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勒比地區的奴隸制種植園
2024-10-09 08:45:38
作者： 錢乘旦
在英屬加勒比地區，英國的殖民統治更是體現在商業和貿易方面，政治統治也更多地表現為鬆弛。從17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大規模地開展奴隸貿易，大量的黑人進入英帝國。17世紀80年代，英帝國內的黑奴主要流向是加勒比海地區，經過一個世紀，到第一英帝國後期，黑人遍布北美海岸的各個地方，黑人成為北美大陸的重要居民，而在加勒比海地區黑人則遍及從巴哈馬（Bahamas）到多巴哥的廣大地區。英國商人早在1680年時就在非洲海岸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奴隸輸出基地，他們從非洲運送到美洲的奴隸數目是所有其他歐洲國家黑奴數目的總和。在17世紀60年代以後的150年間，英帝國從非洲販賣了約340萬非洲黑奴。英屬美洲殖民地移民人口的絕對數目中，黑人要大大高於白人，這是奴隸貿易留下的後果。奴隸貿易與糖業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大量引進非洲奴隸使奴隸僱傭制度成為最重要的勞動組織形式，它反映了美洲殖民地的社會和政治變化。大約在17世紀40年代，半封建的移民居住地逐漸被管理嚴格的奴隸制度所代替，奴隸制為私人公司和殖民帝國帶來了更多更快的利潤。
在英屬加勒比地區，最重要的作物是甘蔗。糖業和奴隸制改變了整個殖民地，18世紀的糖和奴隸數量增加，使英屬加勒比成為奴隸和糖業生產的中心。美洲殖民地種植園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奴隸貿易的繁榮。奴隸不僅彌補了人口的不足，而且對美洲的社會和人口分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所說：「對非洲的貿易已使我們的美洲殖民地和種植園對英國如此有利：這種航運供給我們的種植園主以源源不斷的黑奴，來種植甘蔗、菸草、大米、棉花、染料、紅胡椒和其他產品；在美洲，到美洲和來自美洲的航運都利用我們的航船，因此也就隨之而產生一大幫水手，這也為英國許多製造商提供了生活的來源，凡此種種，都主要由於有黑人的勞動；作為種植我們種植園的第一批幸運的工具，他們的勞動足以贍養（種植園主），保護他們，並且使他們越來越有利於他們的祖國。因此，黑人貿易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都是這個國家的財富和海軍力量永不枯竭的寶藏。」[62]
18世紀是英屬美洲殖民地奴隸制發展的頂峰時期，並形成了鮮明特點：主人和奴隸、商人和船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自由人和奴隸、白人和非白人構成一個完整的、相互依賴的不同種族和不同階層的社會集團。奴隸是英屬美洲殖民地最低的社會等級，「所有的黑人都是作為奴隸而運到殖民地的，奴隸的地位在其後代身上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因此，那些後代也永遠不能進入白人的階級。如果有一天他們能夠被看作與白人一樣，他們也就會像白人一樣要求所有的位置與榮譽，那是根本違反殖民地憲法的」。[63]他們是種植園主的財產，無權擁有自己的財產，也沒有處理個人事務的權利；他們不可以出售任何產品，擁有的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主人的。他們辛勤勞動所得或別人施捨的東西都屬於主人；他們的子女、父母或其他人也不得藉口繼承、贈予等理由，要求擁有上述東西。
英帝國內的黑人奴隸絕大多數都在糖種植園內工作，直到歐洲工廠體系建立之後，這些黑人才改變了在糖種植園被奴役的命運。因為與其他農作物種植園相比，糖種植園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是最艱苦的。在種植園，奴隸的體力大小是分配組合的標準，奴隸組合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和管理。「種植園的奴隸按照他們的年齡和狀況分為三個幫。第一幫是那些身體強壯的成年男女，他們的年齡在15—50歲，每一個種植園都需要這樣的勞動力；第二幫是年紀較大的男女奴隸和12—15歲的男孩和女孩，他們通常擔任輕巧的工作；第三幫是6—12歲的兒童，他們在女工的帶領下，從事一些適合他們身體特點的農活。」[64]田間奴隸必須承受繁重的勞動，在甘蔗收割季節，他們像牛馬一般被驅使著乾重活，磨坊日夜不停地轉動磨盤，人和牲口都很少有休息的時候。我們從1781年訂立的《統一奴隸法》可推斷奴隸的勞動狀況，根據該法，奴隸每天工作11小時，該法還規定每隔一周應給奴隸一天自由時間，讓他在自己的「口糧地」上幹活。該法旨在保護奴隸免受那些對黑人進行無限制剝削的奴隸主的壓榨。
