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英帝國終結

  18世紀的英帝國基本上是一個大西洋帝國，它是《航海條例》所體現的商業原則主導下的帝國；到19世紀，英帝國變成了一個以東方殖民地為主的殖民帝國，它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改造。

  美國獨立極大地衝擊和影響了重商主義，加速了重商主義的衰落。獨占排他性是重商主義帝國在經濟上的具體表現，而維護獨占排他是重商主義指導下的英帝國對殖民地所施行的一切法令、禁令、規章等等的最終目的，對此，英國不惜通過戰爭來貫徹。亞當·斯密在談到英國的殖民政策時指出：「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占。」[2]重商主義性質的獨占排他是人為設置的經濟壁壘，在北美和西印度，根據獨占制的原則，英屬殖民地不能與其他國家及其殖民地進行貿易，這意味著北美13個殖民地在加勒比地區只能與英屬島嶼進行貿易。但北美地域廣大，渴望開闢出龐大的、能提供充足原料和消費品的市場，顯然英屬島嶼無法擔當這一重任。為了銷售自己的產品，同時也為了獲取生產的原料，北美殖民地只能求助於走私，與法屬、西屬、荷屬西印度島嶼進行「非法」貿易。所以，北美獨立戰爭前，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圍繞著走私與反走私問題發生著激烈的衝突，其實質就是要不要維護重商主義政策指導下的獨占排他制度，是不是允許進行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對「自由」貿易的追求是美國獨立的重要誘因。美國人以自己的行動在英屬北美埋葬了重商主義的獨占制，同時也迫使英國反省自己的殖民政策。

  美國獨立也衝擊了英國重商主義經濟的重心，使其開始向新的地帶轉移。這些變化促成了英帝國基本秩序的重建，使第一英帝國適時地過渡到第二英帝國，這是一個連續不斷的變化過程。19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的英帝國大大不同於18世紀中期的英帝國，但是19世紀初的變化與北美獨立戰爭結束時的情形比較似乎並不明顯。18世紀晚期的一些發展變化削弱了舊帝國的基礎，並形成了煥然一新的帝國。美國人通過戰爭從英帝國分離出來，但英國卻成功地保持了與新成立的美國的經濟聯繫，這表明舊帝國的商業規則對已經開始的工業革命來說是多餘的，只要有高質量和低價格的保證，任何商品都能在市場上占有優勢。

  毫無疑問，英帝國的特性在18世紀晚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失去北美殖民地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深刻影響著這些變化，東方變得越來越重要。第一英帝國終結後，英帝國在地理位置上發生了重大轉移，面向東方成為新帝國發展的方向。文森特·哈羅（Vincent T.Harlow）在《第二帝國的建立，1763—1793年》中提出，英帝國發展方向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大約開始於1763年。[3]筆者認為這一時間界定可能稍早了些，因為在經濟領域內，18世紀的東方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取代西方。貿易統計數字表明亞洲是英國進口的主要來源地，但與西印度群島的數字相比仍然還是很小的。在整整一個世紀裡，作為出口的目的地，它也遠遠落後於對北美的出口。英帝國與東方貿易的重大發展開始於18世紀晚期，我們可以從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等人的貿易統計數據中明確地知道，英帝國向東方轉移大約開始於18世紀90年代。

  失去了北美13個殖民地使得英國在西半球的殖民地只剩下西印度一些島嶼，還有加拿大領地。魁北克原來是法國的殖民地，七年戰爭中被英國征服，1774年英國政府頒布《魁北克法》，允許當地的法國移民保留天主教信仰，並繼續實行法國法律。這一開明政策保證了法國移民在美國獨立戰爭後仍保持對英國的忠誠，因此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後，加拿大仍留在英帝國內。而且，大批在美國獨立戰爭時站在英國一邊的殖民地居民逃往加拿大，在加拿大建立新的家園，於是就形成了人數眾多的英裔居民。英裔居民與法裔居民的背景不同，他們講不同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也迥然不同。為避免他們之間發生衝突，英國在1791年頒布《加拿大法》（Constitutional Act of Canada），將加拿大分為上下兩個省，西邊的是上加拿大，由英裔居民居住，實行英國法律；東邊的是下加拿大，由法裔居民居住，實行法國法律。兩個省都有自己獨立的立法會議，協助總督進行治理。這樣，政府的行政權力和帝國的權威都介入了1791年的《加拿大法》，其背後的設想是，如果能在加拿大建立與英國相似的社會和憲法體系，那麼英國的主權就能得以維持，而帝國也能生存下去。新斯科舍和紐芬蘭仍為單獨的殖民地，直到後來併入加拿大。

