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殖民地的雙重標準
2024-10-09 08:48:05
作者： 錢乘旦
英國對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從根本上緩和了自帝國丟失美洲起就沒有解決的矛盾，帶來了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新型關係。新的殖民政策在各殖民地漸進推行的過程，也是英國人的傳統帝國觀念與自由主義思想相互衝突的過程，新帝國觀就在這種衝突中逐漸產生、發展、成熟起來，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輿論，成為同時代英國政治家、思想家的基本共識。
新帝國觀的核心，就是允許殖民地建立代議制政府，鼓勵殖民地人民自己照看自己，從而卸掉或減輕英國在舊殖民體系下對殖民地承擔的傳統責任：給殖民地的優惠關稅、管理殖民地的行政費用、保衛殖民地的軍事開支等等。但帝國仍然是一個統一整體，英國對殖民地負有不可推卸的防衛和外交上的責任。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多蘿茜·湯普遜所分析的：「不列顛繼續去保衛貿易據點，繼續派遣軍隊和總督去海外，但大部分政治家將帝國看作一種責任，而不是利潤的來源。」[143]
新帝國觀內涵的範圍非常明確，它僅指主要由英國人移民墾殖開發起來的白人殖民地，而將帝國最大也最有價值的東方殖民地印度完全排除在外。考慮到新帝國觀得以產生的思想基礎是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恰恰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取得全面勝利，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鮮明特徵，這其中隱含著的矛盾顯而易見。
許多歷史學家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國這一時期在國內政策與印度政策之間的相悖之處：英國人早已實現了自由貿易，但在印度卻加強推行重商主義，英國人在國內正不斷走向自由主義，但在印度卻堅持專制統治。[144]
當代著名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其《帝國》一書中提到，一位知名的歷史學家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裡曾發出這樣的詰問：「一個自認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世界上如此廣大的疆域……一個自由之國何以變成了一個奴役之國？」[145]
是什麼東西阻礙著熱愛自由的英國人在給予白人殖民地自治權利的同時，不願將自由給予印度人民？顯然，原因絕不僅僅只是印度尚未成熟到能夠管理自身事務這一條。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英帝國擁有兩種不同的海外殖民地，一種由移民墾殖形成，另一種由武力征服得來，人們對殖民地的看法也因此而大相逕庭。
由英國人移民墾殖發展起來的殖民地，與英國有著強大的血緣、文化和宗教上的聯繫。因此，英國人從來都認為：在新大陸建立起來的殖民地是英帝國的海外兒女，而英國理所當然地是這些殖民地的「母國」。這種意識在英國政治家和普通民眾的心中根深蒂固，不僅構成了整個舊帝國觀念的基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也得到了殖民地人的心理認同。
關於這種觀念的來源，英帝國史鼻祖約翰·西利曾歸結於近代以來歐洲人對民族國家的認識，他指出：「近代關於國家的概念，使人們認為移民海外並非是離開國家，而是和國家在一起，英國人所到之處就是英格蘭，法國人所到之處就是法蘭西。」[146] 因此，殖民地人當然也就是海外的英國臣民。
的確，我們在西歐國家早期的海外殖民地中，可以隨意地找到大量類似「新英格蘭」「新約克」「新法蘭西」「新阿姆斯特丹」「紐奧良」「新南威爾斯」這樣的地名，它們的存在有力地證實了西利的這一分析。
除了國家觀念外，另一個因素往往為人們所忽視，這就是：英國人在海外移民的地方幾乎全是「無主的空地」。說土地無主，當然不是說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人以及紐西蘭的毛利人不在當地居住，而是說，在英國人眼裡，他們不擁有土地。土地私有的觀念在這些人那裡是不存在的，因此土地沒有主人。這一邏輯當然很是奇怪。
按照西利的觀點，這是英格蘭的「運氣」，因為英國「在地球上占有的部分是如此空曠，以至於為新移民提供了無限的生存空間」[147]。殖民地的好處在於為無土地的人們提供土地，為處於困境的人們提供財富，這種觀點在英國人看來是最簡單而普通的常識。為了可以廉價獲得大量土地，為了擺脫飢餓和貧困，為了尋找比在英國本土更多的發展機會，英國人一代一代地漂洋過海，遷居殖民地。
與此同時，面對國內越來越大的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的壓力，英國的學者們和政治家們也都把目光指向殖民地，把向海外移民作為緩解這種壓力的重要途徑。可以說，在美洲和澳洲新大陸未開墾的空地上進行移民墾殖活動，是英帝國海外殖民的主要形式，也是英國與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建立和經營海外殖民地的一個重要區別。
正因為如此，在美洲建立起來的是英國式的地方自治，移民們也從不懷疑自己是英國國王的臣民。當北美殖民地人民舉起反抗旗幟時，喊出的口號是「無代表不納稅」，提交的是給國王的請願書。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亞人為責任制政府而鬥爭時，要求的是地方自治的權利。而無論是不納稅的口號還是自治的要求，都包含著一個共同的邏輯前提，那就是：殖民地居民也是英國人，有權享有國內英國人已享有的民主和自由。
英國人對於移民殖民地及其居民地位的看法，也基於同樣的前提。例如，對於18世紀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所有同情他們的英國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自由是殖民地人的權利。直到100年後，約翰·西利爵士在回顧這一英帝國史上的重大事件時，仍然認為：英國的舊殖民制度實際上完全不是暴政式的，並不是英國不該對殖民地進行干涉或者干涉得太多，而是干涉的不正義，才招致殖民地人的不滿與憤怒。[148]
在19世紀中期殖民地公共土地支配權問題上，英國政府曾經與殖民地人民長期對峙，殖民大臣格雷堅持認為：「帝國政府和立法機構不應當將處理殖民地皇家土地的決定權交給（殖民地）地方當局，這份王室作為託管人擁有的地產是為了全體英國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居住在國內還是居住在殖民地，而不僅僅只是為了少數殖民地居民。照管這筆巨大的財產，是國王的僕人們和英國議會的職責。」[149]
約翰·密爾曾批評英國人對待加拿大人「像一個缺乏教養的兄長」，但對絕大多數英國人來說，英國與移民殖民地的關係更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父母的權威曾經是絕對的、無可懷疑的，但隨著兒女們走向成年，他們被給予越來越大的自由，直到他們離開父母的家，走自己的路。[150]
