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吉利的海洋民族傳統

  英吉利人原本是一個海洋民族，他們不僅具有海上冒險的特點，而且由於不列顛與歐洲大陸維持的複雜關係，其民族性格「確實要比德國人、法國人或荷蘭人複雜得多」[3]。早在3500年前，大不列顛島上就有人類居住，最早的居民大概屬於石器時代的地中海人。公元前1700年左右，比克人（Beaker Folk）從荷蘭和萊茵地區移入，他們帶來了青銅製造技術，並與不列顛的土著共同創造了著名的「巨石文化」。今天，在英格蘭南部的索爾茲伯里（Salisbury）白堊大平原上，遺留著史前巨型石柱群（Stonehenge），像謎一般，是英國久遠而神秘的歷史見證。公元前800年，處於青銅與鐵器並存時期的克爾特人（Celts），從現今的法國和德國渡海而來，登上不列顛島，成為島上主導性居民。但不列顛文明史的進程，卻要追溯到羅馬帝國，先是公元前1世紀中葉，高盧行省總督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兩度進入不列顛，試圖征服而未果；然而在一個世紀後，克勞狄（Claudius）皇帝征服不列顛，把不列顛置於羅馬統治下，並開始了長達三百年之久的所謂「羅馬和平」（Pax Romana）。4世紀末葉羅馬人退出後，日耳曼人循著海道侵入不列顛，並陸續建立了許多小王國。不列顛島上的土著克爾特居民，一部分逃進了西部和北部的山區，另一部分則逃往愛爾蘭，為現代威爾斯人和愛爾蘭人留下了血脈。入侵者來自日耳曼三個部落，作為現代英格蘭人的祖先，他們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像羅馬人一樣，僅給不列顛島帶來了穩定而粗放的農業生產技術，而非動盪不定的海洋文明，所以在其後的數百年間，英吉利民族一直默默無聞地從事農業生產。直到中世紀結束時，英國遠離大海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但是不列顛人帶有天生的海洋性格，撇開克爾特人不說，起初英國人都是乘東北風而來的北方海盜，盎格魯-撒克遜人原先住在北海沿岸，由丹麥半島延伸到萊因河口一帶，5世紀中期開始渡海征服不列顛；到7世紀時，他們把英國史推進到「七國時代」（Heptarchy，600—870）。之後，維京人（Vikings）持續進攻侵入不列顛，並逐漸不列顛化。維京人屬於北方日耳曼人，居住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以漁獵和海上劫掠為生，而「戰爭和海上劫掠是自由北歐人的職業」[4]。那些來自北歐的海盜獲得對大海的支配權，他們的血脈和大海的海浪一起跳動，混合成為撞擊海岸的轟鳴聲。早期的英國人，曾經跨越北海，航行到冰島、格陵蘭一帶，並曾經到達北美的文蘭。[5]在不列顛島上定居後，大海的餘音並沒有完全從英國人的耳際消失。作為日耳曼人的後裔，英國人還保持著堅韌、粗獷的海洋民族特性，19世紀英國國教牧師、歷史學家兼小說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其作品《東北風禮讚》中就這樣稱頌道：

