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2

  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的行著禮。克利斯朵夫對他們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興的看到自己的證人對呂西安的證人非常巴結。於里安認識愛麥虞限，古耶認識摩埃；他們都笑容滿面，禮貌周全的走攏來。摩埃冷冷的有禮的接待他們，愛麥虞限照例嘻嘻哈哈的挺隨便。站在呂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掃就把對方幾個人所有的常禮服跟襯衣估計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換了幾句印象，嘴巴差不多動都沒功，——因為他們倆都是鎮靜而極有規矩的。

  呂西安若無其事的等主持決鬥的勃洛克伯爵發令。他把這件事認為只是一種簡單的儀式。他打槍打得極好，知道敵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領，趁證人們不注意的時候——（那也不大可能，當證人的總設法不讓決鬥發生嚴重的後果），——一槍擊中敵人：因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教一個敵人傷在自己手裡，讓大家以為他是個犧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種方式無聲無臭的把他毀掉，那才是聰明的辦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脫去了外衣，敞開著襯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結實的拳頭，低著額角，一雙眼睛惡狠狠的盯著呂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著，滿臉都是殺氣；勃洛克伯爵在旁邊把他打量了一番，心裡想文明人要能消滅決鬥的危險才好呢。

  等到雙方都發了兩顆當然毫無結果的子彈，證人就趕來祝賀兩位敵人。大家都已經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沒有滿足。他站在那兒，拿著手槍，不相信這算是完了。他很樂意像隔天在射擊房中一樣，一槍一槍盡打下去，到打中為止。他聽到古耶要他向敵人伸手，又看到敵人堆著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過來，覺得這種喜劇可恨極了，立刻丟下武器，推開古耶，望著呂西安直撲過去。眾人費盡氣力才把他攔住，不讓他用拳頭來繼續決鬥。

  呂西安走開了，證人們都圍著克利斯朵夫。他卻衝出圈子，不理他們的譁笑跟埋怨，逕自大踏步望森林中跑去，一邊高聲的自言自語，一邊做著憤恨的手勢，也沒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場地上，只顧往樹林的深處走。他聽見證人們笑著叫他；後來他們不耐煩了，不理他了。不久，車子遠去的聲音表示他們已經動身。他自個兒站在靜悄悄地林中，怒氣平了，撲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過了一會，莫克趕到了小客店。他從清早起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裡的人說他的朋友跑到樹林裡去了。他就開始搜尋，披荊斬棘，到處呼喚；趕到聽見克利斯朵夫的歌聲，他又咕噥著走回頭來，跟著聲音的方向走，終於在一片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來他四腳朝天，像一頭小牛似的在那兒打滾。克利斯朵夫很快活的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訴他說，敵人被他渾身打滿了窟窿，像篩子一樣；他又強迫莫克跳著玩兒，重重的拍著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雖然手腳不大靈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樣高興。——他們手拉著手走到小客店，然後到鄰近的站上搭火車回巴黎。

  奧里維一點都沒知道，只奇怪為什麼克利斯朵夫對他那麼溫柔，這些忽冷忽熱的變化使他心中納悶。到第二天，他才從報上知道克利斯朵夫決鬥的事。他一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險差點兒嚇壞了。他追究決鬥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說，等到被逼不過了，才笑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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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奧里維再也套不出一句話。最後還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講了出來。奧里維驚駭之下，跟高蘭德絕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諒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的把一支法國的老歌謠改了幾個字代替回答。莫克也為了兩個朋友的快樂而高興極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謠是：

  我的乖乖，這教你提防……

  那有閒而多嘴的姑娘，

  那吹牛拍馬的猶太人，

  那無聊的朋友，

  那親狎的敵人，

  還有那泄氣的酒，

  你切勿上這些傢伙的當！

  友誼恢復了。友誼破裂的威脅反而使友誼變得更可貴。過去一些小小的誤會都消釋了；便是兩個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對他們成為一種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兩個民族的靈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諧的結合了起來。他覺得自己的內心非常豐富，充實；而這種豐滿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樂來表達的。

  奧里維聽了驚嘆不已。以他那種過分的批評精神，他幾乎以為他所熱愛的音樂已經發展到頂點。他常常有種病態的思想，認為一種文化進步到某個程度以後，必然要流於頹廢，所以老是怕這個使他愛好生命的美妙的藝術會突然停頓，泉源枯竭。克利斯朵夫覺得這顧慮很可笑，拿出好辯的脾氣，說在他以前世界上還一無成就，一切都得從頭做起。奧里維提出法國音樂作反證，認為它已經到了盡善盡美，盛極而衰的地步，更無進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聳聳肩，說道：

  「法國音樂嗎？……它還沒誕生呢……你們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話可以說！你們真不是音樂家，要不然就不會見不到這些。啊！如果我是法國人的話！」

  於是他舉出一個法國人所能描寫的一切：

  「你們翻來覆去的搬弄一些跟你們不適合的體裁，適合你們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們是個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華世界的詩意，有的是舉止的美，態度的美，服飾的美，你們很能創造一種人家沒法模仿的藝術——富於詩意的舞蹈，而你們倒反不再製作芭蕾舞樂……——你們是一個詼諧機智的民族，而你們卻不再寫喜歌劇，或是只讓不入流的音樂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國人的話，我要把拉勃萊的作品譜成音樂，我要製作滑稽史詩……你們是一個小說家的民族，你們卻並不在音樂上施展小說家的天才，瞿斯太佛·夏邦蒂哀的作品還談不上這點。你們並不運用你們的分析心靈、參透個性的天賦。啊！如果我是法國人，我可以用音樂來製作肖像……（比方說，我能夠替那靜坐在下面花園中紫丁香旁邊的姑娘寫照）……我要用弦樂四重奏來表現你們史當達的手腕……你們是歐洲的第一個民主國，卻沒有平民戲劇，平民音樂。啊！如果我是法國人，我一定把你們的大革命譜為音樂：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華米[43]，聯歡大會[44]，以及所有的民眾在音樂里表現出來！並非用那種浮誇的華格耐式的朗誦，而是用交響樂，合唱，舞蹈。……別說廢話！我早聽厭了。應當大刀闊斧的，在兼帶合唱的大交響樂中寫出大塊文章的風景，荷馬式的，聖經式的史詩，描寫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熱，本能的活躍，民族的運命，節奏的勝利，仿佛一個世界之皇，駕馭著千萬生靈，教千軍萬馬出生入死……到處都是音樂，什麼都是音樂！如果你們是音樂家，那麼為你們所有的公共節目，所有的典禮，所有的工會，學生會，家庭慶祝，都可有個別的音樂……可是第一，倘若你們是音樂家，你們先得製作純粹音樂，無所為而為的音樂，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溫暖，使人呼吸，使人生活。你們得創造太陽！……你們的雨下得夠了。你們的音樂使我傷風感冒。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們的燈點起來罷……你們抱怨義大利的髒東西把你們的戲院給包圍了，把你們的民眾給征服了，把你們趕出了自己的家。這是你們自己的過失！民眾被你們昏暗的藝術，神經衰弱的和聲，煩瑣沉悶的對位，攪得厭倦透了。他自然要撲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們只要求生命！你們為什麼要滅絕生命呢？你們的特皮西是一個大藝術家，但對你們是不衛生的。他促成你們的麻痹。你們需要人家用力把你們撼醒。」

