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商主義者的「商業擴張」殖民論

  現代英國殖民思想與英國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發展的趨勢相一致，除了受到托馬斯·莫爾、理察·哈克盧伊特、弗朗西斯·培根等一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理論家的影響之外，還通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其中重商主義就是它早期的表現形態之一。英國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早萌發的國家之一，也是重商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策源地。十四、五世紀，封建主義在英國已經走到盡頭，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已經開啟。而在政治層面上，此時正值中央集權形成的階段，代表英國民族國家利益的都鐸新君主制，對內確立起專制王權的支配地位，在對外交往中則表現出民族主義的傾向，追求國家的主權獨立，排斥羅馬教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以及漢薩同盟等一切外來勢力在英國享有的特權。這一階段上，重商主義在英國成為基本國策，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起始階段，重商主義作為商業資本的思想體系，試圖批駁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公平價格」（fair price）理論，即：同一種商品對各個階級按不同價格出售是公平的。重商主義否定這種以階級特權為基礎的經濟倫理，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做合理的解釋，由此也就為海外商業貿易和殖民擴張提供理論依據。

  重商主義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西方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和政策體系，它代表著商業資本的利益，尤其代表著同海外貿易和殖民運動相聯繫的商業資本的利益。在英國重商主義者看來，商業、貿易和殖民從一開始就是事關國家經濟與政治利益的根本問題，因此每一代都鐸君主都把對外貿易、海上探險和殖民擴張視為增強國力和維持統治的有效途徑。雖然這個時期的英國人已經意識到一個強盛的英國的未來在海洋[87]，但是由於個人力量不足，他們就像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那樣，「把全體人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88]，憑藉象徵專制權力的「利維坦」（Leviathan）的力量，去對抗北歐商人漢薩同盟在英國的貿易特權，去反對伊比利亞人在海外探險和殖民貿易中獨享的世界霸權，以爭取自己的海洋利益。

  海權在現代國際關係和早期殖民擴張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擁有海權就贏得了國家的發展權。主要由私人經營的內外貿易，既可以增加國內物質財富的積累，又可以服務於統治者的政治目標，還有助於爭奪海權。海外貿易是獲得和衡量海權的重要物質基礎，在處理歐洲國際關係時，貿易自然就成為不可輕視的因素。在對外交往中，各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外商業貿易，並把它視為國家間競爭和左右國際政治的強有力武器。在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政府可以動用國家的力量，如徵收關稅、控制關稅水平、實行貿易禁運等[89]，來達到維護本國經濟政治利益的目的。就英國的情形來看，在皇家特許貿易公司創建的過程中，政府和私人公司存在著天然聯繫，王室掌握著頒發特許狀的權力，私人貿易公司在對外貿易活動中求助於政府，藉助皇家特許狀，在特定區域內行使商業、貿易、發現和殖民方面的壟斷權，王室也由此而攫取可觀的經濟利益。事實上，不論何種組織形式的貿易公司，都是國家特權與私人經濟利益的集合，也就是王室政府和商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對於利益攸關方來說，都因有利可圖而走到一起。

  原始積累時期，英國的重商主義者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經濟活動的。貨幣即財富，儘可能地多積累金銀貨幣，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他們認為，金銀貨幣是物質財富的基本形態或唯一形態，一國的貧富程度，取決於該國保持的金銀多寡，對外貿易是財富增加與積累的手段。為了鞏固民族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實現民富國強，重商主義者主張國家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禁止或減少金銀的輸出，增加金銀的輸入，一方面通過對外貿易實現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建立殖民制度，禁止殖民地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根據積累貨幣或金銀的方法不同，英國的重商主義區分為早晚兩個階段：早期重商主義以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為代表，他針對新大陸發現以來大量貴金屬流入歐洲，導致物價暴漲，「劣幣驅逐良幣」，金銀貨幣外流的現象，提出了關於貯藏貨幣的重商理論，主要包括兩點內容：其一，由於含金量不足貨幣出現的原因是足值貨幣被國王趕到國外，反對劣幣和提高法定貨幣成色是保持國內足值貨幣的重要手段；其二，進口外國商品非常有害，尤其進口本國能夠製造的商品更是如此，這是導致貨幣外流的主要原因。在《對本國同胞若干不平意見之批判的論述》[90]一文中，斯塔福德堅持認為，一切購買都會使貨幣減少，一切銷售都會使貨幣增加；為了大量積累貨幣財富，就必須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貨幣的運動。在經濟貿易活動中，早期重商主義者要求絕對地多賣少買，禁止貨幣輸出，增加商品輸出，以增加金銀的積累，故而被稱為「重金主義」（bullionism）或「貨幣平衡論」（balance of money）。