因此，英國人在面對殖民地人民的自治要求時，雖然並不情願，如同父母面對獨立要求日盛的孩子，但當發現反對已無濟於事時，也就十分安然地作出讓步，如同開明的父母意識到子女已長大成人。英國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沒有遇到太強烈太持久的阻撓，移民自治的原則之所以很快確立並成為新的帝國政策，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帝國另一類由征服得來的殖民地，英國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歷史留存下來關於英國人對印度統治問題的論述中，最開明最激進的立場也不過是給印度人民一個好政府。這裡我們不妨以約翰·密爾的立場作為例子。
約翰·密爾是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旗手，一生中始終為公民的個人自由、社會自由、政治自由以及移民殖民地的自由而大聲疾呼。他積極促進議會改革，同情工人階級的憲章運動，支持婦女的選舉權，支持愛爾蘭的土地改革，是國內政治和殖民地改革中的激進派。但是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的著名思想家，卻從不認為印度人民有權得到英國的移民殖民地已獲得的政治自由。在《代議制政府》一書中，約翰·密爾將印度直接劃為不具備實行代議制政府資格的英國屬地：
自由國家，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可以保有因征服或殖民而取得的屬地屬國；我們自己的屬國就是近代史上這類事例中最主要的事例。……遠離本國、地域較大、人口較多的領土被作為屬國，它們或多或少須服從有主權的國家的主權行為而在其議會中卻並無同等的代表權（如果有代表權的話），這種領土可以分為兩類。有些是由具有和統治國家同樣的文明的人民組成的，能夠並具備條件實行代議制政府，如在美洲和澳洲的領地。另一類，像印度那樣，則和那種狀態仍相距甚遠。……落後的人民直接隸屬於較先進的人民或者處於後者的完全的政治支配之下已經是通常的情況，並將迅速成為普遍的情況。[151]
約翰·密爾認為，專制統治有好的和野蠻的之分，好的專制統治是「自由的人民對野蠻的或半野蠻的（人民）的理想的統治」。而印度是一個半野蠻的國家，作為文明國家的英國應當對印度實行好的專制統治，以使其走向文明和進步：
在有些社會狀態下強有力的專制政治本身就是在為使人民適於較高文明所特別欠缺的方面對他們加以訓練的最好的統治方式。也有一些社會，單純專制政治的確不具有任何有益的效果……這時進步的幾乎唯一希望依賴於有一個好的專制君主。……在現時很少有什麼問題比如何組織這種統治更為重要，俾使這種統治成為對從屬人民的好的統治而不是壞的統治，提供給他們以可能達到的最好的政府和最有利於未來持久發展的條件。[152]
約翰·密爾特別強調並精心論證的，是怎樣才能給印度這樣的落後國家一個好的專制政府，而不是英國對這個通過征服得到的殖民地的統治權本身是否正義？在密爾那裡，顯然這個問題是不言而喻、無需證明的。
約翰·密爾對英國在印度統治權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其個人的經歷有關。他曾經作為東印度公司的文職官員長期在倫敦總部供職，這種特殊的經歷和身份，是同時代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所沒有的。
在密爾的論述里，人們可以看到他的這一經歷留下的痕跡。例如他指出：雖然對被統治者負責是好政府的最大保證，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者對英國負責卻是有益的，因為當政府的行為遭到非難時，英國的議會制度能保證公眾了解爭論中的問題，也能對直接統治者的行為作出有效限制。總之，英國人民履行他們對印度的責任，靠的不是直接統治那個國家，而是靠給它以好的統治者。他還顯然不贊成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統治權的做法[153]，認為廢除這一中間統治手段是眼光短淺的行為，因為「一個自由國家試圖通過它自己行政部門的一個分支統治一個遙遠的、居住著不同人民的屬國，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失敗。唯一可能取得相當成功的方式就是通過一個經授權的比較有永久性的機關進行統治，只給可能變更的國家行政部門以視察權和否決權」[154]。
需要指出的是，約翰·密爾所謂「好的專制政府」的觀點並沒有什麼新意，早在18世紀末那場著名的「黑斯廷斯審判案」（Warren Hastings trial）中[155]，英國人就已經表達了相似的立場，愛德蒙·伯克多次在演講中激烈抨擊「腐敗的東印度公司」，其主要的倫理依據就是英國應當給印度一個好的政府。
歷史已經前進了半個多世紀，自由主義不僅形成更加完備成熟的思想體系，而且早已走出學者和思想家的書齋，成為活生生的社會實踐，但約翰·密爾關於帝國對附屬國人民實施統治權的思想並沒有超過伯克。這一事實本身，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英國人對附屬殖民地的基本看法。如果說不少英國人曾經對印度的歷史與文化表現出真誠的尊重，那麼19世紀中期以後它們已基本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對印度是個落後的半野蠻國家的認定，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又進一步加強了這一觀念，而約翰·密爾的思想在大的方向上與這種觀念是一致的。
維多利亞早期是英國人對帝國與殖民地問題空前關注的時代，但印度事務並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或者說在對印度的統治原則上，英國人並沒有太大的分歧，至多是針對一些具體的統治手法或策略，例如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後英軍對起義者的殘酷鎮壓等等。
英國社會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移民殖民地政治改革以及相關的殖民政策上，集中在對整個帝國的態度問題上。無論是議會講壇還是報刊輿論，帝國事務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從來沒有看到過英國人對帝國和殖民地問題表現出這麼高的關注，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多的對帝國政策的激烈批評。
根據資料統計，1830—1840年間英國議會平均每年有40場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辯論，內容涉及奴隸制、西印度群島、上下加拿大起義等。1840—1850年間，加拿大、澳大利亞、蔗糖關稅以及殖民地移民問題成為新的社會輿論焦點，議會平均每年有30場針對相關問題的辯論，在彙輯出版的《議會議事錄》（Hansard）中，殖民地問題的內容平均每輯占了8%。[156]
