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克盧伊特的「向西殖民」論

  理察·哈克盧伊特是都鐸時期英國最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探險史家。他的父系先祖來自威爾斯，13世紀左右，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定居下來。有些祖先發跡後，擠進了當地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行列。有個可能是他較近的祖先，名叫雨果·哈克盧特（Hugo Hakelute），14世紀初被推舉為代表自治市亞頓（Yatton）的下院議員；後來，哈克盧伊特的先人中還出了郡治安法官和受封騎士。1349年，托馬斯·哈克盧伊特（Thomas Hakluyt）擔任赫里福德教區主教的法律顧問。16世紀上半期，還有一個托馬斯，是位政治家，1559年代表赫里福德的利奧敏斯特（Leominster）選入下院。本文涉及的理察·哈克盧伊特，與其父同名，在家裡四個男孩中排行第二。老理察·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older）是倫敦利凡特公司（Levent Company）下屬的「高尚皮革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Skinners）的成員，主要從事皮革和皮毛加工貿易。老理察去世後不久，他的妻子瑪傑里（Margery）也離開了人世。那年，小理察差不多五六歲，他的同名堂兄大理察·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elder）就成了他的監護人。

  大理察是中殿律師學會的一名律師，偏愛法律與行政管理。他的生涯發展受家庭和職業的影響較大，而他的興趣與偏好，又對其堂弟產生了示範效應。1553—1555年，大理察到倫敦接受法律訓練，此時正值英國現代第一個股份式商人公司俄羅斯公司組建之際。1558年他入選英國議會下院，在以後幾十年裡，與宇宙誌學者、商人、漁夫和其他旅行者接觸較多，並從他們那裡獲得了大量有關貿易、殖民、外交與探險的信息。作為商業公司的顧問和律師，他積極鼓動英國人到北美從事殖民活動。1570年以後，他開始對貿易和地理學產生興趣，並就貿易謀略問題勸說俄羅斯公司到中國冒險。1581年，他向新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提供諮詢，後來還向馬丁·弗羅比歇爵士和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提出關於紐芬蘭等北美殖民事務的建議。1585年，雷利爵士提議到北卡羅來納離岸的外灘群島（Outer Banks）[43]開展殖民活動，大理察藉助兩個小冊子為雷利爵士的北美殖民冒險作宣傳。後來，儘管小理察的影響遠大於大理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小理察之所以選擇學術和文學，尤其將畢生精力用於研究地理學和探險史，關注英吉利民族的北美探險與殖民，都與大理察的影響和引導分不開。

  1570年，小理察在高尚皮革公司的資助下，進入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School）學習，先後取得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該校是英國主要的私立學校之一，又叫聖彼得皇家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t.Peter），其歷史可溯及12世紀後期（1179年）。在這所以悠久學術傳統而著稱的學校里，小理察·哈克盧伊特度過了七年時光，他如饑似渴地搜尋、閱讀，接觸了大量用古代和現代語言寫成的有關海上航行與發現一類的出版物，奠定了其殖民思想的初步基礎。1577年，他一邊在牛津大學基督學院（Christ Church，Oxford）[44]接受教育，一邊運用「歷史的眼光」發表公開演講，向人們傳授數學和地理學方面的知識，意在鼓動國人投身於他所熱心宣傳的海外殖民活動。1578年，他被任命為牧師，同時還從「高尚織工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thworkers）領取津貼，潛心於神學研究。一生中，他只去過歐洲大陸一次，那是他作為駐法大使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的隨行牧師和秘書對法國的造訪，而這次旅歐經歷為他接觸大陸學者提供了便利，也為他了解其他民族的探險與殖民活動提供了條件。

