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晚年立嗣顧命問題之探隱

  裴松之深研孫吳歷史，認為：

  袁紹、劉表謂（袁）尚、（劉）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立（孫）和而復寵（孫）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

  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筆記》中亦言：

  惟大帝（指孫權）號稱賢主，而太子（孫）和被廢之際，群臣以直諫受誅者，如吾粲、朱據、張休、屈晃、張純等十數人，被流者顧譚、顧承、姚信等又數人，而陳正、陳象至加族誅，吁，何其酷哉！自是宮闈之釁，未有至此者也。

  他們都看出了孫權晚年「坐生亂階、自構家禍」，而且牽涉面極廣，在「昏悖」「酷烈」的表象之下似乎又深藏用意，令人有些捉摸不透。

  《三國志·吳書·孫和傳》里引用殷基的《通語》里記載：

  初（孫）權既立（孫）和為太子，而封（孫）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

  通過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分別看清孫和的「東宮黨」和孫霸的「魯王黨」各自的名單：「東宮黨」這邊，有陸遜、顧譚、朱據、諸葛恪、滕胤、施績、丁密等高官；「魯王黨」那邊，有步騭、全琮、呂岱、呂據、孫弘等要員。在這兩份名單當中，「魯王黨」這些骨幹成員於「兩宮奪嫡之爭」中無一人受損，均是全身而退；而「東宮黨」這些重臣，卻是多遭孫權的嚴厲制裁—陸遜被孫權遣中使逼責而死，顧譚及其兄弟被流放交州，朱據先貶出京而後被半途追殺，慘不忍睹。

  

  但我們研判一下陸遜、顧譚、朱據這三人的門戶背景，卻發現他們均出身於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並在該集團中為首領人物。於是，一個明確而驚人的答案躍然而出：原來，孫權故意借著這一場「兩宮奪嫡之爭」，引誘「陸、顧、朱」江東三大本土士族出頭參與，然後對他們分而削之、壓而抑之。對這個結論，三國史學家們幾乎俱有研究，而且其中還不乏精深之見解。

  不過，大多數的三國史學家只是止步於這個結論，卻不曾「透過現象洞察本質」：對孫權為什麼要在立嗣之爭中專門打壓江東本土派勢力、為什麼其他派系的首領們卻能全身而退、為什麼後來又賜死魯王孫霸以及「兩宮之爭」結束之後的後續立嗣進程狀況等一系列問題並未深入剖析，而只是用「昏悖」「酷烈」等評價性詞句給孫權晚年立嗣顧命之重大問題草草畫上了句號。

  筆者則認為，孫權晚年的立嗣顧命之所有舉措背後皆蘊含著精密而深遠的政治謀算。孫權當時已年屆七旬，掌權執政五十餘年，目睹了劉備「白帝託孤」、諸葛亮剪除李嚴、魏文帝「嘉福殿顧命」、魏明帝臨終託孤、司馬懿與曹爽爭權內訌、「高平陵事變」等一系列事件，遂以它們為龜鑑，結合吳國自身的現實權力格局情勢，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對立嗣顧命之大事做出了種種動態化布局，力求面面俱到、萬無一失。然而，俗話講：「人算不如天算。」孫權雖然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終因現實時勢的急劇變化，讓他的所有布局都一一落空了。

  而這一跌宕起伏、峰迴路轉的演變過程，筆者在此儘量貼近史實地描繪出來，以供讀者探而索之。

  孫權於赤烏八年至赤烏十三年的立嗣布局

  孫吳赤烏八年（公元245年），正是孫和與孫霸「兩宮奪嫡之爭」進行到如火如荼的時候。但他倆萬萬沒有料到，超然在上的父皇孫權早已對這一場立嗣之爭和本末底細洞若觀火，並有了全新的想法和謀劃。

  《三國志·吳書·孫和傳》里引用殷基的《通語》記載：

  （孫）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

  孫權已然明白：如今「兩宮奪嫡之爭」既然如此激烈，孫和立則孫霸一派必危；反之，孫霸立則孫和一派亦危。畢竟孫和、孫霸都是自己的兒子，孫權還是希望他們兩不相危。而使他們「兩不相危」，孫權就只能將他們「兩不得立」。那麼，便只有「改嗣」—改立第三個東宮候選人為太子。後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這樣做的：他把參與奪嫡之爭的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雙雙廢除，改立第三者晉王李治為嗣，以維護宗室的手足相安。

