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吉利王國是一個帝國」

  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人推行海外擴張自有其緣由，他們奔向海外的最初動機，是想通過強調主權至上的英吉利民族主義，來否定中世紀以來一統天下的教權主義，打破以普世主義為核心的基督教世界體系，挑戰伊比利亞國家在海外殖民擴張中的霸權壟斷地位，在國際舞台上為英國爭取平等發展的機會。15世紀後半期，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啟發和影響下，英國人開始跨出國門，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探險活動。他們一邊嘗試到海外去尋找傳聞中的島嶼和到達東方的捷徑，尋求金銀等貴金屬和香料，尋求新的貿易市場；一邊由近及遠地在海上從事海盜活動，劫掠葡萄牙人，尤其西班牙人從美洲運回的大量財富。他們不但大力向外推銷本國商品，特別是從15世紀開始成為主導性貿易商品的呢絨產品，還從販賣非洲黑人奴隸中撈到好處，並把本國的「過剩人口」移植到海外，首先到人煙稀少的北美等地去開闢殖民地，像伊比利亞國家那樣，嘗試建立自己的殖民貿易帝國。

  

  中世紀的英國，是一個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農業國。在這個農耕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受莊園活動範圍的制約，形成了封閉性的特點。莊園內雖有少量的手工業，但是很少發生對外交往，根本談不上海外的殖民擴張。從主權獨立的涵義上看，直到16世紀30年代宗教改革前，英國因主權還受到羅馬教廷的干預，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主權獨立國家。作為基督教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員，英國隸屬於普世主義的「上帝之城」，英王的權力受到教皇的挑戰。從王朝合法性的基礎來看，都鐸王朝不具有充分的皇族血統，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鐸（Henry Tudor，Earl of Richmond）來自蘭開斯特王朝的旁支，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把都鐸王朝建立在民意或「全國公意」的基礎之上。這樣，都鐸統治就以民族作為自己的支撐點。約翰·蓋伊在《都鐸英國史》一書中曾明確指出：「國家概念把英國界定為：（1）確定的版圖；（2）為文官政制而建立的君主制社會；（3）君主政府確認根本不存在政治、宗教和法律事務上的至上權力。以下三個基本信念同樣是極其重要的：（1）人類劃分為種族和民族兩部分；（2）英吉利民族的純潔性會因外來混合物而毀損；（3）英格蘭語言、法律和習慣（包括衣著）是民族性的標記。」[28]

  不過，都鐸朝初期的英國，由於勢單力薄，只是歐洲的一個二等小國，充斥著中世紀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對外交往中，英國因受制於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義原則，不得不面對羅馬教廷的束縛和伊比利亞國家的挑戰；在內政問題上，教皇與君主分享英國的最高司法權。為鞏固新生的都鐸王權和提高英國的國際地位，亨利七世一方面推行均勢的外交政策，周旋於歐洲列強間；另一方面，實施重商主義戰略，積極參與海外的貿易和殖民擴張。亨利八世繼位後，藉助於反教權主義和反西班牙霸權的民族主義力量，推動了旨在強化專制王權的宗教改革運動。1534年議會通過「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肯定了英王所享有的至高無上的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統治權[29]，確立了亨利八世作為國家元首的至尊地位，標誌著英國民族國家的最終形成。到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英國固然還面臨著羅馬教皇、西班牙和法國等外來敵對勢力的威脅，但伊莉莎白一世像早期都鐸君主一樣，以英格蘭民族為強大的後盾，不顧羅馬教皇等國際天主教勢力的反對，挑戰伊比利亞人的殖民壟斷權，推動英國朝海洋帝國的方向發展。