  英國與西印度殖民地的關係仍然十分緊密，食糖產量急劇增長，糖仍是這一時期利潤最高的商品。英帝國在加勒比地區部署了大量的軍隊，目的就是防止其他力量從英國人手中奪走該地區。一些重要地區，如特立尼達島（Trinidad Island）、蓋亞那（Guyana）、德梅拉拉島（Demerara）、埃塞奎博（Essequibo）和伯比斯（Berbic），在戰爭結束之後仍然為英國控制。如果說18世紀晚期英帝國開始轉向東方的話，那麼它並沒有遠離大西洋。西印度群島仍是帝國的中心經濟區，同時殖民地仍以聖勞倫斯河為中心分布著。美國獨立戰爭後英美貿易發生了一些變化：獨立戰爭前，如果不計走私貨物，美洲殖民地的貿易約有2/3—3/4是在帝國範圍內進行的；美國獨立使帝國輸出的貨物中美國所占份額減少到1/2，[4]但英國很快收復了美國市場，其貿易量不斷上升，美國的獨立並沒有在實質上改變英美貿易的趨勢。美國獨立後的幾年內，英國對美國的出口超過了殖民地時期的最高水平。[5]到18世紀末為止，美國是英國商品最大的傾銷地，這一事實有助於加強由舊殖民體系已形成的種種商業紐帶。與此同時，英國也開始將中南美洲視為其追逐的目標，因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維持其殖民地統治方面呈敗退趨勢，它們在南美的統治走向瓦解。英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急劇增長，這給英國帶來了巨額的商業利潤，西屬殖民地海港大部分對英商開放，這也給英國貿易創造了更多的有利條件。

  

  英國政府在1783年後努力維持與新獨立的美國的聯繫，儘管新獨立的美國在1783年的停戰和約上從英國獲利不少，但新共和國的缺點很明顯地顯露了出來。聯合政府最初政局很不穩定，甚至有時候政權似乎有可能被顛覆。雖然密西西比以西的大部分領土在1783年劃給了美國，但新領地仍受到英國的影響，因為有大量的貨物通過聖勞倫斯河和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運送到美國。英國在北美的殖民者急切希望「將高利潤的商業經濟延伸到太平洋和向南擴張到中西部地區」，[6]他們計劃在紐奧良和佛羅里達建立基地，將英國與美國的西部擴張聯繫起來。他們試圖挽回1783年失敗後的損失，擴大對北美大陸殖民地的影響，保持英國對仍留存下來的殖民地的統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812年戰爭結束。

  18世紀晚期，英國在亞洲的貿易開支大幅度上漲。政策的變化表明了殖民統治原則的變化，殖民統治更注重商業貿易的滲透和尋求新資源的能力。在東方，英國開始將中國視為頭等目標，與中華帝國的衝突即將開始。[7]這種優先也體現在組織結構上，將英國在東方的利益由小積大，在這一過程中，英國從印度獲得更多的領土。對印度的征服和對中國不斷增長的商業貿易促使英國努力奪取荷蘭人在17世紀建立的優勢。18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努力在中國與印度之間建立貿易聯繫，使印度的商品能在中國找到銷售市場，形成一個從印度通過中間市場到中國的貿易通道。1786年，第一個這樣的中間基地在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的檳榔嶼（Penang Island）建立起來。

  與中國的貿易對英國來說相當重要。中國是茶葉的主要生產和供應大國，18世紀90年代，英國從中國進口價值2000萬英鎊的茶葉，十年之後增加到2500萬英鎊。茶葉是東印度公司經營的貨物中利潤最高的商品，因茶葉貿易繳納的稅賦占英國政府總收入的6%—7%。[8]但是，與中國的貿易也有很多不如意之處，中國僅開放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外國商人也只能通過一個擁有專賣權的行會或商行進行貿易，而且限制條件很多。在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中，英國出現了嚴重的貿易逆差，為了改變這一狀況，英國需要尋找能夠在中國傾銷的商品。英國希望與中國進行談判以解決市場開放問題，英國要求中國政府開放一個由英國管轄的港口，或者改善廣州港的貿易條件，但中國政府不願作出讓步。儘管如此，廣州港進出的茶船仍生意興隆，維持著英國與東亞的繁忙貿易。

