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根的「海上帝國」殖民論

  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從沉睡的中世紀醒來，開始向現代社會過渡。在社會轉型時期，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新君主制、地理大發現和原始積累等一系列影響歷史發展進程的大事相伴隨，歐洲給教權主義、普世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中世紀原則帶來前所未有的大震盪，並為個人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冒險精神提供了極好的機遇。隨著一個個民族國家的形成，人們在好奇心、物質欲和宗教信仰的驅使下，以一種從未有過的冒險精神，急於擺脫中世紀的枷鎖，一往無前地邁出了傳統的地中海，走向了無邊無際的大西洋。

  對歐洲人而言，15世紀是大航海的起點。到15世紀即將結束時，他們已經繞過非洲最南端，橫渡大西洋，開闢了通往東西兩半球的新航路，並發現了為舊大陸所完全不知的美洲新大陸。隨著海道大通的實現和精神領域與物質領域探索的進展，歐洲在哲學、藝術、文學與實驗科學上，以及在貿易、航海和殖民諸方面，後來居上，超越了東方世界，開始保持領先的地位。當時，不論是冒險家還是思想家，也不論是商人還是政治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海外發現對於歐洲或整個舊大陸究竟意味著什麼。然而，那些由水手、商人和貴族組成的航海家、冒險家所完成的業績，將人類文明推進到一個新的時代。

  從15世紀後期起，在人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召喚下，英國人緊追伊比利亞人的腳步，積極爭取英吉利民族向外發展的所謂「均等機會」，試圖通過地理探險和殖民擴張，造就一個新的英格蘭。經過大約一個世紀的追趕，到16世紀後期，他們初步具備了挑戰伊比利亞殖民壟斷權的能力，嘗試到北美新大陸去拓展殖民地，實現大洋擴張和殖民帝國的夢想。客觀上，民族主義和殖民思想的發展，推動了英吉利新興民族國家的壯大。如果說16世紀初期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家托馬斯·莫爾為解決「過剩人口」等社會問題而提出移民海外的殖民主張，16世紀後期探險與探險史學家理察·哈克盧伊特在英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前後，已經全面地闡述了英國殖民北美大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那麼16—17世紀之交的經驗主義者培根則把前人發財致富、民富國強的現代殖民主義，發展成為一種帶有強烈擴張主義傾向的帝國思想。

  弗朗西斯·培根出生於倫敦臨河街一個新貴族家庭，他的祖父羅伯特·培根（Robert Bacon）曾擔任愛德蒙茲大寺院（Bury St.Edmunds）管家。由此，他父親尼古拉斯（Sir Nicholas Bacon）得以到劍橋大學接受了良好的大學教育。後來，尼古拉斯又藉助於16世紀30年代的新教改革，購買了愛德蒙茲大寺院所屬的幾處莊園。伊莉莎白女王統治時期，他被任命為掌璽大臣，並受封為騎士。弗朗西斯是尼古拉斯最小的兒子，由於身體方面原因，他的啟蒙教育是從家庭開始的。1566—1569年，約翰·沃爾薩爾（John Walsall）擔任培根的家庭老師。這是個具有清教傾向的學者，畢業於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12歲那年，培根進入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和他哥哥安東尼·培根（Anthony Bacon）一起，接受約翰·惠特吉夫博士（Dr.John Whitgift）即後來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指導。離開劍橋大學後，培根訪問了法國的布盧瓦（Blois）、普瓦提埃（Poitiers）、圖爾（Tours）等幾個城市，還遊歷了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些經歷對於他走進上流社會很有幫助。培根曾致力於法律和政治的研究，當過議員，做過皇家法律顧問、掌璽大臣、首席檢察官和大法官，可謂平步青雲，為英王政府服務數十年，還先後受封為騎士、男爵和子爵。不過，他奉承權勢、曲意逢迎，後又因受賄而受到上院的審判，遭到罰款和拘禁的處罰，在不光彩或羞辱中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然而，走出皇家監獄倫敦塔（Tower of London）後的培根，沒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轉向他為了功名而中斷的學術活動。在科學研究上，培根大膽求索，勤奮筆耕，成為頗有建樹的學問家，創立了經驗歸納法，並為後世留下了《論說文集》、《亨利七世本紀》、《古今格言》、《新工具》等著述。他正是通過其精湛的學問，為自己贏得了崇高的學術地位，成為了西方哲學史和科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長期以來，由於英吉利民族一直為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所困繞，人心思治就成為他們的目標，他們對從內戰硝煙中建立起來的都鐸朝的服從與認同，無疑是渴求政治統一的民族國家意識的反映。作為文藝復興時代的產兒，培根關注國家的長遠利益，把物質發展和人口增長的關係看成是攸關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大問題。他強調指出，人口增長的速度應當與物質消費的水平相適應，不勞動階級的人口增長與勞動的供養能力應當保持平衡，否則國家就會貧困，國力就會削弱。培根時代，英國已渡過都鐸朝前期的困難，逐漸增強了綜合國力，對外殖民擴張活動也有了進一步發展。與其他殖民主義者被動式擴張論不同，他主張英國積極主動地向外拓殖，這種帝國思想的核心是要達成以下兩個基本目標：一方面是要轉移國內的人口壓力和其他的社會矛盾，以此增強政治凝聚力，抵消由內耗造成的離心力；另一方面則是增強國家抵禦外來威脅與干涉的力量，建立英吉利民族的「海上帝國」。在《論邦國底真正偉大之處》一文中，他就明確表達了反分裂、求統一的愛國立場。他指出：「內戰真有如患病發熱；但是對外作戰則有如運動發熱，是可以保持身體健康的；因為在一種偷惰的和平中，民氣將變為柔靡而民德將變為腐敗也。」[72]

