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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的奴隸貿易

2024-10-09 08:45:45 作者: 錢乘旦

  有幾個因素促進了奴隸貿易的發展。第一,美洲的種植園經濟勞動強度大,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供應,「正是這種對勞動力的需求為黑奴貿易大開方便之門」。[38]開始時,只有移民才能提供這種勞動力,然而,白人勞動力越來越不能滿足美洲種植園經濟發展的需求。白人移民大多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出現,他們只是在一段時間內喪失人身自由而淪為工奴,契約期滿後則恢復自由並可另謀生計。在重商主義者看來,白人勞役制有嚴重缺陷,與其在農場或工場使用白人勞工,不如讓黑奴在種植園勞動。同時,種植園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大,而白人移民和白人奴隸的數量無法滿足這一需求,何況,白人在新大陸的人口增長率比在其他地區要更為緩慢,因為其死亡率高於當地土著人。截至1700年,白人中已經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口出生在殖民地,不過,一位倖存下來的20歲移民也許可以期望再活20年,而一位在殖民地出生的20歲本地人則可以期望比移民多活10年。女性中擁有自由之身者結婚相對較早,如馬里蘭居民結婚的平均年齡是16歲,維吉尼亞是21歲,這些新娘們往往都有孕在身。讓殖民者頭疼的是,有的契約女傭,按照法律規定應當在契約期滿之後的24—25歲左右再談論婚嫁,但她們中間未婚生育率居高不下——儘管當局對未婚生育制定了羞辱性的懲罰措施。[39]同時,本土向殖民地提供勞動力越來越困難,種植園對勞動力的需求卻越來越大。

  第二,黑人勞動力不僅強壯而且價格低廉。由於體質的差異,黑人健壯、耐力強,適合從事高強度勞動,而且黑人奴隸價格低廉,付給白人幾年的工錢就能買到一個黑奴,這個黑奴可以役使勞動終生。在重商主義者看來,白人在商品製造和貿易方面會與宗主國發生競爭,不如讓不會產生競爭的黑奴勞動。

  第三,奴隸貿易對於奴隸經紀人和歐洲商人而言都是有利可圖的。17世紀「新大陸」的開發使奴隸貿易成為令人矚目的盈利經濟,以著名的「三角貿易」為例,歐洲的奴隸販子將裝滿歐洲商品的船駛向西非海岸,出售完商品,購買當地的黑奴,把他們運往美洲殖民地賣給種植園主,購買本地的蔗糖運回歐洲,在三個航向上都取得高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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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英帝國的擴張及其對殖民地的管理為奴隸貿易提供了保障。在帝國早期史上,查理二世統治時期具有積極擴張的顯著特點,在這些年裡,英國獲得了孟買和紐約,建立了費城和查爾斯頓(Charleston),建造了海岸角奴隸堡(Cape Coast Slave Castle )和甘比亞的詹姆斯堡(Fortress of James),發展了非洲的奴隸貿易和哈得遜灣(Hudson Bay)的毛皮貿易。此外,英國還試圖把幾塊小殖民地發展成為自己的領地,通過《貿易法案》為帝國制定商業法規,通過貿易與移民理事會(the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指導政策的制定。1688年「光榮革命」後,雖然詹姆士二世被推翻,但威廉三世很快就恢復了查理二世的這一套政策,繼續致力於帝國的擴張。[40]

  基於以上的幾個因素,英國的奴隸貿易也興盛起來。自17世紀下半葉開始,殖民地的奴隸人口開始上升。1628年,巴貝多有居民1.4萬人,其中大多數是白人契約勞工,而到了1650—1673年,黑奴的人數快速擴大到3.3萬人,與之相比,白人人數增加較少,只有2.1萬人。隨著體力勞動越來越由黑奴所擔當,殖民地內英籍移民日益減少,到1712年,白人人數僅為1.5萬人,而黑奴人數已經高達4.2萬人。[41]

  與歐洲其他老牌殖民國家相比,英國從事奴隸貿易的歷史相對較晚,英國的奴隸貿易大約開始於1650年,但是20年後,英國已成為歐洲最主要的奴隸貿易大國,它每年運到美洲各地的奴隸比原先從事奴隸貿易的主要國家葡萄牙和荷蘭還要多。以後英國人一直是主要的奴隸販運者,他們將奴隸從非洲販賣到美洲,直至1807年英國國會宣布奴隸貿易非法為止。在這期間的150餘年間,英國販賣到美洲大陸的奴隸比其他所有販奴國家販賣的奴隸總和還要多。因此,1660—1807年期間,英國是奴隸貿易最主要的執行者。

  英國初期的奴隸貿易規模並不大,1660年前英國販賣奴隸的數量大約為l萬人左右。[42]復辟後奴隸貿易開始高速增長,通過對1660年以後到第一英帝國末期英國販奴的規模進行詳盡的研究可以得知,英帝國從非洲販賣了超過340萬的奴隸,大約是這一時期所有從非洲被販賣到美洲大陸的奴隸數目的一半,餘下的一半奴隸則是由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販運的。我們可以從表3中看出這一時期主要奴隸貿易國家的奴隸貿易情況。

  表3 1701—1790年英國、葡萄牙、法國的非洲奴隸貿易情況[43]

  (單位:千人)

  經英國販賣的奴隸中,95%是由英國自己的船隻運輸,僅僅只有5%的奴隸由殖民地船隻負責運輸,英帝國的奴隸貿易因此可以說基本上是內部貿易。自1660年後的一個世紀裡,英國船隻販賣的奴隸數目從1660—1670年的每年6700人,增長到1760年超過4.2萬人,增長幅度達六倍。1771年,英國的運奴船達146艘,所運載的奴隸達4.7萬人。據估計,在1680—1783年,有200多萬奴隸被運送到英屬殖民地。[44]第一英帝國後期,英國每年販賣的奴隸數目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即使在1807年廢除黑奴制度時,英帝國奴隸貿易仍然達到了歷史的高水平。這一時期的販奴數目大大超過了1720年前的水平,並且相當於英帝國奴隸貿易最高峰時期(1763—1793年)數目的75%。同時,自從法、荷奴隸貿易1793年崩潰之後,英國在橫越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中的份額在18世紀末增長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比例。

