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實現貿易自由

  《英帝國與大英國協》的作者哈塞（W.D.Husssey）認為：從1763年起，大不列顛帝國政策的目標，就是向全世界擴展貿易，以及控制那些能夠保護英國貿易的戰略要地。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在上述政策背後的動機，是英國對出口市場的需求，大不列顛正在日益成為工業國，她要求能出售自己產品的海外市場」[28]。哈塞的判斷與分析，在總體上是正確的，尤其是突出強調了對外貿易與帝國政策之間的關係，讓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帝國擴張的動力與存在的價值。但他把七年戰爭結束後的英國說成是正在日益工業化的國家，卻未免讓人迷惑不解。撇開「1763年」這個具體的年代，用上述話語來描述19世紀上半期的英帝國政策，又有誰能表示反對呢？事實上，倒可能更加恰如其分。

  對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兩個不同時代帝國政策在總體上的驚人相似，一方面說明了對外貿易對於英國的極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恐怕也說明了新舊英帝國在本質上的某種同一性。如果說，在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時，英國已經有強烈的擴張海外市場的需求，那麼當19世紀30年代—40年代，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之際，貿易與市場對於英國而言，就更加是關係到民族生存與國家強盛的根本問題。

  然而，將擴張對外貿易作為帝國政策的主旨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在英國人看來，貿易與海外擴張及殖民地的建立，與英國航運業的繁榮與海軍的強大，都是因果鏈條上不可缺少的環節。早在克倫威爾和復辟王朝時期，英國對外政策的這一取向已清晰可見：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英國必須富裕，而獲得財富的最好辦法，是通過成功的海外商業，這就需要占有和利用殖民地；為了進行海外及殖民地的貿易，擁有一支巨大的商船隊至關重要，同時還需要強大的海軍；而只有富裕的國家才能夠維持和支撐一支足夠強大的海軍艦隊。

  看上去，這似乎成了一個互為因果、分不清目的與手段的怪圈，以至於到19世紀初，著名的功利主義思想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發出了這樣的詰問：「殖民地的好處是什麼？是養育了如此龐大的海軍。而擁有如此龐大的海軍的好處是什麼？是維持和征服殖民地。」[29]

  不管怎樣，貿易與殖民地、商船與海軍艦隊，成為重商主義時代英國不可動搖的傳統國策，並且還得到了同時代人的廣泛認同。一個叫喬賽亞·柴爾德（Sir Josiah Child）的爵士於1672年寫的一封信為此作了充分的說明：「英格蘭無可懷疑的利益就是貿易，因為只有貿易才能使我們富裕和安全；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我們將成為鄰國的捕食品，而沒有貿易，我們則既沒有水手也沒有艦隊。」[30]

  這種重商主義國策的必然結果，只能是英國與西班牙、荷蘭以及法國等強國在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上的激烈爭奪，只能是英帝國用商業戰爭手段贏得的海運業優勢及殖民地貿易的壟斷。因此，絲毫不奇怪的是，它給英帝國200多年的歷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給決定帝國政策的政治家們留下一份可珍視的歷史遺產。這份歷史遺產是如此龐大，以至於到了19世紀上半期，仍然被視作不可動搖的信條。固守這一傳統的勢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從19世紀初期開始，英國國內自由貿易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的尖銳分歧與論爭就從未停止過。

  當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獨樹一幟地提出他的「自由貿易」理論時，他也並不主張立即開放殖民地的貿易，而是認為應「適度地、逐漸地放寬那給英國以殖民地貿易獨占權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為止」[31]。他還提出：「殖民地貿易應怎樣逐漸公開；什麼限制應首先撤除，什麼限制應最後撤除；完全自由與正義的自然制度應怎樣逐漸恢復，這些問題，留待未來政治家和立法者運用智慧去解決吧。」[32]亞當·斯密這段預言般的文字，似乎已經預見到了在他之後，英國走向自由貿易道路的漫長與坎坷。

