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堅船利炮與自由貿易

  如果說皮爾在推行自由貿易時，對殖民地的利益沒有過多的考慮，那麼，他對自由貿易與英國繁榮強盛之間的關係卻非常明了。在皮爾看來：廉價而豐富的外國食品能夠保證英國工業與商業的優勢，因為它將促進英國資本的增加，而資本的增加反過來又將保持英國的工商業優勢。因此，「『前進』必須成為帝國的座右銘，英國必須充分擔負起上帝所賦予她的使命。英國是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主要聯結點，她在財力、創造性、聲望以及海軍力量上超過所有的國家，不必懼怕競爭」[80]。

  皮爾之所以對自由貿易必將給英國帶來商業繁榮抱有如此堅定的信念，並非由於「反穀物法同盟」對自由貿易的極力倡導與鼓吹，而是由於英國自身所擁有的無可爭辯的工業優勢。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40年，的確是英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工業革命在各個領域迅猛發展，其巨大成就讓世人矚目驚嘆。以發展速度最為驚人的紡織工業為例，1815年後的25年裡，它以每年6%—7%的比率增長，到1837年已吸收英國全部工業勞動力的30%，其產品占了整個英國出口產品的70%。[81]整個19世紀中期，質優價廉的英國棉紡織品始終牢牢占據著世界市場。

  英國人歡欣鼓舞地面對蒸汽時代的來臨，一些眼光睿利的人已經預感到工業化將給整個世界帶來的衝擊。1830年，利物浦勳爵與曼徹斯特鐵路公司司庫亨利·布思（Henry Booth）的一番話，最形象生動地表達了英國人對未來的預見：「從西到東，從北到南，機械的法則——整個19世紀的哲學——將廣為傳播。世界已接受了新的推動力。時代的浪潮就像一條新世界的巨大河流，浩浩蕩蕩，一路奔騰，洶湧澎湃，不可阻擋。」[82]當時，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自由貿易主義者還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在這一點上無疑是具有共識的：不列顛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足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業產品，因此，有資格同時更有需要占據更加廣闊的世界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下，在英帝國貿易與經濟擴張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炮艦政策」應運而生。所謂「炮艦政策」，顧名思義，就是以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為後盾，在全世界擴展英國的商業貿易和勢力範圍，並維護帝國的權威。由於1815年之後強大的第二英帝國已經形成，在以歐洲強國為主的國際競技場上英國已沒有真正的對手，因此，炮艦政策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擴張帝國的版圖，而是獲取對於英國來說至關重要的貿易特權或政治控制權。同時，英國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對於落後國家和地區，更多的是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而且往往只需炫耀一下停泊在近海的軍艦與大炮就能奏效，因此炮艦政策通常又被稱作「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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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海軍與英國對外貿易和海外擴張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與生俱來的。在與各歐陸勁敵幾個世紀的爭鬥中，英國正是憑藉著海軍力量先後戰勝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搶奪了大量殖民地與軍事要塞，在建立起龐大的第一英帝國的同時，掌握了對海洋的控制權。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戰之後，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更為鞏固。「海上霸權自始至終是英國的擴張、英國對世界和平與秩序的影響、以及英國作為一個大國存在的條件。英國海軍所保衛的貿易通道，不僅僅是道路，而且是英國的命脈。」[83]

  歷代英國人都清楚地看到，沒有皇家海軍就沒有英國的對外貿易與海外殖民地，沒有海上霸權也就沒有帝國的聲威與安全。對政治家們來說這幾乎就是一條自然法則。例如，在1842年的政府預算中，皮爾為了彌補因降低關稅而減少的政府財政收入，不得不開徵會招致反對的個人所得稅，但他卻沒有削減英國皇家海軍的費用。1845年，當通往自由貿易之路進入最後關頭時，皮爾甚至與自由貿易論者的信條背道而馳，在財政預算中要求增加海軍軍費100萬英鎊。[84] 1903年，英國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John Fisher）驕傲地指出：「大英帝國是浮在不列顛海軍軍艦之上的。」[85]在所有關於英國海軍與帝國關係的評論中，這句話不僅形象生動，同時也最為精闢。

