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業、工業和運輸業發展

  在18世紀，農業變得越來越以市場為導向，成為經濟工業化、城市化和商業化的支柱力量。這一時期，英國農業的重要發展是土地用於不同的用途，最顯著的差別體現在種植區和畜牧區，這也可以看作是「高地」與「低地」之間的差別。高地不但海拔更高，而且更濕、更冷，土壤更加貧瘠。高山丘陵地區的斜坡難以進行農耕，盛行的西風確保降雨量，西風強勁而鹽分高，影響了沿海山區農作物的生長，如德文郡（Devonshire）的北部。高地下的往往是毛毛細雨，多雲的天氣很常見。雲朵、霧氣和細雨限制了陽光，從而減少了生長期，寒冷期的時間相對更長。天氣的影響很關鍵，收成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大麥、燕麥等作物的價格。[23]這樣，高地往往為畜牧業為主，低地以種植業為主。

  然而在現實中土地運用模式比高地畜牧、低地種植這樣的區分要複雜得多，不管是高地還是低地都沒有那麼單一。高地也小規模地種植水稻，當作副業，同時豢養家畜來提供肉、奶、肥料、毛皮和動力。在單個的牧場或者村落，自給自足的水平截然不同，交通運輸的落後也導致了自給自足的模式。除了家畜和水稻生產，也有大量的蔬菜水果種植，如蘋果被廣泛種植，既用來吃也用來釀酒，這與歐洲大陸的模式是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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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農業技術不斷出現，這些技術遍及於農耕區，反映著資金投入、土地使用和農業組織方面的改變。這時候很重要的一項改進是傑斯羅·塔爾（Jethro Tull）發明的條播法（後來發現在古代中國早就已經使用了），這種方法有利於除草和其他田間管理。從弗蘭德斯引進的新的輪作法也在英國傳播開來，雖然很多人認為鐵犁在鐵器時代就已經發明，但直到這個時候才廣泛使用開來。18世紀30年代，東盎格利亞（East Anglia）的湯森勳爵（Charles Townshend）把三葉草（Trifolium）和蕪菁（Brassica rapa）引入大田，改三作制為四作制，開啟了農業革命，他因此獲得了「蕪菁湯森」的稱號。[24]這時已經使用石灰作肥料，可以提高農業產量，這是個不錯的進步，因為可以選擇的肥料比遠比今天要少，當時人畜排泄物是主要的肥料，石灰有助於中和土壤的酸性，使得更多的糞便能起作用。這時還有一種轉變，用馬匹來取代公牛犁田，這個發明花費了數個世紀的時間。馬匹效率更高、適應性更強而且更快。這時有一些農業機械投入使用，雖然這時的機械投入遠遠沒有後來兩個世紀那麼明顯。

  新品種的培育也是很重要的投入。萊斯特郡（Leicester）的牧場主羅伯特·貝克韋爾（Robert Bakewell）培養出英國長角牛（English Longhorn）、林肯綿羊（Lincoln Sheep）和夏爾馬（Shire horse），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在畜欄里使用雙層結構，用來收集糞便再液化。他建立純種管理協會（Complete Body of Husbary）來保持品種的純潔性，推進良種培育。

  在土地使用方面，飼料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了，包括種植草料和根塊作物，比如紅豆草、苜蓿、油菜籽和蘿蔔。這有助於減少休耕，提高農村經濟，飼養更多的家畜。苜蓿是豆科類植物，是能夠集中氮的一種作物，這樣能提高土壤的肥力。提供更多的飼料，使更多的家畜養殖成為可能。養殖能獲得更多的資金，在當時的經濟體系中，家畜是非常重要的「貨幣作物」，而且家畜還能提供更多的肥料。人們更小心地選擇與土壤相適應的種子，更細緻地犁地和碎土，有利於作物的生長。[25]輪耕和換耕也很重要，在一些地方，土地的使用在耕作與畜牧之間進行變化，在同一塊土地上進行不同的農作能夠保證一系列的產品，混合農業減少了壞收成或者家畜瘟疫時候的危害。現在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不存在什麼農業革命，只不過出現了一些能使得產量大量增加的農業方法。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18世紀農業方法的改進就如同這個世紀後工業的改進一樣，可以稱得上「革命」。[26]

