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外移民與奴隸貿易
2024-10-09 08:45:42
作者： 錢乘旦
一、英國的海外移民
在「光榮革命」後，英國在輝格黨政府領導下，以重商主義思想為指導，對外執行積極的擴張政策，參與歐洲列強之間因爭奪殖民地而引發的一系列戰爭，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英帝國的版圖得以擴大，英國的軍力逐漸發展。這為英國進一步海外擴張及海外移民提供了必要條件。從移民的主體來說，在17世紀主要是英格蘭人。到了18世紀，則英格蘭人減少，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增加。影響移民的因素有很多，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有主動的也有被動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比如戰爭、宗教信仰、生活驅動等，因而個人移民的原因也是不一定的。受到移民個人的主觀動機的影響，其目的地也不一樣。在很大程度上，英國的階層結構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群島上得以重建。每個人移民的結果是不一的，不過，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的海外大移民，對英國的發展意義重大。大英帝國的雛形在遷移中形成。
當殖民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開發，白人勞動力不能滿足殖民地的高強度的勞動力需求時，奴隸貿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儘管奴隸貿易在多大地程度上為英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這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但它促進了英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是第一英帝國課題中一個必不可少的議題。
持續的海外貿易和對新土地的追求讓英國不斷開展新的商業冒險以及開拓新的勢力範圍，此一時期，英國海外殖民活動集中在北美、西印度群島和印度三大地區，海外貿易和帝國版圖得到進一步擴大，擴大的帝國版圖為英國的移民提供了廣闊的安居地。英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以及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保護，使得英國本土人前往殖民地時少了一重擔憂，可以說，「英國在18世紀能夠順利地擴張與發展海外活動，與其在1700年以前在海外拓展所形成的良好局面密不可分」。[1]
從17世紀開始，英國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到17世紀中期，英格蘭的人口達到530萬，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人口總數也已經達到240萬。由於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糧食增長的速度，造成糧食嚴重短缺，同時人口的增長還造成了對土地的壓力，導致物價上漲。人口的增長也造成了失業率的持續上揚。在英格蘭，國民就業的主要部門，一個是農業，一個是紡織業。從農業方面說，由於農業勞動有很強的季節性，並不需要全年勞動，因此以農業勞動為生的人就存在著失業的可能；而當時最大的製造業部門紡織業更是一個極不穩定的工業，在正常狀況下半失業情況就非常突出。農業和手工業部門的不穩定和失業現象，使得大批人流向中心城市，這又加劇了城市本身嚴峻的就業形勢，加劇了社會的貧困。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向外移民，探尋新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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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的殖民地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英國移民永久定居，並在此種植棉花、捕魚、耕種糧食；另一種則是被外國領土包圍的領地和由英王授權公司受理的貿易據點，其主要目的是確保並指導當地居民與英國的貿易。在美洲，由於歐洲入侵者和疾病導致當地的土著居民人口數量銳減，殖民者在這片土地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形成了棋盤一樣的歐屬美洲殖民地。英國人，主要是英格蘭人，大量出國定居，其中有窮人也有富翁，他們乘船出海去尋找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樂土。雖然移民團體的目的地和組成成分各不相同，但大規模移民的勢頭卻在17世紀30年代牢固地樹立了起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渡洋方式。儘管移民的目的地事先並不確定，但北美地區在此後300年時間裡吸引了絕大部分英國移民。
