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上霸權的建立

  今天，在位於查塔姆[97]（Chatham）的海軍造船廠的行政長官房屋裡，沿著它最主要的樓梯一直走，抬頭時可以發現天花板上有一幅大油畫。這幅油畫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了，它是1705年畫的，延用了巴洛克式風格，基調歡快，象徵著和平、富足、正義和寬容。整幅畫比喻英國：一個因統治海洋而繁榮昌盛、公平正義的國家。最令觀眾驚奇的是油畫中莊嚴宏偉的海神形象，人們很快會把它看作英國海軍掌管海洋的象徵，這種典故為英國的敵國法國所深深知曉。1775年，一位法國官員在讚嘆英國海上力量的擴張時曾感嘆道：「海神的三叉戟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權杖！」這幅油畫是在英國與法國之間第一回合的全球性戰爭中完成的，這些戰爭從1689年開始，此後一直持續，少有停歇，直到1783年才結束。這其中貫穿著兩條線：其一是阻止法國在歐洲建立霸權；其二是犧牲法國和西班牙的利益，擴大英國的海上貿易及殖民地。由於法國對於海洋霸權的漠視與英國對於海洋霸權的重視，法國失去了它原本擁有的很多東西，而英國通過海洋獲得了它所不曾期許的許許多多。

  英帝國的建立和發展依賴於強大的海軍，第一英帝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一個海洋帝國，或者說是大西洋帝國。第一英帝國是在重商主義指導下的帝國，它所追求的就是商業利益，而這一切利益的獲得離不開其海上霸權，早期歐洲殖民國家的建立和強大無不是由於強大的海權而取得的。為了保護日益發展的海上貿易，一支強大的海軍和完整的海軍基地系統是不可缺少的，從某種意義說，貿易和海上力量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已。沒有強大的海上力量，《航海條例》就只能是一紙空文，殖民地就始終會有遭受攻擊的危險。因此，英國與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大陸國家的競爭實際上就是海權的競爭，海權是英國商業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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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吉利民族國家形成後，英國逐漸成為歐洲的一大強國，它十分關注歐洲大陸的權力均衡問題，這是因為荷蘭或漢諾瓦王室控制著王權，而且英國還不斷受到來自歐洲大陸強鄰的威脅。英國有意識地推行海軍優勢政策，把掌控制海權作為進行戰爭的主要手段。這種政策與英帝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重要性和不列顛島國易遭海上封鎖卻又能免遭陸上進攻等因素有關。英國掌握了制海權，歐洲大陸上的圍城攻堅戰就能得到海上封鎖的支援，還可以切斷敵軍的供應。在17世紀50年代英國首次創建強勁的海軍，並逐漸發展成為歐洲最為龐大的艦隊。就其最初建立的目的而言，海軍主要是用於自衛，它的基本義務就是保衛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所以，當時英國海軍大量採購的艦船通常都是停泊在國內水域。法國在英吉利海峽輕而易舉就能組建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這對英國是一個極大的威脅，英國的海軍是自身唯一可依賴的防禦力量。英國海軍建立之初力量相對薄弱，英國政府在面臨入侵危險之時不得不將大部分軍艦部署在英吉利海峽，而法軍卻能傾其所有力量挑起爭端，即使不存在被侵犯的威脅。當海軍由於力量單薄而不能滿足要求時，英國陸軍有時不得不作為替補力量增援海軍。

  英國海軍的作用是保衛帝國。長期以來，貿易和帝國的防禦一直就是影響英國海軍發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海軍主要用於支持海外擴張以及保護海外貿易。當時，商業活動本身就被看作對海軍防禦力量的極為必要的支持，1672年一本小冊子的作者寫道，「英國的利益不容置疑在於貿易」，「既然貿易是令我們要麼富有要麼安全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我們將成為強鄰的獵物；而如果沒有貿易，我們將不可能擁有任何海軍和戰船」。[98]英國與歐洲海權強國（主要是法國、西班牙和荷蘭）的關係嚴重影響到海外貿易，其許多殖民地進口商品通過加工改良後又出口到歐洲大陸。政府的財源與外貿盈利聯繫相當密切，同時海外貿易創造了大量的流動資本，可用來加強海軍力量。

