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的登頂之路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結束，也許還會再演繹數十年；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那麼水到渠成、來得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武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之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晉書》上稱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在筆者看來，最能凸現司馬懿善於實現自己人生「逆襲」的，便在「聰明多大略」這五個字上。以史書資料為依據，讓我們來看一看司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聰明才智在自己的事業之路上登峰造極的。

  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在封建社會，一個人事業上的建樹，主要在政治、軍事方面；而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則全憑個人與上級的關係如何。所以，根據司馬懿輔佐的四個君主，可以大致將他的人生規劃分為四個階段：魏武帝時期、魏文帝時期、魏明帝時期、魏少帝曹芳時期。而我們就可以從這四個時期分階段來觀察司馬懿的人生規劃。

  

  魏武帝時期

  首先，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個性特色與為政風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上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同時又「持法峻刻，諸將有計謀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導向上存在著嚴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雙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實力，但又不允許部下的才能與實力超出他和他的後人的可駕馭範圍。《三國志》上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荊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異才，聰明敏達，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當。曹操愛子曹沖，亦有過人之智，可與周不疑相比。後曹沖夭折，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遂遣刺客殺之。這一事例，完全證明了曹操用人路線的「雙重取向」。

  司馬懿對曹操這種用人導向是認識得很深刻的。當年他出山任職時因不滿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的逆臣行徑，「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羅到帳下時，他假扮患「風痹」之症作為推辭的理由，並且還以「堅臥不動」的高超演技騙過了曹操派來刺探虛實的人。但騙得了一時，騙不過一世。曹操當了丞相之後，再次敦請司馬懿出仕，而且明確地發出了「若復盤桓，便收之」的威脅。這時候的司馬懿，自知不足以與權勢顯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懼而就職」。君已無禮於先，臣又怎能忠事於後？！顯而易見，在這種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司馬懿雖已加入曹操陣營之中，卻很難馬上發揮其過人的抱負與謀略。

  即便進了丞相府，司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晉書·宣帝紀》上記載：

  魏武察帝（指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可見，曹操對他的猜忌之深，達到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司馬懿這時的人生「逆襲」第一個重點便是「韜光養晦，瞻前顧後，明哲保身」。他決定用自己的務實和苦幹換取曹操的信任，「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這樣公而忘私、廢寢忘食、盡心盡力的臣子為自己效忠，又怎會產生叵測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後終於接受了司馬懿的效忠，並對他進行了提升，所以他能從當初剛入丞相府的「文學掾」（文牘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時，司馬懿絲毫也沒有放鬆對自己的歷練。這是他這段時期人生歷程的第二個重點。他在當時的丞相府中找到了兩個榜樣—荀彧和曹操。應該說，在丞相府的歷練過程中，他時時處處都在學習這兩個榜樣的長處。但司馬懿注意到了這一點：荀彧作為高明的謀略家，他的長處僅僅局限於運籌帷幄之中，發展的空間太狹窄，始終只能隱在幕後，而無法馳騁疆場，登上歷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個「能謀能戰」的大梟雄，他的發展空間就比荀彧更廣闊。從注意到這一點開始，素懷「治國平天下」大志的司馬懿學會了有計劃、有步驟的自我鍛鍊，使自己逐步完善成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長於一體的「文武雙全、出將入相」的真正強者。

  最後，我們來談司馬懿在魏武帝時期人生規劃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筆了—扶助曹丕成為太子。《晉書》上講他：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

  儒家學說里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司馬懿為了擺脫處於中層官僚的命運，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將在奪嫡之爭中處於劣勢的曹丕推上太子寶座，他就可以成為輔佐元勛而進入魏國最高統治階層。於是，他想了種種策略，挫敗了曹丕的政敵—曹植一黨的攻擊，終於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司馬懿的一生。從此，他逐漸邁進了魏國的最高統治階層。

  這一時期，從司馬懿初入丞相府時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時為止，他為了「一躍而起、一飛沖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二年的時間。

  在這十二年裡，可以看出司馬懿的人生規劃完全遵循儒家立身處世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司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環節—「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實、做得好，「治國平天下」的大志才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修身」這一課題，在司馬懿看來，又可具體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八個字，也就是「識時務」：根據時勢的需要，密切聯繫實際情況，以治國平天下之大志為導向，紮實鍛鍊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考驗與挑戰。他最高明的一點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脫穎而出，他一向對此算計得十分精確。領導需要他做好文牘事務，他就埋首案幾，把文章典籍整理得井井有條；領導需要他當人事幹部，他就悉心觀察，為曹府精挑細選各類人才；領導需要他做軍事參謀，他就絞盡腦汁，為領導出謀劃策、設計多端。所以，司馬懿能在魏武帝時期悄然無聲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雲，也真正印證了《荀子》里那段名言：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魏文帝時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時期，司馬懿才真正迎來了他順風順水的人生階段。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司馬懿當時剛滿四十歲，漢丞相、魏王曹操於洛陽病逝。當時魏王府外有前來奪權的曹彰問罪之師，內有諸路兵馬暴亂之跡，而曹丕則遠在鄴城留守，漢室遺臣們也有蠢蠢欲動之相。其情勢可謂岌岌可危！《晉書》上講得十分明白：

