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始積累時期的擴張欲望

  大航海時代的歐洲，封建主義日益衰落，資本主義萌芽初步發展。在衝破了中世紀的精神禁錮、進入了文藝復興階段，歐洲人對海外世界的好奇心，對物質財富的欲求，以及傳播基督福音的願望，都構成了他們進行海外探險和殖民擴張的動機。謀利是商人的理想，他們想方設法，試圖通過各種手段謀利發財，不斷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資本。走在海外探險與發現前面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們把海外帝國的金銀等貴金屬和其他財富，源源不斷地輸入母國，支撐著越來越龐大的王室財政，維持著國民經濟的日常運轉，這就是商業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推動西方殖民擴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還有社會的和宗教的，其中對東方的香料和奢侈品的貪求，以及對海外金銀財富的欲求，是構成西方人急於海外探險和殖民的兩個最直接的經濟動因。

  對西方人來說，「香料」一直是個極富魔力的名字，它充滿了「迷人的東方」的全部聲望和高昂價值，是他們最迫切需要、也最適合轉運的東方商品之一。香料是指具有芳香氣味或防腐功能的天然植物，常見的食用香料包括胡椒（pepper）、生薑（ginger）、丁香（clove）、肉桂（cinnamon）、豆蔻（cardamon）、肉豆蔻（nutmeg）、八角茴香（fennel）、罌粟籽（poppy seed）。肉類消費的大量增長，是對香料需求增加的決定性因素。[23]在中世紀的歐洲，香料產量很少，需求量卻很大，尤其胡椒、丁香和肉豆蔻，是每個家庭的必需品。每當秋季來臨時，歐洲人都會宰殺牛羊，用鹽把肉類醃製起來，以備冬天食用。如果用鹽量不足，醃肉就會發腐、變味，人們把香料放入肉里，這樣既節省了食鹽，又使肉類食品增加了特殊的香味。就香料的性質、構成和用途，當代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一書中曾作過詳盡的描述。他指出：「香料一詞在當時包括各種各樣的東方特產：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婦女們極為欣賞的樹膠脂格篷香膠；龍涎香、樟腦、苦艾和象牙；諸如錫蘭肉桂、肉豆蔻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類的調味品，其中，辣椒居於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曉得用鹽處理食品、對其他食品保存技術知道得很少的世界裡，是極受歡迎的。」[24]從圖利的角度看，香料質地輕、價格高，方便運輸，利潤豐厚，對商人們來說，經營香料貿易自然就有利可圖。這就不難理解，在中世紀東西方貿易中，香料貿易始終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西方史家在談到中世紀貿易問題時所說的那樣：「這些貨物的高昂價值，它們所提供的巨大利益，以及對於這些物品的普遍需求，單憑這幾點就足以抵消到遠距離經營這種危險事業的風險。」[25]

  經濟因素是刺激西方人尋找新航路的主要動機，這也是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資本作用的體現。一位威尼斯商人曾誇誇其談，對貴金屬的種種好處大加讚賞。他認為，貴金屬不管是黃的還是白的，「都是每個政府的神往，決定政府的脈搏跳動，構成政府的精神和靈魂，賦予政府以存在和生命……它能主宰一切，克服任何困難。」[26]針對西方人的拜物教心態，恩格斯曾作過準確而生動的描述。他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這種到遠方去冒險尋找黃金的渴望，雖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實現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已經與封建主義不相容了。」[27]因此，如果忘記即使在原始積累時期，最初的資本業已具備流動或擴張的本性，那麼就無法真正理解早期西方人急於去東方探險與殖民的真正動因。

  大航海時代，物慾已經轉化成一種咒語，刺激著無數的西方冒險家奔向海外。受東方富饒傳說的影響，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方人，已經把對金銀財富的貪慾變成了殖民擴張的實際行動，他們試圖找到傳說中的七城島，到黃金國（El Dorado）去圓黃金夢。西班牙有位方濟各會[28]的匿名修士，他在《知識》一書中記錄了關於七城島的傳說。8世紀初，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亞半島，在基督教的波爾圖（Porto）[29]主教的率領下，七個西哥特人主教帶著羊群，乘船朝大西洋方向逃亡，去尋找古典學者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及的那個沉沒於大西洋底的亞特蘭蒂斯（Atlantis），也就是大西島。經過漫長的海上航行，他們登上了一個美麗的島嶼，一塊與歐洲相距遙遠的西方陸地。上岸後，七位主教各建立了一座城池，這就是「七城島」的由來。他們還燒毀了船隻，以杜絕隨行而來的基督徒返回故鄉的念頭。[30]