  正是惡劣的氣候哺育著堅韌的英格蘭人。他們聽見大海的聲音，用深沉的目光向東或向西凝視，洞穿海霧和濺起的浪花，絕不可能完全失去曾經令維京人熱血沸騰的冒險精神和對大海的熱愛。[6]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曾經與大海為伍的英國人，他們本該「乘船下海」，可是中世紀為何經歷了一段與大海無緣的歷史？在海上冒險、探索未知海洋和海外殖民方面，本不該落後的英國人，卻又為何讓義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搶占了先機？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造成中世紀英國自我封閉、與外界隔絕的最主要物質因素。「隨著撒克遜的緩慢推進，在一個半世紀中，土著布列吞人被向西驅趕，征服者定居於耕地和林地上。就自然狀況而言，英格蘭沒有一處遠離大海超過70英里。儘管如此，這裡幾乎不存在什麼流動性。基督教會建立起教區教堂，一代代人居住在聽得見教堂鐘聲的區域內，很少看見過大海。安定的生活不會產生冒險，原始狀態下的自給自足造成了沉寂。海上精神趨於衰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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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莊園是中世紀英格蘭的自然經濟單位，莊園內的生產可以滿足包括領主和農民在內所有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使得人們對商業貿易和交通航運很少產生需求。直到15世紀，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英國人還沒有完全恢復對大海的記憶。這就難怪伊莉莎白時代著名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評論說，「英國——這個坐落在銀灰色大海中的小島」，正「在大海的搖籃里安然入睡」。威塞克斯（West Saxons）國王阿爾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最早自稱「盎格魯-撒克遜人國王」，為有效抵抗維京海盜的入侵，他最早創建了英國的海軍艦隊，從而獲得了「海軍之父」的美稱。儘管阿爾弗雷德很早就認識到海洋的意義，認為大海是英格蘭的「第一道防線」[8]，可惜他的子孫們遺忘了他重視海防建設的榜樣。所以幾個世紀後，直到都鐸朝初期，英王尚無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皇家海軍艦隊。

  第二，遠離歐洲大陸是造成英國島民的孤芳自賞、自我封閉心態的客觀因素：「不列顛是一個群島，位於大洋之中，而又遠離大陸海岸。」[9]不列顛島四面環海，向東和向南，在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大陸之間，是以「窄海」（Narrow Seas）而著稱的北歐水域；向北和向西，則是浪濤洶湧、浩瀚無邊的大西洋。海洋作為天然的屏障，將不列顛島與歐洲大陸自然分開，不列顛島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不過，在英吉利海峽最狹窄的地方，從英國東南角多佛，到法國北端加萊，兩地間的直線距離只有33公里。12世紀以前，大洋依然是一條便捷的海上通道，一批又一批歐洲冒險者循此而來，絡繹不絕，使得英國人不得不經常面對來自海外歐洲大陸入侵的威脅。從地理上看，英國人從未居住在距離海岸超過115公里以外的地方，島嶼環境應當造就他們的海洋民族特性。然而，這種看似優越的地理位置，在莊園經濟時代並沒有給英國人帶來好處，反而成為在客觀上束縛他們與外界交往，進而在大航海時代落伍的障礙。

  第三，「百年戰爭」是阻礙英國人對外交往和從事海上冒險活動的又一重要因素。由於封建主義的作用，英法兩國長期糾纏於歷史上的恩怨，特別是英格蘭人一直對海峽對岸抱有野心，他們把對岸看作英格蘭真正的邊界，向大陸擴張是英國人參與海外事務的理想。正是這種強烈的政治動機，推動著一代代英國君主始終把目光聚焦於海峽彼岸的法國[10]，而「百年戰爭」就是這種動機的後果。不正常的法蘭西情結影響著英國的政治、經濟和對外關係。在領土、血緣和經濟方面，英法間的關係頗為複雜，真是剪不斷、理還亂，直至訴諸戰爭。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英國人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與財政資源都消耗於那場在法國的土地上進行的唐吉訶德式的征服戰爭，這既限制了他們對歐洲以外世界的關注，也妨礙了他們去開拓海外貿易和從事殖民擴張。如果忽視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完整而準確地判斷英國的地理特徵、島國心態和政治文化傳統，也就無法合理解釋早期英國的海外貿易與探險活動落後、反而對大陸抱有擴張野心的真正原因。

