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早年的「多崗位」鍛鍊及成效
2024-10-09 08:33:01
作者: 李浩白
人的能力完全是從先天遺傳而來的嗎?不一定。人的能力完全是由後天學習而來的嗎?也不一定。人的能力是在立足於自身稟賦之上再扎紮實實地鍛鍊出來的。
晉宣帝司馬懿出將入相、文武雙全,運計若張良,治國同蕭何,用兵似韓信,御下如曹操,是一位超群出眾的全才型梟雄。但觀覽史書,我們可以發現他終究不是「生而知之、不學而成」的神人。他的這些能力,完全是從苦心孤詣的鍛鍊學習中獲得的。
少年時代的司馬懿,確實有著過人的天賦。河北儒林清流之首崔琰評價他:「聰亮明允,剛斷英特。」他的同郡名士楊俊,素有知人之明,讚譽他為「非常之器」。《資治通鑑》里稱他:
少聰達,多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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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司馬懿自幼便是早慧型奇才,在好學善思方面實為稟賦不俗。
俗諺說:「玉不琢,不成器。」在司馬氏嚴謹務實的家風薰陶之下,司馬懿各方面的潛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開掘和發揮。即使是在烽火連天的戰亂年代,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亦是充當了嚴父明師的角色,「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晉書·司馬孚傳》里也寫道:
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司馬懿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自然是努力上進,造詣不凡。
很快,他的聰慧之譽遠播四方。河內郡官署立刻送來辟書,將司馬懿召為本郡的上計掾。這是司馬懿從政入仕的第一個崗位。東漢時期,郡國上計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許多能臣幹吏都是在這個職務上鍛鍊出來的。「上計」職事自戰國時期已有淵源:各國地方長官,每年年初要把自己轄區的戶口、墾田、賦稅等各項預算數目寫在木券上,上報國君,並把木券割分為二,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到了年終,官吏必須到國君那裡去報核。國君根據右券親自考核,或由丞相協助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對相關官員予以「升、降、賞、罰」。
到了漢代,「上計」職事更加具體化了,是由地方長官定期向上級呈送上計文書,稟報本地治理情況。縣令或縣長於年終之際召上計吏將本縣戶口、墾田、錢糧、收入、獄訟狀況等項目編制為計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國。根據屬縣的計簿,郡國內設的上計掾再統計起來,編制出全郡的計簿,由郡守或國相審定後上報朝廷。朝廷據此而核定各地郡守、國相之政績,予以「升、降、賞、罰」。
司馬懿出任本郡上計掾,證明他確是精於計算的幹練之才。同時,司馬懿也在上計掾這個崗位上鍛鍊出了自己「數位化管理」的卓越能力。東晉史學家干寶稱他「行數術以御物」,誠為不虛。數十年後,他以六旬之齡、太尉之尊遠征遼東公孫氏時,魏明帝問他:
往還幾時可定戰局?
司馬懿胸有成竹地回答:
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果然,後面的戰事進程一如他之所料,分毫未差。而如此精確的謀算背後,卻是他在上計掾之職上年復一年的鍛鍊和鞏固而成的。
而且,上計掾一職,令司馬懿對軍國經濟之道深有心得。《晉書》里寫道,後來他建議曹操「廣開軍屯,且耕且守」,令魏朝「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晚年他坐鎮關中時,「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其源流均來自於此。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高門儒士出身的司馬懿,對這樣的卑職瑣務毫不嫌輕,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東漢一朝,西涼名將皇甫規也曾任過本郡上計掾,堪與司馬懿交輝於一時。
這時,遠在許都的曹操聽聞了司馬懿於河內郡上計掾任上的優異表現,深感人才難得,便來書徵辟他到自己的司空府效力。司馬懿卻稱疾而拒之。
又過了幾年,曹操升任丞相,再一次召他擔任府中的文學掾職務。司馬懿難以推辭,只得就職。他這個嶄新的崗位—「文學掾」里的「文學」,不單單是後世所理解的「文學藝術」,而是漢代察舉科目「賢良文學」里的「文學」,實際上包括了以「經學」為本的內容。漢代官方將「經學」造詣視為選舉人才之範本,而非後世的書畫辭賦之技。司馬懿身為丞相府文學掾,具體的職事應該是負責各州郡明經通學之士的選拔、考核及服務。
那麼,以司馬懿之學識,他配不配得上這個新崗位呢?《晉書》里寫他:
博學洽聞,伏膺儒教。
《太平御覽》也引用虞預所著的《晉書》評論他:
上(指司馬懿)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