  農業中有兩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兩個部門：漁業和林業。首先，二者都有利於提供食物和就業，如果考慮到沿海是鹹水魚的集中地，漁業在當地的地位顯然更加重要。在一些小港口，漁業是經濟的中心，在像赫爾（Hull）這樣的大港口，漁業也很重要；在蘇格蘭的經濟中，它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康沃爾（Cornwall）的沙丁魚除了服務於國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外，對出口而言也很重要。大量的魚，尤其是醃製或者熏制的青魚，出口到地中海和西印度。收費公路的產生有助於長途貿易的發展，然而漁業並沒有種植業那樣的增長速度，因為運輸新鮮的魚很昂貴，它們難以到達很多地區。熏魚能夠保存，但加大了成本，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鐵路運輸使得魚成為廉價而易得的食材之後才有所改變。

  林場的消耗和煤炭的使用使得林業沒有之前那麼重要了，但從國家的層面看它仍然很重要。在消耗樹木的同時，植樹也在進行，17世紀晚期就有大量的植樹造林。

  農業在發展的同時，與工商業之間的聯繫愈發緊密了，許多手工生產都集中在農產品加工方面，如果把林木業包括進來，這種情況更為顯著。加工的過程是個統一體，包括貯存食物、醃製、裝瓶和釀醋。主要的工業活動都與農業生產有關，例如食品、飲品、衣物、鞋子和家具，所有這些生產都是分散的，比如說，製革廠分布於各個家畜飼養區。

  儘管有一些加工會使用海外的進口農作物，比如棉花、甘蔗和菸草，但大部分原材料產自英國，這樣，農業與大部分工業活動聯繫緊密。因為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在農村，並與農業緊密聯繫，農村消費創造了一個既有工業品又有農產品的國內市場，比如肉類。任何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尤其是大米，都會影響到城市居民，降低那裡購買商品的能力。1670年到1750年穀物價格的下降提高了對手工產品的購買力，[27]小麥、大麥和燕麥都在1743—1747年達到最低價格，相對於18世紀20年代來說下降了15%。價格下降打擊了農業區，但是有利於消費者。1741年，一位副大臣寫信給他的一個同事：「從全國各地的來信可以看出，今年豐收在望，並且大部分農產品都會大幅降價，這是個好消息，因為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的人口需要養活。」[28]

  18世紀60年代人口的上升對農村的經濟提供了機遇。農民的收入提高了，雖然給農業工人支付的工資沒有提高。此時，由於人口增加，穀物價格飛速上升，必須從歐洲一些地方進口農產品，干鱈魚可以從紐芬蘭進口，大米來自南卡羅來納，但這些不是英國的主食，從新世界進口其他的東西，如菸草顯得更有利可圖。隨著市場經濟的增長和整合，交通聯繫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專門化趨勢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區得到加強。埃塞克斯（Essex）的商品糧主要運往倫敦，伯克郡（Berkshire）的水果和蔬菜，尤其是蘋果、梨和櫻桃，在18世紀下半期主要供應倫敦、巴斯（Bath）和牛津（Oxford）。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不再僅僅因為農業而聞名，還變成了倫敦的園藝市場的一個主要供應源。市場經濟也影響到了更遠的地區，比如說，朴次茅斯逐漸變成蘇塞克斯（Sussex）西部和漢普郡（Hampshire）的穀物和家畜的市場，牛從約克郡往南運到倫敦，威爾斯牛運到肯特（Kent）養肥再運往倫敦。愛爾蘭的奶製品和家畜生產由於市場的擴大有所發展，牛肉和黃油對英格蘭出口，燻肉出口到殖民地。

  更遠的市場的需要有助於地方農業的變化，也刺激了交通的發展。在北約克郡的克里夫蘭（Cleveland），對開放地和公共用地的圈占使得針對倫敦市場的耕種和養殖都有所增加。克里夫蘭產優質大麥，1769年在提斯河畔的斯托克頓（Stockton-on-Tees）架起橋樑後，大量的大麥從這裡走水路運往倫敦。