  的確，小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 1759—1806）從1783年起擔任英國首相，就曾公開宣布自己是亞當·斯密的學生，迪斯雷利則認為他是「自由貿易信條的第一個制定頒布者」[33]。但他在反法戰爭爆發前的10年間，「面對來自權力利益（集團）的反對，只是設法對當時通行的關稅水平進行了適度削減」[34]。而在19世紀20年代積極推行關稅改革、力圖為英國的對外貿易開闢出一條坦途的赫斯基森，雖然廢止和取消了許多舊關稅體制下的貿易限制，從而使英國在通向自由貿易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但他對殖民地貿易的開放是有條件、有限度的，而他對殖民地傳統貿易利益的維護則是堅定的、毫不動搖的。

  英國真正實現自由貿易是在40—50年代，尤以1846年對《穀物法》的廢除為重大標誌。

  從赫斯基森的改革到廢除《穀物法》，又經過了20多年，這期間，英國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前推進。棉花時代、蒸汽機時代以及鐵路時代的來臨，改變著古老英格蘭的面貌，「全世界機器製成品40%以上的產量來自英國」[35]，而英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食品和工業原料的進口。因而，越來越多的英國人相信，「自由貿易是確保不列顛繼續支配世界經濟的最廉價的政策」[36]。1842年，著名輝格黨人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男爵（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穀物法》被廢棄，那麼英國人就可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業品，在享用從密西西比到維斯杜拉河岸豐富物產的同時，英國幾乎可以壟斷整個世界貿易。[37]

  

  反《穀物法》運動的領袖人物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 1811—1889）宣布：「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我們必須認識到，貿易應當像天國里的風兒一樣自由。」[38]另一位反《穀物法》的領袖人物理察·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則論證道：對進口穀物徵收保護性關稅，不僅抬高了國內面包的價格，是為了少數土地集團的利益而加在窮人身上的一種不合法稅收，而且束縛抑制經濟的發展。一旦穀物的價格由供求關係來確定，而不是由政府來確定，生產和消費都將得到增長。[39]

  的確，對許多19世紀中期的英國人來說，自由貿易似乎是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方。首先，「自由貿易意味著他們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場中出售更廉價的商品；其次，英國能迫使低開發國家把自己的產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價格大量賣給英國，並用得來的錢購買英國的工業產品」[40]。

  從理論上講，自由貿易的實行，應當是工業革命的完成及其所產生的要求合乎邏輯的結果。然而，事情並非僅由議會通過兩個法令那樣看上去那麼簡單。實際上，當英國的工業已享有無可爭辯的霸權，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不僅變得多餘而且有害時，英國仍在完全開放貿易的門檻下徘徊不前。

  不列顛民族歷來是特別務實的民族，善於根據情況的變化，調整國家的政策、利益追逐的方向，乃至國民的心態。換言之，英國人在無法固守傳統時，往往會主動地尋求變革。那麼，是什麼阻擋了他們徹底踏上自由貿易這條利國利民的康莊大道？著名英帝國史學家勞埃德（T.O.Lloyd）指出：「1815年《穀物法》影響了英國的貿易政策整整30年。」[41]《穀物法》的存在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障礙，它的長期實施，反映了英國土地貴族利益集團勢力的強大和政治影響力的持久。

  在英國徹底改變保護主義政策走上自由貿易的過程中，有一個里程碑似的人物，他就是托利黨領袖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 1788—1850）。

  皮爾本人出身於紡織工廠主家庭，但在早年政治生涯中卻曾經是一個極端保守派。他在19世紀10年代先後擔任過托利黨內閣的陸軍與殖民部政務次官和愛爾蘭事務大臣，從1820年前後起開始向自由主義轉化，與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 1770—1827）等人組成了托利黨內的改革派，在坎寧大力推行自由主義外交、赫斯基森進行關稅政策改革的同時，皮爾在內務大臣任上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內政改革。

  皮爾作為政治家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善於審時度勢，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法國的基佐對皮爾推崇備至，認為他「本質上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每走一步都要觀察一下是否切合實際情況，就如海員不時地觀察天象一樣」[42]。