移民和遷居的起點是英國，然而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彼此之間並不是孤立的。起初，移民選擇在哪裡定居取決於當地經濟狀況或對機遇的不同理解。最初的移民地區是新英格蘭、賓夕法尼亞或俄亥俄等地。也有成千上萬的移民從美洲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蘭地區遷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新布倫瑞克（New Brunswick）以及聖約翰群島（Isle of st.John）；另外有不計其數的喬治亞州的移民去了東佛羅里達和西佛羅里達。在美洲大陸，移民的主要特點是流動性和易變性。同時，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地區的徒步遷居是美洲大陸上一道持續不斷的風景線。與此類似，在其他地區，由於商業的潮漲、與當地政府和貿易者達成協議的更迭、政府政策的改變、外交關係的變動也要求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作出靈活多變的反應。18世紀全球經濟複雜化，為了尋求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也就必須有能高度移動的人口，因而大量的城市居民和大貿易公司隨著環境的改變而四處遷移。在東方和西方，大英帝國的雛形在遷移中形成。
17世紀，英國的海外移民主要是英格蘭人。有數據統計，在當時將近100萬的移民當中，有70%是英格蘭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去美洲或愛爾蘭建立大種植園。即使按照現代的標準，這個移民的規模也是巨大的。雖然18世紀每年的移民人數要比17世紀時高很多，但相對國內人口而言，移民率從未超過1640—1670年的比率。在16世紀晚期和整個17世，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掀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移民浪潮，這時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移民與英格蘭相比，比例相對較低。另外，移居美洲的40萬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代表了巨大的勞動力市場的轉移。勞動力對於西印度群島種植園經濟的生產發展相當重要，為了滿足殖民地種植園經濟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在英格蘭，大批勞工加入了橫渡大西洋的行列。許多白人移民成為契約僱工，通常要按合同在菸草或糖料產地工作4—7年，以償還橫渡大西洋的食宿以及獲得自由的費用。一些重罪犯人給馬里蘭提供了可以代替奴隸的勞動力。[2]美洲種植園經濟的發展不是由幾個移民中的精英分子領導土著居民就能辦到的，而是依靠窮苦的英格蘭人和非洲奴隸的共同勞作完成的。絕大多數英國移民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新大陸後，最終成為農業工人或是小種植園主。[3]
到18世紀，英國的海外移民的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的變化是英格蘭人向北美地區的移民數銳減而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驟增。（見表1）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向北美移民人數從17世紀的35萬降至1780年的不足10萬。與此相反，愛爾蘭移民人數從2萬—4萬增加至11.5萬；蘇格蘭移民數從7萬增加至7.5萬。甚至在北美獨立戰爭之後的愛爾蘭移民潮到來之前，1700—1780年到達美洲的英國移民中有70%來自於愛爾蘭和蘇格蘭地區，從1770年到1776年，約有25萬愛爾蘭和蘇格蘭人移居到美洲。[4]這一變化與17世紀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17世紀英國海外移民主要成員是英格蘭人，那麼在18世紀則主要是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1715—1750年，殖民地人口從40萬增加到125萬，到1763年，人口已達200萬。[5]
表1 1600—1780年不列顛諸島向美洲移民數[6]
（單位：千人）
由弗吉孟（Aaron Forgelman）統計的從1700—1775年每十年移民數總表顯示了從英格蘭和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移居北美13州的移民情況。（見表2）這一統計數字不一定準確，如1750年以前蘇格蘭移民規模被估計得過小，英格蘭移民數與威爾斯移民數相比估算也太少，而且他的數據也沒有包括向西印度群島移民的人數，而事實上那裡可能吸收了約15萬英國移民。儘管如此，其主要移民趨勢大體準確，並能顯示出：18世紀初移民潮在慢慢抬頭，到18世紀30—40年代加大了步伐，在北美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的25年形成了高峰。
表2 不列顛諸島移民北美13州人數表[7]
（單位：人）
移民主體的階級性是相當複雜的。如在1636年在駛往新英格蘭的一艘「英克里斯」號船上的116名乘客中就包括屠夫、木匠、織布工、石匠、修犁工、鋸木匠、外科醫生、裁縫、細木匠各1個，2個亞麻編織工和12個僱農；此外還有12個非技術男工、26個成年女子、26個未成年少女、30個男孩。[8]不過，我們可以根據人身自由狀況將其大體分為契約工人和自由人。
雖然與上一個世紀相比移民海外的人數有所下降，但在北美戰爭之前，契約工人（包括犯人）仍是從英國移民前往美洲的主流。在1773—1776年間約有70%的移民是契約工人，這個數目與18世紀早期的比例相近。[9]當時的輿論對他們不利，往往把他們說成乞丐、犯人、妓女或是四處流浪的社會渣滓。威廉·埃迪斯（William Eddis）於1770年在馬里蘭寫道：「本省居民的區別只是名義上的不同，所謂契約工人和罪犯。」[10]但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從布里斯托（Bristol）和倫敦來的男性移民其身份已有所提高，在這個時期，熟練技工或半熟練工的比例上升，而非熟練工或無一技之長（社會地位低下的象徵）的移民數在下降。北美獨立戰爭前夕，只有不到20%的男性移民被稱為「勞工」，而高達69%的移民被稱為「技師」和服務性行業人員。根據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的分析，認為不再有大批的無一技之長的英格蘭或蘇格蘭城市貧民和農民移居海外了，而是「大批中等階級的下層人民和工人階級，有精湛手藝的工匠和藝人等構成了移民的大部分。對他們而言，移居海外不再是絕望中的逃避，而是追逐中的機遇」。[11]儘管如此，到七年戰爭時仍有為數眾多的移民把最後一線希望寄託於移民，通過移民海外來擺脫他們的無望地位。對於那些原想在倫敦、布里斯托或是其他港口城市謀生而不得不流落街頭的人而言，去殖民地是他們的最後一搏。
