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

  一、帝國的貿易與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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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商主義指導下，英國利用國家權力對海外貿易進行調節，加強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這一時期英國的海外貿易主要限於美洲大陸、西印度群島和印度次大陸，建立在跨洋貿易之上的大英帝國迅速發展。

  在伊莉莎白一世和查理二世統治期間，英國的海外貿易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克雷澤（Francois Crouzet）經過對1560—1700年英國（英格蘭和威爾斯）出口貿易的分析，得出這一時期英國出口貿易的年均增長率大約為1%多一點。[1]威廉三世繼位後，英國加強了對殖民地的控制，1696年，英國在北美設立了海事法庭以及管理殖民地事務的新機構——貿易局，這是一個進出口監督機構，由八名樞密院的成員和八名在殖民地事務上有專長的文官組成。貿易局可向國王提出殖民地總督人選，起草殖民地的法律並呈交議會通過，它監督殖民地的財政、軍事和海事，執行有關殖民地貿易的法律。貿易局接受殖民地高等法院的上訴，審查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律，其對殖民地議會通過的任何法律都可以向樞密院建議加以否決。但它還只是樞密院的諮詢機構，不是一個行政主體，貿易局的主席到1768年才成為內閣成員。[2]同貿易局一起管理殖民地事務的還有財政大臣、海軍大臣和陸軍大臣。財政大臣監督殖民地的財政事務，包括海關和《航海條例》；海軍大臣派出軍艦協助海關官員，任命海事法庭法官，審判走私者；陸軍大臣管轄在美洲的英格蘭駐軍。

  從17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不斷加快，儘管會呈現時高時低的循環波動。據記載，英國的出口額1720年約為800萬英鎊，到1763年達到了約1500萬英鎊。同期離開英國港口的貨船噸位也從大約45萬噸上升到65萬噸左右，大約擁有全歐洲貨船噸位數的1/3左右。[3]重商主義實踐在英國頗具成效，有力地促進了英國外貿的蓬勃發展。「從1700年到1780年，英國外貿增長了將近一倍，而海運業則增長了將近兩倍。儘管歐洲仍在英國貿易中占最大份額，高盈利卻誘惑英國人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作為一種象徵，新的金幣『幾尼』的名稱就是來自非洲的一塊土地。」[4]有數據表明，1697—1802年，英國的出口增長速度為年均1.5%，[5]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增長較快的時期，其中1783—1802年為長時期的繁榮。七年戰爭和北美獨立戰爭是增長緩慢和停滯時期，這期間甚至出現負增長，產生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戰爭的影響，因為海外貿易停滯時期與戰爭在時間上是一致的；同時，歐洲市場尤其是毛織品市場有所萎縮。[6]但總的來說，海外貿易在第一英帝國時期增長迅速，從表6可以看出其增長的情況。

  表6 英格蘭和威爾斯1697—1802年出口年均增長率[7]

  （單位：%）

  出口商品的增長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要快得多。威廉三世統治期間，國民生產總值的8%（包括商品和服務）被銷往海外；到喬治三世時期，英國的海外貿易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翻了一番。（見表7）

  表7 18世紀英帝國的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8]

  （單位：%）

  17世紀末，英國出口中居明顯優勢的是製造業產品，主要是毛紡織品。這一優勢在經過1697—1760年的發展後逐漸減弱，到18世紀中期，食品特別是穀物和原材料在出口總值中提高到將近1/4。[9]日用品的出口也開始由毛紡織品向其他紡織品轉移，如棉織品、絲綢製品、亞麻布等。日用品的出口更加多樣化，除了傳統的紡織品外，鐵金屬製品和其他金屬製品的出口比例在整個英國的出口產品構成中的比例也在發生變化，可以從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製成品出口的比例構成中看出這一變化。（見表8）