  英國的奴隸貿易由三個主要增長時期構成:1650—1683年、1708—1725年和1746—1771年,另外三個短期增長出現在1690—1701年、1734—1738年、1780—1792年。有幾個時期奴隸貿易的規模急劇下降,特別體現在1665—1667年、1672—1674年、1703—1707年、1740—1745年和1776—1779年,而那時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大致上說,儘管有一系列因素在影響奴隸貿易的下滑,特別是在17世紀80年代和18世紀30年代早期的食糖危機和1772年的金融危機,但戰爭仍然是影響奴隸貿易的破壞性因素。儘管如此,英國人一直是跨越大西洋販賣奴隸活動的最主要的從事者,1793年前一個較長時期相對不間斷的貿易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一下滑趨勢。1807年英國政府廢除了奴隸貿易,但英國商人仍持續不斷地向奴隸販子們供應各式貨物,從事一些由奴隸們生產製作的商品的買賣,比如西印度群島的糖、美洲的棉花、西非的棕櫚油等。利用非洲勞力這一奴隸制度的後遺症仍然深刻地影響著英國海外貿易和殖民地歷史,直至整個19世紀。

  奴隸貿易的增長也伴隨著組織經營上的一系列變化,其中最顯著的變化表現在商船隊如何獲得經濟資助,如何經營管理,如何在英國和殖民地港口建立投資經營模式。1660年,查理二世下令將貿易獨占權頒布給從事非洲貿易的皇家冒險公司。1663年皇家冒險公司重組,九年後之後將非洲貿易壟斷權轉交給皇家非洲公司,直到1750年為止。英國皇家非洲公司是負責非洲貿易的官方機構,17世紀80年代,其平均每年輸送5000名奴隸。實際上,該公司對非洲貿易的獨占權於1698年就結束了,因為貿易自由被認為是英國人的基本權利,這一年國會下令將非洲貿易向所有英國商人開放,條件是向皇家非洲公司上繳10%的對非出口稅。1712年停止了10%的稅務,但皇家非洲公司及其繼任者非洲商貿公司仍維持其設立在甘比亞、黃金海岸等地的炮台要塞和商業工廠的權益。此外,1758年,英國海軍從法國人手裡搶走了塞內加爾(Senegal)的聖路易(Saint-Louis)並且開始擴展當地的貿易,1779年,塞內加爾又重新被法國奪回。實際上,自1712年以後,維持非洲貿易利潤的責任一直是落在私人商販和獨立商人肩上的,引起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方面,美洲自大約1660年以來對奴隸的需求不斷增長;另一方面,美洲殖民拓荒者和種植園主發現他們對奴隸的需求未能滿足。在1674—1686年皇家非洲公司從事奴隸貿易的最高峰時,很可能每4個奴隸中就有1個是私運到英屬美洲殖民地的;而且,從17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像它的先驅皇家冒險公司一樣,皇家非洲公司也向其他公司和商人發放准許證,允許他們加入到這樁貿易中來。

  參與奴隸貿易的除了特權公司以外,還有合夥船隊、商人、店主和海上旅行者等。為商船航行做準備所花費的費用,由其船隊的大小規模而定。總體上,在18世紀初,配備其用具的花費大約需要3000英鎊,到了18世紀末,費用上漲至8000英鎊甚至更多。費用上漲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隻噸位增加,噸稅增加,販賣的奴隸數目也增多,此外,非洲奴隸的價格也上揚了。拿英國駛向印度的航海費用相比,投資奴隸貿易比投資到印度的航海貿易顯得相對有節制,畢竟對絕大多數的出口商人來說,奴隸貿易的投資數額較大,航行期間常伴隨著無法預測的風險——風險主要來自於航行途中奴隸們可怕的死亡率,從投資到收益周期很長。許多投資者趨向於置辦相對較小的商船從事奴隸貿易,而投資者相對較多時,投資額的多少取決於合伙人的經濟狀況如何。通過研究可以發現,主要海港的奴隸貿易通常由固定的、牢靠的投資商經營,他們一般投資許多支航海隊,同時代表他們的合伙人,負有管理組織船隊的責任。有跡象表明,對奴隸貿易享有控制權的投資商經歷了整合的過程,1752年,利物浦(liverpool)有101家小本經營的奴隸商,但是到18世紀末,這項貿易落入了幾家大商號手中。[45]

  以從事黑奴貿易的大西洋三角貿易不僅刺激了英國的出口業、海運業、造船業,還加快了一些港口城市的發展,使布里斯托、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鎮在工業革命前率先發展,走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伯明罕(Birmingham)等工業城市的前面。絕大多數對非貿易的船隻是由倫敦和西印度群島海港駛出的,作為特許公司的總部和整個對非貿易活動的中心地,倫敦在17世紀一直主導和支配著英國的奴隸貿易,儘管1698年後,政府放開了對非貿易。此後,倫敦商人於1698—1725年資助英國和英屬殖民地的奴隸貿易航行,份額達到了63%。[46]這以後,倫敦作為英國奴隸貿易的主要資助者的地位受到了來自倫敦港以外的港口商人的挑戰,在那以後的十年裡,倫敦海上貿易的統治權被布里斯托取代,17世紀30年代布里斯托的關稅收入只有1萬英鎊,到1785年增加到了33.4萬英鎊,正是黑人奴隸貿易和食糖銷售,使它在18世紀成為英國的第二大城市。「這個城市非常豪華和發達,但這個城市裡沒有一塊磚不滲透著奴隸的鮮血,豪華的官邸、奢侈的生活,穿著制服的僕役所需要的錢財都是靠布里斯托商人買賣那些痛苦呻吟的奴隸賺來的」。[47]後來埃文港(Avon port)成為英國奴隸貿易的重要港口,其他港口也加入到對非貿易大軍中來,如蘭開斯特(Lancaster)、懷特黑文(Whitehaven)、新港(Newport)和羅得島(Rhode Island)。利物浦則是英國第一個販運奴隸、從事奴隸貿易的海港。儘管奴隸貿易於1750—1775年在別的港口有所增長,並且1763年後倫敦的地位再次上升,但利物浦在1750—1807年所占據的地位無人能夠動搖;1775年前後,利物浦商船裝運的奴隸是英國販運的全部奴隸的2/3。[48]總之,1698年後的一個世紀裡,英國奴隸販賣活動從泰晤士河轉移到默西河(Mersey),位於默西河河口的利物浦在經營奴隸貿易方面後來居上。英國奴隸貿易的歷史,大體上也是利物浦的發展史。

