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義與殖民地改革運動

  霍布豪斯曾指出：「巨大的變革不是由觀念單獨引起的，但是沒有觀念就不會發生變革。」[2] 從北美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獲得獨立，到19世紀中期英國對白人移民殖民地實行重大的政策調整，短短几十年間，英國與移民殖民地之間的傳統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是什麼東西推動了這場帝國史上意義重大的變革？是什麼樣的觀念引起了帝國政策的調整？毫無疑問，19世紀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理念在各個領域開花結果的時代，但變革的潮流並非一下子形成，帝國政策的改變也有它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考察英國與其移民殖民地關係時，我們不應忽視那些最終匯成滔天巨浪的涓涓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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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問題成為英國政界和社會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從七年戰爭之後美洲殖民地人民奮起反抗英國的高壓政策、獨立運動風起雲湧開始的。

  18世紀末期的英國，正是政治激進主義蓬勃發展、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破土發芽的年代，各種要求議會改革的政治鼓動空前活躍。北美殖民地的武裝反叛、宣布獨立以及最後的勝利，將帝國與殖民地關係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儘管激進主義者對北美殖民地人民表現出強烈的同情，仍有許多英國人抱著失望和幻滅感面對這一帝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保有殖民地對英國有什麼好處？英國應該從美國獨立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今後帝國與殖民地應當建立怎樣的關係？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從此開始困擾著英國人。

  政治家們、思想家們從不同的觀點立場出發，各自對殖民地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結論與答案，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激進主義者觀點、亞當·斯密的觀點、愛德蒙·伯克的觀點幾種類型。激進主義者同情並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但不願看到殖民地與帝國的徹底脫離。亞當·斯密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入手，力陳英國獨占殖民地貿易的弊端，得出在重商主義體制下英國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所失」的結論，但他對於英國的殖民政策應作怎樣的改變，卻採取一種極其謹慎務實的態度：

  建議英國自動放棄它對殖民地的一切統治權，讓它們自己選舉地方長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決定對外媾和宣戰，就等於提出一個從來不曾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亦永遠不會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的議案。沒有一個國家自動放棄過任何地方的統治權……[3]

  亞當·斯密不愧是目光敏銳的思想家，對於英國不可能放棄殖民地的原因，他看得十分清楚：首先是會損害英國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不符合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因為他們對於許多有責任有利潤的位置的處分權，將從此被剝奪，他們那許多獲取財富與榮譽的機會，亦將從此被剝奪」。亞當·斯密認為，最可行的辦法，只能是讓殖民地議會擁有徵稅權。

  儘管如此，他還是忍不住向人們描繪了假如英國真的放棄殖民地後可能出現的美好圖景：

  英國不僅能立即擺脫殖民地平時每年全部軍事費用，而且可與殖民地訂立商約，使英國能夠有效地確保自由貿易，那與它今日享受的獨占權相比，雖對商人不怎麼有利，但對人民大眾必更有利。[4]

  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在北美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集中代表了最激進的英國人當時的帝國觀念。他激烈抨擊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敦促政府在與殖民地的矛盾衝突中表現出「耐心和慷慨」[5]。但是，伯克所推崇的，並不是亞當·斯密所嚮往的英國與殖民地好朋友般的分離，而是用看不見的感情紐帶在帝國內部形成的緊密聯繫，他那句「這種聯繫像空氣那樣輕，卻像鋼鐵一樣強」的名言，後來成為很多英國人的帝國夢想。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亞當·斯密那樣的自由主義偉大旗手，和伯克那樣堅決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國暴政的政治家，也不主張殖民地與帝國的完全分離。這說明，18世紀末的英國人仍然具有很強的帝國意識。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宣稱自己是亞當·斯密學生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小皮特，為什麼擔任首相後在殖民地問題上採取的是加強而不是放鬆帝國政治控制的政策——1784年的「東印度法案」實際上剝奪了東印度公司原先對印度的獨立管理權；1791年「加拿大法案」明顯限制了殖民地議會的權力。

  儘管英國人在探究美洲殖民地爆發革命的原因時，曾經有過究竟是自由給得太多還是太少的困惑，但英國政府的實際措施表明，他們最終總結出的教訓是：殖民地人之所以反叛，就是因為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將來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必須被置於有效的防護措施之下，以確保殖民地對英國的忠誠。[6]