  「難道你要教我們走上史脫洛斯的路嗎？」

  「那也不行。他會把你們毀掉的。要有我同胞們的胃口，才喝得下這種強烈的飲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史脫洛斯的《莎樂美》固然是傑作……我自己卻並不想寫這樣的東西……我想到我可憐的老祖父和高脫弗烈特舅舅，他們講起音樂的時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溫柔的口吻！唉！一個人有了神明般的力量而用在這等地方！……那是一顆烈焰飛騰的流星！一個伊索爾脫，猶太的賣淫婦[45]。痛苦的獸性的淫慾。殘殺，強姦，亂倫這一類狂熱的欲望，在德國頹廢的心靈深處咆哮……而你們卻是在溫柔鄉中自殺……前者是野獸，後者是俘虜。人在哪裡呢？……你們的特皮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史脫洛斯是趣味惡劣的天才。前者無味。後者可厭。一個有如一片銀色的池塘消失在蘆葦里，發出一種狂熱的香味。一個有如渾濁的急流……而在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級的義大利風格，新派的曼依貝，下流的感情，在那裡蒸發臭氣……《莎樂美》是一件可怕的傑作！它是《伊索爾脫》的女兒……可是《莎樂美》又會產生些什麼呢？」

  「是的，」奧里維說，「我很想走前半個世紀。這個奔向深淵的趨勢，無論用什麼方式都得教它停止：要就是懸崖勒馬，要就是下墮深谷。那時我們才能夠呼吸。謝謝老天，不管有沒有音樂，大地照樣會開花。這種違反人性的藝術，我們要它做什麼？……西方的火已經快燒完了……不久……不久，別的光明將要從東方升起。」

  「別再提你的東方了！」克利斯朵夫說。「西方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田地呢。你以為我會退讓嗎，我？我的前程還有好幾百年呢。生命萬歲！……歡樂萬歲！……和我們的命運鬥爭罷，鬥爭萬歲！擴大我們心胸的愛情萬歲！溫暖我們的信心，比愛情更甜蜜的友誼萬歲！白天萬歲！黑夜萬歲！祝賀太陽！祝賀夢想與行動的神，祝賀創造音樂的神！勝利啊！……」

  然後他在桌前坐下，把腦子裡所想到的統統寫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剛才的話了。

  那時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討論這一種音樂體裁或那一種音樂體裁的美學價值，也不殫精竭慮的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音樂來表現的題材，他用不著多費心力就找到了。對於他，什麼都行。音樂像潮水一般的奔瀉，克利斯朵夫竟來不及認出它表現哪一種感情。他只是快樂，因為能夠儘量發泄而快樂，因為覺得天地萬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動而快樂。

  這種快樂與豐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圍的人。

  局處花園中的屋子對於他是太小了。隔壁原來有個修道院的大花園；清靜的寬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樹，可以讓他的心靈馳騁一下；但這種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長久保持的。正對著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蓋一所六層樓的屋子，把遠景擋住了，把他跟周圍的環境隔絕了。他每日從早到晚只聽見轉動滑車，刮磨磚石，敲釘木板的聲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個蓋屋的朋友，從前在屋頂上認識的。他們遠遠的點頭。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還帶他上酒店去一塊兒喝酒，使奧里維看了大為詫異。他可覺得這工人滑稽的嘮叨和老是那麼快活的興致很好玩。但他照舊詛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築起一堵高牆，奪去他的光明。奧里維並不怎麼抱怨；他能適應這個坐井觀天的環境，仿佛把它當做笛卡兒的火爐，被壓迫的思想會從裡面往天上飛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氣。既然被關在這個侷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圍的心靈融成一片。他儘量把它們吸收，把它們譜成音樂。奧里維說他好像一個動了愛情的人。

  「要是這樣的話，」克利斯朵夫回答，「那麼除了我的愛情以外，我便一無所見，一無所愛，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了。」

  「那麼你為什麼這樣高興呢？」

  「因為我健康，因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奧里維嘆著說。「你真應該把你的胃口分點兒給我們。」

  健康是像疾病一樣會傳染的。第一個受到好處的是奧里維。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會，因為社會的鄙俗使他厭惡。憑他廣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藝術天分，他還是太細巧了，不能成為一個大藝術家。大藝術家不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視的是生活；特別是有天才的人，因為他比別人更需要生活。奧里維卻逃避生活；他讓自己在沒有身體，沒有皮肉，沒有實質的詩情夢境中浮沉。像某些優秀人士一樣，他需要在過去的時代中或是從來沒存在過的時代中尋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過去的那麼醉人！疲倦的靈魂不能直接接觸生命，只能接受被過去的簾幕掩蔽的，或是出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誼慢慢地把奧里維從這些渺渺茫茫的藝術境界中拖了出來。陽光終於透進了他的靈魂深處。

  工程師哀斯白閒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樂天主義。可是他的習慣並沒改變，那是像痼疾一般牢不可撥的；並且我們也不能希望他一變而為精神抖擻，馬上願意到國外去掙家業。那對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經不是那麼無精打采，對於久已放棄的研究工作，書本和科學，也重新感到興趣。要是有人告訴他，說他對於本行的興致是克利斯朵夫給他提起來的，他一定會大吃一驚，而克利斯朵夫聽了這話當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裡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層樓上的那對夫婦。在他們門外走過的時候，他好幾次留神到裡面的鋼琴聲，只要不當著人，亞諾太太的琴彈得很不錯。以後他送了幾張自己的音樂會門票給他們，他們非常感激。從此他就不時在晚上到他們家去坐一會。可是他再也聽不到少婦的彈奏了：他太膽小，不敢當著人彈琴，便是獨自在家，因為知道人家可以從樓梯上聽到，也老是踏著節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彈給他們聽，和他們長時間的討論音樂。亞諾夫婦在這些談話里表示出一股朝氣，使克利斯朵夫大為高興。他不信法國人對音樂竟會愛好到這個地步。