  18世紀英國奴隸貿易的控制權為什麼從倫敦轉移到利物浦呢?一方面,是因為同倫敦相比,英格蘭西北部地區工資較低,而販賣奴隸的商船總是滿載著眾多勞力和員工;另一方面,是因為非洲需要英國的紡織品,而利物浦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英國最初形成的紡織工業中心,可謂是占盡了對非貿易的天時和地利。也有人認為,利物浦取倫敦而代之的原因是利物浦距離泰晤士河(River Thames)和英吉利海峽較遠,戰爭發生的時候,利物浦的商人在地理位置上更有優勢。[49]

  以上諸多因素使利物浦逐漸發展為英國奴隸貿易的主導力量。1670年,利物浦商人首次開始奴隸貿易,數十年後,利物浦就取代布里斯托成為英國第二大城市,人口由1700年的5000人增加到1773年的3.5萬人,共有5座碼頭,港口面積超過了倫敦。1750—1757年,其關稅收入平均每年5.1萬英鎊,1785年達到了64.8萬英鎊。到18世紀末期,利物浦商人占有英國全部奴隸貿易的5/8。[50]利物浦占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成為英國主導奴隸貿易的巨頭。

  值得注意的是倫敦一直從事著奴隸貿易,儘管倫敦商人對奴隸貿易的投資沒有利物浦那樣醒目,但是直到1807年,倫敦商人一直是英國奴隸貿易最重要的投資來源,他們不斷地向西印度群島、北美大陸港口、利物浦和其他奴隸貿易從業者和奴隸買賣業務提供資助和擔保。倫敦商人的投資有助於維持奴隸貿易資金的流動性,此外,他們還是倫敦以外港口商品貿易的主要供貨人。信用貸款成為奴隸貿易的一種運作手段,倫敦港口享有的優越地理條件,為奴隸走私買賣的興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倫敦商人也可從投資其他商品貿易中獲利,以此來補充和償還奴隸貿易中的帳單結算。利物浦被人們認為是18世紀大西洋奴隸貿易的中心城市,但如果沒有倫敦做實力強勁的金融後盾,利物浦的奴隸貿易是根本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歷史高度」的。

  表4 1690—1790年英國在非洲貿易口岸的奴隸輸出情況[51]

  (單位:人)

  殖民史學者菲利浦·柯廷(Philip D.Curtin)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人口調查》[52]一書中將非洲奴隸貿易劃分為幾個區域,他沿著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劃出了七個區域,由北至南依次是塞內加爾、獅子山、向風群島、黃金海岸、貝寧灣(Bight of Benin)、比夫拉灣(Biafra)和中非(安哥拉)。第八個奴隸貿易區域坐落在東南非洲,包括莫三比克(Mozambique)和馬達加斯加。絕大部分的奴隸貿易都在柯廷所劃分的非洲區域內進行,在中非地區,英國人販賣的奴隸來自於薩伊河(Zaire River)北部及鄰近地區,而非洲南部地區的奴隸貿易則是葡萄牙殖民者的天下。

  對於從事奴隸買賣的英國商人來說,獅子山和黃金海岸是兩個最重要的奴隸來源地。英國人販賣到美洲的非洲奴隸大都來自於非洲大西洋沿岸,偶爾也從非洲東部販賣奴隸,但被販賣的奴隸數量相對較少,只占總數的5%。[53]非洲大西洋沿岸六個地區對英國奴隸來源發揮的作用也大小不一。舉例來說,比夫拉灣(Bight of Biafra)在1662—1807年出口奴隸的數目是另外兩個重要的奴隸出口地區中非和黃金海岸同時期出口奴隸數目的總和,英國奴隸貿易的霸權正是靠這個地區才取得的。1771年英國船隻販賣的奴隸有一半來自該海灣,與尼日(Niger)地區的貿易尤其成為利物浦經營的業務。[54]中非和黃金海岸作為重要的奴隸出口地區則依次扮演著出口奴隸大頭的角色,它們為英國殖民地提供的奴隸要比剩下的還要多。總的來說,英帝國1662—1807年販賣的非洲奴隸一半以上來自於貝寧灣以東和以南地區,1/5出自於黃金海岸的西部和北部。對英國奴隸貿易商人來說,黃金海岸是真正的黃金之地,因為那裡從事著一本萬利的貿易——罪惡的奴隸買賣。(見表4)在不同的時期,非洲不同地區對英國奴隸貿易的貢獻也是各不相同的。1660年,比夫拉灣是英國奴隸貿易主要的奴隸來源地,而在接下來的20年裡,該海灣外的非洲地區卻發展成為奴隸出口的新的基地。1670—1700年,比夫拉灣的奴隸出口量暴跌,而同時貝寧灣的出口卻在17世紀80年代達到了它歷史上的最高峰。此後,貝寧灣的奴隸出口規模日趨穩定,但不久後也走上了下坡路。英國奴隸貿易下一個擴展的階段出現在1700年後,依賴於其他幾個地區的奴隸出口,尤其是中非、比夫拉灣、黃金海岸和塞內加爾。[55]這一時期,塞內加爾達到了奴隸出口長期以來的新高,而黃金海岸那時的情況差不多與其相近。1740年後,儘管半個世紀以來黃金海岸和中非奴隸出口量都有所下降,可是塞內加爾情況卻不同,似乎或多或少有一蹶不振的跡象。依靠在比夫拉灣和獅子山販賣出口奴隸,英國奴隸貿易在1748—1776年重新恢復了增長,獅子山很可能是英國在18世紀60年代奴隸貿易唯一的主要增長點,到1770年為止,獅子山和比夫拉灣共同擔負了整個英國和英屬殖民地2/3的奴隸貿易和運輸。這以後,獅子山很快失寵於英國商人,從那出口的奴隸數額在18世紀70—80年代期間下跌了超過一半,而且直到1807年一直萎靡不振。同時,塞內加爾和貝寧灣的奴隸貿易也有所下降。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比夫拉灣、黃金海岸和中非的奴隸出口又使得英國的奴隸貿易有恢復上升的趨勢。因此,一直到1807年為止,非洲大西洋海岸線兩個最靠南的地區承擔了超過70%的奴隸出口,而其他30%則絕大多數來自於塞內加爾和黃金海岸。非洲內部自身的條件和情況是奴隸地區性出口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這一點,比夫拉灣和中非較北部港口裝卸的速度快即可證明。同時,在18世紀的中非,出口奴隸的男女比率為70∶30,這是絕大多數奴隸商販很滿意的比例,而在比夫拉灣這個比率則是較接近55∶45。[56]

