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濟霸權與非正式帝國

  自由貿易實現之後，資產階級心存感激，慶祝資本主義繁榮昌盛時代的到來。1856年，在曼徹斯特的「彼得盧」廣場，一座文藝復興時代風格的建築拔地而起，這座典雅的建築被命名為「自由貿易大廈」（Free Trade Hall）。這個名稱的含義是意味深長的：在英國，公共建築多以人物名或地方名命名，人們極少見到為紀念一個原則而命名的建築物。「自由貿易大廈」的建成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它是自由主義經濟信條徹底勝利的標誌，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走向政治成功的標誌，同時，也是大英帝國進入鼎盛時期的標誌。

  1851年，在談及將要開工的大廈時，約翰·布萊特對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作了經典的表述：「現在，我們被稱作『曼徹斯特黨』，我們的政策就是『曼徹斯特的政策』。我想，這所建築將是我們曼徹斯特學派的課堂。」[133]

  走上自由貿易之路的歷史選擇，從根本上說，既是英國實現工業化的結果，又是英國獲得世界經濟霸權的契機。

  作為打敗拿破崙的功臣，英國成為維也納會議的最大受益者，同時也是唯一俯視群雄的世界級強國。然而，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這時英國的頭號強國地位，其真正的含義是指對海洋的控制，和在戰爭中版圖獲得擴大的帝國。從國家的經濟實力來看，除了因最先開始工業革命而在技術上擁有的領先地位，英國還遠沒有強大到在世界經濟領域可以獨領風騷的地步。相反，長期戰爭所帶來的負效應還引發了英國國內的社會經濟問題和政治動盪。只是到了20年代以後，第二階段的工業革命才真正起飛，並在30—40年代呈現出空前的速度與繁榮。因此，海上優勢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戰略要塞及貿易據點，只能表明英國在軍事上的大國強國地位，並不必然等同於世界政治與經濟中的領導權。

  正是在實現自由貿易的過程中，英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經濟霸權。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英國的工業品和資本湧向世界各個角落。1815年英國的出口額為5 862.9萬英鎊，到1855年達到11669.1萬英鎊[134]，40年裡增加了一倍，其中除了煤以外絕大多數都是機器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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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霍布思鮑姆的統計，從1848到1870的35年間，英國向土耳其、中東、亞洲、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的出口額，都是大幅度直線上升，作為「世界上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英國）與最遙遠或者說最落後地區的貿易額，足足增加了六倍」[135]。

  再看資本的輸出：1770—1820年，半個世紀裡英國的對外投資額，只約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猛增到2%，進入50年代迅速攀升至3.3%，60年代則達到了3.8%[136]，這種加速度的態勢，彰顯出經濟巨人的富足與強盛。

  從1840年代後期到1870年，「工業資本主義演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地球從一個地理概念轉變成持續運作的動態實體。……歷史已經演變成世界歷史」[137]。憑藉著商品、資本、技術以及海軍艦隊，英國人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獨占鰲頭，理所當然地確立了在世界工業和世界貿易中的壟斷地位。

  在建立與執掌世界經濟霸權的歷史進程中，英帝國的形象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除了占領世界各地交通要道上的戰略要地，以確保海外貿易的安全，英國人對帝國版圖的單純擴大已經失去興趣，運用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政治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擴展英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將落後國家與地區變為英國經濟、政治上的附庸，而不是變為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經濟利益，成為帝國新的追求。

  這種新的帝國政策，被歷史學家稱為「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38]，而這期間由英國所征服與控制的勢力範圍，則被看作英國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

  帝國這一政策重心的變化，早在18世紀末期就已顯現出來。在七年戰爭之前，英帝國的重點是殖民擴張與版圖的擴大，海外貿易也主要集中於美洲殖民地，1763年戰爭結束之後，英國便開始將關注重點轉向東方的貿易，北美13個殖民地的丟失，使這一戰略性轉向更加明顯。

  事實上，貿易從來就是帝國的生命，是帝國不斷擴張的最大動力。在英帝國的擴張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鮮明特徵，這就是它自始至終對海外貿易的強烈追求，尤其是在基本完成第一帝國的版圖擴張之後。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國相比較，英帝國的這一特徵顯得更為突出。

  英國人也許是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失去美洲殖民地，雖然讓英國人不免痛心疾首，但他們也感到了就此省去維持與保護殖民地花費的輕鬆，同時他們還對與獨立後的美國發展商業關係表現出強烈的期盼。1782年，首相謝爾本伯爵在議會就承認美國獨立的議案進行辯論時指出：

