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討論英帝國的「前史」，所謂「前史」，是指英帝國正式形成之前，它孕育與啟動的過程，這個過程與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同步而行。

  「大航海」（也稱「地理大發現」）時代的西方殖民擴張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的肇始。15世紀擺脫摩爾人統治以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建立起了以新君主制為核心的民族國家，從此走上了對外殖民擴張的帝國之路。此後，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等也不甘落後，他們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後塵，迅速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聯繫起來，將整個世界推向了殖民爭霸的時代。

  海外擴張的前提是民族國家的形成，民族國家為15—17世紀的大航海提供了政治與物質力量的保障。在殖民擴張方面，英國雖然錯失了領頭的機會，但它後來居上，擊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造就了一個空前絕後的世界性殖民大帝國。如此的結局是如何來的，它如何以及在什麼時候開始啟動，這是本卷需要回答的問題。

  英國位於歐洲西北一隅的不列顛群島（British Isles），是北大西洋東北部的一個文明古國。因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和多佛海峽（Dover Strait）的緣故，它成為一個既從屬於歐洲、又在歐洲之外的離島國家，與歐洲大陸長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這種微妙的關係可以使它置身於歐洲事務之外，又不妨礙它接受來自大陸的影響。所以在歷史上，常有入侵者憑藉海道而來，登堂入室，每每成為不列顛的統治者，如公元前數世紀克爾特人、公元前後羅馬人，公元3世紀以後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s），1066年諾曼人（Northman，Norman）的入侵便是如此。可見，橫亘在英國和大陸之間的海峽，從未真正成為阻隔彼此溝通、相互交往的屏障。15世紀後期，當地理大發現的消息傳來後，剛剛建立起新君主制（New Monarchy）的英國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在結束了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和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內訌的基礎上，作出了既謹慎又積極的反應，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樣，英國人加入了殖民競爭和創建帝國的行列。

  

  英國人有記錄的第一次海外冒險活動，發生在15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英法「百年戰爭」已接近尾聲。布里斯托（Bristol）有個商人，做過市長和治安法官的羅伯特·斯特米（Robert Sturmy），在1445年資助了赴聖地亞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1]開展航行活動的200名朝聖者；1457—1458年，他又親自率領一支商船隊，闖入了茫然不知深淺的地中海。當時船上除了朝聖客之外，還裝載著布匹和錫等貨物，他們換回了本國所需的香料，但在返航途中遭到熱那亞（Genoa）海盜的襲擊。由於熱那亞人擔心新的貿易競爭對手的威脅，他們就在薩丁島（Sardaigne）附近攔劫了貿然闖入義大利商業活動傳統範圍的這些不速之客，使英國損失了128人，包括隨船沉入大海的斯特米。這次事件發生在英國民族國家形成之前，說明在沒有民族國家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支持的情況下，海外經商與探險有多麼困難。1480年7月，為了尋找黃金和傳說中的聖布蘭丹島（Saint Brendan's Isle）[2]與七城島（Island of Seven Cities），托馬斯·勞埃德（Thomas Lloyd）[3]船長駕船航行到愛爾蘭以西那片水域，這是英國人首次駛入大西洋作探險航行。中世紀古董商、編年史家兼旅行家伍斯特的威廉（William de Worcester）曾留下一部編年史體例的《旅行日記》（Itinerarium），其中把勞埃德稱為「整個英國最有航海技術的人」。約克朝出現，英國新君主制開始構建，其開國之君愛德華四世（Edward IV）試圖利用海外貿易活動來增加王室收入，目的是擺脫對貴族的財政依賴，建立區別於中世紀等級君主制的強大王權。他不僅鼓勵本國商人參加海外探險和尋找新的貿易市場，還依靠來自義大利的代理商，讓他們直接為英國王室從事進出口貿易業務。[4]這是英國君主參與海外商業活動的起點，不過仍具有民間海外貿易活動的性質。

