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馬斯·莫爾的「人口過剩」論

  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際，正值西歐各地進入封建生產關係解體、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之時，開始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所謂的原始積累，也即資本主義前史，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歷史前提。就前工業社會原始積累過程來看，這個歷史前提的創造，主要是通過圈地運動、海上掠奪、殖民擴張、商業戰爭和重商主義等一系列暴力手段來實現的。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說中，主要以15世紀末以來的英國史為客觀依據，揭示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實質及其在人類文明史進程中的作用。

  原始積累時期，許多人目睹了英國社會的動盪與危機，不少學者、政治家，試圖通過對這一時期英國史的考察，找到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為了擺脫日趨嚴重的貧窮、流浪和治安不良等狀況，有人主張通過建立海外殖民地來消除因圈地而造成的「人口過剩」、流浪人群眾多、窮人生活無著落的可怕圖景。僅僅在1489—1497年近十年間，都鐸朝就先後頒布了11個相關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極力遏制愈演愈烈的圈地狂潮。此外，王室還成立了8個相關委員會，責成他們在全英範圍內調查耕地減少、牧場增加的狀況及其社會後果。但是，下層民眾因宗教改革、圈地運動和物價持續走高而引起的騷亂、暴動時有發生，到愛德華六世繼位後，在薩默塞特公爵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Duke of Somerset）[3]攝政時期，英國國內的社會環境進一步惡化，許多地方都發生了武裝暴動，其中有兩次影響較大，一次是東部的諾福克郡等地發生的由羅伯特·凱特（Robert Kett）領導的反圈地起義[4]，另一次是在德文郡（Devon）、康沃爾郡（Cornwall）發生的「公禱書叛亂」（Prayer Book Rebellion），又稱「西部起義」（Western Rising），農民不滿1549年《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對天主教信仰的放棄，拒絕承認新的禮拜儀式，要求繼續使用拉丁文彌撒。[5]

  都鐸時期，許多英國學者和政治家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去看待社會問題，認為英國人口過多，到處充斥著失業的人群，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輸出多餘的勞動力，積極鼓動向海外移民。[6]當時，那些失去家園的農民，被趕出了世代耕種的土地，他們激烈反抗持續高漲的圈地運動，贏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同情者，應當是亨利八世的首席國務大臣、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爵士。莫爾出生於倫敦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約翰·莫爾爵士（Sir John More）是個成功的律師和法官，資助女婿約翰·拉斯泰爾（John Rastell）前往新大陸的探險計劃，後者曾對現代新地理學和海外冒險活動抱有極大的興趣。莫爾本人既是個律師，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1515年他出訪尼德蘭南部的佛蘭德斯（Flanders）[7]，這次經歷構成了他最有影響的著作《烏托邦》的背景素材。該書由兩部分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運用虛實相生的影射手法，點染巧妙，隱約其詞，抨擊了英國政治和社會的黑暗，並從人文主義的道德觀出發，描述了英國鄉村正在發生的「羊吃人」運動，譴責由此導致的村莊破壞、物資匱乏和社會衰敗，抨擊嚴刑峻法，主張使法律更加仁慈和寬宏大量，對失地農民予以極大的同情，為解除他們所經歷的痛苦而大聲疾呼。