  這兩個奴隸出口效率最高的地區似乎對英國奴隸商販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並且更為重要的是,別國的奴隸貿易者根本不能對英國人形成競爭。在非洲絕大多數的奴隸出口區域,英國商人競爭能力很強,故而占有了奴隸出口貿易的絕大部分份額。很顯然,在18世紀,英國商人控制了比夫拉灣的奴隸出口,尤其是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商人在這一地區活躍異常。但是到了別的地方,英國的統治地位就沒那麼明顯了,相反的,法國統治了與塞內加爾的貿易,而薩伊河以南地區的貿易則是葡萄牙人的天下。並且,在一些其他的地方,面對法國人在奴隸爭奪上的競爭力,英國人常常退卻,不與其正面衝突。因此,18世紀20年代以來,當法國奴隸貿易的勢力擴張時,英國人只好從貝寧灣撤出。自從法國在中非的奴隸貿易上升,英國與這一地區的貿易在1740年後急劇下跌並且一直持續到1793年法國放棄奴隸貿易為止。特別有意義的是,就在18世紀50—80年代法國在貝寧灣和中非地區奴隸貿易增長的同時,英國卻敞開大門與塞內加爾大做奴隸買賣,進一步擴大了與比夫拉灣的奴隸貿易額,特別是與喀麥隆(Cameron)。[57]此外,在獅子山,1780年以前,英國商人普遍感受到來自羅得島的殖民地商人的壓力,只有在比夫拉灣,英國商人才可以在1793年前完全有能力控制奴隸貿易。在非洲其他地區,英國奴隸貿易的水平取決於與其他奴隸貿易國競爭的情況。

  被販賣的奴隸在途中的死亡率各不相同,比夫拉離港販奴船的死亡率通常要高於其他港口地區。1662—1807年間,英國販奴商人運送的340萬奴隸中,約有45萬人中途死於非命,約占總數的13.2%。為了彌補奴隸死亡給商人帶來的損失,英國販奴商將販賣的奴隸數目由17世紀60年代的5000人/年增到了百年後的3.6萬人/年。以後每年販運的奴隸數目有所下降,但1807年前25年間平均每年的販奴量仍維持在3.3萬人。[58]因為販奴船穿越大西洋航行時死亡率下降,1660—1807年到達美洲殖民地的奴隸數量增長率要高於出口增長率。

  17世紀70年代後,英國美洲殖民地對奴隸的需求不斷擴大,原因是西印度群島的蔗糖種植業進一步發展。西印度群島的奴隸絕大多數都在糖種植園內工作,與其他農作物種植園相比,糖種植園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是最艱苦的。在17世紀和18世紀晚期,加勒比地區的奴隸90%以上在糖種植園中勞動,這是別的地方都達不到的高比率。只有6歲以下的小孩、年老和生病的黑人才能免除勞作,而且幾乎沒有別的地區像加勒比地區一樣只有單一型的經濟形式。在加勒比地區,有些島嶼除了只有一個大型糖種植園外就再也沒有了別的經濟了,糖在那個時期是比其他出口品如菸草、青靛、棉花等更為重要的外銷商品。18世紀晚期,咖啡成為僅次於糖的第二大出口作物,但是總的來說,在絕大多數殖民地,製糖仍然是單一的農作物經濟形式。例外出現在英國最大的糖島牙買加,那裡種植的農作物品種繁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趨勢。在18世紀晚期,約有60%的牙買加奴隸在糖莊園勞作,並且呈現下降趨勢。

  英國殖民者奴役奴隸,奴隸為他們帶來豐厚的利潤。英國在殖民地爭奪戰中奪取了更多的殖民地,掠奪這些殖民地對18世紀的奴隸貿易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西印度殖民地包括巴貝多、牙買加、背風群島和向風群島、特立尼達島,大陸的殖民地如德梅拉拉等。另外,在戰爭中,英國也間斷性地控制其他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其中包括:1762—1763年控制古巴,1759—1763年控制瓜德羅普,1762—1763年控制馬提尼克島,這些地方一落入英國殖民者的統治,就立即被奴隸商販開闢成為奴隸貿易的新目標。奴隸種植園經濟和英屬美洲殖民地的不斷擴張是英國奴隸貿易在1660—1807年間昌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同時,奴隸反抗和反蓄奴鬥爭的失敗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奴隸市場。