  皮爾曾和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一樣是議會改革的反對者，他認為議會改革將會摧毀「英國的混合憲法」，產生一種民主的暴政。在議會辯論時他多次發言反對改革法案，明確表示：「我一直反對去改革原則，因為我不願意打開一扇我認為不可能再關閉的門。」[43]但當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通過後，他則根據新的形勢，致力於托利黨的全面改造。

  對於30年代末由「反穀物法同盟」掀起的自由貿易運動，皮爾最初也和大部分托利黨人一樣持反對態度。直到1841年擔任首相，皮爾「仍然是一個保護主義者和『反穀物法同盟』的反對者」[44]。但幾年以後，正是皮爾廢除了《穀物法》，以至於輝格黨人甚至抨擊皮爾從前「在輝格黨人當政時反對自由貿易是為了隨後自己去實行它」[45]。

  輝格黨人對皮爾的這種攻擊似乎不無道理，因為從30年代起，自由貿易問題不僅成為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幟，同時也是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黨派鬥爭的重要內容。

  整個30年代是輝格黨人掌權的年代（1830—1834為格雷內閣，1834—1841為墨爾本內閣），然而，贊成自由貿易的輝格黨人儘管有些降低關稅的嘗試，但在英國走向自由貿易的歷史進程中卻基本上毫無建樹，有史家評論是因為輝格黨人在政府各部門工作協調上的低效，及財政金融管理上的失敗。[46]然而這個分析未免過於表面和簡單。從根本上說，英國沒能在30年代沿著赫斯基森改革的方向繼續走下去，還是由於國內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從30年代末開始的兩黨日益突出的自由貿易政策之爭，實質上反映的是自由貿易主張和保護主義傳統之間的分歧與鬥爭。

  1840年英國議會下院成立專門調查進口關稅問題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分析了英國現行關稅狀況，指出：保護性關稅政策以犧牲國家財政收入、犧牲英國與其他國家商業往來為代價，滿足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團，而給予殖民地的優惠關稅，則犧牲了母國的利益。[47]這份「不亞於一個自由貿易宣言」的報告，對英國的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此基礎上，輝格黨政府決心向英國的三大保護主義利益集團發起進攻，他們提出議案，要求以固定稅率取代1828年的穀物進口調節稅，降低來自外國的糖和木材的進口稅，同時提高來自殖民地的糖和木材的進口稅。

  但在下院辯論中，托利黨人將火力集中於糖稅問題，提出必須保護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用已獲解放的自由黑人生產出來的糖[48]，以提高其與那些仍然使用奴隸勞動的國家所產糖的競爭力。托利黨人因而使自己的保護主義立場具有了道德的力量，不僅擊敗了輝格黨政府的議案，而且乘勝追擊，一舉贏得1841年大選，組成了皮爾內閣。

  在同時代人的眼裡，羅伯特·皮爾是「一個保守黨人中最具自由思想、自由黨人中最具保守思想的人」，這多半指皮爾在輝格黨人支持下，最終頂住托利黨內保護主義者的強大壓力，一步步使英國走上自由貿易的道路。當1850年皮爾因騎馬摔傷而去世時，科布登這樣評價他：在政治家們中，現在已經找不到具有時代思想的代表了」[49]。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社會改革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曾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這個人的政治生涯在政治家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他以反對派開始，卻以推行（而不是簡單的支持）現今幾乎每一個重大問題而結束。……」[50]

  事實上，皮爾是個極有遠見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善於並敢於根據形勢的需求及時對自己的立場作出重大調整。此外，皮爾並不是一個極端保護主義者，對於《穀物法》的存廢，他考慮更多的是整個全局而不是黨派的立場分歧，例如他在1839年的一次議會發言中曾表示：「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除非《穀物法》表現出不僅與農業的繁榮、地主利益的維持相一致，而且也與國家整體利益的維持、保護，特別是與勞動階級狀況的改進相一致，否則它實際上就已完結了。」[51]

  從英國在19世紀40年代逐步攻陷保護主義最後堡壘的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看出皮爾立場的變化。30—40年代正值英國國內社會矛盾尖銳、經濟形勢困難時期，農業收成從1837年起就一直不好，到皮爾上任時，情況變得更糟。