大半英國移民是作為契約工人來到美洲的，雖然在這個時期奴隸貿易發展很快，但契約工仍是勞動力市場的主力。他們許多來自底層社會，雖付不起旅費但相信在殖民地能有比在故鄉更好的機遇。在他們中，最底層的是那些「無業游民」，或「最窮的人」，由於災荒年間生活無望而移民。窮人的移民，不管是自由移民還是契約移民，都反映出1760年以後商業化社會對英國許多地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蘇格蘭高地、低地西部的工業製造區以及阿爾斯特（Ulster）地區。農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不但沒有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從而限制移民，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在家鄉無法找到工作，只得移民美洲尋找新的生活。
前往美洲的自由移民與契約工人不同，他們不受契約的束縛，他們的社會背景非常廣泛，但從事商業和貿易的男性很明顯占多數。商人、小販、工廠主從英國的主要港口出發，移民前往美洲殖民地，在從佛羅里達到新斯科舍的廣大地區發展自己的事業。1689—1815年移民維吉尼亞的181名男性中，59%的人稱自己為商人、海員，只有21%的人為專業人員（牧師、醫生、藥劑師），其餘的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行業，如造船業主、廚師、蔬菜批發商或是紳士。隨著貿易量的增加和領土的擴張，尤其是1763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來自上層社會和中等階級的年輕人來到殖民地，從事商業活動或是在軍隊和當地政府中謀職。
隨著長途貿易和殖民地內商業競爭擴大，許多英國移民在18世紀時定居在新大陸，成為商人、種植園主、農場主或農業工人，或是在東方的大貿易公司就職。如同上個世紀一樣，商人把大批的移民、契約工人和奴隸運往美洲，也為開發土地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並從中獲利。許多代理商和營運主管移民美洲，在多種跨大西洋的合夥生意中建立起商業網點、鄉村商店和種植園。從英國各地遷來的自由職業者和手工藝人也在其中，如教師、醫生、會計、牧師、織匠等等，隨著殖民地的成熟，各類人才逐漸湧入。他們如自由的農場主和僱農一樣，也是為了美好的生活而最後一搏。
戰爭對於移民率和海外貿易有很大的影響。英國在1688—1815年先後捲入了七次大規模衝突，歷時62年。所有的移民記錄在戰爭年份都進入低潮而在戰後不久又急劇上升。國家之間的敵對狀態使貿易趨於瓦解，市場被割裂，運費增加。到17世紀80年代末期，英國海外貿易與前50年相比趨於停頓，商業船隊的發展在此後的半個世紀中也減慢了。在1688—1697年的奧格斯堡同盟戰爭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菸草和糖的運費和保險費漲了一倍以上，導致了外貿出口及載貨量下降。經過多年分裂和衝突，殖民地逐步從戰爭狀態轉入和平狀態之後，殖民地貿易才時斷時續地開始復甦。
戰時移民的疲軟狀態也是軍隊急劇擴展吸收大量男性入伍的結果。英國軍隊從18世紀早期的約13.5萬人擴展到七年戰爭時期的20萬人，雖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外國人，但當時國內18—55歲的男性人口幾乎枯竭，這也說明問題。戰爭時期的契約工人急劇減少，但戰後成千上萬的退伍軍人被拋入已飽和的勞動力市場，因而契約工人市場又復甦過來。出於與法國的爭奪，以及對加拿大大西洋海岸的戰略考慮，英國政府開始直接插手移民進工作。1749年，一支2500人的移民隊伍利用政府提供的資金遠征新斯科舍，其中1/4的男性是剛從英國軍隊中退役的。七年戰爭結束後，至少12個團被遷到聖約翰（Sain John）等地區；在其他地方，成千上萬參加過七年戰爭和北美獨立戰爭的蘇格蘭人、英格蘭人、愛爾蘭人定居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和南部、紐約州和新英格蘭邊境以及加拿大。[12]
英國本土的宗教政策也對移民產生了影響，有一些人是因為宗教信仰而離開英國的。1689年《寬容法》（Toleration Act）給幾乎所有的英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祈禱的權利，但非國教徒並不能平等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1661年的《市鎮機關法》（Corporation Act）和1673年的《宣誓法》（Test Act）對非國教徒進行限制，這些法律直到1828年才被廢除，而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1871年之前只對國教徒開放，這兩所大學直到19世紀仍是英國僅有的大學，這就意味著非國教徒沒有進入大學的權利。所有的這些法律都把非國教徒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將他們的精力轉向了經濟活動。[13]而在17、18世紀，海外貿易和跨國金融是英國工商業重要的組成部分，一些非國教徒很樂意去殖民地，開闢屬於自己的樂土。
有的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是被誘拐的結果。1671年，一位「誠實的人」就坦言每年誘騙500個契約工，使他們離開英國。另外一個人說他一年誘騙840個契約工。即使有所誇大，但也可以窺見在這種大範疇的移民潮中，有許多移民並非自願遷移，是被迫去往美洲新大陸的。當時一首流行歌謠就表達了移民對生活的不滿，這首歌名為《被誘拐的女僕》，其中說：
我已經侍奉主人五年了，
在維吉尼亞的土地上，哦
這讓我飽受悲傷、痛苦和災難
