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國的商業利益

  在英格蘭幾百年海外擴張的歷史上，19世紀無疑是最重要、最輝煌的時期，也是英國政治家和民眾的帝國情感與意識最為強烈的時期。英國人對帝國的驕傲與自信，首先來自反法戰爭的勝利。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人曾經飽嘗外交孤立的滋味和最後失敗的恥辱，但經過20餘年與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崙帝國的廝殺，英國不僅重新獲得在歐洲事務中運籌帷幄、進退自如的優勢地位，而且進一步鞏固加強了自己的海上霸權，並從北美殖民地脫離帝國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建立起一個更為強大的帝國。

  沒有人能夠否認，此時的「不列顛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優勢，都已經達到了迄今為止無人企及或以後有可能再達到的地位」[3]。待到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實現了自由貿易，推行了殖民地改革，獲得「世界工廠」和「日不落帝國」的美稱，以帝國為榮耀的思想更是成了英國社會輿論的主流與中心，一位19世紀的歷史學家將1810年代至1860年代看作「是自愷撒時代以來最為牢固的進步與征服的時期」，是「英國的黃金時代」。[4]因此，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的英帝國理所當然地成為帝國史研究的一個重點。

  然而，19世紀的英帝國同時又是讓歷史學家們感到困惑的時期，其間存在著許多看上去似乎難以解釋的現象與事件，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英國政府對帝國海外擴張的態度與帝國實際擴張之間的關係問題。許多歷史檔案文獻都證明，從19世紀初期到中期的英國官方，不管是內閣大臣還是殖民部官員，不管是托利黨政府還是輝格黨政府，在總體上採取的是一種不希望在海外承擔更多責任的立場。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羅伯茨，在談到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期的幾位英國駐印度總督時指出：「他們都是貴族地主，自命有統治別人的天賦使命，到任後都接到倫敦的不斷警告，說他們的做法，會把公司推到帝國之路去。」[5]例如，1823年東印度公司在給一位新總督發出的指令中，明確表示不贊同新的領土擴張：「進一步獲得領土不是我們所想要的。超越你不得不管理的帝國的範圍不僅是不明智的，而且幾乎是不安全的。」[6]

  然而，歷史事實卻是：整個19世紀上半期英帝國的擴張從未中斷過。在東方，英國不斷征服和兼併印度土邦王公的領地，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爆發前，已陸續將信德、奧德、旁遮普吞併，控制了整個南亞次大陸。此外，英國還幾次發動對緬甸、阿富汗的戰爭，並不斷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占領和奪取重要的島嶼。按照保羅·甘迺迪的估算，1815年以後的半個世紀裡，帝國領土擴張的速度大約是平均每年十萬平方英里。[7]

  由此，關於19世紀初到70年代之前帝國的海外擴張，便引出了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英國政府官方為什麼通常不願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領土擴張政策？第二，英國的商人和殖民地當局官員為什麼往往充當了帝國擴張的急先鋒？第三，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政府並不情願但帝國版圖卻在持續擴大的矛盾現象？

  毫無疑問，有一種東西在帝國的擴張中起著決定性的支配作用，它推動著帝國版圖在不停地增加。正如著名帝國史學家勞埃德所指出的：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的迅速擴張與七年戰爭後英國的守成形成鮮明對照，「滑鐵盧戰役之後30—40年間裡，帝國的擴張並不十分努力，但帝國的成長卻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著某種強大的力量，一旦它被發動，就會帶著帝國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8]。因此，我們要追尋的就是：這個決定性的東西，即促使英帝國擴張的動力和原則到底是什麼？

  19世紀英國政府對攫取海外領土的消極態度是顯而易見的，政治家們從未表現出對繼續擴大帝國版圖的特別關注與強烈興趣，相反，他們倒是經常採取避免直接軍事占領的行動。

  例如帕默斯頓就曾明確反對占領衣索比亞的領土，而當拿破崙三世向英國建議共同瓜分北非時，同樣遭到帕默斯頓的拒絕。1848年—1860年間擔任殖民部常務次官的赫爾曼·梅里韋爾（Herman Merivale），這樣評述帝國在殖民政策上的變化：「隨著殖民地貿易的開放和殖民化的終結，很顯然，吸引我們的祖先去發現和維持一個殖民帝國的主要動機已經不再存在了。」[9] 一向精明過人的俾斯麥甚至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寫道：「英格蘭正在放棄她的殖民政策，因為她發現它的代價太昂貴了。」[10]