  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19世紀末期，由於「不列顛帝國的大部分處於一種實力——政治權力的真空之中」[86]，英國在海軍力量、殖民地、商業貿易以及工業化上都發展到頂峰，成為無可匹敵的全球性強國。在國際舞台上，英國不僅同時擔當著海上霸主、工業霸主和最大殖民帝國的角色，而且將其海軍的絕對優勢與強大威懾力一直保持到20世紀初。正是由於英國占壓倒優勢的海軍艦隊，列強之間「爭奪海洋控制權」的鬥爭在整個19世紀失去了全部意義。

  然而，英國推行炮艦外交最為突出的年代，卻是在19世紀中期。研究英帝國史的學者們通常認為，「1835―1860年是炮艦外交和海軍干涉的時代」[87]。炮艦政策之所以集中體現在19世紀中期並非偶然，它恰好印證了英國海軍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從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英國放棄傳統重商主義原則，逐步廢止壟斷與保護，徹底實現自由貿易的年代，也是英國穩居頭號工業強國地位而沒有對手的年代，英國要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需要拓展貿易機會和商品市場。如果說自由貿易已成為最代表英國利益的康莊大道，那麼，炮艦政策則是攫取和保護這種利益的制勝法寶。

  在炮艦外交上，最充分地體現了19世紀中期英國人意欲征服世界的雄心，和海上霸主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傲慢：英國需要的是貿易機會與特權，追求的是進入全世界市場的自由，如果有落後國家不願給予這種自由，那麼就強迫它給予，或者是用外交威脅手段，或者是直接動用武力，用皇家海軍發射的「24磅重的道德力量」[88]，直至達到目的。

  19世紀中期的英國政治家，大多支持並積極推行帝國的炮艦外交政策，但要論其中最為忠實自覺並成績斐然者，則非帕默斯頓莫屬。帕默斯頓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對19世紀不列顛的影響可能要超過任何一個其他的政治家」[89]。帕默斯頓又是個跨越時代的人物，他漫長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英國政治從保守主義走向自由主義的歷程，也折射出步入鼎盛時期的英帝國耀眼的光輝。

  帕默斯頓本名亨利·約翰·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1802年繼承其父親的爵位，成為第三代帕默斯頓子爵。和同時代的許多英國貴族政治家一樣，帕默斯頓也是以托利黨立場開始其政治生涯的，並大約從20年代後期起轉向自由主義。他於1807年進入議會下院，1809年起先後在托利黨政府海軍部和陸軍部任職，曾長期擔任陸軍部軍務大臣（secretary-at-war），至19世紀20年代成為托利黨內坎寧派的重要成員。

  帕默斯頓贊成議會改革運動，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1828年拒絕進入威靈頓內閣並離開托利黨。1830年格雷組建輝格黨內閣，帕默斯頓擔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41年（除了1834年底至1835初的第一屆皮爾內閣）。在1846—1851年的羅素內閣中，帕默斯頓再任外交大臣。1852年至1855年任阿伯丁內閣的內政大臣。從1855年到1865年，除了1858—1859年保守黨的短期執政，帕默斯頓始終擔任自由黨內閣首相直至去世。在同時代的政治家中，帕默斯頓對歐洲事務與英帝國的影響是無人可比的，歷史學家因此稱「19世紀中期是帕默斯頓的時代」[90]。

  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帕默斯頓公開宣稱：「除了那些涉及到自身政治或商業的特殊利益，英格蘭的真正政策，就是成為公正與正義的支持者。」[91]在長期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任期內，帕默斯頓將英國的自由主義國際形象推進到新的境界，他支持比利時從荷蘭取得獨立，對波蘭的民族起義表示同情，與法、西、葡結盟以抗衡俄、普、奧「神聖同盟」，避免捲入美國內戰，允許歐洲各國的政治流亡者進入英國，等等。帕默斯頓曾在議會宣稱：如果大陸國家向英國提出驅逐流亡者的要求，「他們將遭到斷然的堅決的拒絕，不列顛政府從來不願意為他國內部的安全而操心」[92]。

  儘管帕默斯頓的舉動多出於「均勢外交」中制衡列強的考慮，甚至僅是一種姿態，但無疑都符合英國的利益，這不僅為帕默斯頓贏得了個人聲譽，也「使英國成為整個歐洲自由主義的鬥士」[93]。然而，帕默斯頓的政治實踐，更多的是與保衛英國的貿易權利和商業利益，以及捍衛帝國的權威相聯繫。帕默斯頓是個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他把自由貿易稱作「偉大的自然法則」，是「萬能上帝之下的國際法」。[94]他對英國向全世界擴展貿易的行為充滿道德上的自豪感，認為「為了使人類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商業用一隻手引導著文明，另一隻手引導著和平，而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95]。因此，「商業是文明的最好先鋒」[96]。