  絕大多數非洲人抵達英帝國後充當奴隸,但他們的經歷又各不相同。對絕大部分奴隸來說,種植園就是他們的生活中心,但因其生活的環境不同,他們的經歷也就不相同,從老殖民地巴貝多到新殖民地特立尼達島,從4411平方公里的牙買加到35平方公里的安圭拉島,從糖產地到海港城市,他們居住的地域十分廣闊。經歷了一代人,黑人人口分布的重心從島嶼移到了大陸。大陸不同地區的黑人生活有更大的不同,比如新英格蘭農場與維吉尼亞菸草種植園之間對比鮮明,黑人在新斯科捨身份自由而在南卡羅來納卻是奴隸,費城和薩凡納(Savannah)也截然不同。

  絕大部分奴隸生活在他們初次被賣的所在地,但有時候英屬一些島嶼也經營著向其他殖民地、包括外國殖民地再出口奴隸的貿易,有時候,英國商人也直接把奴隸出口到別國殖民地。作為英國糖工業的先驅,巴貝多曾主導第一次販奴擴張期,占據17世紀80年代奴隸運輸總量的一半,餘下的其他奴隸則流向了牙買加和背風群島,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奴隸被送往切薩皮克殖民地。1680年以後,馬里蘭和維吉尼亞開始大量使用黑人奴隸,以取代原來的白人契約工。[59]

  英國的奴隸貿易有三個高峰期,相繼出現在1683年、1725年和1770年。戰爭因素導致1776—1782年奴隸貿易急劇下降,而1782年後又呈迅速上升的勢頭。1680年以前,巴貝多是奴隸進口的主要目的地,隨著英屬島嶼的地理分布發生變化,在17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20年代之間抵達巴貝多的奴隸數目減少了,相反的卻有更多的奴隸被運往牙買加和背風群島,在背風群島之中,安地卡島和聖基茨島取代尼維斯島(Nevis)而成為最主要的奴隸進口港。與此同時,抵達北美大陸的奴隸數目增多了,而切薩皮克也完成了由使用白人契約工向使用黑奴的轉變,更多的奴隸被送往南卡羅來納,因此,牙買加、背風群島、北美南方地區成為1708—1725年第二個販奴高峰時期的中心地帶。

  從1725年開始,奴隸目的地從西印度群島向北美大陸轉移,運送到維吉尼亞的奴隸在18世紀30年代達到了高峰,隨後,因為奴隸的自然繁殖增加了奴隸的數目,從而減少了種植園對非洲進口奴隸的需求。[60]然而,被販賣到南卡羅來納的奴隸數量卻時有增長,直到18世紀70年代早期。18世紀50年代以後,喬治亞成為一個急需奴隸的大市場,而北美大陸殖民地奴隸進口數目的變化恰與西印度群島奴隸貿易的變動遙相呼應。

  在1680年,每10個黑人奴隸中有9個居住在加勒比海,而這其中又有一半居住在小島巴貝多上。1673年,巴貝多有2.2萬名白人,4.5萬名黑人,17世紀80年代後白人下降至1.7萬人,而黑人卻增加了4倍。[61] 70年代後牙買加取代巴貝多成為擁有最多黑人的殖民地,1673年牙買加有9500個黑人奴隸和7700個歐洲白人,到18世紀20年代,這一地區的黑人奴隸達到了7.4萬人,而白人人口幾乎沒有增長。[62]此後,大量黑人奴隸被送往北美大陸,尤其是切薩皮克,雖然絕大多數黑人仍舊居住在加勒比地區,但這一地區容納的黑人卻只有英屬殖民地黑人的一半多。到了1750年,英帝國內每10個黑人就有4個居住在大陸上。販賣到巴貝多和牙買加的奴隸數目在18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稍微有所增長,但販賣到安地卡島和聖基茨的奴隸數目卻在同時期增長了50%。1763年,法國將多米尼加、格瑞那達,還有聖文森特和多巴哥轉讓給英國,這些地區隨後被英國開闢成為新的奴隸貿易地區。1763年後,運送到格瑞那達和多米尼加島(Dominica Island)的奴隸數目急劇上漲,到了18世紀70年代早期,其奴隸數目很可能趕上了牙買加。在1766—1775年間,在販賣到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被運送到被割讓島嶼的奴隸很可能占到了1/3,這是英國人在七年戰爭中勝利的結果。但北美13個殖民地獨立使英帝國遭受重大的損失,這以後,更多的黑奴被送往加勒比地區,牙買加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三倍。(見表5)

  表5 1710—1810年英屬美洲黑人奴隸輸入情況[63]

  (單位:千人)

  在18世紀,黑人奴隸以難以預計的速度進入英帝國,帝國內黑色人種數量在1680—1810年間增長了11倍。後來在英國的領土上總共居住了近100萬黑人,這還不包括1776年美國獨立而成為美國國民的50萬黑人。1680年,英帝國內的黑奴大量去向是加勒比海的一些群島,一個世紀以後,黑人在北美海岸的各個角落隨處可見,黑人成了北美大陸從馬里蘭到佛羅里達各鄉村和教區的主要居民。而在加勒比地區,黑人則遍及從巴哈馬到多巴哥的廣大地區。20年後,黑人又出現在特立尼達島和英屬蓋亞那。在英國國內,黑人人口也一直在緩慢增長,不僅在倫敦,而且在地方海港及偏遠的鄉村。英國商人早在1680年就在非洲海岸上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奴隸輸出基地,而那時候他們從非洲運送到美洲的奴隸數目就已經是所有其他歐洲國家數目的總和。1680—1807年,大約有300萬非洲人背井離鄉,在英國的販奴船上被送往新世界。在遷往英屬美洲殖民地的移民數目中,黑人要大大多於白人,也就是說,更多的非洲人而不是歐洲人移居到了這裡。