在17世紀到18世紀晚期的加勒比地區，90%以上的奴隸勞作度日，而這恐怕是任何別的地方都達不到的高比率，只有6歲以下的小孩、年老和生病的黑人才能免除勞作。而且，加勒比地區只存在單一型的經濟形式，甚至有些島嶼就只有一個大型糖種植園，此外就再也沒有別的經濟機構。食糖是這個時期加勒比地區主要的出口商品，正如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所說：「甘蔗在18世紀經濟中占據著鋼鐵在19世紀、石油在20世紀所占據的地位。甘蔗就是大王。」[65]直到18世紀晚期發生變化，咖啡開始成為僅次於糖的第二大出口作物，但是，總的來說，在絕大多數殖民地，糖工業趨向於成為單一的經濟形式。種植園單一經濟給殖民地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它不僅破壞了殖民地的農業生產結構，而且為他們日後發展留下了難以排除的障礙。在英國最大的糖島，那兒的種植園耕種的農作物品種繁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作物種類越來越多的趨勢。
儘管糖是加勒比種植園最主要的農作物，但許多加勒比的奴隸們也從事其他一些工作。在某些英屬加勒比地區，即所謂的邊緣地帶，也不種植甘蔗。貝里斯（Belize）的許多奴隸是伐木工，在安圭拉島、開孟群島（Cayman Islands）和巴布達島（Barbud），許多奴隸在農作物種類繁多的小型莊園裡勞作。在巴哈馬，棉花種植業幾十年來一直是重要的農作項目，那兒的漁業和航海業也是奴隸勞動的重要部門。即使是在單一作物經濟體制下，巴貝多每10個奴隸中就有1個從事棉花、糧食、姜、竹、芋頭和蘆薈的生產。牙買加的畜牧業在經濟中占有重要一席，在那裡建立起了專門的家畜園和養殖場。18世紀後期，咖啡成了加勒比地區僅次於糖的十分重要的農作物，咖啡園裡專門僱傭了數量可觀的奴隸勞作。他們分別來自牙買加、多米尼加、聖文森特、格瑞那達、聖露西亞、特立尼達島（Trinidad）、德梅拉拉-埃塞奎博（Demerara-Essequibo）和伯比斯（Berbice）。與糖種植園相比，咖啡園中作物種類繁多，但規模較小。而糖工業之所以作物單調，多樣性不大，是因為種植糖作物要求的地理環境比較特殊，它們常常孤立分布在高地上。而在種植棉花、咖啡、可可、甜椒和糧食的作物莊園裡工作的奴隸，他們的勞作沒有在糖種植園中的奴隸們那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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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島嶼上的種植園相比，美洲大陸上的種植園不會有如此多的勞動力集中在單一農作物的種植上。18世紀早期英屬北美殖民地上的奴隸們工作種類繁多，北方的奴隸通常在農場勞作或是充當家僕，在切薩皮克（Chesapeake），奴隸們種植菸草、莊稼和飼養家畜，有的當伐木工。到了18世紀30年代，儘管大陸殖民地上每10個奴隸中就有4個從事於種植菸草和莊稼，但仍有相當大一部分奴隸從事非農業生產，充當家僕、手工業者或從事其他非農業生產活動。直到18世紀60年代，美洲大陸上的奴隸才有近一半的人從事於三種主要農產品，即菸草、大米和青靛的生產。而與此同時，切薩皮克卻有更多的奴隸從事小麥生產。進入18世紀以後，小孩和老人在美洲大陸奴隸人口中的比率相對較高；同時，從事勞作的奴隸人口也有所下降。到了北美獨立革命時，約有80%的英屬北美殖民地奴隸活躍於反抗奴隸制度的鬥爭之中。
種植園裡有一些奴隸不用干艱辛的農活，而是從事對外或對內貿易，有的人成為農村種植者與城市消費者之間的中介，有的則經營小船業務，或成為漁民、音樂家、工匠等。奴隸們從事的這些職業混淆了奴隸與自由人之間的區別，因為這個原因，逃跑的奴隸發現，他們很容易找到生存的手段。經營對外和對內貿易使一些奴隸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一些流動資金掌握在這些奴隸的手中，在奴隸制的後期，這些奴隸已經有能力購買一些破產的土地，使他們自己成為農場主。因此，奴隸制社會並不是一個靜止的社會，社會上下層的移動常常會導致不同社會地位之間人們的角色轉換。奴隸的經濟地位提高，為他們爭取自由奠定了一定的基礎。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早期，一些黑人奴隸取代白人成為熟練工、監工和家僕。但黑人取代白人的範圍有賴於種植園的種類、黑人與白人的比率和奴隸總數的規模大小，因此，像牙買加這種擁有眾多黑人的大種植園和糖殖民地，黑人基本上完全取代白人；而在維吉尼亞這種主要由白人構成的菸草殖民地上，黑人取代白人的比率就不那麼高。在一個成熟的奴隸種植園，從事各項工作的奴隸比例大致分配如下：70%—85%的奴隸干農活；10%—20%干技術活，當半熟練和監工；5%—10%充當家僕。這個比例也因地域差異而不盡相同，例如，在糖種植園就要比在切薩皮克多出約1.5倍的技術性工作。[66]個別地方奴隸因性別、年齡、膚色、力氣大小和出生地不同而被分配不同的工作，男性奴隸主要做技術性工作，女人們一般干體力活和農活，孩子根據年齡大小來決定是否加入幹活隊伍和從事哪種農活。奴隸中淺膚色的通常被分配充當家僕，如果是男性的話，則幹些技術工作，克里奧人（Creole）[67]也比一般的非洲人容易被派去從事工藝品勞動，同時，一些非洲少數族裔比其他非洲同胞更有可能逃避地里的農活。