  關於英帝國的理想，據文獻記載，起初英國人並無現成的計劃或成熟的方案，那只不過是約翰·迪博士（Dr.John Dee）等一大批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想像的產物。迪博士是都鐸後期最有學問的人之一，從16世紀50年代起，他就作為伊莉莎白女王最信得過的科學顧問，一直在思考到新大陸去建立殖民地的問題，並最早杜撰出一個「英帝國」（British Empire）的概念。到16世紀60年代，英國的思想家、政治家、商人和冒險家對帝國已經表現出了狂熱和野心，他們雖然抱有不同目的，但是都承認海外殖民地和帝國之於英國未來的重要意義。為了能建立葡萄牙、西班牙式的海洋霸權，他們甚至表現出「驚人的貪婪」，正如當時著名的愛國詩人麥可·德雷頓（Michael Drayton）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將到遠方去探尋千年王國/而許多國家在進行無益的內戰……/那些未基督教化的國家在召喚我們/那裡對英格蘭之名幾乎一無所知。」[30]到16世紀80年代末，當英國人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Armada）時，最著名的文藝復興詩人愛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的興奮之情已溢於言表，以至於在其未完成的道德寓言詩《仙后》（Faerie Queene）中，熱情地謳歌了「光榮女王」推動殖民擴張和創建帝國的豐功偉績。像同時代的軍人探險家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31]、探險史家理察·哈克盧伊特以及約翰·迪博士一樣，斯賓塞還十分贊同12世紀的傳教士兼歷史編纂學家蒙默思的傑弗利（Geoffrey of Monmouth）[32]的看法，堅信遠在傳說中克爾特人（Celts）的首領亞瑟王（King Arthur）[33]的傳奇時代，冰島、哥特蘭島（Gotland）[34]、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35]、挪威、丹麥和高盧（Gaul）等地就屬於英帝國。不僅如此，稍早于吉爾伯特、哈克盧伊特和迪博士，斯賓塞還將美洲的一部分納入亞瑟王統治下所謂的「帝國」。1577年，迪博士還預言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英帝國」的成長。[36]此外，帝國主義者諸如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商人冒險家喬治·佩卡姆爵士（Sir George Peckham）[37]、皇家海軍將領克里斯多福·卡萊爾（Christopher Carleill）[38]等，都已經把建立海外殖民地同英帝國緊密聯繫起來。

  毫無疑問，這些帝國主義的主張都是為大英殖民貿易帝國的形成製造輿論。

  不論是帝國主義還是殖民主義，都不是英國史上的獨特現象，甚至連帝國夢想本身在英國人也是很晚的事。他們是帝國的效仿者和實踐者，而不是帝國制度的首創者。有人說英帝國是英國人在不經意間建立的，殊不知英國的殖民擴張遠非機緣巧合，應當說它完全是他們刻意模仿葡萄牙帝國和西班牙帝國的結果。雖然早在亨利七世時代，「英國人就開始夢想著找到他們的『黃金之國』，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貴金屬發財」；但是，「在歐洲各國爭建帝國的競賽中，英國絕對屬於起步晚的。」[39]

  然而，英帝國究竟起步於何時？長期以來，諸家爭論不休，人人各執一端。有人認為英國最早於14世紀初已經開始殖民擴張活動。[40]有人把16世紀50年代看作是英帝國創建的起點，認為英國人由此開始「驅使英國在海洋上建立世界帝國」[41]。有人把1553年看作是英帝國建立的起點，因為那一年英國在海外拓展方面發生了兩件大事：其一，是年5月，英國的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或俄國公司（Russian Company）屬下三艘船在航海家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和理察·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42]的帶領下，駛離泰晤士河，朝北大西洋東北方探航。他們環繞著挪威北角和俄羅斯北部海岸一帶航行，試圖找到一條可以直達亞洲的東北通道，同時也是為英國呢絨開拓新的海外市場。[43]這是英國探險者第一次涉足北極地區。其二，是年7月，海軍軍械署主管、航海家托馬斯·溫德姆（Thomas Wyndham）在葡萄牙領航員平提托（Pinteado）的引導下，率領三艘船組成的艦隊，其中包括兩艘皇家軍艦「報春花」號（Primrose）和「月亮」號（Moon），從英國西南部的樸茨茅斯港（Portsmouth）啟程，向南航行到西非的幾內亞海岸，目的是尋求黃金、象牙和胡椒。當年離開英國的這兩支遠征探險隊，都得到了倫敦富商、都鐸宮廷和政府成員以及海軍官員的支持，其中也包括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的權臣諾森伯蘭公爵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Duke of Northumberland）[44]提供的贊助。英帝國史專家勞埃德教授認為，對英國人來說，伊莉莎白女王繼位時英帝國的夢想不是沒有可能的[45]；牛津大學海洋史學者威廉森（J.A.Williamson）認為，1583年是英國殖民擴張運動真正開始的年份，而就在那一年，英帝國早期開拓者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在獲得皇家特許狀後，前往北美地區開展航行探險活動[46]。從上述種種史實出發，《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英帝國與大英國協」條目解釋說：「英帝國的開端通常定於16世紀，因為英國對海外貿易和殖民的強烈要求起源於伊莉莎白時代海員們開拓性的航行。」[47]