除了議會中的辯論發言外，同時期各種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論文、小冊子以及著作的出版也十分活躍，許多同時代英國有影響的思想家、政治家、活動家通過出版物闡述了自己關於帝國和殖民地的立場，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別則利用各種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理想中的帝國。
很顯然，這一時期是英國告別舊殖民制度、走向自由貿易的時期，也是自由主義信條在英國全面確立、自治原則在各移民殖民地勝利實現的時期，人們對帝國問題與殖民地事務的高度關注，既反映了帝國內部日漸突出的矛盾，也反映了英國殖民政策的重大變革，新的自由主義帝國觀正是在這種關注與變革中間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由於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關於帝國和殖民地問題的討論中，有太多對帝國及其政策的批評性評論，特別是出現了一種鼓吹殖民地與母國相分離，反對英國進行新的領土擴張的社會思潮，加上同時期移民殖民地陸續取得自治和英國從殖民地撤出駐軍的現實，使許多帝國史的研究者們認為，和19世紀末好戰的新帝國主義社會風氣相比，19世紀中期是一個對帝國漠不關心的分離主義時代[157]，是「不努力擴張的時代」[158]，甚至是「反帝國主義」的時代[159]，直到19世紀末期，面對新的世界局勢，英國人才重新燃起對擴張帝國領土的熱情，積極參與對非洲的瓜分。
這一結論在長時間內成為英帝國史學的傳統觀點，一大批有影響的著作使它廣為傳播，其中多卷本的帝國史權威著作《劍橋英帝國史》（從1920年代起陸續出版）就是傳統觀點的集中代表。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歷史學家不再囿於權威結論，他們試圖用「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60]這個新概念，來解讀19世紀的英帝國。針對傳統的「分離主義說」和「反帝國主義說」，他們提出了「非正式帝國」的概念，認為整個19世紀英國的對外擴張存在著明顯的統一性與連貫性，19世紀中期的英國人並不比19世紀末的英國人更反對帝國。[161]
不同時代的研究者們對維多利亞早期的英帝國給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定義，但爭論並沒有結束，「非正式帝國」的概念在戰後幾十年裡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但對19世紀英帝國特別是維多利亞早期到中期的歷史評價，至今也沒有取得一致。這給後世研讀帝國史的人們留下了疑問，也留下了想像的空間，1840—1870因而成為英帝國歷史上最撲朔迷離的一個時期。
對19世紀中期英帝國的總體評價，直接牽涉到對自由主義帝國觀的準確描述，牽涉到與之相關聯的帝國政策的準確描述，因此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而要對19世紀中期英帝國作出評價，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小英格蘭人」的帝國立場，弄清他們的立場對帝國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影響？
所謂「小英格蘭人」（Little Englanders），並不是一個具體的政治派別，它是人們對19世紀中期在帝國問題上持自由主義極端立場的一批人的總稱。
「小英格蘭人」以呼籲殖民地與英國徹底脫離，反對帝國領土擴張的觀點而引人注目。他們在理論上秉承亞當·斯密以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思想，認為殖民地就像是樹上的果實，一旦成熟就會自然脫落。他們以獲得獨立的北美13個殖民地作為例子，指出「美洲經驗的結果，顯示了兩個平等強國之間的自由貿易是一種更好的處理關係的方式，要比強迫一個殖民地與強大的母國貿易要好」[162]。
認為獨立後的美國與英國的貿易不斷增長，而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殖民地不僅與英國的貿易額根本無法同美國相比，而且還要英國來承擔它們的防衛，19世紀中期英國的軍事預算中，每年用於保衛這些殖民地的開支就占了大約1/3[163]，殖民地已成為英國不堪忍受的重負。因此應當儘可能快地授予其自治政府，讓殖民地進行自我防衛。
「小英格蘭人」都是堅定而狂熱的自由貿易論者，他們真誠地相信自由貿易不僅會給英國帶來世界市場，而且會導致國家間的和諧與世界和平，因為「各國間的自由貿易往來會產生相互了解，並以無數工商利益的紐帶使本來隔離的各國人民團結起來。自由貿易意味著和平，其他國家一旦受到英國繁榮富強範例的教導，就會群起仿效，自由貿易就將成為全球性的」[164]。而取消了關稅，解放了殖民地，也就根除了國家間發生戰爭的根源，從而消滅了戰爭本身。
「小英格蘭人」的主體構成是「曼徹斯特學派」和一些自由黨政治家。「曼徹斯特學派」又稱自由貿易學派，是19世紀中期英國一個很特別的政治派別，主要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商人、金融家組成，其領袖人物有理察·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和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 1811—1889）等。他們兩人被公認為維多利亞時代「自由貿易的勇士」[165] 和「改革的鬥士」[166]，早年都曾經是成功的工廠主，屬於典型的中等階級。在政治上他們自始至終是自由主義激進派，積極支持議會改革，呼籲選舉權的擴大和秘密投票等。1839年在曼徹斯特成立「全國反穀物法同盟」，是他們從事全國性政治活動並贏得聲譽的開始，兩人也先後於1841年和1843年進入議會下院。
「曼徹斯特學派」這一稱號來自迪斯雷利，1846年2月，他在議會下院發言中首次稱那些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為「曼徹斯特學派」，從此這一稱號就傳播開來，成為科布登和布萊特及其追隨者的代名詞。
除了極力宣傳鼓動廢除《穀物法》實現自由貿易外，「曼徹斯特學派」還在國際問題和對外政策上採取一種與眾不同的和平主義立場，主張國際仲裁、削減軍備、歐洲和平。科布登發表的演講和文章內容非常廣泛，不僅涉及自由貿易、軍備裁減、戰爭與干涉、和平與仲裁，還涵蓋了國際海洋法、殖民主義與帝國政策、東方問題以及英國對外目標等，可以說集中闡述了那個時代最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基本的理論依據是：「自由貿易思想在全世界的擴展，將產生一種有益的道德影響，即鼓勵經濟的專門化和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這樣，國家之間的戰爭將不可想像，而貴族的歐洲軍國主義政權也就變得多餘。」[167]
對於用武力保護與擴展貿易的政策，科布登認為：「不是用加農炮和刀劍，而是通過廉價的商品，才有希望捍衛我們的商業。」[168] 布萊特則更尖銳地指出：軍事征服和殖民擴張是一種貴族統治的遺產，土地貴族寡頭集團自光榮革命以來，藉口保持國際勢力的均衡，已經發動了一系列戰爭，使國家承載了高額的稅收，結果是以犧牲其他社會階級利益為代價，增加了自己的財富和權勢。[169]
因此，他們反對英國參加克里米亞戰爭，反對英國對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敦促英國支持美國內戰中的北方等等。這種立場影響了英國公眾對他們的支持，使他們幾度在議會選舉中失敗。
