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冊譯者弁言[1]

  在全書十卷中間，本冊所包括的兩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因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長的途中，而青年成長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曖昧、矛盾、騷亂的歷史。頑強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頑強的和年代久遠的傳統與民族性拘囚在樊籠里。它得和社會奮鬥，和過去的歷史奮鬥，更得和人類固有的種種根性奮鬥。一個人唯有在這場艱苦的戰爭中得勝，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難關而踏上成人的大道。兒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質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還有最悲壯的是現在的自我和過去的自我衝突：從前費了多少心血獲得的寶物，此刻要費更多的心血去反抗，以求解脫。

  「這個時期正是他閉著眼睛對幼年時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時期。他恨自己，恨他們，因為當初曾經五體投地的相信了他們。——而這種反抗也是應當的。人生有一個時期應當敢不公平，敢把跟著別人佩服的敬重的東西——不管是真理是謊言——一概摒棄，敢把沒有經過自己認為是真理的東西統統否認。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見聞，使一個兒童把大量的謊言與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飽了，所以他若要成為一個健全的人，少年時期的第一件責任就得把宿食嘔吐乾淨。」

  是這種心理狀態驅使克利斯朵夫肆無忌憚地抨擊前輩的宗師，抨擊早已成為偶像的傑作，抉發德國民族底矯偽和感傷性，在他的小城裡樹立敵人，和大公爵衝突，為了精神的自由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依傍，終而至於亡命國外。（關於這些，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對於某些大作的攻擊，原作者在卷四底初版序文里就有簡短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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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強烈獷野的力在胸中衝撞奔突的騷亂，尚未成形的藝術天才掙扎圖求生長的苦悶，又是青年期底另外一支精神巨流。

  「一年之中有幾個月是陣雨的季節，同樣，一生之中有些年齡特別富於電力……

  「整個的人都很緊張。雷雨一天一天的醞釀著。白茫茫的天上布滿著灼熱的雲。沒有一絲風，凝集不動的空氣在發酵，似乎沸騰了。大地寂靜無聲，麻痹了。頭裡在發燒，嗡嗡的響著；整個天地等著那愈積愈厚的力爆發，等著那重甸甸的高舉著的錘子打在烏雲上面。又大又熱的陰影移過，一陣火剌剌的風吹過；神經像樹葉般發抖……

  「這樣等待的時候自有一種悲愴而痛快的感覺。雖然你受著壓迫，渾身難過，可是你感覺到血管裡頭有的是燒著整個宇宙的烈火。陶醉的靈魂在鍋爐里沸騰，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萬萬的生與死的種子都在心中活動。結果會產生些什麼來呢？……像一個孕婦似的，你的心不聲不響的看著自己，焦急的聽著臟腑的顫動，想道：『我會生下些什麼來呢？』」

  這不是克利斯朵夫一個人的境界，而是古往今來一切偉大的心靈在成長時期所共有的感覺。

  「歡樂，如醉如狂的歡樂，好比一顆太陽照耀著一切現在的與未來的成就，創造的歡樂，神明的歡樂！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唯有創造的生靈才是生靈。其餘的儘是與生命無關而在地下飄浮的影子……

  「創造，不論是肉體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總是脫離軀殼的樊籠，捲入生命的旋風，與神明同壽。創造是消滅死。」

  瞧，這不是貝多芬式的藝術論麼？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觀麼？現代的西方人是從另一途徑達到我們古諺所謂「物我同化」的境界的，譯者所熱誠期望讀者在本書中有所領會的，也就是這個境界。

  「創造才是歡樂」，「創造是消滅死」，是羅曼·羅蘭這闋大交響樂中的基調；他所說的不朽，永生，神明，都當作如是觀。

  我們尤須牢記的是，切不可狹義地把《克利斯朵夫》單看作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底傳記。藝術之所以成為人生底酵素，只因為它含有豐滿無比的生命力。藝術家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模範，只因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較最完全的一個。而所謂完全並非是圓滿無缺，而是顛撲不破地、再接再勵地向著比較圓滿無缺的前途邁進的意思。

  然而單用上述幾點籠統的觀念還不足以概括本書的精神。譯者在第一冊卷首的獻辭和這段弁言底前節里所說的，只是《克利斯朵夫》這部書屬於一般的、普泛的方面。換句話說，至此為止，我們的看法是對一幅肖像畫的看法：所見到的雖然也有特殊的徵象，但演繹出來的結果是對於人類的一般的、概括式的領會。可是本書還有另外一副更錯雜的面目：無異一幅巨大的歷史畫，——不單是寫實的而且是象徵的，含有預言意味的。作者把整個十九世紀末期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民族史、藝術史來做這個新英雄底背景。於是本書在描寫一個個人而涉及人類永久的使命與性格以外，更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時期的歷史性。