  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

  司馬懿在這個緊要關頭毅然挺身而出，「綱紀喪事，內外肅然」，用自己的卓異才識鎮住了危機四伏的時局，穩定了人心，並說服漢獻帝正式冊立曹丕為丞相、魏王，並和夏侯尚一道安全護送曹操的靈柩返回鄴城。

  他這齣顯身手之舉，更是進一步贏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當曹丕一立為魏王，立即封他為河津亭侯，並轉任丞相長史，成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這時，司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時處處受到壓制的威脅，可以大顯身手。他先是策劃了以魏代漢受禪的「大略」，後又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許昌，內鎮百姓，外供軍資」，並被魏文帝稱為「蕭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時，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陳群為顧命輔政大臣，並詔太子曹叡：

  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顯而易見，司馬懿已躋身於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現在我們可以來分析司馬懿這段時期的人生「亮點」：首先，曹丕能當太子、能做魏帝，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應屬司馬懿（史書上雖沒有清楚地描繪司馬懿的種種謀略，這更顯出了他的「陰」和「深」）。而曹丕本人對司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馬懿用不著再畏懼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給了他寬鬆的發展環境和廣闊的歷史舞台，這對他「成大器、勝大任」來說，是一種極佳的鋪墊。

  但曹丕一向喜歡耀武揚威、好大喜功，自己並無軍事才能，又愛征戰殺伐。於是，在武事方面，司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實學，任由這個虛榮心極強的君主去大出風頭。他埋下頭來，扎紮實實擔負起了尚書台右僕射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樹。這時候的司馬懿還不想鋒芒畢露，顯得有些低調，這是有原因的：雖說曹丕對他極為信任，但在軍事大政方面，他還是偏向於倚重自己的曹氏宗親，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等。而司馬懿也沒有必要急於顯出掌握兵權的意圖—「先安內，後取外」，畢竟尚書台主官之職，對司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錯的平台。

  司馬懿立身行事的特長，我們這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目光遠大，計謀深沉，遇事主動，辦事縝密，滴水不漏，毫無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時期穩打穩紮地真正崛起，並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曹丕死時，司馬懿四十八歲。在曹丕為帝的七年裡，司馬懿迎來了嶄露頭角的輝煌時期，並在此期間成了朝中潁川系世族集團的首領。但這七年裡，他的舞台還不夠廣闊，他只是默默地在後方夯實著魏室的基業。但司馬懿已不甘於隱在幕後了，他準備著走上歷史前台大展身手。而這一機遇很快就要到來。

  魏明帝時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兒子曹叡登基為明帝。他給了司馬懿表現軍事才能的機會。當時，東吳孫權率領數萬雄師圍困了魏國的江夏城，並派大將諸葛瑾、張霸攻打襄陽城。司馬懿立刻率軍出擊，大敗吳軍，諸葛瑾逃走，張霸被斬。司馬懿這一赫赫戰功，立刻得到了回報，他被任命為驃騎大將軍。

  至此，司馬懿有了自己的辦事機構和軍隊，可以開府治事，培植自己的力量。作為曹丕「東宮四友」之一的老臣吳質也在曹叡面前稱讚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馬懿的威望，日漸隆盛。

  魏室最得力的宗室大臣曹真死後，司馬懿開始在魏國軍政界獨領風騷。魏明帝對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於他文韜武略的進一步發揮。在魏明帝時期，他從一個謀臣順利轉型為一個充滿戲劇色彩的武將。他深藏不露的軍事才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他在明帝當政的十三年裡，南平叛臣孟達，西拒諸葛亮，北摧公孫淵，招招見血封喉、凌厲之極，連吳國國主孫權也不得不為之懼服：「司馬懿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

  司馬懿這時人生規劃的重點是：用顯赫的軍事業績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利用「養寇以自重」的策略來慢慢蠶食魏室的軍政基業。

  應該說，這時候的司馬懿目光並沒有局限於維護魏室的一國之安，他早已開始著手實施「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與大略。他少年時代便「慨然有憂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時才終於獲得了「為天下解憂，為萬民解困」的機遇和條件。這個歷程，他苦心經營了三十多年！