生活在城鎮和城市農場裡的一些奴隸也避免了干農活。到了18世紀晚期，居住在城市裡的奴隸比例，在北美殖民地大約為5%，在加勒比英屬殖民地約為10%。[68]與絕大多數種植園裡的奴隸們不同的是，城市裡的奴隸大多由部分白人和從種植園釋放了的黑人奴隸構成，他們各自生活在一個小群體之中，通常被居住地的女性監管人員嚴密地監視著。城市奴隸人口中女性人數要多於男性，而且以非洲的有色奴隸為主體。居住在城市中的奴隸，他們有的是家僕、小商小販，還有的是港口的搬運工人。不僅如此，居住在城市中的奴隸與來自農村的奴隸相比較，有多於兩倍的人是熟練的碼頭搬運工、漁夫或工頭。
奴隸們不僅為奴隸主幹活，而且他們也為自己工作。他們的工作能力因人而異，大小不一，參差不齊。在巴布達島（Barbuda）和巴哈馬殖民地，那裡的奴隸純粹是農民，耕種廣袤無垠的土地，從事畜牧業或者花大力氣從事狩獵和捕魚的工作。在牙買加和聖文森特的大型糖種植園，那些自身優勢不強的奴隸則更多地從事於耕種作物和畜養家畜。而更差一點的，那些生活在北美殖民地鄉村裡的奴隸，他們負責在種植莊稼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備足儲備物等。奴隸們為自己幹活的機會和範圍在小殖民地上要相對較小，如安地卡島（Antigua）、巴貝多島，在那兒奴隸幾乎沒有時間給自己找活干，而只被允許修整莊園自家糧食地的雜草。奴隸們居住地距離遠近不一，年老的、體虛的和一些年齡較小的奴隸深感工作艱辛、壓力巨大。農活的負擔越是沉重，則從事農作物耕作的奴隸患病、壽命下降和低生育率的情況就越是嚴重。但奴隸從出售自己生產的物品和物物交易中也可獲得物質利益，長期以來，因為奴隸的開墾和耕種，作物耕種面積不斷擴大，奴隸的辛勤勞作也為形成其獨立的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活打下了基礎。
種植園奴隸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婦女參與田間勞動。種植園最需要的勞動力為16—50歲的男性。在舊式種植園中，由於社會控制的需要、死亡率的增加和市場的需求，女性勞動力占了相當的比例。當最初的清除森林、開墾荒地的任務完成後，婦女像男子一樣從事耕作、收穫和製造工作。在每一塊加勒比殖民地，婦女參與絕大多數的勞動，在一些大的種植園，婦女參與田間勞動的人數比男性還要多，勞動年限也比男性長。但是，男女的分工還是存在的，男性的職業選擇範圍比婦女大得多。貿易行業把所有的婦女排除在外，她們也不從事像漁獵、運輸或監工類的事務，婦女僅僅被限制在田間和家庭勞動中。由於婦女參加艱辛的勞動，所以，這一時期加勒比種植園殖民地的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黑人女奴的工作環境很差，艱辛的工作使那些婦女到30多歲了還不能生育。在非洲人被移居至新世界的過程中，他們喪失了最好的生兒育女的時期。他們難於找到配偶，不願要小孩。哺乳期相對較長也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同時與糖工業生產強度相關的還有食物營養結構，從事糖種植業的奴隸經常缺糧，加勒比地區女奴的月經初潮要比北美女奴晚1—2年。加勒比女奴的食物營養結構，如蛋白質缺乏和低脂肪也導致了月經功能的紊亂，加速了閉經的到來。此外，奴隸的家庭生活相對脆弱短暫，也導致不育。儘管加勒比地區有一部分奴隸成功地組建了家庭，但產糖島上核心家庭卻較之北美家庭要脆弱，不牢固。
美洲的種植園奴隸制影響和支配著奴隸家庭的生活：奴隸主總體上只承認母子關係，絕大多數被買來的男性奴隸找不到配偶，奴隸主通過出售和轉手奴隸破壞了奴隸家庭，奴隸主對女奴進行性騷擾。這些就造成了奴隸社會的不穩定和混亂，奴隸婚配少，整個社會無組織性，甚至引起奴隸的叛亂和反抗。
家庭生活的情況也各不相同，黑人家庭的生活通常較為平淡，非洲黑人中有一半乃至超出一半是和朋友、其他人而不是和親屬生活在一起。但是，非洲人尤其是船員總是營造一種虛擬的血緣關係，他們常常把船友的孩子視為己出，看成自己的親骨肉。在特立尼達島，那些幸運地找到了配偶的非洲人聯繫上其他地區或其他部落的非洲人，特立尼達的非洲人常常生活在核心家庭的集體之中。隨著克里奧人口的增加，種植園形成了廣大的親屬關係網。典型的奴隸住宅包括男人、婦女和她的孩子，但是隨著種植園與種植園之間婚配日益平常，因婚姻而建立起來的血緣關係網也就隨之不斷擴大。很多克里奧人生活在由母親和孩子構成的家庭單位里，即母親的一個配偶居住在附近的種植園裡，或者生活在大家庭之中。而這種形式的家庭生活更多的以錯綜複雜的親屬關係網為中心，而不是以單個家庭或者核心家庭為主要生活內容。
18世紀末，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黑人中，可能結婚的人數增多了。大陸上的黑人家庭和核心家庭要比加勒比群島上的家庭基礎更為牢固，力量更為強大。奴隸人口克里奧化意味著奴隸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侶，生活在親屬血緣關係之中。一名切薩皮克婦女在 18世紀70年代過著這樣一種家庭生活：她身邊有她自己親生的5個孩子，19個孫兒孫女和外孫兒外孫女，9個曾孫子女或曾外孫子女，還有4個女婿、媳婦和3個孫女婿、孫媳婦，因此她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血緣網中。[69]加勒比地區島上的奴隸家庭比大陸更多些，因為島上的奴隸被出售和移居的可能性比大陸要小，島上家庭很難分散到更廣闊的區域。
