clayton）的態度比較曖昧，他在給萊昂斯勳爵（Lord Lyons）的信中說：「我完全贊成你說的關於擁有北美的意見，希望他們會提出獨立，我們不能拋棄他們，我們期望友好地分手。」

  在關注政黨政治家對於分離態度的同時，政府官員特別是殖民官員的態度也不容忽視。雖然他們的言行並不能引起公眾的注意，但是，對內閣成員產生的影響不容低估。從19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到70年代初，所有的殖民大臣都是自由主義者，如1836—1847年的詹姆斯·史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1847—1859年的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以及1860—1871年的羅傑斯爵士（F.Rogers）。他們幾乎都認為殖民地遲早會與美國一樣，最終取得獨立。

  另一個重要的殖民部官員是亨利·泰勒爵士（ Sir Henry Taylor），雖然他沒有擔任過殖民大臣，但是他的影響並不亞於前面三人。史蒂芬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極力支持移民的本土權利，被稱為「母國先生」。他認為殖民地很快解放是必然的命運，他的兒子萊斯利·史蒂芬（Lesley Stephen）寫道：「我父親似乎很相信自由黨中流行的看法，殖民地很快將與母國分離。」[64]赫爾曼·梅里韋爾是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反對舊的殖民地制度，他語言偏激，由於支持分離受到人們的指控。泰勒和羅傑斯也都是分離主義者，1852年泰勒致格雷勳爵的信中說：「我並不認為北美殖民地是一塊最危險的屬地，會導致與美國的戰爭，或由於憤怒和災難引起戰爭。我也不認為這幾個省份對我們毫無價值，但是，我覺得目前我們不能將它作為獨立的國家而獲取價值。」[65]1864年，他在給紐卡斯爾公爵（Duke Newcastle）的信中又寫道：「閣下和威爾斯親王成功地安慰了殖民者，我想你們將鬆弛的聯繫變得更牢固。但是，我想我們還得為不久的將來出現的分離做準備。根據我的估計，目前我們與美國紛爭的最壞的結果就涉及與北美的幾個省份的密切關係和一個共同的理由。」[66]

  羅傑斯與泰勒觀點一致，1865年他在致泰勒的信中說：「在試圖擺脫殖民地責任的問題上，我和你走得同樣的遠，就北美而言，如果我們放棄一個，不如放棄全部……我和你一樣討厭討論聲譽問題。」他在自傳中闡述了對殖民政策的理解：「我總是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本身是如此的牢固，我幾乎不認為任何人有相反的看法——那就是我們的殖民地終究會獨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殖民部的功能是保護這個聯合，並對兩黨都有利；當分離出現時，儘量以友好的方式。這一政策建立在普遍接受的原則之上，一個充滿生機國家的內部事務不應從屬於一個遙遠的國度，地理上距離遙遠的國家在外交上沒有共同的利益將他們聯繫在一起。」[67]

  自由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思潮為19世紀中後期的帝國政策進行了理論上的鋪墊，英國經濟霸權的確立在經濟上淡化了殖民地的作用，加上政治家們的看法和主張，1868年自由黨執政以後，努力尋找更加適合帝國發展的政策：感情上加強與殖民地的聯繫，政治上放鬆對殖民地的管理，這就是格萊斯頓的「無形帝國」政策的實質。「無形帝國」政策不僅反映了英國當時的現狀，而且為霸權理論提供了依據：在一國稱霸的時代，核心國家傾向於放鬆對邊緣地區的控制，這樣就有可能疏遠邊緣地區，甚至使其脫離核心國家。從經濟增長率看，在世界經濟增長的加速時期，核心國家也傾向於放鬆對邊緣地區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