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義與分離主義

  所謂「無形帝國」政策是指1868年至1874年自由黨執政時期，採取的英國與殖民地保持一種關係的政策。它在理論上包含三層意義：第一，英帝國政府應以自由的原則統治殖民地，讓殖民地人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母國政府與殖民地的關係應遵循「自願」的原則。第二，英帝國政府應以感情、血緣和帝國榮譽為紐帶，維持與殖民地的聯繫。第三，為了促進殖民地的成長，宗主國政府提倡殖民地執行「自力更生，自我防衛」的方針。

  以格萊斯頓為首的自由黨政府推行「無形帝國」政策並非偶然。從19世紀30、40年代起，格萊斯頓就與英國自由主義人士有著親密的接觸，並十分欣賞自由主義思想。1846年加拿大建立「自治政府」之後，他極其贊同新的殖民地管理方式。1849年6月，在下院關於加拿大《叛亂損失法》（Rebellion Losses Bill）的辯論中，格萊斯頓說：「我不否認我對加拿大人深表同情，他們認為參加叛亂的人們應該得到補償……我還沒有準備好是否說服黨內的人勸告女王……同意殖民地的任何立法，這些立法是對帝國權威的羞辱。」[1]由此可見，格萊斯頓認為，殖民地立法是殖民地走向自治的第一個重要步驟，而「自治政府」是理順母國政府與殖民地關係的最有效的辦法，是保持帝國團結的必要手段，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感情聯繫比法定的條文更有意義。

  早在1846年，格雷（George Grey）擔任殖民大臣不久，開始考慮在紐西蘭建立自治政府的可能性，儘管該舉措沒有獲得成功，但是格萊斯頓在起草紐西蘭新政府法案時它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隨後，格雷又把目光轉向澳大利亞，希望建立與加拿大一樣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為此，英國樞密院組成了專門委員會。1849年5月該委員會起草了一個報告，成為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法案的基礎，1850年8月正式成為法律。格萊斯頓對澳大利亞法案持歡迎的態度，他認為隨著澳大利亞自治政府的建立，澳大利亞擁有了修改憲法和民事條款的權利。但是，令格萊斯頓擔心的是，在澳大利亞的普選沒有實現之前，政治上的寡頭統治並不能為澳大利亞人帶來真正的自由。

  1850年2月8日，澳大利亞法案第二次推出，格萊斯頓贊成在澳大利亞建立兩院制議會。但是，對由提名產生的上院表示了遺憾。他認為英國王室提名的機構有某種心理上的優勢：王室將是上院的天然保護神，下院的利益理所當然被忽視。澳大利亞兩院制建立的後果，是上院的利益必然與下院的利益衝突。因此，格萊斯頓提出，王室的利益必須與殖民地的利益相協調，真正的政治家應該「把整個殖民地變成一個英國的黨」。

  儘管澳大利亞的兩院制議會並非完美，但是格萊斯頓認為殖民地有自己的議會比沒有議會要好得多。隨後，澳大利亞的威廉·莫爾斯沃斯爵士（William Molesworth）提出了新的改革法案，要求終止帝國對殖民地地方立法的干預，給予殖民地立法機構完全的權力管理殖民地的事務，總督的權力包含在殖民地政府權力之內。但是，在該提案三讀時，格萊斯頓對法案的條文並不滿意，他認為法案沒有能夠表達澳大利亞人的真正意願，他說：「議會面對條目繁雜的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法案，這些條款要求母國政府繼續干涉殖民地的內部事務……並要求將殖民地政治機構放在一個永恆的基礎之上，這些條款將使澳大利亞議會永遠不可能取得法律的批准權。除非重新給予總督、立法機構和澳大利亞人民一個機會，讓他們提供與現在的條款議案不同的版本。」[2]格萊斯頓對於澳大利亞未來的理想超越了改革法案，反對英國政府對澳大利亞議會的干涉，希望澳大利亞議會真正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