在英帝國歷史辭典中，科布登被稱為「政治家」和「經濟學家」[170]，但我們很難說科布登和布萊特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或經濟學的理論家，因為他們並沒有留下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學理論著作。雖然也有人將科布登的自由貿易思想定義為「科布登主義」，但科布登為後世留下的真正思想遺產，卻是他在大量演講和政論小冊子中所表達的國際間自由貿易必將促進世界和平等主張。[171]科布登本人，也被當代國際政治學者們順理成章地劃歸國際關係理論中自由主義流派陣營，並成為其代表人物之一。
事實上，把科布登和布萊特稱為19世紀卓有成效的自由貿易運動演說家和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也許更為準確。2011年，約翰·布萊特的後人比爾·凱什在為其所作的傳記中，稱其為「與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比肩的19世紀英國政壇三大風雲人物」，並恰如其分地以《約翰·布萊特：政治家、演說家、鼓動家》（John Bright： Statesman，Orator，Agitator）的書名，作為對布萊特的總結性評價。[172]
的確，科布登與布萊特都是非常善於在公眾集會和議會下院中發表演講的人，從30年代末起他們就以集會演講、出版小冊子、議會發言等各種方式進行自由貿易的宣傳鼓動，成為19世紀中期英國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別，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此外，他們還直接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例如，1859年，科布登曾謝絕帕默斯頓的入閣擔任貿易大臣的邀請，但卻接受了與法國談判貿易條約的重任。1860年，科布登代表英國與法國進行的互相削減關稅談判獲得成功，兩國簽訂了著名的《英法商約》，該條約因此被稱為《科布登條約》（Cobden's Treaty），這也許是「曼徹斯特學派」信條在當時最大的一個成果。
布萊特的政治活動和影響力要比科布登長久得多，他先後兩次參加格拉斯頓的自由黨內閣（1868—1874、1880—1884），擔任政府的貿易大臣，在第二屆中因抗議1882年英國對埃及亞力山大的炮轟而辭職。1857年大選時，他也和科布登以及其他「曼徹斯特學派」議員一樣，由於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反戰立場，由於對帕默斯頓政府對華政策的激烈抨擊而失去席位。儘管此後他再次進入下院並保持議員職位直至1889年去世，但他卻不是以曼徹斯特學派，而是以自由黨黨員的身份當選的。
「曼徹斯特學派」之所以又被人們叫作「小英格蘭人」，是因為隨著英國相繼廢除《穀物法》和《航海條例》，自由貿易的原則已經實現，科布登和布萊特等人便自然地將鬥爭目標轉向了與自由主義相關聯的殖民地問題和外交問題，而他們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得出的民族自治和國際平等原則，被認為與建立「更大不列顛」的帝國理想相衝突，因此「小英格蘭人」有時又被叫作「反帝國主義者」（antiimperialist）。
需要指出的是，「帝國主義」這個詞當時的含義與後來是完全不同的。在19世紀60年代它僅指「實行獨裁統治的愷撒主義」[173]，只是到了19世紀末，當謝西爾·羅得斯宣稱「帝國就是吃飽肚子的問題，如果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時，「帝國主義」才開始以愛國主義的形式，跟英國的大規模領土擴張聯繫起來。因此，這是一個字面意思與實際內涵相去甚遠、極易引起理解混亂的詞。19世紀中期所謂的「反帝國主義者」，既不是反對今天已經約定俗成意義上的帝國主義，也不是反對英帝國本身，而只是反對一種帝國政策。
「曼徹斯特學派」或「小英格蘭人」的帝國立場到底是什麼？他們的立場與實際的帝國政策是什麼樣的關係？所謂分離主義就是指要求英帝國的完全解體嗎？這些似乎已成定論的問題實際上並非不證自明，需要作認真的分析。在仔細的鑑別考察之後，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幾點：
第一，「曼徹斯特學派」廢除《穀物法》的鼓動，和對「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呼籲，由於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代表了新時代的方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皮爾政府推行自由貿易的改革中，起了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科布登、布萊特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激進帝國觀，無論是在普通民眾中還是在議會內從來就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擁護，他們關於自由貿易將會自然引向國家間和平的觀點，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帶有濃厚的空想主義色彩，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很難得到肯定的回應。
例如，為了反對羅素內閣財政大臣伍德（Wood）提出的政府預算，1848年科布登發表了「國民預算」（national budget），提出削減陸軍和海軍軍費開支1000萬英鎊，這幾乎相當於政府全部支出的1/10。[174]
在英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海軍傳統的國家，這種立場是不可能得到政界和社會輿論支持的，因此他們的政治生涯並不順利，幾次議會選舉的失利就是最好的證明。
布萊特的傳記作者肯思·羅賓斯認為：1857年大選的失敗說明，「曼徹斯特學派」作為有影響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已經瓦解了，而且，「曼徹斯特學派社會的、政治的以及商業上的凝聚力，恰恰是在曼徹斯特被打破的」[175]。漢斯·摩根索則稱他們為「空想的國際主義者」[176]，科布登的傳記作者甚至用了「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局外人」（A Victorian Outsider）這樣意味深長的詞[177]，來說明科布登的思想與當時主流社會思潮的格格不入。
第二，鼓勵殖民地與英國分離走自己的路是19世紀中期許多英國人共有的情緒和心態，它是對移民殖民地爭取責任制政府實現自治的一種支持與承認，也是對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現實關係的反映。1854年，保守黨領袖德比伯爵在上院發言道：「如果北美殖民地的財富、人口以及與英國分離的願望都在增長，那麼，就讓我們在上帝的名義下和平友好地分手吧。」[178]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與走向看，移民自治是英國實現自由貿易的邏輯結果，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給白人移民殖民地自治的權利，使英國擺脫殖民地事務的負擔，將注意力和貿易超越帝國的範圍，指向歐洲和整個世界，這既是自由主義理念的勝利，也是務實政治家的明智選擇，並非由於曼徹斯特學派的宣傳。