  根據歷史資料統計，當時農業工人的周工資只有10先令，城市的熟練工人也只有18先令，每11個英國人中就有一個屬於赤貧。

  無論鄉村還是城市，經濟都是一片蕭條，伯明罕人口的1/5依靠救濟過活，而曼徹斯特有116家工廠倒閉，5萬人接受濟貧救濟。[52]

  1842初，約翰·布萊特在信中寫道：「我們的周圍，到處都是乞丐。」而他的傳記作者肯思·羅賓斯（Keith Robbins）則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飢餓與政治從來沒有像在1842年那樣緊密相連」[53]。

  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對由「反穀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發起、聲勢日益壯大的要求廢除《穀物法》運動，皮爾決心「要使英國成為一個生活費用低廉的國家」[54]，但他並沒有立即改變組閣時維護《穀物法》的立場，而是從降低、取消關稅入手，選擇了一條「避免劇烈變化」的漸進之路。

  1842年，皮爾首先修改《穀物法》，進一步削減了穀物進口稅率，接著在1842年政府預算案中不顧各方面的強烈不滿與反對，決定開徵3%的個人所得稅[55]，以彌補削減關稅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和嚴重的財政赤字（拿破崙戰爭期間所得稅稅率為5%，是引起戰後初期英國社會騷動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已在1816年3月被議會廢除），緊接著又提出「關稅法案」，對幾百種商品的稅率作了大幅度削減。1844年繼續削減包括食糖在內的商品進口稅。[56]

  和平時期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新財政政策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1844年政府的收入已超過支出200萬英鎊。到1845年，皮爾提出更加趨向自由貿易的預算案，進行了更大規模的關稅改革，幾百種包括大部分原料和食品在內的商品進口稅被完全廢除，1000餘種商品的進口稅被降低，同時取消了全部英國工業品的出口稅。至此，英國保護主義的藩籬已基本倒塌。

  1845年秋愛爾蘭、英格蘭馬鈴薯嚴重歉收造成的饑荒，成了攻克保護主義者固守的最後陣地——《穀物法》的導火索。皮爾意識到《穀物法》必須儘快廢除，他首先在內閣提出中止徵收糧食進口稅，建議通過發布樞密院令，或者召集議會進行辯論來解決，但未獲通過。這時，輝格黨領袖約翰·羅素（John Russell 1792—1878）發表著名的「愛丁堡來信」（The Edinburgh Letter），宣布輝格黨放棄以固定稅率取代調節稅率的立場，呼籲立即廢除《穀物法》，「徹底結束已證明是扼殺商業、毀滅農業，引起階級之間尖銳分裂，成為貧困、疾病、死亡和犯罪根源的保護關稅制度」[57]。

  1846年1月，圍繞皮爾提出的議案，一場關於是否廢除《穀物法》的議會大辯論開始了，它被認為是「英國近代議會史上最重大、最激動人心的場面之一」[58]。在冗長激烈的辯論中，皮爾共作了五次長篇演講。1846年6月，議案終於先後在議會下院和上院獲得通過。

  然而，《穀物法》被廢除的同時，皮爾的政治生命也完結了——他堅定鮮明的自由貿易立場引起托利黨內部的分裂，皮爾被迫辭職。一年多以後，當有人將法國發生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被推翻的消息告訴皮爾時，皮爾指著議會中保護主義者的議席說：「如果我當初聽了他們的，法國所發生的事就會在這裡出現。」[59]

  《穀物法》的廢除「炸毀了地主階級保守勢力賴以抵禦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最後一道屏障，從而解除了土地階級獨占政權的經濟防線」，以皮爾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強迫保守黨完成了自由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最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60]。

  儘管皮爾政府的垮台，說明英國保護主義傳統及其勢力仍有相當的政治能量，然而它們畢竟只是強弩之末。新上台的輝格黨羅素政府於1849年宣布廢除《航海條例》，至此，英國終於徹底告別以保護關稅和壟斷貿易為特徵的傳統貿易政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全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