  托馬斯·孟（Thomas Mun）是晚期重商主義的代表，出生於倫敦的商人世家，他的祖父約翰·孟（John Mun）是皇家鑄幣局局長，父親與祖父同名，為倫敦的棉製品商人。孟本人因參與地中海貿易贏得了金錢和聲譽，並定居於倫敦。1615年，他當選為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由於早期重商主義者攻擊東印度公司在對外貿易中大量輸出貨幣，1621年他出版《論英國對東印度的貿易》一書，極力替東印度公司的行為作辯護。該書以後不斷改寫，1664年發表時取名為《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or the Balance of our Fore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簡稱《貿易論》。它還有個副標題，稱「對外貿易平衡是我們財富增加的法則」。這是一部劃時代的經濟學著作，它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廣泛注意，也獲得了後人的好評。「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稱它是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準則，馬克思更稱其為「重商主義的福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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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貨幣在對外貿易中的意義，孟的理解比早期重商主義者更為深刻。他深感早期重商主義為「重金主義」所束縛，因而希望突破「多賣少買」和禁止金銀出口的外貿原則。他認為，貨幣是商品的價格，並不是物質財富的唯一形態；購買商品是貨幣的正當用途，貨幣的增加，即意味著財富的增加；貨幣會產生貿易，貿易能增多貨幣；國內貿易只是對外貿易的輔助手段，外貿本身並不能使國家致富或貧窮；一國因購買他國的商品而受到削弱，反而加強了其競爭對手的力量，外貿卻可以使人們從少買多賣的交易中獲利，並使國家走向富強。根據孟的理解，外貿是使國家致富的正當途徑，因而他反對「貨幣平衡論」，倡導「貿易平衡論」（balance of trade），指出「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民族國家的為多。」[91]他進一步指出，重要的不在於把貨幣保存或儲藏起來，而在於把它們投入到有利可圖的對外貿易中，只要英國貿易的出口總額超過進口總額，取得有形的貿易平衡，就可以帶來更多的貨幣。在《貿易論》這個小冊子中，孟結合英國對東印度的貿易，並以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荷蘭、比利時等地的外貿活動為參照，詳細探討了貿易平衡論的若干問題。他主張英國應當取消貨幣輸出的禁令，爭取在對外貿易中的出超，增加商品的輸出，減少對外國貨物的消費，以外貿順差的方式，實現財富收入的增加，從而使國家臻於繁榮。在書中第四章「輸出我們的貨幣藉以換得商品是增加我們財富的一種手段」中，他直截了當地指出：「除了通過對外貿易以外，我們就沒有其他手段可以用來獲得現金，這是任何一個有判別力的人所不能否認的。」[92]其實，在推行重商主義的手段上，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之間的差別並不大，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前者主張把徵收關稅作為增加國庫收入的一項重要措施，同時輔之以其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即以國家暴力的辦法增加金銀貨幣；後者則主張實行保護關稅政策，鼓勵發展民族工商業，推行皇家特許狀式的許可證制度，把海外探險、商業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壟斷權授予商人、冒險家，大力推進英國的海外擴張。

