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查皮羅多盛衰記

  譯者序

  一八四六年十月，本書初版後九年，巴爾扎克在一篇答覆人家的批評文章中提到：

  「賽查?皮羅多在我腦子裡保存了六年，只有一個輪廓，始終不敢動筆。一個相當愚蠢相當庸俗的小商店老闆，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只代表我們經常嘲笑的巴黎零售業：這樣的題材要引起人的興趣，我覺得毫無辦法。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應當把這個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個絕頂誠實的象徵。」

  於是作者就寫出一個在各方面看來都極平凡的花粉商，因為抱著可笑的野心，在興旺發達的高峰上急轉直下，一變而為傾家蕩產的窮光蛋；但是「絕頂誠實」的德性和補贖罪過的努力，使他的苦難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黃金時代原是他倒霉的起點，而最後勝利來到的時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終局。這麼一來，本來不容易引起讀者興趣的皮羅多，終究在《人間喜劇》[1]的舞台上成為久經考驗，至今還沒過時的重要角色之一。

  鄉下人出身的賽查?皮羅多，父母雙亡，十幾歲到巴黎謀生。由於機會好，也由於勤勤懇懇的勞動，從學徒升到店員，升到出納，領班夥計，最後盤下東家的鋪子，當了老闆。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太太既賢惠，女兒也長得漂亮；家庭里融融泄泄，過著美滿的生活。他掙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業，打算再過幾年，等女兒出嫁，把鋪子出盤以後，到本鄉去買一所農莊來經營，就在那裡終老。至此為止，他的經歷和一般幸運的小康的市民沒有多大分別。但他年輕的時候參加過一次保王黨的反革命暴動，中年時代遇到拿破崙下台，波旁王朝復辟，他便當上巴黎第二區的副區長。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給他榮譽團勳章。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擺脫花粉商的身份，踏進上流社會去了。他擴充住宅，大興土木，借慶祝領土解放為名開了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同時又投資做一筆大規模的地產生意。然後他發覺跳舞會的代價花到六萬法郎，預備付地價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證人捲逃。債主催逼，借貸無門，只得「交出清帳」，宣告破產。接著便是一連串屈辱的遭遇和身敗名裂的痛苦：這些折磨，他都咬緊牙關忍受了，因為他想還清債務，爭回名譽。一家三口都去當了夥計，省吃儉用，積起錢來還債。過了幾年，靠著親戚和女婿的幫助，終於把債務全部了清，名譽和公民權一齊恢復；他卻是筋疲力盡，受不住苦盡甘來的歡樂，就在女兒簽訂婚約的宴會上中風死了。

  巴爾扎克把這齣悲喜劇的教訓歸納如下：

  「每個人一生都有一個頂點，在那個頂點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產生效果。這是生命的中午，活躍的精力達到了平衡的境界，發出燦爛的光芒。不僅有生命的東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業，事業，也無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貴的種族一樣，都經過誕生，成長，衰亡的階段。……歷史把世界上萬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訴人們什麼時候應當急流勇退，停止活動……賽查不知道他已經登峰造極，反而把終點看作一個新的起點……結果與原因不能保持直接關係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稱的時候，就要開始崩潰：這個原則支配著民族，也支配著個人。」[2]

  這些因果關係與比例的理論固然很動聽，但是把人脫離了特定的社會而孤立起來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面的，絕不能說明興亡盛衰的關鍵。資本主義的商業總是大魚吃小魚的殘酷鬥爭，賽查不過是無數被吞噬的小魚之中的一個罷了。巴爾扎克在書里說：「這裡所牽涉的不止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整個受苦的人群。」這話是不錯的，但受苦的原因絕不僅僅在於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夠，或者野心過度，不知道急流勇退等等，而主要是在於社會制度。巴爾扎克說的「受苦的人群」，當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註定要逐漸淪為無產者的那個階層。作者在這本書里寫的就是這般可憐蟲如何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裡掙扎：為了不被人吃，只能自己吃人；要沒有能力吃人，就不能不被人吃。他說：「在有些人眼裡，與其做傻瓜，寧可做壞蛋。」傻瓜就是被吃的人，壞蛋就是有足夠的聰明去吃人的人。個人的聰明才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有作用。從表面看，賽查要不那麼虛榮，就不會顛覆。可是他的叔岳不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商人麼？不是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的麼？但他一輩子都戰戰兢兢，提防生意上的風浪，他說：「一個生意人不想到破產，好比一個將軍永遠不預備吃敗仗，只算得半個商人。」既然破產在那個社會中是常事，無論怎樣的謹慎小心也難有保障，可見皮羅多的虛榮，野心，糊塗，莽撞等等的缺點，只是促成他災難的次要因素。即使他沒有遇到羅甘和杜?蒂埃這兩個騙子，即使他聽從了妻子的勸告，安分守己，太平無事的照原來的計劃養老，也只能說是僥倖。比勒羅對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看法。何況虛榮與野心不正是剝削社會所鼓勵的麼？爭權奪利和因此而冒的危險，不正是私有制度應有的現象麼？