  從英國民間對殖民活動的興趣來看，「近期研究正在揭示早到15世紀晚期英國商人參與早期探險航行的程度，在該時期，布里斯托的漁民看來已經是紐芬蘭島沿岸的常客。」[5]在義大利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為西班牙王室發現新大陸的前幾年，英國大概又有幾支遠征隊離開布里斯托，前往大西洋海域，去探尋傳聞中的一些島嶼。[6]幾年以後，哥倫布第一次踏上新大陸的消息從海外傳來，還有葡萄牙海員正在進行航行發現的傳聞。1497年，當葡萄牙貴族航海家達·伽馬繞航非洲大陸、成功向東探索印度新航路時，威尼斯航海家約翰·卡波特（John Cabot）在幾經周折後來到英國，獲得都鐸王朝開國之君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信任，還得到布里斯托市民的幫助。這使他得以率領一支船隊朝北方而去探險，並為英王室率先發現北美新大陸，從而激發了英國人投身於海外殖民擴張和發展帝國事業的巨大熱情。固然帝國制度不是英國人的首創，但是，都鐸君主為王室利益而推行重商主義，客觀上鼓勵英國臣民投身於海外殖民擴張，有力地促進了英國穩步走上帝國創建之路。

  英帝國前史，也即英國早期的殖民擴張活動，不僅表現出民間性特點，也呈現出資本所固有的流動性和逐利性的特徵。這就決定了西方國家在經濟起飛、實現社會轉型中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當代著名史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指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通過私人占有資本和私人投資追求利潤，它決定著生產什麼產品以及如何進行分配。這個制度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它使用貨幣，而在於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貨幣當作資本來牟取利潤。」[7]這一時期英國的殖民擴張，同古代的腓尼基、希臘和羅馬的「強迫移民」型殖民活動相比，在解決國內「人口過剩」等社會問題上有一些共性，但是古今之間的差別卻非常明顯。總的來看，古代世界殖民擴張的主要動因，源於人口過多對土地承載量的壓力等客觀因素的影響。當時，人們不得不為克服種種自然因素的挑戰、為了擺脫生存危機而奔赴海外，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Phoenicia）和希臘世界諸多城邦的殖民，就屬此類情形。[8]

  歷史有其內在的規律可循，一定意義上，歷史規律就是後世史家，或史學愛好者，在追溯既往或研究過去後得出的結論。民族國家形成時期，也即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促使西歐各國開展海外殖民活動的動力，主要來自資本的流動和擴張，以及民族國家間的競爭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論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還是荷蘭和法國，抑或是英國等國家參與殖民擴張，都是為了追求富民強國和對世界財富的掠奪。通過殖民擴張，掠取大量的黃金、白銀以及其他財富，既緩解了諸國政府日益增長的財政負擔，又滿足了本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客觀上促進母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正是在這個階段，英國的商人、廷臣（Courtiers）、鄉紳（squires，gentry）、約曼農（Yeoman），還有貴族，在重商主義政策的引導下，日益把經商逐利當作人生理想，並藉助海上掠奪、海外貿易、探險和移民等不同方式，參與海外殖民活動，從而奠定了建立英帝國的初步基礎。

  英帝國前史，起步於15世紀後期，止於17世紀早期。英國民族國家正形成於這一階段，但這個新生的民族國家還面臨著許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尤其在對外發展上，它必須直面來自羅馬教廷和伊比利亞（Iberia）國家的束縛。為了爭取對外發展權、實現經濟起飛和走上強國之路，英國人無視教皇禁令，通過地理探險、發現和開闢新的海外貿易市場，通過海上騷擾、海盜劫掠、建立貿易前哨站等殖民活動，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壟斷權，推動本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英帝國的形成。都鐸朝君主藉助於國內民族主義力量的支持，突破以教權主義和普世主義為核心的基督教世界體系的束縛，使英國脫離了天主教大世界，開啟了民族國家獨立發展的新時代。以此為前提，英國民間以商人、貴族、廷臣和新教徒為先鋒和主體，積極湧向海外，加緊追趕伊比利亞人的殖民活動和拓展海上帝國的腳步。