  在商業資本占主導地位的原始積累時期，英國的重商主義者把對外貿易看作是占有貨幣和增加財富的主要手段，他們對於發展海外貿易、擴張殖民勢力和鞏固統一民族國家，都採取了積極的支持態度。他們認為，貿易是財富的源泉，要積累貨幣、增加財富，就必須發展和擴大對外貿易；要擴大對外貿易，就必須藉助於統一國家的強大力量，爭取在海外競爭中的主動地位；要在對外貿易中擊敗競爭對手，就必須打破外國勢力獨占的殖民地和對外貿易的壟斷權，並把英國建成一個獨立自主、具有競爭實力的主權國家。作為民族國家形成時期的主導性經濟政策，重商主義本身包含了旨在獲得國內政治統一和鞏固國家權力的一些經濟措施。在這裡，建立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被置於首要地位，這是國家強盛的政治基礎；貨幣的、保護貿易的以及其他的經濟措施，僅僅被看成是達到這種政治目的的手段。所以有一點不可忽視，就是採取暴力或國家干涉的方式，也成為重商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93]因而，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是民族國家形成階段各國政府所推行的經濟干涉制度，其根本目的在於倚重強權，促進民族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固然，重商主義常常被人們理解為一種經濟的原則或政策，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如說是一種政治的手段或措施。正如當代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干涉經濟事務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發展製造業和擴大貿易額，而且是為了使更多的財富流入國王的財庫，使國王有能力建造艦隊，裝備軍隊，讓全世界敬畏他的政府。因為重商主義和君主們為了增強自己權力的野心以及加強他們統治下的國家力量的野心關係密切，它有時又被稱作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治。」[94]

  當然，托馬斯·孟的經濟思想與早期重商主義既有區別又有聯繫，雙方的共性遠大於分歧。在這兩種不同的平衡論之間，其共同點顯而易見。一方面，在對財富性質的認識上，他們都將貨幣和財富兩樣東西混為一談[95]，認為貨幣財富的多少是衡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標準，因而堅持應當儘可能地多積累貨幣或貴金屬；另一方面，在對發展貿易的態度上，他們都認為對外貿易是致富的源泉，並主張在發展本國工商業的同時，還應當重視航運業和轉運貿易，尤其重視發展遠離英國的殖民地貿易。在談到英國推行殖民擴張的優越條件時，托馬斯·孟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重商主義戰略家，不無自豪地說：「英國的廣大、美麗、豐饒；由為數極多的善戰的人民、馬匹、船舶和軍火構成的海陸力量；有利於國防和貿易的地形；許多口岸與港口，都是敵人難以進來，而便於本國居民的財富如上好的羊毛、鐵、鉛、錫、番紅花、穀物、食料、獸皮、蜜蠟和其他自然資源出口的便道：倘使我們對上述這些予以充分的考慮，我們就將發現我國是能夠稱霸天下的。試問有哪一個強大的國家，還能享有更大的光榮和利益，象我們那樣綽有餘裕和得天獨厚地擁有一切的東西，可以供應糧食衣著以及戰爭和太平時候的需要，而且不但可以充分滿足本國需要，還可以供別的國家用，從而每年就可獲得大量的現金，使幸福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呢？」[96]但是，孟堅決反對濫用本國資源的做法，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在「人為財富」即所謂「我們的工業品和我們勤勤懇懇地用外國商品經營貿易而來的財富」方面，英國人必須端正思想，學習鄰國成功的經驗。要使這兩種財富不斷增長，從而使英國強大起來，除非擴展對外貿易，別無其他途徑。「那麼請仔細看看對外貿易的真正面目和價值吧！那就是國王的大量收入，國家的榮譽，商人的高尚職業，我們的技藝的學校，我們的需要的供應，我們的貧民的就業機會，我們的土地的改進，我們的海員的培訓，我們的王國的城牆，我們的財富的來源，我們的戰爭的命脈，我們的敵人所怕的對象。」[97]