  ……在免除我們維持與保護這些殖民地巨大費用的同時，我們與它們的商業關係將仍然產生許多好處，如果美國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在人口和糧食生產上迅速增加，很可能我們與它們的貿易利益要超過以往任何時候。[139]

  歷史的演進不僅證實了這一預測，它甚至超過了當時人們的想像：脫離母國而獨立的美國成了英國最重要的商品市場和貿易對象，1783年以後，英國向美國的出口比殖民地時期的最高貿易額還要大。[140]

  英國最早的殖民地與母國關係的這種巨大變化，要比任何一本教科書對英國人帝國觀念的衝擊都要大。從那時起，亞當·斯密關於控制殖民地的政治和商業無利可圖的觀點，不再只是理論家在書齋里的離經叛道與標新立異，它開始在議會、內閣登堂入室，並對整個社會輿論產生影響，「貿易跟著國旗走」（Trade Follows the Flag）這一重商主義時代的信條也開始動搖。

  深受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的小皮特，在首相任內向著開放貿易邁出最初的一步：削減了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與法國簽訂了降低關稅率的《英法通商條約》（1786）。人們有理由據此推斷，如果不是法國大革命和反法戰爭的爆發，英國將會繼續沿著開放貿易的方向走下去。

  18世紀末英國人帝國觀念上的這種變化，在第二英帝國的建立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經過20餘年反對法國和拿破崙帝國的戰爭，英國的海外屬地得以繼續擴大，但打開帝國版圖人們會發現，英國新獲得的地方幾乎全是關係到貿易通暢和帝國安全的戰略要地：南非的開普敦；印度洋上的錫蘭、塞席爾群島、模里西斯島；加勒比海的特立尼達、聖露西亞、多巴哥；地中海上的馬爾他島、伊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北海的赫爾戈蘭島（Heligoland）。

  有學者在分析帝國擴張原因時指出：「到18世紀末，英國建立帝國的熱情冷卻下去了，但帝國本身卻由於對法國的戰爭而擴大。」[141]這一解釋顯得過於簡單，英國將如此眾多的島嶼納入帝國版圖，與同時期英國人對帝國擴疆拓土熱情的下降並不矛盾。

  反法戰爭的勝利無疑是英國得以占有這麼多地方的重要原因，但應當看到的是，對殖民地價值的失望和懷疑，對商業利益和貿易市場的追求，不但不會影響英國人去占領具有軍事與戰略意義的要地，相反會更加促進這一過程，因為貿易是英國的生命線，而安全的貿易則是英國最大的利益所在。

  1860年，帕默斯頓在一份名為「貿易的保護」備忘錄中寫道，「貿易不應由加農炮彈來是強制實行，這也許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沒有安全貿易就不可能繁榮，沒有物質力量的保護，安全是得不到的」[142]；「『和平、安全、貿易』是英國任何一位外交大臣必須堅持的三個主要原則」[143]。

  因此，英國高度重視它所占領的戰略要地，高度重視帝國苦心經營起來的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的貿易通道，除了伊奧尼亞群島於1863年交給希臘，赫爾戈蘭島1890年與德國東非一塊殖民地相交換以外，英國不僅將所有這些屬地連同歷史上已經占領的殖民地和軍事要塞、貿易據點一起保留下來，而且在19世紀上半期繼續其對全球戰略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與占領，以確保帝國本身與貿易的安全1819年英國占領新加坡，1839年占領亞丁（Aden），1841年占領香港島，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的25年裡，英國已經將對亞洲商業擴張意義重大的戰略要地占領完畢。從好望角到印度和中國的海上通道上，一批英國屬地連點成線，它們和英國皇家海軍艦隊一起，構成了保證帝國貿易安全的強大屏障，以及對周圍落後國家與地區進行商業滲透的重要據點。

  英國這種在海上不受挑戰的霸主地位，與同時期因推行自由貿易而進一步加強的經濟霸權之間，形成了天然的夥伴關係，它們相互攜手，相得益彰，是英國開拓和經營「非正式帝國」最具殺傷力的武器。

  由於同時擁有軍事和經濟霸權，英國在進行帝國經濟擴張時，顯得是那麼從容不迫，遊刃有餘。「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進行正式的兼併」[144]，成為19世紀人們最常見的帝國政策。