  哈克盧伊特在法國停留期間，根據樞密院成員兼國務大臣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指示，搜集了大量有關西班牙與法蘭西在美洲發現方面的信息。後來，他擔任國務大臣羅伯特·塞西爾爵士（Sir Robert Cecil）的私人專職牧師，後者為他從事地理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幫助。他還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那些最重要的船長、最偉大的商人和最嫻熟的水手保持密切聯繫，這就為他的著述活動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斯圖亞特王朝（Stuart Dynasty）初期，他積極推動「倫敦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和「普利茅斯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到北美大陸維吉尼亞的殖民活動。1582年，他發表了處女作《關於美洲發現的幾次航行》。這部涉及航行發現的出版物，是獻給軍人、外交家兼詩人菲力浦·雪梨爵士（Sir Philip Sidley）的著作，而它的出版引起了海軍司令威廉·霍華德（William Howard）和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的注意。正是在這部航行發現著述中，他提出了英國人對於尚未被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占領的北美地區遠征探險的權利要求。哈克盧伊特打出新教旗幟，鼓舞國人前往海外，分享美洲的利益。[45]他指出：「讓我驚奇的是，自美洲第一次發現（經歷了90年時間）以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進行了大肆征服與殖民，我們英格蘭從未幸運地在這片未被他們占有的剩餘地方紮下根來，這裡卻是富饒與溫和之所在。但是此刻，我認為向所有人提供了機會，人們看到葡萄牙人的時代將成為過去，西班牙人的真面目和他們長期隱藏的秘密現在最終被揭開……

  我有一個巨大的願望，就是時機已經來臨，正是我們英格蘭人參與分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和其他尚未被發現地區的時刻。」[46]

  在這裡，他明確提出了英國人參與海外殖民擴張的權利要求，表達了英吉利民族積極尋求海外利益的強烈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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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克盧伊特是一個孜孜以求推動向西殖民的學者。如果說莫爾是英國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最早具有殖民傾向的人文主義思想家，那麼，哈克盧伊特就是英國最早明確提出向西殖民意圖的帝國主義者。「應令人崇拜的先生、現為騎士的沃爾特·雷利爵士的要求和吩咐」，1584年他發表著名的《向西殖民論》（A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e Planting Written in the Year1584）。為了促使伊莉莎白一世以及國人向西航行探險，並與歐洲其他列強展開海外殖民競爭，以分享大航海時代海外地理探險和發現的成果，他在這部探險史著作的第10章中，詳細列舉了若干重要理由，涉及北美大陸的殖民擴張，包括：

  第一，這條向西到北美大陸的航路既不太長，也不很短，殖民者一年四季可以往來幾次。第二，由於這條航路不靠近歐洲其他君主控制的貿易區，也不接近任何國家或管轄區，在安全問題上有充分的保障。第三，這條航路可以將英國的貿易活動引入直布羅陀海峽、丹麥國王統治的海峽範圍，以及挪威與俄羅斯諸港口等，以擴大英國的貿易區域。第四，如果在這條新航線中用商船運輸本國的財富，既不會像西班牙船隻那樣徑直地駛入英國西部的港口，也不會被狂風暴雨輕易地驅入任何外國的港口。第五，只要英國人適時地到那裡安置和移民，女王就可以獲得優良的皇家港口、優質的桅杆原木、造船和建設強大艦隊所需的上好木材，以及不可缺少的瀝青、焦油、大麻等原料。第六，外國商品不繳納關稅就無法進入英國，而且所有舶來品都必須令英國臣民喜愛。如果在國內大宗購買舶來品會使英國陷於貧困的話，那麼可以在海外購買便宜的外國商品，這樣就會使人們感到獲利，也節省了英國的財富和資源。第七，如果海邊可以產鹽，內地可以釀酒、磨油，生長橘子、檸檬、無花果等，還可以煉鐵的話，那麼英國人將會使法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感到羞辱，並削弱他們的財富和力量，大量節省本國的財富和資源。第八，通過向那裡移民，英國人可以移植虔誠的宗教及其信徒，擴大基督福音的榮耀。第九，如果新開闢地區發生戰爭，而英國人給以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那麼年輕人就能獲得在嚴酷戰爭中鍛鍊的機會，許多人參戰既可以保衛自己的海外同胞，又可以保衛國內人民。第十，那裡能使到處流浪、擾亂秩序的英國乞丐平息下來，使他們接受良好的教化，並為他們創造幸福的家園，還可以使那些不可能生活在英格蘭、卻又智慧超群、秉賦各異的人們，免於在國內被送上絞刑架，讓他們到殖民地成長，為自己的國家效力。[47]英國向北美大陸移民，還可以擺脫對歐洲市場的依賴；人們的一切生活與生存需要，在北美洲都可以得到滿足。這就是16世紀最後25年中發展起來的英國殖民擴張思想的核心內容，而哈克盧伊特正是這種思想的宣傳家。[48]