  16世紀以前，英國與對岸的大陸，尤其與法國間，始終維持著這種敵對關係，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對抗法國，而忽視了發展海外貿易關係。那時在歐洲沿岸只有幾個分散的貿易站飄揚著英國的旗幟，這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主要由於其本身具有軍港價值。就中世紀商貿活動而言，英國的貨物，尤其羊毛和呢絨產品，價廉而物美，都是歐洲人所追求的東西；英國商人也與大陸的歐洲人，如漢薩商人，保持著密切的貿易聯繫。此外，英國的水手還保持著與歐洲諸海島間的聯繫。但是，當英國輸掉「百年戰爭」、英國成為陸上強國的企圖化為泡影后，接踵而至的「玫瑰戰爭」，一場為爭搶王冠而進行的封建混戰，進一步阻礙了英國人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制約了他們到海外從事探險與擴張的殖民活動。[11]直到15世紀末，都鐸王朝才把英吉利民族重新統一起來，英國人由此而進入不列顛發展史上最值得驕傲的時代。儘管一些學者認為，及至「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甚至到斯圖亞特王朝早期，英國人的許多傳統觀念還是中世紀的」[12]。但是，這個民族由於恢復了對大海的記憶，他們對海上事業的巨大熱情和探索海外世界的冒險精神才被真正喚醒。

  中世紀時期，歐洲人對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不超過歐洲舊大陸，稍遠則及至地中海。古希臘學者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長期住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平生寫下了一系列著作。他把地球上的陸地畫成連續的一片，陸地包圍兩個巨大的湖，一個是大西洋，另一個是印度洋。他對世界的認識，對歐洲人的影響深遠。在《天文學大成》（Almagest）一書中，他指出大地位於宇宙中心，並系統論證了「地心說」，為中世紀基督教神學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不列顛是歐洲人所知道的大地極限，它地處歐洲之外，遠離經貿活動中心，向北是堅冰，向西是汪洋，向南遠離地中海，只是向東，不列顛才與對岸的歐洲大陸有關聯。[13]因此，不列顛既屬於歐洲，又不在大陸範圍內，而在歐陸之外。由於游離於大陸之外，不列顛最有意義的地理特徵，並不是無垠的大海，而是被海洋包圍的陸地；又由於自然經濟的發展，英國人不是一個「水手民族」，而是一個「牧羊民族」。

  長期以來，英國是一個以生產和出口紡織業原料羊毛為主的農業國，由於外貿市場狹小、外銷渠道有限，在商業上對於大陸商人有很強的依賴性，錯綜複雜的歐洲海岸對不列顛來說，並不具有多麼大的重要性，這可以通過一個實例來證明：中世紀歐洲的航運業，北方主要由漢薩商人控制，南方則主要為義大利商人操縱，而英國的對外貿易基本上不屬於英國人。那些來自歐陸的商人，經常移居不列顛，他們不但補充著英國工匠之不足，也主導著英國的貿易經濟。由於自然條件的制約和外國商人的壟斷，英國的羊毛和呢絨被送往海外，海峽對岸的佛蘭德斯是英國羊毛和呢絨的主要出口地。在對外貿易和海外旅行方面，英國人多依賴大陸的船隻，波爾多的葡萄酒，波羅的海的圓木，里斯本利凡特（Levant）[14]的奢侈品，甚至魚類供應，都不得不依靠威尼斯或漢薩商人提供。在整個中世紀，如果說英國人有一些海上活動的話，那麼他們的活動範圍，也僅限於不列顛諸島沿岸附近，這同他們作為維京後代的島民身份極不相稱。15世紀以前，他們在海外有一些零星的經商和探險活動，那也純屬私人性的民間行為。例如，在英國「詩歌之父」傑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生活的14世紀中後期，有英國水手漫遊過非洲，他們的航行路徑是「從波羅的海古特蘭（Gootland）到菲尼斯特爾角（Finisterre），再進入布雷泰尼（Bretayne）和西班牙的每一個小灣」[15]。