  此外，英國政府還一直堅持，帝國的擴張應當由國內的私人來組織，並由實施者自己承擔所需的費用，或者由英國已建立的海外殖民地負責組織，同時承擔相應的開支。於是人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幅歷史畫面：在帝國擴張中走在最前列的，不是英國的外交大臣、海軍大臣以及陸軍與殖民地大臣，而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船主、殖民地官吏、冒險家、軍隊軍官、傳教士等等。約翰·西利爵士（J.R.Seeley）之所以會用「心不在焉」這樣的詞來形容英帝國的對外擴張，很大程度上正是基於對這種情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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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約翰·西利爵士將其講課稿匯集成書，以《英格蘭的擴張》為名在美國出版，立即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暢銷書。其時，西歐列強對非洲大陸的瓜分與爭奪尚未開始，大英帝國正如日中天，雄居世界一流強國的寶座，還未真正感受到來自老對手和後起強國咄咄逼人的威脅。而在英國國內，強大的英格蘭及遍及全球的帝國屬地所帶來的無比自豪，與不列顛民族固有的優越感相互交織，使英國社會到處洋溢著樂觀、自信的情緒，西利的思想及其著作既是英國人普遍心態的反映，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知識分子對大英帝國擴張的思考。

  在書中，西利首先指出：「近代英國前進的方向或目標，毫無疑問是自由和民主。與大陸國家相比，自由當然是英國的主要特徵，但與其說自由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不如說是我們已享受到的擁有物，因為17世紀的英國革命已使英國人得到了自由，在那之後的英國實際上是在為爭取民主而鬥爭，追求民主正是當今的歷史趨勢。然而，英國向外擴張的歷史不僅要比英國爭取民主的歷史更加偉大，而且也更為顯著。」[11]

  對於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移民繁衍和英國版圖的全球性擴張，他提出了一個後來廣為流傳的著名觀點：「我們似乎是在一陣心不在焉中（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征服和殖民了半個世界。」[12]

  約翰·西利是第一個把英國的對外擴張放到近代國際關係大背景下進行考察的歷史學家，在他之前，沒有人作過這樣的專門探索，歷史學者們通常描述的是按照王朝更替形成的「英國」歷史，而不是「英帝國」的歷史。顯然，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英格蘭的擴張》都具有鮮明的獨創性，它開創了從歐洲列強爭奪商業與殖民霸權角度研究英國海外擴張的先河，而約翰·西利也理所當然地成為英帝國史研究的鼻祖。

  此後，有關英國海外擴張的動力、原因、方式等等問題，開始引起學者們的極大興趣與關注，《英格蘭的擴張》被不斷再版，西利的「心不在焉論」也廣為流傳，成為帝國史研究中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我們在許多有關英帝國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的蹤跡。然而，「心不在焉」或「漫不經心」的說法，其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英國能夠從一個西歐島國不斷向海外擴張，最終在19世紀成為屬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國。要弄清英帝國擴張的真正原因和動力，必需透過大量歷史的表象，去尋找那些真正在帝國的成長曆程中貫穿始終的因素，尋找那些被帝國政治家們所共同尊奉恪守的原則。

  然而，西利所闡述的基本思想，是突出英國與其他西歐國家鬥爭的性質——爭奪海外殖民地，以及英國不斷獲得勝利並實現「更大不列顛」的原因，因此，「心不在焉」只是他的一種描述，而非關於帝國擴張動因與方式的基本結論。但在西利之後，不少帝國史研究者沿襲了他的這一說法，並對之加以進一步論證，強調帝國擴張的無計劃性[13]，尤其強調那些身處海外殖民地的各類英國人（the men on the spot）的進取心與主動性。