  中世紀後期以來，歐洲各地普遍發生過作為經濟現象的圈地運動，如法國、丹麥、德國從18世紀後半期開始鼓勵圈地，俄國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以後，捷克和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都通過立法形式允許圈地。都鐸時期，英國的圈地運動構成了原始積累的重要內容，故而引起了英國社會的廣泛關注。隨著圈地狂潮的發生，大批自耕農由於莊園瓦解、土地被剝奪而走向破產，他們不得不捨棄世代耕作並以此為生的土地，或遠走他鄉，或四處流浪，無不陷入悲慘的窘境。據1517年、1607年的兩次調查報告推算，1455—1607年，在英格蘭中部和東部的24個郡，共有50萬英畝的土地圈作牧場，占土地總面積的2.76%。[8]其中，又以中部諸郡的圈地運動最激烈。16世紀初年，中部被圈土地占70.71%，被趕出土地的農民占84.41%，被拆毀的農民房屋占80.46%。圈地運動是對農民的剝奪，它通過暴力手段，剝奪了廣大農民的生存條件，從而實現了直接生產者（農民）與其生產資料（土地）的分離。圈地運動的歷史表明，資本的原始積累絕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因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9] 。馬克思曾剖析了15世紀最後30年和16世紀最初幾十年英國的圈地狂潮，他認為「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作為原始積累的典型形態，圈地運動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馬克思指出：「創造資本關係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10]

  《烏托邦》是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莫爾在其中假託神秘的葡萄牙旅行家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不僅尖銳地披露了當時英國的「幾乎全部罪惡的根源」[11]，指責圈地運動導致貧困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社會生活動盪不安，同時還表達了作者對嚴峻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對美好未來的祈盼和構想。「從圈地史方面看，《烏托邦》迄今也沒有失去它擁有最珍貴資料的意義。」[12]莫爾依據完全可信的文獻資料，揭示了都鐸圈地狂潮給鄉村或整個英國社會所造成的動盪局面。他譏諷地指出：一向馴服、容易餵飽的羊，「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隨之而來，「佃農從地上被攆走，為的是一種確是為害本國的貪食無饜者，可用一條欄柵把成千上萬畝地圈上。有些佃農則是在欺詐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剝奪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盡冤屈損害而不得不賣掉本人的一切。這些不幸的人在各種逼迫之下非離開家園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兒、寡婦、攜帶兒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資料少而人口眾多的全家，因為種田是需要許多人手的。嗨，他們離開啦，離開了他們所熟悉的唯一家鄉，卻找不到安身的去處。」[13]那些被趕出土地的農民已一無所有，無依無靠。作為四處流浪的乞丐，他們可能傳播疾病，污染環境；作為無地失業的流民，他們又會帶來種種麻煩，危害社會。於是越來越多的城鎮，很快就變成了這些向外遷移、到處流浪的人們暫時的移居地，或永久的落腳點；許多人在漫無盡頭地尋找、漫遊或乞討，只是為了滿足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已。

  相對於歐洲大陸的情形，中世紀的英國農民受封建關係的束縛程度相對鬆弛。約從13世紀起，他們就開始了從固著在土地上的被奴役狀態，逐漸走向了自由解放過程。加之，由於黑死病（鼠疫）流行造成人口或勞動力減少的影響，農民自由遷移與流動已成為一種傳統，他們要麼從事墾殖運動（Assart Colonization），要麼漫無目的地到處流浪。[14]這不但加速了其自身的解放進程，也給社會帶來了遊民人口壓力。14世紀初，英國國內移民或流動的範圍還相當有限，不過後來遷徙的距離不斷拉大。據歷史學教授A.L.貝爾提供的材料，「大多數移民開始於村莊和中等城市10英里之內，絕大多數來自20英里範圍內；在大城市，如在倫敦，移民也不超過40英里。從1500年起，遠距離移民開始不斷增加，首先是從北部和西北部向東南部流動，從鄉村向城市流動。接受移民最多的城市是倫敦，其次是諾威奇（Norwich）。1580—1640年間，遷移到肯特郡（Kent County）諸城市的平均距離約為60英里。」[15]都鐸時期，圈地運動和宗教改革誘發了許多社會問題，民不聊生，許多遊民在國內作長距離移動的趨勢不斷加強，他們或是想找到棲身之所，或是希望在某地找到得以安頓下來的工作。實際上，16世紀的英國並不真正存在過剩人口問題。根據有關統計材料，1066年全英約有200萬人，在其後一個多世紀，英格蘭人口數增長較快，到1222年上升為400萬人左右。14世紀中葉，英國受黑死病影響，人口數急劇減少，至1377年已降到低谷，約為250萬。然而一個多世紀後，即到1509年，緩慢回升到300萬人；到16世紀末年超過了400萬人的歷史峰值[16]（參見下表）。