  從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提出自由主義經濟原則，到自由貿易在英國最後實現，其間經歷了整整70年，而在它取得勝利的最後階段，英國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由此給英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變革與利益，已經有目共睹，英國的世界工業霸主地位正如日東升。然而，通往自由貿易之路的最後衝刺依然充滿阻力與鬥爭，這不免讓後世讀史的人們感到某種困惑——那些激烈反對皮爾的自由貿易舉措，反對放棄傳統貿易政策的人，究竟出於什麼樣的立場與考慮？難道他們看不到顯而易見的事實，看不到英國真正的國家利益所在嗎？

  從歷史記載來看，皮爾的廢除《穀物法》議案在下院經歷了三次表決，儘管遭到許多托利黨議員的激烈反對，但在輝格黨人的支持下均仍以多數票獲得通過。而在議案提交上院後，形勢卻遠非如此明朗，因為上院集中了眾多的土地貴族，而他們反對廢除《穀物法》的傾向是明顯的。最後，由於威靈頓公爵的極力勸說，議案終於被上院通過。

  歷史見證了這有驚無險的一幕。翻開威靈頓公爵在英國上院對皮爾廢除《穀物法》議案進行二讀時的演講稿，多少讓人生出幾許感嘆。作為托利黨元老和上院議長，作為曾經戰勝過拿破崙的英雄，威靈頓的演講幾乎可以說是苦口婆心。根據歷史記載，威靈頓並不是完全贊成廢除《穀物法》，從感情上他是站在保護主義一邊的[61]，但他對皮爾議案表示了堅決的支持，對在上院積極鼓動反對議案的德比伯爵作了堅決的駁斥。

  然而，威靈頓在演講中反覆勸誡托利黨貴族議員的，並非是自由貿易的種種好處和廢除《穀物法》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於兩點：第一，議案在下院已獲大多數票通過並經王室同意，上院如果離開了下院和王室什麼事也做不了；第二，如果拒絕議案，其後果將是政府辭職、舉行大選，新組成的政府還是會提出同樣的議案。[62]顯然，威靈頓公爵清楚地意識到：廢除《穀物法》、實行自由貿易已是大勢所趨，正如同1832年通過議會改革法一樣。

  在探究反對皮爾自由貿易改革的人們的立場時，學者往往僅將其歸咎於土地貴族階級勢力的頑固與強大，但實際情形遠比這複雜得多。發生在19世紀30和40年代的那場鬥爭，牽涉到最終告別已實行幾百年的傳統商業和貿易政策，牽涉到一個完全實行「自由放任」原則的市場經濟的誕生，牽涉到工業資產階級繼議會改革運動之後政治影響力的又一次壯大，牽涉到在保護主義和壟斷殖民地貿易政策下享有各種好處的各個利益集團。總之，如同30年代初的議會選舉改革運動匯集了英國社會的種種矛盾一樣，40年代英國的主要社會矛盾，似乎都集中體現在保留還是廢除《穀物法》、反對還是支持自由貿易的鬥爭上了。

  固守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人，主要來自托利黨內部，其核心人物是德比伯爵（14th Earl of Derby 1799—1869）和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他們在皮爾最初推行自由貿易措施時就與其意見相左，當廢除《穀物法》的大辯論開始時，作為托利黨內部反皮爾一派的代表，他們分別在議會上院和下院辯論時進行鼓動，強烈反對廢除法案，正式與皮爾分道揚鑣。

  德比本名愛德華·斯坦利（Edward Stanley），出身於英國最古老最有影響的貴族豪門世家，1851年繼承父親爵位，為第十四代德比伯爵。由於德比是皮爾辭職之後的托利黨領袖，因此，他的保護主義立場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在19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中，德比的政治生涯頗富戲劇性。和許多由保守主義逐步走向自由主義的人相反，出身輝格黨貴族家庭的德比早年的政治立場是自由主義的。作為輝格黨議員，他贊成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支持議會改革運動，曾經是當時英國政壇主要的自由黨人。1833年他在格雷內閣任陸軍與殖民大臣，提出並使議會通過了廢除英國殖民地奴隸制度的法令，從而在英帝國史上留下自己值得驕傲的一頁。但他很快因政見分歧脫離輝格黨，不久成為托利黨人。1844年德比進入上院，他「在那裡積極向自由貿易運動作戰，成為英國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領軍人物」[63]。