  在17世紀,英國公司從事奴隸貿易時是依照重商主義的觀念來經營的,這種觀念認為:奴隸應該供給本國的種植園,而不應該給英帝國以外的種植園。英國商人所販運的奴隸中75%甚至更多在抵達英屬美洲殖民地時總是先登陸在英國所屬的一個殖民地上,而這些奴隸之中通常有2/3是男性。他們抵達美洲後,絕大多數都要在初次登陸的地點勞作一生,為奴隸主種植農作物,再出口到英國。對於許多殖民地來說,奴隸的輸入與農業生產的走勢、產量和出口有著緊密的聯繫。但是,英國販奴船輸出的奴隸中仍有很大一部分被輸往了英帝國以外的地區。18世紀,由英國船隻輸送到美洲的奴隸數量要比同期英屬種植園接收的奴隸數目高出40%,這些多出來的奴隸有一些被運往英屬殖民地中沒有種植園的地區,但也有一部分奴隸被販賣到了非英屬殖民地。英國在1713年與西班牙籤署了《阿西恩托條約》(Asiento Treaty),在以後的20年裡向西屬美洲殖民地輸出了大量奴隸,而且有證據表明在1748—1791年,英國一直是法屬殖民地主要的奴隸供應者。總的來說,不管在戰時還是在和平年代,英國奴隸商所販賣的奴隸,不僅只滿足英國殖民地的需要,同時也滿足其他殖民國家如法國和西班牙的需要。

  英屬殖民地自身的需求顯然是1660—1807年決定英帝國奴隸販運規模大小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奴隸販運方式的變化則主要取決於英帝國殖民地種植園產量的變化和新殖民地加入帝國市場的形勢變化。總的說來,奴隸商販對英帝國內變換的市場需求有很強的調節能力。研究第一英帝國的史學家大多承認奴隸勞動對於英屬美洲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涉及帝國發展的問題時不得不研究有關奴隸貿易的內容——儘管有時候在主觀上並不願意這樣做。[64]糖業和奴隸制改變了整個殖民地,18世紀的糖和奴隸數量的增加,使英屬加勒比成為奴隸和糖業生產的中心。美洲殖民地種植園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奴隸貿易的繁榮,奴隸不僅彌補了人口的不足,而且對美洲的社會和人口分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西方學者對奴隸貿易對非洲的影響一直爭論不休,各執一詞。有些人認為,從非洲輸出奴隸到美洲,對整個非洲來說並非主流,儘管它對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區的人口和財產流失形成相當大的影響。有些人認為,大西洋奴隸貿易對非洲的發展造成了決定性的後果:人口廣泛下降意味著勞動力嚴重受損,經濟混亂,社會結構不穩,生產遭到破壞,因此,大西洋奴隸貿易對非洲來說是個收益為零的過程;歐洲和北美洲從中攫取巨額利潤,而非洲和非洲人卻承擔著不幸和損失。總之,奴隸貿易的影響是嚴重的,奴隸貿易被認為是導致非洲發展不充分、落後而歐洲特別是英國迅速工業化的原因。

  從事實來看,非洲上層人物在奴隸貿易中獲得巨大收益是不容否認的,販賣奴隸需要依賴非洲中間人,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在非洲內地獲取奴隸(收購或綁架),然後在海岸邊把他們集中起來裝船。儘管歐洲人控制著奴隸的販運,但他們不能控制奴隸的供應,只有在極少數時候他們可以操縱奴隸來源。相反的,奴隸供應一直掌握在非洲人販子手中,而歐洲商人通過非洲政治領袖與非洲當地的奴隸販子洽談買賣事宜。即使是在有歐洲人駐防的地區,談判的主動權往往還是掌握在非洲奴隸供應商手中。總體上,交易的方式是用一定數量的貨物來換取奴隸,在這個過程中,非洲上層人物獲得了巨大的收益。[65]然而奴隸販運的發起方卻是歐洲的殖民帝國,沒有歐洲人——17世紀以後主要是英國人——對美洲殖民地的開發與掠奪,就不會產生對非洲黑奴的巨大市場需求,這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非洲上層人物的獲利是建立在歐洲奴隸販運的基礎上的,歐洲殖民者才是奴隸貿易的始作俑者。

  奴隸貿易給眾多非洲人帶來了不幸與災難。那些被販賣到美洲的奴隸絕大多數處在一生中的最佳年齡階段,他們中有些人在被綁架、被囚禁期間死亡,或在橫跨大西洋的航行中死亡。儘管奴隸貿易造成了眾多死亡,可是出於資本擴張的殘暴性,貿易的規模卻在不斷擴大,奴隸出口量不斷上升,結果造成西非和中非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獵捕奴隸的區域也不斷擴大,暴力衝突逐漸從沿海蔓延到了內陸地帶,甚至向北從撒哈拉沙漠貫穿至中東。同時,奴隸貿易逐漸與非洲內部的政治和戰爭衝突交織到一起,因為各地上層人物都企圖通過控制奴隸出口來加強他們的統治力量和搜刮財富。[66]可以肯定的是,在英國統治的150年裡,奴隸貿易對非洲的影響不斷加劇,非洲沿海和內陸為爭奪奴隸供應商這一角色而互相攻擊、自相殘殺,最終導致兩敗俱傷。在這一點上,輸出奴隸到美洲,對非洲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影響極其惡劣,而這是不能用數字說明白的,奴隸貿易對非洲造成的損失,幾乎無法估量。作為罪惡奴隸貿易的主要推手,17世紀60年代以來,英帝國的販奴商人是給非洲帶來巨大災害的劊子手。