  表8 英國製成品出口構成表

  （單位：%）

  英國工業產品的半數利潤是由出門貿易實現的，而且大部分產品通過傳統的歐洲市場吸收。到18世紀，英國提高了向美洲（包括加勒比地區）的出口，同時增加了食品和原材料進口的比例。到第一英帝國後期，將近70%的出口產品被銷往亞洲、美洲和非洲。（見表9）

  表9 英國貿易出口地區分布表

  （單位：%）

  17世紀中葉王朝復辟後，英國經濟有較快發展，一方面是由於英國愈來愈多地介入國際經濟體系，另一方面是帝國擴張促成的。這一時期，英國積極參與世界貿易，一方面，英國用製造品交換進口糧食、原材料和高質量的消費品，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亞、非、美市場需要大量的資本和廉價的勞動力，英國積極參與奴隸貿易，將奴隸送到新大陸，在那裡種植作物、開發自然資源。這樣，最終形成以英國本土為核心的內部分工的帝國商貿圈，宗主國英國承擔工業品或製成品的生產，美洲殖民地提供菸草、魚類及海防倉庫，加勒比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熱帶產品，印度次大陸提供香料。[10]海外貿易與奴隸貿易都需要雄厚的資金、良好的安全保障和有組織的船隊，所以自17世紀50年代以來，英國的商人、船主、銀行家和其他中間商在全球貿易協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他們得到《航海條例》的強有力支持，而《航海條例》初衷就是保護英國的航運和商業壟斷權，抵抗外國尤其是荷蘭的競爭。

  在研究英帝國的對外貿易時，必須考慮無形產業（如國際服務）創造的利潤。雖然英國從無形產業中獲得的收入無法計算，但是1697—1802年英國從航運、銀行、保險及其他國外服務中獲得的收入，可能比其他方面的出口增長速度更快。[11]例如，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註冊的商船從1686年的34萬噸增加到1815年的247.7萬噸；從英國海港駛往加勒比海、北美和亞洲的船隻噸位由1686年的8.2萬噸增至1771—1773年間的18.2萬噸，到了1815年更是高達46.7萬噸。[12]同時，還可從官方的再出口商品數據中得知，英國從全球經濟服務中所得的收益是相當可觀的。（見表10）

  表10 18世紀英國對外貿易中的再出口值[13]

  （單位：千鎊）

  再出口商品包括熱帶食品、糖、茶葉、菸草、咖啡、可可和香料，紡織品如白布、本色布、絲綢和亞麻布，以及原材料如大麻、亞麻、染料等等。所有這些商品被運到英國港口，在海關堆棧，免去了海關關稅，然後大部分輸入歐洲市場以及英帝國在亞、非的市場。戰爭期間，英國皇家海軍封鎖了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的遠洋貿易商道，倫敦和其他港口城市又從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漢堡（Hamburg）、里斯本（Lisbon）、加的斯（Cadiz）等歐洲競爭對手中搶走生意，從而使從事外貿的英國商人、船主、掮客和銀行家得到了更多的利潤。當英國船主滲透到印度洋和中國海時，就取代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商人，建立起與亞洲的長期貿易關係。英國從無形產業中獲得的利潤甚至比向世界市場輸出的產品獲益還要多，彌補了18世紀可能存在的商品交易赤字。[14]再出口商品的貯存銷售活動使英國逐漸成為歐洲主要的商品集散地，為商人們提供多種多樣的商品，以滿足與波羅的海（Baltic Sea）國家的商貿需求，因為這些地區和國家需要大量的英國商品。再出口商品交易保障了金銀的流通，出現了「可兌換貨幣」，這些貨幣過去是被用來作為全國證券信貸體系的後備基金的，同時也是戰時政府購買軍械及支付海外軍隊開銷的儲備基金。直接的商品貿易和無形貿易產業在整體上促進了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為英國產品在全世界開闢市場。

  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英國，所謀求的就是商業利益，重商主義強調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英國政府的支持和贊助是必不可少的推動力，這些都體現在帝國的財政政策中，這些政策包括稅收、金融、國債等政策。