  同時，孫權覺得「兩宮奪嫡之爭」的戰火既然已經燃燒起來了，倒也不妨把它看作一個重要的契機—一個對朝廷原有的權力格局展開「大洗牌」的契機。

  在「兩宮奪嫡之爭」前的孫吳高層權力格局情況是這樣的：宗親派武將集團、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外來流寓派士族集團三股勢力共同撐起了吳室皇權。可是，孫權觀察到曹魏內部的中原名門世族集團已經急劇膨脹到威脅皇權的地步，這讓他觸目驚心。他反觀本國的內部情形，察覺到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也在暗暗坐大—「陸、顧、朱、張」四大家族的子弟姻親幾乎遍布吳廷上下，潛在勢力極大。於是，孫權對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產生了極為強烈的猜忌之心。他不想見到第二個吳國的「司馬懿」出現，便借著這一場「兩宮奪嫡之爭」的契機，實施了自己狙擊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的謀略。

  其實，「魯王黨」的勢力原本十分脆弱，根本不能與「東宮黨」相比。而孫魯班、全琮夫婦作為外戚派勢力代表，是孫權默許他們加入「魯王黨」的第一股勢力。而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越騎校尉呂據、中書令孫弘等名將要員，若無孫權的暗中授意，也是不可能無故支持魯王孫霸的。孫霸本人也拿不出什麼條件可以「蠱惑」他們。所以，歸根到底，這都是孫權隱在幕後自導自演的一出「大戲」。

  這齣大戲的具體內容是這樣的：孫權以明面上的「兩宮奪嫡之爭」為陷阱，以孫和、孫霸兩個兒子為「誘餌」，以孫魯班、全琮父子和旁系宗室孫弘、孫峻等人為「黑手套」，以步騭、呂據、呂岱等其他派系重臣為助手，實施了一場對江東本土派首領們「定點清除」的殘酷圍剿。在這場無形的圍剿中，陸遜被逼死、顧譚兄弟被流放、朱據被賜殺，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實力大損，再也無法參與吳室最高「權力遊戲」的角逐。

  在這裡，我們可以舉出顧雍的長孫、顧氏一族的新秀骨幹顧譚所遭受的打壓來進一步說明孫權的用意。顧譚在「兩宮之爭」中的職位是太常之官。太常之官是吳廷一個關鍵性的職位。孫吳名臣潘濬就曾經擔任過太常卿，眾人皆以為他必將接替顧雍出任丞相。《三國志·吳書·潘濬傳》就寫道：

  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呂）壹：「顧公（雍）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耳。」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

  而今，顧譚身居太常之位，明顯是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所青睞的候選接班人。到了「兩宮奪嫡之爭」的尾聲，孫權卻將他流放交州，把他的太常之位轉授給了身為帝婿的滕胤。而滕胤後來果然以外戚派代表的身份入列新帝輔政班子。這一系列的動作，將孫權竭力打壓江東本土派勢力的用意表現得畢露無餘。

  祖父（顧）雍卒數月，（顧譚）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摘自《三國志·吳書·顧譚傳》）

  最後，孫權用步騭取代了陸遜的丞相之位，用呂據取代了朱據的驃騎將軍之職，又以流寓派士族集團新秀骨幹諸葛恪為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陸）遜領荊州事」。（摘自《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在這一次吳室最高階層的「權力大洗牌」中，江東本土派勢力被完全踢了出去。

  當然，孫權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任其他派系的大臣們。他為了試探諸葛恪的忠心，以「貶黜朋黨」為名，將投附孫霸的諸葛恪之長子諸葛綽交付給他，「令更教誨」。而諸葛恪也毫不含糊，立即鴆殺諸葛綽以自證忠節。對此，孫權甚為滿意，於諸葛恪的倚重之情愈來愈盛。

  當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遭到嚴重摧殘後，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初就「緊急剎車」，制止了「兩宮奪嫡之爭」。鑑於魯王孫霸野心勃發、不擇手段地害兄奪位，孫權狠下心來將他賜死。「魯王黨」的一些小角色，例如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全被孫權誅殺，當作是對擁護正統的禮法派人士們的一個交代。同時，太子孫和也被幽禁而廢。

  此刻，究竟立定誰為嗣君，成了朝野上下最為關注的重大問題，牽動著吳室諸臣的政治神經。

  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冬至太元二年的立嗣布局

  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十一月左右，在太子位空懸了兩個多月之後，孫權做出了這一生最為重要的一個決斷：立年僅八歲的幼子孫亮為東宮太子。