  美國史學家戴維·羅伯茨（David Roberts）這樣評論帕默斯頓：他是「一個愛國心很強的英國人，一個工商業和海軍舉世無敵的國家的外交大臣。他把英國的傳統利益時時放在心上，但他的外交政策也不免對英國的強國地位和大國偏見很敏感。他動不動就準備派遣軍隊，無時不在考慮維護英國的尊嚴，尤其是當他的外交勝利贏得了有愛國狂的國會或輿論的喝彩時」[97]。

  應當說，這一評價恰如其分。由於帕默斯頓在積極運用武力維護英國及帝國的利益上不遺餘力，他的名字幾乎成了英國「炮艦政策」的代名詞和同義語，19世紀中期的英國外交也鮮明地打上了帕默斯頓的烙印。

  帕默斯頓是個帝國觀念極強的政治家，在他的外交考慮中，保衛印度的安全，保衛英國通往印度航線的安全，始終是處於第一位的戰略目標。為此，他將英國外交的重點放在與沙皇俄國在近東與中東的爭鬥上，千方百計地遏制俄國領土與勢力的擴張。例如1839年發動侵略阿富汗的戰爭，1841年聯合法、普、奧與俄國簽訂阻止其控制黑海海峽的《倫敦海峽公約》，1856年發動對伊朗的戰爭，等等。但同時，對於大英帝國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對於所謂英國保衛其臣民利益的責任，帕默斯頓也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熱衷與執著。

  然而，歷史學家們認為，與其說帕默斯頓關心的是英國商人的利益，不如說他關心的是事件所涉及的原則——關乎到英國國家利益和帝國權威的原則。1846年，在給當時的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98]的信中，帕默斯頓寫道：「我必須說，不管哪裡的英國臣民處於危險中，英國的軍艦就不僅應當被派往該地，而且只要有保護英國利益的需要，它還將維持在該地的存在。」[99]在鬧得沸沸揚揚的「唐·帕西菲科事件」上，帕默斯頓把英國人那種有強大海軍和工業優勢作後盾的霸道與傲慢，表現得淋漓盡致。

  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是一個葡萄牙猶太人，因出生在直布羅陀而獲得英國國籍。1847年他在希臘雅典的住宅被當地示威民眾燒毀，帕西菲科向希臘政府索賠遭拒，引發英希兩國之間的衝突。帕默斯頓以保護英國商人的利益為由，將英國艦隊派往希臘海岸實行封鎖，扣押了一部分希臘船隻，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希臘賠償帕西菲科的損失3.1萬英鎊。英國的行動又招致與法國的外交糾紛，因為法國、俄國與英國都是希臘獨立的保證者，1850年法國撤回駐倫敦大使以示抗議。

  帕西菲科並非地道的英國人，希臘又是一個1830年剛剛獲得獨立的弱小國家，對英國的利益和安全並沒有構成威脅，帕默斯頓如此大動干戈，態度如此強硬蠻橫，在國內引起很大非議。上院對帕默斯頓表示了譴責，首相羅素決定在下院進行信任投票，這給了帕默斯頓捍衛自己立場的機會。1850年7月，下院針對政府的希臘行動進行了四天的辯論。

  帕默斯頓為辯論作了精心準備，翻閱了外交部文件不下2000份。根據記載，帕默斯頓的發言從1850年7月25日晚9時45分開始，到次日凌晨2時20分，在將近五個小時的長篇演講中，他將唐·帕西菲科事件說成是「關係到國家政策的原則、英格蘭的重大利益及其榮譽和尊嚴的問題」[100]，為自己的政策作了極為成功的辯護。帕默斯頓的傳記作者巴林·佩伯頓（Baring Pemberton）稱：這次「嚴肅的、說理的」演講，「是帕默斯頓政治生涯中最偉大的一次」，贏得了包括反對者在內的交口稱讚，會場內歡呼聲不斷。其中最具鼓動性也最受歡迎的一段，後來成了最能代表帕默斯頓炮艦外交政策的名句：