  近代英國海軍常常處於備戰狀態，時刻準備應付每一場戰爭。由於英國本身的地理環境，它所有的對外貿易都必須通過海運來完成，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大陸國家，必須首先維持一支龐大的陸軍以供防衛需要，在發展陸軍的基礎上發展海軍，因此財政投入比單純發展海軍要大得多。正因為如此，英國海軍的發展要比其他歐洲國家要快。有數據表明，英國艦隊的規模不斷擴大，從1688年的173艘軍規、6930門大飽、總排水量大約10.2萬噸，增加到17世紀末的323艘戰艦、9912門大炮、總排水量16萬噸。[99]海軍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克倫威爾時期英國的海軍人數為3萬人，到17世紀90年代，威廉三世的海軍人數已達4.5萬人。[100]英國海軍和平時期人員的建制在1.4萬—2萬人之間，此外還有皇家造船廠雇用的3000名造船工人，造船廠當時已成為大規模生產的工業部門。艦隊在戰時得到迅速擴充，留作後備的舊船編入現役並建造新船以應戰爭擴大之需。1763年，英國海上各類船只有270艘，船員7.6萬名；而在1783年則擁有船隻430艘，船員10.7萬人。[101] 1688年以後的一百年間，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永恆的主題就是英法之間的競爭，雙方為了經濟利益，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發生了全球性的衝突。然而在長期不休的戰爭中，英國戰勝了法國，在經濟競爭中處於上風，這勝利就來自於英國強大的海上力量。在整個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在歐洲戰爭中一直遵循一種固定的模式，即只派一支較小規模的陸軍在大陸作戰，卻用它的商業財富來資助聯軍，同時利用它的海上優勢控制歐洲周圍的水域，並贏得殖民貿易和海上貿易鬥爭的勝利。[102]

  然而，第一英帝國初期的海軍還沒有與商業艦隊完全區別開來。皇家海軍艦艇上的水兵成分比較複雜，或是由志願人員充當，或是由窮苦人家的孩子、孤兒和流浪兒充當。帝國後期船員的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船員中的近半數是受戰時入伍津貼的吸引而志願入伍的，其餘的人則從商船上徵募而被迫入伍。戰爭爆發後，這些條例得到修改，以便僱傭更多的外國人。到18世紀末實行這種有組織的強迫服役以前，徵募工作一直是由地方長官授權的抓丁機構進行的。各港口的抓丁隊都有固定的集合點和徵募中心，把抓來的兵員從這裡轉移到新兵船和值勤船，以便分配到有關船隻服役。這些船隻的船長還授權從回國途中的商船上強征船員，在外國船隻上搜尋逃兵，甚至可以僱傭外國海員。抓丁是一種惡劣的徵兵制度，港口和入港的商船首當其衝。在和平時期，英國只保持在緊急狀況下所需海軍兵員的1/5。海軍之所以需要依靠強征制度，原因是由於海軍的軍餉不高，不能吸引足夠的人來服役。海軍給的報酬不如武裝私掠船的多，但生活卻比商船隊艱苦。在七年戰爭的各次戰役中，陣亡的水兵是1512名，而病死和失蹤的水兵卻多達133708名。海軍的薪水從1651年到1797年一直沒有變化，二等水兵每月是22先令6便士，三等水兵只有19先令。相比起來，商船上水手的工資有50—60先令。[103]既然海軍不可能也不會用各種好處來留住其人員，抓丁就成了一種必要但卻遭人反對的做法。抓丁的做法嚴重干擾了貿易這個18世紀英帝國的立國之本，為了維護貿易，英國曾制定了一些法規來減輕抓丁造成的不良後果，如對離港的商船儘量不去抓丁。《航海條例》也經過修改，規定在戰時商船可以僱傭外國人，外國人可以占全體船員的3/4。1775年進一步修改條例，不僅取消了商船僱傭條款中關於外國船員可占3/4的規定，而且允許所有在英國商船上工作過兩年的外國人都可以成為英國船員。

  18世紀的海軍為軍官提供了誘人的職業，皇家海軍的軍官是由一些精通海上技術、獻身海軍事業的人擔任的。皇家海軍給予他們地位，但並不保障他們的職業，報酬也有限，但它仍是一種光榮的職業。[104] 18世紀英國海軍採用藍白色統一軍服後，海軍取得了與陸軍一樣顯赫的聲譽。海軍軍官除工資外，還可以從變賣戰利品中增加收入，只要有技術和機會就可能獲得巨大財富，所以在和平時期對艦長職位的競爭非常激烈。海軍軍官有的來自貴族和鄉紳家庭，或是與他們有裙帶關係、能得到他們照顧的人；也有的來自中等階級——小地主、教士和律師的子弟，他們憑才能和機智得以晉升。還有的來自商船船隊，但他們的數量日益減少，這是由於他們沒有社會地位，提升很慢。但是，英國海軍在使用高級軍官時，採取非全日制的體制，只有在實際工作時才能獲得全薪，而在岸上且不工作時就只能領取半薪，所以海軍軍官們在經濟上經常陷入困境，這些海軍軍官經常到外國海軍和東印度公司艦隊服務。

