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為什麼需要帝國

  在英帝國發展史上，17世紀是一個里程碑時代。正是在這個世紀裡，英國不僅基本上完成了對愛爾蘭的合併，而且擁有了「蘇拉特、孟買、馬德拉斯和聖喬治堡和威廉堡（加爾各答），甘比亞的一個貿易點，西印度群島的一些島嶼和北美沿海移民地區」。[1]第一英帝國即「早期殖民帝國」基本形成，這是一個以美洲移民殖民地和加勒比種植園為主體的重商主義帝國體系，[2]哈克盧伊特等殖民先驅思想家所設計的帝國夢想開始實現。

  但第一帝國並非一蹴而就，它萌生和準備在都鐸時期。1603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建立標誌著舊朝代的結束和新時期的出現，但斯圖亞特王朝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前朝造就的。一方面，都鐸王朝所設計的「英國是一個帝國」的藍圖得到了部分實現，即通過一系列內政與外交政策擺脫外來勢力，使英國作為一個自主的國家立足於歐洲民族之林，這是英吉利民族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也是以後英國實行商業擴張、建立殖民帝國的重要保證。伊莉莎白時代所奉行的民族自立方針推進了工商業和外貿事業，鞏固了國家的獨立與主權，提升了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激起了英國商人向外擴張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強固，走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成為「帝國夢」的追求目標，而要實現這一點，尋找海外市場、擴大海外貿易和進行殖民擴張是英國的必然選擇。

  斯圖亞特王朝建立後，英國表現出強烈的擴張欲望及擴張勢頭。此時，英國開始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社會，以商業為紐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動，形成了殖民擴張的社會環境。由商業所驅動的國內經濟一體化趨勢不僅使對外貿易成為必要，而且提高了英國的整體經濟實力，以至於西班牙的統治者在17世紀初發出了這樣的驚嘆：「讓我們與整個世界去打仗，但要與英國保持和平。」[3]詹姆士一世時代與西班牙之間的和平狀態給英國商人帶來了對外擴張的好機會，因此，英國人以愛爾蘭為起點，對亞、非、美地區進行了全面的出擊。英國的殖民擴張運動迅速向海外延伸，並在17世紀中期在亞洲、非洲獲得了貿易立足點，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區建立了移民殖民地，初步奠定了第一帝國的基礎。

  不過，此時期英國的海外擴張主要體現為民間行為，以冒險家、商人、貴族、宗教信徒等組成的民間力量成為英國對外擴張的主體，政府的作用相當薄弱，這與其它早期殖民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毫無疑問，「新世界的起點是商業的專門化」[4]，商業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擴張以及由此引起的整個社會的商業化構成了17世紀英國殖民擴張的初始動力。正如弗格森所強調的：「大英帝國的崛起主要表現的是一個經濟現象，它的發展完全是由商業和商品消費推動的。」[5]從理論上說，商業資本是資本的最早形態，它不能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但是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中曾發生過重大影響。馬克思曾指出：「在16世紀和17世紀，由於地理上的發現而在商業上發生並迅速促進了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進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6]從都鐸時期開始，重商主義已經在英國廣為盛行，但直至17世紀初仍未內化為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初建的時期，英國政府並未制定具體殖民地的政策，而是讓殖民地自行發展，殖民開拓也基本上依賴商業集團或業主個人的努力。除愛爾蘭之外，英國的殖民擴張是由商業合股公司和業主個人發起的，依靠移民的個人創業精神加以推進。作為私人資本最主要組織形式的商業合股公司承擔了殖民地的創立費用和組織工作，英國政府很長時間內對殖民地並不抱太大的期望，它只是通過頒發特許狀給商人合股公司和業主個人，由他們籌措資金招募人員到海外建立殖民地。針對英國政府在殖民開拓中的這種情況，曾有英國政治家公開提出批評，認為英國殖民地的形成、發展和繁榮根本不是政府作用的結果，個人和民間力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英國在規劃殖民地方面缺乏立法精神。[7]的確，英國政府的無所作為嚴重影響到英國海外擴張的過程，因此其早期擴張充滿無序，步履艱難。