第三，所謂的分離既不是一種「主義」，也不表明殖民地與母國完全脫離而成為獨立國家，更談不上英帝國的解體。它只是表明：除了憲法上的聯繫和外交與防衛上的責任之外，英國與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相脫離，以英王代表身份派駐的總督只是名義上的行政首腦，由殖民地責任制政府行使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全部權利。
殖民地人民爭取責任制政府和自治權利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是民主的意識與自由的要求。正是責任制政府的建立，才促使了殖民地民族主義真正的產生與發展。換句話說，殖民地人民要求的是他們應當擁有、而英國在理論上無法拒絕的權利。
對於這一點，無論是殖民地人還是英國人都十分清楚，正因為如此，英國的政治家和殖民官員對於這種分離才表現得十分從容。
布萊奇福德勳爵（Lord Blachford）曾於1860—1871年擔任殖民部政務次官，他的觀點反映了許多英國政界人士當時的心態：「我始終相信，殖民地的命運就是獨立，殖民部的任務是當聯繫還存在時，儘可能地確保它對雙方都有利，而當分離到來時，則儘可能地確保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友善。」[179]
然而，承認殖民地的權利並不等於贊同它們像美國那樣從帝國獨立出去。英國社會各個階層在總體上的心態，從來都是以擁有廣闊的海外屬地為榮，並將帝國的存在與民族的自尊緊密相聯的，因此科布登在公眾場合總是否認自己是分離主義者[180]，而《泰晤士報》在1867年寫道：「我們都為帝國而驕傲，我們都將帝國的殖民地和屬地看作是地球上從未見到過的各種成員組成的一個家庭。」[181]
第四，英國人對殖民地防衛開支的抱怨以及帝國從殖民地撤出駐軍的事實，同樣不能說明殖民地與母國的徹底分離或帝國的解體。殖民地對於英國的重要性是隨著歷史的前進不斷遞減的，英國人對殖民地的看法也跟著相應改變。
當英國還固守著重商主義和舊殖民體系時，亞當·斯密已發出英國從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所失」的驚人之語，從那以後特別是19世紀以來英國人對殖民地的各種抱怨就沒有中斷過。在英國告別舊殖民制度之前，不滿主要集中在殖民地產品在母國享受的關稅優惠上，在那之後則集中在保衛殖民地的巨大開支上。所有主張自由貿易的人都站在了這一陣營，其中殖民地改革家對帝國的批評可以說最為尖銳，他們充分利用議會講壇，以具體的統計數字來說明現行帝國政策的不合理。
例如，從1818年到1849年，威廉·莫爾思沃斯多次在下院發表演講，批評英國在保衛和擴大貿易的理由下巨大而荒謬的軍事開支。然而莫爾思沃斯恰恰是最堅定的帝國派！他和其他殖民地改革家所反對的是舊帝國政策而不是帝國本身，所要求的是殖民政策的改革而不是帝國的解體。
正如英國著名學者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所堅持的：「帝國居民的糟糕狀況說明你們對待殖民地的方式是不合理的，迫切需要改革，但這是否意味著帝國本身必須解體？噢，決不是。」[182]
赫伯特·斯賓塞的觀點也很能說明問題。斯賓塞對英帝國的基本態度也許是19世紀中期所有自由主義者中最為激進的，他在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社會靜力學》中，對英國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解剖，認為壟斷性貿易「不但所費甚多而所得甚少，而且還為了完全一無所獲而花錢，在有些場合甚至是為了得到損失」[183]。他甚至激烈抨擊了英國殖民政策給母國和殖民地雙方以及被征服的土著人帶來的巨大災害，但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由國家和政府進行的不公正殖民必然伴隨痛苦和災難，而由平民自然進行的公正的殖民則可以避免這些不幸。[184]因此，斯賓塞所反對的同樣是殖民政策中的種種弊端而不是帝國本身。
總之，英國人對殖民地和帝國政策的抱怨是歷史事實，移民殖民地在帝國中地位的下降也是事實，但在實際政策上英國統治階級集團從來沒有放棄對殖民地的責任，「每一個英國人都確信，授予殖民地以責任制政府，絲毫也不改變英國防衛其殖民地反對外國進攻的責任」[185]。
1862—1873年英國從殖民地陸續撤出幾十萬駐軍，一方面是帝國光榮而體面地從廣大地區脫了身，讓殖民地承擔和平時期的自我防衛，並參與和分擔帝國戰時防衛的責任與開支；另一方面也是英國新軍事思想的反映，這種新思想認為，將軍隊分散駐守在從魁北克到雪梨的廣大帝國領地上，不僅代價高而且效率低，常有兵力不足之虞，如果將大量隨時能夠派遣到任何地方的軍隊集中在國內，再加上皇家海軍的力量，就能構成最有效的帝國防衛。
為此，1865年議會專門通過法令，授權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海軍力量。英國並於1868、1875年分別派出軍官，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提供相關的幫助。所有這些都表明，英國政治家們選擇的是一條務實的道路，建立的是一種新型的去掉負擔、放鬆紐帶、保持和諧的帝國關係，而並非就此割斷帝國與殖民地的聯繫。
最後，「曼徹斯特學派」或「小英格蘭人」所鼓吹的分離很難說就是英帝國真正的解體，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同時代人和部分歷史學家誤讀的結果。
在半個多世紀裡，不同年代的自由主義者關於帝國的批評大致可歸納為三種：（1）壟斷殖民地商業是無利可圖的；（2）
控制殖民地是不正確的；（3）擁有殖民地不僅是極大的浪費而且是有害的。
亞當·斯密和殖民地改革家分別持前兩種觀點，「曼徹斯特學派」的基本立場屬於第三種，即認為重商主義死亡之後殖民地在經濟上對英國一無好處，而用於殖民征服和帝國防衛上的巨大花費則造成國庫的嚴重流失。「曼徹斯特學派」的觀點顯然與亞當·斯密的思想一脈相承，但同時又是對當時英國人一種心理潮流的反映。
也許是民主和權利意識覺醒的表現，19世紀中期的英國人對於帝國的開支花費表現出特別的敏感，將帝國和殖民地問題與英國自身的利益得失聯繫起來，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思維方式，對英國仍負擔殖民地防衛的不滿在社會各界因而十分普遍，正因為如此，才有迪斯雷利1852年的「磨石」牢騷。無論是理察·科布登、約翰·布萊特還是戈爾德溫·史密斯，實際上都還是圍繞著英國的經濟利益作文章，但「曼徹斯特學派」有自己理想中的帝國與殖民地關係，它並不是說殖民地與英國的徹底脫離，而是亞當·斯密早就闡述過的「最忠實、最親切、最寬宏的同盟」，是母國與殖民地的「自然感情」。
面對別人的指責，科布登這樣闡述自己的帝國觀：
人們說我要求放棄我們的殖民地，但是我要說，你難道打算用刀劍、軍隊和戰艦來維持殖民地嗎？那並不是永久保有殖民地的辦法。我所要的是用殖民地人的友情來保留它們。[186]