  在戰時，英國海軍由海軍部、海軍大臣和掌管海軍大臣辦公室的七位委員領導，與供應有關的事務則由下屬各委員會分管，其中主要是海軍委員會（Council of Marine），其主管官員是審計官、財務主管、檢查官和條例管理官。另外還有軍糧委員會、傷病人員管理委員會，後者除管理醫療部門外還負責戰俘事務。[105]

  英國戰略思想最重要的發展是18世紀40年代建立西方艦隊（West Squadron），將主力戰艦調至英吉利海峽向風處而不是在海峽內來保衛海峽，因為那裡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是西南風，恰與英吉利海峽水流方向相反。法國和西班牙都沒有在英吉利海峽內設立海軍基地，因此它們的艦隊必須向西而行。法國和西班牙的船隻從諾曼第（Normandy）和布里特尼港口（Britanny）出海航行經過英吉利海峽時，需要本國海軍為其護航。而英國大部分海外貿易船隻在英吉利海峽來來往往，如果戰艦守在海峽缺口往西一帶，那麼就能很方便地掩護外航和回航的船隻，監視法國在布雷斯特（Brest）的海軍基地並攔截其進出軍艦，保護愛爾蘭免受侵犯，並封鎖或至少可以驅逐任何進入海峽的戰艦。如果將戰艦放置在容易與岸上取得聯繫的位置，並能得到有效的指揮和維修，那麼單獨一艘戰艦就可以滿足英國所有最基本的戰略需要了。[106]西方艦隊的戰略思想構成了英國一個多世紀以來航海戰略的核心內容，然而在實際運用中卻總是引起爭端。戰艦巡航範圍覆蓋了從克利爾海角（Cape Clear）到菲尼斯特雷角（Finisterre）上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而每一次能保護的只有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如果戰艦儘可能地長時間在海上集中巡航，遇到敵艦的話，那它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並同樣增加了為從西印度群島和東印度群島（East Indies）回來的船隻護航的機會，但是這同時也加劇了戰艦的損耗，特別在秋季大風的時候出航，一次秋季護航後，好幾個月艦隊都處於嚴重損傷的狀態。如果讓艦隊在巡航基地分散成幾個小分隊，也許能更好地保護貿易，但同時也存在被狙擊的危險。如果讓艦隊停泊在港口，保持其最佳狀態來迎擊敵艦，但那也是最冒險的做法。此外，選擇港口也存在爭議，斯匹海特港（Spithead）、朴次茅斯（Portsmouth）附近的聖海倫（St Helen）雖然方便，但是遠在海峽上方；托貝港（Torbay）要麼太容易受到敵軍攻擊，要麼是刮東南風。普利茅斯海峽（Plymouth）口的卡桑德海灣（Cawsand Bay）過於狹窄，容易暴露；而普利茅斯造船廠附近的哈蒙茲港（Hamoaze），船隻進出又太費時。於是，假如英國海軍艦隊企圖封鎖布雷斯特的話，那麼基地應該設立在哪裡呢？若設立在布雷斯特港口附近，它地處東南風口，是相當不安全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因為法軍戰艦可以在刮東風的時候順風出航；又若設立在托貝港等到風轉向，這等於比敵艦獲得先航200英里的優勢。對此，沒有絕對正確或錯誤的答案。在不同的情形下，不同的將領和司令部採取不同的方案。18世紀40年代，弗龍（Vernon）主張將艦隊主力調至大西洋的「淺水處」——通向西方的航道（Western Approaches），同時用一支小一點的艦隊守住海峽以防入侵。他說：「我一直認為停泊在內港的海軍艦隊既不能起到保衛王國的作用，又不能保障我們的商業貿易順利進行。要保護這兩者，最可靠的辦法是將一支強勁的艦隊調至淺水處，這樣既能達到保護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的目的，同時又能維護我們的貿易活動。」[107]

