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興平年間世族集團的「獨大」

  在漢靈帝暴亡而至漢少帝劉辯即位的短短數十天內，外戚集團、名門世族集團和宦官集團的權力鬥爭進入了「你死我活、不擇手段」的白熱化階段。

  以國舅何進為首的外戚集團與袁隗叔侄（包括袁紹、袁術）、楊彪、王允為代表的名門世族集團實現緊密的政治聯盟，甚至招來外將董卓、丁原等人，意欲內外合力以剷除宦官集團。不料，宦官集團借用狙擊暗殺的方式，先發制人，反而一舉將何進刺死於內廷。袁紹、袁術、王允、吳匡等人遂以替何進報仇為名率兵闖入宮中大開殺戒，屠戮所有的宦官。

  （袁）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

  而宦官集團的首領張讓、段圭等人亦被王允派來的部將閔貢逼得全部投河而死。

  張讓、段圭等人臨死前釋放了被他們脅持出宮的少帝劉辯、陳留王劉協，只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遺言：

  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

  宦官集團雖然作惡多端，但它終究是漢室皇權的一道重要藩屏。宦官們其實只是皇權的延伸。因為外廷負責具體政務的卿士尚書們和名門世族、外戚重臣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漢帝難以依靠他們從內部彼此制衡；只有宦官單身無後，又出自寒門，漢帝才能倚用他們對抗外戚和權臣。

  

  漢末許多名門世族利用政治特權收納隱戶，大量地逃稅漏稅，令漢廷財政十分緊張。漢帝也只有派出宦官以「買官錢」的名義從卿士大夫們身上「損有餘而補國庫之不足」。這些「髒活兒」，都是宦官集團替漢帝做下的，所以他們才被外戚集團和名門世族集團共同厭惡而除之。當然，不少宦官濫用了皇權，狐假虎威、貪污腐化、中飽私囊，也應當受到懲處。但他們整個集團被不問青紅皂白地斬盡殺絕，卻令漢室皇權「三分缺一」，弱化了許多。

  更要命的是，在這場混亂中，何進的弟弟何苗又遭到了西涼武人集團首領董卓、董旻兄弟唆使何進的部曲吳匡等人趁亂誅殺。

  董卓一派入京奪得大權後，更是反客為主、雷霆出擊，鴆殺何太后，廢除何太后之子劉辯的天子之位，改立單身無外戚的陳留王劉協為新帝，將以何氏一族為代表的外戚集團一網打盡。

  吳匡等素怨（何）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仇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董）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摘自《後漢書·何進傳》）

  至此，漢室原有的權力支柱又去其一，只剩下名門世族集團在朝野內外「一枝獨大」。這就是漢獻帝初平、興平年間的政治權力格局變化情況。

  以袁紹、楊彪、王允等為代表的名門世族集團正欲重振朝綱、有所作為，卻未料到自己在這場混戰中竟是白白地替他人做了「嫁衣」—西涼武人集團居然趁亂進來橫插一刀，竊取了勝利果實，奪走了朝中大權！

  「是可忍，孰不可忍。」名門世族集團自然不甘受制，袁紹、袁術等逃往外面招集義軍奮起討董，楊彪、王允等則留在洛陽佯裝順從而實懷伺機狙擊之念以對付董卓。

  其實，跳出當時的歷史格局來看，外戚和宦官兩個皇權的附庸已然灰飛煙滅，只剩下西涼武人集團擋在了名門世族集團的前面。只要掃除了西涼武人集團，名門世族便能真正掌握皇權而左右時局。

  名門世族集團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西涼武人集團首領董卓中了王允、呂布的「內應連環計」，遇刺身亡。一線曙光映照在了漢室君臣的心坎上。

  然而，中原地域的名門世族集團在這時卻暗暗發生了分化：一是以楊彪、王允、荀爽叔侄（包括荀彧和荀攸、鍾繇）等人為代表的擁漢匡復派。他們不計私利，一心只以匡復漢室為己任。一是以袁紹、袁術、劉焉父子、劉表等為代表的叛漢自立派。他們坐擁兵馬，暗懷異志，企圖亂中謀利，取劉漢而代之。當董卓被刺死之時，袁紹、袁術身為討董聯軍的盟主，卻袖手旁觀，並不及時入關援助漢室，而是與其他諸侯爭權奪地、自相內訌。

  於是，王允等人因孤立無援而被西涼武人集團的激進派反撲而亡。漢室小朝廷再次落入李傕、郭汜、張濟等西涼武人首領手中，權威掃地，憂以度日。一直熬了兩三年，漢獻帝劉協才在擁漢派世族集團的多方謀劃下逃離了長安，來到洛陽暫時棲身。

  以鍾繇、荀彧為首的潁川系世族內外呼應、左右運作，說服漢獻帝再一次接受庶族集團首領曹操的資助，並遷都入許縣，置身於曹操勢力的保護之下，改年號為「建安」，希望從此獲得安寧祥和之局面。

  綜觀這一時期中原名士大夫們的立身行事之風格，例如楊彪、荀爽、何顒、王允等人物，均是「德重於才」。楊彪公開頂撞董卓而毫無懼色、何顒奮不顧身以除巨寇之患、王允苦心孤詣而安漢室之亂，這些事例無不彰顯了他們高尚的德行。

  然而，楊彪徒顯風骨而不能制暴，何顒謀泄卻以憂而亡、王允狙殺董卓而無法撫服余寇以善後，這也說明了他們確實不同程度地缺乏治國理亂之真才。要讓歷史的巨輪轉入建設性的軌道，只能是「數風流人物，還看後來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