  「因為，」奧里維說，「你一向只看見音樂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樂家是最不愛音樂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像你們這一類的人在法國真有多少。」

  「成千累萬。」

  「那麼是一種傳染病，是最近時行的新潮流，對不對？」

  「不，這不是一種時髦，」亞諾說。「要是一個人，聽了樂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聽了溫柔的歌聲，而不知道欣賞，不知道感動，不會從頭到腳的震顫，不會心曠神怡，不會超脫自我，那麼這個人的心是不正的，醜惡的，墮落的；對於這種人，我們應當像對一個出身下賤的人一樣的提防……」

  「這話我聽見過，」克利斯朵夫說，「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亞說的。」

  「不，」亞諾很溫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亞以前的我們的龍沙說的。你現在可看到愛好音樂的風氣在法國並不是昨天才時行的了。」

  法國人的愛好音樂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國人差不多和德國人愛好同樣的音樂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藝術界和時髦朋友中間，最得體的辦法是把德國的大師當作外國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們表示欽佩，一方面把他們放在相當距離之外：大家最高興的就是嘲笑葛呂克的粗笨，華葛耐的野蠻，並且拿法國人的細膩跟他們作比較。事實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懷疑一個法國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國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國音樂。有一次他聽了一個葛呂克音樂會回來大為氣惱：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簡直把這個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們替他化裝，扎些絲帶，用棉花來點綴他的節奏，把他的音樂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頹廢淫猥的氣息……可憐的葛呂克！他那麼善於表白的心靈，純潔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兒去了？難道法國人感覺不到嗎？——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們對於德國的古典作家、舊歌謠、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間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麼深刻那麼溫柔的愛，就不由得要問：他們不是素來認為這些德國人是外國人，而一個法國人只能愛法國藝術家的嗎？

  「不是的！」他們回答。「這是我們的批評家借了我們的名義說的。因為他們老跟著潮流走，就說我們也跟著潮流走。可是我們的不理會批評家，正如批評家的不理會我們一樣。這般可笑的傢伙居然想來教我們，教我們這批屬於古老的法蘭西族的法國人，說這個是法國的，那個不是法國的！……他們教我們說，我們的法蘭西是只以拉慕——或拉西納——為代表的！仿佛貝多芬、莫扎爾德、葛呂克，都沒到我們家裡來過，沒跟我們一起坐在我們所愛的人的床頭，分擔我們的憂苦，鼓動我們的希望……仿佛他們不是我們一家人！如果我們敢老實說出我們的思想，那麼巴黎批評家所頌揚的某個法國藝術家，對我們倒真是外國人呢。」

  「其實，」奧里維說，「倘使藝術真有什麼疆界的話，倒不在於種族而在於階級。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種藝術叫作法國藝術，另外一種叫作德國藝術；但的確有一種有錢人的藝術跟一種沒有錢的人的藝術。葛呂克是個了不起的布爾喬亞，他是屬於我們這個階級的。某個法國藝術家，這兒我不願意指出他的姓名，卻並不是：雖然他是布爾喬亞出身，但他以我們為羞，否認我們；而我們也否認他。」

  奧里維說得很對。克利斯朵夫愈認識法國人，愈覺得法國的老實人和德國的老實人沒有多大分別。亞諾夫婦使他想起他親愛的老蘇玆：愛好藝術的心那麼純潔，沒有我見，沒有利害觀念。為了紀念蘇玆，他也就喜歡他們了。

  他覺得世界上的老實人不應當因種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劃界，同時又覺得在同一種族之內，老實人也不應當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麼畛域。他抱著這樣的心情，無意之間使兩個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爾乃伊神甫與華德萊先生，相識了。

  克利斯朵夫時常向兩個人借書看，而且用著那種奧里維不以為然的隨便的態度，把他們的書交換的轉借給他們。高爾乃伊神甫並不因此生氣，他對別人的心靈有種直覺；他看出潛藏在年輕的鄰居心中的宗教氣息。一部從華德萊先生那邊借來，而為三個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愛讀的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使他們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們倆偶爾在克利斯朵夫家裡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兩位客人彼此會說出不大客氣的話。可是相反，他們一見之下竟非常殷勤，談些沒有危險的題目，交換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經驗。他們發覺彼此都是仁厚長者，抱著《福音書》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雖然各人都是牢騷滿腹，非常灰心。他們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帶點兒嘲弄的意味。這是一種心領神會的契合。他們從來不提到他們信仰的內容，平時很少相見，也不求相見；但遇到的時候都覺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灑脫而論，高爾乃伊神甫並不亞於華德萊。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對於這種自由的虔誠的思想，慢慢地看出了它的偉大；他覺得這個教士所有的思想，行為，宇宙觀，都滲透了堅強而恬靜的神秘氣息，沒有一點兒騷亂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來說——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樣。

  他對什麼都不否認，對無論哪一種表現生命的力都不否認。在他看來，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現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從摩西到裴德羅[46]，都是確實的，通神的，上帝的語言。聖經不過是其中最豐富的一部，有如教會是一群結合在神的身上的最優秀的弟兄；但聖經與教會並不把人的精神束縛在一條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內。基督教義是活的基督。世界的歷史只是神的觀念不斷擴張的歷史。猶太廟堂的顛覆，異教社會的崩潰，十字軍的失敗，鮑尼法斯八世的受辱[47]，伽利萊的把陸地放在無垠的太空中間，王權的消滅，教會協定的廢止：這一切在某一個時期都曾經把人心弄得彷徨無主。有的人拼命抓著倒下去的東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隨便抓了一塊木板飄流出去。高爾乃伊神甫只問自己：「人在哪裡呢？使他們生存的東西在哪裡呢？」因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為了這個緣故對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覺得一顆偉大的虔誠的心有如美妙的音樂，在他心中喚起遙遠而深沉的回聲。凡是天性剛毅的人必有自強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掙扎圖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條傾側的船劃了一槳，恢復它的平衡，使它衝刺出去；——因為有這種自強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兩年來被巴黎的肉慾主義所引起的厭惡與懷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復活了。並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終否認上帝，但心中充滿著上帝的精神。高爾乃伊神甫微笑著和他說，他好似他的寄名神[48]一樣，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那麼怎麼我看不見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問。