  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國有著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如肥沃的土地、煤炭和其他礦藏，有著有利的自然條件，商人團體有較強的進取心，還有與之相適應的比較完備的金融機制，這些都大大有利於英國的商業擴展和帝國擴張。此外，還有兩個政治因素，一為財政方面，一為軍事方面。在重商主義時代，英國很好地維持了商業需求與軍事、財政支持的有機結合，從這個方面理解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可看出是國家推動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經濟推動國家的發展。在財政方面可以看到，為支持對外戰爭、擴大海外領地的需要，英國的稅收不斷增加，直至詹姆士二世出逃法國，斯圖亞特王朝已經撥款200萬英鎊用於海陸軍隊，而且還欠下大約同等數額的王室債務。喬治一世繼位後不久，漢諾瓦政府徵收的稅收等於英格蘭和蘇格蘭國民收入的9%。和平時期軍隊的開支也在增加，同時議會從稅收中撥款償還超過3600萬英鎊的國債。從羅伯特·沃爾波爾執政開始，貸款和軍事開支節節上升。[15]稅收和借款大量被政府用來鞏固疆土、資助盟軍以及必要時在歐洲進行戰爭，目的就是保護英國的商貿，奪取海外領土，保證海上商業通道暢通無阻。為建立領土廣闊的英帝國、維持海上強權，英國政府向其臣民徵收了大量稅款。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稅收中用於償還政府債務的比例從「光榮革命」前的不足5%逐漸上增，到北美獨立戰爭之後達到56%。國民的稅收負擔越來越重，但由於英國的財政體系相對完善，並沒有出現大的政治或經濟波動，也沒有招致強烈的抵制和嚴重的財政危機。

  經濟增長有助於創造高稅收，但是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政基礎的關係是複雜的。有證據表明，「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的稅收增長比經濟增長更快，以稅收為名的「徵收」起伏不定，戰時上升，戰後又下降。經濟的增長和結構的轉變有助於稅務部門實施稅務評估，收稅更加容易。英國的稅收制度比法國有效得多，政府運作的成功，不但歸功於政府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機遇，而且也體現了英國有產者對政府政策的廣泛支持。然而，當政府在七年戰爭後試圖通過向北美13個殖民地徵收人口和財產稅時，他們犯下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結果引發了北美獨立戰爭，付出重大的代價。

  商人為帝國提供了大量資本和信貸，並操縱了英國與日俱增的全球貿易。事實上，在倫敦大都市中心與各港口、城鎮、海軍基地、邊界要塞、殖民地、礦場、種植園、農場以及遼闊的帝國漁場還有英國國際貿易網終點之間的聯繫中，商人所發揮的組織、協調、維持貿易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通過將歐、亞、非、美各洲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拉入一個尚未成熟的世界經濟體系，商人似乎是現代跨國公司的先行者，而在這方面，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哈得遜海灣公司（The Hundon's Bay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和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表現得尤其突出。由於遠洋航行的特殊性，商人們紛紛尋找生意夥伴，或形成家族貿易集團，或組成各種組織。他們到處收集處理信息，憑其才智、文化、經驗和個人信譽做生意，介紹搭檔給遠方親友並加入自己的宗教、生意圈子。這一切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商人們把握住了最好的機會，在永遠動盪不安的國際環境中獲取成功。[16]他們身處的環境包括橫渡大西洋面臨的危險、極端惡劣的氣候及疾病威脅，18世紀的科學、醫藥和交通一直在創造條件減少這些困難。同時，跨越時空文化距離的市場協作包含著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因素，無論多麼精明的商人也只能部分緩解這種不確定性。外國消費者的不同品位，商業情報的緩慢傳播，與同胞和敵方同行之間的競爭，還有隨時都可能爆發的戰爭，這一切都使得經營全球貿易的商人們必須具備各種技能、靈活的策略以及遠見卓識和才能，當時的貿易範圍已遠遠超過了歐洲之間的貿易體系。