  因此，關於帝國是在政治家們不經意間逐步成長壯大的結論，便成了傳統帝國史學中一個十分流行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它使英帝國的擴張成了一個帶有很大偶然性的歷史過程，而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心不在焉」論的各種論據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聽上去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稍加思考即會感到它們缺乏說服力，仔細分析更會發現其中存在明顯的缺陷。這些論據歸納起來無非是兩類：其一，在帝國擴張史上，沒有任何政治家為英帝國的創建設計過藍圖，因此帝國並不是被人為組織建立起來的。其二，各種英國人出於各種動因起到了擴張先鋒的作用，因此帝國版圖的不斷增加往往是英國政府被動接受的結果。

  第一類論據其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大英帝國是從英格蘭與西班牙、荷蘭、法國等不同時代歐洲強國的長期爭鬥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其間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戰爭和幾百年的歷史過程，爭鬥的方式既有早期海盜式的攔截掠奪，也有正規戰場的勝利所得；擴張的動因更是複雜多樣，既有民族國家利益的訴求，也有新教徒對宗教自由的嚮往，既有攫取獲得海外財富的貪婪，也有移民墾殖開闢新生活的渴望。一個民族在幾百年間不斷向海外擴張的漫長歷史過程，一個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段才顯現出來的歷史事件，怎麼可能由政治家事先構想並加以實施呢？

  第二類論據的確能找到許多19世紀的歷史事實加以佐證。但問題在於，這樣的事例只能說明局部，並不能代表整體。更重要的是，它們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質。19世紀英國官方人士對海外領土擴張的立場，完全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與說明。

  首先，由民間和私人機構從事海外貿易以及殖民墾殖等活動，並非是一種新政策，而是從英格蘭海外殖民擴張的早期就已形成的傳統。《英帝國的觀念與理想》一書作者巴克（Ernest Barker）指出：「是英國的社會——自發的社會——而不是國家，通過移民建立了我們早期的殖民地，從而開始形成我們今天的帝國。移民殖民地並不是由國家創建的，儘管它們可能得到國家的認可或批准。」[14]英國帝國史學家達特（R.Dutt）則將16世紀後半期直到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海外擴張史，歸納為是「商人冒險家、海盜式掠奪、奴隸貿易、建立貿易據點、貿易公司壟斷權、征服新發現海外土地、滅絕土著居民、建立移民殖民地的歷史」[15]。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從1600年成立一直維持到1858年，即是這一傳統的最好證明。

  其次，經過幾個世紀的商業戰爭和殖民擴張，英格蘭的生存環境已經今非昔比，帝國的海外領土已足夠多足夠大，英國已掌握了對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印度洋的控制權，重商主義時代奪取海外屬地的意義自然也大為下降。事實上，七年戰爭勝利之後英國人就已經選擇了守成的戰略，只不過由於法國的重新挑戰，英帝國的海上通道受到威脅，才表現出新的領土擴張勢頭，但英國的目標主要在於加強和保證東方貿易通道的安全，而非無止境地增加海外屬地。即便是貿易通道上的據點，如果被認為價值不大，甚至也會選擇放棄。

  好望角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好望角一直是西方從海路到東方的重要中轉站，其戰略上的意義顯而易見，因此英國於1795年從荷蘭人手中奪取了開普，但由於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進步，此時開普的重要性已經在下降。拿破崙向埃及的冒險進軍，一下子將英國公眾的注意力引向了東地中海，占領開普得不償失的輿論開始占了上風，以至於英國在與拿破崙談判《亞眠和約》時，寧願放棄開普而選擇保留錫蘭。待到1803年戰爭再起，政治家們才迅速轉向。1805年9月，陸軍與殖民地大臣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在一封給印度總督康沃利斯勳爵（1st Marquess Cornwallis 1738—1805）[16]的信中，重新闡述了帝國政府的新立場：「開普對大不列顛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在任何時候，都被當作保護我們印度屬地安全的重要前哨陣地。」[17] 1806年，英國重新占領了開普，從此將其「作為一個與帝國在東方的安全緊密相連的陣地」[18]。

  第三，在重商主義思想占統治地位時代，對英國這樣的島國來說，通過貿易最大限度地獲取財富和商業利益，不僅關係到國家的富強，甚至關係到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因此，海外貿易自然成為英國的立國之本。隨著18世紀末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問世與傳播，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進程，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改變。