  首先來看司馬懿軍事上精彩的第一筆—旬月之間擒滅叛臣孟達。他是精於使用急行軍和潛行軍的大師，當他陡然從天而降兵臨上庸城下時，孟達還在做他的春秋大夢呢！於是，可憐的孟達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掃平了，乾淨利落，毫不拖泥帶水。這可以看出司馬懿的用兵特色：靜則隱於九地之下，令人無從發覺；動則發於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從他與明帝論兵時自言：「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搗其心」，更見他善於集中優勢兵力直攻敵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發則已，一發必中，殄敵於鬼神莫測之際。

  但為什麼到了與諸葛亮對陣時，他又不採用這種敏捷、果決、剛猛的戰術呢？這正是筆者要講的—他人生規劃的重點並不是一味炫耀軍事才能，他要著手實施「掃平吳蜀，一統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們來仔細分析諸葛亮和司馬懿的祁山之戰。這是一場持久戰，司馬懿從五十歲打到五十六歲，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盛譽，也打出了司馬懿「掃平三國、統一天下」的雄厚資本。

  受羅貫中《三國演義》的影響，人們總以為司馬懿軍事才能不如諸葛亮，處處被諸葛亮牽著鼻子走。然而根據史書記載來看，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要弄清他倆在祁山之戰的真正目的。諸葛亮的戰略目的很簡單：攻下中原，消滅曹魏，光復漢室。司馬懿的戰略目的就複雜多了：挫敗蜀軍進攻；積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養兵千日，伺機統一天下。

  這多重性質的戰略目的，讓司馬懿在表面上顯得似乎有些被動。但根據自己的戰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維持現狀的平衡戰略：一方面防止諸葛亮獲得大的優勢，對魏國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脅；另一方面又不能擊潰諸葛亮，還要保持諸葛亮的攻擊力。

  「空城計」這個故事自然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里的虛構，但它也確實從側面暗喻了司馬懿的這個平衡戰略—所以，他寧可被部下稱為「畏蜀如虎」，也不願衝進西城小縣抓住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諸葛亮，司馬懿就只能重複歷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戲劇性命運了。

  第二步，司馬懿實施了「偷天換日」的篡位戰略。在祁山之戰期間，他慢慢樹立了自己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並肅清了軍中的異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於自己的將領，夯實了自己的軍權基礎。我們可以通過後來的歷史來驗證，當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叛魏之時，魏國大臣很少有站出來反抗的，甚至史書上都是寥寥幾筆帶過。曹氏政權如同紙屋一般一下就崩潰了，這個量的積累可不是司馬師、司馬昭當時所能造就的，應該是司馬懿從掌握軍政實權開始就著手為兒子們做好的鋪墊。

  第三步，司馬懿已在祁山之戰中開始積蓄「掃平吳蜀、統一天下」的資本了。他指揮大軍與諸葛亮對峙，大戰必避，小戰必迎，以實戰練軍士，以實戰養軍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為將來消滅吳蜀、統一天下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而魏國後期抗吳滅蜀的大將郭淮、胡遵、鄧艾等人才，就是司馬懿那時在祁山之戰中一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

  第四步，司馬懿已著手歷練自己事業的繼承者—他的兒子司馬師與司馬昭。他讓兩個兒子參與到祁山之戰中，接受血與火、生與死的鍛鍊，為他倆將來順利繼承自己「一統天下」的事業做好了充足的素質準備。

  這四步高招，是司馬懿在祁山對峙中真正的事業，也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中的神來之筆。雖然他在和諸葛亮的對抗中，似乎沒有取得表面上的勝利，但他的所有戰略目的都達到了。這便是他的最大勝利—更何況他還拖死了積勞成疾的諸葛亮。

  諸葛亮死後沒多久，司馬懿剛一返回朝廷，又被曹叡派往遼東攻打公孫淵。這是一場大規模的遠征戰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馬懿只率四萬人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徹底掃平了公孫淵，鞏固了魏國的後方。

  而這時曹叡已身患篤疾，一場朝廷權力交接戰又拉開了帷幕。司馬懿煞費苦心安插在明帝身側的「內應」—魏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拼死力爭，將遠在萬里之外得勝歸來的司馬懿再一次推上了顧命輔政之位。至此，身為「三朝元老」的司馬懿重返魏國政壇，新的征程在他腳下延伸開來。雖然這時司馬懿已年滿六旬，但他雄心不減當年，積極準備著繼往開來、再創輝煌。吳國、蜀國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馬懿的巨大威脅，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們國中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司馬懿對敵了。