  當然，哈克盧伊特並不是第一個以著述推動地理探險和海外殖民的英國人，當時對海外事業感興趣者頗多，不僅有航海家、商人和科學家，也有政治家、金融家和經濟學家。其中，約翰·迪博士就運用科學知識幫助國人先後深入大西洋去探索東北航線和西北航線；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在1576年刊行的《演說辭》（Discourse）中深信，只要發現西北航路就可以用更短時間到達東方，因而他主張朝西北方向去探尋北方航道，並鼓吹為增進對外貿易和增加就業機會而殖民北美。[49]伊莉莎白女王非常欣賞吉爾伯特的帝國主義論，還於1578年授權他「去發現、探測、尋找和考察那些遙遠的、異教的、蠻荒的，並且未被任何其他基督教君主或人民占有的土地、國家和領地……」[50]

  耶穌會士理察·威爾斯（Richard Willes）是一位活躍於1558—1573年間的作家，他曾赴法蘭西、德意志、義大利等地遊學，回國後竟然宣布放棄天主教，轉而承認伊莉莎白女王的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至尊管理者地位。1577年，他編輯出版三卷本《西印度和東印度旅行記》（The History of Trau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and Other Countreys Lying Eyther Way Towardes the Fruitfull and Ryche Moluccaes）。翻譯家托馬斯·尼古拉斯（Thomas Nicholas）活躍於1560—1596年間，他曾受利凡特公司雇用，在女王瑪麗一世（Mary I）去世前一度定居於西屬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51]的帕爾馬（Palma），後因信仰問題數度被西班牙人投入監獄。獲釋後回國，他出版了幾種西班牙文譯著，其中包括史學家弗朗西斯科·洛佩茲德·戈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撰寫的《征服西印度趣史》（The Pleasant Historie of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 Indies）。該著作記述了16世紀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多·德·科爾特斯（Hernando de Cortez）對墨西哥的探險與征服。還有，布里斯托的約翰·弗蘭普頓（John Frampton）是伊莉莎白時代僑居西班牙的旅行家兼翻譯者，他曾從事塞維亞（Sevilla）到布里斯托的批發貿易，後遭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他的船隻和貨物悉數被沒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52]塞維亞位於伊比利亞半島南部、瓜達爾基維爾河下游，是西班牙唯一有內河港口的城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塞維亞宣稱對大西洋擁有壟斷權，這裡曾設有「印度群島交易之家」，壟斷著西班牙的海外貿易。1567年，弗蘭普頓逃離西班牙南部港市加的斯（Cádiz）後，開始從事西班牙文著述的翻譯工作，1577年翻譯出版西班牙醫生和植物學家尼古拉斯·鮑蒂斯塔·莫拉茲（Nicolás Bautista Monardes）的最重要著作《來自新發現大陸之喜訊》（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 Founde World）。此外，英國軍人兼探險家馬丁·弗羅比歇爵士也有不少於五種關於北美殖民活動的記敘性故事書籍面市。[53]

