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商主義殖民思想的發展

  自17世紀中期特別是內戰結束之後，英國國家發展面臨新的選擇。如何擺脫國內經濟發展的困境，全面發展英國的商業貿易？如何在世界競爭舞台上站穩腳跟並獲得領先優勢？如何使已有的殖民地充分發揮其殖民效益並進而實現新的殖民拓展？這些問題不僅急迫地擺在了英國新政權面前，而且引起了整個英國社會的廣泛關注。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就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發表各自的見解，旨在推動英國政府積極採取相關對策。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時期幾乎所有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都把英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並把對外貿易發展與參與國際競爭及殖民地問題緊密聯繫起來，晚期重商主義成為英國社會的主導性思潮。

  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商業資本意識形態，英國重商主義思想的發展經歷了早期和晚期兩個階段。早、晚期重商主義都認為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貨幣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標準，增加貨幣是使國家致富的唯一手段，國家應當保護和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是，它們在增加貨幣的手段和方法上卻有著相異的見解和主張。早期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切購買都會使貨幣減少，一切銷售都會使貨幣增加，因而主張多賣少買或不買，將貨幣完全貯存起來，極力反對由於鑄造成色不足的貨幣而使商品價格上漲並將足值貨幣推向國外的現象。晚期重商主義者則認為，在多賣的同時也應多買，國家在保證對外貿易總體出超的前提下，不僅不應禁止而且應允許貨幣輸往國外，以擴大對外國商品的購買力。早期和晚期重商主義的差別看似只表現在貨幣積累的方式上，但這種方式上的不同卻蘊含著更為深刻的內涵並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在早期重商主義那裡，貨幣完全被理解為寶藏，「財富與貨幣，無論從哪一點看，都是同義語」。[25]這種純粹的「貨幣主義」實際上嚴重限制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對此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在這個時期「各國彼此對立著，就像守財奴一樣，雙手抱住他心愛的錢袋，用妒忌的猜疑的目光打量著自己的鄰居。他們不擇手段地騙取那些和本國通商的民族的現錢，並把僥倖得來的金錢牢牢地保持在關稅線以內」。[26]早期重商主義思想體現了英國當時社會的整體走向，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早期重商主義者更多關注的是當時英國社會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穩定與統一是他們追求的目標。晚期重商主義雖也把貨幣與財富混為一談，但它主張加強貨幣的流動而不應單純的儲存，要使貨幣通過加快周轉而產生更多的貨幣。這裡的貨幣已不僅是寶藏，而是被看作可以增值的資本了。此時的重商主義者開始明白：「一動不動的錢櫃裡的資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資本卻會不斷增值，於是，各國之間的關係比較好起來。人們開始把自己的金幣當作誘鳥放出去，以便把別人的金幣引回來，並且他們認識到多花一點錢買甲的商品一點也不吃虧，只要以更高的價格把它賣給乙就行了。」[27]因此，從理論上看，晚期重商主義與商業資本的思想體系最相適應，直接推動了對外商業貿易的發展和資本的擴張。

  英國重商主義思想由早期向晚期的轉變主要發生在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初，實現這種轉變的代表人物首推託馬斯·孟。孟生於倫敦，是英國的一個大商業資本家，1615年進入東印度公司擔任董事，並且是國家貿易委員會的委員。1621年他發表了《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的小冊子，該書寫作的背景是當時有人站在早期重商主義（貨幣主義）立場上，指責東印度公司因大量購買印度商品、輸出白銀而給英國造成了損失，托馬斯·孟用大量事實和數據進行了駁斥和辯解，從而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晚期重商主義的基本觀點。1628年，他向英國下院呈報《東印度公司的籲請與建議》。大約在1630年他的部分論文被收集編成《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於他死後的1664年出版。[28]該書發表後對英國乃至歐洲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所以亞當·斯密認為此書堪稱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業國民經濟學的基本格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認為這本書：

  「在它出版後的一百年當中，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是重商主義的「一部劃時代的著作。」[29]作為商業資本的代言人，孟在書中比較充分地闡述了晚期重商主義的基本思想：

  