  長期以來，人們對英帝國史的關注多把重點放在帝國的構成與演變上，而很少重視帝國前史的研究。英帝國究竟是怎樣啟動的，這個問題不好簡單回答但又的確無法迴避。要想弄清楚，我們必須花較大的氣力去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帝國史研究方面有所收穫、有所突破。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開始對海上利益發生興趣，進而走上海外探險、地理發現與殖民擴張之路，除了欲求因素或經濟原因發生作用外，從國家和民族的角度看，起推動作用的政治動因究竟是什麼？英國民族國家與英帝國的聯繫究竟是偶然性還是必然性在發生作用？在民族國家、殖民運動與英帝國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互動關係？本卷通過對15—16世紀英國海外殖民擴張與英帝國啟動關係的剖析，來揭示英國從民族國家走向殖民貿易帝國之謎。指出：第一，原始積累時期，在重商主義原則的引導下，資本充分彰顯了天然的擴張本性，不僅表現為對內驅使廣大農民脫離他們世代耕種的土地，而且表現為對外滲透到大航海時代創建帝國的過程，諸如地理探險發現、海上劫掠航行、建立殖民地等。第二，以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為主要內涵的民族主義，是推動英國早期海外殖民擴張，進而成為建立海外殖民貿易帝國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三，英帝國啟動的歷史軌跡可以清晰地描述為：從盲目、無序地奔赴海外探險、發現，尋找新的貿易市場，到自覺、有意識地設立貿易商站、移民和開拓殖民地，也就是從私人性、民間性的單純商業冒險活動，走向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相結合的全民族性殖民擴張。

  對這個時代的研究，由於傳統史學的影響和歷史資料的限制，學者們多注重這一時期英國國內宗教改革和憲政歷史的變化，而忽視對英帝國前史的關注。不過，都鐸時期的知識界，一些憂國憂民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如托馬斯·莫爾爵士，對海外殖民擴張表現出極大興趣，甚至帶有某種狂熱的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都留下了許多重要著述，為後人研究當時人對待海外殖民活動的態度，以及英帝國啟動的背景，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約翰·卡波特是第一個為都鐸王室效力的外來航海家和探險家，不過關於卡波特父子的航海經歷，卻沒有留下什麼翔實的材料。亨利七世去世以後，英國的海外探險活動幾乎停頓下來。新式君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即位之初，追逐嬉戲享樂，疏於國務管理，此時圈地運動興起，引發所謂的「人口過剩」危機和激烈的階級對立。針對道德淪喪和社會失序的弊端，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一文，提出建立海外殖民地以緩解人口對生產力壓力的大膽設想。這是都鐸時期最早直接涉及英國殖民擴張的作品。

  16世紀70—80年代，英國的海外殖民活動在經歷了一段沉寂之後，又迎來了新轉機。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統治後期，在海外貿易、殖民擴張和建立新帝國呼聲高漲的背景下，湧現出一大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鼓動家，如約翰·迪博士（Dr.John Dee）、馬丁·弗羅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9]、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0]、理察·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兄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著名的地理學家和航行探險史家、傳教士哈克盧伊特於1582年和1584年相繼發表《關於美洲發現的幾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和《向西殖民論》（A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e Planting Written in the Year1584）等重要論文，系統闡述了英國對外殖民擴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英帝國的建構出謀劃策，製造輿論。1588年，當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大戰中被擊敗時，英國人因第一次戰勝世界霸主而揚眉吐氣。在民族自信心倍增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哈克盧伊特完成了三卷對開本《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貿易和發現》（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這部重要的探險史著作再版時，改為12卷本，並由沃爾特·雷利爵士作序。16、17世紀之交，培根作為英帝國狂熱的鼓動者，根據人類早期航海活動異常活躍的事實，認為「一個國家若能成為海上底主人就等於成了一個帝國」[11]。雷利從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發，認為英國的海上事業擁有傳統基礎，建立帝國有助於促進英國的社會進步。