  表1525—1601年英國人口總數（單位：百萬）[17]

  

  都鐸時期，英國社會正朝現代轉型，圈地運動和宗教改革均排擠一些人，還有人無法融進現存的社會結構，他們為宗教信仰、政治自由或發財致富的目的，紛紛想到海外定居。「很多人無法接受本國既定的宗教制度，並準備為其信仰而移居到海外。不安分守己、具有漫遊意願的人們，受到鼓勵或被迫移居到殖民地，乞丐、流民甚至罪犯也是如此。」[18]正因為這樣，許多城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過剩」人口，其中倫敦的人口壓力尤其突出。16世紀前期，倫敦人口已經是全國第二大城市諾威奇人口的5倍，1530年有5萬人，1563年上升到9.3萬人，30多年間幾乎翻了一番。從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起，倫敦人口增長進一步提速，如1582年為12萬人，1605年猛增到22.5萬人，在四分之三世紀中增長了三倍多。[19]為控制由移民、流民和乞丐引發的社會問題，都鐸政府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頒布了若干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法令只是官樣文章，根本不起什麼作用。[20]另一方面，都鐸王室又強調社會控制，採取各種措施，將濟貧與懲貧相結合，試圖阻止大批貧民和流民從鄉村向城市的盲目流動。[21]就是說，「都鐸朝力圖通過立法的途徑來阻止貧困化和流浪現象的進一步擴大，然而他們的一切嘗試都是徒勞的，因為圈地運動並沒有停止下來，這就使得貧困者的人數繼續增多。」[22]乞丐、流民和失業者的隊伍日益壯大，他們經常出沒於森林、大道以及街頭、巷尾，並不時受到犯罪心理的驅使，帶來嚴重的治安隱患，頗令同時代人產生恐懼，感到害怕。1518年，英國考文垂（Coventry）地方法官們曾公開譴責這些「傲慢的」人們是不勞而獲、風餐露宿而又干盡壞事的一群。當時，大量的書籍和小冊子也描述了他們的「可怕的」王國。然而，真正令人擔心的，也即讓都鐸政府感到頭痛的，是窮人、乞丐和流民合流，構成了一個犯罪的、威脅統治秩序的「亞文化群」。[23]

  十五、六世紀，英帝國開始啟動。這一時期，英國的殖民思想主要反映了英國人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訴求。現代民族國家崛起之際，歐洲各國為了爭奪霸權或平等發展權，經常處於敵對和交戰的狀態。正如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各國的統治者都在擴大統治權、進行不義戰爭，然而，野蠻的法律又造成了更多的竊賊和大量令人討厭的罪犯，這些人變成了殺人越貨的兇手。在英國，犯罪行為還大量地來自把耕地變為牧場的瘋狂圈地行動。由於羊毛價格遠比穀物昂貴，英國發生了羊群把「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的現象，而對那些被趕上絕路的失地農民而言，在他們面前除了行乞，就是偷盜，那等待他們的，要麼是被餓死，要麼是被絞死，其他幾乎無計可施、無路可走。[24]要尋求真正的人間樂園，他們只能依靠想像，舍此以外，別無良策。

  然而，莫爾並沒有僅僅滿足於對英國社會可悲現狀的披露，他在《烏托邦》的第二部分詳盡地描述了一個理想社會，而與那混亂不堪、充滿罪惡的社會現實形成鮮明對照。他憑藉其敏銳的直覺，發現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竭力稱頌的共和國，一個秩序井然的烏托邦理想國，就存在於浩瀚的大洋之中。根據莫爾的假託或設計，拉斐爾·希斯拉德曾隨佛羅倫斯（Florence）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到達美洲，此後又繼續獨自旅行，最後發現了那個完全不同於歐洲的烏托邦新島。這個假託的島國，位於亞美利哥·韋斯普奇考察過的新大陸[25]，雖然與英國相距遙遠，幾乎與世隔絕，但它不失為一個充滿了愛與公正、消除了罪惡的理想國度。由於莫爾首先提出移民烏托邦的主張，這個人間樂園為英國破產的農民、失業的遊民、流落他鄉的窮人和沿街討飯的乞丐帶來了美好的希望。