  澳大利亞議案雖然以票數128對226失敗，但是，議會內部支持派和反對派的爭論導致了自由黨「無形帝國」政策的廣泛傳播。格萊斯頓對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這個問題堅定不移，這種堅定性在此後的一系列建議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他一再提出：殖民地應有權決定選舉，減少帝國政府對殖民地立法的否決權；保留母國政府對於殖民地的立法權力，不僅危害殖民地的性質，而且影響殖民地的利益，英國政府的拖延會導致殖民地的真正損失。他希望殖民地人民有自由處理自己事務的權力。[3]格萊斯頓還認為，自治政府的建立將會減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摩擦，一旦殖民地獲得真正的自由，「他們會立即檢查自己的行為，保護王室的榮譽，激發殖民地對母國深厚的感情，把他們的關係建立在自由和良好情感的基礎之上，這是每一個好公民都希望看到的」[4]。

  

  1852年5月21日，在紐西蘭政府法案的二讀中，格萊斯頓發表了這樣的講話：「讓被送到遙遠殖民地的人民，作為將來異地社區的種子，在新的土地上生根；讓那裡的人口圍繞著自然的生活中心成長。母國不是為了自由的機構而培訓他們，他們受到的最好訓練是離開母國後獲得的經歷。當然，這些離開母國的人民仍然是英國的公民，讓他們帶著自由，就像帶著他們的農具一樣，或者在新土所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樣，讓他們把自由傳給後代，這是克服殖民地困難的真正秘訣。」[5]

  格萊斯頓不僅在議會中表達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在公眾集會或講演中也同樣如此。1855年，在切斯特機械學院的演講中，他說：對待殖民地，「應用自由的原則統治他們——他們不會感到脖子上的枷鎖——讓他們明白你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由感情聯繫的。在這種聯繫中，你們甚至可以讓殖民地人民作為法官（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最具有權威）來裁決是否有必要保持這一聯繫。他們的答覆，可以使你們從尚未破損的無限情感中、從占有殖民地的影響中、從增強你們的榮譽中取得極大的收穫」[6]。

  格萊斯頓帝國理想的精髓是「自由」：讓殖民地人民感到自由，讓他們自願選擇與母國的關係，如他在1870年所指出的：「我們的政策不是導致分離，而是提供一個保證，即使出現分離，也應該用更好的方式。」他又說：「殖民地的未來將成為政治藝術的巨大難題，當這些成長的社區足夠成熟，真正適合自治政府時，它們將被給予自治的權利。」他對帝國的態度是：帝國應該是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下的國家聯合體，各地出於對英國文化的忠誠，共同分享經濟利益；帝國的統治只能建立在英國和其他國家平等協商的基礎之上。[7]

  「無形帝國」政策不僅是格萊斯頓個人理想的體現，而且與英國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18世紀中期，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經濟自由和殖民地自由的理論，不僅預見了未來英國經濟發展的走向，而且為自由放任提供了理論鋪墊。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討論了人的行為受到三種相對應的基本動機的推動：第一，是自愛和同情。自愛完全是自我的一種感受，它與自己的成功與失敗、是否受到尊重等緊密聯繫在一起；而同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個擁有越多自愛的人就越能展現他的同情之心，因為人是受感情驅使的動物，同時有思維能力和同情心並善於自我調節。第二，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正義感。自由主義的鼻祖洛克認為，人人生而自由。儘管人的自由又常常被不同的手段剝奪，但是，人追求自由的本性永遠不會被磨滅。同時，人們追求自由的過程又是一個追求正義的過程。第三，勞動與交換。勞動是交換的基礎，一個不勞動的人不可能取得具有交換價值的東西，人們之所以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擁有更多的交換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當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愛、自由和交換的價值時，他們又會相互鬥爭，但是，他們能夠創造合理的社會制度來緩解兩敗俱傷的爭鬥，甚至把鬥爭變成共同的利益。

  斯密認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是情感的依託，其次是自由的渴望，最後是付出與收穫的平衡。在追求自我利益時，人常常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指引：「他們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做出的那種生活必需品分配，和這世間的土地平均分配給所有居民時會有的那種生活必需品分配，幾乎沒什麼兩樣。他們就這樣，在沒打算要有這效果，也不知道有這效果的情況下，增進了社會的利益，提供了人類繁衍所需的資源。當上帝把這世間的土地分給少數幾個權貴地主時，他既沒有忘記也沒有遺棄那些似乎在分配土地時被忽略的人。最後這些人，在所有土地的產出中，也享受到他們所需的那一份。」[8]