戈爾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 1823—1910）是1858—1866年的牛津大學近代史欽定教授，他對60年代已建立責任制政府的加拿大人拒絕承擔帝國的防衛責任感到憤怒，為此發表過許多激烈的主張分離的評論，因而經常被認為反對殖民地，是典型的分離主義者。然而，戈爾德溫·史密斯說自己「並不比反對太陽系更反對殖民地」，而是反對在殖民地已成熟時英國仍去阻止它們的獨立。[187]
但戈爾德溫·史密斯心目中的獨立與通常意義上的獨立並不相同，因為他認為即使殖民地取得了獨立，也沒有必要脫離英國。顯然，在他看來，殖民地政治上的獨立和依然留在英帝國之內可以並行不悖。這說明戈爾德溫·史密斯所渴望和追求的，是一種以血緣和友好感情為基礎的聯邦式帝國：
與殖民地的聯繫是使我們偉大的源泉，這種血緣、同情心以及觀念上的聯繫將不會被政治上的分離所影響。假如我們的殖民地成為像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聯邦那樣的國家，即便不是形式上也是在實質上，可能會自動產生密切的關係和相互間的友情。[188]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維多利亞早期到中期英國人對於帝國和殖民地問題的關注和種種爭論，歸根結底不是要不要帝國，而是要什麼樣帝國的分歧。人們爭論的核心，並不在於帝國是否應當保留，而是在於應當以什麼樣的形式重組帝國的政府和防衛。
歷史學家多蘿茜·湯普遜曾經將歷史上英國人贊成帝國的觀點歸納為三個方面：經濟上，帝國是財富的來源；政治上，帝國是民族威望的來源；信念上，帝國是冒險事業和信仰的來源。[189]
19世紀中期舊殖民制度雖然已經廢止，但殖民地對母國市場的依賴使它們與英國長期保持著緊密的貿易關係，加拿大的小麥、木材，澳大利亞的羊毛，印度的棉花、黃麻和茶葉以及西印度群島的蔗糖，絕大部分都提供給了英國市場，約占英國總進口的23%。
從英國角度來看，放棄殖民地貿易壟斷權後，英國廉價工業品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市場。1841年英國的出口額只有4725萬英鎊，但到1869年已飆升至1.9億英鎊[190]，其中與帝國的貿易占了英國出口總額的1/3。[191]帝國內部的優惠關稅雖然已取消，但由於英國無比強大的工業優勢，殖民地在經濟上對英國的意義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因此，殖民地依然可以說是帝國財富的源泉。
在帝國給英國人帶來威望與榮耀方面，英國從來就不乏有著強烈帝國精神的政治家。曾厲行關稅政策改革使英國邁出走向自由貿易第一步的威廉·赫斯基森，在1828年表達了對英帝國的強烈自豪：
英格蘭決不能變得渺小，她必須是她現在的樣子，否則她就什麼也不是。……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已經播下了自由、文明和基督教的種子。我們把在英國流行的語言、自由的制度和法律體系帶到世界每一個地方——它們正在那裡開花結果取得進步；如果有自私的計算者說，我們所做的這些是以不應當作的犧牲為代價，我的回答是：儘管有這些犧牲，我們仍然是舊世界中最快樂的人民；當這就是我們的命運時，讓我們為這無比的光榮而歡欣吧！這光榮屬於為那些在血緣、習俗以及情感上同我們自己相似的民族奠定了幸福和繁榮基礎的英格蘭。[192]
顯然，在赫斯基森那裡，帝國的光榮與帝國的責任是緊密相連的。
在這方面，1846—1852年擔任自由黨政府殖民大臣的格雷伯爵對帝國責任的認識更加自覺，他在卸任後次年撰寫的《羅素政府的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 ' s Administration）一書中指出：英國在幾個世紀裡已經獲得了不能拒絕的責任，這與在千百萬人中傳播基督教福音和文明的偉大榮幸是相一致的，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擁有殖民地，不僅為英國增加了尊嚴和作為最高權力的形象，而且增加了英國潛在的力量。「人們不應忘記，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僅依賴於它所能控制的物質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賴於輿論和道德的影響。」[193]
人們通常認為，自由黨內的自由貿易論者大體上是反對建立帝國的。[194]
但約翰·羅素作為著名自由黨政治家，在支持殖民地建立責任制政府的同時，始終強調戰爭時期殖民地在商業和軍事上的價值。1849年他指出：「殖民帝國的任何大面積喪失，都將會縮減我們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劫掠成性者很快就會聚集起來搶劫帝國的其他部分，或者對我們施以無法忍受的侮辱。」[195]
20年後，羅素以一種欣慰自豪的心情回顧帝國的成長：「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僅僅作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聯合王國而行動，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征服並拓殖了加拿大，我們占有了整個澳大利亞、范迪門地和紐西蘭，我們兼併了全印度，將其變為皇家殖民地，從前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96]
霍布豪斯曾指出：「並不是說自由主義對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利益，對白人中普遍有的統一感情，對1/4人類承認一面旗子、一個最高領導這一事實所包含的潛在價值不關心。」[197]
自由主義者對於帝國和殖民地的總體看法，可以在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思想中得到說明，密爾認為：「殖民地增加了英國人在世界事務中道德上的影響和力量，殖民地的脫離對世界和英國都不利——它將會大大削弱英國的聲威，而這種聲威現在有利於整個人類。」[198]
密爾的這一觀點可以說代表了相當多英國人的立場。因此，儘管19世紀中期殖民地自我防衛、削減殖民地防衛開支是英國人共同的願望與要求，但英國的政治家們在作出選擇時從來沒有忘記帝國的責任，正是這種責任驅使著英國人去建設一個自由主義的帝國，一個格拉斯頓心目中「用利益、榮譽、感情和責任相連接」的新型帝國。[199]
義大利著名學者德·拉吉羅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高度評價了19世紀中期英國對殖民政策的自由主義改革，認為「這產生了大英國協精神上的聯合，使高壓統治、支配與剝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自由，可以給予意識上有著單一種族、語言與傳統的大英帝國每一位公民；也只有自由，可以給予其所有分散的共同體——為曾由同一部法律統治並建立了一個民族大家庭、在權利與義務上完全平等而自豪的共同體」[200]。
拉吉羅的著作初版於1924年，此時大英國協尚未建立，他所評述的，實際上是英國與其移民殖民地關係的變化。應當說，拉吉羅的評價不免顯得過於理想化，但他將英帝國的成長壯大與自由主義緊密相連的觀點卻是一語中的：
英國佬用巨大的字母在我們的星球表面書寫的史詩，是由公路、鐵路、運河、河堤、工廠組成的，一句話，中產階級集中起來並象徵其努力的所有工業勞動，一言蔽之就是「自由」；這使遙遠的殖民地變成新的國家，並以共同的自由紐帶將它們連接在一起。自由主義是帝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201]