  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hper Columbus）的後繼者們陸續踏上中美洲新大陸、達·伽馬率領船隊到達印度西海岸重鎮卡里庫特（Calicut），當伊比利亞人將殖民擴張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時，來自義大利的航海家約翰·卡波特（John Cabot）父子敦促英國人避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險路線朝西北方探險航行。在伊比利亞國家壟斷著向西、向東和向南航線的情況下，英國人只能朝著北大西洋向北探索，這的確是他們後來開發北美新大陸的唯一可行方向。莫爾不僅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也是大航海時代英國首先主張開發新大陸的學者。他藉助豐富的想像力，把烏托邦描繪成一個世外桃源。「根據傳說以及地勢證明，這個島並非四面環海。」[26]烏托邦之所以為島，按照莫爾的說法，是由最初的征服者烏托普國王動用軍隊和島上居民開掘出一條海峽造成的。島上共有54座無比巨大的城市，都有著共同的語言、傳統、風俗和法律，甚至連布局也相仿。城市之間至少相距24英里，每座城市的面積20平方英里左右，它們加在一起，總面積比英國還要大。莫爾主張，城市人口應當受到嚴格限制，不得過分集中；一座城市的規模，成年人控制在6—16萬，兒童限定數目。超過限額的部分，則移居到人口數不足的城市。如果整個烏托邦島的人口超出規定的數量，就依法在鄰近大陸無人居住的荒地上新建殖民地，進行移民開荒，發展生產。在談及如何處理好殖民地與母邦的關係問題時，莫爾認為外來移民與土著人之間應實行聯合，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這種融合是一件雙贏的事情。假如烏托邦島因天災人禍而人口減少，他們就從殖民地調回公民加以充實。因為他們寧願讓殖民地消滅，也不願使烏托邦受到削弱。[27]他還以太陽神阿波羅的祭司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Cassandra）[28]的口氣說，在未來一個世紀中，黃金和白銀將成為新大陸的咒語，引誘人們從農耕走向掠奪，從殖民走向海盜。[29]

  北美大陸地廣人稀，莫爾認為烏托邦幾乎不存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時所碰到的、創造出高度文明的印第安人，因此是英國移民海外的理想場所。他利用人們普遍對外邦異域的興趣，建議英國模仿烏托邦將過多人口移居到空曠的鄰近土地上[30]，把廣大下層民眾安置到虛構的烏托邦島，為英國的過剩人口尋找最佳出路。17—18世紀，英國在北美大陸建立了若干個殖民地，這不僅僅是偶然巧合的結果，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莫爾烏托邦殖民理想的產物。莫爾關於海外殖民的奇思妙想，可能受到了古典學者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中世紀教會哲學家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荷蘭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的《基督教君王之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義大利探險家亞美利哥書信集等著作的啟發[31]，還可能受到過有關新大陸印第安人傳說的影響。莫爾提出向海外移民的設想，試圖為國內的過剩人口尋找出路，這既是出於同情心，給那些無助的窮人帶來美好的期許，也是希望國人能跨出國外，走向海外，能在北美開創一片「正義之所在」的新天地。這樣，他把柏拉圖理想國的境界，與現代早期冒險家探索新世界的激情，變成解決社會衝突、實現社會改造的美好圖景。也許，這就是大航海時代英國人最初提出的殖民主張。