  《國富論》發表於18世紀60年代，該書系統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抨擊了壟斷貿易的重商主義，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斯密認為，經濟上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就會增加財富，這是人性使然。斯密的經濟思想同樣影響他對英國殖民地的看法。在處理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問題上，他對英國當時的殖民制度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反對母國政府對殖民地全面地限制和管理，提出讓殖民地自由發展的主張。

  18世紀是重商主義流行的時期，在舊殖民制度下，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英王的作用。「英王是統一的不列顛帝國的表徵。」英王的權力可以及於不列顛帝國的每一個部分，不列顛帝國的每一個部分都共同歸依同一的英王。也就是說，英王不僅是英國的國王，而且是整個帝國的首腦。如果沒有英王，不列顛帝國的各部分將各自成為獨立的個體，統一的不列顛帝國必將遭遇解體的命運。英王這種象徵性的作用，不僅表現在舊的殖民制度下，而且擴展到自治政府時期，甚至延續到大英國協時期。第二，英國議會的作用。1867年《殖民地法律效力法》之前，英國議會是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機構。隨著該法令的頒布，英國議會對自治殖民地的立法干預權逐漸縮小，甚至基本上不干涉他們的立法。英國殖民地與英國議會的關係由一個普通法的法則所支配，凡是殖民地議會所制定的法律若與英國法律相牴觸，前者應為無效。換言之，殖民地的立法機構必須從屬於至高的英國議會。殖民地的所有立法都必須得到英國議會的批准。第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英國政府壟斷殖民地的貿易和航運，並從雙向的貿易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與之相對應，英國政府必須承擔支付殖民地官員薪金和保衛殖民地安全的防務費用。

  英國與殖民地的三重聯繫反映出他們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壟斷與被壟斷、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但是，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與老牌的殖民國家西班牙和法國不同，前者的政策主要表現在經濟利益方面——威斯敏斯特議會始終掌握殖民地貿易和航運的立法權。在政治上，英帝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管理相對寬鬆，皇室殖民地和移民殖民地先後都建立了提名或選舉產生的殖民地議會。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稱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為「控制商業，放任政治」。鑑於舊的殖民制度，斯密認為對殖民地貿易利益的壟斷阻礙了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母國的「專營減少了美洲殖民地的享樂用品，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發展」[9]。

  儘管母國從壟斷中獲得了一些暫時的利益，但是，「這種利益與其說是絕對的利益，毋寧說是相對的利益」[10]。從長久的利益看，獨占同樣危害母國的利益，具體表現在：第一，「殖民地貿易的獨占，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市場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市場」[11]。由於英國壟斷了殖民地的貿易，英國商人不得不將資本從歐洲以及地中海市場轉移到美洲和西印度的貿易中。這種形式的貿易因路途遙遠、資金周轉慢，加上殖民地的借貸不能如期歸還，必使英國商人蒙受較大的經濟損失。第二，「殖民地貿易的獨占，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市場流入間接的消費品國外市場」[12]。這種間接的貿易會導致資金由於產品滯銷而造成積壓，資金周轉的速度將直接影響英國商人的利益。第三，母國對殖民地貿易的獨占，迫使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進行投資，「這似乎完全破壞了英國一切產業部門間的自然均衡」[13]。按照傳統的經濟規律和經濟理論，每一個國家的資金分布就像人的各器官一樣，都必須均衡發展。若人為地使某一器官無限制的發展，不僅影響其他器官的發育，而且影響整個人的身體健康。英國商人受暫時經濟利益的驅使，違反自然規律進行投資，必將給英國整體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斯密的結論是，英國與殖民地的貿易「必然是有利的」，對殖民地貿易的獨占「必然是有害的」[14]。正是英國追求獨占殖民地貿易，導致了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統治。另一方面，英國直接管理殖民地使本國花費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他說：「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來維持母國的內政，亦不曾提供兵力來維持母國的國防。」[15]因此，「在現今的管理下，英國從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16]。為了根本解決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衝突，減輕母國的經濟負擔，有利於殖民地自身的發展，斯密提出：「英國自動放棄殖民地的統治權，讓他們自己選舉地方長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對外媾和宣戰。」[17]斯密讓殖民地自由的理想，並不是要求英國政府根本擺脫與殖民地的聯繫，而是本著母國和殖民地共同發展的願望，重新建立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斯密認為，一旦讓殖民地人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不但可以避免美國革命帶來的不愉快，而且可以加強殖民地人民與母國之間的感情聯繫：