  所謂非正式擴張手段，是相對於用武力征服並實施英國直接統治的方式而言，並非意味著對戰爭或戰爭威脅手段的排斥。非正式手段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目的永遠只有一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取得貿易特權，進而控制落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務於英國自身的經濟利益。

  發表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對西方資產階級當時的形象和歷史使命作過最生動的描述：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45]

  馬克思恩格斯是在作總體的分析論證，並沒有具體單指哪一個國家，但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它正是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資產階級的真實寫照。資產階級近乎本能的經濟擴張欲望和創業衝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具有的特性，成為資本主義在19世紀中期迅速形成世界體系的強大動力。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正經歷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變遷，急於獲得廉價的食品以供養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急需獲得新的商品市場以滿足工業品的出口需求，事實上，英國的經濟生長與運行已經與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密不可分。因此，與貧弱國家簽訂不平等的貿易條約無疑是最有效最經濟的擴張手段。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英國的海軍炮艦和經濟優勢緊密結合，共同構成無法抗拒的政治影響力和威懾力，一大批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弱小落後國家被輕易地納入英國的勢力範圍，成為自由帝國的「非正式」成員。儘管具體做法各有差異，但總體來說，英國基本是以和平方式締結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從而在龐大的殖民帝國之外又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英帝國。

  從維也納會議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00年間，英國真正參與其中的只有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和英布戰爭（1899—1902）。兩次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對西方幾乎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嘗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被迫割地、賠款、打開國門的不平等條約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如果從英國角度來看，它們實際上只是規模很小的軍事行動，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戰爭，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更像是英國遠征軍在中國海岸進行的一次實戰演習。

  翻開整個19世紀中期英帝國商業擴張史，鴉片戰爭並不是特例，更具典型性的是武力的威脅。1851年，當英國的意願在西非海岸土著人那裡受阻時，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對土著人首領冷冷地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拉各斯（Lagos）[146]離海很近，而在海上是我們英國的軍艦和大炮。」[147]很多情況下，只需幾艘在近海游弋的英國軍艦和政府的警告性話語，就足以迫使對方屈服退讓。正如保羅·甘迺迪所說：「在歐洲以外，較小的皇家海軍艦隊，甚或個別的戰艦進行所有的活動：鎮壓海盜活動，攔截販奴船隻，運送陸戰隊登陸，威懾從廣州到桑給巴爾的地方當權者。在那些地方，看來其影響甚至更是決定性的。」[148]

  在打開日本的大門時，英國甚至連海軍的武力威脅都沒有使用，就搭上美國人的順風車達到了目的。1853年，美國派出四艘軍艦抵達日本，要求開港通商。次年日本幕府被迫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同意開放下田、函館，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英國與俄國、法國、荷蘭立即照此辦理，與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1858年，美國再次強迫日本簽訂《友好通商條約》和《貿易章程》，英國也再次和俄國、法國、荷蘭與日本簽訂了性質相同的條約。這些強加在日本民族頭上的不平等條約，幾乎是《南京條約》《天津條約》以及《北京條約》內容的翻版：日本同意增闢開放港口與城市，列強得在日本派駐外交使節，並享有領事裁判權和議定關稅權，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可永久居住和自由貿易，等等。

  除了直接動武和武力威脅，英國還利用施加政治影響等手段，來引誘貧弱國家與之建立名義上的友好關係，乘機締結不平等的條約。例如，1836年、1857年英國與伊朗簽訂的條約，1838年、1861年英國與土耳其簽訂的條約。這些條約雖然在內容上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它們都共有一個核心內容，那就是英國從中得到的貿易、投資等方面的特權，如購置土地、開設工廠以及商品免徵關稅等等。

  英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商業滲透和政治控制，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

  對於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統治下的拉丁美洲，英國早就抱有野心。19世紀初西屬拉美相繼爆發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戰爭，為英國擴大在拉美的勢力與影響，以經濟控制取代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提供了天賜良機。外交大臣坎寧對格拉斯哥的商人們說：「現在西屬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犯錯誤的話，它將是英國的。」[149]

  英國以拉美國家民族獨立運動支持者的立場出現在國際舞台上。1823年，法國在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的支持下出兵鎮壓了1820年西班牙革命，坎寧先向法國發出不得干涉西屬拉美殖民地的警告，又向美國提議發表一個反對神聖同盟干涉的聯合聲明。美國人拒絕了這個建議，卻單獨以總統國情咨文的形式發表了「門羅宣言」，宣稱「今後歐洲任何大國不得把美洲大陸業已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任何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干涉，都只能被看作是對美國不友好的行為。