  英國人第一次對殖民地問題的關注與思考，並沒有帶來帝國政策的改革，但他們關於殖民地人民政治權利的闡述，成為19世紀殖民地改革運動的先聲。

  嚴格地說，海外殖民地最初與英國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它更主要是和英國貴族的傳統生存方式緊密相連，「對托利黨人來說，帝國意味著統治權，意味著小兒子們的工作機會」[7]。但進入19世紀以後，這種情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急劇增長的人口，源源不斷的移民浪潮，工業化產生的貧困，為罪犯尋找流放地的需要，擴大工業品銷售市場，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方案似乎都指向了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迅速得到提升。

  在19世紀初期的英國人眼中，殖民地不再只是遙遠的、與普通英國人關係不大的處所，而是商品市場、罪犯流放地和大量待開墾的空地，是與英國所有社會階層的生計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

  殖民地問題從此開始在英國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只是這一次與18世紀末的情形有所不同，儘管有著同樣的淵源和繼承關係，但19世紀的英國人對帝國和殖民地的看法不再沿著同一個方向，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批人高舉亞當·斯密自由貿易思想的旗幟，對帝國與殖民地的壟斷性貿易發起進攻；另一批人則繼承激進主義傳統，呼籲對帝國殖民地政策的全面改革。

  大體上，可將他們分別稱為殖民地自由貿易派和殖民地改革派。

  殖民地自由貿易派的主要代表有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詹姆士·密爾（James Mill 1773—1836）以及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等，他們是19世紀初期英國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政治學、哲學、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歷史學領域都有重要著述，對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影響極大。

  相比較而言，殖民地問題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研究對象，但殖民地與英國的政治、經濟、防衛甚至國際法原則的聯繫都太密切了，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1793年，邊沁在致法國國民公會的演講稿《解放你們的殖民地》中，敦促法國人解放自己的殖民地。邊沁指出：由於母國與殖民地之間距離遙遠，使「好政府」在殖民地成為不可能；而在殖民地和母國分離後，不論對哪一方來說，都會比從前快樂得多。美國革命的例子說明，那種英國和美國會因為聯繫紐帶斷裂而遭難的預言，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8]

  顯然，邊沁是從自己關於「好政府」的功利主義觀點進行論證的。此外，他還從消除國際衝突的角度出發，呼籲解放殖民地，認為爭奪殖民地是一切國際衝突產生的根源，如果解放了殖民地，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就會消亡。[9]邊沁的這篇文章到1830年正式發表，但在英國的實際影響並不大，這是因為它過於激進和超前，帶有明顯的空想色彩，並不符合英國當時的思想潮流。

  邊沁沿著亞當·斯密的方向，對殖民地壟斷貿易作了經濟學的學理分析。邊沁首先從市場貿易和資本間的關係入手，提出：「貿易是資本的產物」，資本會自動產生貿易，貿易量只被所投入的資本量限制，「開闢一個新的市場，並不增加貿易的量」，因此，殖民地市場的占有與否無關緊要。只有一種情況下新市場的開闢能增加貿易量，那就是「如果投在新貿易上資本的淨利潤率，大於它投在原有貿易上資本的淨利潤率」[10]。

  密爾也沿著亞當·斯密的方向，對殖民地壟斷貿易作了經濟學分析。他認為，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可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由享有特許權的公司實行壟斷，這種形式的獨占貿易能使母國得到特殊利益，因為「壟斷公司能夠迫使殖民地貴買賤賣」；另一種形式是殖民地貿易對母國所有的商人開放，但不准外國的貿易競爭者進入，在這種情況下，「母國商人之間產生的競爭就會降低進入殖民地商品的價格，從而使母國無利可圖」。因此，母國從壟斷殖民地貿易中獲得的唯一好處，「只能是來自殖民地供應母國貨物的低廉價格」[11]。

  李嘉圖贊同亞當·斯密關於自由貿易的觀點，也贊同他對殖民地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賤買貴賣而遭受不公的分析，但不贊成斯密關於母國從限制殖民地貿易中無利可得的判斷。他指出：「如果英國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將從英國為進口穀物、紡織品或任何其他商品而支付的重稅中獲得好處」，英國遭受的損失就是法國獲得的利益，宗主國對殖民地貿易管理的效果就是如此。因此，與自由貿易相比，「貿易壟斷可能對殖民地極為有害，而對母國則可能只是部分有利」[12]。