  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是原始積累時期西歐新的社會思潮產生的物質基礎。隨著經濟關係的變革和階級結構的變動，建立在新舊力量平衡之上的新君主制，不失時機地消除地方離心傾向，加強集中統一的中央權威，現代民族國家最終建立起來。在這個階段，重商主義發揮著促進原始積累和民族國家加速發展的積極作用，這說明一方面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必須藉助於專制王權和民族國家的政治優勢，才能進一步發展壯大其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他們在開拓海外市場、開展殖民擴張活動中，只有爭取專制王權和民族國家的支持，才能真正獲得成功。對歐洲人而言，要發展海外貿易和推行殖民擴張，就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把以專制王權為代表的強大民族國家作為強大的實力後盾，二是要有渴求財富的貴族和富於理想、敢於冒險的市民階級的全力投入。西歐各國的專制王權，既然要追逐支撐君主國龐大開支的財政來源，就必然會與積極推行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的市民階級形成利益聯盟，相互依存，共同推動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和鞏固新興的民族國家。這樣一來，在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的主導下，發展對外貿易、爭取殖民擴張的「權利」，就成為新君主制加強和民族國家鞏固的內在要求。

  從上述的探討中可知，重商主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加強新君主政體下的新興民族國家，使之在對外的經濟與政治交往中，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活動中，保持自主和平等的獨立地位，在對歐洲以外非基督教世界的經濟貿易和殖民擴張中，爭取和擁有所謂自由擴張的「均等機會」，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有賴於積累金銀以支持頻繁的戰爭和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的費用。這樣就要求維持貿易順差，並儘量攫取為母國生產所需原料的殖民地。這樣就有了皇家授予的特許狀，准許貿易公司有指定的海外領土進行殖民和貿易時期擁有壟斷的特權。」[98]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會導致新興民族國家間的競爭與博弈，打破既有的帝國霸權，形成新的霸權帝國。因此，在海外貿易和新君主制之間、在殖民貿易擴張和民族國家之間，由重商主義造成的趨同利益就構築起連接彼此的橋樑。除了政治上擁護專制主義外，重商主義者還主張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外交上的擴張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指民族國家擺脫了對外國的經濟依賴，就像伊莉莎白一世時期都鐸英國克服漢薩特權所做的那樣，實現了國家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外交擴張主義是指鼓吹貿易立國，推行殖民主義的強權外交，謀求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霸權。根據霸權主義的重商原則，宗主國嚴格限制殖民地的經濟貿易活動，殖民地必須服從宗主國的利益，不得從事製造業和航海業，它們只能向宗主國提供所需的生產原料，並儘可能多地消耗宗主國輸出的製成品。「這樣，它們就為母國的工業灌輸生命所必需的血液，使它能夠在世界貿易的鬥爭中取得優勢。」[99]按照重商主義的殖民擴張理論，宗主國藉助於國家力量占有殖民地，或以武力方式奪取殖民地，可以直接從殖民地進口所需商品，包括原料和製成品，就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必須用金銀貨幣或高價產品，從外國購買或交換；全部的海外殖民地產品，包括消費品和手工業原料，都應運往宗主國，而不准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場手工業，使宗主國的工業可以維持有利可圖的狀況。就是說，宗主國把限制殖民地經濟發展作為其自身發展的重要手段，並把殖民地當作傾銷本國工業品的穩定市場。可見，重商主義不但起到了保護民族國家的經濟利益、鞏固專制王權的積極作用，也是促使新興民族國家大力推行殖民擴張的有力工具。