  在對待海外殖民擴張問題上，他的態度更為鮮明，認為海上優勢是一國力量強大的重要標誌，英國只有掌握了海上霸權，才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樣，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貿易帝國，進而去分享大航海時代東西印度的巨量財富。顯然，他在對外殖民問題上倡導的是一種不加掩飾的帝國主義，邏輯很簡單，如他所說的那樣，「就是握有海上霸權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戰爭上是可多可少，一隨己意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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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殖民活動的發展，促進了英國人對殖民的認識。16世紀初期，英國的殖民擴張尚處於探險與發現的嘗試階段，他們剛邁出國門，離真正建立現代殖民制度還有很遠距離，難怪莫爾時代的英國人對殖民地本身的認識基本上還處於模糊不清的推測階段。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和海外殖民活動的發展，他們的殖民意識和殖民行為都在發生變化。到16世紀70—80年代，英國的政治家、學者、商人和冒險家最關心的是應當在什麼地方建立殖民地、而不再是要不要建立殖民地的問題。在哈克盧伊特等一大批殖民思想家的鼓動下，英國人積極推進北美新大陸的殖民活動，他們希望通過向西拓殖，挑戰西班牙和葡萄牙獨享的海外殖民壟斷權。到了都鐸朝末期和斯圖亞特朝早期，要不要和在哪裡建立殖民地的問題已經解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殖民帝國。培根不但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長期為都鐸和斯圖亞特王室效力，而且在海外殖民問題上，從英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第一，培根把殖民地形象地比喻為古代諸王國再生過程的組成部分[74]，為英國創建海上帝國尋找歷史依據。