  西方艦隊司令喬治·安森支持這一觀點，但他傾向於將主力留在港口，直到確知敵艦出動再出航，從而無須分散兵力。但後來他受到了貿易商的攻擊，後者指責其置商業貿易於不顧。[108]安森解釋說，「法軍可能從未被如此煩擾過」，「我們王國也未如此保護過，將艦隊主力留守國內，一有法國船隻出發前往東印度或西印度群島，可以馬上派遣大量分隊出擊」。[109]桑威奇（Sandwich）則反對艦隊過於集中內海或港口內，因為會失去攔截對方商船的良機；他還認為如果保留足夠的兵力在港內以防不測，那麼可以考慮派遣分艦隊，但不必因擔心遭受攻擊而不敢採取進攻行動。他指出：「立即召回我們的巡洋艦隊，我們將犯同樣的錯誤：對敵軍每次進攻一味採取退讓的態度。就因為這樣，我們已經失去了每一個已擺在我們面前的機會。」[110]換一句話說，比起安森來，桑威奇主張更為冒險的方案，然而在實際作戰過程中安森的觀點占據上風，在他的指導下英軍取得了1747年兩次海戰的勝利。

  他們的觀點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們主要考慮近海區域，二是他們沒有提到封鎖一事。嚴密的封鎖常被認為是英國的「傳統」戰術，實際上這是一種很特殊又相當困難的軍事策略，需要擁有絕對優勢兵力，並且在許多情況下難以做到。這一戰術只不過在短時間的戰役中才得以運用。英國的「傳統」戰術，或者說從18世紀40年代起成為其「傳統」的戰術是控制近海海域，特別是控制「通向西方的航道」。這一策略被認為是抵禦外侵的最佳方案，既能保護英國貿易，又能擾亂敵方的貿易和海軍的軍事行動。[111]人們認為海軍的主要職責是保護貿易，尤其在競相建立貿易帝國的時代，保護商船隊是海軍公認的任務，因此貿易路線是海軍艦船的主要路線，而貿易路線的交合點就是海軍戰略的焦點。

  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與歐洲列強尤其是法國的海權之爭十分激烈，但通過一次次的戰爭，英國最終打敗了法國，取得了海上優勢，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英國有意識地推行海軍優勢政策，把掌控制海權作為戰爭的主要手段。這種政策一方面是日益增長的貿易重要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因為不列顛島國易受海上封鎖，保持海軍優勢既可以保護帝國的對外貿易，也可使帝國免遭陸上進攻。掌握了制海權，歐洲大陸的圍城攻堅戰就能得到海上封鎖的支援，還可以切斷敵軍的供應。

  威廉三世即位不久，英國就投入奧格斯堡同盟戰爭，這次戰爭主要是在歐洲水域展開的，戰場先後在愛爾蘭海、英吉利海峽、地中海等海域，雖然這次戰爭雙方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英國海軍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擴軍時期。在奧格斯堡同盟戰爭的早期，英荷聯軍對法軍進犯的威脅反應遲鈍，法國軍隊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於1690年6月，在比奇角（Beachy Head）奪走了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112]如果法軍保有對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就可以進軍英國本土，並把詹姆士二世送回到英國王位上，這令英國人惴惴不安。[113]然而法國居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乘勝追擊，因為法國方面，特別是路易十四本人，甚至包括他的一些高級指揮官，都沒有意識到海權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沒有利用這次來之不易的戰術勝利，尋求在戰略上打敗威廉三世。[114] 1692年，英荷方面通過在巴爾弗勒（Barfleur）和拉霍格（La Hogue）的兩次勝利奪取了軍事優勢[115]，在這兩次戰役中法國損失15艘大型戰列艦，這一數量超過了法國軍艦總數的1/4，軍士死亡上千。這次災難性的失敗大大地減少了法國海軍在大西洋上的可用兵力。

  1704年，英國攻占了直布羅陀，從此以後，直布羅陀就一直在英國的控制之下。直布羅陀是從大西洋進入地中海的咽喉，控制了直布羅陀就能控制地中海。這次戰爭，使英國成為最大的贏家，英國的海上力量大大增強，這是英國在建立世界帝國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奪取直布羅陀四年之後，在1708年，英國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奪取位於地中海西部的梅諾卡島上的內陸港口馬翁港。這裡是從巴利阿里群島對法國南岸作戰的最佳基地。[116]梅諾卡島位於地中海西部、西班牙以東，英國1708年攻下它作為海軍基地。對直布羅陀和梅諾卡島的攻占對英國的戰略攻勢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整個18世紀，英國在地中海的戰略計劃都是以直布羅陀為防禦基地、以梅諾卡島為進攻基地的，「攻占了它們後，英國軍隊可以在地中海永久駐紮，英國還可以對沿海的小國家施加政治影響」。[117]有了這些港口，英國在地中海進可攻、退可守。[118]