我是那麼的疲勞，疲勞，哦，疲勞
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不管是種田還是運貨
在維吉尼亞的土地上，哦
木製的坯料，他們放在我的背上
當時我是那麼的疲勞，疲勞，哦，疲勞
歌謠中的女僕實屬不幸，因為一般情況下，女僕都在室內做家務，儘管17世紀50年代以後，在馬里蘭，只有「那些下流而野蠻的女僕」才會被安排到田間勞作。[14]
殖民地還提供更直接的誘惑來引誘移民。在1667年，佛羅里達海角殖民地為吸引更多的外來移民作出承諾：每一位來到這裡的人都將得到100英畝土地；此外，他的每一個小孩以及每一個裝備滑膛槍的印第安僕人都能得到100英畝土地，其租金僅為每千畝10先令；在他財產名下的每名女僕或奴隸還可得到50英畝的土地，而這些移民在契約期滿之後，每位契約工將從僱主那得到100英畝土地、一些農具和2套衣服。殖民地統治者別出心裁地作出這些承諾，用以吸引那些在英格蘭本土有一定財產的人，因為如果這些人移民過來的話，他們在耕種、收穫以及售賣作物的過程中，需要花費運輸費並為其家庭成員及名下的契約工提供食物。
事實上，即使想要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去移民，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如願。在17世紀30年代，麻薩諸塞灣（Massachusetts Bay）公司把理想的殖民者說成是「被上帝授予恩澤而擁有一定財產的人」，這種說法結合了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是清教徒們希望在殖民地所看到的。在清教徒的理想中，殖民地的男男女女應該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樂於參加有紀律的勞動，並遵守種種清規教律。這是一種由宗教信仰演化而來的精神驅動力。有一位名叫約翰·戴恩的人曾考慮移民去加勒比海的某個小島，並詢問上帝的旨意，他先向上帝訴說他的苦難：「我的內心孤獨絕望」，並「抵制一切誘惑，排除一切邪念」；然後，他翻開《聖經》，看到上面寫道：「離開他們，不要接觸任何不乾淨的東西，我將成為你的上帝，你將成為我的選民。」看到這段話，他就馬上離開他出生的地方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啟程坐船去新英格蘭。
不過，要想移民新大陸還需要金錢和一些用具，這是實現理想抱負所必須的物質條件。當時，橫渡大西洋的旅費大約是每人5英鎊，運費則為每噸4英鎊，而旅途中的飲食則需額外付費。總的來講，一個英國自耕農要想帶上全家及其耕種用具和生活器皿移民新大陸，其最低預算也要100英鎊。試想，他一年的總收入也就是40—60英鎊，如果想要移民，就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想要移民，就意味著不可回頭。當然，有一些公司會給移民提供援助，比如麻薩諸塞灣公司就會這樣做。這些公司會事先對有意向的人進行考察和評估，挑選「品德優良」的人，淘汰「道德敗壞」的人。因此，從理論上說，挑選出來的人都是品行端正的、可依賴的。[15]
大體上來講，大部分人移民是被迫的，儘管有時候看上去他們是主動選擇。英國的殖民擴張建立在大量移民的基礎上，這些移民願意離開自己的家園，開始漫長而危險的旅途。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情景：一些清教徒也被迫加入窮人的行列離開英國，此外還有大量所謂自願移民的人，其實也是被迫穿越大西洋去往美洲新大陸的。英帝國在18世紀下半葉的擴張，為移民擴大了選擇的範圍和前景。
歐洲移民在東半球和西半球的情況是很不相同的。與新大陸相比，早期向亞洲和非洲移民的人數在規模上都比較小，在西非和印度洋的多邊貿易體系中，英國商人不僅參與商業競爭，還在遠程國際貿易中與其他歐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爭奪高下，並且還與亞洲商人競爭，他們直到18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與印度的貿易中占取優勢，直到19世紀才把遠東和非洲的領地置於英王的直接控制之下。
早期去澳洲的人大部分是被迫的，其中絕大部分是流放的犯人，最為典型的是澳大利亞的植物灣（Botany Bay），這是庫克（James Cook）船長1770年首次登上澳洲大陸的地方。這裡不是貿易港，沒有的戰略地位，且遠離歐洲商業中心，不能產生什麼影響。當庫克船長發現澳洲時，這裡還是一片不毛之地，土著人也很少，廣袤的荒地對英國似乎毫無用處，但政府還是把它占領下來。建立這個殖民地就是為了安置危險的重罪犯人，因為英國國內的犯人越來越多，威脅著英國的社會秩序和私有財產。根據《運輸議案》（the Transportation Act）的條款，在1718—1775年，有4.9萬名重罪犯人從英格蘭和愛爾蘭被轉送到美洲殖民地。北美獨立戰爭後，政府在這裡興建了監獄，植物灣取代北美殖民地成為英國犯人的主要流放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澳大利亞的最高行政長官就是監獄的典卒司令官。這樣，在世界的另一邊，距英國航程五個月的地方，一個新的流放殖民地出現了，這個殖民地就是專為犯人而設置的監獄。
英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群島上得到重建。在北美殖民地，社會精英們獲得同英國本土一樣的社會地位。有這樣一名死於維吉尼亞殖民地的紳士，他的肖像被塑成銅像陪同下葬，這是一種已經過時的下葬方式，只是要彰顯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據一位維吉尼亞農民回憶他的童年時期，在17世紀90年代時，「上流人士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戴假髮」，這就英國上流人士的特徵。在英國，個人財富的擁有量是度量其社會地位的基本標準，一位英國菸草農場主就曾說過：「誰擁有金錢、奴隸以及土地，誰就是一個地道的紳士。」這樣的標準和小說《湯姆·瓊斯》（Tom Jones）所描寫的美洲的情況沒有什麼區別。