  16世紀80年代之前，儘管英國人已經赴海外探險、經商或旅行，許多專業人士對海外事業興趣日益濃厚，還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是進入16世紀80年代後，北美殖民活動的前景依然難以預料，除非那裡擁有不斷補充的勞動力來源，而且必須為這些人找到解決路費的辦法，否則殖民地就很難建立，也無法持久存在。當時，英國殖民主義者刊印了許多小冊子，不同程度地強調開發殖民地對於英國未來的意義，讚揚投資與移居新大陸的種種好處。可是就系統性或深度而言，還沒有哪一位學者的同類著作勝過哈克盧伊特的《向西殖民論》。哈克盧伊特並不是那種孤陋寡聞、學識淺薄的舊教士，而是一個廣聞博見、思想活躍的新教徒，這就決定了他對英國海外事業的思考和推動遠超一般人。不管女王是否贊成，他都堅定地認為，到北美開展殖民活動，不僅涉及私人事業，而且事關國家的利益和前途。他說過：「對我們國家的熱愛，克服了一切艱難險阻。」[54]16世紀的英國，像哈克盧伊特這樣熱衷於推動地理發現和殖民活動的僧侶並不多見，他始終把注意力集中於最重要的航海活動和殖民擴張事業，十分重視英帝國的創建。雖然他不是一位游弋於海上的探險家，但他的畢生努力都是為了讓英國人能充分認識到海洋的真正價值，並切實推動英吉利民族的殖民主義。有時，他旅行200多英里，只是為了搜集最後一位紐芬蘭航行發現倖存者的故事。同時代人盛讚哈克盧伊特的勤勉，甚至把他比作「在那開著雜花的草地上最最忙於鑽穴打洞的鼴鼠」，正如伊莉莎白時代著名詩人麥可·德雷頓所讚頌的那樣：

  勤奮的哈克盧伊特，

  你就搞你的航海故事！

  人們聽了你的話語

  將會起來追求榮譽；

  還將稱頌你的懿德

  把你作為師表於萬世。[55]

  作為探險與發現的地理學家和編年史家，哈克盧伊特勤奮搜集，潛心筆耕，其用意就是為推動國人向西拓殖新大陸提供一切必需的知識。關於北美殖民活動，他曾給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提出忠告，並為沃爾特·雷利爵士的探險活動做了大量工作。後來，他成為雷利爵士的維吉尼亞公司董事，也是國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授予特許狀的四個人之一，為推動維吉尼亞殖民活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探險方向的選擇上，哈克盧伊特主張向西或向北探險，而不是朝東或朝南航行，這也是從都鐸初期開始的慣例。義大利航海家約翰·卡波特當初接過亨利七世頒授的特許狀時，就是率領探險隊朝北大西洋而去，為英王室探索北方航線的。為了避開南方在非洲沿岸進行殖民活動的伊比利亞人的勢力，從這個時候起，英國海外探險的範圍主要就是越過北大西洋的北美地區，難怪英國人關於航行探險史研究都與北方航路的探險有關。探險家從事海外活動離不開地理學知識，正如他們需要魄力、冒險精神和個人名譽一樣，他們必須知道要到哪裡去、消費什麼、生產什麼、經營什麼，以及當地的民族特性、氣候條件和生活習慣等。哈克盧伊特寫作《向西殖民論》，既是為了直接推動雷利爵士正在從事的維吉尼亞冒險活動，為國人開拓北美殖民地作辯護，又是為了論證向西探索航行進而殖民新大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而為第一英帝國的建立提供理論依據，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樣：

  為了擴張經過改革的宗教。

  為了取代英國其他貿易，由於西班牙，這些貿易已變得「少得可憐或危險」。

  為了從英國自己的管轄區獲得必需品，而不從國外獲得它們。

  為了使「大量的無所事事的人」就業。

  為了在與西班牙開戰時提供海外基地。

  為了擴大女王的歲入，並加強皇家海軍。

  最後，也是長期努力的——為了發現西北航線。[56]