  這段時期內，農業領域中有兩個現象必須要補充說明，那就是農田的開墾和圈地運動。耕作面積的增加是英國農業生產增長的部分原因，在開墾區，如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沼澤地，蘇格蘭以及英格蘭西北部的泥炭地、苔蘚地，還有一些山谷和厄爾斯特（Ulster）的海岸上，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高地的荒地和草地被密集地使用。在佩斯郡（Perthshire），傳統上用來作為夏季備用牧場的土地都被開墾，森林被砍伐。通常，這樣的「開墾」以及緊隨而來的農業耕作會導致生態的改變，導致植物和動物種類居住地的喪失。

  圈地運動帶來的變化更加劇烈。圈地不是新鮮事物，特別是東南、北部和西部，在這些地方早就出現圈地了。在1500年，德文郡（Devonshire）和康沃爾郡（Cornwall）的很多地方都開始圈地，17世紀末，達拉莫（Durham）東邊的很多低地也已經開始圈地。圈地的目的是飼養家畜，家畜在這個地區非常重要；在其他地區是為了更好地耕作，適應新的農業方式，為當地人口提供口糧。有的地方，如米德蘭（Midland）地區，古老的公共用地依然保留了下來。18世紀圈地變得更加的普遍，尤其是在中部地區。在這個世紀裡，英格蘭的21%土地都受到議會圈地法令的影響。在1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圈地法令很盛行，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同樣如此。一旦某個地區的大地主希望圈地，他們會向議會申請圈地的法令，議會派出委員會來負責圈地，委員會組織詳細的土地調查，決定誰擁有土地，誰享有放牧權，然後分配他們的權益，安排圈占的土地。圈地既涉及開闊地帶分散的塊地，也涉及公共牧場和廢棄的土地。圈地經常伴隨著土地使用期限的改變，伴隨著用土地稅或者穀物稅來取代十一稅，以及一系列昂貴的改變，如翻新排水系統、建築道路等，還伴隨著新的農業耕作方法。在農業方面，圈地運動到底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一言難盡，圈地並不一定就會導致效率的提高。當時很多沒有被圈占的土地上見證了農業改進、新技術和作物的引進，而更集中更有利於技術傳播的圈占土地上卻看不到這個過程。圈地通常使農業收益從租種者手中轉移到地主手中，因為地租比產量上升得更快。地主支持圈地是因為他們希望地租會大大提高，並且提高對公共用地的控制權。但圈地給那些依賴公共用地的人和小農戶帶來很大的壓力，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苦，迫使他們遷徙，從而給工業提供了許多勞動力，其中有一些離開自己的國家遠涉重洋，很多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因此而去了西印度和北美。圈地，尤其是對公共用地的圈占，對小農戶有很大的破壞性，將以自耕農為特徵的村落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使英國逐步走向一個更加兩極化的社會，並且也造成社會的動盪。1724年，在蘇格蘭加羅威地區爆發了反對圈占公共牧場的鬥爭，農民推翻了用石頭砌成的石欄，後來政府派出軍隊才鎮壓了這次反抗。1766年，在蘇格蘭北部的庫洛馬迪地區，小農戶推翻了圈地的石欄來放牧他們自己的羊群，這在當時被定為非法行為。在愛爾蘭康諾特省（Connacht），1711—1712年爆發「踝關節者運動」，運動中發生了對家畜的攻擊。1761—1765年，在愛爾蘭的科克（Cork）、基爾肯尼（Kilkenny）、利姆李奇和沃特福德（Waterford）等地方，白衣會會員反抗圈占公共用地，他們攻擊土地代理人，破壞圍欄和石牆，殘害家畜。在1769—1776年白衣會再次出現，影響蒂波雷利、基爾肯尼、卡羅、基爾代爾（Kildare）、威夫特福德等地。在英格蘭的北安普頓郡（Northampton），小農戶和無地平民通過請願、威脅、攻擊驛站還有其他一些活動來反對議會的圈地。