  1765—1818年間，英國在征服印度殖民地、掠奪殖民利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73年，英國頒布《調整法》（Regulating Act），把孟加拉、馬德拉斯、加爾各答三個公司領地合為一體，以加爾各答總督為主管官，總督由英國議會任命。在印度殖民地，東印度公司統治著4000萬人口，每年徵收1800萬英鎊的稅收，相當於英國在和平時期一年財政收入的1/3。公司擁有18萬人的軍隊，僱傭6000名英國人，其中包括3000名軍官。[9]英國占領印度後，印度原有的生產結構受到衝擊，生產的商品由最初的生絲、棉花、青靛和糖變成棉布，棉紡織品成為出口到英國的主要產品。英國從對印度的貿易中獲取大量財富，每年超過500萬英鎊，包括東印度公司向英國政府上繳的稅收，以及返回英國的私人財產。[10]印度成為英國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英國人也開始將東方視為英帝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成千上萬的英國人湧向印度，試圖在印度成就一番事業。英國殖民政策開始向東方傾斜，政府和商人都意識到印度關係到英國的商業利益。1784年，英國議會頒布《印度法》（Indian Act），規定統治印度的最高權威是英國政府而不是東印度公司，從而把印度的治理權歸於英國政府。此後，英國在印度的擴張由公司行為變為政府行為。

  美國獨立後，如何處理與以前的美洲殖民地的關係，對英國來說是必須嚴肅考慮的問題。是讓它和以前一樣享受帝國內部的貿易優惠，還是將其與外國人一樣同等對待？第一英帝國時期，殖民地建立在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英國人把殖民地看作本國市場的延伸，要求對殖民地的生產和銷售進行壟斷，將其作為宗主國產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18世紀中葉，重商主義理論開始受到衝擊，重商主義政策也遭遇困難。1766年，英國議會通過一個自由港法（Free port Acts），將西印度島嶼作為例外，向其他國家的船隻開放。1786年又通過一個新的《航海條例》，規定與英帝國貿易的商船必須由英國或英屬殖民地製造和擁有。1787和1805年對自由港法進行修訂，修改了條例，列出例外的情況。美國船隻後來也被允許進入英屬西印度的港口，美洲商船慢慢控制了英屬西印度的供應權。這些情況表明，第一英帝國的重商主義規則正在發生改變，一種新的貿易規則正在悄悄興起，自由主義將取代重商主義，成為帝國新的指導思想。

  工業革命發動後，新技術刺激了英國工業的發展，紡織業作為英國的主要工業部門，18世紀80年代後得到了快速發展，對原棉的需求也急劇增加。巴西作為主要的棉花產地，並不在英國的控制範圍內，但是英屬西印度在英國政府的鼓勵下，可利用其自由港的地位從巴西進口棉花，而西印度群島的主要產棉區如德梅拉拉島的原棉也能夠出口到英國，這就保證了英國紡織工業的需要，紡織品產量大幅度增加。英國絕大部分的原棉原料來自海外，開始是巴西，後來是美國南部。與此同時，英國將工業產品銷售到全世界，工業產品中最重要的是棉布，這是18世紀80年代以後英國出口海外的主要產品，出口地包括美國、歐洲及稍後的拉丁美洲。這些情況也迫使英國改變重商主義政策，將貿易的觸角伸到帝國之外。

  【注釋】

  [1]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 Cambridge 1963 p.138.

  [2]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85頁。

  [3] Vincent T.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London 1952 Vol.1 p.62.

  [4] A.Goodw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Ⅷ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 1763—1793 Cambridge 1965 p.187.

  [5] P.J.Marshall 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 Cambridge 1996 p.16.

  [6] Vincent T.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London 1952 Vol.2 p.725.

  [7] Ibid.p.64.

  [8] Hob-Cheng Mui and Lorna H.Mui The Nanagement of Monopoly A Study of East India Company's Conduct of Its Tea Trade 1784—1833 Vancouver 1984.

  [9] Patrick Colquboun A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 of British Empire London 1815 pp.42-43.

  [10] Dharma Kumar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Ⅱ 1757—1970 Cambridge 1983 pp.826-831 841-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