  殖民地和母國就像好朋友的分離，那末幾乎為近來的不和所消滅的殖民地對母國的自然感情，就會很快地恢復。他們不僅會長此尊重和我們分享時所訂定的商約，而且將在戰爭上、貿易上贊助我們，不再作騷擾搗亂的人民，卻將成為我們最忠實、最親切、最寬宏的同盟。古希臘殖民地與其所從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種父母之愛，一方面有一種孝敬之心。我想，我們如果那樣辦，英國與其殖民地間同樣的感情，亦會恢復起來。[18]

  斯密將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引申到英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中，力陳壟斷的弊端和自由的利益，為英帝國新殖民政策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他提出英國的殖民地要像古代希臘的殖民地一樣通過感情加以維持的思考，深深影響著新一代的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把希臘的殖民政策歸納為「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治」[19]。因此，斯密的思想是自由黨「無形帝國」政策的第一個來源。

  進入19世紀，隨著英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殖民地的成長，自由主義也成為人們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共同追求。在英國國內，英國人的政治自由表現在對民主權利的追求中，經濟自由則是尊重經濟規律，反對國家干涉。英國國內的自由主義浪潮也波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要求擺脫母國的限制，建立自治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邊沁[20]（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和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理論迎合了時代的要求，也為自由黨的帝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鑑。

  邊沁認為，一切權利都應該依靠共同的利益，從而使之有可能按照一個總的原則來研究一切相衝突的要求。他提出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衡量共同的利益——「最大快樂原則」。「最大快樂原則」為我們提供了兩方面的思考：第一，快樂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快樂在積極的方面表現為擁有愉快，在消極的方面表現為沒有痛苦。大的愉快勝於小的愉快，不含痛苦的愉快勝於包含痛苦的愉快。因此，在共同的選擇中，應該追求更大的快樂。第二，受快樂影響的個體數目。一種行為可能使一個人快樂，同時使兩個人痛苦，如果這樣，這種行為就是錯誤的，除非快樂非常大，而兩個人的痛苦都極小。邊沁認為，得到和追求快樂的人數應以個人為單位。任何人都不能超過一個計算，如他父親的快樂，他子女的快樂，他自己的快樂，或者一個陌生人的快樂，都必須毫無偏見。所以，他提出一個普遍使用的法則，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邊沁的功利主義為英帝國統治者制定帝國政策提供了啟示：如果用快樂大小的原則來衡量，在當時的殖民制度下，英國從殖民地得到的利益越來越少，而且殖民地又反對宗主國的統治方式。因此，舊的殖民制度不能帶來最大快樂。如果用享受快樂的人數來衡量，英國作為世界角落的一個小島，它的殖民地比它本身的領土不知大多少倍，殖民地的人們自然比不列顛島上的人多若干倍。若僅僅為了母國利益，而侵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顯然又違反了最大快樂的原則。此外，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只要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以普遍選擇的自由方式得到最有效的實現。在帝國這個大的範圍內，帝國的利益可以被看成公共的利益，殖民地的利益會被看成個人的利益。帝國利益往往很難與殖民地的利益保持一致，「最大快樂的原則」就難以實現。

  邊沁不僅從個人與群體（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而且從經濟的角度表達了對英國殖民地的看法，他說：「是資本的數量而不是市場的大小，決定貿易的數額，若非意外事件，打開一個市場並不會增加貿易數額；同樣，關閉一個舊市場，或是在關閉過程中，也不會縮減貿易數額。」[21]邊沁的結論是，為壟斷市場實行的殖民制度，實際上無補於宗主國經濟，他提出「解放你的殖民地」。

