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業的東吳之主孫權

  孫權用人立國的「得」與「失」

  

  明末史學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里講過：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強，吳介其間，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

  他認為，正是孫權富於知人之明，選用顧雍、陸遜等人為群臣領袖，這才奠定了江東鼎立之業近六十年的堅實基礎。所以，《三國志·吳書》記載：

  魏文帝（指曹丕）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直接證明了孫吳旗下人才濟濟，令強敵也不敢輕易侵犯。孫權本人曾言：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他是這麼說的，在實踐中大部分時間也是這麼做的。故而，他憑藉自己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才，「舉賢任能、各盡其心」，這才抗魏拒蜀、卓然而立，實屬難能可貴。

  但孫權用人立國，既有其四大長處，又有其四大弊病：在創基立國的早期、中期，他的長處發揮得多、弊病克製得住，所以群策群力、屢戰屢勝；到了晚年，他的長處發揮得少、對弊病克制不住，就出現了「兩宮奪嫡」「朋黨交爭」「立嗣之危」等各種敗筆。

  在此，筆者一一剖析。

  首先，我們來詳細談一談孫權早年用人立國的長處。

  選賢用能，以「准」見長

  江東基業既定，而國之首輔最為重要。孫權舍張昭而任顧雍，足見其選賢之精準。他自己說得對：

  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指張昭）性剛，所言不從，怒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他認為張昭性剛而固執，是非太過分明，難以容人之異議，亦難以諒人之小過，會激化群臣內部矛盾。而顧雍為人寬厚沉穩，「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這展現了他的公平性。同時，顧雍「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又展現了他進言、辦事的靈活性與原則性結合得較好。所以，他選對了顧雍為相，以致政令平和、刑賞寬簡，使國之根基立於厚實之地，非淺局薄德之袁紹、袁術可比。

  在對外征伐之上，他選任的三位西翼主將：魯肅、呂蒙、陸遜，亦是各有千秋。當與劉備集團聯手抵抗曹操之時，他選用「臨事不苟」的魯肅，以大局為重，調和了劉備集團和孫吳集團的矛盾，令曹操在外無隙可乘；當與劉備集團不得不因重大戰略利益而刀兵相見之時，他又選用「籌略奇至」的呂蒙，以白衣渡江之計一舉拿下荊州，鞏固了江東的整體利益；當與來勢洶洶的劉備硬碰硬接之時，他又選用文武雙全的陸遜，以持重而伺機，用「火攻」之策擊潰了劉備四十餘座連營。由此可見，孫權對於在什麼時機、什麼地方應該使用什麼樣的人才來克敵制勝，一向是謀算得十分精到的。在這一點上，他絲毫不亞於曹操和劉備。

  任人授權，得「專」而彰

  陸機曾作《辨亡論》評價孫權道：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

  實際上指出了孫權在任人授權方面素來是放手使用、專一不疑的。

  例如《三國志·吳書·孫皎傳》里記載：

  後呂蒙當襲南郡，（孫）權欲令（孫）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指征虜將軍孫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

  又如《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寫道：

  時事所宜，（孫）權輒令（陸）遜語（諸葛）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劉）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他這樣做的效果就是：以專人而行專職，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牽絆，最大限度地提高辦事效率。

  另外，當有人從中行讒離間之時，孫權亦能洞明無疑、不受欺蔽。《三國志·吳書·諸葛謹傳》記載：

  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劉）備相聞，（孫）權曰：「孤與子瑜（諸葛瑾字子瑜）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他還大膽起用諸葛瑾，「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使諸葛瑾以下的流寓派士族們從此安下心來，共保江東。

  育才培基，由「勤」而成

  孫權創立吳基，以「用眾力、用眾智」對抗魏、蜀，本著「人一己百」的原則多方培育各類人才以充實軍國之用。

  例如《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引用《江表傳》記載：

  初，（孫）權謂（呂）蒙及蔣欽：「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潘眉注曰：是時謝承《後漢書》尚未成，吳主所謂「三史」指《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事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指曹操）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勖邪？」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

  在三國君主之中，親自教導臣下閱書開智者，孫權可謂第一人。而且，他不單是在卿士大夫的個體化培養上痛下功夫，對江東本土化士族的群體化栽培也是不遺餘力。《世說新語》里寫道：

  吳四姓舊目有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張、朱、陸、顧」四大士族都是吳郡人氏，都是孫權的同鄉，對穩固孫氏基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這四大士族與中原名門世族自有其深遠淵源不同，基本上都是孫權以皇權一手拱托而起的：