  農業發展的同時，工業已露出革命性變化的苗頭，尤其是在紡織業、煉鐵業、煤礦開採業和蒸汽動力等領域，雖然對整個工業生產的部門和結構還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改變，但已經為後來飛速發展的工業化做好了準備。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合併大大地擴大了國內市場，而對外戰爭的不斷勝利則擴大了海外市場，北美大陸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擴大，對英國的出口和再出口貿易至關重要。製造業受供求關係影響，國內消費刺激了工業的發展，而海外市場的擴大、尤其是北美殖民地需求的擴大，也大大刺激了工業技術的改進。在早期，工業品在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不高，需求主要在國內，因此受到國內人口、購買能力或者收入分配還有消費觀念的限制。到18世紀中期，隨著人口的增長，國內需求大大提升，製造業受到刺激，企業的質量、勞動力的供應、技術的發展發生變化，這些都能夠減少成本。

  紡織業是這一時期重要的產業，占據了工業的主要地位。新技術很重要，不單是因為它帶來了生產能力的進步，而且還因為它能夠帶來連續的變化。紡織業見證了技術的不斷發展，約翰·凱（John Kay）的飛梭發明於1733年，它提高了手工紡織工人的工作效率，用它能紡織出雙倍寬的布匹，速度還提高了。早期的紡織機械，像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機」，還有梳理羊毛的機器，都大大提高了產量。但工人們把這些機器看作對他們生計的威脅，在1768—1769年，布萊克伯恩（Blackburn）的工人們摧毀了哈格里夫斯的機器。

  18世紀60—80年代出現了一系列技術，使得採用機械生產的棉作坊能夠生產全棉布匹，其中1768年理察·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了水力紡紗機，採用滾筒紡織的原則。水力紡紗機紡出的線，比珍妮紡紗機紡出的線更加牢固，它光滑而平整，用它織出來的布比手工紡紗織出來的布好很多。阿克賴特等人在蘭開斯特建立了很多用水力帶動的棉紡廠。第一座於1771年建立，顯示了工廠體系的特徵，包括勞動力的嚴密分工和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合作。1772年，他在諾丁漢（Nottingham）的一個工廠招聘了30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附近教區工場收養的兒童。1776年，蘭開斯特郡喬利附近的比爾克爾工廠被一些工人燒掉了——他們的就業受到威脅，因而遷怒於機器。這場暴動中有超過100台機器被燒毀，而議會則支持機器的使用。

  機器的發明和運用推動了煤和蒸汽動力的發展。蒸汽機靠煤帶動，在此之前，動力主要來自木材，燃燒木材能產生大量的熱，但這種熱能不穩定，在很多工業部門，木材並不是理想的能源。煤常年都能開採，不受季節影響，而且煤是一種可以轉換和控制的能源，相比木材和水力都是更好的動力來源。到1700年為止，在約克郡北部、達拉姆、米德蘭和南威爾斯等地方，煤礦已經有了不錯的發展。然而，採煤很費力，煤的開採和運輸成本很高，而木材則比較容易獲得，但煤炭的使用越來越普遍。煤炭的開採和運輸都刺激著創新和發展，運河和鐵路的建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條主要的運煤路線是從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和達拉姆郡運到泰恩河（Tyne River）河岸，在這裡用於工業或者運到倫敦作為家用或者工業用煤。沒有交通，煤的價值無法體現，但是煤加上交通可以看作是那些有著大量勞動力和市場需求的混合工業區的基礎。為了快速的工業增長，資金、交通、市場和煤炭，成為必不可少的因素。

  煤炭給蒸汽機提供動力，是新世界的基礎。蒸汽機在瓦特之前就已存在，儘管很原始，但可以把水從礦井中抽出來，在康沃爾的錫礦和銅礦、煤礦和鋅礦中發揮重要作用。後來蒸汽機被用來在水輪中提供循環水，還有在鐵廠中給煉爐鼓風。蒸汽動力經常用來取代水動力。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702年在康沃爾錫礦中看到的兩個巨大的蒸汽機「由幾個輪子組成，在泵的原理下把他們想要鑽探的地方的水抽出來，它們因為水力持續運轉，水在幾人寬的地方旋轉，能產生很大的能量。水主要通過高高的木渠引入蒸汽機」。為提高蒸汽機利用能源的效率，瓦特（James Wat）改良了蒸汽機，它能在衝程的底部和頂部同時傳遞能量，1776年瓦特的蒸汽機正式投入實際使用。