對於有些人來說，移民意味著全新的機會。維吉尼亞的蘇格蘭移民羅德里克·戈登（Roderick Gordon）於1734年寫信給他的兄弟說：「想到我的許多鄉親還在家裡挨餓而不是在過平和和富足的生活我就感到遺憾。許多被罰去移民的人都在這兒找到快樂、安逸和財富。他們寧可在這吃苦也不願被趕回故園。」[16]而住在喬治亞州的約翰·雷（John Rae）寫信給他住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附近的親戚說：「能把我的朋友帶到這個自由的國度來給了我最大的滿足。我感謝上帝，是他讓我的餐桌和愛爾蘭許多紳士的餐桌一樣食物豐富，美酒飄香。如果來這兒的人能出點錢買上一兩個奴隸的話，那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很舒適了。」[17]獨立戰爭之前的美國被形容為「人間天堂」，新來者「無需工作只需吃喝」。[18]就算不是天堂，新大陸與迅速發展的大英帝國其他地方一樣，給了成千上萬的英國移民以希望，為他們自己也為家人過上在家鄉過不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然而，還有很多人去往新世界後，沒有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而比以前更悽慘，威廉·羅伯茨（William Roberts）是這些移民當中的一員。他是一名契約工人，於1756年春遠涉重洋來到美洲。他的社會背景不太清楚，只知出發時是個單身漢，家住倫敦，或許與父母住在一起。很顯然他有過一段艱辛的日子，他的外套和其他衣服都被典當了，穿在腳上的鞋子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爛得「沒法擱在腳上」。促使他移居海外的原因不詳，但他似乎是失業了，又沒有找到工作。他有一位富有的叔叔，但不願資助他，只是承諾如果他去海外發展，就會給他幫助。幾年後他寫信給父母回憶道：「他對我許下的諾言是多麼的動聽，可我一個子都沒有收到過。」[19]契約期滿之後，他在馬里蘭州當了個小小的菸草種植園主而終老一生，但從未擺脫過貧困。
當契約工發現自己成為被遺棄在遙遠海岸的移民，發現自己實際上成了無家可歸的被流放的對象時，就會心生不平，甚至萌生出逃跑的念頭。而出逃一旦被抓住或落入印第安人之手，都將陷入危險之中。不過，這種危險隨著殖民地人口的增長而得以降低，因為此時逃脫者更容易隱姓埋名。如在18世紀60年代，一名僱主就在維吉尼亞州的新聞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尋找已經逃脫的女僕。內容如下：
本月六、七號，瑪麗·諾蘭逃走了；
我並不確定她有多大，但看上去應該有二十歲了；
她信奉羅馬天主教；
她的脖子很短，短到連拴繩子的地方也沒有；
她體型龐大，從脖子到臀部都渾圓渾圓的；
她的頭髮是棕色的，臉蛋紅紅的，鼻樑低低的，嘴唇厚厚的；
她又矮又胖，跑起來顯得笨拙不堪；
她長得像一頭養肥了的豬；
她操一口愛爾蘭口音；
她是一個流氓無賴——如果她是一個男人的話。[20]
個人移民的命運不同，不過，作為一個歷史現象，海外大移民對英帝國的發展意義重大。英國人移民海外，大多是因為受到人口激增和商業競爭、農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等因素的影響而被迫離開故土，尋找新的就業機會。當時許多理論家認為，移民的動機大致可以歸納為英國本土不能滿足很多人的需求，於是就存在個人需求同社會狀態不能滿足其需求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英國就會持續高物價、低就業，就不能很好地發展。只有找到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卸掉一些對她來說沉重的負擔，英國才能更加輕快地前進。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的擴張主義者把這個過程比擬成「人體的代謝」，即讓無用的和有毒的物質排出體外。一位曾在巴貝多旅行的人曾這樣說：「這座島簡直就成了英國人隨意丟棄廢物的垃圾場，流氓、娼妓以及諸如此類的人都被帶到了這裡。」
英國移民對於其所到達的目的地，即英國海外殖民地的發展更是不可或缺。移民首先帶去了豐富的人力資源。殖民地都需要來自英國本土的人，那裡需要男性勞動力來開疆擴土、耕種土地、管理作物以及建築新居，也需要女性勞動力來與他們組建家庭，促進殖民地的人口增長。被殖民地公司及領主所需求的移民的不同職業正體現了這一點。儘管由於航海中嚴酷的環境以及對新生活的適應所導致的人員流失，無法得知他們能否在新大陸上獲得新生；但這些職業、年齡以及性別結構對殖民地居民仍有代表意義。正是因為這樣，一些殖民地積極制定一些政策吸引移民前來，也存在一些公司給移民者提供經濟援助的情況，比如麻薩諸塞灣公司就會這樣做。[21]
以美洲為例，第一英帝國時期，約有百萬以上的歐洲人移民到了北美大陸和英屬西印度群島。第一次移民高峰發生在18世紀50年代，第二次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來自不列顛、萊茵河地區、瑞士的州以及歐洲其他講德語的地區的人們數以萬計地湧入美洲，遍及從薩斯奎哈納河（Susquehanna River）到坎伯蘭谷地（Vale of Cumberland）的肥沃大地，向南延伸到謝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 Valley）、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以及阿巴拉契亞山以西至俄亥俄盆地的廣大地區。北美獨立戰爭更引發了猛烈的擴張運動，成千上萬的白人和黑人從最早獨立的13個殖民地向西遷移，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坐上馬車帶上家當從歐洲來到美洲內陸，他們到了肯塔基（Kentucky）、田納西（Tennessee），以及中央平原。這預示著19世紀西進運動的來臨。在這些邊疆開拓者中，愛爾蘭人、德國人、瑞士人、高地蘇格蘭人、英格蘭人、威爾斯人，以及非洲黑奴和當地印第安人，融合為一個新的社會。