  為了勸諫伊莉莎白女王相信新大陸物產豐富、氣候溫和，那裡適宜英國人去殖民，哈克盧伊特這樣寫道：由於「移民一直被稱為是一種在必然出現的民族國家之間永恆的商業戰爭中的戰略移動」，而且殖民地可以提供英國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和其他物資，英國將會征服其商業競爭對手，並「把他們趕出貿易領域，使其無所事事」[57]。他不但回顧了佛羅倫斯海盜、探險家喬萬尼·達·維拉扎諾（Giovanni da Verrazzano）關於阿卡迪亞（Arcadia）[58]的描繪，法國航海家、開發加拿大先驅和聖勞倫斯河發現者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關於加拿大的記述，而且收集了大量有關航行發現的報導，試圖證明新大陸對於英國未來前途的重要性。在詳盡探討了發展海外殖民事業對於英國呢絨產品出口作用的同時，他明確指出，如果用殖民地吸納失業者，英國就可能供養得起五倍的人口，況且殖民者還要購買英國生產的呢絨產品，可見這是一個廣闊的、潛力巨大的市場。[59]對於英國人用承載重量只有二三十噸的小船在不大的英吉利海峽之間航行來去的情形，哈克盧伊特感到極為不滿，他聲稱：「我們要到大洋中去破浪航行，要在海上待上一個月或六個星期。這種長距離航行可以磨鍊水手，並使他們了解航海的奧秘。」他堅持認為，殖民貿易將哺育出更熟練、更勇敢和更具有指揮才能的舵手和水手，英國非常需要這樣優秀的水手和航海家，非常需要大噸位船，尤其是200噸以上的大船。他還預言說，如果藉助於殖民地貿易，英國一定會擁有大噸位船，那樣就可以切實加強本王國的海上防衛力量，獲得最可靠的保證，以大力發展自己的海上貿易。「幸虧漢弗萊爵士，英國才能夠很快地獲得她在紐芬蘭所必需的船舶用具，並建造500噸到1000噸的大船」[60]。果真，到1588年時，英國已經有了這樣的船舶，為贏得大海戰的勝利準備了厚實的物質基礎。當然這是後話。

  1583—1588年哈克盧伊特在巴黎逗留期間，閱讀了大量其他民族有關航行發現和海上活動的書籍，出版了一些有關地理發現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威尼斯地理學家、外交家兼旅行家賈姆巴提斯塔·拉繆肖（Giambattista Ramusio）的《航海與旅行》（Navigations and Travels）。該書於16世紀50年代出版，收錄了約翰·卡波特的兒子塞巴斯蒂安·卡波特撰寫的關於西北航線探險的文章。同時，哈克盧伊特重印了長期僑居塞維亞的英國商人、軍人兼地理學家小羅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the younger）[61]分別給亨利八世和英國駐西班牙大使約克大主教愛德華·李（Edward Lee）[62]的信函，提出了開闢東北航線、西北航線或極地航線到達亞洲印度的建議。這兩封信函1527年寫於塞維亞，哈克盧伊特將它們和一幅並不切實可靠的亞洲地圖一起收入了他的著作《關於美洲發現的若干航行》，其用意依然是想激發國人到北美探險、開闢殖民地及發展海外貿易的興趣。他指出，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樣，「殖民地將生產無法在英國生產的原料。它們將使英國擺脫對外國商品的依賴。它們將為英國製造品提供市場。它們將為英國水手提供培訓基地。它們既成為懶散的士兵和水手的輸出渠道，又成為英國窮人和失業者的出口渠道。」[63]此外，他還出版了維拉扎諾關於北美大陸探險的考察報告（信函）。維拉扎諾長期效力於法王，他的名字是和16世紀法國的北美探險活動聯繫在一起的。1506年，維拉扎諾在法國港口城市迪耶普（Dieppe）開始航海家生涯，多次航行於東部地中海。此時，歐洲人已開闢了繞過非洲到達東方、繞過南美到達東方的兩條海上新航路，它們都萬里迢迢，又分別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控制。為尋找新的海上通道，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展開貿易與殖民競爭，法王希望維拉扎諾能為法國開闢一條直達東方的、更便捷且不受他人威脅的西北新航路。雖然維拉扎諾沒有達到既定目標，但從他提交給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考察報告中可以得知：1524年，他前往新大陸探索了卡羅來納和紐芬蘭之間的北美大西洋海岸，包括紐約灣（New York Bay）和納拉干塞特灣（Narragansett Bay），從而成為繼11世紀挪威人探險北美之後的歐洲第一人。為表達對法王的敬意，他把這一帶稱為「弗朗西斯卡」（Francesca），意即「新高盧」（Nova Gallia）或「新法蘭西」（New France）。在給弗朗西斯一世的信中，維拉扎諾第一次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北美大陸與其他大陸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這一大片陸地，或叫新大陸，既不與亞洲、也不與非洲相連；或許通過挪威或俄羅斯，能與歐洲相連。哈克盧伊特就上述信函中有價值的部分，諸如英格蘭可殖民北美地區、那裡所需之商品、適宜運輸之商品等內容，一一加以注釋。1587年，他還編輯出版了義大利裔西班牙的人文主義史學家彼得·馬特·德安吉爾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64]撰寫的探險史著作《論新大陸八十年》（De Orbe Nouo Decades Octo）。該書是在巴黎面市的，其中包含一幅送給哈克盧伊特的銅版新大陸地圖，在這幅罕見的地圖上，署有F.G.的字樣，所指應是弗朗西斯·高爾（Francis Gualle）。關於北美「維吉尼亞」的稱呼，也在這幅地圖上第一次出現。從地理與探險史的角度看，這部拉丁文著作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哈克盧伊特運用他手中的那支筆，以文學的形式，把英吉利民族的探險和發現的業績記錄下來，載入了英帝國編年史。當代帝國史學者、哈佛大學教授阿米塔奇教授把英國文學和英帝國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是英國文藝復興的孿生子，是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期知識和地理充分擴張的結果」[65]。我們有理由認為，16世紀後期哈克盧伊特「為英國人——為女王、她的大臣們、她的商人、她的船長，還有她的人民，作了建立帝國的心理準備」。美國著名史學家、博物學家和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教授也直接明了地指出：「美洲是從理性經驗開始的。」[66]對於英國人來說，1588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就在這一年，他們打敗了長期以來一直對英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的西班牙「無敵艦隊」，有力地打擊了伊比利亞人的海上霸權，這表明英國作為第一流海上強國的地位已悄悄地顯現。此後，英國繼續衝擊西班牙的海外利益，英西之間的戰爭時斷時續，並延及斯圖亞特朝詹姆斯一世統治初期[67]，從而構成了十六、七世紀之交英國對外關係的重要內容。[68]正是在1588年，哈克盧伊特不但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探險史著作《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貿易和發現》，而且回到了闊別五年之久的英國。第二年，這部「一直被稱為英吉利民族的散文體史詩」[69]在英國國內正式出版，大大豐富了英帝國編年史文庫。