  雖然英帝國早已成為過去，但它依然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疑問，諸如：英帝國是何時啟動的？英國人建立帝國的機動是什麼？這個帝國給英國乃至全世界帶來了哪些影響？英帝國史，遠較一般認識的更複雜，對於這些待解之謎，僅靠三言兩語的蒼白闡述，無法讓人釋懷。不過，要想弄清楚英帝國的起因、轉折與衰退，就必須回到當初，溯及幾百年以前英國殖民地擴張起步階段的都鐸時代。16世紀70年代，當迪博士第一次杜撰出「英帝國」這一概念時，這位地理學家、數學家和占星學家的想法並不複雜，他就是想讓英國人通過航海探險與發現活動，去海外建立殖民地，並且通過對女王表示效忠的契約形式，構造海外殖民地與母國的關係。[48]當時他提出的帝國設想，只是想強調殖民擴張之於英國崛起的意義，這也是英帝國啟動之初英國的帝國主義者的普遍共識。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都鐸王朝時期的英國是一個民族國家，而帝國卻是非民族的，或者是多民族的，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東西，究竟怎樣統一起來的呢？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僅僅從字面上無法獲得，而應當從英國人對「帝國」這個概念的理解中，從他們對帝國本身的追求中去尋找。

  民族國家形成之初，英國人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使用「帝國」這個術語的。這個詞的拉丁文（Imperium）原意，如「權威」、「權勢」等，在英國人那裡發生轉向，不再僅指那種多民族的地域性大國，而是指主權獨立的現代國家。這就意味著，英格蘭像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一樣，也是國際關係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國家。都鐸初期，亨利七世採取積極而謹慎的措施，剪滅地方勢力、設立權力機構和改善王室財政，克服了來自內部的離心傾向，鞏固了新生的都鐸王權。此外，他還支持國人有意識地開展海外冒險活動，他們的直接目的主要是爭取像其他基督教國家一樣的平等發展權，以分享由大航海帶來的實際利益，這在客觀上卻構成了對教皇普世權威的蔑視和對伊比利亞人殖民霸權的挑戰。16世紀30年代都鐸英國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宗教改革運動，其政治意義遠大於神學意義，1533年的「宗教改革議會」（Reformation Parliament）[49]通過了著名的「禁止向羅馬教廷上訴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明確宣布「英吉利王國是一個帝國，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認。英國由一個至高無上的國王統治，它擁有相應的至高無上的尊嚴和王產」[50]。該法案旨在向國際社會表明，英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一個獨立與自由的民族國家，英國教會是一個獨立與自主的民族教會，英王就是英國民族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和英國教會唯一的至尊領袖。

  「英吉利王國是一個帝國」！這是英國官方第一次提出「帝國」的概念，也是英國人發出的時代強音，彰顯了他們捍衛民族利益、追求國家獨立、爭取均等發展機會的自信心和願望。在英國人看來，即使僅僅在自主權方面，他們的國家「也可以公正地被稱為一個帝國」[51]。這種主張第一次出現於議會的法案中，是英帝國這個概念的最初運用，也是英國民族國家主張的最明確、最簡潔和最深刻的表述。亨利八世藉助於政治色彩深厚的宗教改革，排斥了羅馬教皇從英國攫取的部分最高司法權，加強了英王的專制統治，把強化世俗王權的努力與維護國家主權地位的政治訴求有機地結合起來，鞏固了都鐸民族國家。在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的作用下，根據外交家、傳記作家徹伯里男爵愛德華·赫伯特（Edward Herbert，Baron of Cherbury）的說法，早在1511年，英王的樞密顧問們就提出了「單獨的英國就是一個帝國」的主張，他們的用意是想敦促初登王位的亨利八世不要介入歐洲事務，而應當貫徹亨利七世既定的重商主義政策，推動英國的海外殖民貿易活動。這是英國人第一次把凸顯民族精神的「民族國家」與體現非民族或多民族觀念的「帝國」兩個看似矛盾的東西明確聯繫起來。[52]