  ……決定女王陛下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則，以及使我們一定要向我們的海外國民提供保護的責任感，對於那些執掌英國政府大權的人，是正確的、適當的指南與嚮導。如同古羅馬人宣稱「我是羅馬公民」就可以免受侮辱一樣，一個英國臣民，不管他在什麼地方，都將充滿自信——英格蘭警惕的眼睛和強大的臂膀將保護他免受任何不公。[101]

  帕默斯頓「充當了那個時代英國人的代言人」[102]。他的精彩演講不僅在議會獲得巨大成功，更受到議會外英國民眾和眾多海外英國人的歡呼，他將英帝國與古羅馬帝國的類比，極大地豐富了英國人對帝國權威與榮耀的想像空間，因此被羅素在議會辯論中譽為「真正的英國大臣」（the Minister of England）。[103]

  歷史學家們指出：對同時代的外國政府來說，帕默斯頓是一個愛干涉的、專橫的恃強凌弱者，是19世紀「醜陋的英國人」（Ugly Englishman）形象的代表。德國人甚至把帕默斯頓與魔鬼相連：「如果魔鬼有一個兒子，他必定就是帕默斯頓。」[104]

  在國內的批評者看來，帕默斯頓的意志過於強硬，無論對內閣還是對女王都不夠順從，例如時任樞密院秘書的查爾斯·格雷維爾就在日記中對帕默斯頓表示了明顯的不信任：「在討論涉及如此重大利益的問題時，他的語調里有一種浮躁，一種無可懷疑的自負與輕率，這使我相信，他是一個危險的人。」[105]

  但在帕默斯頓敬慕者的眼裡，帕默斯頓是永遠準備為捍衛英國臣民利益與外國政府進行正義爭吵的「約翰牛」（John Bull）。[106]帕默斯頓則否認自己恃強凌弱，認為即使是小國也要為它們的行為負責，「一個政府越是弱，它的傲慢和不正義就越不可寬恕」[107]。

  如果說炮艦政策在帕西菲科事件中的運用，突出表現了帕默斯頓對大英帝國威懾力的追求，那麼，對中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則是帕默斯頓用堅船利炮直接打開其他國家的國門，迫使其對英國開放貿易的典型例證。相比較而言，保衛或攫取英國的貿易權利，更是炮艦政策的題中之義。

  英國拓展中國貿易市場的願望由來已久。對於這個從未接觸過的巨大而陌生的東方帝國，英國最初顯然是試圖通過派遣使者的方法，來謀求貿易關係的建立與擴大。1793年，第一位英國全權大使馬嘎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800多人的高級使團，攜帶喬治三世的信及大量禮品，以祝壽名義來到中國，覲見了清朝乾隆皇帝，提出通商、派駐使節和割占舟山附近一小島作為英商存放貨物及居住地的要求，但遭到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清王朝斷然拒絕。

  馬嘎爾尼的首次使華雖然無功而返，但英國人卻清楚地看到了龐大中華帝國的外強中乾，對清政府官員的腐敗以及中國海防的虛弱更是印象深刻。從某種意義上說，兩國之間這第一次的官方交往，已經埋下了幾十年後英國遠征軍在中國海岸長驅直入的伏筆。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表面起因是林則徐大刀闊斧的禁菸行動使英國鴉片商人遭受了損失，實質上卻是英國藉機實現其徹底打開中國市場的野心所致。對中國的貿易一向是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壟斷的。長期以來，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由於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和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一直受到嚴格限制，而英國人對中國茶葉的需求卻越來越大，飲茶的習慣逐漸從貴族上流社會進入尋常百姓階層，茶葉也從奢侈品成為英國人的一種生活必需品，議會甚至專門通過法令，要求東印度公司始終保持有一年的茶葉儲備。[108] 18世紀中期起，中國在對英貿易中開始處於出超地位，以至於一位中國地方官對皇帝誇口：「只須憑藉茶葉，陛下就能控制住英國人。」[109]