  在《培根論說文集》（Essays，1597）之篇目「論殖民地」（On Plantations）中，他曾明確指出：「殖民地是古昔的、初民的、英雄的工作之一。當世界還在年少的時候，它生了許多的子女；但是它現在老了，所生的子女也就少了，因此我不妨說新的殖民地乃是舊有的國家的子女也。」[75]在《新大西島》一文中，他還生動描述了人類早期活躍的航海活動，其目的就是要讓國人相信，今天的海上事業不但擁有深厚的傳統基礎，而且是一種利國利民的美意善舉，必然有助於英國的社會進步。他指出：「你們應該知道，不過也許是你們所不相信的，那就是大約在三千年以前或者還要更早，世界的航行，特別是遠方的航程比現在還要頻繁。你們不要認為我並不知道近六十年來你們的航運增加了多少，這在我是很清楚的，但是我還要說那時比現在還要頻繁；不管是不是由於人類的劫餘被方舟自洪水救起的先例，使人對水上的冒險增加了信心，或者還是由於別的，不過事實確是這樣的。腓尼基人，特別是泰雅人，有巨大的船隊。迦泰基人還有他們遠在西方的殖民地。在東方，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航務也同樣很發達。中國和偉大的大西島（你們叫作美洲），現在還只有舢板和獨木舟，那時卻已經有很多的高大的樓船。這個海島根據那時確實可靠的記載，有一千五百隻容量很大的船。所有這些，在你們也許記得的很少，或者根本不記得了；而我們卻知道得很清楚。」[76]不過，我們在這裡應當指出的是，培根在宣揚他的帝國主義論時，完全沒有考慮殖民運動將給殖民地人民所帶來的現實痛苦和無窮貽害，這也是早期殖民主義者和其他西方學者無法誠實面對的政治倫理問題。

  第二，在殖民地管理方面，培根提出了精英治理和長期經營的主張，反對竭澤而漁的短視行為。

  雖然在殖民地點的選擇上，培根的看法與莫爾相似，就是希望國人到荒漠的土地上去拓殖，但他的想法比莫爾在《烏托邦》中表達的模糊看法更趨成熟。他說：「我以為一個殖民地最好是在一片處女地上；那就是說，在那個地方殖起民來，無須乎因為培植新者而拔除舊者。因為否則不算是殖民，倒成了滅民了。」他告誡人們，切勿盡圖眼前利益，不可急功近利，對待殖民地要作長期打算，否則殖民地的開發和利用就會半途而廢，前功盡棄。他說：「培植一個新國家有如造林，必須先打算好了預備折本二十年，到末了再獲利。大多數的殖民地之所以毀滅，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殖民事業之初年底卑污而且欲速的取利。當然，如果迅速的利潤能與殖民地底利益相符，那自然是不可忽視的，但應以此為限，不可多求。」[77]他還告誡人們，殖民地政府不可依靠過多的居留在母國的議事官和司長、委員之流，這些人的數量應該適中才好，不可太多；而且他們最好是貴族、紳士，而不是商人，因為商人看重的是眼前之利，缺乏長久考慮。由此看來，在培根理想的殖民思想中，浸透著柏拉圖精英治國的理念。他認為貴族精英依然是國家的棟樑，也是殖民地開發的中堅，因而他反對官方的過多干預，提出要發揮貴族和紳士在殖民地開發上的作用。直至殖民地根深蒂固以前，殖民地「不但要不受關稅底束縛，還要使殖民地底人有把他們底物產運到可以獲得最豐的地方去底自由——除非是有特殊理由應當防止這種情形。不要太快地一批又一批送移民到殖民地去，以致有人滿之患。反之，應該留意殖民地底人口之減少而按比例補充之；但是務要使殖民地底人可以安居樂業，而不可使他們因為人數過多而陷於貧乏。」[78]他進一步認為，殖民地應當擁有貿易自由，對待殖民地，殺雞取卵的做法不可取。然而，等到「殖民地底力量增強之後，就可以不但移殖男子，婦女也可以去了；這樣那殖民地就可以世代蕃衍下去而不至於永遠由外面補充了。在一個殖民地已經有進展的時候而棄絕之乃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惡，因為這不僅是一種恥辱，而且是一種殘殺了許多可憐人的殺人罪也。」[79]

  第三，培根主張英國人應在大陸復興人類對自然的統治，在海外建立一個「人類帝國」[80]。

  在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歐洲出現了三大政治幻想小說，除了莫爾的《烏托邦》外，還有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陽城》（Civitas Solis）和培根的《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1623）。[81]康帕內拉是義大利哲學家、神學家和占星學家，他於1601年完成的《太陽城》這部作品中，採用烏托邦著作的慣用對話體裁，把太陽城安置在印度洋中的某個小島的一座高高的小山上，並以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七個星球為太陽城的七個城區命名。康帕內拉關於太陽城的構想，反映了義大利下層人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但它不免帶有中世紀的痕跡，就是濃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義因素，以及其他非科學的成分。