這說明他在經學上的造詣確實相當高。他後來在勸諫曹操遠征西蜀時,講了一句「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的箴言,它就是自《易經》中引用而來的。而司馬懿晚年所作的《述懷詩》: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全詩鏗鏘激越,文采斐然,可謂「華而且實」。所以,深通國典、暢曉詩文的司馬懿出任文學掾,自然是才符其職的。在這個崗位上,他和四方匯聚而來的文人雅士們廣為交遊,取長補短,打成一片。所以,曹丕、陳群等士人精英才會與他深交為友,並以文化為紐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而且,東海郡儒林高第王朗、王肅父子才會對他高看一眼,和他司馬氏結為「門當戶對」的姻親。
由於他在丞相府文學掾上做得有聲有色,很快又被許都朝廷調升為漢獻帝身邊的黃門侍郎兼議郎。這個新崗位有助於他深度參與當朝軍國大事的謀劃、研討與決策。在此過程中,他進一步提高了人生站位,拓寬了政治眼界。如果說先前的上計掾職務會讓他變得精明幹練,那麼黃門侍郎兼議郎這個職務就能使他變得高明深邃。在這個崗位上,他平時接觸到的都是朝中三公九卿之流的高官大臣,對他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亦是大有裨益。
文學掾、議郎(黃門侍郎)這兩個崗位都是「坐而論道」的務虛之職,可以讓司馬懿的宏觀思維水平得到大大提高。但如果司馬懿一直在這樣類似的崗位上長久地待下去,他的發展空間便會嚴重受限,至多也不過是成為光祿勛、太中大夫等一類的清望之官。
不久,司馬懿的職位生涯又發生了轉折—他重返丞相府,擔任了東曹屬之職。東曹署是丞相府內主管人事選任的機構,其主官為東曹掾,其副官為東曹屬。司馬懿身為東曹屬,職權「由虛入實」,輔佐東曹掾崔琰、毛琰等人「執掌銓衡、總齊清議」,令四方人才各得其所。而崔琰、毛琰都是知人甚明的奇士,做到了「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司馬懿在他倆身邊潛心學習,也練出了一對知人善任的「火眼金睛」。他後來能識鄧艾於寒微、舉王昶於庸常、待州泰以虛席,便是得益於此。
相比之下,蜀相諸葛亮就沒有經過「東曹屬」這一職的歷練,在選才用人上始終不甚高明:一則任馬謖而溺其短,二則用楊儀而敗於躁,三則馭魏延而不得法。他在這一方面,終究是遠遠不及司馬懿的。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左右,司馬懿從丞相府東曹屬之職轉任主簿,並隨同曹操西討張魯。主簿相當於丞相府的秘書長,專管文書往來、印鑑出納之事。丞相府本就是全天下機務信息交集之樞紐,而司馬懿在主簿崗位上也得到了內外各類信息之辨識、權衡、歸納、推演等技巧磨鍊。他做到了能夠「見常人之所未見、謀常人之所未謀、斷常人之所未斷」。在平定漢中的戰役過程中,他第一次在軍事要務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
當時,與他持有相同意見的,唯有淮南第一智士劉曄。可惜,曹操未能採納,失去了一次統一天下的大好機會。但司馬懿也憑著這一「非常之計」,深得曹操之青睞與倚重。他覺得司馬懿足智多謀、才堪大用,再一次提拔他為丞相府的軍司馬。
丞相府軍司馬,是丞相曹操在軍務上職級最高的輔弼之官,掌管軍謀、軍紀、軍備等庶務。同時,它也是司馬懿的職業生涯由文入武的關鍵一步。先前的司馬懿只是一直在文官圈裡兜兜轉轉,較少接觸到戎事軍務。倘若他始終不曾涉足軍界,那麼最多也就和陳群、王朗等人一樣做到「文臣之極、司徒之尊」而已。但正是司馬懿出任軍職,使其「出將入相,允文允武」的政治定位得以有力凸顯。司馬懿超越了賈詡、陳群、荀彧而成為一代人傑的地方,正在於此。
司馬懿在軍司馬崗位上妙招迭出,建樹非凡。同時,他表現得兢兢業業,「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但更令曹操對他刮目相看的,是他的「每與大謀,輒有奇策」。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冬,關羽北上討曹,圍曹仁於樊城,又水淹七軍、活捉于禁,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於河北而避其鋒芒。司馬懿進言建議曰:
(於)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
曹操采而納之,依計而行。孫權果然配合曹方以「白衣渡江」之策狙襲公安,並擒殺關羽。司馬懿這一「聯孫制關」之計,終是大獲成功。
至此,司馬懿的「多崗位」鍛鍊終於結出累累碩果,一位「全才型」梟雄就此基本成熟。對比之下,三國時期的其他幾位人傑在職業訓練上都不如司馬懿全面而紮實:諸葛亮早年只擔任過劉備的「軍師中郎將」和「軍師將軍」兩個職務,陸遜早年也只擔任過孫權的「討虜將軍府」東西曹令史、海昌縣屯田都尉、孫權「帳下右部督」等三四個職務。很顯然,諸葛亮的崗位鍛鍊多集中在軍界,負責軍事參謀和後勤供應,但在用人行政、治國安民方面有所欠缺。而陸遜的職位基本上是「文武兼備」,既當過討虜將軍府東西曹的官員,在識人選賢的本領上有所磨鍊,又當過獨當一面的軍尉、獨立指揮過小規模的軍事戰爭。所以,他的崗位鍛鍊比諸葛亮更為完善,但是比司馬懿還是稍有不及。
最後,我們可以這麼說,司馬懿在易漢入魏之後所擔任的尚書僕射、御史中丞、驃騎將軍、太尉、太傅等一系列高官要職,並取得了震古爍今的文治武功,其實不過是他早年多個崗位的「升級版」履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