  奴隸貿易不僅影響非洲整體的發展,也影響著黑奴個體的發展。18世紀是英屬美洲殖民地奴隸制發展的頂峰時期,並形成了鮮明的社會特點:主人和奴隸、商人和船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自由人和奴隸、白人和非白人構成一個完整的、相互依賴的、不同種族和不同階層的社會整體。奴隸是英屬美洲殖民地中最低的社會等級,「所有的黑人都是作為奴隸而運到殖民地的,奴隸的地位在其後代身上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因此,那些後代也永遠不能進入白人的階級。如果有一天他們能夠被看作與白人一樣,他們也就會像白人一樣要求所有的位置與榮譽,那是根本違反殖民地憲法的」。[67]他們是種植園主的私人財產,無權擁有自己的財產,也沒有處理個人事務的權利;他們不可以出售任何產品,所有一切都屬於他們的主人。他們的辛勤勞動所得都歸屬主人,法律保障主人的權利;他們的子女、父母或其他人都不得藉口繼承、贈予等理由,要求擁有上述東西。

  在蓄奴殖民地,用嚴厲的法律制裁對付奴隸,特別是當黑奴的數量遠遠超過白人時,對付奴隸的法律會更加嚴厲。西印度群島以及北美殖民地統治當局對於龐大數量並隨時可能反叛的黑奴十分恐懼,而極度的恐懼使白人統治者只能寄希望於通過法律來限制黑奴,並對任何形式的反抗施以殘酷的懲罰,如閹割、火刑等。1696年,卡羅來納南部殖民地效仿巴貝多的法律,將那些「天性粗暴、野蠻而殘忍」的黑奴置於法律的保護之外,這意味著主人可以對奴隸為所欲為;同時,他們將自己制定的法律說成是「用以抵制混亂、掠奪和非人性的罪惡」,從而為殘酷的法律提供合理依據。

  奴隸除苦力勞動外,還需學會用新的語言——英語來溝通和思考。在1724年,一名來自維吉尼亞的教士這樣寫道:「新販賣來的黑奴們講的是一種雜亂粗鄙的土語」,而殖民地出生的黑奴「則能使用流利的英語,這顯然是受到我們語言、習俗和文化的影響」。但這種同化作用畢竟有限,在黑奴們的地下文化中,他們故土的傳說和神話仍然占據一席之地。[68]政府通過制定法律對黑奴的某些活動加以禁止,其中包括:黃昏時擊鼓、吹海螺殼、舉行崇拜儀式。[69]「殖民統治,簡單地來說,就是『重商主義體制下的卑劣的、惡性的眾多便捷手段』中的一種」。[70]奴隸貿易正是受這種殖民統治之庇佑,並轉而服務於這種殖民統治的。

  奴隸貿易對英國工業化起多大作用,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史學界認為英國人從事奴隸貿易和實行奴隸制度幫助他們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從而為英國後來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來源。埃里克·威廉斯將經濟學的思想運用於英國歷史,得出結論說買賣奴隸是工業革命所需的資本投資的基礎。他指出,奴隸貿易不僅提供了資本,而且由於這一貿易而產生的造船廠和產品市場成為技術改造的動力。[71]

  但是進一步研究奴隸貿易的獲利情況及再投資會發現,人們很可能誇大了奴隸貿易對工業革命的貢獻。17世紀的特許公司並沒有從奴隸貿易中獲利太多,並且他們難於籌措資金。到18世紀,私商認定奴隸貿易是一個相當有利可圖的買賣,奴隸貿易愈來愈繁榮並充滿活力,很多商人因從事奴隸貿易而發了大財。獲利大小因人而異,影響因素有很多,包括輸出奴隸的規模、中途奴隸的死亡率、出售奴隸時的盈利、討價還價的能力及諸多其他因素。儘管因素很多,奴隸貿易的獲利率還是很高的,利物浦的「破浪」號1737年航行賺取了300%的利潤,這就是一例。[72]總的來說,商人們的年投資回報率在奴隸貿易最後半個世紀裡平均達到8%—10%[73],這在當時是個可觀的數字。

  不過,R.安斯蒂(Roger Anstey)認為,憑著9.5%的總利潤,船主們無法提供工業革命所需的資金。英國在1790年前後,每年投入150萬英鎊用於販奴航行,而每年獲利大約15萬英鎊。假設在這15萬英鎊的獲利中有5萬投資了新的產業和企業的話,那麼,這筆投資很可能在那個時期只占英國國內總投資的不到1%。[74]英國史學家認為,從奴隸制獲得的利潤中,用於19世紀工業革命的部分不超過0.1%。[75]這就表明奴隸貿易的獲利資金並不是早期英國工業擴展的重要資金來源。還有,由於英國本身是一個資本輸入國,種植園主有時也不得不求助於荷蘭的放債人。因此,殖民地商人自己需要資金,他們能剩多少資本來支持工業就值得懷疑了。當然也有這種情況:進出口商人給製造商三個月或更長時間的貸款,然後按星期交付他們的產品。蘭開郡的許多早期工業企業就是用這種辦法。通過將商業資金流向工業而籌集資金的還有另外一種情況,銀行和私人放債者也通過信貸和抵押來幫助工業家,其資金則常常是從土地和農業的利潤中獲得的。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考察時,應該說:工業發展的資金來自多種渠道,種植園主或加勒比財主的錢袋以及奴隸貿易的利潤並不是最重要的來源。

  但奴隸貿易對英國的資本投資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並涉及許多方面。在18世紀,海外貿易是英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美洲殖民地的貿易自1660年以後就成了英國對外貿易中最重要和最活躍的部分。而且,糖、菸草和大米一直是1660年後大西洋貿易增長的重心,非洲的奴隸是生產這三種農作物的決定性力量,從而為英國提供了大量的資本積累。總之,1660—1807年間,被轉移到英屬美洲殖民地的黑人奴隸數目是那個時期的自由移民或因其他原因移居到美洲的移民的3—4倍,人種的懸殊在西印度群島表現得尤為明顯,直到1750年前,這一地區的黑人占到了總人數的85%;[76]而在1700—1775年抵達北美大陸的黑人奴隸,要大大多於當地的白人居民。所以說,英帝國在美洲的貿易是建立在奴隸勞作的基礎上的,黑人奴隸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英國的商業發展。

  【注釋】

  [1] H.V.Bowen Elites Enterprise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1688—1775 London 1996 pp.22-25.