  「你好似成千累萬的人一樣：天天看見他而沒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種各樣的形式顯示給所有的人：——對於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顯示，好像對聖·比哀爾在加里萊那樣；——對於另一些人，例如對你的朋友華德萊先生，就像對聖·多瑪那樣用人類的創傷與憂患來顯示；——對於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嚴中顯示……你早晚會把他認出來的。」

  「我永遠不會讓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說。

  「和上帝同在的時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靜靜地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應人家把他硬派為基督徒。他天真的熱烈的抗辯，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題上這個或那個名字真有什麼關係似的。高爾乃伊神甫靜靜地聽著他，帶著一種教士所慣有的，人家不容易覺察的譏諷的意味，也抱著極大的慈悲心。他極有耐性，那是從他信仰的習慣來的。教會給他受的考驗把他的耐性鍛鍊過了；雖然非常悲傷，經過很大的苦悶，他的耐性還沒受到傷害。被上司壓迫，一舉一動都受到主教的監視，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窺伺，——他們想利用他來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與教外的敵人同樣的不了解他，排斥他：這種種情形對他當然非常殘酷。他不能抗拒，因為應當服從。他也不能真心的服從，因為上司明明是錯的。不說固然苦惱，說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惱。此外，還有你應當負責的別的心靈，你看著他們痛苦，等著你指導他們，援助他們……高爾乃伊神甫為了他們、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麼長久的教會歷史中，這些磨難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隱忍的結果使他把自己慢慢地消磨完了：他變得膽小，怕說話，連一點兒極小的活動都擔任不了，最後竟入於麻痹狀態。他覺得這情形很難過，可並不想振作。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對他是個很大的幫助。這個鄰居的朝氣，熱誠，對他天真懇摯的關心，有時不免唐突的問話，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處。這是克利斯朵夫強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隊伍。

  電機工人奧貝在克利斯朵夫那兒遇到高爾乃伊。他一看見教士，不由得渾身一震，不大能把厭惡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見面的刺激過去以後，他跟這個沒法下一定義的人在一起還是覺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養的人談話是挺高興的，所以把反對教會的心情硬壓下去了。他對於華德萊先生和高爾乃伊神甫之間那種親熱的口吻非常詫異；同樣使他驚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會有一個民主派的教士和一個貴族派的革命黨：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攪糊塗了。他想來想去也沒法把他們歸類，因為他是需要把人歸了類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個部門，能把這個讀著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靜靜地，又公平又中肯的談論這兩位作家的教士放進去，的確不容易。關於科學的問題，高爾乃伊神甫的原則是讓那些懂得科學而非支配科學的人指導。他尊重權威；但他認為權威和科學不屬於一個系統。肉，靈，愛：這是三個不同的系統，是神明的梯子的三個階級。——當然奧貝體會不到這種精神境界。高爾乃伊神甫聲氣柔和的告訴克利斯朵夫，說奧貝使他想起從前看見過的那種法國鄉下人：——有個年輕的英國女子向他們問路。他說的是英文，他們不懂。他們跟他說法文，他也不懂。於是他們不勝同情的望著他，搖搖頭，一邊說一邊重新做他們的工作：「真可惜！這姑娘人倒長得挺好看！……」

  最初一個時期，奧貝對著教士和華德萊先生的學問和高雅的舉止感到膽小，不敢出聲，儘量把他們的談話吞在肚裡。慢慢地他也插嘴了；因為他很天真的需要聽到自己說話。他發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兩位很有禮貌的聽著，暗中不免有點好笑。奧貝高興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著，不久更濫用高爾乃伊神甫的無窮盡的耐性。他對他朗誦自己嘔盡心血的作品。教士無可奈何的聽著，倒也不怎麼厭煩：因為他所聽的並不是對方說的話而是對方這個人。事後克利斯朵夫說他這樣的受罪真是可憐，他卻回答：「嘔！我不是也聽別人的一套嗎？」

  奧貝對華德萊先生和高爾乃伊神甫很感激；三個人不管彼此了解與否，居然很相愛，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覺得能這樣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們意料的。——原來是克利斯朵夫把他們結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攏了三個孩子做他的同黨，那是哀斯白閒家的兩個女孩子和華德萊先生的義女。他已經跟他們做了朋友，看他們那麼孤獨非常同情。他對他們中間每個人講著他不認識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他們相見的願望。他們互相在窗子裡做手勢，在樓梯上偷偷地交換一言半語。他們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幫助，居然使雙方的家長答應他們在盧森堡公園相會。克利斯朵夫因為計劃成功很高興，在他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去看他們：發覺他們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麼對付這樁快樂事兒。他卻是一下子就把他們的窘態給趕跑了，想出玩意兒來，提議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裡頭，仿佛只有十歲。公園裡散步的人看著這大孩子一邊嚷一邊跑，被三個小姑娘追著，在樹木中間繞來繞去。他們的父母卻始終抱著猜疑的心思，不大樂意讓盧森堡公園的集會多來幾次，——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不容易監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設法教住在底層的夏勃朗少校請他們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園裡玩。

  一個偶巧的機會已經使克利斯朵夫和軍官有了往來。——（偶巧的機會自會找到能夠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書桌擺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幾頁樂譜被風吹到下面的花園裡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樓去撿，照例禿著頭，敞開著衣服。他以為只要跟僕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開門的是軍官的女兒。他略微愣了一愣，說明來意。他笑了笑，把他帶進門去，一同到園子裡。他撿齊了紙張，由他送出來的時候，恰好軍官從外邊回來，好不驚奇的望著這古怪的客人。女兒笑著把他們介紹了。

  「啊！原來就是樓上的音樂家？好極了！咱們是同行。」

  他說著，握著他的手。兩人用一種友善的說笑的口氣，談著他們互相供應的音樂會，就是說克利斯朵夫的琴聲和少校的笛聲。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軍官留著他，越扯越遠的談著音樂問題。突然之間他停下來，說：「來看我的加農。」