  邊沁、密爾和李嘉圖在各自的著作中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結論：壟斷殖民地貿易所獲得的好處並不是無代價的，「貿易的壟斷將改變資本的方向……總的資本和工業的分布將會更糟」，因此，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從根本上說是有害的，它應當讓位給一種普遍的自由貿易的制度。[13]

  邊沁等自由主義思想家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論述，對19世紀英國自由貿易運動的興起無疑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著名的曼徹斯特學派不僅積極投身廢除《穀物法》的鬥爭，而且呼籲殖民地的自由，並將邊沁、密爾關於殖民地是國際衝突和戰爭根源的思想進一步發展，提出了自由貿易會消除國家間矛盾與爭鬥的觀點。與此同時，作為功利主義學說（Utilitarianism）的創始人，邊沁出版於1776年的《政府片論》一書中關於主權問題集中闡述的思想、特別是其著名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與他的自由貿易主張一起，對英國移民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邊沁、密爾和李嘉圖為近代英國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但他們畢竟只是學者、思想家而不是實踐家，對於帝國和殖民地這樣的現實問題，他們所作的多是學理上的分析，所給出的答案也是抽象的理論推導，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理論在當時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只能是間接的和漸進的。

  比較起來，真正在英國政壇和社會擁有影響，並直接推動英國殖民地政策變革的，是一批被稱作殖民地改革家的自由主義激進派人物。這些殖民地改革派又被叫作「30年代的理論家」，是一些政治立場激進、信仰堅定、對帝國充滿熱忱的人。他們抱著強烈的興趣和帝國情感研究殖民地出現的問題，認為「舊殖民制度是有害的、完全錯誤的」，試圖在新的理論指導下，用審慎明智的實踐去取代它，從而解決各種殖民地已經暴露出來的麻煩。一些英國歷史學家因此稱他們是「激進的帝國主義者」。

  殖民地改革家的主要成員有達勒姆伯爵（Earl of Durham 1792—1840）、韋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62）、布勒（Charles Buller1774—1848）和莫爾斯沃思（William Molesworth 1810—1855）。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經歷很不相同，但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和對帝國統一的自覺捍衛。

  殖民地改革家們對當時英國殖民部的集權統治政策非常不滿，對殖民部官員及其作風作了極為尖銳辛辣的批評，廣為流傳的諷刺性稱號「母國先生」（Mr.Mother）就是他們的發明。他們對殖民地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呼聲表現出同情與支持，認為帝國與殖民地之間那種「舊的僵硬嚴格的紐帶，既虛弱易碎又令人惱怒」[14]，他們真心實意地相信只要殖民地實現地方政府自治，就能避免帝國的瓦解，即便這種自治帶來了分離，至少也會和平地發生。[15]殖民地改革家們人數並不多，但提出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切中時弊，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方向，因而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很大。通過議會演說、發表著作、社會鼓動、提交報告、親身實踐，他們把自己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思考與主張，最大限度地傳播開來，在19世紀英國殖民政策重大變革的關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殖民地改革家對英國殖民政策的激烈抨擊，集中在帝國對殖民地的集權式統治，殖民部官員對殖民地事務的專橫與無知，殖民地土地政策以及澳大利亞的罪犯遣送制度等問題上。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英國對殖民地的政治管理基本上是寬鬆的，亞當·斯密就曾指出：「除了對外貿易，英屬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說，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一切方面，他們的自由，都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樣有個人民代表議會來保證這種自由。」因此，美洲殖民地人民事實上享受著政治自治權，甚至「比在母國更為平等」。[16]

  美洲的丟失使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帝國角度來說，為了糾正錯誤，防止重蹈覆轍，避免再出現「過度的民主」，英國的政治家幾乎本能地傾向於加強對帝國的政治控制，1791年《加拿大憲法法案》的精心設計，就是這種傾向的典型體現。

  從殖民地角度來說，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都是帝國新建立起來的移民殖民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還很落後，對英國的依賴還很強，其歷史進程與北美13個殖民地也有很大不同，美洲式的自治傳統和實踐都未得到充分發展，英國在加拿大的新體製得以順利推行就是證明。因此，19世紀初期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明顯地表現出強化帝國權力的特徵。