  其一，孟認為國家致富的唯一手段是對外貿易，應該准許貨幣輸出，保持對外貿易的順差。同早期重商主義一樣，孟仍然認為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但他反對限制貨幣輸出的原則，要求取消禁止貨幣輸出的法令。他認為，輸出貨幣以發展貿易不會減少貨幣反而可以增加貨幣，「貨幣生產貿易，貿易增多貨幣。」[30]如同輸出商品換回貨幣一樣，輸出貨幣也是增加貨幣財富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孟看來，貨幣的輸出與發展對外貿易密不可分，政府應當允許貨幣輸出以擴大對外貿易。孟進一步認為，一國的富裕取決於對外貿易中獲得順差，英國沒有生產金銀的礦石，要增加國家的財富，使金銀充裕，只有憑藉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31]他認為交換有兩種：國內交換即國內貿易、與外國人交換即對外貿易。比較而言，國內貿易雖然重要，但並不能由此增加國家的財富；對外貿易則與此不同，對外貿易中的順差就會以現金流入英國，使國家財富得以增加，這是國家強大之源泉。

  其二，孟提出了保證外貿出超的多種途徑和措施。同其他重商主義者一樣，孟也把財富分為自然財富和人為財富。自然財富主要是指農產品，人為財富則是指為出口而生產的工業品和通過外貿賺取的金銀。孟提出和論證的保證外貿出超的手段，主要包括：增加自然財富；增加人為財富，儘可能多地製造在外貿中需要的商品；通過財政和關稅政策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鼓勵本國產品的出口，減少外國貨物的進口，儘量使用本國產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隻運輸；充分利用原料或進口原料發展出口加工業；提高產品質量，降低商品價格，以保證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孟在提出這些保證外貿出超的具體途徑和措施時，十分強調國家的作用，認為國家必須對經濟實施干預，國家應當通過各種政策法令擴大商品出口，以增加貨幣財富。

  其三，孟主張發展航運業和出口貿易，尤其強調發展與殖民地的貿易。孟認為，出口商品若使用本國船隻運輸，不僅會得到售價，還可得到商業利潤、保險費用和運輸費用，從而增加國家收入。為了增加航運、貿易和關稅的收入，他特別強調發展英國的出口貿易，力圖將英國變成向外國輸出糧食、靛青、香料、生絲、棉花和其他一切商品的貨棧。孟還十分重視發展轉口貿易，認為利用別國財物發財與利用本國貨物發財同樣光榮而明智，轉運貿易特別是遙遠的轉運貿易獲利驚人，國家要設立貿易貨棧以利轉運。他積極提倡英國商人到世界各地去進行貿易，認為最發財的是與遠處殖民地的貿易，那樣的貿易所帶來的收益將是十分驚人的。「我們運出十萬鎊到東印度去購買那裡的胡椒運回本國，再從本國輸往義大利或土耳其，在那些地方至少一定可以獲得七十萬鎊。」所以他公開承認英國是靠掠奪亞洲殖民地而發財致富的，「我們在這些印度的商品上所得到的財富，是大於出產它們的國家和本來擁有它們的那些人民的，這些商品本是它們的國家的自然財富」。[32]

  其四，孟主張英國實行經濟擴張，壟斷對外貿易。孟所處的時代，荷蘭是當時歐洲首屈一指的商業強國。對荷蘭的經濟優勢，孟顯然難以接受，因此他力主禁止荷蘭在英國沿海捕魚，抑制荷蘭的對歐貿易。他一面斥責荷蘭人的驕橫無道，野心勃勃；另一方面卻竭力為英國商人的活動進行辯解，力主英國壟斷歐洲貿易，對歐洲落後國家及殖民地進行掠奪，最終稱霸天下。對此，孟滿懷信心地認為英國具有充分的主客觀條件獲得成功，他說：「英國的廣大、美麗、豐饒；為數極多的善戰的人民、馬匹、船舶和軍火構成的海陸力量；有利於國防和貿易的地形，許多口岸與港口，都是敵人難以進來，而便於本國居民的財富如上好的羊毛、鐵、鉛、錫和其他自然資源出口的便道，倘使我們對上述這些予以充分的考慮，我們就將發現我國是能夠稱霸天下的。」[33]