  克利斯朵夫跟著他，心裡想，要他克利斯朵夫來對法國炮隊發表意見有什麼用。但軍官得意揚揚拿給他看的是音樂上的加農[49]，是他費盡心血寫成的樂曲，可以從末尾看起，等於一種回文體；或者兩人同時看：一個在正面看，一個在反面看。這位少校是多藝學校出身，一向有音樂嗜好；但他所愛於音樂的特別是那些難題；他覺得音樂——（有一部分的確如此）——是一種奇妙的思想的遊戲；他竭力想出並且解決音樂結構上的謎，都是愈來愈古怪，愈來愈無用的玩意。他服務軍中的時代，當然無暇培養這個癖；但自從退休之後，他全部的熱情都放在這方面了；他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於當年在非洲大沙漠中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們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覺得這種謎很好玩，便提出了一個更複雜的。軍官歡喜極了；他們互相比賽巧妙：你來一個我來一個的攪出了一大堆音樂謎。兩人直玩得盡興之後，克利斯朵夫才上樓。可是第二天清早，鄰居已經送來一個新的難題，那是他費了半夜的功夫想出來的；克利斯朵夫拿來解答了。兩人這樣的繼續比賽，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厭倦之極而認輸了方始罷休：這一下，軍官可樂死了。他認為這個勝利等於把德國打敗了。他請克利斯朵夫去吃飯。克利斯朵夫老實不客氣說他的音樂作品惡劣之至，而一聽他在風琴上嗚嗚的奏著罕頓的Andante，又高聲嚷著說受不了。克利斯朵夫這種率直的態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歡心。從此他們常常在一塊兒談天，但不再提到音樂了。克利斯朵夫對於這方面的廢話完全不感興趣，寧可把話題轉到軍隊方面。那正是軍官求之不得的。音樂對這個可憐的人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消遣；他心裡其實非常苦悶。

  於是他娓娓不倦的敘述出征非洲的經過。偉大的事跡，可以和比查爾跟高丹士的故事媲美[50]。克利斯朵夫不勝驚愕的聽著這篇奇妙而野蠻的史詩，不但在他是聞所未聞，便是在法國也差不多沒人知道：二十年中間，少數的法國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陸上，被黑人的軍隊包圍著，連最簡單的行動工具都沒有，他們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膽的行動，超人的毅力，跟膽怯的輿論和政府奮鬥，違反了法國的志願替法國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廣大的疆土。這件行動裡頭有一陣強烈的歡樂氣息和血腥味道，讓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現代冒險家的面貌。他們生在今日的法國不但是出人意料，並且也是今日的法國羞於承認的：政府為了自己的面子關係，特意把一重帷幕蓋在他們身上。少校提高著嗓子講到這些往事，興高采烈的敘述大規模的圍剿，以人為目標的行獵：在那個沒有僥倖可圖的國土裡，他時而追逐土人，時而被土人追逐。他還在悲壯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關地質的描寫。克利斯朵夫聽著他，望著他，眼看這樣的壯士放棄了活動，成日攪著些可笑的玩意，覺得非常同情，心裡想他怎麼能過這種日子。他提出這一點問他。少校先是不大願意向一個外國人解釋心裡的怨恨。但法國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責備別人的時候：

  「像他們現在這樣的軍隊，教我去幹什麼？當水兵的攪著文學。當步兵的攪著社會學。他們無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們連準備也不準備，只準備不打仗；他們把戰爭變成哲學問題……戰爭的哲學，嘿！……談天說地，廢話連篇，那可不是我的事。還不如回家寫我的加農！」

  他還有最大的苦悶不好意思說出來：特務使軍官們互相猜忌，愚昧而兇惡的政客發些專橫的命令，軍隊不得不幹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彈壓罷工，被當權的政黨——那些激進派的反對教會的小布爾喬亞——用來爭權奪利，向全國的人民泄忿。這老非洲人也討厭現在那個殖民地部隊，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為要滿足別人的自私，——他們不願意分擔保衛「大法蘭西」，保護海外的法蘭西的榮譽和危險[51] 。

  克利斯朵夫當然用不著參與這些法國人的爭執：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對這個老軍官很表同情。不論自己對戰爭是怎麼看法，他總認為一個軍隊應當造成兵士，就像蘋果樹應當結蘋果一樣，也認為把政客、美學家、社會學家移植到軍中去的確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終不明白這個剛強的人怎麼會這樣的退讓。一個人不去制服他的敵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一切比較有價值的法國人都是往後退的。——克利斯朵夫在軍官的女兒身上也發現這種退讓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動。

  他名字叫賽麗納。細膩的頭髮梳得很講究，把他的高爽的圓額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臉很清瘦，下巴長得嫵媚大方；美麗的黑眼睛神氣很聰明，沒有一點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種近視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顆小痣；沉靜的笑容使他有點虛腫的下嘴唇怪可愛的往前突著。他天性仁厚，人也活潑，風雅，但一點好奇心都沒有。他很少看書，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從來不上戲院，不出去旅行，——（那是當年旅行太多的父親討厭的，）——不參加上流社會的慈善事業，——（那是父親批評得一文不值的，）——絕對不想研究什麼，——（父親嘲笑那些博學的女子，）——難得離開那個圍在高牆裡頭的像口大井般的園子。他並不怎麼煩悶，儘量的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他的命運。在他身上和他周圍的氣氛中間（女人到處都會無意識的創造自己的氣氛），頗有夏鄧畫上的氣息。那是一種和暖的靜寂的境界，是面貌與態度之間的安詳，迷迷糊糊的關切著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詩意，對於每天按時按刻的思想與舉動，始終那麼深切的愛好；——還有布爾喬亞的那種平凡的恬靜，奉公守法，誠實不欺，安靜的工作，安靜的娛樂，可是照舊富有詩意。大方，健全，清白，純潔，像麵包，像香草；一派的正直與善良。人物的和平，舊屋的和平，笑盈盈的心靈的和平……

  克利斯朵夫對人的親切與信賴也博得了他的信賴，做了他的好朋友；他們的談話毫無拘束；他常常奇怪自己怎麼會答覆他某些問題；他對他說了許多對誰也沒說過的事。

  「那是因為你並不怕我的緣故，」克利斯朵夫跟他解釋，「咱們沒有談戀愛的危險：咱們朋友太好了，不會走上這條路的。」

  「你多好！」他笑著回答。

  那種帶著戀愛意味的友誼，最配一般曖昧的，喜歡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對於性格健全的他，好像對於克利斯朵夫一樣是可厭的。他們只是親切的伴侶。

  有一天他問他，有些下午他坐在園子裡的凳上，膝上放著活計，幾小時的待著不動的時候做些什麼。他紅著臉分辯，說並沒有幾小時，不過偶爾有幾分鐘，「繼續講他的故事」罷了。

  「什麼故事？」

  「自己編的故事。」

  「你自己編的？噢！講些給我聽罷！」

  他說他太好奇了。他只告訴他，他並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編故事，那麼替自己編些美麗的故事，想像一種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嗎？」