  16世紀，隨著大航海成果的不斷湧現，不列顛不再處於舊大陸貿易航線的末端，而是從舊大陸到新大陸這條新航線的起點，這種變化刺激英國人去恢復他們作為一個海洋民族的歷史記憶。可是，在英吉利民族的海洋文化遺產中，很少留下16世紀以前關於海上冒險的成就或傳說；同大量的商業文獻相比，有關英國人海外貿易和殖民活動的記錄，顯得少得可憐[16]，以至於在新大陸發現之後60年間，竟沒有一部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問世。但是，當英國人狹隘的中世紀觀念經受著人文主義思潮、冒險精神和探險活動的衝擊時，他們的海上活動熱情也逐漸被其他民族的海外探險與擴張的冒險行為激發出來。其實，英國人很早就認識到了海軍作為王國屏障的意義，差不多從13世紀起，他們已本能地感到，在大海上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將關係到英吉利民族的生死存亡。[17]雖然英國人有過一段與海上活動無緣的歷史，但是他們的海洋民族特性並沒有改變。在關注英國海外擴張方面，人文主義者莎士比亞也不失為一個帝國主義思想家，他不僅拜讀過理察·哈克盧伊特有關英吉利民族航行發現的作品[18]，而且在《暴風雨》、《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膾炙人口的劇本中，通過對許多關於海上放逐、荒島歷險、海上遇險等冒險情節的生動描述，真實地再現了英國不同社會階層所經歷的豐富多彩的海上生活，謳歌了英吉利民族不怕犧牲的冒險精神。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張揚長期受到大一統教會壓制的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人的思想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在人文精神的薰陶下，英國人逐漸復活了對大海的熱情，於是上上下下形成了奔赴海外經商、探險與殖民的冒險浪潮。哥倫布西航成功，不論對於窮人還是富人，無疑都是巨大的刺激，「只有愚笨的鄉下佬才待在家裡」，而哪怕是少許有點名氣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往海外，去追求財富和人生理想。有些人參加戰爭或冒險，完全是為了試試運氣；有些人離開普利茅斯、布里斯托、南安普頓（Southampton）和倫敦，主要是為了到遠方去發現土地，或尋找工作和就業的機會；有些人是為了施展才華，實現抱負，而他們每次從海外歸來，總是哼著令人激動的小曲。顯然，未來的英帝國，相當程度上就是由這些不安定分子或具有新思想的人創造出來的，而這些失去土地的年輕一代，又是原始積累初期圈地運動的產兒，他們主要由約曼農、失業的水手，以及退伍的士兵所構成。都鐸時期的宗教改革，進一步加強了英國民眾向外發展的趨勢，而正是這種不可阻擋的、來自民間的冒險熱情，昭示著英帝國的未來。「我們的主要力量來自大海」，這句話已經成為伊莉莎白時代一種廣泛認同。[19]這充分表明，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人的自由思想、有限的海外經歷與豐富的想像力，同冒險熱情和物質欲求相結合，以及正在覺醒的英吉利民族意識，與不斷增長的仇外情緒相結合，不斷驅動他們挑戰外部世界，憧憬殖民冒險。在不知不自覺中，英國人形成一種向外突破的共識，他們要像伊比利亞人一樣，建立一個堪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抗衡的英帝國。

  由於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經率先建立起海外殖民優勢，英國人最初的海外殖民活動，不得不避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勢力範圍，朝西北方或東北方探險。他們循著北方通道去冒險，卻意外地發現了美洲北部大陸，從而奠定了未來英帝國的重要基礎。亨利七世時期，藉助於王室聯姻，發展了英格蘭和西班牙兩個王朝間的友好關係，提升了英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好景不長，雙方的利益對立逐漸顯現出來。為了同西班牙人展開商業貿易競爭，長期旅居西班牙的著名英國商人小羅伯特·索恩[20]致函駐西大使，並附上相應略圖，敦促亨利八世支持國人的海外發現事業，積極尋找通往所謂遠東（Far East）地區的東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使英國早日擺脫對西班牙的依賴。索恩認為「絕沒有不可能居住的土地，也絕沒有不可能航行的海洋」[21]。後來英國人率先發現北美大陸，他們重新感受到了大海的召喚，也進一步增強了重返海洋的信心。在傳統與變革之間、在穩定與流動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向外突破的張力，並驅動著英國社會的變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