  17世紀中期是英國社會急劇變動的時代，也是英國殖民政策開始重大調整和轉換的時期。一方面，隨著內戰的爆發和政權的轉換，強國之間競爭的加劇，英國的殖民擴張呈現出新的態勢，先前主要體現為民間性質的殖民開拓逐漸轉化為政府有意識的政策行為，謀求海外商業利益並建立商業帝國成為英國國家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伴隨殖民地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英屬殖民地作為原料供應地和製造品的銷售市場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因此，重商主義開始真正被確立為英國的具體政策。克倫威爾時期《航海條例》的頒布就是這種政策的反映。此後，儘管英國政局不斷變化，但重商主義的殖民政策一直在強化，逐漸形成完整的制度。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實現貿易壟斷，並使殖民地的經濟完全服從於宗主國。亞當·斯密曾明確地批評重商主義：「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占……此種獨占即此等殖民地隸屬我國的標誌，亦是我國從這種隸屬所得的唯一果實，英國一向用以維持這種隸屬的費用，其實都是用來維持這種獨占。」[8]

  然而，貿易與殖民地壟斷必然遭遇到其它強國的有力挑戰，在重商主義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是對外貿易，因為貿易被看作是衡量一個國家強弱的基本標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擴大貿易，實現貿易順差是使一國致富的唯一手段，但貿易在世界範圍內是總量限定的。「貿易就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國的收益就是另一國的損失。從這方面來看，重商主義貿易政策不可避免地導致貿易爭端，而這反過來又常常惡化為軍事爭鬥。」[9]威廉斯更是認為：「貿易引起戰爭，戰爭為了擴展貿易。事實上在舊商業制度下，貿易本身就是一種戰爭。」[10]因此貿易既是戰爭的起因又是戰爭的目的，英帝國就是在不斷的商業競爭和戰爭中形成的。自16世紀以來，西歐國家掀起了建立海外帝國的高潮，葡萄牙、西班牙一馬當先，率先建立了龐大的海外帝國，取得了領先世界的優勢。荷蘭和法國則緊隨其後，商業擴張和殖民活動都後來居上。英國因為正處在變革時期，國內政局動盪，因此在殖民擴張的道路上進展緩慢。但是，英國的優勢在於它崛起伊始，便將海洋作為自己的目標。進入17世紀以後，英國已越來越顯示出自己作為未來海洋大國的潛力，到17世紀中期英國的軍艦已從1640年的39艘增加到1651年的80艘，克倫威爾時代英國的海軍人數達到了3萬人。[11]英國人的目光掃視著大海以及更遠的「新大陸」，這不僅反映了英國對海外擴張的積極性，也孕育了與老牌海上帝國如西班牙、荷蘭的矛盾與紛爭，因為誰擁有了海洋，誰就獲得了商業霸權和殖民霸權。正如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的：「有了海軍才有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才有商業。有了商業，一個國家才能維持大批軍隊，增加人口，造就最光榮、最有用的企業。」[12]