  與早期重商主義一樣，晚期重商主義是關於社會轉型的理論，是對新時期英國為達到致富和強大之目的應取何種經濟戰略的集中討論。托馬斯·孟提出的戰略目標是力爭和保持貿易順差，為此就必須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採取相關的財政和經濟措施與政策。從國際全局看，致富和發展的目的何在？孟認為是「稱霸天下」。在「自然財富」方面英國是豐裕的；在「人為財富」方面英國只要端正思想，拋棄種種不正當的做法，「是完全能夠掌握的」。[34]而要使這兩種財富不斷增加從而使英國強大起來，擴大對外貿易是唯一的選擇。托馬斯·孟在其著作的最後一章中對對外貿易作了概括性的高度評價：「對外貿易的真正面目和價值……就是國王的大量收入，國家的榮譽，商人的高尚職業，我們的技術的學校，我們的需要的供應，我們的貧民的就業機會，我們的土地的改進，我們的海員的培養，我們的王國的城牆，我們的財富的來源，我們的戰爭的命脈，我們的敵人所怕的對象。」[35]在這裡，孟所闡述的對外貿易的本質暴露無遺，「稱霸天下」成為晚期重商主義所有理論的最後歸宿。

  在奉行重商主義的國家，重商主義從早期階段向晚期階段過渡是普遍的現象。但是，當我們將所有重商主義國家加以比照時，不難發現只有英國迅速從重商主義國家發展成為工業化國家和海外殖民帝國，而其它因重商而致富的國家大多曇花一現。這說明只有英國的重商主義獲得了成功，而其成功的秘密在於重商主義的演變和發展與英國社會的變革達到了高度的一致。早期重商主義發展到晚期重商主義，體現了重商主義者認識的提高，而提高的根源在於社會的變化。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後特別是伊莉莎白時代，隨著專制王權的強大和民族國家的鞏固，英國國家的發展戰略已由國內轉向國外，重商主義者先前謀求國家統一的理想已成為現實，因而他們關注的焦點便集中在王權的財富與對外貿易的關係上，重點考量如何使國家強大、如何開拓海外市場等，由此，對外貿易成為晚期重商主義的主體。正如孟所提出的：「要想積存大量貨幣的國王，必須想盡一切良好的辦法，來維護和發展對外貿易」；「一個強有力的國王，他的領地是又大又統一的，他的臣民是又多又忠於他的，他的國家既是得天獨厚又是貿易繁盛的，他的倉廩和軍備是充實而有備無患的，他所處的地位是易於侵襲別人，而不易受人侵襲的，他的港口是良好的，他的海軍是強大的，他的盟邦是實力雄厚的，他的經常收入是足以堂而皇之地將他的國家的赫赫威風樹立起來的，此外他還可以每年撥存一筆相當多的金錢以備不時之需。」[36]

  很明顯，孟將重商主義與建立英國的商業霸權並最終實現商業帝國夢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任何個人和國家要想發財致富必須發展貿易，而要發展貿易，對外擴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離開國家的支持和保護，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對於國家來說，國家的存在和強大離不開財富的積累，而要做到這一點，發展貿易並建立海外帝國是必然的選擇。正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的：「對於一個沒有礦產資源的國家來說，通向財富的道路只有兩條，即掠奪或貿易。」[37]在這裡，晚期重商主義的目標與國家追求對外貿易和殖民擴張形成了高度一致，重商主義的嬗變使重商主義政策與殖民政策、商業活動與殖民活動、商業霸權與殖民霸權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對貿易的強調使「殖民地是以如下方式被插入這一重商主義者的模型的：在不自己生產就得從『外國人』那裡進口，或者雖在本土生產但成本極高的情況下，殖民地就成為這些商品的『國內』供給來源。通過擴大和改變母國的資源基礎，殖民地還可使母國擁有新的賺錢的出口。理想的殖民地因此是那些與母國和其它殖民地儘可能不同的地方。」[38]馬克斯·韋伯深刻地指出：「重商主義意味著把資本主義的盈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國家被當作仿佛是僅僅由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組成的；對外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要比對手取得更多實惠的原則之上的，儘可能便宜購進，但以貴得多的價格銷售。目的是增強國家領導的對外實力。因此，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國家的形成，即直接地是由於王宮收入的提高，間接地是居民的納稅能力的提高。」[39]由此，我們不能不說，托馬斯·孟既是晚期重商主義體系的完成者，更是重商主義的一位戰略家和重商主義帝國理論的奠基者。在強大的重商主義思潮推動下，商人成為17世紀英國殖民開拓的急先鋒和主力軍便不足為奇了。