  從亨利七世以來，英國人一直在尋找一條到達亞洲的捷徑，他們朝北大西洋的西北方或東北方航行，主要是為了避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對南大西洋和西部海域的壟斷權，但成效並不明顯，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是以失敗而告終。然而，如果編年史家對那些失敗的海外探險感興趣，並詳盡記錄像卡波特父子和許多商人的冒險經歷的話，那麼，都鐸早期的殖民活動還是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但遺憾的是，瑪麗女王時期理察·伊登（Richard Eden），一個布商的兒子，因受到伊比利亞國家榜樣的刺激而進行寫作時，都鐸早期英國人遠征的詳情已經丟失殆盡了。到16世紀70年代，當伊莉莎白女王的統治地位獲得鞏固時，英國人才迎來屬於自己的大航海時代；直到此時，他們才有可能突破探險航行一直遵循的傳統方向。可是，當哈克盧伊特整理英國人海上航行與發現活動的業績時，除卻都鐸早期一點零星的記錄外，這位致力於描述和研究英吉利民族航行探險史的作家，卻幾乎什麼可資利用的材料也找不到。他只能發出這樣的悲嘆：由於那個時代作家們的巨大疏忽，他們本該以更認真的態度來保存英吉利民族有價值的業績記錄。[70]

  哈克盧伊特是英帝國的思想奠基者之一。如果說英帝國是英國民族國家形成時期不自覺發展的產物，那麼可以說，對於哈克盧伊特而言，「他的發展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顛帝國理性發展史的開端」；「他的一生，從1552年到1616年，與一個龐大的英格蘭的興起相伴隨，英格蘭把帝國的觸角伸到了東方和西方。」[71]總之，他的殖民思想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崛起的客觀事實，也表達了英國人要求分享殖民擴張權的帝國主義願望。正是這種權利要求，促使他們在16世紀後期開始挑戰並逐步打破伊比利亞人的殖民壟斷權，在此基礎上去拓展英吉利民族的海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