  例如，在19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中，帕默斯頓的國家利益意識無疑是最強的，他曾在各種場合宣布：「對每一個英國大臣來說，英格蘭的利益應當成為他政策的口令。」[19]但他卻拒絕在阿比西尼亞（Abyssinia）[20]建立英國殖民地，明確指出：「我們所要的是貿易，土地對於貿易並不是必須的，在屬於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們能很好地開展商業。」[21]

  他也不贊同拿破崙三世提出的瓜分埃及的建議，明確表示：「我們並不想要埃及，就像一個腦子正常的人，雖然在英國北部有座莊園又在南部有處住宅，但卻並不希望擁有沿途客棧一樣。他所要的只不過是這些客棧對他開放，當他來到時，客棧會向他提供羊排晚餐和驛馬等等，如此而已。」[22]「我們想要與埃及的貿易，想要能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們不想要統治埃及的責任與負擔。……讓我們用商業的影響來改進所有這些國家，讓我們避免一次十字軍征服。」[23]

  顯然，如果說在重商主義時代，用各種方式擴展海外領地並壟斷殖民地的貿易是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在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的時代，用商品和資本打開落後國家與地區的市場，才更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對貿易機會與權利的追求，依然是19世紀政治家們第一位的考慮，但追求的形式卻已大不相同。

  最後，不列顛民族素以務實、理性而聞名，對收益與成本的冷靜權衡，既是學者們也是政治家們的所長，甚至可以說成了社會各個階層的思維習慣。英國官方在19世紀不願承擔過多海外責任與義務的態度，正是這種務實思維的結果，因為軍事行動以及擴張後的治理，都意味著額外的開支與花費，責任越多，代價自然也就越大。前述英國國內反對占有開普的輿論中，「代價昂貴」是主要的考慮，連著名的納爾遜勳爵（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也在1801年底議會上院關於（英法《亞眠和約》的初步辯論中，以他在拿破崙戰爭中所建立的幾乎不可挑戰的威望與經驗，表達和認同了當時英國人的普遍情緒。他的發言十分形象生動：「在舊時代，開普曾經是個有用的中轉基地，但是隨著用銅板包裹船體底部技術的採用，大商船和軍艦一樣，已經不需要在去印度的航程中途停下整修了。現在，開普只不過是旅途上一個舒適的酒館，經常延擱例行的行程。更糟糕的是，當開普在荷蘭人手上時，買一棵捲心菜只要兩便士，而在英國人占領後，卻高達一先令。」[24]

  帝國史學家P.J.馬歇爾曾經就英國人對殖民或侵略戰爭的反對情緒作過細緻分析：「征服戰爭和新行政管理班子建立帶來的費用，如果要落到英國納稅人身上，對英國財政部和下院來說是不受歡迎的。例如，19世紀初期在南非開普邊界上的戰爭，遭到了特別激烈的批評。……有些人基於人道主義和基督教教義，抱怨並抗議對外侵略和在不正義戰爭中喪失生命。……政府通常沒有太多困難就能從這種批評中脫身，但是如果一場海外戰爭似乎是不正義的，同時代價高昂並沒能立即獲勝，那麼這種尷尬則是政府希望能避免的。」[25]

  綜上所述，19世紀英國的主流政界人物有足夠的理由對獲取新屬地不抱興趣。事實上政治家的態度並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也代表著正在形成中的自由帝國新理念。

  然而，儘管沒有得到來自政府的積極鼓勵和強有力支持，帝國海外領土的擴張卻從未間斷，而且基本上是從容不迫，沒有遇到過像樣的抵抗。

  對此，帝國史學家勞埃德（T.O.Lloyd）分析指出：這首先是因為英國擁有無可挑戰的海權，其次是歐洲自1815年之後長期處於和平，「在這種條件下，私人進行的海外擴張要比18世紀時容易得多」[26]。

  羅拉爾德·海姆（R.Hyam）也認為：由於帝國及其勢力範圍很容易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的擴張過程相比較不是特別的血腥」[27]。

  那麼，最終是什麼原因使得帝國的擴張在不斷地進行呢？美國歷史學家戴維·羅伯茨認為：「帝國的擴大，反映了帝國內部支持擴張的力量，要比倫敦方面懷疑帝國思想的力量大得多。這許多力量，加上英國的海軍勢力、工業強盛和世界性聯繫，就使得這個前所未有的、最大最富有的、人口眾多的帝國，在不知不覺中成長起來，構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英和平圈。」[28]