  托馬斯·孟開創的晚期重商主義思想體系是對英國現實思考的結晶，隨著17世紀英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晚期重商主義自身的嬗變也在不斷進行。重商主義思想中的商業擴張和殖民帝國理論也不斷豐富，在這方面，威廉·配第（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查爾斯·達維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等經濟學家功不可沒。

  威廉·配第是英國17世紀中後期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既是一個重商主義者，又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40]配第一生從事過許多職業，但對其人生具有轉折意義的是1652年被委任為英國駐愛爾蘭的總督亨利·克倫威爾[41]的秘書。配第來到愛爾蘭時正值愛爾蘭天主教徒和人民反英起義剛被平息之時，他被任命為主管愛爾蘭土地分配的總監，這項工作使配第積累了許多的經濟學知識，同時也使他成為擁有近5萬英畝土地的大地主。1658年他被選為愛爾蘭國會議員，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配第轉而效忠復辟王朝，保住了自己的土地並被授予男爵稱號。配第勤於收集資料並善于思考，因而留下了許多記錄和著作手稿。僅發表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著作就有十多部，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其中比較重要的是《賦稅論》（1662年）、《獻給英明人士》（1664年）、《政治算術》和《愛爾蘭的政治解剖》（1672年）、《貨幣略論》（1682年）等。在這些著作中，配第不僅論述了對外貿易和爭奪霸權的問題，而且非常詳盡地探討了殖民地問題。

  與其他重商主義者一樣，配第十分關注英國的對外貿易，這在《賦稅論》等前期著作中尤為明顯。在財富觀上，配第仍把貨幣擁有量視為一國財富的標誌，他認為「產業的巨大和終極的成果，不是一般財富的充裕，而是金、銀和珠寶的富足」。金、銀和珠寶「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財富」，而諸如酒品、穀物等各種產品「只是一時一地的財富」。因此「一個國家生產金、銀和珠寶，或者經營會使本國積累金、銀和珠寶的產業，比經營任何別的產業都有利」。[42]「應盡力生產那些能夠從海外賺取並帶回貨幣的商品。」[43]既然貨幣是國家財富的象徵，則保持幣值的穩定就顯得尤為重要。他指出：「提高或降低貨幣價值，是一種對人民很壞而且不公平的課稅方法。它也是國家趨於衰弱的象徵。」[44]他把對外貿易看作是幸福的源泉，是獲取財富和權力的方法。[45]「每一個國家的財富，與其說來自經營日常的食肉、酒飲及衣服等商品的國內貿易它幾乎不能運進金、銀、珠寶及其他一般財富毋寧說主要來自他們在同全體商業界進行的國外貿易中所占的份額。」[46]如果進口顯著超過出口，則應限制外國商品進口，以保持貿易的順差。不過，配第又大大擴展了財富概念的內涵。他在《政治算術》中就提出：在比較一國經濟強弱和是否富裕時必須考慮土地、人口和工具這三個方面。[47]貨幣不過是一國財富中的很小部分，財富的源泉已不僅是外貿，因為「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48]這既是他對重商主義財富觀的背離，同時意味著重商主義內涵的嬗變。