  關於黃金國的傳說，西方就流傳著許多不同的說法：其一，離西邊大海非常遙遠、在太陽落下的地方，有一片富庶的土地，居住著奇特的怪物，那裡就是可能的黃金國之所在。其二，在中南美地區，據說有一個「鍍金人」統治的國家，那裡蘊藏著大量的黃金和寶石。每天早晨，這個鍍金人都要把細小的金粒塗擦到自己的身上。到了傍晚，他又洗去周身的金粒，金粒便沉入了一個聖湖的水中。[31]此外，還有關於聖布蘭丹（St.Brendan of Clonfert）航行的傳說和聖馬洛（St.Malo）[32]航行的傳說等。西方人對這些傳說並不感到陌生。儘管大多數知識階層的人不相信「諸聖徒島」（Isles of the Saints）[33]的神奇傳說，他們也不相信「幸福島」（Isle of the Blessed）上到處是水果、香料和寶石的傳說，但是許多人都認為，在這些古老傳說背後，在大西洋那未知海域的對岸，必定存在著一塊實實在在的陸地。無論如何，受到這些美麗傳說的影響，西方早期殖民主義者帶著對財富的渴望，踏上了遠渡重洋的冒險之路。

  葡萄牙是歐洲最早從事大航海的現代西方國家。在那些思考地理學諸問題和關注國家未來發展的葡萄牙人中，就包括以偉大的航海家之譽而載入世界航海史冊的亨利王子。亨利像許多同時代人一樣，相信必定有一條航路，沿著這條航路，繞過非洲南端後，再向東行駛，就可以直達亞洲的印度；他還堅信，如果一直朝著太陽落下的方向航行，就可以發現一條到達「遙遠的中國」的最近航路。亨利王子是個有抱負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有著與一般貴族子弟不一樣的人生追求，歸結起來就是這樣幾點：一是撩開籠罩在未被發現的世界上的面紗，二是建立一個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國，三是通過建立與東方的穩固貿易來增加葡萄牙的財富，四是把基督教傳入非基督教的異教國度。約1418年，亨利首創了薩格雷斯航海學校（Sagres School of Navigation），網羅了一批占星學家、天文學家、地圖製作家、航海探險家，著手研究宇宙學、航海學，著手培養航海探險人才。這是歐洲史上的第一所國立航海學校，它為葡萄牙培養了大量優秀的航海人才。正是在亨利的大力推動下，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探險發現的偉大成就。有學者不無誇張地認為，在亨利王子的帶領下，葡萄牙的海外探險活動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藝術和科學」[34]。在此基礎上，葡萄牙人繞過了非洲最南端，來到東方，為葡萄牙帶來了東方的產品，包括香料。

  為了同葡萄牙展開競爭，同時又要避開葡萄牙人開闢的東向航線，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領西班牙船隊沿著西偏南方向，尋找他所謂的去東方之路。船隊經過大西洋海域中的加那利群島[35]，朝大洋深處駛行，最終到達了中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在加勒比地區，哥倫布看到了一些新的島嶼，就是他所聲稱的印度，也是他始終未能明白的「新大陸」。他率領船隊折向南，航行到古巴島北部海岸，他假設這裡是中國大陸的一個海角，因而他沿著海岸朝東，想繞著古巴航行，不過，他又把他發現的海地島誤認為是日本，並予以重新命名，稱為「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36]

  儘管哥倫布未能給西班牙帶來財富，但南美洲確實為西班牙送來了無數的金銀，西班牙對南美進行殘暴的征服與開發，並把南美變成了龐大的西班牙海外帝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海外殖民活動給本國帶回了大量的金銀財富，這些東西讓所有的歐洲人垂涎，當然也讓英國人無比羨慕。由於不列顛處在香料貿易航線的末端，英國人要以最高的價格才能獲得從東方運來的香料，而英國人對金銀的渴望程度，也毫不遜色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而他們對尋找一條到達東印度的便捷航路、並且能避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海洋優勢，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恰好就在此刻，約翰·卡波特出現在不列顛，對他這位義大利航海家來說，英國可能會是一個願意向他提供探險資助的國度。此前，亨利七世曾拒絕過哥倫布的建議，英國就錯過了成為「第一」的機會[37]。這一次，為了尋求資助而來的卡波特，明確提出不會讓英王花太多的錢[38]，他表示願「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為英國去作冒險航行。亨利七世不想再失去良機，更何況卡波特提出的條件並不高。於是，亨利七世希望卡波特能在英王室的旗幟下，「給他的王國或至少給他所喜愛的布里斯托商人帶來利益」[39]。卡波特的到來激發了英國人參與海外冒險的熱情，不過，他和布里斯托的商人都懷疑哥倫布發現了亞洲和中國的說法，他們相信黃金國仍是一個未解之謎，因而要繼續去海外探尋傳說中的黃金國。後來，雖然英國人的黃金夢破滅了，但他們對殖民新大陸的興趣卻有增無減，然而，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兩大強敵，而無論是挑戰西班牙還是葡萄牙的殖民霸權，無疑都會冒著巨大的危險。