  像莫爾和康帕內拉一樣，培根晚年寫過一部未完成的烏托邦式作品《新大西島》。作者虛構了一個國家叫「本色列」（Bensalem），它是新大西島上的理想國，坐落於秘魯和日本之間。他指出：「我們所說的這個大西島上的國家，和秘魯（當時叫作柯亞）、墨西哥（當時叫作泰蘭貝耳）都是富強的，有強大的武力、無數的船舶和大量的財富。」[82]

  在培根設計的理想國里，科學主宰一切。本色列作為科學的烏托邦，是他對北美新大陸想像的結果，也是他所倡導的科學「偉大復興」信念的反映。他充滿熱情地描繪這個和諧、繁榮、安全與舒適的新大西島，他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強調「帝國抱負總是與海洋聯繫在一起的」[83]，並為英國人樹立一個榜樣，以此強調殖民北美的合理性，從而為其海上帝國的主張作辯護。從《新大西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培根對新大陸的情況頗為熟悉：「你們對於美洲人口的稀少，對於那裡人們的野蠻和愚昧不要感到驚奇。你們應該知道，美洲的居民是一個年輕的民族，至少比世界其他各民族年輕一千年，因為在世界大洪水和他們那次部分洪水之間已經過了很久的時間。在他們山上劫後留下來的可憐的人類，重新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在那個地方定居下來，他們是簡單的野蠻人（與挪亞和他的兒子是地上的唯一家族不一樣），不能給他們的後代留下文字、技藝和文明。他們像在山上住著的時候一樣（那些地方特別冷），習慣於披著那裡有的虎皮、熊皮和長毛的山羊皮。」[84]像莫爾、哈克盧伊特等學者一樣，培根作為一個帝國主義理論家，同樣把新大陸看作是英國拓展海外殖民地的理想場所。基於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他在《新大西島》這篇短文中，提出開發和利用美洲殖民地，以及開創和維護海外帝國的主張，其中既有強國富民的愛國主義因素，也有希望通過建立英帝國來謀求海上霸權的帝國主義成分。

  培根不僅是英帝國啟動時期重要的殖民理論家，也是英帝國啟動的直接參與者。他身體力行，曾把錢投資於一家公司，意圖使得北美大陸的紐芬蘭殖民化，即使該公司不成功，他也毫無悔意。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你必須作好幾乎失去20年利息的思想準備，而希望獲得最終的回報。」[85]而事實上，培根本人就是維吉尼亞公司和紐芬蘭公司的重要成員，他在維吉尼亞、卡羅來納和紐芬蘭等殖民地的創建中，曾經起過重要作用。[86]

  在英國殖民擴張的問題上，培根不再像早期殖民思想家那樣以減輕人口壓力、尋找貿易市場為藉口，抑或是以爭取英國人的自由平等權為託詞，而是明確提出了建立海上帝國的擴張政策，而這種殖民主義思想完全符合早期民族國家體現出來的排他性和擴張性的基本特徵。對於英國人而言，殖民擴張是一項多階層參與的冒險活動，但在培根的殖民思想中，貴族理想占有重要地位，這明顯與其新貴族家庭背景分不開。可以說，培根家庭從政治上到經濟上，再到宗教上，都與都鐸王朝確立起來的新的經濟、政治秩序息息相關。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培根在探討殖民與帝國的問題時，何以忽視商人而特別重視貴族的作用。英國早期殖民思想的發展軌跡，以及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促成因素，可以歸結為社會轉型時期新貴族對專制王權的依附性，還有英國人在打敗西班牙海上霸權後得以增強的民族自信心。這些就構成了培根的海上帝國殖民論形成的客觀前提。他的海上帝國殖民思想和哈克盧伊特的向西殖民論一樣，強調要優先解決國內的社會問題，為殖民新大陸提供合理基礎，彰顯英吉利民族的優越感，具有鮮明的現代殖民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