  早在1688年之前，倫敦、布里斯托和其他西海岸港口、城鎮的商人團體就一直在積累金融和專業技術經驗。到了「光榮革命」時期，倫敦的商人、船主、貨棧主管和金融家們或多或少步入了英國的跨洋貿易之中。整個18世紀，倫敦商人始終在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一有可能就離開倫敦向海外發展。倫敦控制著大量的出口產品銷售，儘管由於西部港口城市的競爭，倫敦的出口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有所下降，但倫敦仍能吸引荷蘭人、法國人、猶太人和德國人渡過北海和英吉利海峽加入其中，同時又憑著倫敦在歐洲和地中海貿易中建立已久的成功力量，從國內吸收雄心勃勃的新來者，從而可以恢復元氣。[17]

  在越洋貿易獲得成功所需要的各項技能中，隨時調動和支配銀行貸款的能力相當重要。到大陸內部市場購買商品、集裝貨物、雇水手連續幾個月遠洋航行、儲存季節性農作物和原料、堆棧存放各地產品、為種植園成批運送未經訓練的奴隸——所有這些都需要充足的資金。商人需要複雜迂迴的信貸關係，以便保證跨洋貿易的生產、分配和交換能正常進行。

  在跨國銀行興起之前，這些程序依賴商人們的聯合行動，他們利用一些可供支配但數額有限的流動資金，組織並保證貿易過程的正常運作：從生產中的分期付款，到流通領域的運輸網絡，再到銷售地點的產品分配，都需要複雜的組織結構。倫敦商人（同時又是金融家）不僅擴大了信貸規模，提高了周轉速度，還利用自己的資本及其信譽，從實踐中學習，逐漸轉變成羽翼豐滿的國際銀行家。18世紀後半葉，倫敦擁有多樣化的金融調節系統，在歐洲只有阿姆斯特丹才能與之一較高下。倫敦的信貸快捷而方便，有利於國內生產和帝國海外貿易的發展。

  1694年，英國建立起一個永久性的金融機構——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18]這是英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往，所有借貸都是在私人之間發生的，沒有信譽保障，借貸風險很大；而銀行則是一個法人團體，它是由國王批准成立並承擔法律責任的，因此就為社會集資和私人剩餘資金的出路找到了一個好的去處。剛剛萌芽的信貸制度得到英格蘭銀行的支持，銀行承接政府債務，可以安排短期借款，從稅金和長期借貸所獲得的預期收入來支付日常支出，政府發行的銀行票據可充當流通手段，並很快成為國家的「儲備財產」，為海外貿易提供補充資本，並且為倫敦商人的短期匯票提供打折服務。這種服務只向有地位的倫敦客戶開放，非常有限，然而，在幾次危急時刻，正是銀行的匯票打折服務，恢復了政府和商業貿易的信貸體制。簡而言之，1694—1713年間的金融改革產生了一個重要影響，那就是為集中在倫敦的海外資本市場創造穩定的條件。隨著效率的提高，這一資本市場滿足了政府、國內貿易和全球貿易不斷增長的需求。在這一過程中，既沒有法律的過分約束，也沒有國家的粗魯干涉。當然，金融困難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幾次耗時長花費巨大的戰爭期間，但是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紙幣信用危機，也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無法控制的英國貨幣貶值。相反，在幾次大規模戰爭中，倫敦的資金調動相當順利，吸引了歐洲尤其是荷蘭的大量資本，支持了英國與亞、非、歐等洲的貿易。外來資本的流入，在緩和潛在的借貸危機，以及解決因戰爭而引起的國際貿易中斷等問題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於政府能以較低的利息借貸到所需的資金從而渡過財政困難，這就刺激政府不斷增加借款的次數和數額，所以這一時期的國債不斷增加。1697年英國國債是2000萬英鎊，西班牙王位戰爭期間升到了5300萬英鎊。在戰爭的壓力下，議會默認了稅收的猛漲；戰爭結束前，安妮女王的大臣們已從倫敦資本市場借到一筆巨款，這筆巨款已不再是王室的債務，實際上已變成全民性的債務了。[19]但公眾堅定地信任政府，當時政府建立了償還國債的償還基金，許多人購買政府的證券，債務沒有變成壓垮政府的稻草。沃爾波爾於1727年和1733年兩次壓低償債基金，但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仍然沒有動搖。18世紀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這樣容易和用這樣低的利率借到資金。到18世紀中葉，英國的國債已是1688年的80倍，而政府支付的利率在1717年降至5%，1727年降至4%，到1749年竟降至3%。[20]