  「要是我這樣做了，我會絕望的。」

  他因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臉紅了；接著他又說：「我在園子裡吹到一陣風就很快活。園子仿佛有了生氣。而且倘使那陣風強勁峭厲，從遠地方吹來的話，它給你帶來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他矜持的態度之下，咂摸到一種淒涼哀怨的心緒，為他平時用快活的性情以及他明知是無聊的活動遮蓋著的。為什麼他不把自己解放出來呢？像他這樣的人不是極配過一種活動的，有益的生活嗎？——他推說父親疼他，捨不得他離開。克利斯朵夫說他父親精神飽滿，不需要他支持，這種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個兒過活，沒有權利把他犧牲。他可替父親辯護，為了孝心而扯謊，說並非他強留他在家裡，而是他不忍心離開他。——這句話有一部分也是實在的。對於他，對於他的父親，對於一切他周圍的人，仿佛現狀得永遠繼續下去，絕不能有所變更。他有一個哥哥，已經結了婚，認為他代替他侍奉父親是極自然的。他自己也只關心孩子。他疼愛他們的程度是絕對不讓他們自主。為他，尤其是為他的妻子，這種愛變成一種自願的枷鎖，束縛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動：似乎有了孩子以後，個人的生活就完了，應當永遠放棄自己的發展。那個活潑，聰明，年輕的男子，已經在計算退休之前還得做多少年工作。——這一般好人甘心情願讓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氣消磨淨盡；而重視家庭的空氣在法國是那麼濃厚，簡直教人喘不過氣來，尤其因為家庭已經減縮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個孩子。所謂感情只是一種畏縮的，一把死抓的愛，好似一個吝嗇鬼緊緊抓著手裡的黃金一樣。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對賽麗納更感興趣的偶然的事，讓他看到了法國人這種感情的狹窄，對於生活的畏縮，連自己分內的東西都不敢拿下來。

  哀斯白閒有一個年紀小十歲的兄弟，也是工程師。像不少中產階級的人一樣，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藝術，一方面又怕影響他布爾喬亞的前途。其實這也算不了難題，現在多數的藝術家都把這問題解決了，並沒冒什麼危險。可是一個人總得有志願，而這一點毅力就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第一，他們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願，而小康的生活慢慢地穩定之後，他們也就毫無反抗毫無聲息的聽其自然了。當然我們不責備他們，倘使本來可以成為安分守己的布爾喬亞，那自然不必做一個不入流的藝術家。不幸他們的幻滅往往在胸中留下一點憤懣的情緒：一個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在我身上死了[52]！平時一個人用所謂「達觀」勉強把這種情緒遮蓋著，但生活的確是給破壞了，只要到時間的磨蝕和新的煩惱把舊恨抹掉為止。這便是安特萊·哀斯白閒的情形。他很想從事於文學；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執，要他像自己一樣投身於科學界。安特萊人很聰明，對於科學——或者文學——都還有中等的天分；他沒有把握能成為一個藝術家，可是的確有把握能成為一個布爾喬亞；於是他讓步了，先是暫時的（大家該明白所謂暫時是什麼意思）順從了哥哥的意志，進了中央工程學校；考進去的名次不高，出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從此他就幹著工程師這一行，很認真，但毫無興趣。當然，經過了這一番，他的一些藝術天分都喪失完了；所以他提到這事老帶著自嘲自諷的口吻。

  「而且，」他說——（克利斯朵夫一聽就聽出奧里維的悲觀氣息），——「人生也不值得你為了錯失一個前程而煩惱。多一個或少一個不高明的詩人有什麼相干！」

  弟兄倆很相愛；他們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機。過去兩人都是特萊弗斯黨。但安特萊受了工團運動的吸引，是個反軍國主義者；而哀里卻是愛國主義者。

  有時安特萊來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跟安特萊談不到有什麼好感。安特萊一開口只會怨天尤人，——那是夠討厭的了；同時他也不聽克利斯朵夫說的話。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實表示他的訪問是多餘的；對方卻並不介意，似乎根本沒有發覺。終於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的留神著樓下的花園而不大理會他的說話，才明白了這個謎。他當場揭穿了；安特萊也老實承認他是認識夏勃朗小姐的，他來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確是為了他。話一多，他又說出他們兩人已經有長久的友誼，也許還不止是友誼。哀斯白閒一家跟少校他們是多年的舊交，一度非常親密，後來為了政見而疏遠了，從此不再往來。克利斯朵夫認為這是荒謬的。難道他們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繼續相敬相愛嗎？安特萊分辯說，他當然是胸襟寬大的，可是對於兩三個問題他不能容忍別人的意見跟他的相反，例如特萊弗斯事件。說到這兒，他就不講理了。那是當時的風氣。克利斯朵夫知道這種風氣，也就不跟他爭；但他追問這件事是不是沒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長地久的保持下去，牽連到我們的曾孫玄孫。安特萊聽著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問話，卻轉過話題來讚美賽麗納·夏勃朗，指責那父親的自私，說他不該把女兒為自己犧牲。

  「要是你愛他而他也愛你的話，你為什麼不娶他呢？」克利斯朵夫問。

  於是安特萊抱怨賽麗納是個教會派。克利斯朵夫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說那是奉行宗教儀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侶。

  「那對你有什麼相干？」

  「我不願意我的妻子屬於我以外的人。」

  「怎麼！你甚至對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嗎？那麼你比那個少校更自私了。」

  「你這是唱高調。你自己會娶一個不喜歡音樂的太太嗎，你？」

  「我已經有過這經驗了！」

  「兩人思想不同，怎麼能一起過日子？」

  「丟開你的思想罷！我可憐的朋友，一個人戀愛的時候，什麼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愛的女人像我一樣的愛音樂，對我有什麼作用？為我，他本身就是音樂！一個人像你一樣有機會愛上一個姑娘而他也愛你的時候，那麼讓他相信他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嗎？歸根結底，你們倆的思想都同樣的有價值。世界上只有一條真理：就是相愛。」

  「你這是說的詩人的話。你沒看到人生。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婦，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們相愛不深。一個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麼。」

  「意志並不是萬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結婚也不能。」

  「讓我聽聽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萊便說出他的顧慮：自己地位還沒有穩固，沒有財產，身體不好。他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權利結婚。那是多麼重大的責任！……會不會造成你所愛的人的不幸？會不會使你自己痛苦？——何況將來還有兒女問題……最好還是等一等再說，——或者是根本放棄。