家庭是黑人社會制度的關鍵，整個社會離不開一整套社會規範。社會中奴隸之間的關係有以下幾種形式：獲得釋放享有自由的奴隸與仍為奴隸身份的奴隸；相互聯繫、互幫互助的奴隸與那些分散獨居的奴隸。在關係兩極化的奴隸社會中，確定標準規範彼此關係及行為方式，是調解和處理白人與黑人、黑人內部之間的關係的關鍵。
法律是使自由與不自由的奴隸雙方關係制度化的一項重要手段，英屬加勒比的巴貝多是這方面的樣板。美洲大陸的殖民地南卡羅來納於17世紀晚期開始效仿，18世紀便在許多殖民地蔚然成風。通常，有關黑人的法規內容是限制和鎮壓黑人，不准許他們進行沒有經過統治者授權的活動，如奴隸們大型聚會，擁有槍枝和其他武器，吹奏喇叭和擊鼓，或舉行秘密儀式。對於反抗白人的武裝起義，所實施的懲罰非常嚴厲，許多殖民地都建立了特別針對奴隸的法庭。加勒比地區牙買加的刑法最為嚴厲，而南卡羅來納是整個美洲處罰最嚴厲的地方。
同時，風俗習慣同法律一道成了規範所有殖民地黑人行為的有力手段。不同的奴隸主有不同的手段控制和奴役奴隸，在不同地區方式也不相同，但共同之處仍是存在的，其中重要的一點，也是奴隸制的特點，就是高度個人化和強制化，用鞭子，而不是用法律規範奴隸。在種植園或者奴隸主家裡，奴隸主及其家庭成員採用各種各樣的高壓手段來管制奴隸，而不需要依賴外部權威，暴行和慘劇在種植園裡隨處可見。加勒比及新建的殖民地上的奴隸往往感到孤立無援，那裡的暴行更血腥，奴隸主的名聲也更惡劣，針對奴隸的暴力和威脅無處不在。在人身方面，奴隸備受主人的虐待，在加勒比，人們認為奴隸由於舉止不當而受鞭打是正常的。在安地卡，「有些本性殘忍的人，隨心所欲地違反上帝戒律和人道原則，經常殺死、殘害或肢解自己或別人的奴隸，而從未受到處罰」。[70]為了減輕對黑奴的懲罰，牙買加的《統一奴隸法》作出規定：鞭笞最多39鞭，同時，對肆意殘殺奴隸的人處以死刑；手段過於殘忍也會受到懲罰。
有些奴隸主希望用獎賞來代替懲罰，一些地方給奴隸放半天或一天假，用於修整自己的糧食地。允許奴隸參與一些社會活動，如鄰居或朋友的葬禮。奴隸主也常常在宗教節日期間給奴隸們放假，尤其是聖誕節，那是奴隸們大獲自由的日子。有些地方黑人過白人的節日，給奴隸小費也很平常，在豐收的時候還有星期天也會給奴隸發放加班費和其他小費。奴隸主也允許奴隸有自己的喜好，在這方面家僕、車夫和小生意人是最初受益的奴隸。當然這些情況主要發生在面積大些的種植園，奴隸工作的特殊地位、等級和年齡大小不同，都使他們享受到與眾不同的權利。但這些情況不適用於小種植園，而在北美殖民地，切薩皮克的部分地方則比較常見。[71]
奴隸與奴隸主的相互依賴關係越來越緊密，黑人不僅僅是白人行為的對象，還是他們自己規範社會關係的主體。地理起源是重要的因素，有時候從非洲一個特定地區來的移民成了英屬美洲殖民地的重要移民力量。在18世紀30年代，輸入南卡羅來納的黑奴中有3/4來自安哥拉（Angola）；而在1750—1790年，牙買加移民中有4/5的奴隸來自於黃金海岸（The Gold Coast）。大多數時候，同一民族文化背景的非洲人會努力尋找相互交往的渠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洲人會更多地與異族人一起逃跑或通婚。
在加勒比地區早期居民中，非洲人與克里奧人的關係比較特別。克里奧人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歐洲白人以專業職業人員和莊園管理人的身份留在殖民地，然而，這些島上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白人男子根本不可能考慮結婚，於是女奴和自由女黑人成了他們的性夥伴。他們既可以享受性的樂趣，又免除了婚姻生活的責任和麻煩，如此產生的後代便成了克里奧人。自大的克里奧人經常看不起純粹的非洲人，稱他們為「鹽水黑奴」或者是「幾內亞鳥」（珍珠雞）。新近被抓為奴隸的非洲人往往集體逃跑，而克里奧人逃跑則單打獨鬥、一人行事。加勒比地區一些奴隸社會團體中，克里奧人有時將一些非洲人帶到家中並令他們為其工作。在克里奧人構成人群主體的地方，他們很早就訂立了一套生活的規矩和準則，[72]非洲人從中學到了很多條條框框。在切薩皮克，新來的非洲人很容易迅速地適應新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之前與克里奧人建立的聯繫。
克里奧人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加固了奴隸間的凝聚力。但是，一直以來，膚色的深棧，又經常造成工作種類的不同，引起奴隸社會的分離。在不同的地區，奴隸們不同的種族、膚色也使得他們享受的權利有所不同。加勒比島國的種植園主絕不會讓具有歐洲血統的黑白混血兒干農活，但在陸地種植園內，情況卻大不相同：他們一樣得種地，只是很多家僕和技術工人的職位由具有歐洲血統的奴隸給占領了。在管理家務事方面，他們占統治和領導地位。