  1693—1713年，大臣們以各種方式和手段借取中長期款項，投資到荷蘭等歐洲其他地方，包括養老保險、生活年金、短期年金以及福利獎券投資等等。同時，他們還改變操作程序，強迫財政部、海軍部和其他銀行年票的開票人根據其要求補償由談判等所受的損失。為了鞏固海外力量，1698年、1771年政府還分別從重新合併的東印度公司以及南海公司「擠出」了巨額的貸款，並給予這兩個公司亞洲、西屬美洲的貿易壟斷權作為回報。1694年，為了取得120萬英鎊貸款，政府還授予新建的英格蘭銀行不少特權，包括在倫敦發行鈔票的壟斷權，發行財政部的貨幣和其他有關稅收的證券，還有從政府結算開支平衡中盈利等等，其董事成為大臣們和財政部在處理倫敦金融事務時的參謀。由於戰爭的需要，國家大量借債，在倫敦資金市場中建立長期貸款。從此，長期貸款跳躍式地往上遞增，並成為當時財政部用來籌集戰爭所需幾乎所有軍費開支的主要途徑。

  例如在西班牙王位戰爭中，海陸軍軍費開銷部分的74%就是由長期貸款籌得的；1740—1748年奧地利王位戰爭中，長期貸款達到79%。七年戰爭時期這一百分比更高，以致國債劇增；1776—1783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81%的軍費是借來的。[21]

  長期貸款為大臣們提供了迅速重組軍備和調動國王軍隊的快捷之路，因而無需像從前一樣求助於議會，與議會進行長期的、苛刻的關於戰時徵收補助金和其他「特別稅」的爭論。隨著在倫敦的籌集資金的市場迅速發展，借貸組織也日益成熟，議會只要簡單地批准徵收足夠的稅收，便能支付利息、分期償還貸款。大部分的貸款用於戰爭，每一次戰事結束後，政治家、投資者和納稅人都十分關心戰爭債務和他們應承擔的稅收義務，部長們想方設法平息有關國家即將破產的預言，財政部和專家們圍繞貸款進行協商，他們有效地處理了不斷積累的債務，從而避免信任危機，這是帝國財政的成功之處。

  17世紀，英國製造業和城市發展水平大大超過大陸國家，英國能生產足夠的商品投入國外市場，並進口英國需要的消費品。1688—1783年間，商人們組織大批廉價勞動力（包括熟練工和非熟練工）生產日益多樣化的產品，其中主要是紡織品，還有金屬器皿、皮革和其他商品，最初是為國內和歐洲市場服務，後來發展到亞洲和美洲市場。[22]政府鼓勵和保護貿易，有效抵禦外國競爭者，加上良好的地理環境，豐富的自然資源，這些都大大便利了工業品、糧食、燃料和原材料的運輸與貿易。工業革命以前就有大量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早期勞動力的工業化奠定了英國的海外貿易基礎，它有助於遠洋貿易上升，還能夠支付從帝國海外殖民地運入英國的熱帶食物和家庭消費。通過商業擴張，英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逐漸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法國這些競爭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