  為增進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重商主義在許多方面都要求採取協調一致的國家行動，諸如鼓勵農業發展，維持相當多的農業人口，保證國民的食物供給；規範工業，發展航運業；建立特許壟斷公司，規範海外貿易，避免在任何方面對任何競爭對手的依賴，極力擺脫外敵入侵的威脅。[100]在重商主義經濟思想與政策原則的指導下，「經濟和社會問題中的國家行為被期待著要達到四個主要目的：保持社會穩定和秩序；鼓勵和規範國內經濟；鼓勵和規範海外貿易和運輸；增加歲入。」[101]這樣來看，發展海外商業和殖民事業的直接目的，在於推動王室歲入的增長，同時也增加國民財富的積累。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統治的都鐸朝中期，英國出現了經濟蕭條的局面，這表明舊的經濟制度已不適應民族國家的客觀需要，而那些主張殖民擴張的著作家提出了關於英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基本看法，這些看法與重商主義理論之間存在著廣泛共識。他們認為，只有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消除貧困、失業、流浪等社會問題，克服過剩人口的壓力，國家才會走向富強。而此時，不斷增長的地理知識告訴人們，舊大陸的外圍地區另有一番發財致富的新天地，英國的代理商人可以直接從當地的生產者手中購買他們所必需的熱帶產品，從而免於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支付利潤；而且，英國殖民者可以在那些地方生產絲綢、染料、酒類產品和船舶用具，迄今為止英國人一直要從其他歐洲商人手中獲得這些東西。在美洲地區，即在那未知的新大陸，到處都有可能貯藏著金銀，它們正是英國人或所有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財富。他們還發出疑問，為什麼就僅僅認為墨西哥和秘魯才是唯一擁有這些豐富貯藏的樂土？如果葡萄酒、絲織品、亞熱帶水果、糖、鹽等可以在殖民地生產，那麼英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就會大為減少，有益的外貿平衡就會增加，國民財富的貯藏也會隨之增長。

  鼓勵發展對外貿易，通過貿易順差積累貨幣或財富，這些主張既是重商主義的思想，也是殖民主義的訴求，都服務或服從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民族國家的需要。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早期的殖民主義者，如在莫爾、哈克盧伊特和培根等人的思想觀念中，同樣存在著典型的重商主義因素。為消除國內大量存在的貧困、失業、人口過剩等社會現象，他們都主張移民新大陸、建立海外殖民地，這完全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不自覺的重商主義。在莫爾的殖民思想中，就滲透著濃厚的重商主義觀念：「當烏托邦人做到本身充足供應後……他們將剩餘運銷到別的國家，有大宗穀物、蜂蜜、羊毛、亞麻、木材、大紅和紫色染料、生皮、黃蠟、油脂、熟皮，以及牲口。」「通過這樣的交易，他們運回自己缺乏的商品（實際是缺乏的只有鐵一項），而且運回大量金銀。這樣的貿易日復一日繼續下去已經很久，以致他們國內到處都有大量金銀，多到令人難以相信。」[102]實際上，都鐸時期的英國人，尤其那些殖民主義思想家和重商主義理論者，不僅相信與美洲土著人進行貿易的可能性，而且認為殖民美洲將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

  商人冒險家喬治·佩卡姆爵士是哈克盧伊特的摯友，他曾向女王提出申請，要到未知的地方去探險，他認為英國人在新大陸可能發現金銀礦藏和寶石，正如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樣，而這些金銀勢必會增加英國財富的貯藏。後來，他如願參加了漢弗萊·吉爾伯特的探險活動，還撰寫了關於新近發現和占有紐芬蘭的《一份真實報告》（A True Reporte）。[103]商人愛德華·米塞爾頓（Edward Misselden）是稍早於托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義重要思想家，他在《自由貿易，或創造貿易繁榮的方法》（Free Trade，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1622）等著作中，把英國貿易的衰落歸咎於過度消費外國商品、東印度公司出口金銀等，因而主張限制奢侈品進口，藉助於國家力量禁絕外國人對英國自然資源的掠奪，同時要求英國政府放寬對本國商人從事海外貿易的不必要限制，給他們以更多的自由，包括將資金輸往國外經營貿易，東印度公司、倫敦商人冒險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 of London）等外貿公司得到政府的支持等。[104]約翰·洛克是17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他曾擔任貿易和殖民事務大臣，為英國的殖民政策做過辯護。豪斯赫爾教授指出：「洛克在1691年把幾乎所有國家在重商主義時期所面臨的處境，歸結成為這樣一個公式：對於一個沒有礦產資源的國家來說，通向財富的道路只有兩條，即掠奪或貿易。」[105]毫無疑問，洛克像大多英國學者一樣，也是一個思想深刻、觀點鮮明的帝國主義者。所以在原始積累時期的英國，重商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大雜燴，其主要內容及基本目標都非常清晰，就是強調在經濟活動尤其在對外貿易、殖民擴張中依靠國家的力量，一方面追求英國人享有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平等地位和均等機會，另一方面則追逐對海外貿易市場的壟斷權和建立殖民帝國。既然葡萄牙、西班牙已從殖民帝國和商品貿易中、從源源不斷流入歐洲的美洲金銀中，得到了許多實際利益，其他歐洲國家由於沒有盛產金銀的殖民地，就只能設法從大量的製造品出口貿易、海上劫掠等殖民活動中獲得一些彌補。對於後起的殖民國家而言，這些國家把重商主義當成一種重要武器，用以反對伊比利亞國家的殖民霸權。這就意味著，它們在與其他殖民者展開海外競爭時，會像伊比利亞國家一樣動用國家力量，不遺餘力地實施獎勵工商業和航海業的政策，甚至默認和縱容來自民間的海盜行徑，以打擊競爭對手和捍衛自身的利益。