全英各地都有人移居海外，倫敦及其周圍各郡的人尤其多。1718—1759年間，約有25%—40%的契約工人來自倫敦，另有12%的人來自比靈赫姆郡（Billingham）和英格蘭東南部。同樣地，在18世紀70年代，過半數的英國移民、自由人或契約工，都來自倫敦及其近郊。[22]在17世紀時期，倫敦之所以對人們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就在於它賦予了人們種種期望。當時，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滿懷希望從全國各地趕來尋找工作或尋找機會，使得倫敦的人口在1775年時已膨脹到約75萬人，這些後來人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親友可依靠，在這個嘈雜的大都市中連一個便士也掙不到。18世紀中期，人們常說如果新來的人「無法找到預期的工作或出路，許多人都不願回家鄉被人恥笑……而是會應徵入伍，或去種植園工作等等，當然如果他們要有這個運氣的話，否則將淪落為盜賊和扒手」。正是有這麼多失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為潛在的殖民地市場提供了大量廉價、充足的勞動力。[23] 18世紀70年代，中等階級下層移民的前景有所改善。如前所述，移民的主流不再是生活絕望的城市貧民而是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通常他們與移民的工匠或小販已無多大區別。
除了倫敦和英格蘭東南地區以外，約克郡（Yorkshire）是北美獨立戰爭前夕另一最重要的移民來源地。貝林曾說約克郡移民與其他英格蘭南部或中部地區的移民在本質上有明顯的不同，前者被稱為「省區移民」，後者為「大都市移民」。[24]大都市來的移民往往以年輕單身漢為主，到了殖民地後成為契約工人，絕大部分生活在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省區移民」是典型的務農出身的獨立農場主，他們以家族為單位移民前往紐約、北卡羅來納、新斯科舍。不斷增加的地租是促使這些受深重壓迫的農夫從約克郡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他們受那些風險企業和土地投機者遊說的鼓舞，希望能在美洲以合理的地租耕作一塊土地。先行的移民寫信回家催促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來殖民地加入他們的行列，在新斯科舍省，來自約克郡的許多家族在坎伯蘭盆地（Cumberland Basin）等地定居下來，他們互相通婚，撫育了新的一代，並漸漸與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德國人、美洲人、阿卡迪亞人融合。
在這個時期，威爾斯人的移民是廣泛的移民浪潮中的一部分。17世紀下半葉，作為基督教的非主流教派，教友會在講威爾斯語的農村地區迅速傳播開來，尤其在威爾斯中部和西北部地區。1682—1700年約有2000名教友派教徒移居美洲，他們主要移居在賓夕法尼亞。在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領導下，他們在斯古吉爾河（Schuylkill River）以西定居下來，該地區甚至被稱為「威爾斯地帶」。由於受經濟機遇和宗教自由的雙重吸引，反國教諸教派的移民紛紛移往美洲，尤其前往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德拉瓦（Delaware）和新澤西（New Jersey）。大西洋兩岸之間聯繫的不斷加強，大大便利了這一移民浪潮，並一直持續到18世紀。到1770年，在美洲大陸上已有300所禮拜教堂，威爾斯人成為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威爾斯，那些下層中等階級和中等階級、小農場主和工匠，由於作物歉收、饑荒、破產以及尋求宗教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等原因，紛紛移民海外。許多人是由於擔心經濟破產或宗教迫害而移民，但也有些人是懷著「在美洲西部建立一個新的威爾斯」的夢想，他們希望在那邊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遠離政府的宗教迫害。而他們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個獨立的講威爾斯語的樂土，這在美洲與在英國一樣行不通，在賓夕法尼亞建立定居點的試驗失敗後，他們的烏托邦夢想就破滅了。[25]
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蘇格蘭移民是由低地和高地兩個很不相同的移民運動組成的。低地蘇格蘭人移民美洲起始時間是17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他們想要在東新澤西、南卡羅來納和達連灣（Darien）等地建立小規模的定居點，但直到18世紀50年代，隨著航運的發展，他們才有較大規模的移民。1707年，議會通過《聯合法案》（Treaty of Union），其中規定蘇格蘭與英格蘭實行合併，新國家稱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格蘭從聯合中取得了許多經濟上的好處，它可以完全自由地與英格蘭進行貿易，同時也可以充分享受英格蘭在海外擴張中取得的成果。第二年就出現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形勢，這驅使蘇格蘭商人、製造業主以及自由職業者很快利用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貿易富國的優勢。蘇格蘭為倫敦這一大都會經濟作出的貢獻愈來愈影響到蘇格蘭社會的各個部分，尤其是低地，在那兒集中了城鎮、人口、礦產資源、主要耕地以及有別於蘇格蘭高地的古老文化體系。七年戰爭之後，移民的節奏戲劇性地加快，僅在1763—1775年，蘇格蘭低地就輸出30多萬移民，其中大部分定居於美洲內陸和加拿大地區。