  對中國貿易的現狀使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極為不滿，乾隆皇帝對馬嘎爾尼使團通商要求的拒絕，被同時代的英國人看作是「傲慢」和「反商業主義的」。[110]為打開中國市場，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商人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東印度公司在罪惡的鴉片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從1797年起成為印度唯一的鴉片製造商，公司在印度大量種植、生產鴉片，再通過私人身份的英國商人偷運進中國，形成了印度提供鴉片、中國用茶葉來換取、公司再將茶葉輸往英國國內的「三角貿易」。1813年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被取消，但議會允許公司繼續控制對中國的貿易，這使鴉片走私的規模與數量都急劇上升，向中國走私鴉片成為當時最有利可圖的生意。1830年威廉·賈丁（William Jardine 1784—1843）[111]從廣州寫信給蘇塞克斯的一個朋友，敦促他投資鴉片貿易：「我已經計算過，在好的年份，鴉片的毛利有時高達每箱1000英鎊。……這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紳士的投機買賣。」[112]

  1833年，英國議會決定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營權，由政府向中國派出常駐商務總監。此後，參與鴉片貿易的英國商人大增，鴉片走私活動也愈演愈烈，1800年至1818年，非法輸入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為2000箱，1820年以後鴉片貿易增長了四倍多，到1836年已猛增至3.4萬箱。[113]失去壟斷權的東印度公司，對同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興趣絲毫不減，因為鴉片貿易的收入已占英屬印度財政總收入的1/7。[114]

  英國官方對於日益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採取一種默許的態度，183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在給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的訓令中寫道：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因為英國臣民違反中國的法律而採取干預行動。[115]

  與此同時，英國人徹底進入中國市場、並奪取中國領土作為東方貿易據點的野心也在急劇膨脹。1830年，47名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船長向議會遞交請願書，要求英國政府派代表長駐北京，至少要「採取一項和國家地位相稱的決定，取得鄰近中國沿海的一處島嶼」[116]。同年，曾參加過馬嘎爾尼使團並長期在東印度公司任職的議員斯湯頓（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117]在議會發言中進一步提出：在取消對貿易的限制時，如果不能由王國政府建立國家間的直接聯繫，那麼在中國沿海島嶼建立貿易中心，以擺脫中國當局的控制，將是可取之策。[118]此後，幾任駐華商務總監在向外交大臣提交的報告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占領「天然極適合各種商業用途」的香港島的建議。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營權被取消後，英國商人對進入中國市場已經迫不及待。第一任駐華商務總監內皮爾勳爵（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119]聲稱：「大不列顛的商人希望與整個中國通商，他們在未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前是不會安心的。」[120] 1834年，60多名在華英商向國王呈交請願書，要求派出三艘軍艦和一位全權大使去中國炫耀武力，向中國人「表達這樣的概念：英國軍艦可以毫不費力地攔截中國的內外貿易，並俘獲中國所有的武裝船隻」[121]。1835年，一隻英國蒸汽商船來到廣東，要求准許在廣東與澳門之間的珠江上航行，被廣東地方官員拒絕，違反禁令後遭到炮擊而被迫撤退。

  這次挫折使英國商人更加急切地渴望政府的支持，他們繼續向政府請願，要求派遣遠征軍，以懲罰中國人。此時英國政府大臣們的立場已發生變化，尤其是一向以厲害著稱的帕默斯頓。他在1833年任命內皮爾為駐華商務總監時，還曾經希望促進與中國的貿易但不要與中國發生衝突[122]，而現在已「確信對中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去進行」[123]。

  顯然，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市場，占領香港島，將其發展為「好望角以東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並成為英國擴展東方貿易的基地，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以前好幾年，就已經是英國政府和商人的共同訴求。可以說，即使沒有清政府的禁菸行動，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也終究會發生，因為中國這個巨大市場所具有的潛力與商業前景，對於剛剛完成工業革命亟待獲取更大市場的英國人來說，其誘惑力是不可抵禦的。事實上，擁有堅船利炮、正走向自由貿易的英國，雄心勃勃地意欲征服整個世界，對於中國市場，絕對是志在必得，林則徐的禁菸行動恰好提供了一個派遣遠征軍以保衛英國臣民利益的理由。

  鴉片戰爭使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以及貿易主權都遭到嚴重破壞。1842年的《南京條約》，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英國正式進入中國市場的要求，清政府不僅被迫同意割讓香港、賠償軍費白銀2100萬兩、五口通商，而且喪失了對中英間貿易稅率的決定權。1843年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件，又將英國在華特權進一步擴大：英國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以及英商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權利。古老中華帝國的大門終於被不列顛軍艦的大炮轟開。