  總之，重商主義作為民族國家的利益訴求和立國之本，將新君主制、海外貿易、殖民擴張連結起來，成為加強專制王權、推動原始積累和保護民族國家的最重要手段。在處理國際關係時，重商主義通常採取「零和」的原則，人們認為財富總量是一個定數，一方所得必然以他方所失為條件；同理，一國要改變自己的國際地位，達到自己的目標，就無可迴避地須去掠奪他國的財富。為了追求各國的根本利益，初興的歐洲民族國家日益自覺地致力於重商主義實踐，鼓勵發展工商業，擴大海外貿易和殖民，獲取更多的海外利益。[106]都鐸時代，英王政府把專制王權、商人牟利與民族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推行擴張主義的殖民貿易政策，在對外交往中追求自身權益，分享海外掠奪的果實，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充分反映了英國民族國家和殖民主義的貪慾性，在客觀上促使英國從一個島國向海外殖民貿易帝國發展。

  【注釋】

  [1] J.A.Williamson The Ocean in English History Being the Ford Le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p.1.

  [2] J.A.Williamson The Ocean in English History Being the Ford Le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p.156.

  [3] 亨利八世第三個妻子之兄，愛德華六世的舅父。後被諾森伯蘭公爵處死。

  [4] Hester W.Chapman The Last Tudor King A study of Edward VI October12th1537~ July6th1553New York Macmillan1959 p.154.

  [5] 參見Barrett L.Beer Rebellion and Riot Popular disorder in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Edward VI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 p.64—65.

  [6] Roger Lockyer Tudor and Stuart Britain1471—1714London Longman1984 p.136-137149-150.

  [7] 歷史地名。位於北海沿岸，從多佛海峽延伸到些耳特河，泛指古代尼德蘭南部地區，包括今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和西佛蘭德省、法國的加萊海峽省和北方省、荷蘭的澤蘭省。中世紀時期，它在理論上是一個隸屬於法蘭西王國的重要封建諸侯國。

  [8] Ephraim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1London A & C Black1937 p.1.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265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221頁。

  [11] 「伊拉斯莫致科普」（五三七號），1517年2月24日，引自托馬斯·莫爾著《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3頁。

  [12] И.Н.奧西諾夫斯基：《托馬斯·莫爾傳》，楊家榮、李興漢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03頁。

  [13]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1—22頁。

  [14] Paul Slack Poverty and Social Regulat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see Christopher Haigh ed.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London Macmillan1986 p.228Barry Coward The Stuart Age England1603—1714London & New York Longman1980 p.13.

  [15] A.L.Beier 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1560—1640London Routledge1985 p.30 p.32.一英里約等於一點六公里。

  [16] 參見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edition1974Vp.220.

  [17] 資料來源：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1541—1871London Edward Arnold1981Kenneth O.Morg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引自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224.

  [18] George W.Southgate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M.Dent and Sons Ltd.1945 p.36.