  在此之前，他仔細思量了一番。在他的皇子當中，還有孫奮、孫休及孫亮三個可以入列東宮候選人。但孫奮為孫霸之胞弟，素來暗懷野心，選他就等於選孫霸，所以他被第一個排除出局。孫休個性沉穩，但他的母族從來不為孫權所寵信，而且孫休之妻又是朱據的女兒，與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關係甚密，所以孫權也不會選他為嗣。那麼，最後的候選人就只剩下孫亮了。

  孫亮太過年幼，這是他最大的劣勢。可是孫亮背後有孫魯班等人的全力支持，其妻又為全琮的侄兒全尚之女，是外戚派集團所中意的東宮人選。且孫亮的母親潘夫人出自罪人之家，與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毫無瓜葛，背景十分單純。綜合種種考慮，孫權只得立他為嗣。

  但是確立孫亮之後，孫權始終還是放心不下的。不久前發生在曹魏的「高平陵事變」強烈地觸動了他。他感覺自己若是立定孫亮為嗣，就極有可能讓「高平陵事變」這樣的悲劇在吳廷重演！畢竟，「主少國疑」「主少臣強」，是歷朝歷代滅亡之覆轍啊！西漢末年幼帝在位，結果被王莽篡了大位；東漢末年幼帝在位，結果竟釀成董卓之亂。這些前車之鑑歷歷在目，令孫權再一次猶豫了、動搖了。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十一月，孫權得了風疾。在重病中，他意識到原太子孫和並無過錯，於是想召回孫和重新改嗣。

  此時，以孫魯班為代表的外戚派集團和以孫峻、孫弘為代表的宗親派集團已經與孫和變成了死敵，怎會允許他復立太子之位？！他們一齊向孫權施加壓力，逼迫孫權停止妄想，仍以孫亮為嗣。

  這個時候的孫權，實際上已是重病在床，根本無法正常行使皇權。他縱有自己的獨立之見，也難以落實。於是，召回孫和之事無疾而終。孫權最後一次扭轉大局的努力歸於失敗。

  他臥病在床，無力改變和無力制約的事情還有很多：孫魯班、孫弘等人為了防止孫亮的母后潘氏坐大爭權，於是聯手暗殺了她，使孫亮愈發依賴自己的姻戚—全氏一門。皇權的根本已然岌岌可危。

  孫權既已明白確立孫亮為嗣之事實不可逆轉，他只有接受現實，苦心孤詣地謀求建立起一套最優化的權力制衡體系，為孫亮提供一個合適的輔政班子。

  第一，他最終確定了諸葛恪為首輔大臣。擢拔諸葛恪為首輔，孫權是經過反覆思量的。他也嫌過諸葛恪的性格「剛狠自用」，但先前原太子孫登臨終遺表里，就將東宮所交之友中的諸葛恪列為首位，稱他為「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又加上宗親派首領孫峻大力推薦，再結合諸葛恪殺子以明忠的表現，孫權終於決定他為顧命首輔大臣，並出任太子太傅。

  第二，為了防止諸葛恪權勢過重，孫權又以宗親派首領孫峻、孫弘和外戚派代表滕胤三人共為輔政大臣，以「三對一」的方式來制衡諸葛恪。

  第三，為了提高輔政班子的廣泛性及忠誠度，孫權最後又調取了出自大內宿衛體系的呂據為末位輔政大臣，由他出任孫亮的太子右部督，專職貼身護衛孫亮。至此，孫權為幼帝孫亮搭建的輔政班子完全成型。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能完全放心。為了從外部制約整個輔政班子，孫權使出了最後一招：以藩王居外而拱衛帝室。他「立故太子（孫）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孫）奮為齊王，居武昌；子（孫）休為琅琊王，居虎林」（摘自《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這三位成年藩王全被安插到「江濱兵馬之地」。依照孫權的構思，他們可以在吳室危急的關鍵時刻舉兵入京勤王護駕。

  完成了這四步布局，孫權自覺已經做到了吳室權力制衡體系的極致。到了這時，他才感到自己似乎可以安心地去世了。

  可是，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剛一駕崩，他這一系列繁複而又細緻的身後布局很快就「散架」了。