  最顯著的對比，在卷四與卷五中占著一大半篇幅的，是德法兩個民族的比較研究。羅曼·羅蘭使青年的主人翁先對德國作一極其嚴正的批判：

  「他們耗費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調和的事情加以調和。特別從德國戰勝以後，他們更想來一套令人作惡的把戲，在新興的力和舊有的原則之間覓取妥協……吃敗仗的時候，大家說德國是愛護理想。現在把別人打敗了，大家說德國就是人類的理想。看到別的國家強盛，他們就像萊辛一樣的說：『愛國心不過是想做英雄的傾向，沒有它也不妨事』並且自稱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頭了，他們便對於所謂『法國式』的理想不勝輕蔑，對什麼世界和平，什麼博愛，什麼和衷共濟的進步，什麼人權，什麼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並且說最強的民族對別的民族可以有絕對的權利，而別的民族，就因為弱，所以對它絕對沒有權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觀念的化身，它的進步是用戰爭，暴行，壓力，來完成的……」（在此，讀者當注意這段文字是在本世紀初期寫的。）

  儘量分析德國民族以後，克利斯朵夫便轉過來解剖法蘭西了。卷五用的「節場」這個名稱就是含有十足暴露性的。說起當時的巴黎樂壇時，作者認為「只是一味的溫和，蒼白，麻木，貧血，憔悴……」又說那時的音樂家「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賦他們都齊備，——只少一樣：就是強烈的生命。」

  「克利斯朵夫對那些音樂界的俗物尤其感到噁心的，是他們的形式主義。他們之間只討論形式一項。情操，性格，生命，都絕口不提！沒有一個人想到真正的音樂家是生活在音響的宇宙中的，他的歲月就寄於音樂的浪潮。音樂是他呼吸的空氣，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靈本身便是音樂；他所愛，所憎，所苦，所懼，所希望，又無一而非音樂……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強度來測量的，藝術這個殘缺不全的工具也不過想喚引生命罷了。但法國有多少人想到這一點呢？對這個化學家式的民族，音樂似乎只是配合聲音的藝術。它把字母當作書本……」

  等到述及文壇、戲劇界的時候，作者所描寫的又是一片頹廢的氣象，輕佻的癖習，金錢的臭味。詩歌與戲劇，在此拉丁文化底最後一個王朝里，卻只是「娛樂的商品」。籠罩著知識階級與上流社會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氣：

  「豪華的表面，繁囂的喧鬧，底下都有死的影子。」

  「巴黎的作家都病了……但在這批人，一切都歸結到貧瘠的享樂。貧瘠，貧瘠。這就是病根所在。濫用思想，濫用感官，而毫無果實……」

  對此十九世紀底「世紀末」現象，作者不禁大聲疾呼：

  「可憐蟲！藝術不是給下賤的人享用的下賤的芻秣。不用說，藝術是一種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艱苦的奮鬥去換來，等到『力』高歌勝利的時候才有資格得到藝術的桂冠……你們沾沾自喜的培養你們民族的病，培養他們的好逸惡勞，喜歡享受，喜歡色慾，喜歡虛幻的人道主義，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們簡直是把民族帶去上鴉片煙館……」

  巴黎的政界，婦女界，社會活動的各方面，卻逃不出這腐化的氛圍。然而作者並不因此悲觀，並不以暴露為滿足，他在苛刻的指摘和破壞後面早就潛伏著建設的熱情。正如克利斯朵夫早年的劇烈抨擊古代宗師，正是他後來另創新路的起點。破壞只是建設底準備。在此德法兩民族底比較與解剖下面，隱伏著一個偉大的方案：就是以德意志的力救濟法蘭西的萎靡，以法蘭西的自由救濟德意志的柔順服從，西方文化第二次的再生應當從這兩個主要民族底文化交流中發軔。所以羅曼·羅蘭使書中的主人翁生為德國人，使他先天成為一個強者，力的代表（他的姓克拉夫脫在德文中就是力的意思）；秉受著古弗拉芒族底質樸的精神，具有貝多芬式的英雄意志，然後到萊茵彼岸去領受纖膩的、精煉的、自由的法國文化底洗禮。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獷，但是兩者匯合融合之下，倒能產生一個理想的新文明。克利斯朵夫這個新人，就是新人類底代表。他的最後的旅程，是到拉斐爾底祖國去領會清明恬靜的意境。從本能到智慧，從粗獷的力到精煉的藝術，是克利斯朵夫前期的生活趨向，是未來文化——就是從德國到法國——底第一個階段。從血淋淋的戰鬥到平和的歡樂，從自我和社會的認識到宇宙的認識，從擾攘騷亂到光明寧靜，從多霧的北歐越過了阿爾卑斯，來到陽光絢爛的地中海，克利斯朵夫終於達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觸到了生命底本體，握住了宇宙底真如，這才是最後的解放，「與神明同壽」！義大利應當是心靈底歸宿地。（卷五末所提到的葛拉齊亞便是義大利底化身。）

  尼采底查拉圖斯脫拉現在已經具體成形，在人間降生了。他帶來了鮮血淋漓的現實。托爾斯泰底福音主義的使徒只成為一個時代底幻影，煙霧似的消失了，比「超人」更富於人間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克利斯朵夫，應當是人類以更大的苦難、更深的磨鍊去追求的典型。

  這部書既不是小說，也不是詩，據作者的自白，說它有如一條河。萊茵這條橫貫歐洲的巨流是全書底象徵。所以第一卷第一頁第一句便是極富於音樂意味的、包藏無限生機的「江聲浩蕩……」

  對於一般的讀者，這部頭緒萬端的迷宮式的作品，一時恐怕不容易把握它的真際，所以譯者謙卑地寫這篇說明作為引子，希望為一般探寶山的人做一個即使不高明、至少還算忠實的嚮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