  1744年2月，西班牙和法國組成聯合艦隊一起出海，目的是企圖摧毀由馬修斯（Thomas Matthews）海軍上將指揮的英國艦隊，結果馬修斯在土倫（Toulon）附近海面先發制人，向聯合艦隊發起進攻。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艦隊向西班牙港口逃竄，但它們所受到的損失相對很小。馬修斯沒有乘勝追擊，他的副手也沒有給予適當的支持，英國人把這一戰役看作國恥，而由於西班牙艦隊在戰鬥中首當其衝，所以西班牙人認為他們取得了勝利。但是，這次戰鬥產生了另外一個結果，就是西班牙人埋怨法國人沒有給予支持，從此以後，法國和西班牙兩國艦隊就沒有進行認真的合作，這對英國來說無疑是有利的。1747年，英國又攻擊了兩支由法國艦隊護航去殖民地的商船隊，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1759年，法國主將舒瓦瑟爾（Duke of Choiseul）計劃入侵英國本土，英國首相皮特要阻止這個計劃，他命令英國戰艦封鎖了法國的主要港口。法國地中海艦隊奉命去與法國西海岸布雷斯特處的大西洋艦隊匯合，在北上途中，於8月19日在葡萄牙海岸外的拉古什（Lagos）被英軍海軍上將博斯科恩（Edward Boscawen）擊潰了大部分，少部分逃回。11月，法國的大西洋艦隊從布雷斯特出海，準備運輸士兵入侵英國本土，英國海軍上將霍克（Edward Hawke）在亂石暗礁之間追逐這支艦隊直到基伯龍灣，最終摧毀了這支艦隊26艘戰艦中的7艘，驅散了其餘的船隻。從此之後法國再也沒有組織對英國本土的入侵。法國喪失海軍主力，對爭奪北美和印度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七年戰爭中，英國把力量放在海上、北美、西印度和印度，目的是與法國爭奪殖民地和海上霸權。1757年，七年戰爭早期，英國71%的戰艦和67%的海軍留在國內，而另有12%的戰艦和18%的海軍被派往地中海。1757—1762年，共有64%的海軍在國內和地中海地區服役。[119]這樣，大量海軍留守國內，使得英國取得了殖民地征服戰役的巨大勝利。1759年，英軍依賴海軍的防禦力量控制了「通向西方的航道」，在葡萄牙海岸的拉各斯（Lagos）大獲全勝，擊敗了法國的地中海船隊。1759年，英軍占領法國在西印度的產糖島嶼瓜德羅普和加拿大的魁北克，打敗了法國的大西洋艦隊。1760年9月，英軍占領蒙特婁，奪取了法國在加拿大殖民地的戰略要地，次年占領馬提尼克島。[120]法國的海上力量基本上被消滅。英國在印度戰場也取得全面勝利。1761年攻克法國在印度的基地本地治里。1762年，英國進攻哈瓦那（Havana），海軍從過去的經歷中吸取教訓，詳細制定了作戰方案，一舉拿下了哈瓦那，摧毀了一支相當強大的西班牙海軍力量。接著，從東印度群島出航的一支英國艦隊攻占了馬尼拉（Manila），徹底打敗了西班牙。至此，在英法的海權之爭中英國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強國。

  從以上戰爭過程可以看出，這些輝煌的勝利都是因為英軍在歐洲海域的優勢地位而取得的，同時大部分英國海軍又能夠待在國內海域，不出海作戰。這些都說明了控制「通向西方的航道」的重要性。七年戰爭後，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從前的戰略方針失去了作用，英國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外海。實際上，英國早在18世紀40年代後期就已向外海派遣部隊。由於七年戰爭獲得大量戰利品以及1760年喬治三世的繼位，英國向海外派遣軍隊的速度大大加快。這時，法國已經徹底被打敗了，英國和它以前的盟國普遍認為，法國已經不構成對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威脅。但更多的歐洲大陸國家把法國看作反對英國海上霸權、捍衛歐洲貿易自由的盟友，因此，英國也沒法再重建一個反法聯盟，這一體制在過去7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是英國對外政策的基石。[121]在這種情形下，英帝國的政策是將視線跨越海洋，建立一個海外貿易和殖民地性質的大帝國。