  這一解釋無疑是切中要害的，因為，正是有了這股強大的支持推動擴張力量的存在，才使帝國得以實現持續的擴張。至於這種力量是什麼，羅伯茨並沒有給出具體的說明，但他顯然是指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P.J.馬歇爾也將帝國的擴張與英國各個社會階層相聯繫，認為「擴張反映了英國社會許多階層尋求貿易、掠奪、土地、官職、知識等機會的願望，簡言之，就是來自世界的所有好處」[29]。

  的確，對相當多的英國人來說，帝國以及帝國的擴張確實與他們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商人需要擴展貿易，工廠主需要開拓市場，銀行家需要投資場所，移民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傳教士期待傳播福音的天堂，殖民地官員希冀建功立業，貴族子弟期盼提升軍職……

  但是，所有這些只能解釋為什麼許多英國人和殖民地人表現出強烈擴張欲望，而不能說明為什麼英國官方並不積極介入海外的擴張，但卻從不拒絕接受既成的擴張事實。

  從根本上說，既然帝國意味著「來自世界的所有好處」，那麼形形色色英國人的帝國意識與需求，就是推動帝國不斷擴張的強大動力。然而，真正能夠在不同時代（尤其是工業革命時代）代表不列顛民族和國家根本利益的動因，應該只有一個，那就是英國的商業利益與特權。

  只要是有利於商業的擴展，只要是貿易安全的需要，即便是私人或壟斷公司自行採取了某種措施，占領了新的海外領土，英國的政府大臣們也會欣然認可。

  換句話說，19世紀的英國政府的確沒有用武力奪取並占領新屬地的計劃和打算，但倘若動用武力的結果是帶來新的廣闊市場，倘若已占領的屬地對於貿易的擴展與安全至關重要，那麼政府是不會猶豫的。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其結果，正好說明了這一被歷屆英國政府所自覺遵循的原則——獲得貿易特權和貿易據點，將英國廉價的商品銷往世界每個角落，遠比直接占領領土更經濟，當然也更符合英國的利益。

  英國的工廠主和商人們對於廉價英國工業品的強大威力是毫不懷疑的。1840年，一位議員在下院的發言中指出：「英國工業品並非僅提供給在印度的英國人，它們正傳遍整個印度，尤其是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的產品。事實上，這是商品價格便宜的結果。廉價已使我們的機器工業品進入印度，只要藉助機器的力量，我們能夠使它們更為便宜。儘管它們也許不像印度人自己的產品那麼經久耐用，然而，對於一個貧窮的民族來說，沒有什麼東西能與廉價的商品相比。」[30]

  因此，保衛和促進英國的商業貿易，可以說幾乎成了英國政治家的一種本能。這方面，帕默斯頓的立場最為典型。

  在19世紀的英國政界人物中，對於英國貿易特權的捍衛，帕默斯頓也許是最堅決的一個，而對於英國通過商業征服並開化落後民族的信念，他也是最自覺的，一向認為政府應當通過為貿易打開新市場來幫助國家的商業。1842年，帕默斯頓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大量種植在阿比西尼亞的荒野上和阿拉伯的沙漠裡，這些地方居民人口眾多，他們需要許多我們能提供的東西，也能給我們有價值的商品作為交換。我確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我們商業的需求必將大大增加。」[31]

  此外，由於戰爭既增加軍費開支，又直接影響商業貿易，英國人通常更傾向於使用武力威懾或外交欺詐甚至金錢購買的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戰爭，即便是帕默斯頓那樣具有強硬帝國立場的人也是如此。

  例如，1839年在議會辯論土耳其問題時，帕默斯頓宣布，自己的信念就是：「通過維持和平來從物質上支持大不列顛的商業，因為沒有和平，希望有繁榮的商業就是徒勞的。不僅為了英格蘭，也為了其他國家，都需要維持和平。」[32]這番話雖然多少有些作秀的意味，但不能否認的是，和平與安全確實是實現英國國家利益的保證。