蘇格蘭商人在維吉尼亞的切薩皮克菸草貿易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利用通航的河道建立起商業網絡，直接用現金和貨物從種植園主手中交換商品。格拉斯哥（Glasgow）的坎寧安（Cunninghame）、斯皮爾斯（speirs）、格拉斯福（glassford）、布坎南（Buchana）以及薩姆森（Simson）等公司在菸草種植業務向山區擴展和乾貨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18世紀30年代克萊德（Clydeside）菸草公司與英國同行在布里斯托和懷特海恩（Whitehaven）的競爭中獲勝，到1760年格拉斯哥取代倫敦港成為全英最主要的菸草集散地。菲利普·斐遜（Philip Fithian）1773年在維吉尼亞州所做的記錄中說：「我觀察到，全省所有的菸草商人和店主全是年輕的蘇格蘭人……」[26]除了成為商人和店主以外，受過教育的蘇格蘭人在卡羅來納、中部內陸地區、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大顯身手，成為律師、醫生、教師和牧師。事實上，整個殖民地的醫學界都是由蘇格蘭人創辦的，150多名蘇格蘭醫生在18世紀移民美洲。蘇格蘭裔牧師主宰了長老派（Presbyterian）教會和英國聖公會（Anglican），蘇格蘭教師遍布北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
在這個時期，移民運動主要發生在與英格蘭交界的蘇格蘭西部。在17世紀，蘇格蘭的西南部地區蓋勒韋（Galloway）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前往愛爾蘭移民，而18世紀移民美洲是這一潮流的延伸：同樣的動機，僅方向改變而已。由於農場兼併、合租製取消，政府的租借條件越來越苛刻，小規模的土地租借越來越困難，大規模的牧羊農場於18世紀早期在蘇格蘭南部興起，它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人口大量流失……許多家庭被迫離開世代耕作的土地去流浪」。[27]隨著經濟方面的變革不斷加劇，18世紀下半葉，尤其是1780年以後，區域內的移民以及向海外的移民也更為活躍。移民離開自己的家鄉，背井離鄉，向外探索，通過艱辛的努力去征服異域的土地。18世紀70年代，蘇格蘭埃爾銀行（Ayr Bank）的破產引發了一場範圍廣程度深的經濟蕭條，導致了大量紡織工人失業，他們當中許多人為了「不至於挨餓」而被迫移民。1774年春格拉斯哥的一位紳土寫道：「這兒普通人的貧困狀況超乎人的想像。在工業製造業幾乎全是一片蕭條的時候，糧食價格極為昂貴。難以計數的工人和技師，尤其是鄰近地區的織工，只好移民美洲……」[28] 1774年2月，一家貿易公司從格里諾克（Greenock）搬遷到紐約，同行的有77名來自佩斯利（Paisley）的織工及其家屬，另有33人來自于格拉斯哥的各行業。他們的理由是為了「擺脫貧困，養家餬口」。與此類似，三個月後又有147人從蘇格蘭與英格蘭的交界地區和格拉斯哥出發，由於貧因而移民到達美洲大陸。與這些貧苦的移民一道來的還有來自克萊德山谷（Clyde Valley）的中等階級，他們是因為受1772—1773年商業滑坡的影響而離開家園的，他們決心去殖民地尋求財富。從倫弗魯（Renfrew）、丹巴頓（Dunbartonshire）以及斯特林（Stirling）等郡來的成群結隊的僱農組成聯合會，想方設法移民去美洲尋求土地。蘇格蘭農場主到美洲組建了許多公司，他們合夥經營土地，共同出資並在此定居。
蘇格蘭高地的移民在18世紀上半葉還只占移民總數的一小部分，但七年戰爭之後人數猛增，1760年到1775年達1.5萬—2萬人。美國革命前夕，移民美洲的英國人中每5個人就有1個來自蘇格蘭高地及蘇格蘭所屬的群島，僅次於倫敦而成為移民的主要來源地。[29]當時的人們注意到，那些被高額地租和土地經營方式的變革而剝奪了財產的農村移民去美洲並不僅僅是由於對生活的絕望，還有一些人是因為野心和抱負促使他們背井離鄉。這一點與西部低地地區的蘇格蘭移民是不同的，而且還有許多富有的人士帶著他們的隨從和工人一起去了美洲，這些移民的目的就是去大西洋的另一邊尋求肥沃而廉價的土地。富人的移民以及盛行於蘇格蘭高地的「出去長見識」的說法，使有識之士開始警覺，他們展開了一場大範圍的公開辯論，討論移民對高地社會和人口的不良影響：在高地農業商業化的背景下，地租增長了3—4倍，無疑刺激了蘇格蘭向海外移民。但蘇格蘭西部和北部某些特定地區人口的遷移還有更為複雜的原因，當1755—1799年蘇格蘭人口年均增長率與西歐標準比較仍屬中等時，有些地區人口的增長確實非常快。高地西部地區的一些郡縣，譬如諾思（Ross）和克羅馬蒂郡（Cromarty）、因弗內斯郡（Inverness）和阿蓋爾郡（Argyll），在1755—1801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為29%，而西部群島的人口以每年5%以上的比率遞增。18世紀70年代時人們估計蘇格蘭高地只能為它半數的壯年男性提供工作，對於那些年輕的無立錐之地的單身漢來說，遷移去低地、去大城市，或參軍是他們的出路。但從18世紀中葉開始，去美洲越來越成為另一個吸引人的選擇。1775年以前，北卡羅來納和紐約一直是蘇格蘭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北美獨立戰爭後大量蘇格蘭高地移民進入他們同胞已定居的三個地區：聖約翰群島、新斯科舍以及加拿大的格倫蓋里（Glengarry）地區。[30]
高地蘇格蘭人移民的原因，也許可從1774年從薩瑟蘭（Sutherland）海邊村落里出發搭乘「單身漢」號（Bachelor）輪船前往美洲北卡羅來納的一批移民者身上略知一二，其中有一位60歲的農民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受兩個已經在北卡羅來納的兒子的鼓勵，帶著妻子和另外六個孩子登上了輪船。他抱怨說以往只要付8馬克租金的土地，如今卻要付60馬克，並且他養的牛在1771—1772年那個寒冷的冬天裡死了大半。因為在家裡看不到生活好轉的任何跡象，只好移民海外去驗證他兒子們說的話。另一位來自凱思內斯（Caithness）的名叫威廉·麥克凱（William MacKay）的37歲農民，他有一個兄弟和一個姐妹在卡羅來納，他們對他說：「任何腦子靈活和肯乾的人在這都無一不過得舒舒服服，地租便宜，並且……土壤肥沃。」而最終促使他移民的原因是當地經濟的變化：牲畜市場崩潰，地租大幅度上漲。一年前移民海外的人寫信回來都說：在美洲能有較好的生活，這使得移民成了蘇格蘭各地「相互交談的唯一話題」。伊莉莎白·麥克唐納（Elizabeth Macdonald），一位29歲的單身女傭，相信在卡羅來納會有更好的機遇，於是也加入到她的朋友們之中。[31]