  「門羅宣言」無疑在客觀上起到了遏制神聖同盟、支持拉美國家獨立的作用，從道義上為美國在新獨立的拉美國家面前樹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事實上當時美國的海軍力量還很弱，無力阻擋神聖同盟國家的武裝干涉，真正有此實力並在實際上起到威懾作用的是英國海軍。因此，坎寧決不願美國坐享其成。他以備忘錄形式發表了與法國駐英大使的會談內容，好讓拉丁美洲國家確認英國才是它們的保護人[150]，1824年又正式承認了阿根廷、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的獨立，以抵消美國的影響。

  英國與神聖同盟截然不同的自由主義立場，以及坎寧的外交謀略，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拉美國家對英國充滿感激，獨立運動著名領袖玻利瓦爾說：「只有英格蘭——海上的霸主，才能保護我們反對歐洲反動派的聯合力量。」[151]而坎寧自己則在下院不無自豪地宣稱：「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用以改變舊世界的力量對比。」[152]

  對拉美國家的外交支持，為英國商品和資本的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西屬拉美宣布獨立前，1807—1814年英國輸往拉美的商品平均每年只有40萬英鎊，1815年在整個英國的出口中，拉丁美洲大約只占到5%。[153]獨立後英國商品輸入迅速攀升，1822—1824年間猛增到590萬英鎊，1825—1827年又進一步上升到660萬英鎊，英國對拉美國家的出口已經超過了對美國的出口。

  英國對拉美資本輸出的速度也同樣驚人，1822年英國分四次購買了拉丁美洲國家發行的債券365萬英鎊，1824—1825年又分10次購買了債券1747萬英鎊。到1825年底，英國在拉美的投資已超過2 000萬英鎊，是同時期英國在美國投資的3倍。[154]

  在拉美國家取得徹底打敗西班牙殖民軍的勝利之後，英國的資本投資更多採用直接貸款的方式，貸款額在19世紀中期直線上升，以巴西為例：1852年以前，英國對巴西的貸款為250萬英鎊，而1858—1871年的十幾年間就翻了幾倍，達到1575萬英鎊。[155]

  大量英國商品和資本的湧入，對拉美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憑藉著自己無可抗拒的經濟霸權，英國順利實現了對拉丁美洲市場的占領，並一直保持著在拉美的商業與投資優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儘管有來自美國勢頭很猛的競爭，英國在拉美的投資仍然占著上風，拉丁美洲國家始終是英國非正式帝國最有價值的成員。

  1865年，英國人無比自豪地宣稱：「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沿岸是我們的木材和森林，大洋洲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運白銀給我們，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茶，西印度群島遍布我們的咖啡、蔗糖和香料種植園。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沿岸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田長期以來都在美國南方，現在已擴展到世界上所有的溫暖地區。」[156]

  在19世紀的海外經濟擴張中，「海上霸主」「世界工廠」以及「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使英國得以遵循這樣一個格言：「如果可能就實行非正式控制的貿易，如果必要就實行直接統治下的貿易。」[157]英國在逐步擴展正式帝國版圖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擴展非正式帝國的範圍，將自己的經濟觸角儘可能地伸向全世界各個角落，從而成功地繪出了「不列顛治下的和平」這一19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畫面。

  著名的政治學大師漢斯·摩根索對近代西方國家的經濟擴張作過非常精煉的概括：「我們稱之為經濟帝國主義的那些政策的共同特徵是這種傾向：一方面通過改變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強權關係來推翻現狀，另一方面用經濟控制方式而非征服領土來做到這點。……經濟帝國主義是獲取和維持對別國統治的一種不顯眼的、間接的、然而相當有效的手段。」[158]

  一部1815年到1870年的英帝國史，實際上就是英國的經濟帝國主義大行其道、長足發展的歷史。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在英國國內逐步取得勝利的過程，同時也是英帝國運用其經濟霸權和海軍霸權，在全球擴展帝國版圖、勢力範圍和商業優勢的過程。貿易自由的原則，伴隨著英國的米字旗，伴隨著英國的商品與資本，伴隨著英國的海軍炮艦，也伴隨著帝國的勢力與聲威，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19世紀英帝國最鮮明的特徵和最響亮的口號。

  【注釋】

  [1] Klaus 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 Frank Cass & Co.Ltd.1963 p.208.