  英國早在伊莉莎白時代，就將歐洲和世界強國西班牙視為自己伸張民族精神的首要敵人，雙方的鬥爭一直未息。17世紀中期，特別是在克倫威爾時代，英國更加嫉妒西班牙的殖民大國地位。面對西班牙的衰落之勢，英國人認為只要它不阻撓英國在美洲的商業掠奪和殖民擴張，就可以對其表示遷就，所以英國對西班牙的要求只是開放西印度群島的航行自由。可是西班牙對美洲的經濟和殖民利益是獨占的，不容英國分享，英國遂決定利用軍事手段，發動對西班牙的商業戰爭，最終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牙買加，取得了在加勒比地區的戰略要地。英國還與法國結盟共同反對西班牙，經過英法的打擊，西班牙進一步走向衰落。在17世紀，英國感到在海外的最大阻力和威脅來自荷蘭，雙方的利益不可調和，最終英、荷走向戰爭。隨著《航海條例》的出現，從50年代到70年代，英、荷進行了三場大規模的商業戰爭，荷蘭的霸權在戰爭中衰落，英國不僅從荷蘭手中奪取新阿姆斯特丹和新澤西，使北美洲殖民地連成一片，還接管了荷蘭的大部分海運貿易，成為名副其實的海上貿易強國。特別是在長期的商業戰爭中英國鍛造出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是維繫英帝國的重要支撐。據統計，1688年時，英國海軍擁有173艘船艦，6930門大炮；17世紀末，軍艦達到323艘，大炮9912門，艦船總排水量16萬噸。[13]正是憑藉強大的海上力量和貿易優勢，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開始與當時唯一能與英國抗衡的大國法國展開了對峙，通過18世紀的連續戰爭，英國終於擊敗法國成為世界霸主。對英國來說，這些戰爭的起因和目的都是「消滅法國商業和法國海上力量」[14]，獲得殖民霸權，建立世界貿易帝國。對外貿易是英國的生命線，所以英國才不惜以武力捍衛自己的商業。當時的英國，一切對外戰爭幾乎都是為了捍衛「至高無上的商業利益」，通過商業戰爭，「英國運用它的海上和金融力量，取代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殖民國家」。[15]

  以重商主義為基礎，英國最終確立了自身的殖民體系。「這種體系的設計帶有防禦性，其目的是排斥荷蘭人（與其他人），同時這種設計又具有建設性，它可以使殖民地與宗主國一體化。」[16]英國這種殖民體系使第一帝國獨具特色，其突出表現是在經濟上對殖民地嚴格控制，在政治上則管制不嚴。英國殖民地，無論是特許殖民地、自治殖民地，還是業主殖民地和王室殖民地，都是依據英王的特許狀建立的，所有殖民地從理論上說都是英王賜封的領地，商業公司和業主個人都是英王賜封的領主。但是從一開始，英國政府就對嚴格管制殖民地沒有太大的興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始終未能清楚地界定。英國政府沒有專門的殖民地管理機構，只是通過許多不同的部門行使帝國控制，而各行政部門又都根據各自的利益而處理殖民地問題。因此，有人說英國殖民地是「無人的事業」，又是「人人的事業」，政治管理顯得十分鬆散。按理說，代表英王利益的總督在殖民地政治生活中應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實際上真正主導殖民地內部事務的卻是殖民地的地方議會。復辟時期斯圖亞特王朝曾試圖削弱殖民地議會的權力以控制殖民地的事務，但是「光榮革命」卻使美洲殖民地和母國一樣擺脫了專制王權的束縛，殖民地的代表製得到了恢復。到17世紀末，美洲殖民地均確立了代議體制，以代議制為基礎的殖民地內部自治成為傳統。代表英王行使權力的總督「無法充分地代表英王的利益，他手裡的全部權力只能保證自己在殖民地的官職而已」。[17]