  其實，這是他在為未來的英帝國尋找歷史依據。

  20世紀以來，當代學者在英國的海外貿易、殖民探險、巡航私掠和海上劫掠（pirates robbed）等問題上開展的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其中以愛爾蘭歷史學家奎因（David B.Quinn，1909—2002）較具代表性，他出版的許多著述涉及航行發現、北美殖民活動。除了《從最早發現到最初殖民的北美：挪威人航行到1612年》[12]詳細介紹了歐洲的發現、探索和殖民北美的嘗試外，《建立公平的羅阿諾克》[13]是奎因近幾十年間關於英國早期探險與北美殖民擴張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主要依據是他編纂的《1584—1590年羅阿諾克航行》。[14]這是一部原始材料集，內容涉及英國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殖民地羅阿諾克（Roanoke）、探險家雷利爵士發現北美大陸的維吉尼亞（Virginia），以及拉爾夫·萊恩爵士（Sir Ralph Lane）、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約翰·懷特（John White）等在北美的探險活動。

  關於英帝國史，迄今最具權威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J.荷蘭·羅斯、A.P.牛頓和E.A.本尼安斯主編的八卷本《劍橋英帝國史》，還有美國的德克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威廉·羅傑·路易斯主編的五卷本《牛津英帝國史》。其中，前者的涉及範圍廣泛，第一卷（從開端到1783年的舊帝國）[15]涵蓋16—17世紀的英國從事越洋航行、貿易和殖民等若干問題，系統闡述了第一帝國形成的過程；後者是1929年以來英帝國史領域最重要、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卷（帝國的起源：至17世紀末的英國海外事業）[16]以專題形式呈現，著重分析了16—17世紀英國逐漸走向殖民貿易帝國的成因。