  蒸汽機不僅在煤礦和其他的礦井用來帶動通風設備等機器，而且還用於羊毛和棉紡織廠和其他很多工業部門。1782年瓦特申請了雙動循環蒸汽機專利，這種蒸汽機能產生雙向運動，可以帶動要求平滑運動的機械設備，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蒸汽機更便宜，在那些本地不產煤因而煤的價格比較高的地方也能使用。蒸汽機在運河的開挖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用來填塞水庫和處理運河需要修理的斜坡。

  煤礦不但從採用蒸汽機抽水和鼓風中獲利，而且還從一系列創新中獲利，涉及爆破、襯壁和支撐柱，還有地底交通的使用，特別是鐵軌的使用，這樣運煤車可以在上面推行。陸上交通的改進，如水路運貨，道路運輸的改革，降低了煤的價格，擴大了需求。1772年，第一艘運煤船通過新伯明罕運河達到伯明罕。在1700年，英國的煤產量大概是300萬噸，大部分用於家用。西北英格蘭是重要的煤場，承擔了大概一半的產量。其他的地方，施羅普郡（Shropshire）東部、約克郡南部，還有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南部，依次是最重要的煤場。煤產量在1750年達到520萬噸，以每年1%的比例上升；1775年達到880萬噸的產量，在本世紀剩下的時間裡每年增加2%，1800年達到1500萬噸。煤炭的開採和廣泛使用有利於英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對歐洲大陸而言有利的競爭優勢。

  在煤炭行業和蒸汽機發展的同時，煉鐵也有了快速發展。英國處於歐洲乃至世界領先地位，煉鐵工業的改進對其他的經濟部門非常重要，鐵的價格降低，產量大大增加，最終使鐵製機器取代木製器具。用焦炭而不是木炭來煉製鐵和鋼，把工業從依賴木材中解放出來。這也是一個用礦物能源取代傳統能源的明顯例子。從18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木炭的價格上漲，再加上技術的提高，焦爐的使用變得更廣泛，用煤炭煉製可塑性鐵，比木炭煉製和精煉更便宜。

  蒸汽動力用於煤炭開採，加上高爐和新的滾軋和開片機，導致煉鐵業向煤場集中，威爾斯南部就是這樣。1801年威爾斯最大的村莊是梅瑟蒂德菲爾（Merthyr Tydfil），在1750年這裡不過是一個小村莊，但是到世紀末已成為威爾斯南部以焦炭和高爐為基礎的工業中心，還是世界鐵生產的中心。當以煤炭作為基礎的煉鐵廠興起以後，煉鐵廠也向煤礦多的地方集中。

  鐵產量從1720—1724年的2.7萬噸增加到1789年的8萬噸。這些鐵用於這個時期的工業發展。採礦業的發展要求建築鐵路，修建鐵路則要求生產更多的鐵。伯明罕的第一座軋鋼廠在1740年建立；18世紀上半期開始，軋鋼技術用於鍍錫行業，給鍍錫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帶來巨大的優勢，煉鐵業甚至整個冶金業都有了發展。

  除了煤炭、煉鐵和蒸汽動力等工業部門發展顯著之外，還有一些手工業部門也有發展。那些用手工工具和小機器生產的工業部門有了很大的進步，它們從鑽機設備和鐵條製作技術的創新中獲利。金屬加工技術對所謂的「玩具製造業」很關鍵，這是一個製造小金屬產品的行業，生產扣子、按鈕和鼻煙盒等小玩意兒，在18世紀末期，這個行業也開始機械化。同樣明顯發展的是陶瓷業，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工業需要便宜的交通來運輸黏土和成品，這得益於新運河的開通。陶瓷業的組織分工明顯提高了，尤其是大規模生產，這種生產依靠規模經濟、勞動力分工還有質量控制，這些在以前小規模的家庭作坊中都不可能做到。玻璃製造業也在泰恩河畔（Tyneside）這些能方便得到能源的地方發展起來，在17世紀紐卡斯爾（Newcastle）生產全國40%的玻璃。化學工業也在泰恩河畔發展起來，在1778年，羅希在沃克低地地區設立了一個鹼廠，這個廠可以利用此處便宜的煤炭和大量的鹽。在威爾地區，當地的煤有助於煮鹽業、玻璃製造業、陶瓷業和其他工業的發展。更寬泛地說，煤炭是煮酒業、釀糖業和制磚業的主要能源。