  德比是皮爾內閣的陸軍與殖民大臣，卻始終充當皮爾關稅改革政策反對派的角色，當1845年底皮爾宣布贊成廢除穀物法時，他是內閣中唯一拒絕支持皮爾的人。在他看來，廢除《穀物法》，讓外國的廉價糧食自由輸入英國，不僅會毀掉英國的農業和土地貴族階級，還將損害英國殖民地的利益，進而破壞整個帝國的殖民體系。[64]顯然，德比清楚地看到了新的貿易政策與殖民地和母國傳統關係之間的衝突，看到了自由貿易原則將顛覆建立在壟斷貿易與優惠關稅基礎上的整個舊殖民制度。

  德比之所以如此強烈地關注殖民地的經濟利益，這或許與他在幾屆內閣中都擔任陸軍與殖民大臣的職位有關。[65]的確，除了1843年通過的《加拿大穀物法令》（Canada Corn Act），作為首相的羅伯特·皮爾對帝國與殖民地事務關注很少。該法令規定加拿大的小麥和麵粉進入英國時，可以享受每夸脫1先令的名義關稅[66]，以此作為對加拿大向美國小麥徵收進口關稅的回報。

  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普通民眾來說，「自由貿易即使不等同於繁榮，至少也意味著充足和免於飢餓。而保護主義則與高昂的食品價格和即將衰亡的土地貴族集團的狹隘利益相連」[67]。皮爾政府實際上面對的是整個英國貿易政策的根本變革，和緊迫的社會經濟問題。換句話說，廢除壟斷保護、實行自由貿易的改革，既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必由之路，更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唯一選擇。

  然而，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改革對於殖民地的影響終究不可避免，因為帝國自身的歷史從來都是和海外貿易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舊殖民制度下，英國是殖民地大宗產品小麥、蔗糖、咖啡以及木材的唯一市場，殖民地長期所享有的優惠關稅，已使它們的經濟對母國市場形成強烈依賴，一旦英國完全打破貿易壁壘，外國的商品得以廉價進入英國，殖民地的優惠關稅便會失去意義，最後的廢止也將指日可待，而這對於殖民地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在當時英國的海外移民殖民地中（英屬北美、西印度、南非、澳大利亞），受帝國貿易政策變化影響最大的是加拿大，因為在英國最重要的三大壟斷性進口商品即小麥、木材和蔗糖中，加拿大就占了小麥和木材兩項。因此，英國的改革在加拿大引起強烈不滿，「幾乎每一個改革步驟都遇到殖民地人的激烈反對……當改革過程完成時，仍有少數人認為：英格蘭的輝煌已是落日餘暉，而帝國已經破碎」[68]。對加拿大的殖民地人來說，「廢除穀物法法令是一項影響帝國信念的法令」[69]。

  許多英國人也預言，殖民地對母國的不滿將會直接導致它們與母國的脫離。迪斯雷利在下院辯論皮爾廢除穀物法議案時說：「我們不能在決定這一問題時不考慮我們的殖民地。我不認為被美國兼併是加拿大人不可避免的命運，但加拿大已具備所有成為一個偉大和獨立國家的因素，命中注定它將成為新大陸的俄國。」[70]

  當殖民地在母國市場上被給予優惠關稅的待遇時，帝國當局認為它不僅會促進殖民地的貿易，而且能幫助鞏固其遙遠的臣民對母國的忠誠。事實的確如此，加拿大的農業和木材業一直得益於英國的優惠關稅政策，1843年的法令更促進了加拿大商業的繁榮。隨著大量小麥和麵粉運往英國，運河、鐵路、貨棧、倉庫等運輸設施迅速發展起來，跨大西洋貿易使聖勞倫斯河流域和蒙特婁欣欣向榮。而現在，《穀物法》的廢除使所有這一切都受到沉重打擊，可以說，自由貿易改革在最初幾年對加拿大經濟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加拿大殖民地人還能保持對帝國的忠誠嗎？自由貿易的實現到底將會使英國與殖民地的關係發生怎樣的變化？加拿大真的會剪斷與母國的聯繫成為第二個美國？