  與鬆散的政治控制相反，英國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卻是相當嚴格的，甚至為此不惜動用武力，所以第一帝國被認為是一個「不依賴軍隊而依靠船隊支撐的海外貿易和殖民帝國」。[18]重商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理論，它主張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由此實現國富民強。在重商主義理論中，殖民地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殖民地應該發揮其經濟職能，積極地為母國服務，成為宗主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廉價原料供應地並為宗主國謀求貿易、航運霸權服務。以重商主義為指導，17世紀中期以後英國政府陸續頒布了《航海條例》和其它具有獨占限制性的貿易法令，旨在增強英國商業航運的力量，保證英國商人獲得運輸利益，壟斷對殖民地貨物進口的支配權，消除殖民地與英國製造業的競爭，防止英屬殖民地向英國在歐洲的對手提供商品，最終使殖民地永遠處於依附於英國的地位，形成以英國為核心的帝國內部分工和商業貿易圈。在這個貿易圈中，宗主國承擔工業品和製成品生產，美洲殖民地提供菸草、魚類及海防倉庫，西印度群島提供蔗糖及其他熱帶產品，印度提供香料，[19]由此使英國在經濟上達到帝國範圍內的自給自足。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英國政府不斷強化經濟管理機構，英國幾乎所有的殖民地管理機構都是為執行《航海條例》等相關法令而設置的，這充分體現出英國對殖民地經濟作用的高度重視。[20]雖然，殖民地通過各種手段使《航海條例》很難得以完全貫徹，但是，以重商主義為指導的嚴密的規章制度和相對完整的經濟貿易體系，卻成功地把荷蘭從當時世界運輸業市場和英屬殖民地貿易中趕了出去，英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優勢。所以殖民制度在當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是資本積累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保證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得到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裡轉化為資本。」[21]這是以後英帝國發展和爭霸的基礎。

  

  重商主義的帝國體制雖然具有存在的歷史合理性，但一開始便蘊含著難以克服的矛盾。英國人在17世紀的海外殖民進程中並非一帆風順，在各種複雜的殖民背景下，為了生存進而謀求進一步的發展，建立合適的政治機構以行使必要的組織管理是殖民者首先予以考慮的。為此，英屬美洲殖民地在建立過程中，均依照英王室授予的法律地位和作為英國人所擁有的權利，遵循和沿用英國的法律傳統，將英國政治結構移植到了殖民地，形成由總督（英王的代表）、參事會（相當於英國上院）和議會（相當於英國下院）共同組成的殖民地統治體系，殖民地本身對內部事務擁有很大的自治權。英屬殖民地自治傾向的發展和英國政治控制的鬆弛，完全是英國傳統和自治精神的體現。對此費爾德豪斯正確地指出，英國在早期殖民帝國的構建中，將自身的政治觀念和制度移植到美洲，英國殖民地之所以比其他殖民地都自由，正因為英國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22]這是英國與其他殖民國家不同的地方。在英國看來，只要殖民地的法律不與英國法律相牴觸，便寧願讓殖民地擁有恰當的政治環境以發展經濟，這樣既符合英國地方自治的傳統，又可使英國獲得其所追求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可通過滿足殖民地的政治要求使其為英國的爭霸事業和商業戰爭服務。因此「在大部分殖民時期，英國覺得允許北美殖民地自行其是是妥當的，可取的」[23]。

  英國殖民地對母國政治和文化傳統的「模仿」，並非簡單的照搬和「再版」。殖民地的特殊環境又使英國的傳統與殖民地的歷史環境相結合，甚至向異質環境妥協，形成殖民地的政治結構和思想理念。在殖民地居民眼中，自己是英國人，理應獲得英國人所擁有的一切權力。移民們面臨新環境所產生的自由進取精神及殖民地無垠土地的存在使他們很容易達到政治上自由和自治的目的，這種自由甚至超過了英國人所具有的自由，他們的自治權利也比英國本土要大。但是，殖民地又對英國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它們需要英國。英國美洲殖民地的自然條件不及西葡所屬的中南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也比較低下，且沒有黃金可供掠奪，這種客觀環境迫使早期英國殖民者要想生存下來，必須依賴從母國不斷輸入勞動力及生活必需品。當殖民地獲得一定發展之後，又需要特定的商品銷售市場，特別是某些單一經濟作物的殖民地更需要母國的支持，英國為其提供了比較固定的商品交換渠道。殖民地面對其他殖民國家的激烈競爭和印第安人的襲擊時，也需要宗主國擔負防禦或進攻任務。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雖然對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南方種植園經濟造成了嚴重損害，但是，殖民地的對外貿易卻也受到這一政策的積極影響，它使殖民地免受帝國外的競爭，推動了殖民地特別是新英格蘭地區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這是殖民地對外貿易發展的前提條件。英國皇家海軍在公海上對殖民地商船來往提供的保護，也使殖民地海外貿易的順利進行成為可能。英國政府還利用特惠關稅制從英國市場上排除其他國家殖民地的菸草，[24]使英屬北美殖民地菸草生產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壟斷地位，菸草遂成為北美殖民地主要的出口商品和平衡英國和殖民地貿易收支的一個重要砝碼。英國雖然公布了「列舉商品法」，但對殖民地的另一些產品諸如海上用品包括柏油、樹脂、松節油、桅杆等，木材及藍靛等予以獎勵和補貼，這對於殖民地的某些製造業是有利的。另外，英國國內市場對殖民地開放，英國對非帝國產品的高關稅政策也使殖民地的產品獲益匪淺。即使宗主國嚴格執行《航海條例》，其限制殖民地經貿發展的消極影響也是有限的，殖民地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逃避英國的控制。正因為如此，「殖民地居民認為，在英帝國統治下，他們處於一種利弊參半，但不是不舒適的生活環境中」。[25]重商主義使殖民地在英帝國內部獲得了某種發展和繁榮的機會，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甚至直到1763年之前殖民地都基本接受重商主義原則和各種貿易法案。[26]「在整個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聯繫是通暢和緊密的，既沒有分裂，也沒有反叛。」[27]