  克利斯朵夫聳聳肩膀：「你的愛原來是這種方式的！如果他真有愛情，他一定很高興為愛人鞠躬盡瘁。至於兒女，你們法國人真是可笑。你們要有把握使他們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不吃一點苦的時候，才肯把他們放到世界上來……見鬼！那跟你們有什麼相干？你們只要給他們生命，使他們愛生命，有保衛生命的勇氣就得了。其餘的……他們活也罷，死也罷……那是各人的命運。難道放棄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運氣更好嗎？」

  克利斯朵夫這種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萊感動了，可是不能使他下決心。他說：

  「是的，也許……」

  但他至此為止。像其餘的人一樣，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願不能有行動的軟癱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掃蕩這種麻痹狀態，那是他在大多數的法國朋友身上見到的；而奇怪的是他們儘管無精打采，卻照舊不辭勞苦的，甚至於很興奮地，忙著自己的工作。他在各個不同的中產社會裡遇到的幾乎全是牢騷滿腹的人，厭惡秉政的當局跟他們腐敗的思想，對於他們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覺得憤懣。而這並非個人的怨望，並非某些人或某個階級被剝奪了政權與活動而發的牢騷，例如精力無處發泄的免職的公務員，或是躲在田莊上，像受傷的獅子般坐以待斃的貴族階級的苦悶。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潛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軍隊裡，司法界裡，大學裡，辦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機構中間，到處都有這種情緒。可是他們毫無動作。他們先就灰心了，老說著：「無法可想，無法可想。」

  於是他們戰戰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談話，迴避著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難所。

  要是他們僅僅脫離政治活動倒也罷了。但就在日常行動的範圍里，那些老實人也都不願意有所行動。他們含羞忍辱，跟他們瞧不起的壞蛋來往，避免和這批人鬥爭，認為是沒用的。譬如說，克利斯朵夫所認識的那些藝術家，音樂家，為什麼一聲不出的讓輿論界的小丑教訓他們呢？其中有的是愚蠢無比的傢伙，鬧過多少大眾皆知的，不學無術的笑話，而仍被認為大眾皆知的權威。他們的文章跟書連寫都不是自己寫的；他們雇著書記；而那些可憐的餓鬼，為了衣食妻孥連出賣靈魂都願意，倘使他們有靈魂的話。這種情形在巴黎是公開的秘密。可是壞蛋繼續高高在上的統治著，傲慢不遜的對待藝術家。克利斯朵夫讀到他們某些評論，簡直氣得直嚷：

  「噢！這股膿包！」

  「你罵誰呀？」奧里維問。「老是罵節場上的那些鬼東西嗎？」

  「不，我是罵老實人。壞蛋們扯謊，搶劫，盜竊，兇殺：那是他們的本行。可是其餘的人，一方面鄙薄壞蛋，一方面讓壞蛋作惡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輿論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學問的批評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戲弄的人，不是因為膽怯，因為怕連累自己，或是因為存著可恥的心和敵人默契，免得受到攻擊，——如果不是為了這些理由而不聲不響的縱容那些醜類，如果不讓他們假借自己的名義與友誼做護身符，那麼這種無恥的勢力自然站不住的。無論什麼事都是同樣的毛病。我碰到過幾十個正派的人，提到某個人的時候都說：『他是個混帳東西。』可是沒有一個不稱呼他『親愛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們都說：『這種人太多了！』——是的，奴顏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們怎麼辦呢？」

  「你們自己去當警察呀！等什麼？等老天來替你們處理嗎？你瞧，這一回雪已經下了三天，把你們的街道壅塞了，把你們的巴黎弄成了一個泥窪。你們又幹些什麼？你們罵市政當局把你們丟在泥湫里。可是你們有沒有試過想爬出來呢？真叫作天曉得！你們抱著胳膊發愣，連自掃門前雪的勇氣都沒有。沒有一個人是盡責的，政府不盡政府的責任，私人不盡私人的責任：只互相推諉一陣了事。幾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養成了你們什麼都不親自動手的習慣，你們在等待奇蹟出現之前，只會扯著脖子望著天。可是只有你們肯下決心行動，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蹟。你瞧，奧里維，你們的聰明跟品德盡夠拿來轉讓給別人；可是你們缺少熱血。第一應當由你來發動。你們的病既不在頭腦，也不在心，而是在於你們的生機。它溜走了。」

  「那有什麼辦法？得等它回來啊。」

  「先要有志願希望它回來！聽見沒有：要有志願！為這一點，第一得吸收新鮮的空氣。一個人既然不願意走出家門，至少應當把他的屋子收拾乾淨。你們卻是讓節場上的烏煙瘴氣把瘟疫帶到家裡來。你們的藝術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們卻垂頭喪氣，連憤怒的情緒都鼓動不起來，差不多已經不以為奇了。這些荒唐的老實人中間，有幾個嚇壞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錯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對的。你們《伊索伯》雜誌的同人自命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兒碰到些可憐的青年，對於心裡明明不喜歡的藝術，嘴上承認是喜歡的。他們因為像綿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沒有樂趣，也讓自己麻醉了：結果他們在自騙自的情形之下煩悶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像一陣風搖著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闖進那般游移不決的人堆里去。他並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他們，只給他們一些毅力，要他們敢於有自己的思想。他說：

  「你們太謙卑了。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神經衰弱性的懷疑。寬容是可以的，而且是應當的。但絕不能懷疑你所信為善與真的東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應當保護。不問我們的力量怎麼樣，切不可退讓。在這個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強大的人同樣有一種責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勢。別以為單槍匹馬的反抗是白費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種力量。你們近年來已經看到好幾個例子，政府和輿論都不得不顧慮到一個正人君子的意見來處理一件事情，而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種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開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們問我，辛辛苦苦費這許多力量有什麼用，奮鬥有什麼用……那麼我告訴你們：——因為法蘭西已經奄奄一息了——因為歐羅巴也奄奄一息了——因為我們的文明，人類以幾千年的痛苦締造起來的文明要崩潰了，要是我們不奮鬥的話。國家遭了危險，歐羅巴這個大國遭了危險，——尤其是你們的，你們的法蘭西小國，被你們的麻木不仁給扼殺了。它就死在你們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們每一縷隱忍的思想中，死在你們每一個人貧弱的意志中，死在你們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來罷！應當生活！是的，要是你們非死不可，也得站起來死。」