  第一英帝國是依靠強大的海上力量建立和發展的，英國就是通過在海上與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的海權之爭的勝利，建立起了強大的殖民帝國。發展海外貿易和商業利益是帝國的目的，海權是英帝國商業的命脈所在，七年戰爭的勝利是英帝國海權發展的頂點。雖然在美國獨立戰爭後，英國失去了部分海上霸權，但是英國及時總結教訓，振興和發展海上力量，通過控制英吉利海峽、地中海、大西洋等海域並開始將海上力量發展的重點轉向太平洋，到19世紀重新取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頁。

  [2]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封建社會歷史譯文集》，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9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372頁。

  [4] 同上書，第372頁。

  [5] 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頁。

  [8] 漢斯·豪斯赫爾：《近代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8頁。

  [9] 埃德蒙·惠特克：《經濟思想潮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頁。

  [10] 該書有多種中文譯名，主要有：《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論述》《關於英國公共福利的對話》《對本國同胞若干不平意義之批判的記述》《關於近來我國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簡單考察》等。該書是用問答體形式寫的，而署名又是W.S.，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推測該書是威廉·莎士比亞寫的，後來又認為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現在一般認為作者是約翰·海爾斯，出版者是威廉·斯塔福德，只是出版者對該書作了補充，換了書名，並以自己的名義出版，所以，可以將兩人都看作是該書的作者。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1971年版，第252—253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1971年版，第252—253頁。

  [13]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頁。

  [14] 同上書，第4頁。

  [15] 同上書，第3頁。

  [16]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頁。

  [17]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頁。

  [18] 同上書，第9頁。

  [19] 同上書，第12頁。

  [20] J.H.Ros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I Cambridge 1929 p.65.

  [21] 瓊·羅賓遜等：《現代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頁。

  [22] 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62頁。

  [23] Eli F.Heckscher Mercantilism Vol.Ⅱ London 1935 p.31.

  [24] 阿薩·勃里格斯：《英國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頁。

  [25]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6頁。

  [26]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9頁。

  [27] 查爾斯·達維南特：《記英國的公共收入與貿易》，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01頁。

  [28] 同上書，第177頁。

  [29]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30] 查爾斯·達維南特：《記英國的公共收入與貿易》，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98—201頁。

  [31] Andrew Gamble Britain in Decline London 1981 p.49.

  [32]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 - 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176.

  [33] John B.Ow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London 1974 p.xiv.

  [34] Ibid.p.xii.

  [35]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er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259.

  [36] John B.Ow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London 1974 pp.xii-xiii.

  [37] 楊生茂、陸鏡生：《美國史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38] 波將金：《外交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52頁。

  [39]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18.

  [40]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 - 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320.

  [41]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19.

  [42]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19.

  [43] D.W.Jones War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William Ⅲ and Marborough Oxford 1987 p.354.

  [44] D.W.Jones War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William Ⅲ and Marborough Oxford 1987 p.354.

  [45]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er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262.

  [46]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4.

  [47]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 - 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322.

  [48]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 - 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p.329-330.

  [49]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3.

  [50]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22.

  [51]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6 pp.52-54.

  [5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6 pp.52-54.

  [53]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21.

  [54]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21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37.

  [55]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p.26-28.

  [56] Jeremy Black ed.The Origins of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Europe Edinburgh 1978 pp.151-175.

  [57]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6.

  [58]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29.

  [59] Ibid.pp.31-32.

  [60]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 p.32.

  [61] Ibid.p.33.

  [62]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60-61.

  [63]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6.

  [64]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61.

  [6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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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56.

  [69]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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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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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錢乘旦、許傑明：《英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頁。

  [97] 查塔姆（Chatham）是英國東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

  [98] Nicholas Tracy Attack on Martime Trade Macmillan 1991 p.41.

  [99] 傑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頁。

  [100] 同上書，第209頁。

  [101] A.Goodw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Ⅲ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Cambridge 1965 p.176.

  [102] 傑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頁。

  [103]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Ⅱ The Old Regime 1713-1763.Cambridge 1988 p.185.

  [104]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Ⅱ The Old Regime 1713-1763.Cambridge 1988 p.187.

  [105] A.Goodw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Ⅲ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1793 Cambridge 1965 p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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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59.

  [113]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er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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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John O'Farrell An Utterly Imperi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2007 p.261.

  [116]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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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王繩祖：《國際關係史》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頁。

  [121] Jeremy Black ed.Knights Errant and True Englishme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800.Edinburgh 1989 pp.5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