  約翰·密爾（John Mill）發展了功利主義的理論，提出用道德教育克服這個難題。他認為，一個人從小就受到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的教育，長大後就會像關心自己的幸福一樣，關心他人的幸福。因此，功利主義的「最大快樂的原則」是一種道德的判斷，人的生存本性是追求快樂，而非祈求痛苦。因此，滿足人的最大快樂，首先是遵循了人的基本需要。同時，讓更多的人得到快樂，是為了人類的更加融洽、更加和平，這也是一種道德的行為。自由黨政府提出實行「無形帝國」政策的目的也是出於一種道德方面的考慮：

  讓殖民地人民自由，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快樂，使少數人的利益讓位於多數人的利益。如果說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為「無形帝國」政策提供了一個道德標準的話，那麼，曼徹斯特學派的自由貿易思想把經濟自由的理念再一次灌輸給帝國的政治家們，使之成為他們制定帝國政策的又一精神營養。

  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是19世紀20—30年代在英國曼徹斯特形成、要求改革經濟政策的派別，其特點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提出自由放任。該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是政府的關稅保護政策，要求廢除穀物法。曼徹斯特學派傾向於重視經濟法則的「自然」規律，不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在19世紀30—40年代，該派成為英國經濟的主流派別。如博德森在《維多利亞中期的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曼徹斯特學派「使政治經濟學成了自由放任的同義詞」。

  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自由思想也反映在對殖民地的看法上，提出殖民地自由發展，殖民地必須承擔自我保護和防衛的責任，這是有利於母國政府和殖民地的雙贏戰略。由於過度考慮經濟，曼徹斯特學派不主張母國保持與殖民地感情上的聯繫，所以該派被視為分離主義的中心。在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當時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理察·科布登（ Richard Cobden）[22]和約翰·布萊特（ John Bright）[23]成為曼徹斯特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嚴格地說，科布登並不是一個堅決的分離主義者，他贊成「用感情來保留殖民地」[24]，反對英國壟斷殖民地貿易以及英國花費開支保衛殖民地的安全。他並不反對英國擁有殖民地，而僅僅從經濟的角度考慮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只要英國不花錢，就可以儘可能地擁有殖民地；否則寧可不要。如果殖民地能夠支付自己的防務費用，那就兩全其美了：既保全了帝國，又丟掉了負擔。他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寫道：「伴著那令人炫目的感情呼喚，我們永遠也不能擺脫殖民地，除非通過間接的自由貿易，完全為了母國的單方利益考慮，逐漸地放棄與殖民地的聯繫。」[25]但是，到19世紀60年代，科布登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分離主義者，他在1865年評價加拿大的作用時說：

  我真不明白，英國人的根本利益與花費300萬—400萬英鎊保衛加拿大來反對美國有何種聯繫我們聽到加拿大的忠誠，然而這種忠誠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他們既不納稅，又不遵守帝國法律，也不履行戰爭義務。他們甚至要求放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宗主權。他們建立的關稅制度，不僅排斥外國產品，而且排斥母國產品。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們都是兩種人。對我國的兩黨政府來說，極力保持這種羞恥的聯合是非常危險的。殖民地要求擺脫我們的依附將使我們面臨更嚴峻的現實。我認為，責任制政府下的聯合是朝著友好分離的第一步。[26]

  在帝國觀念上，科布登完全是一個經濟的實用主義者，當時英國的經濟獨步天下，殖民地對於母國的重要性確實難以顯現，保持殖民地只能是帝國政府的負擔。當時，英國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英帝國可以有，但是前提是有利於英國，否則，帝國就沒有任何意義。