  其他的研究著述，如英國赫爾大學歷史學教授K.R.安德魯的《伊莉莎白時代的海盜活動》[17]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希歐多爾·K.拉布的《冒險事業與帝國：1575—1630年商人和紳士在英國擴張中的投資》[18]集中闡述了帝國啟動階段英國的商人、紳士及海盜所從事的海外貿易、海上劫掠等活動。美國學者M.C.富勒在《英國人的美洲探航（1576—1624）》[19]一書中，深入探討了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沃爾特·雷利爵士、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及理察·哈克盧伊特等人的探險活動和殖民思想，充分肯定了以哈克盧伊特為代表的殖民理論家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新教思想在推動英帝國啟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關於英國早期殖民擴張史的研究著作還有：H.V.鮑恩、伊莉莎白·曼克和J.G.里德編著的《不列顛的海洋帝國：大西洋與印度洋世界（1550—1850）》[20]，肯尼思·摩根撰寫的《奴隸制與英帝國》[21]，彼得·馬歇爾和格林·威廉斯編著的《美國革命前的不列顛大西洋帝國》[22]，J.E.龐弗雷特和F.M.沙姆韋的《創建美洲殖民地（1583—1660）》[23]，以及J.A.威廉森的《英國歷史上的大西洋》、《大不列顛與英帝國》和《英國擴張簡史》[24]，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的《歐洲人的美洲發現》[25]，菲利普·吉布斯的《帝國傳奇》[26]，歐內斯特·巴克爵士的《英帝國的理想》[27]，以及瑪麗·富爾布魯克的《民族史與歐洲史》[28]，艾倫·G.R.史密斯的《一個民族國家的興起》[29]，A.L.羅斯的《英國歷史之魂》和《伊莉莎白統治時期英國的擴張》[30]等。關於民族國家、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相關理論研究，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出版的《英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31]一書，系統闡述了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思想淵源，深入探討了新教思想、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等思潮對英帝國的啟動與早期發展的重要影響。英國學者薩拉·歐文在《自然科學與英帝國的起源》[32]一文中從自然哲學的視角考察了英帝國思想的起源，剖析了弗朗西斯·培根、約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帝國主義思想。布林登·布萊德肖和彼得·羅伯茨編著的《不列顛的民族意識與身份認同：不列顛的形成（1533—1707）》[33]一書從民族主義、宗教、憲政和文化等不同視角，解析了威爾斯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的不列顛人意識的發展與身份認同，探討了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與整合。格拉斯哥大學教授科林·基德的《民族主義之前的不列顛人的身份認同：大西洋世界的種族與國家（1600—1800）》[34]從宗教角度闡述了英國民族主義的淵源及民族國家形成時期不列顛民族主義的發展。美國學者華萊士·諾特斯坦的著述《大殖民時代前夕的英國人》[35]討論了17世紀早期大殖民時代到來前英國人的民族性格、社會各階層的發展狀況，強調了社會結構的變革對早期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重要影響。其他相關研究成果，如克勞斯·E.諾爾的《英國殖民理論》[36]、奧雷斯特·拉盧姆的《現代早期歐洲的民族意識、歷史與政治文化》[37]、麥可·赫克特爾的《國內殖民主義》[38]、約翰·哈欽森和安東尼·D.史密斯的《民族主義》[39]，對於本專題討論都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此外，還有涉及15—16世紀英國海外殖民擴張或英帝國啟動的原始資料，對我們研究這一時期英國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十分有幫助。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諾曼史教授D.C.道格拉斯主編的12卷本《英國歷史文獻》[40]，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出版，歷時半個世紀之久方告完成。不僅收錄的資料相當廣泛，道格拉斯在編輯時，還按照自己對文獻內容的理解，對資料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編排。每卷都有總攬概述，還有大量的評論，其中第4—6卷與本書直接相關。劍橋大學憲政史教授J.R.坦納在其編纂的《都鐸憲法文獻（1485—1603）及其歷史評論》[41]，是都鐸朝文獻資料的彙編與評論。戰後新一代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憲政史教授G.R.埃爾頓的《都鐸憲政》[42]，沿用坦納的文獻編輯方法，但收錄的資料更豐富。美國學者H.S.康馬傑和彌爾頓·康托編輯有兩卷本《美國歷史文獻》[43]，其中第一卷（1492—1898）收錄的許多資料涉及英國人在北美大陸的殖民活動。19世紀英國著名學者J.F.弗思編纂的《來自企業記錄和公司文書的歷史備忘錄、特許狀、文獻和摘錄（1396—1848）》[44]，收錄了英國商業冒險公司的大量資料。

  英、美學者涉及英帝國前史的成果，基本上屬於概要性描述，就是一般闡述大航海時代英國人的海上冒險、海外發現與殖民活動的情況，而對這一時期英國海外殖民擴張作系統、深入考察者不多，從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角度來剖析英帝國啟動原因者則更少。有關英帝國史的著述，往往把帝國形成以後的發展作為研究的重點；至於英帝國前史，即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開展探險發現、海盜活動、殖民擴張等建構帝國活動的動機，讀者只能從所見到的零星散落的歷史文獻和相關著述中去尋找，從中篩選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以彌補帝國前史研究之缺憾。有些英國學者的著述，竭力渲染英帝國曾經的輝煌，反映了濃重的民族情緒或帝國情結；也有不少研究者，緊緊抱住歐洲中心論或民族主義不放，自覺、不自覺地迴避殖民擴張和英帝國統治給廣大亞非拉地區人民帶來的消極後果。雖然這些細枝末節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對此，無論是筆者還是讀者，都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客觀地說，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取得了長足進步，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尤其涉及一些重要大國的研究，博學者雲集，後來者居上，熱點頗多，成果豐碩。但是，由於學者多遵從「厚今薄古」的治史傳統，長期以來關注較多的是近現代史，而對古代史、甚至現代轉型時期的世界史著力不夠，見諸文字的成果較少。就英國史研究狀況來看，中國學界的興奮點不是啟動階段的英帝國前史，而是形成以後的英帝國。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的海外探險與擴張活動，這方面的題目鮮有人問津，令人遺憾。南京大學歷史系是中國英國史研究的發祥地，從這裡走出來的蔣孟引和王繩祖，均起步於英國的殖民侵華史研究，分別奠定了我國的英國史和國際關係史研究的基礎。1939年，蔣先生完成《中英關係：1856—1860年》一文，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1938年，王先生在牛津大學完成碩士論文《馬嘉里案和〈煙臺條約〉》。[45]後來南京大學的英國史研究，主要集中於17世紀革命及其以後的英國近現代史。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也都是國內英國史研究的重地，他們多聚焦於經濟史、憲政史、教會史，卻很少關注英帝國史。