  殖民部官員以及派往各殖民地的任職者是招致激烈批評的另一個因素。作為政府的重要機構，英國殖民部的歷史出人意料的短。它成立於1801年，正式的名稱是陸軍與殖民地部（the Department of War and the Colonies），儘管直到1854年才與陸軍部相分離，但由於1815年之後它的主要職能是處理殖民地事務，因此一直被稱作「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在理論上，英帝國的最高權力屬於英國議會，但在實際上，殖民部和後來成立的印度事務部是殖民地的真正統治者，因為「除了在危機和衝突的時刻，無論是上院還是下院，沒有幾個人對帝國事務有持久的興趣。議會總的來說對把殖民地事務留給那些行政管理者們相當滿意」[17]。但由少數幾個不知名的殖民部常務官員來控制如此廣大的帝國屬地，遭到了國內輿論特別是殖民地改革家的無情批評，人們對這種「消極的、殘缺的制度」以及殖民部的官員表示了強烈的不信任。查爾斯·布勒曾經這樣描述殖民部：「在一些光線昏暗的屋子裡，是在頂樓還是在哪層樓我們不得而知，你將看到全部『母國』——那個真正行使著最高權力、真正與不列顛幅員遼闊分布廣泛的殖民地維持著聯繫的『母國』。」[18]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對此作過甚至更為尖銳辛辣的抨擊：

  這46個社會分散在全球各地，距離我們1000英里到1.4萬英里不等，向它們當中的某個地方發出一個問題到得到一個答覆往來要費時三個季度。它們由不同的種族組成，處於不同的環境中。而這些數目眾多、相距遙遠的社會事務——它們的商業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由誰來照顧呢？由坐在唐寧街辦公桌旁的6名官員和他們的23名辦事員處理！按照每一殖民地0.13個官員和半個辦事員的比率處理！[19]

  19世紀上半期的殖民部官員是代表英國直接行使權力的「母國先生」，他們管理著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日不落帝國，手中掌握著殖民地人民的命運，卻對殖民地事務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冷漠與漫不經心。他們對殖民地日益增長的擴大自治權利要求，採取一種官僚式的僵硬立場，要麼不予理睬，要麼進行抵制，堅信必須嚴格限制殖民地的政治自由。

  派駐的總督們對殖民地人民抱著一種混合著蔑視與恩賜的態度，「將自己看成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半神半人，被遙遠的、神秘的權威授予了統治移民墾殖者的權利」[20]。在殖民部的官職授予權下，殖民地成了形形色色在英國名聲不好、時運不濟的人東山再起的地方，成了國內那些疲憊不堪的官員們獲得舒適職位、享受快樂生活的庇護所。

  「母國先生」的統治，英國與殖民地之間僵硬的商業關係和政治關係，使殖民地的各種矛盾日益發展，到30年代，各種不滿、騷動甚至反叛頻頻出現，嚴重威脅著帝國的穩定。

  作為滿懷帝國熱忱的人，改革家們在猛烈批評政府政策和殖民地現狀的同時，提出了改變現行殖民政策以革除弊端的方案，這就是——按照「系統殖民」理論進行移民，按照地方自治原則建立責任制政府。他們確信，通過這種訴諸英國憲法原則的改革，能夠治療帝國的嚴重政治疾病，使殖民地人民和母國人民共同擁有對相同政治制度和自由傳統的驕傲，從而維持帝國的和諧。

  「系統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理論是愛德華·吉本·韋克菲爾德的創造，在30年代的殖民地改革家中，韋克菲爾德以此理論及其實踐而出名。與同時期其他社會活動家相比，韋克菲爾德的個人經歷有些奇特，他出生於一個教友會家庭，20年代因為一樁騙婚案件被判入獄三年，這一案件使他聲名狼藉，不僅從此斷絕了他謀職從政之路，也影響了他整個的一生。恰恰是在監獄裡，韋克菲爾德通過大量閱讀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書籍，形成了一套「科學殖民」思想。他的著作共有三本：1829年的《雪梨來信》，1833年的《英國與美國》、1849年的《殖民的藝術》，其中《雪梨來信》在監獄中寫成而在報紙上連載，直接批評政府在澳大利亞的土地政策，初步闡述了他按照「科學的」原則制定殖民政策的主張。

  經過韋克菲爾德和其他殖民地改革家孜孜不倦的宣傳鼓動，系統殖民理論在英國社會產生持久的影響，並引發了政府對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殖民政策以及罪犯遣送制度的變革。

  澳大利亞是作為大英帝國的「海外監獄」而發展起來的。1770年，庫克船長率領英國科學考察隊發現並宣布占領澳洲東海岸地區，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斯」。英國最初希望它成為未來東方貿易的立足點和海軍基地，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英國不能再將重罪犯輸往美洲，關押安置罪犯成了政府的棘手問題，於是新南威爾斯便成為新的罪犯流放地。