  由於農村的勞動力非常豐富，價格比起城鎮來更加便宜，農村手工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能量消耗也很重要，在有激流的地方水力更容易得到利用，在山村地區林木比較豐富，就像在礦區煤比較多一樣。在鄉村地區原材料也容易獲得，比如說皮革工業用羊皮來製革。紡織對農村工業化的作用是比較穩定的。動力可以由河流提供，鄉村家庭紡織業的傳統是比較根深蒂固的，水車和紡車在鄉村處處可見，紡織品沒有在運輸中被破壞的風險。農村與城市的紡織工業聯繫緊密，最後程序通常在城市完成。商人組織外包工作，負責尋找銷路，對外銷售在這一時期有了一定的發展。由於交通條件不好，煤炭產量有限，大部分農村工業沒有機械化，產品基本上為本地市場生產，技術有限，創新能力不足。

  運輸業把各個經濟部門連成一個整體，工業革命開始時，主要的交通方式有運河、陸路和海路交通。運河創造了全新的運輸方式，原有的陸路運輸效率不高，英國人開始修建運河，1720年在西南英格蘭的聖奧斯德爾（St.Austell）的東部開通了第一條運河，這條運河主要用來運輸黏土，但它的長度很短，並且在1731年的時候河岸崩塌就停止使用了。更重要的一條運河建立於西北部，桑基布魯克航行運河完成於1757年，從聖海倫斯（St.Helens）運煤到利物浦，刺激了默西河畔的煤炭業以及柴郡（Cheshire）的煮鹽業的發展。弗朗西斯（Francis）在1763年修建了一條運河，把他的沃斯利（Worsley）煤礦的煤運到附近的曼切斯特。兩年後，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因為設計了連接特倫特（Trent River）和默西的運河而聞名。1766年到1772年建立起來的從特倫特到默西河的46英里長的運河，不但連接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Worcetershire），還連接了伯明罕運河，並且在斯托港這個新的港口連接了塞文河（Severn River）。這樣，斯塔福德郡的煤、鐵和陶瓷可以穩定地運輸到更多的城市。除了網狀運河系統的修建，還出現了一些單獨的運河，比如，1770年勞斯運河開通，使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港口。很多重要的運河都是在1783年之後修建的，在愛爾蘭尤其如此。雖然在1731—1742年已經修建了紐里導航運河，這條運河在波特蘭（Portland）港口連接了卡林福德湖（Carlingford Lough）和拜納河，還連接了厄爾斯特（Ulster）和都柏林（Dublin），把蒂隆西部的煤運到都柏林。這個系統在1769年紐里船運河開通後有所擴展，這條運河的開通使得紐里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蒂隆導航運河在1787年完工，連接了利斯蘭和黑水河。從貝爾法斯特到內伊湖（Lough Neagh）地區的拉甘導航運河在18世紀80年代建成。

  在發展內部聯繫方面，尤其是在西米德蘭和蘭開斯特之間，還有在減少運輸成本方面，運河的修建是非常重要的。從歐洲範圍來看，英國工業從便宜的交通成本和可靠的交通聯繫中獲益良多，地區專門化的可能性提高了，因為能更便宜地生產某種產品的地區比起那些成本較高的地區來說，更具有競爭優勢。不過到18世紀末，英國的運河網仍舊分散而稀疏，尤其在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更加如此。