  對英國人而言，在他們發出「英吉利王國是一個帝國」的呼籲背後，隱含著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無限夢想，而這些夢想在民族國家形成與鞏固的過程中相互交疊。一方面，英王、英王國以及英國教會，決不隸屬於任何外來的政治權威，決不從屬於羅馬教廷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另一方面，英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享有自由發展權，既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又包括殖民擴張自由，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樣。這種將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相融合的思想，涉及英國人所理解的民族國家觀念：英國是一個完全擺脫了羅馬教皇以及其他外來勢力控制的獨立國家，也即享有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強國一樣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大航海時代，英國人追求國家的獨立、自由和發展，就表現為他們反對大一統的基督教世界體系、擺脫教皇控制和反對伊比利亞人的殖民壟斷權，進而表現為他們想方設法奔赴海外、拓展新的貿易市場和建立殖民帝國。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帝國的創立者最先提出了向西拓展的思想。我們不是建立帝國的野心的開拓者，哥倫布在尋找通往印度的海道時打開了新大陸之門。西班牙以毫無憐憫的殘酷方式掠奪了這塊新大陸，他們當時是我們民族的敵人。」[53]如此看來，英國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不但已經造就了以新君主制為核心的英吉利民族國家，而且將造就一個以海外貿易殖民利益為依歸的英帝國。

  亨利八世是亨利七世之子、第二代都鐸國王，也是具有文藝復興精神的新式君王。他以亞瑟王后代自詡，聲稱他有權繼承先王的遺產，重建獨立的帝國。自從與羅馬教廷分道揚鑣以後，他就十分偏愛使用「帝國」一詞，其目的就是要「喚起人們對若干世紀以來英國相對孤立狀態的回憶，而不是指它對外國領土的統治權」[54]。1513—1514年，英國將兩艘新造的海軍船隻分別命名為「大哈里」號（Great Harry）和「玫瑰瑪麗」號（Mary Rose）[55]，意欲表明亨利八世及其御妹瑪麗·都鐸（Mary Tudor）都是英吉利民族認同指向的目標。隨後，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通過著名的拉丁文作品《烏托邦》（Utopia），為國人勾畫了一個海外帝國的大致輪廓——一個商業貿易和殖民擴張的新英格蘭。[56]至此，民族主義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實現了統一，英國民族國家與英帝國也得到了統一。

  「單獨的英國就是一個帝國」。這是都鐸早期的學者和政治家對英國發展的定位，與其說表明了英國人追求探險航行、海上貿易、殖民擴張的帝國主義傾向，毋寧說表達了他們堅持「獨立、平等、自由」的民族主義訴求。他們堅持英國是一個具有充分主權和自由意志的民族國家，獨立於基督教世界的至上權威羅馬教皇；它否認任何外國人在英國享有世俗和宗教的司法管轄權，也不隸屬於任何外來的政治勢力。勞埃德教授曾明確地指出，都鐸早期關於帝國的主張，從根本上說，就是表達了英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願望。[57]在殖民擴張問題上，雖然勞埃德教授為英國人所作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或者根本就不具備充分說服力，但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他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就是英國早期殖民擴張的最初動因，除了對歐洲以外非基督教世界財富的貪慾外，竭力謀求像伊比利亞人所有的海外殖民擴張的平等權利，自由地參與和分享對海外世界的貿易、探險與擴張的權益，是推動英國人不畏艱險、前赴後繼、奔向東方的重要因素。這正如英帝國史專家羅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冒險導致發現，發現導致探索，探索導致殖民，從而導致帝國。」[58]

  迄今為止，雖然人們還無法對英帝國啟動的準確時間達成共識，但是可以肯定，英國早期的殖民擴張活動，不像伊比利亞國家那樣有周詳的官方計劃、充分的物質和思想準備，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它主要是由民間力量自發地開拓、自然而然地推進的產物。這樣，長期被邊緣化的英國，便不知不覺地跟上海外地理發現和殖民擴張的潮流。帝國創建過程一經啟動，英國人就不停頓，而是在短短的兩三個世紀的時間裡將帝國制度推向極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

  【注釋】

  [1] 參見雅各布·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四編。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頁。

  [3]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5 p.46.

  [4]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1卷，鄧蘭珍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頁。

  [5] 指古埃及第26王朝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610—595B.C.）.

  [6] 希羅多德：《歷史》上冊，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卷，第42—43節。

  [7] 葡萄牙著名航海家。15世紀末首次遠航東方的印度，建立了同亞洲的貿易聯繫。

  [8] 參見馬克思《強迫移民》，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18—619頁。

  [9] B.C.塞爾格葉夫：《古希臘史》，繆靈珠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頁。

  [10] Arthur T.Flux The Build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1497—1900London1906 p.2.