  為調解英國與尼德蘭的貿易衝突，莫爾奉英王之命，1515年出使佛蘭德斯，期間完成了《烏托邦》一書的寫作。該書1516年在魯文城出版時，距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卡波特1497年遠航北美和達·伽馬開闢東方印度航路的時間並不太長。雖然莫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航海的影響，但是當他提出向外移民、建立殖民地的設想時，其殖民主義思想中尚不存在伊比利亞人那種明確的對外擴張傾向。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莫爾是盲目的、不自覺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人道的方法來解決緊迫的人口「過剩」危機，而不是要建立一個現代殖民大帝國。由於《烏托邦》使用了「科洛尼亞」（colōnia）一詞，莫爾成為自古典時代以來第一個使用這個術語的西方作家。這裡，colōnia指的是海外開拓者、墾殖者，或海外移民區、殖民地。當時英國人對美洲新大陸的認識還相當模糊，莫爾的學識水平遠在一般人之上，正如俄文版莫爾傳記作家奧西諾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樣，他在撰寫《烏托邦》時參考過1507年問世的亞美利哥書信集和1511年出版的義大利史學家彼得·馬特·德安吉爾拉（Pietro Martire d' Anghiera）所著的《論新大陸》（De Orbe Novo）一書[32]，所以在《烏托邦》中對美洲新大陸的位置作了暗示，而他所說的「新大陸」、「鄰近大陸」及「當地人」，指的可能就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美洲和印第安人。[33]

  需要指出的是，莫爾關於移民的構想，像他虛擬的烏托邦一樣，是否真正可行並不重要，當時這還是個無法驗證的未知數。重要的是，人們透過這個理想的社會改造方案，可以看到16世紀初年英國學者或社會精英對待海外殖民的基本態度：其一，移民海外是解決國內人口過剩等嚴重社會問題的一種可供選擇的途徑，英國人應當向那些幅員廣大、人口稀少的非基督教世界拓殖移民；其二，不但要通過開荒墾殖的途徑去海外開闢殖民地，也要通過興辦產業的辦法促進殖民地的開發；其三，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或在文化上，海外殖民地都必須從屬和服務於宗主國自身發展的需要。雖然在當時人看來，莫爾完全是異想天開，但是他的虛構和設想並非完全脫離現實，相反，都是已發生或正在發生，以尚不能確定的史實為存在前提的。後來的歷史向人們表明，由《烏托邦》播下的種子並沒有落入不毛之地。16世紀初年，英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圍繞著莫爾形成了特殊的知識群體，他們通過尼德蘭古典學者、《愚人頌》的作者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與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34]雖然不能斷言莫爾的殖民思想已經很成熟，它卻是以大航海以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航行發現為背景的，更重要的還在於，它與剛剛起步的英國海外活動相吻合。不管怎樣，莫爾及其有學識的友人們在宮中頗具影響力，他們一直在討論美洲發現、殖民新大陸等熱點話題。對於迫切需要開拓海外市場和追求經濟與政治利益的英吉利民族來說，莫爾播下的種子正在生根、發芽。