  當時，英國的陸上交通狀況很差，人們不知道如何修路和造路，最常見的方式是在原有道路有坑窪的地方填一些石頭，讓來往的行人和車輛將其碾平，然而當一輛馬車馳過時，石頭從車輪兩邊被壓出，坑坑窪窪隨之再現，交通變得艱難。道路一般由它經過的教區負責修理，教區居民可能被要求每年在道路上干五六天活。但教區對自己有用的道路可能更加重視，但是對那些他們不用的道路就不好好管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查理二世時開始出現收費公路。到1730年，只修建了少數幾條收費公路，18世紀中期大約40年間是修建收費公路的全盛時期，英格蘭北部和中西部修建了大量新道路。這些公路的原則是誰修路誰收費，從原則上看很公平，但實際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在短短一段公路上可能會有好幾個修路公司，於是就會建立太多的收費站，每一個公司都會委派自己的檢驗員，於是修路的標準就不同。在這段時間裡，公路運輸緩慢發展，但進展卻很明顯。儘管隨著道路的改善，運輸時間減少了，因而成本降低了，但陸路運輸還是不適用於煤、鐵這樣的物資運輸，這些物資太重，運輸成本會很高。

  海岸運輸是另外一種運輸方式。亞當·斯密斯在1776年對比陸路運輸和海上運輸時寫道：「一輛寬輪貨車，配備兩個人手，由八匹馬拉，在倫敦和愛丁堡之間花費六個星期的時間來回運送近四噸的貨物。同樣的時間裡，一艘由六到七個人駕駛的船隻，在倫敦和雷斯城之間來回的話可以運送兩百噸重的貨物。這樣的話，海上六七個人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重量同樣是倫敦到愛丁堡之間的距離相當於陸上一百人，外加四百匹馬。」有的地方的產品可以通過海洋和市場聯繫起來，比如泰恩河畔的煤和柴郡的奶酪，不用從貨車上轉移到船隻上，不添加額外的運輸費用，是一種經濟又實惠的運輸方式。小規模的船隻可以到達很多小港口，這些地方現在已經不是港口了。

  整體來講，18世紀英國的農業、工業和運輸業都有了明顯的發展，為重商主義帝國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注釋】

  [1] Francois Crouzet Toward an Export Ec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m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2]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1996 p.2.

  [3]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28.

  [4] 阿薩·勃里格斯：《英國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1頁。

  [5] Francois Crouzet Toward an Export Eco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6] Dean and Cole W.E.Minchinton ed.The Growth of England Oversea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9 pp.99-120.

  [7] Francois Crouzet Towards an Export Economic British Expor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Vol.17 1980 pp.48-93.

  [8] N.F.R.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5 p.131.

  [9] Ormrod and Ralph Dav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 Trade Leicester 1979.

  [10] W.A.Barker 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and 1688—1852 London 1963 p.146.

  [11] Barbara L.Solow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 Cambridge 1991 p.184.

  [12] 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London 1962 pp.17- 27 John Marshall A Digest of All the Accounts London 1833 pp.206-207.

  [13] Phyllis Deane and W.A.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9 p.87.

  [14] Elise S.Brezis Foreign Capital Flows in the Century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Estimates Controlled Conjectur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LⅩⅧ 1995 pp.46-67.

  [15] Patrick K.O'Bri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Taxation 1660—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ⅩLⅠ 1998 pp.1-32.

  [16] Jacob M.Price What did Merchants Do Reflections o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660— 17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ⅩLⅠⅩ 1989 pp.267-284.

  [17] David Ormrod The Atlantic Economy and the Protestant Capitalist International？ 1651—1775 Historical Research LⅩⅥ pp.197-208.

  [18] Treveyan G.M.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Methuen 1980 p.441.

  [19] Philip T.Hoffman and Kathryn Norberg eds.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450—1789 Stanford Calif.1994 pp.67-95.

  [20]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New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9.

  [21]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6.

  [22] A.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England and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r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ⅩⅤ 1985 pp.683-728.

  [23] W.A.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1980 p.128.

  [24] Ibid.p.130.

  [25] Paul Langfor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2002 p.150.

  [26]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art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p.277-278.

  [27] W.A.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1980 p.132.

  [28] Brandon Hill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Ⅲ London 1976 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