19世紀中期英帝國史的發展就是這麼出人意料，充滿懸念。與英國主動告別舊殖民制度，徹底實現自由貿易的舉措相比，英國給予移民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曾經顯得那麼被動和猶疑，許多政治家都經歷了一個從排斥、拒絕到接受、支持的歷史過程。然而，當移民自治和貿易自由一樣成為帝國最顯著的特徵與原則時，同時代的英國人和殖民地人都沒有立即意識到，一個嶄新的自由主義帝國實際上已經確立。
【注釋】
[1]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2頁。
[2]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24頁。
[3]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6頁。
[4] 帕斯卡·薩蘭：《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7頁。
[5] J.Olson&Robert 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211.
[6]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Macmillan 1929p.31.
[7]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77 p.264.
[8] J.Olson&Robert 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130.
[9] 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第44頁。
[10] Jeremy Bentham Emancipate Your Colonies 1837 quoted in KlausE.Knorrp.253.
[11] James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1 quoted in KlausE.Knorrp.254.
[12] D.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quoted in KlausE.Knorrp.255.
[13]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56.
[1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1927p.424.
[1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71.
[16]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56頁。
[17]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s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 p.56.
[18]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1964p.207.
[19]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87—188頁。
[20] Wakefield The Art of Colonizationquoted in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4 p.28.
[21] 鄭寅達、費佩君：《澳大利亞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頁。
[22]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 p.242.
[2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37.
[24] 轉引自陳其人《殖民地的經濟分析史和當代殖民主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頁。
[25]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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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39頁。
[3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45.
[34]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si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75.
[35]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22、123頁。
[36]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48頁。
[37] George W.Brown Canada In the Making Greenwood Press 1953 p.96.
[38]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50.
[39] HansardThird SeriesXXXVI1303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300.
[40] C.A.Bodelso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Heinemann1966p.15.
[41]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2.
[42]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51.
[43]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43頁。
[44] 宋家珩：《楓葉國度——加拿大的過去與現在》，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 92頁。
[45]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1940p.337.
[46]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1996 p.25.
[47] 反對派的理由是百慕達群島不歸德拉姆管轄，因此德拉姆超越了自己的權限。
[48]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London1964 p.210.