  最困難的還不在於要他們行動，而在於要他們共同行動。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絕對勸不醒的。他們互相抱怨。最優秀的人是最固執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裡就看到這種例子。法列克斯·韋爾，工程師哀斯白閒，少校夏勃朗，三個人彼此都不聲不響的抱著敵意。可是在不同的政黨或不同的民族旗幟之下，他們所願望的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韋爾先生和少校有許多地方可以意見相投。那個埋頭書本，終年在思想中過生活的韋爾先生，原來對軍事問題興趣非常濃厚：這種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書生本色的老人崇拜著拿破崙，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時代那首史詩的紀念物和書籍，都搜羅在家裡。韋爾像同時代的多少人一樣，被那顆煊赫的太陽的遙遠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當年的戰役，把它們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軍的步驟；他是學士院與大學裡的那一派室內戰略家，不是解釋奧斯丹列玆一仗，便是糾正滑鐵盧一役的錯誤。對於這種拿破崙迷，他第一個會詼謔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為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著遊戲的小孩子。有些軼事甚至會使他流眼淚：他一發覺自己這樣的動感情，便笑彎了腰，把自己叫作蠢老兒。其實，他的迷拿破崙並非為了愛國，乃是為了愛好奇妙的故事，愛好空中樓閣的活動。他的確是個愛國分子，比許多純血種的法國人更愛法國。法國的反猶太主義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國的猶太人，打擊他們對法國的感情：這種行為簡直愚蠢透了。一個家庭過了兩三代以後，必然愛它居住的鄉土；而猶太人除此以外還有特殊的理由，愛好這個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進最自由的民族。因為他們近百年來就在幫助這個民族往那個方向走，而所謂自由，一部分也是他們的成績。所以看到什麼封建勢力威脅自由的時候，他們就會起來保衛它。破壞歸化法國的民族與法國之間的感情，——有一群該死的瘋子就希望這樣，——等於幫助自己的敵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這一類頭腦不清的愛國主義者，受著報紙的恐嚇，以為所有定居在法國的外國民族都是潛伏的敵人；而他們雖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認自己的民族有兼收並蓄、同化外來民族的泱泱大國的氣度。所以夏勃朗認為對於二層樓上的房客是不應當理睬的，儘管心裡很願意認識他。另一方面，韋爾先生也很高興和軍官談談；但他知道對方的那一套國家主義，也就有點兒瞧不起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對韋爾先生感到興趣。但他看著不公平的態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擊韋爾，他就跟他爭辯。

  有一天，少校照例嘰嘰咕咕的詛咒現狀，克利斯朵夫和他說：「這得怪你們自己。你們全是往後退的。只要法國有什麼事情不行，你們便逞著自己的脾氣，吵吵嚷嚷的辭職了。仿佛你們把自己認輸當做是有面子的。這樣高興打敗仗的人，從來沒見過。你是軍人，請你告訴我，難道這能算一種作戰的方式嗎？」

  「不是作戰的問題，」少校回答，「我們不能拿法國做犧牲品而互相廝殺。但在這一類的鬥爭裡頭，就得說話，辯論，投票，跟多少無賴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辦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見得多了嗎？」

  「非洲的玩意兒哪有這些事情醜惡！在那邊我們可以砍掉他們的腦袋！並且要戰鬥，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擊手。這兒我是孤掌難鳴。」

  「可是好人並不少啊。」

  「在哪兒？」

  「到處都是。」

  「那麼他們在幹什麼？」

  「跟你一樣，他們一事不做，說是無法可想。」

  「至少舉出一個人來。」

  「豈止一個，我隨便就可以舉出三個，而且都跟你住著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說出韋爾先生，——少校聽了直嚷，——哀斯白閒夫婦，——他簡直跳起來了：「那個猶太人嗎？那些特萊弗斯黨嗎？」

  「特萊弗斯黨？那有什麼關係？」

  「就是他們把法國斷送了的。」

  「他們跟你一樣的愛法國。」

  「要是真的，那麼他們都是瘋子，害人的瘋子。」

  「一個人不能對敵人公平一點嗎？」

  「跟那般明槍交戰的，光明磊落的敵人，我當然能夠。你瞧，現在我就在跟你這個德國人談話。我看得起德國人，雖然心裡很希們有朝一日能把我們吃的虧加利奉還他們。可是你說的那些內奸，情形就不同了，他們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觀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義……」

  「對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紀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彈一樣。那有什麼辦法呢？戰爭在進化啊。」

  「好吧。那麼別扯謊，咱們就說這個是戰爭。」

  「要是有個共同的敵人來威脅歐洲，難道你不跟德國人聯盟嗎？」

  「那我們在中國已經實行過了[53]。」

  「你向四下里瞧瞧罷！你的國家，所有我們的國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義上，不是都受到威脅嗎？它們不是都給抓在政治冒險家跟思想冒險家的手裡嗎？對付這個共同的敵人，你們不是應該和你們的有魄力的敵人攜手嗎？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看不見事情的真相？你所謂的敵人，無非是些擁護一種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種理想就是一種力！這是你不能否認的；在最近一次的鬥爭中，是你們對手方面的理想把你們打敗了。與其為了反對那個理想而浪費你們的精力，幹嗎不把那個理想跟你們的放在一起，去對付一切理想的公敵，對付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對付侵蝕歐洲文明的蠹蟲？」

  「先得知道為了誰？為了促成我們敵人的勝利嗎？」

  「你們在非洲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你們打仗是為了一個王還是為了共和國。我看你們之中好多人都沒想到什麼共和國吧？」

  「他們不管這些。」

  「好吧！可是法蘭西已經沾了光。你們的征戰是為了它，也是為了你們。現在你們也得這樣干！擴大戰鬥的陣營。別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細故而互相傾軋。那是些無聊的事。你們的民族是教會的代表也罷，是理性的代表也罷，都無關緊要。第一得教你們的民族活著！凡是能激發生機的都是好的。敵人只有一個，便是貪圖享樂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乾了，攪溷了。你們得把力量，光明，豐滿的愛，犧牲的歡樂，儘量激發起來。永遠不能教別人代庖。你們得自己來干，干，你們得聯合起來！……」

  他說著在鋼琴上奏起《合唱交響樂》[54]中那段《降b調進行曲》的開頭的幾節。

  「你知道，」他停下來說，「如果我是你們的音樂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呂諾[55]，我要替你們把《公民執戈前驅》，《國際歌》，《亨利四世萬歲》，《神佑法蘭西》等等，一齊放在一闋合唱交響樂里，——（你聽，就像這種派頭，）……——我要替你們做一盤大雜燴塞在你們嘴裡！那當然是怪味道——（也不見得比他們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擔保，你們吃下去肚子裡會熱騰騰的冒出火氣來；你們非有所行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