  魏少帝曹芳時期

  魏少帝曹芳時，司馬懿已站到了權力的頂峰。這個時候能夠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已經沒有了。他挾「四朝元老」之威望，負「伊尹、周公」之才德，誰也不敢和他的遠見卓識相抗。他在魏國軍政大事上的每一次決策和行動，都是完美無缺的。

  但另一個顧命輔政大臣曹爽卻害怕司馬家族終有一天會壟斷朝政。於是他用了「欲抑先揚」之術，敬事司馬懿如父，推舉他為「太傅」，外示尊崇，而實則奪了他的政務大權。

  司馬懿處空名而無實權，一晃就是十年。在這十年裡，他處處示弱，隱忍不發，靜觀其變。果然，曹爽志得意滿之後走向了狂悖與淫慢。他作威作福，穢政橫行，以致大臣離心、物議沸騰，魏國國勢也漸趨衰弱。

  這是司馬懿無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奪權，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為，但他絕不能忍受曹爽毀掉他辛辛苦苦為魏國夯實的「一統天下」的大業根基。他為自己「達則兼濟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奮鬥了四十多年，怎麼可能讓無知小兒曹爽來阻斷！

  於是，「高平陵事變」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馬懿用雷霆手段一舉摧滅。

  司馬懿在最後處置曹爽時，用了「斬草除根」之法，將曹氏宗親剪滅殆盡。這一舉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蔣濟的反對。但他必須這麼做。只有不留後患，才能保證朝局的穩定啊！況且，司馬懿已走上了一條與曹魏政權決裂的不歸之路。

  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司馬懿已經七十三歲了。他在除掉最後一個政敵王凌後，病死於洛陽，真可謂「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司馬懿臨終前，把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叫到榻前說：

  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對於司馬懿所言的「慎之」，也許有兩層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讓二子善理國政，不可以心生異志；其二是讓二子善保國政，不可輕易託付他人。但是無論司馬懿本人有沒有異志，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過他的不懈經營和艱苦努力，已經為後人的事業創造了最佳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司馬懿死後，司馬師和司馬昭分別被封為大將軍和衛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從此對於曹魏而言，皇帝之勢微而國家之勢強，軍政大權，盡歸司馬氏專斷。

  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摘自《劉子》）

  繼司馬懿之後，呈現在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面前的天下大勢，可謂「居高視下，勢如劈竹」。他們所要做的，只是順流而下，去完成歷史所賦予的某種必然。

  公元262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奇襲成都得手。次年，蜀後主劉禪降魏，至此，蜀漢政權歷二帝，前後四十二年，終於宣告結束。

  公元266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魏主曹奐禪位，司馬炎登基，改國號為晉；公元280年，司馬炎進討吳國，吳主孫皓降晉，吳國滅亡。從而結束了魏蜀吳三國之間長達六十年的混戰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分歸晉」。

  最後，筆者認為，司馬家的奪權登頂功績介於霍光與曹操之間。司馬懿因三朝託孤而取得霍光之位，同時他也有軍功在身，自己也建立了權力網絡。他比霍光更有自立之本。到了他兒子司馬師兄弟手裡，他倆大權在握，內有蕩平淮南之勛，外有滅蜀取漢之功，堪以比肩曹操。所以，司馬家能夠徹底成功。

  總結

  司馬懿是一個集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權謀家於一身的儒家奇才。當然，這是他成功之後，人們給他定的性質。

  人們會說，儒家以「忠孝」為本。司馬懿本就不是魏之純臣，也不盡忠於曹氏，怎麼還能說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實，儒學的根基是一個「仁」字。司馬懿除魏之苛政、撫民於安樂，這不是「仁」嗎？司馬懿消亂世之紛爭，統一天下，拯萬民於戰火之中，這不是「仁」嗎？—「仁」比「忠」更大呀！這才是真正的儒者應持的觀點。

  因為仁者無敵，所以司馬懿無敵。

  司馬懿從一個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個內政軍事名滿天下的奇才，再到一個治國平天下的英雄。這完全應歸功於他的人生謀略做得完美無缺。在他人生的每一個重要機遇期里，他總能把握住最佳時機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碩果纍纍，這是難能可貴的。

  更可貴的，是他能忍—明末著名哲學家王夫之曾言：「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強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奸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而司馬懿人生「逆襲」過程中最璀璨的亮點，就是他苦心孤詣的「忍功」：堅百忍以圖功業之終成。一個「忍」字，貫穿了司馬懿的整個人生奮鬥歷程；一個「忍」字，造就了司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