  而且也正是巴爾扎克，憑著犀利的目光和高度寫實的藝術手腕，用無情的筆觸在整部《人間喜劇》中暴露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實。尤其這部《賽查?皮羅多盛衰記》的背景完全是一幅不擇手段，攫取財富的醜惡的壁畫。它帶著我們走進大小商業的後台，叫我們看到各色各種的商業戲劇是怎麼扮演的，掠奪與併吞是怎麼進行的，競爭是怎麼回事，掮客發生什麼作用，報紙上的商業GG又是怎樣誕生的……所有的細節都歸結到一個主題：對黃金的饑渴。那不僅表現在皮羅多身上，也表現在年輕的包比諾身上；連告老多年的拉貢夫妻，以哲人見稱的比勒羅叔叔，都不免受著誘惑，幾乎把養老的本錢白白送掉。壞蛋杜?蒂埃發跡的經過，更是集卑鄙齷齪，喪盡天良之大成。他是一個典型的「冒險家」，「他相信有了錢，一切罪惡就能一筆勾銷」，作者緊跟著加上一句按語：「這樣一個人當然遲早會成功的。」在那個社會裡，不但金錢萬能，而且越是陰險惡毒，越是沒有心肝，越容易飛黃騰達。所謂銀行界，從底層到上層，從掌握小商小販命脈的「羊腿子」起，到亦官亦商，操縱國際金融的官僚資本家紐沁根和格萊弟兄，沒有一個不是無惡不作的大大小小的吸血鬼。書中寫的主要是一八一六到一八二〇年間的事，那時的法國還談不上近代工業：蒸汽機在一八一四年還不大有人知道，一八一七年羅昂城裡幾家紡織廠用了蒸汽動力，大家當作新鮮事兒；大批的鐵道建設和真正的機械裝備，要到一八三六年後才逐步開始[3]。可是巴爾扎克告訴我們，銀行資本早已統治法國社會，銀行家勾結政府，利用開闢運河之類的公用事業大做投機的把戲，已經很普遍；交易所中偷天換日，欺騙訛詐的勾當，也和二十世紀的情況沒有兩樣。現代資本主義商業的黑幕，例如股份公司發行股票來騙廣大群眾的金錢，銀行用收回信貸的手段逼倒企業，加以併吞等等，在十九世紀初葉不是具體而微，而已經大規模進行了。杜?蒂埃手下的一個傀儡，無賴小人克拉巴龍，赤裸裸的說的一大套下流無恥的人生觀[4]和所謂企業界的內情，應用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是貼切的。克拉巴龍給投機事業下的一個精闢的定義，反映巴爾扎克在一百幾十年以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預見：——

  「花粉商道：『投機？投機是什麼樣的買賣？』——克拉巴龍答道：『投機是抽象的買賣。據金融界的拿破崙，偉大的紐沁根說……它能叫你壟斷一切，油水的影蹤還沒看見，你就先到嘴了。那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規劃，樣樣都用如意算盤打好的，反正是一套簇新的魔術。懂得這個神通的高手一共不過十來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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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蒂埃串通羅甘做的地產生意，自己不掏腰包，犧牲了皮羅多而發的一筆橫財，便是說明克拉巴龍理論的一個實例。怪不得恩格斯說：巴爾扎克「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6]。而《賽查?皮羅多盛衰記》這部小說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早在王政復辟時代，近代規模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在法國完全長成以前，資本主義已經長著毒瘡，開始腐爛。換句話說，巴爾扎克描繪了資產階級的凶焰，也寫出了那個階級滅亡的預兆。