  孫亮登基後的遺留問題及皇權危機

  孫權在確定諸葛恪為首輔大臣之際，就很清醒地認識到他有著「剛狠自用」的缺點，不適合入相輔國。但在孫峻等宗派集團首領的竭力保舉之下，他只得勉強俯從了。

  其實，諸葛恪「剛狠自用」這個缺點，如果放在他還是一方將領時，也不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若是他此刻已然坐擁相權，那麼這個缺點便容易惡性膨脹、流為大患而害人害己。

  果然，幼帝孫亮剛一登基，諸葛恪剛一執政，他就引發了兩起惡性事件。一是他不經訊問，便以強硬手段擅自處決了另一位輔政大臣、中書令孫弘。或許孫弘真有對諸葛恪不利的想法，但諸葛恪對他的處置亦應該如同他的叔父諸葛亮處置李嚴一樣依其罪狀及供詞而免官禁錮即可。他的「以暴制敵、擅殺天下」，開啟了後邊吳國輔政大臣「自相殘殺」的先河。

  二是他為了便於自己獨斷專行，公然違背孫權的遺詔，把齊王孫奮、琅琊王孫休等兩位藩王從「江濱兵馬之地」調離。《資治通鑑》里寫道：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孫）奮於豫章，琅琊王（孫）休于丹陽。

  這期間他又唯獨漏掉了原太子孫和，讓他繼續留在長沙，顯得有些不公不平。孫魯班、孫峻等曾經反對孫和為嗣的人們難免會聯想到：諸葛恪先前在「兩宮奪嫡之爭」中擁立過孫和，且又是孫和之妃張氏的舅舅，他如此厚待孫和，莫非另有企圖？從此，諸葛恪在朝廷內外於無形中為自己樹立了不少政敵。

  而且，更令朝臣們心生忌憚的是，自孫弘死後，諸葛恪在整個吳國輔政班子裡便成了徹徹底底的「一枝獨大」：滕胤和他是兒女親家，他倆是天然的「政治同盟」；呂據又和他同屬流寓派士族集團，不會與他為難。而剩下的唯一一個宗親派代表孫峻又只是武衛將軍，手頭僅有為數不多的禁軍，遠遠不及諸葛恪坐擁雄師。所以，長此以往，諸葛恪必將發展成為吳國的司馬懿。

  本來，在這套輔政班子之外，還是有一股強大的勢力—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可以制約諸葛氏的。「陸、顧、張、朱」四大家族只要有一兩位精英代表入列輔政班子，吳國的最高權力格局就不會偏倚失衡。但孫權生前自毀長城，刻意將江東本土派士族集團排斥疏遠，又怨得誰來？

  《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里記載孫權當年曾經公開評論過曹丕的「嘉福殿託孤」之事而道：

  聞任陳長文（指陳群）、曹子丹（指曹真）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善守者，以（曹）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曹）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曹）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這段評語結果竟在他自己身後的吳國輔政班子裡完全應驗了：諸葛恪獨掌大權不久，在對魏國的合肥新城攻堅戰失敗後威名頓損，加之他隱隱暴露出復立原太子孫和的企圖，被孫峻、孫亮採用行刺狙殺的手法除去；孫峻執政沒幾年也暴病而亡，臨終卻將首輔大臣之權擅自轉授給自己的堂弟孫（左糹右林）；滕胤、呂據等人不甘不服，準備聯手廢掉孫（左糹右林），反被孫（左糹右林）藉機剷除。孫（左糹右林）專制朝政之後，又對吳主孫亮不恭不敬。孫亮按捺不住，意欲聯合孫魯班和全氏一族消滅孫（左糹右林）。不料，又被孫（左糹右林）反撲成功，孫亮遂被廢除天子之位。至此，孫吳高層權力內鬥達到了極端惡劣的地步。孫權生前的顧命託孤之布局被打得粉碎。若不是孫（左糹右林）僅有二十六歲，資歷太淺、功德太薄、民望太低，他肯定會成為吳國的司馬師、司馬昭。

  儘管孫吳後來有了孫休意外崛起而稍稍做了些許撥亂反正之舉，但吳國已是因為頻繁而激烈的權臣內鬥而幾乎耗盡了元氣，終於如同江河日下，不可逆轉地走向了覆亡。

  那一年，江東有童謠紛紛泛起：「庚子歲當頭，青蓋入洛陽」；那一年，吳國末帝孫皓走投無路，只得親筆向逼臨石頭城下的晉軍寫下了求降書；那一年，在孫吳衛國的最後一戰中，卻全然沒了江東本土世家精英們的挺身而出。而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孫權那份臨終時的顧命輔政大臣名單之上：他缺掉了最關鍵的幾個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