  15世紀末16世紀初，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海道大通時代的來臨，一個全新的世界和一種全新的世界觀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對許多英國人而言，他們對地理探險和發現的熱忱，因起步階段的一次次失敗而降溫，而此時，莫爾在《烏托邦》中提出移民海外的設想，無疑給那些喜歡奇異新事物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在上流社會同他發生接觸的圈子裡，印刷家、劇作家和宇宙誌學家[35]（cosmographer）約翰·拉斯泰爾可以作為代表。拉斯泰爾出生於英格蘭中部的考文垂，曾在牛津大學接受過文法和哲學教育，後加入中殿律師學會（The Middle Temple）。[36]1512年移居倫敦後，他把法律實踐和印刷業務結合起來，接受了亨利八世交託的許多任務。作為莫爾的妹夫和莫爾圈子的重要成員，他不僅寫過寓意劇、編年史、詩歌和法律方面的作品，還深受莫爾的影響，參與了關於美洲及其潛力問題的討論。莫爾發表《烏托邦》後不久，拉斯泰爾作出了探索和殖民北美的決定，而這可能是他聽從了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勸告的結果，因為塞巴斯蒂安說過，經營到亞洲的西北航線會非常有利可圖。1517年3月，拉斯泰爾和兩個倫敦商人約翰·豪丁（John Howting）和理察·斯派塞（Richard Spicer）得到英王的恩准和一小筆貸款，準備前往北美殖民探險。是年夏末，組成了一支至少包括四艘船的探險隊，但是在英格蘭南部港口桑德威奇（Sandwich）、達特茅斯（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和法爾茅斯（Falmouth）耽擱了，水手們和他們的領頭人產生分歧，不願意到北美大陸的紐芬蘭（Newfoundland）[37]或拉布拉多（Labrador）[38]去殖民和從那裡去探尋到達亞洲的航線。結果，一艘船返回英國，另一艘到達愛爾蘭後去了法國，還有兩艘可能壓根兒就沒有駛出法爾茅斯港。拉斯泰爾從愛爾蘭東南部的沃特福德港（Waterford）上岸，他在這裡逗留了兩年，撰寫過一部寓意劇《四元素本質之插曲》（Four Elements：A New Interlude and a Mery，of the Nature of the Four Elements），於1519年回國後發表。劇中，在對地球表面進行了古典式的三部分（歐羅巴、亞細亞和阿非利加）劃分後，他用英文第一次向世人描述了那個新的第四部分，即神秘而廣袤的美洲（quarta pars，america），給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他指出：「新大陸位於西方，以前我們從未聽說過它，不論文學作品或其他文獻，都不曾提及。但是現在有許多人去過那兒，這塊陸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可以把所有基督教國家都裝下。我們不應忘記鼓舞人心的《烏托邦》中有關新大陸的內容。」[39]不過，拉斯泰爾所描繪的「新大陸」，既不是指哥倫布1492年發現的中美洲，也不是指地圖學者16世紀初所標註的南美洲，而是指1497年義大利航海家約翰·卡波特發現的北美大陸。此外，他還提出海外帝國的設想，構成英國早期殖民理想的重要內容。雖然他沒有再去作深入的研究，但這種關於帝國的主張，卻成為伊莉莎白女王以前涉及此問題的僅存構想。

  16世紀初，不少地理學家對美洲「新大陸」的認識還非常有限，以至於把它籠統地描繪為一個島嶼群，其他人則將它視為亞洲大陸的一部分。對英國人來說，去新大陸冒險是一項具有強大吸引力的事業。渴望發財致富的倫敦商人，還有水手或者殖民者，都確信拉斯泰爾所傳授的知識不僅僅是學術性的，而且提供了許多地理學、宇宙誌方面的實用知識。拉斯泰爾通過《四元素本質之插曲》，既傳播了那些較為先進而又實用的地理知識，又推動了對北美新大陸的航行發現。[40]

  大航海時代，雖然哥倫布最早抵達美洲「新大陸」，但他始終認為那裡是東方的印度。後來，亞美利哥率先考察了南美洲，並幸運地成為所謂的「新大陸」發現者，他的名字同美洲聯繫了起來。1507年，德國地圖學家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出版《宇宙誌導論》（Universalis Cosmographia），第一次用「亞美利加」（America）來稱呼新大陸。準確地說，哥倫布最早發現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區），他是大航海時代美洲的最早發現者；亞美利哥則是南美洲的最早發現者，卡波特是北美洲的最早發現者。[41]不過，拉斯泰爾可能是最早使用「美洲」這個名稱指代紐芬蘭的人，他認為美洲新大陸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只有1000英里，而馬丁則認為兩者相距1500英里。[42]可見，拉斯泰爾的地理學知識，像莫爾的殖民思想一樣，在推動英國人跨出國門，到海外從事探險航行和殖民擴張方面，起了知識普及和宣傳鼓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