  儘管如此，自改革開放以來，涉及英帝國史的研究，國內學界仍不斷有成果刊出，此處不一一列舉。

  我們知道，史學界一般把1500年看作是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分水嶺，都鐸朝是英國現代史的開端，或是向現代轉型的起點。雖然這些早已成為中國世界史學界的共識，但是囿於習慣，學者們在觸及英帝國史的相關問題時，還是從17世紀開始，或者至多向前稍作延伸，去探討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海外貿易、海上劫掠、奴隸貿易和探險擴張等殖民行為，而把英國早期的殖民擴張放到民族國家形成這個宏觀背景下來考察者不多，探討英吉利民族意識與英國的殖民思想及帝國思想之間、殖民擴張與英帝國啟動之間的內在聯繫者則更少。如此一來，關於英帝國前史，即民族國家形成時期英國的海外殖民擴張，不僅有許多待解之謎，也是英帝國史乃至英國現當代史研究中繞不開的話題。英國以一個弱小的蕞爾島國，依靠海外拓殖活動，尋求國家崛起之路，進而從歐洲列強中脫穎而出，並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的大帝國，其內在機制究竟是什麼？我們認為有四個因素值得思考，那就是持續穩定的君主立憲政體、影響深遠的農業革命、創新的科學技術突破，以及遠渡重洋的殖民擴張。除此之外，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從15世紀後期起，英國覺醒的民族意識與帝國的形成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繫，從而使他們不失時機地跨出國門，走向海洋，加入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海外殖民擴張的行列。今天，雖然大英帝國已經走進歷史，大英國協只是它的幻影，可是，英帝國的歷史仍舊值得探討，它給人類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而英帝國的前史就是這部歷史的起點。

  【注釋】

  [1] 位於西班牙西北端的加利西亞（Galicia）。天主教第三大聖城，地位僅次於耶路撒冷和梵蒂岡。

  [2] 虛構的海島，據說位於北非西邊的大西洋水域，得名於「愛爾蘭十二聖徒」之一的布蘭丹。傳說，布蘭丹是克倫福特修道院（Clonfert Monastery）及附屬學校的創建者，他曾探尋位於北非西面大西洋某處的「幸福島」，或稱「聖布蘭丹島」，並獲得「航海家」稱號。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目。

  [3] 或為約翰·勞埃德（John Lloyd）之誤。他是商人和船主，1461到1480年間離開布里斯托從事貿易活動。威爾斯姓氏Lloyd的發音，聽起來很像英語中的Thloyde，上述文獻中所及，也可能是指Th[omas] Loyde。

  [4] 參見Stephen Leacock Our British Empire Its structure its history its strength London John Lane1941 p.17-20.

  [5] 引自錢乘旦、高岱主編《英國史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頁。

  [6] A.L.Rowse The Spirit of English Hi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1943 p.46.

  [7]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分裂》上冊，遲越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1頁。

  [8] J.Holland 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參見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Introduction.

  [9] 水手、探險家和大英帝國的早期開拓者，第一個探測北冰洋的英國航海家。

  [10] 軍人、廷臣、詩人、探險家和大英帝國的早期開拓者，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的姨表兄弟。

  [11]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論說文集》，水天同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4頁。

  [12] D.B.Quinn North America from Earliest Discovery to First Settlements The Norse voyages to1612New York Harpercollins1977.

  [13] D.B.Quinn Set Fair for Roanoke Voyages and colonies1584—1606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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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參見錢乘旦《思考中的歷史：當代史學視野下的現代社會轉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