  [19] D.M.Palliser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1547—1603London Longman1983 p.213Hugh F.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6.

  [20] 參見《蔣孟引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頁。

  [21] Statutes of the Realm III1817in C.H.William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1971 p.1023—1031 p.1035Ken Powell & Chris Cook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1485—1603London Macmillan1977 p.182-183另見姜守明《英國前工業社會的貧困問題與社會控制》，載《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

  [22] C.Lis & H.Soly Poverty &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1982 p.79.

  [23] C.Lis & H.Soly Poverty &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1982 p.83.

  [24]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1、22頁。

  [25]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頁。

  [26] 同上書，第50頁。

  [27] 參見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0、60—61頁。

  [28] 在希臘神話中，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Priams）和赫卡柏（Hecuba）的女兒，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因她的美麗而賦予她預卜吉凶的能力，又因拒絕阿波羅的求愛而受詛咒，此後再沒有人相信她的預言。

  [29] J.H.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94—95.

  [30]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1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108.

  [31] 參見И.Н.奧西諾夫斯基：《托馬斯·莫爾傳》，楊家榮、李興漢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二章第一節；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32頁。

  [32] И.Н.奧西諾夫斯基：《托馬斯·莫爾傳》，楊家榮、李興漢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11頁。

  [33] J.A.Williamson The Tudor Age London Longman1979 p.93 p.99另見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11頁。

  [34] E.G.R.Taylor Tudor Geography1485—1603London Methuen1930 p.7.

  [35] 描述宇宙、描繪天和地一般特徵的科學，傳統上叫做宇宙誌 Cosmography cosmographus .

  [36] 倫敦四大律師組織之一。另外三個是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1422）、內殿律師學院（The Inner Temple1505）和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1569）。

  [37] 加拿大的離島。位於北美東海岸，面積108，860平方公里。

  [38] 北美第一大半島，位於加拿大東部海域。在哈得孫灣與大西洋及聖勞倫斯灣之間，面積140萬平方公里。

  [39]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65—166.

  [40] George B.Parks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English Voyage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8 p.8-9.

  [41] · John Morton c.1420—1500，依據亨利七世給他的大法官約翰·莫爾頓的一封信1499年或1500年，布里斯托商人探險家威廉·韋斯頓（William Weston）曾到北美進行探險考察，他可能是到北美探險的第一個英國人。這封信發現於20世紀晚期,2009年出版,這就豐富了五百年前北美大陸的發現史。參見 Henry VII and the Bristol expeditions to North America the Condon documents Historical Research27August2009.

  [42] E.G.R.Taylor Tudor Geography1485—1603London Methuen1930 p.9.

  [43] 這是一道長約200英里的障壁，由一串半島和堰洲島（Barrier Island）組成，位於現今美國東海岸維吉尼亞海灘東南角，把大西洋與大陸的北卡羅來納區隔開來。

  [44] 牛津主教區的主教座堂，牛津大學最大的組成學院之一。

  [45]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64.

  [46] E.G.R.Taylor Tudor Geography1485—1603London Methuen1930 p.139.

  [47] Charles Dean et al.eds.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Maine24vols.1869—1916Collections of the Maine Historical Society2nd Series II.pp.152-161in D.C.Douglas ed.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103-106.

  [48] G.R.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卷（文藝復興），張文華、馬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5頁。

  [49]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to196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4.

  [50] M.C.Fuller Voyages in Print English travel to America1576—162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16.

  [51] 位於離開非洲西北海岸130公里遠的大西洋海域，與西班牙相距1100公里。13世紀時熱那亞等水手到此，15世紀初西班牙人要求對其行使所有權。

  [52] Carmine G.Di Biase ed.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2006 p.103.

  [53]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500—16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565 p.555-556.

  [54]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58.

  [55] 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上海外語教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

  [56]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引自 voyages A.D.500—16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558.

  [57]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57.