  顧氏一族以顧雍為首，只有其曾祖父顧奉一人當過漢朝潁川郡太守，他的家族是在易漢入吳之後才興盛起來的；

  張氏一族以張溫為首，其祖上未有高高厚名，從他的父親張允擔任孫權幕府的東曹掾起，他的家族才在仕途上嶄露頭角；

  陸氏一族以陸遜為首，其祖陸紆曾任漢朝城門校尉，其父陸駿曾任九江縣都尉，發跡得比其他三大士族較早較好一些，但他的家族後來達到「一門出二相、五侯、十餘位將軍」的鼎盛狀態也是在易漢入吳後實現的；

  朱氏一族以朱桓、朱據為首，其祖上更是寂寂無聞，他們完全是憑藉部曲武力追隨孫權南征北戰而以軍功發家旺族的。

  由此可見，這江東本土四大士族先前休說「四世三公」，就連中原名門世族「三世二千石」的基本標準也未達到。他們的勃然而興，均由孫權全力促成，授任陸遜、顧雍為丞相之榮，又提拔張溫為選曹尚書，放手使用朱桓、朱據為方面大將，並帶動他們的子弟嫡親大面積地入仕吳室。這才使四大士族形成了吳國政權的四大支柱。

  並且，他們在迅猛發展的過程中，還自覺地塑造出了「文」「武」「忠」「厚」的獨特門風，令吳主「取文則用張、舉武而用朱、納賢則用陸、行厚則用顧」，深度影響了吳廷人事選任之導向。

  吳國若能一直以此四大士族為根底而拱衛皇權，豈非與東漢一朝相媲美乎？

  可惜，後來張氏一族因捲入「暨艷一案」被廢，剩下的「陸、顧、朱」三大士族又遭「兩宮奪嫡」之禍而牽連受挫，使得江東元氣大傷。但也虧了陸氏一門後續有陸凱、陸抗等匡濟時艱，與孫吳國運相始終：直至陸抗死後，司馬氏才能乘隙滅吳。這亦可以歸功於孫權生前孜孜不倦的育才培基之舉。

  獎賞激勵，以「實」為本

  孫權對有功有為的臣下通常是不吝賞賜、毫無遲滯的。他素不以虛榮而鄙人，專以實惠而服人。

  例如《三國志·吳書·全琮傳》記載：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全）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孫）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又記載：

  （陸）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沖（曹）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

  在呂蒙襲取荊州之後，《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寫道：

  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孫）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

  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孫）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針加，權為之慘慽，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

  試想，若遇到這樣一位獎勵十分到位、體貼細緻入微的伯樂型領導，誰會不盡心竭力為之效忠呢？

  綜上所述，孫吳政權在三國鼎立中能夠始終屹立不倒，繼曹魏、蜀漢之後直至最終一個被滅國，完全在於孫權以各種手法「用賢任能、各盡所長、各得其所」，將「人和」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這才撐起了江東頂上的這一片天空！

  但是，隨著晚年他對身後之事焦慮愈多，他的用人行事變得愈發煩苛，對臣下的猜疑防制也愈加嚴重，終於釀成「兩宮奪嫡之爭」和「三大士族俱廢」之大錯，為孫吳政權親手埋下了種種隱患。

  總結起來，他在晚年的用人方略上存在著「四大弊病」。

  信用酷吏而壓斂臣權

  孫權在開基建吳之後，一時自以為外無大敵、內政平和，遂開始著意貪求強勢皇權，對臣下的職權多方侵蝕。

  他仿效曹操，大張申、韓法家之術，設置「校事府」，提拔各類酷吏，對臣下百般牽制。《三國志·吳書·顧雍傳》寫道：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呂）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丑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顧）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

  《三國志·吳書·潘濬傳》也記載：

  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

  呂壹等人其實只是孫權用以壓斂臣權的政治「黑手套」。他在晚年啟用這些酷吏，完全是為了打壓公卿大夫而擴張吳室皇權。像魏國內部陳矯竟敢據理抗君、孫禮竟敢違旨行義等現象，孫權是決不容忍類似情況出現在自己吳廷之上的。但酷吏們「擿抉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摘自《三國志·吳書·步騭傳》）等劣行也進一步惡化了孫吳的君臣關係，造成政局動盪，容易引發內訌外患。

  寬於武將而苛於文臣

  孫權在對待文臣與武將兩個群體時，所採用的手法是迥然不同的。他對武將較為偏重，故而對他們的違法亂紀之舉多有寬縱，甚至是不聞不問。《三國志·吳書·朱桓傳》記載：

  （全）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朱）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三國志·吳書·呂范傳》記載：

  （呂范）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孫）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三國志·吳書·潘璋傳》寫道：

  （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但對待文臣儒官，孫權往往則是執法從嚴、毫不手軟。例如《三國志·吳書·張溫傳》記載：