  配第並非單純要創立什麼理論，而是為當時的英國統治者獻計獻策，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17世紀中葉，伴隨英國經濟的增長和殖民擴張，英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與荷蘭、法國等歐洲強國相比，英國的發展明顯落伍，且步履維艱。無論是在傳統的歐洲市場，還是在新辟的東方和美洲殖民地市場，荷、法特別是荷蘭均占有優勢地位，英國的勢力到處遭到擠壓和排斥。因此，如何打破荷蘭、法國的競爭優勢，謀求更多的海外市場和殖民地，以實現英國的商業擴張和建立殖民帝國，不僅為社會所廣泛關注，而且是英國政府所面臨的首要課題。正是在社會主流意識的推動下，英國和荷蘭在17世紀中後期，展開了激烈的經濟競爭並最終導致三次英荷戰爭。英荷戰爭結束後，英國雖然總體上取得了對荷蘭的優勢，但又面臨著法國的嚴重威脅，英法矛盾日益尖銳。長期的對外戰爭及國內政局動盪加重了英國的財政負擔，對外貿易和殖民擴張也受到嚴重影響，英國社會因此牢騷四起，甚至出現悲觀的情緒，這對英國謀求打破荷、法兩國的優勢，最終實現海外商業和殖民帝國的理想目標是極為不利的，為此，作為思想家的配第遂撰寫文章為推動英國的貿易和殖民擴張助威吶喊。配第具體分析了英國的自身優勢及國際局勢，規勸國人不必灰心。他認為英國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簡單地說，只要人們肯付出適宜程度的勞力，沒有一個人會感到生活困難。」他告誡英國人：「英國的事業和各種問題，並非處於可悲的狀態，因為目前的情況已經使我感到滿意。」[49]配第通過列舉分析大量經濟數據，認為英國與荷、法等國相比沒有任何悲觀的理由，因為英國擁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英國不僅擁有較大的土地和較多的人口，而且還有能提供數百萬鎊收入的職業，因此「英國國王的臣民有充裕而方便的資本經營整個商業世界的貿易」；「對英國國王的臣民來說，掌握整個商業界的世界貿易，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50]由此，他認為英國應努力發展本國事業，積極改進賦稅政策和殖民政策，推進英國的對外貿易，增強英國的國家實力，真正發揮英國的優勢。他特別強調要發展航海事業，認為：「在航海和捕魚方面占著優勢地位的人，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時常週遊世界各地，因而也就有許許多多機會到處考察哪裡缺乏哪些東西，哪裡什麼東西過剩，各國人民能做些什麼，需要什麼。其結果，他們就成為整個貿易界的代理人和經紀人。」[51]配第的這些觀點，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評論道：「當荷蘭作為一個貿易國家還占著優勢地位，而法國似乎要變成一個稱霸於世的貿易強國的時候，他在《政治算術》的一章中就證明英國負有征服世界市場的使命。」[52]

  貿易爭奪的焦點在於獲取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因此藉助於國家的力量占有殖民地或用武力爭奪殖民地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這樣做宗主國就可以直接進口殖民地的商品，不必像過去那樣必須用金銀貨幣或高價的產品從外國購買或交換；宗主國通過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某種限制，使殖民地成為傾銷國內工業產品的穩定市場。長期的殖民地經歷使配第對殖民地特別是愛爾蘭的重要價值認識深刻，在如何統治殖民地使其更好地為宗主國服務方面，配第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方案和建議：首先，他認為殖民地對於宗主國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極力為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統治進行辯護。在配第看來，愛爾蘭不僅具有豐富的資源，而且「是天生適宜於貿易的」。愛爾蘭憑藉其優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適宜於工商業，因為最大和最有利的貿易以及航運業都要依靠這樣一些貨物：金屬、石料、木材、穀物、木料、食鹽等等」；愛爾蘭「適宜於和新的美洲世界進行貿易」，「適宜於把奶油、酪干、牛肉、魚類運送到它們的適當市場上」[53]，這些對英國顯然十分重要。但是英國在愛爾蘭並未取得理想的成果，反而長期受到戰亂的困擾，蒙受重大損失。從英國的角度出發，配第認為愛爾蘭長期陷入戰亂的起因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想要恢復每年價值約十一萬鎊的教會收入；普通愛爾蘭人想要得到英國人的全部財產；十個或二十個愛爾蘭貴族想要得到整個統治權」。[54]因此，配第認為英國在愛爾蘭實施高壓統治包括發動戰爭以及經濟掠奪，都是完全正當的。