奴隸中的有色人種是最有可能被釋放的，他們也因此成為黑人中最強的分裂力量，成為了奴隸制度下一種反常規的、不尋常的產物，由此成為一個兩級奴隸社會中新生的第三級力量。重獲人身自由的人通常以給自己重新命名為標誌，他們搬出原有的住所，把家人安置到更為安全可靠的地方，他們努力加強同社會群體的聯繫，積極地置辦和買賣財物，甚至是奴隸，並且靠求助於法律來保障他們辛勞所得。但是在整個18世紀，獲得釋放的奴隸太少了，以至於他們還不能明確地將自己與奴隸區分開來，很多人仍與奴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8世紀70年代，被釋放的有色人種和黑奴只占牙買加和維吉尼亞整個奴隸總人口的2%，而在巴貝多和南卡羅來納這個比例還不到1%。隨著被釋放的奴隸人口的增加，奴隸以獨立身份出現的機會也增多了，但這是一個不平坦、道路崎嶇的過程。被釋放的黑人和有色人種成為介於白人奴隸主與黑人奴隸之間的中間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巴貝多和英屬蓋亞那（Guyana），社會仍為二級社會，被獲准自由的奴隸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被釋放的人中也有等級區別，自由了的有色人種與白人身份更緊密，而解放了的黑人則仍被認為是黑奴。
在各種形式的交流中，英帝國的黑人產生了文化和亞文化，而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則是語言——黑人講各種不同的語言。在非洲向英屬美洲殖民地輸出奴隸的那個區域地帶，非洲人的語言總共約有1000種。18世紀晚期英屬非洲殖民地上的奴隸語言交流的方式多種多樣，從語音音調高低不同的沃洛夫語（Wolof）到破擦音和吸氣音變化的科伊桑語（Khoisan）。有時候還出現打破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人，他們能說不止一種非洲語言和以英語為基礎的克里奧語。一些非洲語言也隨著非洲人進入新世界，在牙買加邊界地區，語言變革者充分地利用了英語和他們自己的阿坎語（Akan），將二者合而為一。在那些非洲人和黑人聚集的種植園裡，儘管他們也說「洋涇浜」英語、克里奧語，甚至是標準英語，但是仍有大量非洲人在一段時期里仍會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在那些居住著享有特權的奴隸的小城鎮，以及那些非洲人和黑人為主的奴隸制社會之中，絕大多數黑人說的很可能是一種迅速克里奧化了的語言，而一些人則說起了標準英語。一小部分奴隸主說其他歐洲語言，如在賓夕法尼亞港的奴隸主說德語，在紐約的奴隸主說荷蘭語，在魁北克的奴隸主講法語。而與此同時，許多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講英語，甚至在北卡羅來納高地講蓋爾語（Gaelic）。毫無疑問，非洲人是能說多種語言的語言使用者，他們比英帝國其他民族更加精通於語言表達。
儘管非洲的語言種類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但標準規範化的語言仍是絕大多數黑人所使用的一種克里奧語，其詞彙多數來自英語，而語言和句法則主要來源於較少使用的西非克里奧語或者洋涇浜語，除此之外還來源於其他多種非洲語言。也就是說，非洲人將歐洲語言的詞彙融入與之有很多共同之處的西非語言的語法結構之中。儘管這些大西洋沿岸的克里奧語與許多下層非洲人說的語言有很多結構特徵上的共同之處，但它仍是個獨立的語言體系。英帝國的黑人至少使用25種不同的克里奧語：其中有8種主要以英語為基礎；2種主要以荷蘭語為基礎；4種以法語為基礎。[73] 18世紀晚期，絕大多數生活在切薩皮克的奴隸，也是美洲大陸奴隸最大的聚合體，他們很可能講的是一種非標準的地方英語。
和黑人多種語言形式並存的情況一樣，連續的大規模的音樂表現手法也因歐洲和非洲人的靈感來源、文化底蘊不同而競相開放。黑人音樂的發展方式與克里奧語的形式息息相關。黑人們保留了傳統行為模式的內在結構卻採用了一種新的外在形式，音樂內在結構的重要的元素包括複雜多變的節奏、打擊樂奏曲、切分音和應答輪唱模式。[74]
早期奴隸的特殊地位使他們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處於劣勢。英國的法律規定，人們不能把基督徒變為奴隸。一旦奴隸變成了基督徒，就再也不能把他們當作奴隸，也不能把他們當作奴隸加以控制。因此，儘管有的奴隸有皈依基督教的願望，一方面他們希望從教會得到知識，另一方面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殖民地當局則拒絕他們的要求，把他們關在宗教的大門外。因此，黑人奴隸將他們自身的傳統宗教內容注入基督教，他們並不是一味地完全接受基督教義，而是有選擇地兼收並蓄，創造了自己的宗教。18世紀中期以後，基督教新教派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種族間廣泛傳播，越來越多的黑人奴隸放棄了自己傳統的宗教信仰。黑人奴隸在美洲殖民地的勞動和生活中，追求自身的獨立性，創造了自己特有的語言、音樂和宗教，簡而言之，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文化。