  1788年，第一批700多人的流放犯連同海軍官兵及其眷屬等1000餘人在澳大利亞的雪梨灣登陸。短短几年之內，幾千名各類犯人被運往新南威爾斯，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開始了強迫勞動。受命管理新南威爾斯的總督們很快就發現，只有向自給自足殖民地的方向發展，才能使罪犯流放地長期維持下去。因此他們不斷向政府提出建議，要求政府鼓勵自由移民移居新南威爾斯，將土地授給流放地官員和自由移民，讓流放犯成為他們的勞動力，流放犯中的刑滿釋放者以及假釋、赦免人員也可通過獲得授予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從而使流放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起來。英國政府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將其作為在澳大利亞的殖民方針。

  隨著養羊業的興起和內陸平原的發現，19世紀初期自由移民的數量大增，1821年新南威爾斯的總人口是38778人，自由移民已有大約2000人。[21] 1823年，根據英國議會頒布的「新南威爾斯司法條例」（the New South Wales Judicature Act），新南威爾斯流放地成為英國在澳大利亞的第一塊殖民地。

  1824年，殖民地政府為了鼓勵富裕的自由移民，不僅繼續大批量授予土地的政策，還開始按每英畝5先令價格向移民出售公有土地，並規定購地款可在三年內付清，這進一步刺激了英國人向澳大利亞的移民熱潮。1825年，在總共14891個英國移民中，有485人選擇了澳大利亞。1825—1829年間，共有4460個自由移民進入新南威爾斯殖民地[22]，他們不僅得到大量殖民地政府授予的土地，許多富裕的移民還另行購買公有土地，很快成為大農場主。

  1828年英國政府決定建立西澳大利亞自由殖民地（Western Australia），儘管也向移民大量授予土地，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發展卻十分緩慢，因為該地自然條件不好，自由移民不願去投資和定居，而英國政府又不允許流放犯人進入，造成勞動力極度缺乏，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由於各殖民地政府大量無償授予土地，1820—1831年間，新南威爾斯授予的土地達到300萬英畝，僅僅依靠流放犯根本滿足不了移民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問題成為當時困擾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的最大難題，韋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理論」正是試圖解決這一現實問題的藥方。

  韋克菲爾德認為：無償授予土地是一種揮霍浪費的制度，殖民地缺乏僱傭勞動力的原因，就在於移民獲得土地太容易了。殖民地的繁榮取決於擁有足夠數量的僱傭勞動者，而要保證僱傭勞動力的數量，就應當防止他們過快成為土地的所有者，方法是以「充分的價格」（sufficient price）出售土地，這價格應使新來的移民無力購買，只能成為已定居移民的僱工，而又不妨礙他們在幾年之後有可能擁有土地，這樣，新殖民地就不會有勞動力短缺之虞，而且還能使移民人口相對集中。[23] 此外，殖民地移民應當有資本也有勞動力，有男人也有女人；出售土地所獲收入應當用於政府對移民的資助等等。顯然，韋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計劃，就是設法按照英國的模式建立一個平衡發展的殖民地社會。

  韋克菲爾德系統殖民理論的核心，是他的「充分的價格」，他認為政府在制定殖民地土地的出售價格時要考慮各種因素：

  制定價格的唯一目的，是不讓工人太快地成為土地所有者。這個價格必須充分達到這目的，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目的。問題是，什麼價格能有此效果？它必須取決於：第一，「價格太低」意味著什麼，工人被雇用的恰當時間應該多長；這又要取決於殖民地的人口增長率，尤其要取決於移民的方法，這要由一個工人變成土地所有者、由另一個工人作替身所需的時間來決定。而工人移入率還要取決於殖民地發展的前景、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距離、移入工人所需的旅費。第二，要達到預期的效果，制定價格就要考慮殖民地的生活費用和工資率，因為這兩者（的差額）就成為工人變為土地所有者所必須積攢的資本；工資率和生活費用的比例，將決定積攢必要資本的時間是長些還是短些。第三，殖民地的土壤和氣候，這將決定一個工人為了讓他自己成為一個土地所有者所需要的土地數量。[24]

  19世紀30年代—40年代，正是英國社會因工業革命而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大批手工工人由於機器的使用而被拋入失業與貧困大軍；迅速增長的城鎮人口和相對上升的犯罪率，使人口過剩、社會貧困以及犯罪問題凸顯出來。韋克菲爾德認為，英國經濟形勢的不好與社會的動盪不安，「是人口過多和資本過剩的產物」[25]，因此，向殖民地移民和投資是避免不幸與災難發生的濟世良方。