  曼徹斯特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約翰·布萊特，他對殖民地的看法不是局限於帝國政府的經濟負擔方面，而是從道德和和平的角度出發，闡述對殖民地的理解。布萊特認為，給予殖民地自由，對殖民地和宗主國雙方都有益處，而且有助世界和平和安寧。1865年，在議會下院討論加拿大防務問題時，布萊特說：「我相信，如果加拿大現在與我們友好地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對英格蘭沒有壞處。加拿大不會因為脫離英國而改變關稅制度，英國的商品同樣可以進入加拿大市場。同時，萬一我們與美國交戰，加拿大將成為一個中立國……至少我不反對這種分離，因為對雙方都有益無害。」[27]在1867年下院的發言中，他又說：「加拿大的忠誠是有代價的，如果他們不停地要求我們保證他們的鐵路、要塞和防禦工程，我認為加拿大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更好。對英國來說，減少了開支，對加拿大來說加強了民族意識。」[28]

  曼徹斯特學派作為一個經濟學派，更多地考慮英國的經濟利益，在加強帝國還是分離帝國的問題上態度十分明確：如果殖民地不需要帝國政府的經濟援助，應該保留帝國；如果殖民地不能做到這一點，英國就必須放棄帝國。

  所謂「分離主義」，是英國要求放棄殖民地、減輕帝國責任的一種思潮，產生於18世紀末，興盛於19世紀前半期，幾乎所有提出給予殖民地自由和要求殖民地承擔責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被打上「分離主義者」的印記。英國歷史學家博德森認為，早期分離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和邊沁；19世紀中期是曼徹斯特學派[29]；60年代以後是戈爾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保守黨人則認為，格萊斯頓是最大的分離主義者。

  分離主義思想首先出現在美國革命以後，分離主義者將美國的獨立看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現象，對英國是有益的事情。如喬塞亞·塔克所述：「如果英國與美國的戰爭以英國的失敗和美國的分離而告終，那將是英國發生的最幸福的事情。」[30]19世紀初，加拿大出現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的呼聲，英國國內分離主義者掀起了第二次浪潮。1823年，激進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瑟夫·休謨（Joseph Hume）在議會下院公開表明自己的看法：「殖民地的現狀取決於大不列顛以及政府的財政」，「很明顯，殖民地不能增強國家的實力，相反，只會削弱之，如果殖民地從他們的忠誠中獲得自由，並成為自己的主人，對於雙方都是更好的選擇。」[31]布魯厄姆勳爵（Lord Brougham）於1838年也聲稱，加拿大的友好分離將是「積極的成果」。[32]1840年他又提出，與殖民地緊密聯合的好處已經微乎其微，並堅持認為其劣勢遠遠大於優勢。[33]輝格黨著名政治家亨利·帕內爾（ Henry Parnell）1830年在《財政改革》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見解：「擁有殖民地獲得的商業利益並不比獨立的國家多，殖民地的數量應大大減少。」[34]

  儘管自美國革命以來，英國的分離主義呼聲不斷，但是，英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為分離所動，繼續保持與殖民地的緊密聯繫，堅持履行帝國的使命。進入60年代後，英國出現了更加激進的分離主義者戈爾德溫·史密斯[35]，他寫了10多篇文章列舉了帝國分離的諸多好處，以及帝國捆綁的諸多弊端。

  戈爾德溫·史密斯贊同曼徹斯特學派放棄殖民地的思想，自稱「曼徹斯特學派最後的倖存者」[36]。與曼徹斯特學派一樣，他從經濟角度考慮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認為保持殖民地使帝國政府承擔了不該承擔的責任，對英國已經沒有任何價值，相反，只能帶來傷害。殖民地的關稅保護制度是英國受到傷害的最重要見證。他說：「當人們將屬地作為英格蘭的精華進行討論的時候，他們忘記了橡樹的根深葉茂是在寄生蟲纏繞它，並養活自己以前。」[37]他認為，殖民地的關稅保護制度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帝國和殖民地之間根本不存在感情的聯繫。從帝國本身的利益考慮，放棄殖民地是唯一的選擇。