  其次，針對如何有效地統治殖民地，配第提出了具體的方案。配第認為欲使殖民地統治穩定可靠，政治統治者應全面準確掌握愛爾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狀況，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採取各種適當的財政經濟措施，以保持社會結構各個部分的合理比例。根據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大量統計材料及估算數字，配第對愛爾蘭的土地、人口、生產、貿易、貨幣、政治、宗教等進行了詳細全面的分析，並提出許多具體的改進方法，旨在充分利用愛爾蘭的勞動力來創造英國所需的社會財富，服務英國的殖民利益，最終把愛爾蘭變成一個生產亞麻、大麻、羊毛、皮革等物產的小私有制的農業畜牧業國家，以保證宗主國的原料供應。為了加強對愛爾蘭的統治，防止愛爾蘭人繼續反抗，配第認為在愛爾蘭保持一支軍隊是必要的，但同時他又提出：「在放棄了一切維持愛爾蘭安寧和富庶的軍事行動以後，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是要使愛爾蘭人變成為英格蘭人，並根據自然和永久的原則把各種利益合併在一起。」[55]配第在另一著作中更為明確地提出：「把愛爾蘭和蘇格蘭高原地區一切動產和居民遷移到大不列顛國的其他地方去。」[56]配第還詳細分析了愛爾蘭和英格蘭合併的益處及不方便、不合理之處，這實際上就是主張對愛爾蘭實施同化，最終完全兼併愛爾蘭。除了愛爾蘭之外，配第對英國在其他地區的殖民事業同樣關注。比如，他對當時英國人正在從事的殖民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的黑奴販賣活動深表讚賞並大肆鼓吹。[57]

  在配第這裡，重商主義的商業和殖民擴張思想更加具體，進一步深化。主要通過對愛爾蘭的政治解剖，配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理論，這種理論對英國來說具有普遍的意義，因而對17世紀中後期英國的殖民政策和擴張活動，對於第一帝國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查爾斯·達維南特是17世紀晚期英國著名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他在英國政府的貿易機構服務多年，並三次出任下院議員。達維南特長期擔任英國政府的經濟官員，也經常參加英國政府的政治活動，因而有機會了解英國的財政、金融及對外貿易等方面的問題，由此而寫下了大量的經濟著作，主要包括：《論東印度公司的貿易》（1696年）、《論英國的公共收入與貿易》（1698年）等，他的全部著作後被收入五卷本的《政治與商業文集》，於1771年出版。

  與前輩重商主義者相比，達維南特的財富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他在闡述商業貿易使國家走向富足的傳統觀念的同時，強調指出：金銀固然是衡量貿易的尺度，但是在一切地方，貿易的基礎和源泉還是物質財富，即土地或勞動的以及工業所生產的人造產品。[58]從整體上看，達維南特是貿易差額論和保護主義者，他認為，國內貿易並不能使國家更加富裕，只是造成個人財產的重新分配，欲增加一國的財富只有依賴對外貿易的差額，因此他極力主張發展英國的海外貿易。對於保護主義政策，達維南特一般表示贊同，但是有時又要求給予對外貿易以更多的自由，並宣稱貿易的本質是自由的。他的這種自由貿易思想，正是當時實力日益增強的資產階級不再求助於王權而要求擺脫管制束縛的一種反應，這也是重商主義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自我更新的一種表現。

  達維南特活動的時代，晚期重商主義的思想和政策主張已在英國得到較為徹底的貫徹，在重商主義旗幟下，英國的對外擴張已取得了重要進展。英國不僅在亞洲、非洲獲得了立足點，而且在北美、加勒比地區取得了某種優勢，第一帝國的輪廓已清晰可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對龐大的、遙遠的殖民地進行有效的管理，發掘殖民地的重要價值為宗主國服務，就成為決策者和理論家所共同關注的課題。達維南特在《論英國的公共收入與貿易》和《論印度貿易》中用較大的篇幅集中探討了對外貿易和殖民地問題，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貿易和殖民理論。