  歷來懂得法律的批評家一致稱道書中寫的破產問題，認為是法律史上極寶貴的文獻。我們不研究舊社會私法的人，對這一點無法加以正確的估價。但即以一般讀者的眼光來看，第十四章的《破產概況》所揭露的錯綜複雜的陰謀，又是合法又是非法的商業活劇，也充分說明了作者的一句很深刻的話：「一切涉及私有財產的法律都有一個作用，就是鼓勵人勾心鬥角，儘量出壞主意。」——在這裡，正如在巴爾扎克所有的作品中一樣，凡是他無情的暴露現實的地方，常常會在字裡行間或是按語裡面，一針見血，挖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根，而且比任何作家都挖得深，挖得透。但他放下解剖刀，正式發表他對政治和社會的見解的時候，就不是把社會向前推進，而是往後拉了。很清楚，他很嚴厲的批判他的社會；但同樣清楚的是他站在封建主義立場上批判。他不是依據他現實主義的分析做出正確的結論，而是拿一去不復返的，被歷史淘汰了的舊制度作批判的標準。所以一說正面話，巴爾扎克總離不開封建統治的兩件法寶：君主專制和宗教，仿佛只有這兩樣東西才是救世的靈藥。這部小說的保王黨氣息還不算太重，但提到王室和某些貴族，就流露出作者的虔敬，讚美，和不勝懷念的情緒，使現代讀者覺得難以忍受。而凡是所謂「好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虔誠的教徒；比勒羅所以不能成為完人，似乎就因為思想左傾和不信上帝。陸羅神甫鼓勵賽查拿出勇氣來面對災難的時候，勸他說：「你不要望著塵世，要把眼睛望著天上。弱者的安慰，窮人的財富，富人的恐怖，都在天上。」當然，對一個十九世紀的神甫不是這樣寫法也是不現實的；可是我們清清楚楚感覺到，那個教士的思想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正是他安慰一切窮而無告的人，勸他們安於奴役的思想。這些都是我們和巴爾扎克距離最遠而絕對不能接受的地方。因為大家知道，歸根結底他是一個天才的社會解剖家，同時是一個與時代進程背道而馳的思想家。

  順便說一說作者和破產的關係。巴爾扎克十八九歲的時候，在一個訴訟代理人的事務所里當過一年半的見習書記，對法律原是內行。在二十六至二十九歲之間，他做過買賣，辦過印刷所，結果虧本倒閉，欠的債拖了十年才還清。他還不斷欠著新債，死後還是和他結婚只有幾個月的太太代為償還的。債主的催逼使他經常躲來躲去，破產的陰影追隨了他一輩子。這樣長時期的生活經驗和不斷感受的威脅，對於他寫《皮羅多》這部以破產為主題的小說，不能說沒有影響。書中那個嗇刻的房東莫利奈說的話：「錢是不認人的，錢沒有耳朵，沒有心肝。」巴爾扎克體會很深。

  本書除了暴露上層資產階級，還寫了中下層的小資產階級（法國人分別叫作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這個階層在法國社會中自有許多鮮明的特色與風俗，至今保存。巴爾扎克非常細緻生動的寫出他們的生活，習慣，信仰，偏見，庸俗，閉塞，也寫出他們的質樸，勤勞，誠實，本分。公斯當斯，比勒羅，拉貢夫妻，包比諾法官，以及皮羅多本人，都是這一類的人物。巴爾扎克在皮羅多的跳舞會上描寫他們時，說道：

  「這時，聖?但尼街上的布爾喬亞正在耀武揚威，把滑稽可笑的怪樣兒表現得淋漓盡致。平日他們就喜歡把孩子打扮成槍騎兵，民兵；買《法蘭西武功年鑑》，買《士兵歸田》的木刻……上民團值班的日子特別高興……他們想盡方法學時髦，希望在區公所里有個名銜。這些布爾喬亞對樣樣東西都眼紅，可是本性善良，肯幫忙，人又忠實，心腸又軟，動不動會哀憐人……他們為了好心而吃虧，品質不如他們的上流社會還嘲笑他們的缺點；其實正因為他們不懂規矩體統，才保住了那份真實的感情。他們一生清白，教養出一批天真本色的女孩子，刻苦耐勞，還有許多別的優點，可惜一踏進上層階級就保不住了」。[7]

  作者一邊嘲笑他們，一邊同情他們。最突出的當然是他對待主角皮羅多的態度，他處處調侃賽查，又處處流露出對賽查的寬容與憐憫，最後還把他作為一個「為誠實而殉道的商人」加以歌頌。

  倘若把瑪杜太太上門討債的一幕跟紐沁根捉弄皮羅多的一幕作一個對比，或者把皮羅多在破產前夜找克拉巴龍時心裡想的「他平民大眾的氣息多一些，說不定還有點兒心肝」的話思索一下，更顯出作者對中下階層的看法。

  所以這部作品不單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商業小說，而且還是一幅極有風趣的布爾喬亞風俗畫。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