  [2] 格萊茲布魯克：《加拿大簡史》，山東大學翻譯組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2頁。

  [3]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 London 1981 p.49.

  [4]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 London 1965 p.424.

  [5]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London1965p.246.

  [6]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42.

  [7] James Williamson The Old Colonial EmpireLondon1965p.425.

  [8]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1990 p.246.

  [9]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30.

  [10]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Cambridge1963p.144.

  [11] K.B.Smellie Great Britain since 1688 A Moder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p.187.

  [12] 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 Longman 1986 p.21.

  [13] 帕斯卡·薩蘭：《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7頁。

  [14] 同上書，第109頁。

  [15]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23.

  [16]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London1981p.50.

  [1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388.

  [18] JamesS.Olson&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6 p.334.

  [19]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IILondon 1904p.300.

  [20]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 pp.238—239.

  [21] MarcusR.P.Dorma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II London 1904p.297.

  [22]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2.

  [23] 查爾斯·格雷維爾時任樞密院（the Privy Council）秘書。

  [24] Lucy Brown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Free-Trade Movement 1830—42 Oxford1958p.1.

  [25] 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15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390.

  [26] Huskisson SpeechesVol.2 p.362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391.

  [2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1978 p.30.

  [28]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Cambridge 1963 p.138.

  [2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58.

  [30] James 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Macmillan 1965 p.255.

  [3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76頁。

  [32] 同上書，第177頁。

  [33]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T.Fisher UnwinLondon1910p.239.

  [34]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 1996 p.442.

  [35]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1990 p.233.

  [36]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London 1981p.233.

  [37] 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Fontana PressLondon1996 p.59.

  [3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1982p.87.

  [39] 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1640s to 1980s Longman1986p.24.

  [40] 艾瑞克·霍布思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張曉華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

  [41]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Oxford1996p.118.

  [42] 轉引自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高堅、昌甫譯，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頁。

  [43] D.G.Wright Democracy and Reform 1815—1885Longman1986p.119.

  [4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p.402.

  [45]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 1956p.404.

  [46]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 p.401.

  [47]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1956p.419.

  [48] 1833年英國宣布在帝國範圍內廢除奴隸制，西印度群島蔗糖的生產因此受到很大影響。

  [49]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1982p.81.

  [50] G.M.Young&W.D.Handcock 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 London 1956p.25.

  [51]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T.Fisher UnwinLondon1910p.150.

  [52]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 59.

  [53] Keith Robbins John BrightLondon1979p.33.

  [54]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 59.

  [55]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Harper&RowPublishers 1980p.273.

  [56]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 Heinemann London 1982 p.60.

  [57] John Prest Lord John Russell Macmillan1972p.427.

  [58]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406.

  [59]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408.

  [60] 錢乘旦：《英國保守主義的特徵及其演進》，載《西洋史集刊》第三期。

  [61] Her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p.67.

  [62] G.M.Young&W.D.Handcock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833—1874London 1956 pp.140—142.

  [63] J.S.Olson and 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1996p.1058.

  [6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1927p.403.

  [65] 除了格雷內閣和皮爾內閣，德比在20年代的坎寧內閣和戈德里奇內閣均任陸軍與殖民副大臣。

  [66] KennethN.Bell&W.P.Morrell 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332.

  [67]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6p.65.

  [68]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77pp.263—264.

  [6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3.

  [70] JamesS.Olson and 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6p.460.

  [71]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1765 to the PresentLondon 1996 p.26.

  [72] M.ConradA.FinkelC.Jaenen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PeoplesVol.IToronto 1993 p.427.

  [7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403.

  [74]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Stewart Limited 1977p.263.

  [75]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下），第185頁。

  [76] 同上書，第178頁。

  [77]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18 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8.

  [78] 馬里歐特：《現代英國》，姚曾廙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21頁。

  [79]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6頁。

  [80]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1993p.30.

  [81]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1688—1988LongmanLondon 1990 p.233.

  [82]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 p.25.

  [8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 1940p.ix.

  [8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p.408—409.

  [85]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5.

  [86] 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王保存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頁。

  [8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8.

  [88]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p.108.

  [89] He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 p.76.

  [90] R.K.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Harper&RowPublishersNew York 1980p.301.