  儘管韋克菲爾德不光彩的聲譽為當時英國主流社會所不容，也影響了政府官員對他個人的態度，一些帝國史學者甚至認為：韋克菲爾德的殖民理論自始至終遭到兩黨政府以及殖民部的抵制。[26] 但如果我們不以當時人們對韋克菲爾德個人品行的否定、而以澳大利亞殖民地土地政策發生的變化作為評判標準，就應當承認，韋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思想基本上是被英國政府接受的，因為英國和殖民地都面臨著緊迫的現實問題，而「系統殖民」理論確實提供了一個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

  1831年，殖民大臣里彭伯爵（Ripon 1782—1859）主持制定了新的土地條例（即「里彭條例」），規定在澳大利亞各殖民地不再實行土地的無償授予制，改為以公開拍賣方式出售，最低價格為每英畝5先令[27]，所得收入用作資助新移民的旅費。當時的海上交通十分不便，旅費也很昂貴，新條例承諾實行旅費自助，因此直接推動了移民的進入，到1840年，移居新南威爾斯的移民已達4萬人。此外，政府也開始注意輸入單身婦女，使殖民地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得到某種緩解。

  1834年10月，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這樣總結政府在澳大利亞新的移民政策：「高價出售土地的目的，是為了集中移民，防止他們過於分散；是為了得到廉價豐富的勞動力；是為了在殖民地人中產生合作精神；是為了使移民立即分為兩個階級——資本者與勞動者；是為了防止土地被壟斷或被不適當地處置；是為了立即引進改進的和好的管理方法。總之一句話，是為了創造出一個儘可能和英國相像的新國家。」[28]這基本上就是韋克菲爾德「科學」殖民思想的翻版。

  從30年代起，韋克菲爾德積極投身系統殖民理論的實踐活動。1834年他先後創立「殖民協會」和「南澳大利亞協會」，使系統殖民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1838年8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建立南澳大利亞殖民地條例（South Australia Act），韋克菲爾德的名字雖然沒有被提及，但其基本主張實際上被作為新殖民地的創建原則。條例規定了土地以固定價格出售，售價必須在每英畝12先令以上[29]，所有收入用於資助新移民。

  1840年，自由黨政府殖民大臣羅素建立「殖民地土地與移民委員會」（Colonial Land and Emigration Commission），試圖按照韋克菲爾德的主張，統一處理帝國內部特別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殖民地的土地，這可以說是「系統殖民」理論得到官方承認的重要標誌。隨著時間的推移，韋克菲爾德的理論在英國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1849年莫爾思沃斯曾評論道：韋克菲爾德已經「對一些我們時代最能幹的人的頭腦產生了深刻印象」[30]。

  韋克菲爾德自己最後選擇了紐西蘭作為他實踐系統殖民思想的地方。1839年，他參與成立紐西蘭土地公司，向紐西蘭派遣了公司的第一批移民。1849年，他與人共同建立英國國教會在紐西蘭的殖民地，自己也在1852年移居該地。之後，他積極投身紐西蘭責任制政府的建立，十年後死於紐西蘭。

  韋克菲爾德不僅倡導「科學」殖民，而且反對罪犯流放制度，鼓吹建立責任制政府，這使他成為殖民地改革集團的重要成員。但由於早年的生活品行，韋克菲爾德生前一直被英國社會所排斥，儘管政府實際上採納了他的建議，殖民地的土地與移民政策也因此發生根本改變，在同時代人的眼中，韋克菲爾德卻始終是個有爭議的人物。1837年上、下加拿大分別發生起義，達勒姆勳爵受命出任加拿大總督，邀請韋克菲爾德同往加拿大進行調查，遭到政府的反對，最後只得讓他以私人顧問身份前去。

  「系統殖民」理論為韋克菲爾德贏得榮譽是在他去世以後，著名帝國史學家菲爾德豪斯（D.K.Fieldhouse）指出：韋克菲爾德的「系統殖民」理論與亞當·斯密的思想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它突出強調了斯密在殖民地投資的資本能夠充分獲利的觀點。但韋克菲爾德是宣傳者、實踐者而不是經濟學家，他給自己所處的時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對19世紀中期英國的殖民思想產生了不可抹殺的影響。[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