  英國政府與本國商業貿易的關係，更集中地體現在對開拓海外新市場的自覺支持上。19世紀上半期英國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順利擴張，說明政府大臣與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以及公司殖民官員之間存在著某種默契。其中占領新加坡的例子無疑最為典型。

  新加坡只是一個面積幾百平方公里的島嶼，但卻是英國商人處心積慮想得到的地方。翻開19世紀的世界地圖，新加坡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它位於馬來半島的最南端，有一條不到半英里長的堤道與半島相連，是馬六甲海峽的「瓶頸」，而馬六甲海峽則是歐、亞、非及大洋洲之間的重要通道，它連接南海與安達曼海，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從歐洲、非洲經印度洋到東南亞、東亞最短航線的必經之地。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大部分地區，從17世紀起就落入荷蘭人之手，因此通常被稱作「荷屬東印度」。

  地位如此重要的馬六甲海峽被荷蘭人所控制，整個東印度的貿易也被荷蘭人壟斷，這種局面對英國人來說是難以容忍的。1786年，英國人占領了馬六甲海峽北部的檳榔嶼，將其作為皇家海軍的基地。在拿破崙戰爭中，「荷蘭的海外領地成為英國的上等獵物」[33]，英國迅速占領了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和爪哇島。但荷蘭後來成了英國需要拉攏以共同對付拿破崙的盟友，英國便允諾戰爭結束後仍然歸還給荷蘭。因此，荷蘭於1816年收回了被英國人占領的地方，並進一步加強對馬來半島的控制，以阻止英國商人的進入。

  局面終於在1819年被打破。為此，斯坦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東印度公司官員，在英帝國的擴張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萊佛士是個船長的兒子，24歲時進入東印度公司（1805年），不久被派往檳榔嶼（Penang）任總督府秘書。年輕的萊佛士不僅性情魯莽急躁，還對荷蘭人抱有強烈的憎惡與反感。[34] 他被克萊武的精神所激勵，渴望著為帝國建功立業。1811年他成為爪哇島（Java）副總督後，向印度總督提交一份備忘錄，極力鼓動公司向東印度擴張，以便與荷蘭人爭奪與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貿易，由於英國與荷蘭的盟友關係等因素，公司董事會並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萊佛士因在爪哇推行的改革，以及對爪哇歷史風土人情的介紹在英國名聲大振，於1817年被冊封為爵士。1818年，萊佛士被東印度公司任命為明古連（Bencoolen）副總督。明古連位於蘇門答臘島（Sumatra）西南海岸，在1786年英國占領檳榔嶼以前，明古連是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唯一的一塊殖民地，也是英國香料貿易的直接來源。

  1818年12月，萊佛士在印度總督、英國駐印度軍隊總司令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勳爵（Francis Hastings，1st Marquess of Hastings 1754—1826）支持下，率領一支遠征軍從加爾各答出發，經檳榔嶼，沿著馬六甲海峽到達半島的最南端。

  1819年 1月，萊佛士在新加坡島上登陸並升起東印度公司的旗幟。島上當時一片荒涼，居民大約不到150人[35]，主要是漁民、海盜等，但萊佛士確信占領該島在商業上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1819年2月，萊佛士向公司報告說：占領新加坡已經摧毀了馬六甲的政治重要性，它已使所有將英國商業和影響排除在馬來國家之外的敵意計劃歸於無效，「荷蘭人的時代已經打破了，一個飄揚著我們旗幟的獨立口岸將自動重建，它足以防止荷蘭人曾經在這些海域施行的壟斷制度的重現」[36]。

  1819年6月，在從新加坡寫給國內朋友的信中，萊佛士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與激動之情：

  （在此之前）我幾乎不知道這樣一個地方的存在，不僅是歐洲人，就是印度世界對它也一無所知。我相信你希望我獲得成功，我想說，一旦我的計劃在國內被確認，我打算把這裡作為今後主要的居住地，將自己在東方餘下的歲月貢獻給這個殖民地的進步。它在所有方面都有成為一個最重要殖民地的希望，同時也是我們所擁有的代價最小、麻煩最小的屬地。我們的目標不是土地，而是貿易；是一個偉大的商業中心和支點，在以後條件需要時，憑藉它我們可以擴展英國的政治影響。通過直接的占領，我們對荷蘭人的壟斷表示了拒絕，與此同時恢復了我們的盟友和朋友們正在下降的信心。一個在這些海域的自由港，必定最後摧毀荷蘭人壟斷的時代；馬爾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東方的地位。[37]