  

  經過都鐸朝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在英國的勢力受到了沉重打擊，英國已經變成一個地道的新教國家，它原來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殖民方面的矛盾，現在愈加表面化和尖銳化。從根本上說，英國人對海外貿易活動的興趣，既是由原始積累時期商人資本初步發展和資本的內在屬性驅動的產物，也是民族國家初期向外爭取發展權的結果，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英國的封建生產關係解體較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被納入商品經濟發展的軌道。16世紀的英國，由於商品經濟關係日益滲入農村，資本主義性質的農牧場不斷出現。尤其在15世紀最後30年和16世紀最初幾十年，英國掀起的圈地浪潮促進了本國毛紡織業的發展，提高了毛紡織品的商品率。圈地運動使牧場增加、耕地減少，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由圈地所引起的新舊生產關係的消長，才真正反映了英國農業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實質。舊的土地貴族減少，破產的自耕農增加，新的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增多，以剝奪農民土地為特徵的圈地運動，構成資本積累的典型形態，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成長。在對外貿易方面，英國主要是一個羊毛輸出國，14世紀前半葉，英格蘭的輸出總值為25萬鎊左右，輸出的羊毛3500到4萬袋。[40]15世紀以前，它生產的大宗羊毛，除了少量用於粗呢生產外，大部分輸往呢絨業發達的佛蘭德斯。[41]隨著國內毛紡織手工工場的發展，羊毛出口量銳減，呢絨出口量激增，到16世紀中葉，英國已經像佛羅倫斯、佛蘭德斯一樣，躋身於呢絨產品出口國行列，因而對傳統的海外市場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於當時英國對佛蘭德斯市場存在著很大的依賴性，而這個市場又為享有貿易特權的漢薩商人所控制，英商就不得不為不斷增加的手工業產品尤其呢絨製品尋求新的銷售渠道，因此，拓展新的海外市場成為他們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們的謀利動機受到商品經濟的推動，特別是重金主義成為他們追金逐銀的行動指南。如果說西方人對金銀財富的欲求，很大程度上是受早期重商主義理論和關於東方富饒傳說驅使的結果，那麼，英國人奔向海外去進行探險的熱情，主要來自伊比利亞人榜樣的力量。起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探險，始於尋找到達東方的「財富之路」，進而建立起無與倫比的殖民帝國，並從東印度和西印度給母國帶回了大量財富。都鐸朝統治時期的英國，正值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當時英國人在追逐金銀財富和謀取商業利潤方面表現出巨大的熱情，他們不但對傳說中的黃金國深信不疑，而且垂涎伊比利亞人的富有，一心想到海外去追逐自己的黃金夢。

  再次，廣闊的大西洋蘊藏著豐富的漁業資源和其他大量海產品，有無盡的寶藏等待發現和開發。對那些渴望發財、敢於冒險者來說，許多海洋之謎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都具有無限的吸引力。隨著一股股黃金熱的到來，英國殖民者考慮建立海外殖民地，並在殖民地上生產國內無法生產的東西，從而擺脫對歐洲大陸商人的經濟依賴。雖然欲求不能直接等同於殖民運動，但是欲求的因素卻能轉化為推動殖民擴張的動力，引導著那些虔誠的傳教士、冒險的商人和好戰的騎士，以及做發財夢的貴族，到大海深處、到海外去，傳播基督教福音、追逐商業利潤和建立功勳偉業。

  最後，早期市民階級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發展成為一種推動英吉利民族追求國家富強的精神動力。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市民階級對財富的認識，體現了新教的財富觀和天職觀。在當代西方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看來，合理謀利是上帝賦予基督徒的基本義務和神聖天職，當然也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內在動力。韋伯說：「在現代經濟制度下能掙錢，只要掙得合法，就是長於、精於某種天職的結果和表現。」[42]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新教思想與新興市民階級的義利觀相吻合，合理地解釋了英國商人的逐利行為。在被人們稱為「重商主義者的聖經」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文中，托馬斯·孟就把那些勤勉經商的人描繪為創造「貿易奇蹟」的主人[43]，並對商人的「高貴職業」[44]溢美有嘉，甚至稱之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