  [58] 現稱新斯科舍（Nova Scotia）。位於北美大西洋海岸加拿大的最東端，包括加拿大的其他海濱省份，以及緬因和魁北克的一部分。法國人最早於1604年在此建立殖民地（法文稱作Acadie），18世紀初為英國人永久地占有。

  [59] Peter H.Ramsay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London Gollancz1963 p.69.

  [60]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500—16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558-560.

  [61] 羅伯特·索恩曾投資於塞巴斯蒂安·卡伯特1526年的探險航行，1531年返回英國，他在身後留下一大筆財產。

  [62] 愛德華·李曾與托馬斯·莫爾的摯友伊拉斯莫就《新約》中的人文主義觀點發生過爭論。1526年開始效力於都鐸王室，1529—1530年出使西班牙、義大利，為亨利八世與阿拉岡的凱薩琳的離婚案進行遊說，1531年起擔任約克大主教。

  [63]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102.

  [64] 西班牙國王斐迪南和女王伊莎貝拉的宮廷專職教士。依據書信、報告，他撰寫了大量大航海大時代新大陸地理與發現方面的著述，涉及歐洲人與美洲原住民，加勒比地區、北美大陸、中美洲的原住民文明等。

  [65] David Armitage Literature and Empire in Nicholas Canny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1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99.

  [66] Josepher E.Illick ed.America and England1558—1776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70 p.3.

  [67]1604年，即伊莉莎白女王去世的第二年，英國和西班牙籤署《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雙方停止戰爭。

  [68] Paul E.J.Hammer The Crucible of War English Foreign Policy1589—1603In Susan Doran & Glenn Richardson eds.Tudor England and its Neighbor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p.238.

  [69]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500—16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555.

  [70] 參見J.A.Williamson The Voyages of the Cabots and the English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under Henry VII and Henry VIII London Argonaut Press1929.

  [71] A.L.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1955 p.159.

  [72]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4頁。

  [73] 同上書，第115頁。

  [74]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57.

  [75]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2頁。

  [76] 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島》，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3頁。

  [77]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2—123頁。

  [78] 同上書，第125頁。

  [79] 同上書，第126頁。

  [80] Sarah Irving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2008 p.64.

  [81] Atlantis 音譯為亞特蘭蒂斯，意譯為大西洋島、大西國，或大西洲。據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對話錄》所載，約公元前1600年左右，該島毀於地震和水災，突然沒入大西洋。

  [82] 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島》，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頁。

  [83] 肖厚國：《古希臘的思想與歷史：自由職業古典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頁。

  [84] 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島》，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5頁。

  [85]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16.

  [86] Sarah Irving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2008 p.23.

  [87] J.A.Williamson The Tudor Age London Longman1979 p.31.

  [88] 參見梯利《西方哲學史》（增補修訂版），葛力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03頁。

  [89] D.C.Dougla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187.

  [90]1581年，這個小冊子以W.S.的署名方式刊行問世，其作者究竟是誰，有多種說法，除威廉·斯塔福德外，還有威廉·莎士比亞、威廉·史密斯等，尚無定論。

  [91]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頁。

  [92] 同上書，第13頁。

  [93] 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陸元誠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61—62頁。

  [94]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2卷，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3頁。

  [95] Godfrey Davies The Early Stuarts1603—16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p.316.

  [96] 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袁南宇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1—72頁。

  [97] 同上書，第89頁。

  [98] 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上冊，遲越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4頁。

  [99]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2卷，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35頁。

  [100] George W.Southgate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M.Dent and Sons Ltd.1945 p.36.

  [101] J.A.Williamson A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Co.1947 p.40.

  [102]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鎦齡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6頁。

  [103] 參見理察·哈克盧伊特《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貿易和發現》，第3卷，第165頁。

  [104] 晏智傑：《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7頁。

  [105] 漢斯·豪斯赫爾：《近代經濟史：從十四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下半葉》，王慶余、吳衡康、王成稼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8頁。1691年，洛克發表《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和貨幣價值的後果》一文，中譯本參見商務印書館1962出版、由徐式谷所譯同名書。

  [106] D.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1450—17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