  從萊佛士的個人經歷來看，他對荷蘭人積習已久的強烈憎恨，主要來自荷蘭對東印度商業貿易的獨占與壟斷，來自荷蘭人公開阻止英國利益滲透侵入的戒備與小心。這無疑同他長期處在與荷蘭勢力對峙的前沿陣地有關，作為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員，他顯然要比倫敦的公司董事會更能感受到荷蘭人對英國人的敵意，感受到荷蘭人捍衛自己傳統勢力範圍的決心。此外，這或許還解釋了為什麼往往地方殖民官員會表現出擴張的積極主動性，而帝國政策決定者的反應通常要滯後的原因。

  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的發生，其意義往往不會為同時代的人所真正體會，萊佛士占領新加坡也是如此。幾乎所有關於英帝國擴張史的著作，不管其立場如何，都不會漏掉萊佛士的名字。在新加坡被占領100多年後，史學家們仍將大英帝國在東方的擴張，歸功於「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隊和萊佛士的進取精神」[38]。

  但具有戲劇性的是，儘管印度總督支持萊佛士在海峽建立一個基地，以奠定英國對華貿易利益的計劃，但他的指令是「在馬六甲以東的地區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峽的南端」，目標「純粹是商業性質的，與政治勢力或領土擴張的想法毫無關聯」[39]，因此要避免與荷蘭人的任何交涉與衝突。

  而萊佛士的行動事實上並沒有得到公司董事會的批准。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黑斯廷斯總督向倫敦匯報後，公司董事會立即發來訓令，要他阻止萊佛士的冒險行動。只是由於訓令到達太晚，萊佛士的遠徵才得以成功。[40]

  顯然，萊佛士占領新加坡的行為，多少帶有個人主張的色彩。但說到底，萊佛士個人的野心或雄心，與英國擴展東方貿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與英格蘭的國家利益是相符的，這才是這一事件的真正意義所在。

  實際上，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英國與荷蘭的關係一直處於微妙和尷尬之中。英國對荷蘭人壟斷獨占東印度的貿易，自然是不滿的。

  1819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在給英國駐海牙大使的指令中，明確表示出對荷蘭人的不滿：政府「不會默許在整個廣闊的東方群島對英國商業實際上的排斥，或僅僅是許可的容忍；也不能同意與中國的直接貿易處於各種不利條件之下，這些不利條件是由於馬六甲海峽所有軍事和海軍要地完全掌握在荷蘭政府手中而產生的」[41]。

  然而，英國人並不願與荷蘭發生直接衝突，反而希望與荷蘭建立並保持良好關係。這首先是因為，此時英國對中國的茶葉貿易發展速度驚人，已大大超過了對東印度傳統的香料貿易，因此英國與荷蘭在東印度的矛盾並不尖銳；其次是因為，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英國需要在歐洲推行均勢外交，而荷蘭是英國用以在歐洲和海外遏制法國的一個盟友與屏障。

  這樣，就有了由喬治·坎寧談判簽訂的1824年《英荷倫敦條約》。這是一個承認雙方在東南亞存在的現狀，並劃分各自在荷屬東印度勢力範圍的條約。條約規定：荷蘭放棄所有對新加坡的權利，割讓馬六甲，同意不干預馬來半島；英國則將明古連交給荷蘭，並承諾不向蘇門答臘擴張，也不在新加坡以南的島嶼建立任何移民點。

  從條約內容看，英國人顯然收穫頗豐，不僅得到了荷蘭對英國占領新加坡的正式承認，還將馬六甲及整個馬來半島劃歸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作出的讓步，僅僅是不進一步向傳統的荷屬東印度擴張。條約也說明，英國更重視與中國的貿易，所以才希望以放棄向印度尼西亞海域的領土與商業擴張，來換取與中國貿易通道的安全。

  然而，條約簽訂後的幾十年間，荷蘭人並不遵守條約規定，和以往一樣繼續實行商業壟斷，並損害英國與中國的貿易，英荷之間因此摩擦不斷。但是，除了因比利時1830年脫離荷蘭引發的緊張局勢[42]，雙方基本上相安無事，沒有發生過嚴重的衝突。