總之，英國人建立美洲殖民地的目的是商業擴張，在重商主義的旗幟下，美洲殖民地為英國的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和原材料產地，英國通過與殖民地的貿易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英國本著重商主義的原則，為了滿足自身和歐洲市場的需要，在美洲殖民地大量投資甘蔗種植園，發展單一經濟，給殖民地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為了給西印度種植園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大肆販賣非洲奴隸，在美洲種植園推行奴隸制度。第一英帝國時期的黑人奴隸被固定在一個個種植園裡，在那裡，他們有著相同的命運，遭受著無盡的折磨和迫害，過著短暫而貧困的生活，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在勞作，組建弱不禁風的家庭，受盡殘暴虐待，他們講克里奧語，創造了自己有特色的音樂風格，他們相信神仙魔力，逐漸適應和屈服於奴隸制度下的悲慘生活。英帝國在美洲的繁榮是建立在美洲奴隸制基礎之上的，到帝國後期，美洲殖民地出現了奴隸的反抗運動，英國公眾輿論對奴隸制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英國經濟和工業的快速發展，超出了大西洋的地理範圍，使英屬西印度的重要性大大削弱，英國從貿易國轉變為一個金融、製造和貿易為一體的綜合性的經濟大國。與此同時，美洲殖民地的經濟迅速衰落，建立在重商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的奴隸制已經不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資本主義必然為奴隸制敲響喪鐘。19世紀初，英國廢除了美洲的奴隸制度，加勒比海殖民地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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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26.
[11]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6.
[12]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p.3.
[13] 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謝璉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66頁。
[14]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8.
[15] Ibid.p.152.
[16] 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66頁。
[17]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9.
[18]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等：《高級印度史》，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0—691頁。
[19]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26.
[20]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等：《高級印度史》，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0—691頁。
[21] 同上書，第692頁。
[22]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Ⅱ The Old Regime 1713-1763.Cambridge 1988 p.40.
[23] C.A.Bayly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Ⅱ？1 India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8 p.8.
[24] Koh-i-noor 光之山巨鑽，又稱「科依諾爾鑽石」，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名貴的鑽石。現被鑲嵌在英國女王的皇冠之上。
[25]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60.
[26]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61.
[27] 路易斯堡，加拿大東南部新斯科舍省布雷頓角島東南部海港。
[28]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162-163.
[29] J.Holland 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Ⅳ British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164.
[30]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168.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3—174頁。
[32] P.J.Marshall East Indian Fortunes The British in Beng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76 pp.19-20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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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J.Marshall East Indian Fortunes The British in Beng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76 pp.24-25.
[35]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99.
[36] Ibid.p.165.
[37] R.C.馬宗達、H.C.賴喬杜里等：《高級印度史》，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27頁。
[38] A.Goodw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Ⅲ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Cambridge 1965 p.219.
[39]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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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W.A.Barker 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and 1688-1852 London 1963 p.146.
[61] 愛德蒙·伯克：《美洲三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63頁。
[62] 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島簡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2頁。
[63] 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島簡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6頁。
[64] Franklin W.Knight The Caribbean-The Genesis of Fragmented Nationalism Oxford 1990 p.130.
[65]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區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0頁。
[66]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2.
[67] 西印度群島或拉丁美洲的歐洲移民的後裔，也指西班牙人、法國人與黑人的混血兒。
[68]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2.
[69]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4.
[70]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區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4頁。
[71] Richard Pares A West-India Fortune London 1950 pp.131-132.
[72] Edward Brathwai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1971 pp.164-166.
[73]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9.
[74] Ibid.p.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