  在英帝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預言與事實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例子。當帝國痛失北美13個殖民地時，英國的政治家曾認為：「大不列顛的太陽正在隕落，英格蘭人將不再是強大的和受人尊敬的人。」歐洲的政治家斷言：「英格蘭現在只是一個像瑞典和丹麥那樣的二流國家。」[71]英國的商人們則擔心貿易的損失和經濟的蕭條。

  然而，歷史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失去13個殖民地並沒有使第一帝國從此一蹶不振，相反，一個更為強大的「第二帝國」建立和發展起來。同樣，獨立後的美國經濟迅猛發展，成為英國工業品的巨大市場，英美之間的商業貿易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繁榮。現在，英屬北美殖民地中加拿大與母國關係的演變，提供了又一個例證：19世紀英帝國的歷史並沒有沿著18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軌道運行，《穀物法》廢除後，加拿大小麥產品在英國市場的貿易優勢雖然受到嚴重損害，但殖民地人保持了對母國的忠誠，儘管之後在貿易和文化上加拿大與美國的聯繫日益密切，但它既沒有與美國合併，也沒有脫離英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然而，帝國貿易政策由保護向開放、由壟斷向自由的轉變，不僅將改變殖民地經濟原有對母國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且必然對英國與殖民地關係乃至整個帝國的殖民政策產生深遠影響，儘管它的意義在當時不可能立即為人們所認識。

  由於舊殖民制度本身所具有的雙重性，殖民地在經濟發展和商業貿易上受到嚴格限制的同時，也享受到產品在母國市場上的關稅優惠，即「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tial），殖民地人雖然不想失去這種特權，卻不滿並渴望擺脫母國的控制與種種限制，即英國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與獨占。對加拿大人來說，穀物貿易優惠的喪失多少影響了他們對帝國的信念，尤其是那些得益於英國保護主義貿易法規的殖民地各利益集團，他們認為，英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是對加拿大的「拋棄」[72]。但對1849年英國對於《航海條例》的廢除，殖民地人卻「並不討厭」[73]，因為航海條例禁止殖民地與其他國家的直接貿易，也限制了聖勞倫斯河的航運業，損害了殖民地的經濟利益。

  不管怎樣，19世紀40年代英國的一系列自由貿易法令，使已建立200年的帝國貿易體系迅速解體。在經歷了最初的憤怒、失望和迷惘之後，加拿大人選擇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向富裕而強大的美國尋求新的市場。1854年，加拿大明智地作出允許美國新英格蘭漁民自由進入英屬北美漁場捕魚的讓步，與美國順利簽訂了《貿易互惠條約》（Reciprocity Treaty，1854）。互惠條約不僅為加拿大打開了廣闊的外部市場，改變了長期以來對英國市場的嚴重依賴，而且使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英屬北美各殖民地的經濟都獲得極大發展，以至於19世紀50年代成為加拿大歷史上的「商業革命」時期。

  與此同時，加拿大利用剛剛獲得的關稅政策決定權，開始走自己的路。就在英國廢除《穀物法》的同一年，加拿大廢除了給予英國商品的關稅優惠。此後，加拿大在北美殖民地各省之間實行自由貿易的同時，逐步走向外部的貿易保護主義，1859年，加拿大開始對包括英國工業品在內的外國商品徵收高額進口關稅，和毗鄰的美國一樣豎起了關稅壁壘。

  傳統的帝國舊殖民制度，本是英國人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建立的，而現在，實現自由貿易的需要又使英國人親手摧毀了它。儘管舊殖民制度的終結並沒有造成殖民地的脫離，但卻給殖民地爭取建立責任制政府和逐漸覺醒的民族意識注入了根本性的推動力：既然英國實行了自由貿易，它就不能否認殖民地的貿易和關稅自由，而殖民地一旦獲得貿易領域的行動自由，政治的自由就不可能長期被拒絕，因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74]。