  民族國家形成時期，在精神上走出中世紀的英國人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以致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就說：英國「是世界上最能夠同時以宗教、貿易和自由這三種偉大的事業自負的民族」；英國人在虔誠、商業和自由這三件大事上走在了其他民族的前面。[45]

  隨著財富觀的變化，逐利行為已成為英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金錢是十六世紀的真正統治者」。金錢、黃金白銀和一切追逐金銀財富的謀利的動機，不僅統治著人的外在世界，也支配著人的內在世界，並為靈魂開闢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樣，在「當時最冒險的企業和投機活動中產生了真正的狂熱病。……在這種狂熱病中，無論是羊毛、土地投機、企業經營，乃至直接的掠奪，都是津津有味。利潤！金錢！這就是上至女王下至販夫走卒大家所熱烈追求的」[46]。著名探險家馬丁·弗羅比歇爵士是英帝國早期開拓者之一，16世紀70年代他率領一支遠征探險隊，分乘兩艘小型三桅帆船及一艘二桅小船，出海尋找到達東印度的西北通道。他從第一次航行中帶回一些不知名的礦石，據說可以從中提煉黃金，因而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回報，伊莉莎白女王及其廷臣們紛紛認捐，為弗羅比歇的第二次航行提供資助。但是，這一次他根本沒有再去探尋西北通道，而是運回了200噸礦石。德國採礦專家伯查德·克拉尼希（Burchard Cranich）曾宣布，他期望從這些礦石中分離出黃金，故而激起了一場空前轟動的黃金投資熱。女王認購1350鎊，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認購2000鎊，其他廷臣認購數各不相等。1578年，第三次探險航行活動的規模更大，參與其中的船隻多達15艘。可是，礦石檢測的結果卻令人十分沮喪，它們只是普通石頭，根本不包含人們期待的黃金。[47]儘管如此，對黃金和財富的貪求，已成為許多英國人，尤其是那些逐利的商人、不顧一切的冒險家，還有無所畏懼的紳士們踏上海外冒險之路的最重要刺激因素。

  西方人對美洲新大陸，或其他地區探險和擴張的殖民要求，從理論上講，是以他們所堅持的「發現優先權」（discovery priority）或「有效占領」（effective occupation）的殖民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根據這種原則，在沒有明確的合法所有者的情況下，發現國對海外土地擁有優先控制權，就是在所謂的無主土地上享有建立貿易站、壟斷貿易，或者開闢殖民地的優先權，其他國家不得染指。其實質是誰先占領某個地區，誰就得到了擁有這個地區的「權利」，早期殖民主義者依據這種強盜邏輯，大肆征服和掠奪廣大地區。儘管哥倫布的西航探險並沒有為西班牙找到到達東印度的新航路，但其發現的實際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一塊新大陸就在歐洲大西洋的對岸，它的存在是確鑿無疑的。於是，西班牙人根據哥倫布的發現，確認了他們對新大陸的殖民優先權和壟斷權。羅馬教皇發出的教諭（Papal Bull）[48]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占領殖民地的「合法」依據，以此確認所謂新發現土地的歸屬權。由教皇充當仲裁人，不僅可以延續教廷的普世主義權威，也可以暫時地解決早期殖民主義者瓜分世界的矛盾。1492—1494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發布一系列教諭，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了對非基督教地區的人為瓜分，並取得海外貿易與殖民統治的壟斷權。1492年教諭確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對世界的瓜分，西班牙國王有權占有由哥倫布第一次航行時所發現的土地，葡萄牙人則得到了「教皇子午線」（Papal Meridian）以東的地區。根據1494年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西葡兩國同意把這條分界線移動到佛德角群島（Cape Verde of Islands）[49]以西370海里處，正是由於這個變化，葡萄牙人得到了在巴西殖民的權利。[50]

  此時，英國是一個正在積聚力量、尋求對外發展機遇的新興民族國家。雖然促使英國人走出去的原動力，在發現和獲得金銀財富，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一方面，只有打破伊比利亞人把持的貿易與殖民壟斷權，才能在海外探險和貿易擴張中發現有價值的東西，才能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殖民地[51]；另一方面，只有建立和保持永久性的海外殖民地，才能提升和加強用以對付那些限制其發展的海上力量。這也是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人在拓展海上事業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當他們追求發展的努力受到其他殖民國家的壓制時，他們就力排外來干擾，到海外去「合理謀利」，進行發現和占有尚未被其他國家所擁有的「處女地」，通過建立殖民帝國，來抗衡葡萄牙和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