  其一，關於對外貿易問題。達維南特從重商主義思想出發，認為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和強大的根本，公開提出「對外貿易有利於英格蘭」。[59]針對當時頗為流行的認為英國的貨幣和財富1666年以來因對外貿易發展而大為減少的觀點，達維南特根據諸多理由和事實予以反駁。他認為，貨幣不是一個國家唯一的財富，「是貿易引致貨幣，而不是貨幣引致貿易」，「與其說貨幣支配貿易，毋寧說貿易支配貨幣」。[60]自1666年以來，英國的貨幣和財富並未因對外貿易而減少，相反卻是大大增加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像我們那樣通過對外貿易得到那麼多的奢侈品，增加那麼多消費量。」[61]英國之所以能維持長期的對外戰爭，就是因為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和財富。為此，他要求英國政府要更加關心自己的貿易，更為積極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因為對英國非常有利的許多貿易，都已經被自己以往的疏忽怠惰葬送了；[62]如果再不加以注意和重視，英國對外貿易中最大、最有利可圖的那一部分將會白白喪失。達維南特還特別提倡發展殖民地貿易。他說：「我們把西印度和東印度商品從遙遠的地方運到歐洲後，歐洲人不得不向我們支付高額運費，這種運費是純利，而且藉助於這些商品，我們可以壓低一些歐洲貨物如熟絲、生絲、亞麻、食糖的價格。此外，利用從西印度和東印度運來的貨物和染料，我們還可以在國內以較低的成本製造加工一些商品（例如為紡織品染色）；所有這些都使貿易總的說來對我們是有利的。」[63]對於東印度公司，達維南特給予高度重視，他說：「東印度貿易在和平時期導致王國的年收入極大的增加」，「無論什麼國家如果能充分而不容置疑地掌握東印度貿易，它就將執整個商業世界的牛耳。」[64]他進一步論證說，「如果我們最終失去了在印度的據點，以致完全不同那裡進行貿易，或者交易很少、很不穩定，則我敢斷言，英格蘭將由此失去其對外貿易的一半」[65]，與此同時，英國的競爭對手荷蘭等國將獲得豐厚的利益。

  如何才能保護貿易並促進貿易的發展呢？達維南特認為最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實力，要保有一支強大的足以保護海外殖民地的海軍力量，要為每支艦隊配備足夠多的水手來保證船隻的安全，並配備足夠多的水兵來完成保護貿易的任務。[66]要採取一切措施防止強大的法國人和富裕的荷蘭人的競爭，絕不能讓他們在對外貿易方面對英國形成侵犯與壓制。就當下而言，達維南特認為英國應千方百計與鄰國簽訂一項穩固的貿易條約，確保英國在貿易方面不受它們的侵害；要迫使荷蘭人向英國敞開與日本、中國的貿易大門，不再阻礙英國擴大東印度貿易的努力；要使法國人不再侵犯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地。[67]另外，他還具體分析了英國在捕魚業方面的優勢，提出英國應大力發展捕魚業以擴大英國的對外貿易，賺取巨額利潤。[68]

  其二，關於殖民地問題。殖民地對英國的貿易發展和國家的強大意義重大，達維南特在其著作中詳細闡述了他的殖民思想。他駁斥了當時種種反對美洲殖民地的奇談怪論，指出美洲殖地對英國大有好處，應當奪取更多的美洲殖民地。因為英國自從擁有美洲殖民地以來，不僅增加了人口，而且給那些由於罪惡和貧困而在國內會被處死或餓死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間，他們的勞動給英國帶來了更多的利益。殖民地是英國「財富的源泉」，殖民地的人們「在為我們勞作，他們的財富都已匯集到了我們這裡，各項法律和法令已使他們緊緊地依附於我們」。[69]應當使殖民地成為英國財富的「寶藏」，持久地為英國帶來巨大利益，而絕不能使殖民地「擺脫英國的控制」。只要對殖民地施行有效的約束，使它們嚴格遵守母國的法律並依附於英國，那麼殖民地將可以進一步增加英國的財富和實力。否則，將對英國更加有害。[70]