  對於帝國與殖民地的分離，戈爾德溫·史密斯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分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帝國政府的財政負擔。殖民地是母國花費、削弱和危險的根源。就「花費」而言，帝國為保衛殖民地的安全和穩定，無論是對付鄰國的侵犯還是對付國內的叛亂都花費了巨大的代價。加拿大作為美國的鄰國，一直生存在威脅之中，唯恐失去本身的地位，成為美國的一部分，英國為了加拿大的安全花費了巨額的防衛費用。在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Maoris）的堅持和移民對土地的要求導致了長期的內戰，英國政府為了移民的利益，不惜花費百萬英鎊與毛利人作戰。就「削弱帝國」而言，帝國的巨大版圖分散了帝國的實力，削弱了英國在歐洲的影響。一旦歐洲大陸國家集中力量對付英國，英國將很難應付他們的威脅。[38]就「危險」而言，殖民地使英國長期處於同美國以及其他大國的糾纏中，為了保護殖民地的利益，英國很難不捲入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戰爭。戈爾德溫得出的結論是：殖民地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當英國政治家在國內遇到危機時，通過對海外領土的大肆渲染贏得民心。[39]

  第二，自由貿易的勝利使英國在殖民地的經濟利益蕩然無存。戈爾德溫說：「商業的壟斷優勢證明了殖民地的價值，這種廣泛和危險的聯繫，由於它唯一合法的理由而存在，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貿易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現在已經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世界變化的時候了。」[40]英國殖民地對英國商品的進口要比其他的國家多，是因為他們從購買英國的商品中得到更多的好處。英國與殖民地的商業聯繫與政治毫無關係，而且美國獨立戰爭後，對英國產品的購買力卻比此前提高了。從商業的角度看，既然壟斷已被廢除，保留殖民地的商業優勢隨之消失，保留殖民地的合理性也就不復存在。

  第三，殖民地的關稅壁壘不斷排擠英國商品。英國對殖民地的保護並不能阻止他們建立關稅保護制度，該制度不僅排擠外國商品，而且排擠英國商品。如戈爾德溫寫道：「殖民地有一種保護主義的商業傾向，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這種惡習不僅出現在加拿大，而且出現在澳大利亞……關稅保護是無知貪婪的手段。」[41]既然殖民地不念宗主國的感情，英國為什麼還一廂情願地保留它們第四，殖民地再也不是英國輸出剩餘人口的天堂。戈爾德溫指出：從目前英國人口輸出的情況來看，更多的英國人移民的方向是美國，而不是殖民地；而且人們對移民是解決過剩人口的唯一辦法的觀點提出了疑問：殖民地將身體強壯的人抽走，留下老弱病殘者，是否將影響英國的人口素質和國力的強大 [42]

  第五，保留殖民地阻止了殖民地民族精神的成長。戈爾德溫認為，民族團結的感情是一個穩定政府不可分割的條件，他懷疑殖民地一直在英國的管理下，是否有培養這種感情的可能性。而殖民地一旦缺少了民族性，他們的公共生活必然是利慾薰心，腐敗不堪。他認為：「我們正將殖民地置於一種永久的政治搖籃中，抑制他們的骨骼發育和身體成熟。」[43]如果英國政府一如既往地與殖民地保持現存的關係，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將沒有可能性。

  同時，戈爾德溫還對帕默斯頓的政策進行了抨擊：「在現在的首相任內，英帝國的一英寸土地都不會放棄，雖然他年輕，富有活力，但是，他的思想觀念卻已過時。自從他進入公共生活以來，他不明白歐洲偉大的物質和道德方面的變化。但是，他總是要被取代的，被一個充滿新思想、更了解我們當務之急的政治家所取代。他的後繼者為了加強英國的安全，使我們的國家更加偉大，將會做出縮小帝國的決策。」[44]

  格萊斯頓組閣後，自由主義者約翰·諾布爾（John Noble）表達了他的看法：「就這個國家的人民而言，目前的事態是不公平的，是壓迫性的。美國人造反是因為我們政府要求他們納稅，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英國的納稅人要求從為殖民地而納稅的困境中解脫出來。」[45]他相信，格萊斯頓政府將會結束這個狀況：「我們在管理殖民地和自治領方面必須進行根本的改變。」

  由此可見，無論從英帝國的利益還是從殖民地的利益出發，分離主義者都認為，殖民地與母國的分離是越快越好。儘管戈爾德溫的分離主義觀點是偏激的，但是，他的思想為英國政治家的決策提供了參考。然而，在帝國殖民政策的制定中，經濟地位比分離主義的作用更大，帝國對英國究竟有什麼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