不列顛島其他地方情形也一樣，多方面的影響造成了18世紀70年代早期移民率的上升。1771—1772年英國的「黑色冬天」（Black Winter），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嚴酷的寒冬，牲畜發生瘟疫，農作物歉收，而第二年冬天卻又陰雨連綿，造成了嚴重的食物短缺。宗教紛爭是另一個影響高地英格蘭人移民的原因，最初是高地地區的天主教徒由於當地長老會教派勢力加強而紛紛移民，隨後，成千上萬受不了高額地租剝削的天主教徒從蘇格蘭群島等地移民海外。
愛爾蘭人的移民運動在很多方面，至少在阿爾斯特（Ulster）地區與蘇格蘭地區情況相同，且關係密切。在《利麥立克條約》（Treaty of Limerick）簽訂時出現了三次顯著的移民趨勢：起先是基督教中的非主流教派，比如長老派和教友派教徒的移民；然後是天主教的契約工的長時間移民潮；還有海員和不定期往返於故鄉與紐芬蘭（Newfoundland）漁場之間的短暫遷移。[32]
阿爾斯特地區的首次移民發生於1718—1720年，當時有大約3000人移民去了殖民地，主要原因是17世紀90年代吸引他們去蘇格蘭居住的低價租地政策沒有得到實施，他們就轉而移民美洲。1725—1729年，這個地區許多人有的在親友的鼓勵下去了美洲，還有一些由於遭受不幸而移民，作物歉收、牲畜病亡、食品昂貴使得許多人瀕於餓死，高額地租再加上天災以及亞麻工業的蕭條，迫使更多的人移居海外。[33]嚴重的食物短缺以及高價糧食使許多小農場主和工人陷人困頓，成千上萬的人寧可去美洲當契約工也不願在家挨餓。1729年一份報告顯示，有些「較富有」的人相信「如果他們繼續待在愛爾蘭，他們的子女就會成為奴隸，不如趁現在有點錢時移民去美洲」。18世紀30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但到1741年又由於兩個濕冷的夏天造成饑荒，海外移民數又有所增加——在這場令人刻骨銘心的饑荒中約有30萬人餓死，這是僅次於100年後「大饑荒」的最嚴重一場天災。移民浪潮在18世紀中期進一步高漲。地主不斷加租，天災不斷發生，食品價格螺旋式上漲，而亞麻工業的蕭條對那些以此為生的窮苦工匠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1770—1775年阿爾斯特地區的移民高潮期間，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使得該地區1/3的織工失業，當時的人把他們形容為懶散的無用之徒，他們甚至沒有辦法掙得去美洲當契約工人的路費。[34]
除了這些消極因素外，還有一些積極因素導致愛爾蘭人移民。隨著糧食貿易中牛肉、豬肉、黃油生意日趨重要，以及18世紀後半葉工業品貿易增加，愛爾蘭與美洲一些港口間逐漸建立起往來，並且給移民的人提供了過一種全新生活的選擇餘地。在某種程度上，移民成為自我選擇的事，比如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等南部殖民地，為了讓移民願意定居內陸，提供了廉價的土地及其他吸引人的條件。1760年以後隨著商業的擴展、土地的擴張，先行的移民在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中鼓勵他們跟上步伐，趕快移民。
愛爾蘭北部地區的移民人數在18世紀似乎超過其他地區，天主教徒移民雖不像知名的新教徒移民運動那樣規模宏大，但最近也有資料證實約有4.5萬名天主教徒在1700—1780年離開了愛爾蘭南部地區，而離開北部阿爾斯特地區的則有7000名。天主教徒約占該時期總移民人數的至少25%—30%。影響阿爾斯特地區新教徒移民的因素，同樣也適用於天主教徒——饑荒和疲軟的市場使得人們陷於貧困，直到18世紀40年代經濟才得以恢復。即使擺脫了自1690年以來的蕭條期，周期性爆發的經濟疲軟在短期內也能造成嚴重的後果。1753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尋求耕地」，當地亞麻工業的蕭條使大約4 000人離開都柏林去了美洲。[35] 18世紀60年代芒斯特（Munster）地區農業歉收，導致罷工以對付高額的什一稅、地租及圈地運動，愛爾蘭駐軍代表威默斯子爵（Viscount Weymouth）在1769年的報告中說，3800台織機由於受非法從印度進口的棉花的競爭而被迫停機。許多失業的人和挨餓的人都移民離鄉而去。1772—1773年亞麻地區的大蕭條（也影響蘇格蘭），導致愛爾蘭西部和南部工業製造區的大量移民。
1760年後愛爾蘭移民的主要特徵是熟練工人和自由移民人數大增。「試一把」是許多愛爾蘭人出發時的期待，渴望得到貿易發達、財富聚斂的有利環境。當商業興旺、物流渠道加強之後，路費相比以前有所下降，去殖民地就越來越吸引人，也越來越可行了。在1750—1775年間，起碼有6.9萬人移民海外，從北美獨立戰爭結束至1815年，這個數目又翻了一番。[36] 1780年以後移民海外的人當中主要是農場主、手工藝人等中等階級，他們或許是已經看到了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和英屬北美殖民地蘊藏著故鄉沒有的機遇，但在這些「舒舒服服的移民」中仍有許多遭受經常性經濟危機之害的較窮的人。由於製造業無法與廉價的英格蘭商品相競爭，18世紀後期愛爾蘭工業出現了普遍衰退。人口的迅速增長，工業的衰退，農村人口的進一步貧困，許多土地成為荒野，更是加劇了愛爾蘭的移民浪潮。
第一英帝國時期的英國海外移民，一方面為許多英國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促進了英國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幫助建立起帝國範圍內的經濟和商業體系。也許正是因為大量的移民，第一英帝國被許多歷史學家說成是英國人在海外建設拓居點，比如西萊（John Robert Seeley）在其1883年出版的《英國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書中就說，第一英帝國是建立在「舊殖民體系」基礎之上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