  如何使殖民地無法擺脫英國的統治從而為宗主國持久服務？達維南特認為應該從兩方面著手：一要嚴格控制，二要加強管理。他認為，要時刻高度關注殖民地的一切動向，特別是要關注殖民地的海運力量和軍事力量的發展狀況，宗主國決不能讓殖民地掌握戰爭藝術。針對不同的殖民地，達維南特進一步指出，如果殖民地距離母國很近，那麼最好是由母國的軍隊對其提供直接的保護，無需殖民地自身涉足戰爭藝術；如果殖民地距離母國較遠，則可讓它們建立一定的陸軍和海軍以保衛自己。達維南特聲稱：只要我們在海上擁有強大的力量，而殖民地的力量又很薄弱，我們就可以迫使它們服從英國的法律，迫使它們不直接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即使有壞人膽敢誘使他們背叛英國時，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制服他們。[71]在對殖民地實施強有力的控制時，實行嚴格的管理也十分必要，對此，達維南特主張沿用法國國王嚴格統治殖民地的辦法，即從王室資產中給殖民地總督以優厚賞賜，不允許他們享有任何特權，不允許他們從殖民地那裡獲取任何好處。[72]為了實現殖民地的政治與社會穩定，必須對殖民地的官吏進行嚴格的約束，使之廉潔奉公，不施暴政。達維南特還站在殖民者的立場上，認為應當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甚至包括以較低而合理的價格向殖民地供應黑人奴隸，來推動與鼓勵殖民地的發展，以使殖民地能夠為英國創造、提供更多的財富。[73]為了進一步消除殖民地的反抗，達維南特還特別強調要盡力在殖民地中培養道德和美德，提倡宗教，確立健全的法律，實行所謂的「賢明的統治」。[74]

  達維南特生活的時期，英國的對外貿易已有了較大的發展，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已經打開。對外貿易對於英國的發展尤其是對於第一帝國的初步建立所產生的作用正充分顯示出來，這使得晚期重商主義者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正如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巴爾本（Nicholas Barbon，1640—1698）所指出的：「如果一個世界性的帝國或者一塊非常遼闊的版圖能夠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來，那麼，這看來很可能是靠貿易實現的，是靠增加海上的船隻而不是靠陸上的軍隊實現的。」[75]第一帝國初建後，重商主義也發生變化，帝國內部的貿易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達維南特因此提出了系統的帝國殖民理論，為統治者設計了一部帝國統治的綱領。可以說，晚期重商主義的貿易擴張思想到達維南特這裡變成了以貿易為主要特徵的殖民帝國理論。

  17世紀中期以後英國重商主義殖民思想的發展表明，無論是托馬斯·孟，還是達維南特，他們都鮮明地揭示出貿易、殖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在他們看來，英國國家的強盛，根源於對外貿易的擴張並建立貿易帝國，而貿易發展的基本途徑和根本目標在於獲取殖民地，形成以宗主國為核心的殖民貿易體系並保持此體系的壟斷性和排外性。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又離不開國家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國家干涉是重商主義理論的主要部分」。[76]國家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對殖民地有系統的開拓，更表現在對殖民地體系和商業貿易體系的有序管理和控制，從而推動英國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很顯然，他們的理論既是英國社會整體走向的反映，也與世界局勢的發展緊密相連。重商主義者大多有經濟活動的經驗，他們的理論是對現實生活和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並非空洞、抽象的理論論證。同時他們又大都身為朝臣，與國王、議會和政府的關係較為密切，因而他們的主張和建議很容易對決策層產生影響，正因為如此，重商主義最終轉化為英國的基本政策，成為第一帝國的基本標籤。馬克思在評價《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時就指出，該書對英國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77]托馬斯·孟提出政府應扶持英國殖民地貿易及再出口貿易以推進英國的航運事業發展並增加英國的關稅收入，這個觀點直接為英國航海條例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了理論基礎；配第的許多建議在愛爾蘭得到了實施；在達維南特等人的影響下，英王在1663年頒布法令，取消金銀出口的限制，[78]標誌著晚期重商主義思想和政策在英國得到了徹底的貫徹。因此，英國的重商主義思想成為英國制定基本國策的指導思想，其目標是使國家變得「強大、富有、自給和獨立」，重商主義成為「經濟的民族主義」。[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