  但是必須指出這種體制一開始便蘊含著難以克服的矛盾。英國政府之所以在殖民地默認其自治權力，其根本目的在於可以謀取經濟上的好處。殖民地被看成是商業事務，應當為母國的繁榮效力，而要有利可圖就應允許殖民地擁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力，以開發其潛在的資源和森林。所以，以《航海條例》為主要內容的英國重商主義政策，又是以損害殖民地經濟發展為補償代價的，它「迫使殖民者在進口時出價更高且消費量更小，而在出口時售價更低且銷售量更小」。[28]而殖民地自治傾向的發展和經濟整體化發展，意味著殖民地的離異因素會逐漸增加，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會日益發展。矛盾尖銳發展的結果便是英帝國的解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17世紀英帝國在其形成的同時，就已孕育了18世紀帝國危機的種子。[29]

  【注釋】

  [1] 諾爾斯：《英國海外帝國經濟史》（第一卷），第76頁。

  [2]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84-86.

  [3] J.R.Seeley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27.

  [4] 約翰·希克斯：《經濟史理論》，第25頁。

  [5] 尼爾·弗格森：《帝國》，前言。

  [6]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頁。

  [7] Jack P.Greene ed.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1606—1763 Preface.

  [8]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85頁。

  [9] 傑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爾：《新美國經濟史——從殖民地時期到1940年》（上），第37頁。

  [10] T.G.威廉斯：《世界商業史》，陳耀昆譯，中國商業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頁。

  [11] 傑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第209頁。

  [12] 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第26頁。

  [13] 傑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第208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8頁。

  [15] 傑弗里·帕克等：《劍橋戰爭史》，第292頁。

  [16] 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64頁。

  [17] 傑拉爾德·岡德森：《美國經濟史新編》，第98頁。

  [18]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3.

  [19] W.A.Barker 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and 1688—1852 London A.& C.Black Ltd.1963 p.146.

  [20] 從1675年設立的貴族貿易委員會到1696年設立的貿易委員會都將執行《航海條例》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參見H.T.Dickinson ed.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25-27.

  [2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22頁。

  [22]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59-62.

  [23] 傑拉爾德·岡德森：《美國經濟史新編》，第113頁。

  [24] 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等：《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上卷），第88頁。

  [25] 傑拉爾德·網德森：《美國經濟史新編》，第112頁。

  [26] Esmond Wright ed.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29- 30.

  [27] G.R.Elton 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Vol.III Papers& Reviews 1973—1981 p.343.

  [28] 傑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爾：《新美國經濟史——從殖民地時期到1940年》（上），第69頁。

  [29] 赫伯特·阿普特克：《美國人民史》（第一卷），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