  萊佛士打破荷蘭人對東印度貿易壟斷的雄偉計劃，由於占領了新加坡而得以實現，新加坡不僅成為東方的馬爾他，使英國有效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的出入口，而且為英國商業利益進入東方這個「偉大的貿易競技場」提供了跳板和支撐點，對中國海以及印度洋的貿易與航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因此，《海軍霸權政治》的作者格拉漢（G.Graham）認為，新加坡「遠比馬爾他對東地中海所產生的影響大得多」。[43] 1826年，新加坡和馬六甲、檳榔嶼共同組成「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不再隸屬於印度總督，改為由英國政府直接管轄，幾年後，新加坡被確定為殖民地首府。

  海峽殖民地的建立，大大有利於英國東方的商業擴張。從前，這條通往中國的道路上海盜猖獗，而英國占領新加坡後，「僅僅二三隻船的艦隊巡弋在馬六甲海峽或馬來半島的西海岸，就足以嚇退較大的海盜行動，為貿易團體提供信心。」[44]在不長的時間內，英國的紡織品迅速進入並擴展了在東印度的市場。

  對此，一個英國商人在1830年深有感觸地說：「當我1811年第一次到達爪哇時，那裡的人穿的幾乎全是中國的產品。我目睹了那裡發生的一場革命——在我逗留期間，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穿歐洲的機器紡織品。」[45]

  不同時代的英帝國，其理念、政策以及擴張的方式是不同的。

  對18世紀的政治家來說，帝國既是財富的源泉，也是不列顛作為偉大軍事與海軍強國地位的象徵。因此，堅持貿易法規，以確保不列顛最大限度地得益於帝國屬地，就成為當然的選擇。

  而到了19世紀，情況則完全不同了，獨領風騷的海軍艦隊，突飛猛進的工業革命，無可匹敵的經濟實力，為英國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與發展空間，英國迫切需要的不是獲得新的海外領土，而是在全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貿易。而與此同時，不列顛已經沒有真正的敵手，但卻需要花費巨大開支用於殖民地與屬地的防衛，英國的政治家們自然本能地傾向於不願承擔新的海外責任。

  但是，貿易特權的獲得與商業的擴張，幾乎不可避免地要伴隨著各種形式的武力威脅、外交欺詐、軍事侵略，甚至領土的兼併。1830年，英國《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寫道：「我們在東方海域的勢力應當維持；不能設想任何針對我們偉大商業的致命打擊，能比放棄這些有價值的屬地更為有效。」[46]

  由此，19世紀的英帝國就在表現出令人費解的「心不在焉」或「漫不經心」的同時，進入一個新的擴張時代。在擴展貿易強大動力的驅使下，除了1819年占領新加坡，70年代以前英國在東方已先後占領和控制了下緬甸（1826、1852）、香港（1841）以及加里曼丹島北部（即北婆羅洲North Borneo）的沙撈越（Sarawak，1841）[47]、拉布安島（Labuan又譯作納閩島，1846）。從19世紀末起，英國又陸續占領上緬甸（1885），控制了沙巴（Sabah，1881、1888）[48]、汶萊（Brunei保護國，1888），建立了英屬馬來聯邦（1874—1896）和馬來屬邦（1909—1914），最終完成了對緬甸、北加里曼丹和馬來半島的征服。

  在新大陸，我們的目的是與美國和平解決領土爭端，確保對南美的貿易；在太平洋要避免去擴張；對中國施壓以打開貿易；在印度，要在天然的土地疆界限度之內擴大我們的主權；在非洲限制擴張，同時探索新的商業機會以打開非洲；在歐洲避免衝突，但維持帝國貿易通道的絕對安全。[49]

  這是英國幾位著名史學家J.羅斯（Rose）、A.牛頓（Newton）和E.貝尼亞斯（Benians）對19世紀初期到中期英帝國政策的概括。從中不難看出，貿易特權與商業利益是自由帝國最重要的目標。正如19世紀中期的殖民部常務次官赫爾曼·梅里維爾在1861年所宣稱的：「英國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著每一塊海岸，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有我們的工業產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