  [2]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01.

  [3] P.C.Emmered.ColonialismandMigration IndenturedLabourBeforeandAfterSlavery Dordrecht 1986 pp.35-54.

  [4]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01.

  [5] Ibid.p.501.

  [6]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Ⅶ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31.

  [7] Aaron Fogelman Migrations to the Thirteen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00—1775 New Estimat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ⅩⅫ 1992 p.698.

  [8]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39.

  [9]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p.166.

  [10] Aubrey C.Land ed.Letter from America by William Eddis Cambridge 1969 pp.37-38.

  [11]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p.160.

  [12] Helen I.Cowan British Emigration to British North Americ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Toronto 1961 pp.4-12.

  [13]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6.

  [14]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p.37-38.

  [15]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39.

  [16]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Ⅶ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51.

  [17] Harold E.Davis The Fledgling Provinc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Colonial Georgia 1773— 1776 Chapel Hill NC 1976 pp.23-24.

  [18] Ian Adams and Meredyth Somerville Cagoes of Despair and Hope Scottish E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1603—1803 Edinburgh 1993 p.197.

  [19] Quote by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Ⅶ The Eighteeth Century Oxford 1998 p.36.

  [20]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38.

  [21]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39.

  [22] A.Roger Ekirch Bound for American T he Transportation of British Convicts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Oxford 1987 pp.23-24.

  [23]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pp.107-110 271-285.

  [24] Ibid.p.201.

  [25] A.H.Dodd The Character of the Early Welsh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 Cardiff 1957 pp.87-89.

  [26] Hunter Dickinson Farish ed.Journal and Letters of Philip Vickers Fithian A Plantation Tutor of the Old Dominion 1773—1774 Charlottesville 1957 p.29.

  [27] Devine,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cotland :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Economy,1660—1815,Edinburgh,1994,pp.165-166.

  [28]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p.198.

  [29]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p.111.

  [30] J.M.Bumsted The People 's Clearance Highland Emigration to British North Ameirica 1770—1815 Edinburgh 1982 p.9.

  [31] Donald Mackay Scotland Farewll The People of the Hector Toronto 1980 pp.68-70.

  [32] Audrey Lockhart Some Aspect of Emigration from Ireland to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between 1660 and 1775 New York 1976 p.15.

  [33] R.J.Dickson Ulster Emigration to Colonial America 1718—1775 London 1966 p.33.

  [34] T.W.Moody and W.E.Vaughan ed.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ol.Ⅳ Eighteenth-Century Ireland 1691—1800 Oxford 1986 pp.33-34.

  [35] Nicholas Canny ed.Europeans on the Move Studies on European Migration 1500—1800 Oxford 1994 p.127.

  [36] Nicholas Canny ed.Europeans on the Move Studies on European Migration 1500—1800 Oxford 1994 p.145.

  [37] Robin W.Winks Ph.D.& Alain Low L.Phil.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Ⅴ New York 1999 pp.43-44.

  [38]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17.

  [39] Ibid.pp.38-39.

  [40]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60.

  [41]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41.

  [42] Larry Gragg To Procure Negroes The English Slave Trade to Barbados 1627—1660 Slave and Abolition ⅩⅥ 1995 pp.68-69.

  [43] Philip D.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Wisconsin 1970 p.211.

  [44] P.Fry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and Sydney 1984 pp.35-37.

  [45]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72.

  [46] David Rrichards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lave Trade Estimates of Its Volume and Coastl Distribution in Africa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Ⅻ 1989 pp.165-167.

  [47] 艾里克·威廉斯:《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頁。

  [48]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71.

  [49] Kenneth Morgan Bristol and Atlantic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93 p.221.

  [50] Patrick Richardson Empire & Slavery Longman 1968 p.21.

  [51] Philip D.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p.150.

  [52] Philip D.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53] David Rrichardson 'slave Export from West and West-Central Africa 1700—181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ⅩⅩⅩ 1989 p.16.

  [54]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73.

  [55] David Rrichardson 'slave Export from West and West-Central Africa 1700—181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ⅩⅩⅩ 1989 pp.3 9.

  [56] David Eltis and Stanley L.Engerman Fluctuations in Age and Sex Rations in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663—186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ⅩLⅥ 1993 p.310.

  [57] Roger Anstey and P.E.H.Hair eds.Liverpool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nd Abolition Liverpool 1976 p.66.

  [58]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Ⅶ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54.

  [59] Henry A.Gemery and Jan S.Hogendorn eds.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1979 p.378.

  [60] Herbert S.Klein The Middle Passag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tlantic Slave Trade Princeton 1978 p.124.

  [61] W.H.Woodwar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500—1870 Cambrige 1899 p.175.

  [62] Patrick Richardson Empire & Slavery Longman 1968 p.11.

  [63] Philip D.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p.140.

  [64] Robin W.Winks Ph.D.& Alain Low L.Phil.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V New York 1999 p.46.

  [65] E.W.Evans and David Richardson Hunting for Rents The Economics of Slaving in Pre Colonial Afric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ⅪⅧ 1995 pp.683-684.

  [66] Paul E.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Cambridge 1983 p.83.

  [67] 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島簡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6頁。

  [68]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p.41-42.

  [69] Ibid.p.42.

  [70] Robin W.Winks Ph.D.& Alain Low L.Phil.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V New York 1999 p.46.

  [71] 艾里克·威廉斯:《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72]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Ⅶ The Old Regime 1713—1763 Cambridge 1988 p.574.

  [73] Roge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 1975 p.47.

  [74]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Ⅰ Cambridge 1981 p.131.

  [75] 讓-米歇米·德沃:《18世紀歐洲的奴隸貿易》,《第歐根尼》1999年第2期。

  [76] F.W.Pit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s 1700—1763 New Haven 1917 pp.36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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