  [9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The Batchworth PressLondon1954p.iii.

  [92] 轉引自王榮堂編著《英國歷代首相傳略》，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頁。

  [93] JamesS.Olson&Robert 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6p.1084.

  [94]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 Cambridge 1928 p.54.

  [95]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96]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99 p.107.

  [97]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魯光桓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頁。

  [98] 即中文文獻中的「德庇時」，為第二任香港總督，1844—1848年在任。

  [99]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 Longman 1981 p.17.

  [100]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7.

  [101]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London1954p.180.

  [102] 轉引自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第188頁。

  [103] John Preset Lord John Russell Macmillan 1972 p.316.

  [104]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1815—1933MethuenLondon1934 p.42.

  [105] MurielE.Chamberlain？Pax Britannica？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4—1914 Longman1988p.74.

  [106] 「約翰牛」成為英國人的綽號有一個歷史過程。據稱該名字最早被提及是在16世紀。1712年，英國首次出現漫畫人物。

  [107] B.L.Blakeley&J.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26.

  [108] M.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Cambridge 1951 p.3.

  [10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London 1940 p.396.

  [110] M.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Cambridge 1951p.5.

  [111] 即中國清代歷史文獻中的「渣甸」。威廉·渣甸早年作為商船上的外科醫生就職於東印度公司，後專門從事在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包括鴉片貿易），1832年創辦後來聲名顯赫的「怡和洋行」，香港至今有渣甸街、渣甸坊、渣甸山等以其姓氏命名的地名。

  [112]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1 p.105.

  [113]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Longman1981p.10.

  [114]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 1981p.45.

  [115] Parl.Pap.1840 VII 359 Q.479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 1940p.401.

  [116] 轉引自劉蜀永《香港的歷史》，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117] 即中國清代歷史文獻中的「斯當東」。小斯湯頓12歲時曾跟隨其父參加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很快掌握了中文，成為著名的中國通，並將《大清律例》翻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斯湯頓曾官至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1816年作為阿美士德使團的副使再次來華。

  [118] 轉引自劉蜀永《香港的歷史》，第18頁。

  [119] 即中國清代歷史文獻中的「律勞卑」。此譯名帶有明顯貶低歧視之意，內皮爾本人得知其含義後十分不滿，認為自己受到侮辱，並有損大英帝國的尊嚴，因此拒絕與兩廣總督盧坤會面。

  [120] 張立平編著：《外國著名外交家列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頁。

  [121] William Conrad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Oxford 1937p.27.

  [122] Peter Lowe Britain in the Far East Longman 1981 p.10.

  [123] Daniel R.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Oxford 1981 p.46.

  [124] William Edwar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1815—1933MethuenLondon1934 p.35.

  [125] JoelH.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 1971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elsea House.

  [126] W.Baring Pemberton Lord Palmerston The Batchworth Press London 1954 p.249.

  [127] JoelH.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pp.2736—2744.

  [12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p.135.

  [129] Ibid.p.135.

  [130] HebertL.Peacock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HeinemannLondon 1982 p.80.

  [131] 轉引自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第186頁。

  [13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1994p.174.

  [133] P.F.Clarke 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ambridge 1971 p.28.

  [134]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 ' s Imperial EpochEnglewood Cliffs1970p.87.

  [135] 霍布思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59頁。

  [136] MarkR.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11.

  [137] 霍布思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第55頁。

  [138] J.Gallager and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139] MarkR.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94.

  [140]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96 p.16.

  [141] 戴維·羅伯茨：《英國史——1688年至今》，第295頁。

  [142]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s Imperial EpochEnglewood Cliffs 1970 p.37.

  [143] Arthur Willert Aspec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28p.2.

  [144] Anil Seal ed.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2 p.4.

  [14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頁。

  [146] 拉各斯為今奈及利亞首都。

  [147]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18.

  [148] 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第189頁。

  [149]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58.

  [150] 法國大使向坎寧保證法國無意對西屬拉美國家採取行動。

  [151]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19.

  [152] 轉引自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英國歷屆首相小傳》，第120頁。

  [153] EricJ.Evans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 1870Longman 1986p.199.

  [154]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p.57.

  [155] 樊亢、宋則行主編：《外國經濟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頁。

  [156] 張立平編著：《外國著名外交家列傳》，第112—113頁。

  [15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7.

  [158] 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盧明華、時殷弘、林勇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