  [11] Merrill Jensen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1776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1955Introduction.

  [12] 西班牙語意為「再征服運動」（Reconquesta），指8—15世紀伊比利亞人反對阿拉伯殖民統治的鬥爭。

  [13] 馬文·佩里主編：《西方文明史》上卷，胡萬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40頁。

  [14]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s.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38.

  [15] 《史達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

  [16]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4頁。

  [17] 《世界民族主義論》，王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18]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頁。

  [19] 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冊，劉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07頁。

  [20] 尼科洛·馬基雅維里：《君主論》，潘漢典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3頁。

  [21]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Smith eds.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1718.

  [22] Klaus E.Knorr ed.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London Frank Cass1963 p.5.

  [23] G.R.Potter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The Renaissance1493—1520London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p.446.

  [24] M.J.Bonn The Crumbling of Empire London G.Allen & Unwin Ltd.1938 p.15ff.

  [2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I 引自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7頁。

  [26] M.J.Bonn The Crumbling of Empire London G.Allen & Unwin Ltd.1938 p.15ff.

  [27] Francis Bacon A Letter of Advice to the Duke of Buckingham1616in James Spedding ed.The Letters and the Life of Francis Bacon London1872VI p.20Klaus E.Knorr ed.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參見 London Frank Cass1963 p.7.

  [28] 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352371.

  [29] G.R.Elton ed.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364—365.

  [30] A.F.Pollard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VI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Edward VI to Death of Elizabeth1547—1603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23 p.305-306.

  [31] 軍人、探險家和大英帝國的早期開拓者，沃爾特·雷利爵士的姨表兄弟。

  [32] 著有《大不列顛列王傳》（Historia Regum Brittaniae，c.1138），據稱缺乏信度。

  [33] 半傳奇式人物，民族英雄。曾領導不列顛人（凱爾特人）抵抗日耳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

  [34] 哥特人的故鄉，位於瑞典東部的波羅的海之中。

  [35] 由70個小島組成，位於蘇格蘭東北沿海。

  [36] 阿薩·勃里格斯：《英國社會史》，陳叔平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頁。

  [37]1574年，他曾和吉爾伯特爵士、理察·格倫維爾爵士 Sir Richard Grenville1542—1591和克里斯多福·卡萊爾一起向伊莉莎白女王提出申請，要求對海外不為人所知的島嶼進行探險。

  [38] · Sir Francis Walsingham c.即伊莉莎白後期安全首腦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1532—1590的繼子。

  [39] 尼爾·弗格森：《帝國》，雨珂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頁。

  [40] Hugh F.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113.

  [41]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Introduction & p.51.

  [42] 威洛比爵士作為軍人、航海家，曾參與了蘇格蘭對蘇格蘭的戰爭（1543—1550）；他作為早期北極探險家，曾指揮「博納·埃斯佩蘭薩」號（Bona Esperanza）船隻深入北海海域考察；航海家錢塞勒曾與威洛比一同到北海，最早開闢了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有關他們的航海探險活動情況，參見本文第五章第二目。

  [43] D.B.Quinn & A.N.Ryan 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Introduction.

  [44] 達德利曾大力推行宗教改革，阻止瑪麗·都鐸繼位，後被女王處死。

  [45]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1.

  [46] J.A.Williamson The Tudor Age London Longman1979 p.351.

  [47] 參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48]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9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8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8.

  [49]1529年11月—1536年4月，英王亨利八世曾連續召集七次議會，推動了宗教改革和都鐸新君主制的發展。

  [50] Statutes of the Realm III in H.Gee & W.Hard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London Macmillan1914 p.187J.R.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D.1485—1603with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p.40.

  [51] Sir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6 p.6.

  [52] Statutes of Realm III in G.R.Elton ed.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p.353-358.

  [53] Sir Frank Fox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 & C Black1929 p.30.

  [54] Richard Koebner Empire Cambridge1961see Wm.Roger Loui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1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1.

  [55] 瑪麗是亨利八世御妹的名字，玫瑰則是都鐸王族的家徽。

  [56] J.Holland 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1Old Empire from the Beginnings to178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 p.95.

  [57]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8.

  [58] A.L.Rowse The English Spirit Essay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1946 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