[49]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3—244頁。
[50]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 p.55.
[51]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93頁。
[52]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23.
[53]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4.
[54] Ibid.p.125.
[55]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5.
[56] J.Olson&R.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 p.388.
[57] 宋家珩:《楓葉國度———加拿大的過去與現在》，第105頁。
[58]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97頁。
[59]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28p.15.
[60]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George Philip&SonLtd.London1927p.437.
[61]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3.
[62]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London1964 p.207.
[63] George Woodcock 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An InquestJonathan Cape Ltd.1974p.172.
[64]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2.
[65]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56.
[66]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Macmillan 1929 p.37.
[67]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70.
[6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下），第175頁。
[69]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3.
[70]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93頁。
[71]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60.
[72]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39頁。
[73]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第180頁。
[74]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9頁。
[75]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34.
[76]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 p.58.
[77]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1996p.486.
[78] Ibid.p.203.
[79]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p.107.
[80]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1984 p.187.
[81]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9頁。
[82] JohnL.MorisonThe Eighth Earl of Elgin1970se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p.204.
[8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35.
[84] 新斯科舍同樣為爭取責任政府進行了長期努力，由於改革派領導人約瑟夫·豪的政治眼光與能力，改革運動始終和平進行，1847年改革派在議會選舉中獲勝，1848年初新斯科舍先於加拿大建立責任政府。
[85]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p.281—285.
[86] 范迪門地被稱為「監獄內的監獄」，1825年脫離新南威爾斯成為獨立殖民地。新南威爾斯廢除流放制後該地成為英國在澳主要罪犯流放地，至1853年廢止，1856年起改稱「塔斯馬尼亞」。
[87]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Angus&Robertson Publishers 1977 p.72.
[88]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Angus&Robertson Publishers 1977p.54.
[89] 此前殖民地的刑事案件一直由軍官陪審，民事案件在特殊情況下才實行陪審制。
[90]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 DocumentsOxford 1953p.166.
[91]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77p.67 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830—1860Oxford1928pp.53—61.
[92]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p.123—129.
[93]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p.263.
[94] D.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8.
[95] K.N.Bell & 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pp.137—140.
[96]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p.281.
[9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39.
[98]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p.284.
[99] Ibid.p.285.
[100]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 p.264.
[101]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77p.54.
[102]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61.
[10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684.
[104] 轉引自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第90頁。
[105] ArthurK.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 p.264.
[106]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4頁。
[107] D.K.Fieldhouse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Longman1967p.30.
[108] 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騤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0頁。
[109]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3頁。
[110]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7頁。
[11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683.
[112] DonaldC.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ish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 p.54.
[11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1.
[114]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42.
[115]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第171頁。
[116]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03.
[117] 宋家珩：《楓葉國度——加拿大的過去與現在》，第116頁。
[118]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cs War and DiplomacyCambridge 1928p.17.
[11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 1940p.686.
[120]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4頁。
[121] George W.Brown Canada In the Making Greenwood Press 1953 pp.91—92.
[122] A.B.Keith 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Vol.I Oxford 1933 p.245.
[123]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86p.85.
[12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692.
[12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52.
[126]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 Cambridge 1928 p.42.
[12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p.692—693.
[128]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56.
[12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p.352.
002
[130]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第180—181頁。
[131]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1984p.169.
[132] KlausE.Kno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Toronto 1963p.354.
[133] Ibid.
[134] George Woodcock 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 An InquestJonathan Cape 1974 p.186.
[135] Gordon Martel ed.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86 p.75.
[136] Gordon Martel ed.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76.
[137] 美國南方使者乘英國郵船「特倫特號」赴英，在歐洲水域遭美國聯邦軍艦攔截並被抓走，帕默斯頓認為這破壞了國際法，要求美國道歉並準備派遣援軍到加拿大。
[138]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85.
[139] 宋家珩：《楓葉國度——加拿大的過去與現在》，第137頁。
[140]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684.
[141]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Macmillan 1982p.258.
[142]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69.
[14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3—1902London1981p.169.
[144] A.J.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London1988p.224.
[145] 尼爾·弗格森：《帝國》，雨珂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p.ix.
[146]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41.
[147]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47.
[148]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68.
[149]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14.
[150] Ibid.p.7.
[151]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2頁。
[152]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42頁。
[153] 1857年印度爆發民族起義，次年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權被正式終止，英國政府新設印度事務部管理印度。
[154]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256頁。
[155] 沃倫·黑斯廷斯（1732—1818）為第一任英印總督（1773—1785），因在印度的統治政策於1786—1796被英國議會下院彈劾、審判，後被宣判無罪。
[15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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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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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Ibid.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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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科布登的政論小冊子中最具影響力的有：《英格蘭、愛爾蘭和美國》（1835）；《俄國》（1836）；《1793—1852三封信》。
[172] 見《經濟學人》電子版http / / node/21542175.
[173] 王覺非主編：《近代英國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頁。
[174] T.A.Jenkins The Liberal Ascendancy 1830—1886Macmillan1994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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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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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Ibid.p.92.
[182] Thomas CarlyleLatter Day Pamphlets 1850 see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 1978p.45.
[183]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第184頁。
[184]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第190—191頁。斯賓塞以威廉·佩恩建立的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為公正殖民方式的例證。認為「它沒有做破壞道德法則的事」，所以不需要母國保護。「假如殖民者像這樣把注意力全部轉移到商業上，並且和平地處身行事，像他們在無人保護的狀況下被迫做的那樣，英國就會更好地得到原料的供應，英國貨物的市場也就會擴大了。」斯賓塞理想的公正殖民顯然只是一個特例，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185]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1984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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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49.
[19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197]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21頁。
[19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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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圭多·德·拉吉羅：《歐洲自由主義史》，楊軍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3頁。
[201] 同上書，第130—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