  這樣的邏輯和結局，恐怕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殖民地人民當時都未曾料到。

  對於英國人來說，自由貿易改革徹底打破了阻止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的障礙，同時也結束了沿襲幾百年的舊殖民制度。舊殖民制度，說到底，其核心就是獨占殖民地的貿易。在70多年前，亞當·斯密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占。……其主要利益，據說就是這種專營的貿易。此種獨占，即是此等殖民地隸屬我國的主要標誌，亦是我國從這種隸屬所得的唯一果實。」[75]

  對於殖民地貿易與殖民地獨占貿易的區別以及對英國的影響，亞當·斯密在作了詳細分析後斷言：「前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後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為前者是那麼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貿易被獨占，而獨占又是那麼有害，就全體來說，殖民地貿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過，設若沒有獨占，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76]

  亞當·斯密如此睿智的思想與精闢論述，很快被美國獨立後英美兩國之間不斷繁榮興盛的商貿往來所證實。這一大大出乎人們預料的事實，給幾代務實的英國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也給他們傳統的帝國觀帶來強烈衝擊。隨著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傳播，隨著英國工業革命前進的步伐，以及越來越強烈的獲取更廣闊市場的願望，壟斷與獨占殖民地貿易無利可圖的觀念，也逐漸為英國的政治家和民眾所認識。從18世紀末的小皮特，到19世紀初的赫斯基森，再到40年代的皮爾和羅素，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由逐步開放殖民地貿易到徹底放棄壟斷的歷史軌跡。

  帝國特惠制本是舊殖民制度下英國壟斷殖民地貿易的副產品，一旦壟斷本身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給予殖民地貨物的優惠關稅也就沒有了繼續實行的理由。1840年議會下院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可以說集中反映了當時英國的社會輿論。在英國人看來，「帝國特惠制是加在英國消費者身上無回報的捐稅，只是為了幫助殖民地的生產者」[77]。因此，《穀物法》和《航海條例》分別廢除之後，殖民地貨物進入英國所享有的關稅優惠雖然沒有立即取消，而且保留了一段時間，但由於帝國特惠制日益不得人心，一旦取消程序被啟動，便仿佛勢如破竹。1851年，英國首先結束對咖啡的優惠關稅；1853年，取消對稻米、棉花、羊毛和一些其他物品的進口優惠；1854年，取消對蔗糖的進口優惠；1860年，結束對木材和所有其他殖民地產品的關稅優惠。短短十年間，帝國特惠制已不復存在，帝國貿易體系的最後殘餘迅速成為歷史的遺蹟。

  理察·科布登曾指出：「除非用自由貿易這種間接辦法，把依靠一個自私自利的錯誤觀念將我們的殖民地和我們聯結在一起的那條紐帶，逐漸不知不覺地鬆懈開來，殖民制度連同它使人動情的眩人耳目的魅力，就絕對無法摒除。」[78]沿襲幾百年的舊殖民制度和帝國貿易體系，在自由貿易歷史大潮的衝擊下終於解體了，它對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對未來的帝國政策乃至帝國的發展方向，所產生和將要產生的重大影響，是無論怎麼評價也不過分的。

  如果說拿破崙戰爭的勝利，使英國得以重振世界強國的雄風，那麼30年後，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自由貿易的實現，則為整個帝國奠定了一塊最為堅固的基石。第二帝國不再只是第一帝國的簡單延續，它的旗幟上如今最為矚目的是「貿易自由」，一個嶄新的帝國因此正在形成。在這個新的帝國內，英國人和殖民地人同時面臨著新的歷史選擇：對於殖民地人來說，既然傳統的帝國貿易體系已被打破，殖民地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那麼，帝國對於殖民地又意味著什麼呢？此外，既然國內的英國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政治自由，作為帝國的海外臣民，為什麼不能享有同樣的權利？

  對英國人來說，選擇無疑要困難得多。還在美洲13個殖民地剛剛舉起反叛旗幟時，亞當·斯密就曾斷言：「在現今的經營管理下，英國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79]如今，英國告別了舊殖民制度，殖民地也已經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再給予母國任何經濟上的好處，那麼，這些殖民地對於英國的意義與價值何在？什麼樣的帝國關係才符合英國的利益？

  所有這一切，預示著帝國政策將發生重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