  （孫）權既陰銜（張）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遂因此發舉。

  實際上，張溫一介文吏，無兵無權，僅有虛名在外，又無違法犯罪之跡，孫權卻以「莫須有」之罪名加之，實屬濫權。《三國志·吳書·陸績傳》又寫：

  孫權統事，辟（陸績）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

  孫權只因怕了陸績「直道而行」，就把他遠放鬱林郡，可見他的容人之量終是不廣。《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又寫道：

  （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醉徒之語，確無分寸，但也不必太過較真。然而孫權卻抓住這些醉言醉語，將虞翻流放外地，難逃「嚴苛」之名。

  他寬縱武將，後來造成各地「私家軍」泛濫，而令皇權難有依託；他苛待文臣，後來釀成「兩宮奪嫡之爭」與「三大士族俱廢」等惡性事件，使名士大夫與吳廷離心離德，終至皇權孤立而潰。

  蔽於私愛而暗於大體

  晚年的孫權很少有壯年之際的冷靜與清醒，時常被自己的私慾蒙蔽了頭腦。他的長女孫魯班，人稱「全公主」，腹有權謀而居心不正，因與太子孫和及其母王夫人有隙，遂「欲廢太子、立魯王（孫霸）」。像她這樣懷有私怨而介入立嗣之爭的人，除了壞事、添亂、火上澆油，又有何用？孫權稍為理性一些，本應該是對她拒而遠之，不留給她任何興風作浪的機會。可是，孫權卻溺於私愛，因孫魯班為自己的「掌上明珠」，遂絲毫不加節制，對她言聽計從，受讒而枉害太子孫和，動搖國本，釀成「兩宮奪嫡之禍」。

  《三國志·吳書·孫和傳》記載了孫魯班讒害孫和母子的全部過程。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孫魯班）有隙。（孫）權嘗寢疾，（孫）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

  在這期間，孫權不加核實便輕信了孫魯班的所有讒言，可謂昏聵已甚。

  同時，在他身邊，執掌機密要務的吳國中書令孫弘亦是一個「佞偽險詖」（摘自《三國志·吳書·張休傳》）之徒，在「兩宮奪嫡之爭」中先後讒害了東宮派張休、朱據等大臣；在接受孫權遺詔輔政之後，他又想除掉同為輔臣的諸葛恪而專權獨裁。孫權晚年竟與此等奸徒為伍，不疑不棄，反倒信任有加，又如何不會種下無窮後患？

  重於流寓而輕於本土

  自開國以來，孫吳政權本有三大支柱：一是宗親派武將集團，以孫靜、孫賁、孫輔等及其子孫為主幹；二是外來流寓派士族集團，以周瑜、張昭、諸葛瑾父子、呂據父子等為主幹；三是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以陸遜、顧雍、朱據、張溫等四大士族為主幹。

  在孫權掌權的早期，外來流寓派士族集團是他的政治後盾，所以才有「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的說法。到了中晚期，孫權大力推行「吳室政權江東化」的方略，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漸漸成了他的權力支柱。這時候，「內事不決問顧雍、外事不決問陸遜」成為他的政治常態。

  直至孫吳赤烏年間，孫權有鑑於曹魏政權被中原名門世族集團「喧賓奪主」的現實狀況，唯恐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也會坐成大勢，於是刻意挑起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的「兩宮奪嫡之爭」，將「陸、顧、朱」三大士族卷了進來，然後借宗親派、外戚派（指孫魯班和她背後的步氏家族、全氏家族）等兩大勢力集團之手狠狠予以打擊，逼死陸遜、流放顧譚兄弟、賜死朱據，使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元氣大傷，從而導致吳廷的權力格局嚴重失衡。

  孫權原來很武斷地認為：外來流寓派士族集團根基單薄，易於操控，所以要重點扶持；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根深葉茂，難以制約，所以要重點防範。但他沒料到自己刻意壓下江東本土派集團，又強行推舉外來流寓派集團登上歷史前台的中央大位，卻終是難以制衡以孫峻、孫（左糹右林）堂兄弟為首的宗親派集團侵吞皇權，並導致少帝孫亮被無過而廢的惡性事件發生。他「重流寓而輕本土」，令吳室的權力根基「本末倒置」，一直內亂頻頻、難得安定，禍莫大焉！

  歷史上任何一位英主明君，無論是秦皇漢武也罷，還是唐宗宋祖也好，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孫權亦不例外。在早年，他曾是「仁而多斷」的明君；然而到了晚年，他卻成了「苛而多猜」的昏君。在早年，他曾是「好俠養士」的英主；然而到了晚年，他卻成了「好殺嫉士」的庸主。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

  不過，他用人立國，既有「四大長處」，又有「四大弊病」，可算是為後人提供了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永遠值得後人借而鑒之以揚長避短、勵精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