  十幾年後，英國對在華所獲利益已經不能滿足，借1856年的「亞羅號」（the Arrow）事件發難，聯合法國再次對中國發動戰爭。簽訂於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極大地擴展了英法等國在中國的利益與特權。《天津條約》除了規定中國賠償英商損失200萬兩白銀，賠償英法軍費各200萬兩白銀之外，還規定：外國公使可進駐北京；增開10處通商口岸；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國人可到中國內地遊歷、傳教和經商。《北京條約》增闢天津為商埠，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給英國，並將賠償英法兩國的軍費各增至800萬兩白銀。

  在這兩次戰爭中，帕默斯頓充當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和戰爭中擔任外交大臣，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期和後期擔任首相，採取的立場非常強硬。然而，和「帕西菲科事件」相比，對華戰爭在英國國內遇到的反對要強烈得多。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就有人寫文章譴責鴉片走私活動，稱「鴉片貿易給英國國旗帶來了莫大的恥辱」。在戰爭中，許多人認為，帕默斯頓的座右銘始終是「我的國家，不管它對還是錯」。對此，帕默斯頓強硬地回答：「不列顛的利益就是北極星，是英國政府的指導原則。」[124]

  第二次對中國的侵略，甚至在英國引起了內閣危機。1857年2月26日至3月3日，議會就政府對華政策展開激烈辯論，站在帕默斯頓對立面的不僅有保守黨議員，還有許多自由黨人，時任財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頓（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在發言中強調「基督教的原則」和「人類的正義」，呼籲人們投票來阻止在中國發生的「不幸」「犯罪」和「暴行」，「將仁慈與和平，不列顛的正義和英國人的明智，作為訊息傳向世界最遙遠的角落」。[125]一直鼓吹國家間自由貿易、和平通商的「曼徹斯特學派」主要成員科布登，則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該議案在下院以263票對247票獲得通過後，帕默斯頓立即解散議會，重新大選。

  在競選中，帕默斯頓積極為炮艦政策和對華戰爭辯護，聲稱「一個在廣州掌權的傲慢無理的野蠻人，侮辱了英國的國旗，違反了條約的規定，為在華英國臣民的頭顱提供獎賞，制定了以謀殺、暗殺和下毒來摧毀英國人的計劃……」[126]如此，他為戰爭披上了捍衛帝國榮譽和國際法尊嚴的外衣。

  帕默斯頓一向極富演講才能，細讀他1857年3月在議會關於「亞羅號」事件的辯論發言，人們會發現，他的演說不僅邏輯嚴密，而且充滿激情，可以說是滔滔雄辯。[127]英國歷史學家西曼評論道：「帕默斯頓的演說如此有效，以至於任何人只要站在野蠻的中國人一邊反對英國的殖民地總督，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英國人。」[128]

  帕默斯頓的強硬立場在議會遭到反對，但卻受到工商業資產階級幾乎普遍的支持，自由黨贏得了自1832年以來最壯觀的選舉勝利，保守黨的席位從290個下降到256個，皮爾派從45個降到26個[129]，而曼徹斯特學派則受到重創，科布登和布萊特等人再次丟掉議席。對此，帕默斯頓不無得意地寫道：「上屆議會中許多討厭的傢伙已經被扔了出去。」[130]

  在同時代的英國人中，帕默斯頓對海軍炮艦威力的認識也許是最充分的。歷史學家曾指出，帕默斯頓心裡念念不忘的永遠是英國海軍。在他看來：「外交官和議定書是很有用的，但是裝備精良的重型炮艦是再好不過的和平保衛者。」[131]以蒸汽為動力的海軍鐵甲艦船，服務於英國在全世界進行商業擴張的目的，成為自由貿易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忠實的守護神。同時，它還是帝國勢力與聲威的象徵。1850年9月，帕默斯頓在下院發表演講：

  ……那些像中國、葡萄牙、西屬拉丁美洲國家那樣半開化的政府，每隔八到十年就需要狠揍它們一頓，以便讓它們老實一些。警告是不起什麼作用的，它們的頭腦太膚淺，接受不了超過這一時限的印象。他們對言語並不留意，在他們屈服以前，必須讓他們不僅看到棍子，而且要實際感受到棍子打在肩上的滋味。[132]

  這段霸氣十足的話，可以說是19世紀中期英國炮艦外交政策最好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