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地獄的使者

  漢密爾頓擔心雷諾茲事件的影響的一個原因在於，有跡象表明美利堅合眾國很快就會與專橫的法國爆發戰爭了。如果美法衝突加劇，漢密爾頓有意承擔責任，因此不能承受哪怕一點兒醜聞。法國已經針對《傑伊條約》展開了報復，允許法國武裝民船扣押攜帶違禁品駛往英國的美國商船。這完全在許多共和黨人的意料之中。當拿破崙稱雄於法國軍界的時候，漢密爾頓幾乎不懷疑拿破崙的部隊會將專制主義傳遍歐洲。借用「亞美利庫斯（Americus）」之名，漢密爾頓在1797年就警告說，法國正「打著開啟民智、改革內政的幌子掩蓋征服其他民族的勃勃野心」。[1]漢密爾頓預計，法國將成為「一種恐怖力量和眾民族的禍水」。[2]

  就在宣誓就任總統之後不久，約翰·亞當斯獲悉，統治法國的五人執政內閣驅逐了新任美國公使查爾斯·平克尼，並發布有關交戰國的新命令，打擊美國海上商船。到春天的時候，法國已經捕獲了300多艘美國船隻。為了提升國內的士氣，漢密爾頓向國務卿皮克林建議進行一天全國祈禱，「以強化對抗中的宗教觀念」，幫助美國民眾「抵製法國侵略者以及他們所宣揚的無神論和無政府主義」。[3]除了將希望寄托在上蒼之外，漢密爾頓還提出其他一些更有力的措施，最主要的是組建一支新的海軍部隊和一支2500人的臨時部隊。漢密爾頓絕對不是一個好戰分子，他希望儘量採取外交手段。他建議小奧利弗·沃科特說：「我的意見是窮盡磋商談判手段，同時做好最壞的打算。」[4]他還對威廉·勞頓·史密斯說：「自身的堅固可以讓一切迎刃而解，而到處炫耀則會讓一切成為竹籃打水。」[5]「我的計劃永遠是既強調力量……又強調適度的。」[6]

  亞當斯總統決定做兩手準備：通過談判磋商保持美國中立國地位，同時積極擴充軍備以防談判失敗。他真誠地希望，能夠在親英的聯邦黨人和親法的共和黨人之間牽線搭橋。像亞當斯一樣，漢密爾頓也希望能通過外交手段保持與法國和平共處的局面，甚至可以按照《傑伊條約》的模式，締結一份商業性的條約。他為這個想法感到高興，他力促一個兩黨共同設立的三人委員會，並高姿態地提議讓老對手麥迪遜擔任談判代表：「麥迪遜先生必須親自去，其他人沒有什麼優勢。」[7]儘管受到聯邦黨內部的一些人極力反對，漢密爾頓依舊認為，缺少著名的共和黨人的任何代表團，都不會讓法國人產生信任。他也渴望喚起共和黨人的誠意，並表示出聯邦黨人為維護和平已經傾盡全力了。然而，漢密爾頓統領的亞當斯總統的三名內閣成員，皮克林、沃科特和麥克亨利，雖然被視為漢密爾頓的傀儡，但此時，他們卻堅決反對選擇一名共和黨人。沃科特的反應尤為激烈，他威脅說，如果亞當斯總統這樣做，他將立即辭職。不出漢密爾頓所料，麥迪遜對這次跨洋航行心懷恐懼，他和傑斐遜均拒絕加入訪問法國的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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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亞當斯政府遭遇首次危機後，漢密爾頓便開始回復來自國務卿、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的問題。他們尋求他的指導，並與他共享內閣內部文件。端坐在曼哈頓的律師辦公室中，漢密爾頓對費城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亞當斯對他們之間的聯絡充耳不聞。漢密爾頓最初的表現堪稱典範，他並沒有對亞當斯總統及其內閣說三道四。「我相信，現任行政部門地位穩固，」他告訴魯弗斯·金說，「如果不是被讒言所累，他也不需要謹慎行事。」[8]相比之下，副總統傑斐遜則已經在籌劃一場秘密戰爭，破壞亞當斯在法國人心中的形象。法國駐費城的領事約瑟夫·萊特貝在1797年春與傑斐遜舉行了4次秘密會晤，跟漢密爾頓與英國公使喬治·漢蒙德之間的會晤一樣，這些都是非官方的會談。萊特貝用傑斐遜的話向他在巴黎的上司匯報說：「亞當斯先生無能且多疑、剛愎自用，從不聽取他人的意見。」[9]傑斐遜向萊特貝預測，亞當斯只能任職一屆，並敦促法國進攻英國。傑斐遜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自己的不忠，他竟然建議法國以種種方式拒絕美國派往巴黎的使節：「耐心聆聽他們的想法，儘可能拖延談判，在會談時以謙恭有禮的態度平息他們的抱怨，最後用繁文縟節讓他們感到無可奈何。」[10]傑斐遜和其他一些共和黨人慫恿法國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站在他們一邊，由此最終導致了法國五人執政內閣對美國新政府的強硬態度。

  1797年5月16日，亞當斯總統向國會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文件，譴責法國驅逐查爾斯·平克尼，並跟蹤美國的艦船，斥責他們「在美國的胸口上製造創傷」。[11]他同時宣布了準備擴充海軍，支持發展民兵組織。在《黎明報》看來，這顯示出非常強烈的戰爭態度。在亞當斯發表意在追求和平的就職演說之後，該報圍繞亞當斯刊登了一篇社論：「依我們看，他是狐假虎威，恃勢凌人，他全副武裝，準備向地球上最強大的對手發出挑戰。」因此，亞當斯一定是英國利益的代理人，「我們認為，他把自己當成親英陣營的領隊，而不是美國人民的總統，他是作為喬治三世的代表在招兵買馬」。[12]

  為了回擊共和黨的庸俗不堪的論調，亞當斯提出了一項溫和的建議，宣布了派遣一個外交使團去巴黎的計劃。三人代表團將包括兩名南方的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和查爾斯·平克尼，還有一名北方的共和黨人——麻薩諸塞州的埃爾布里奇·格里，他一度是法國大革命的狂熱支持者。亞當斯對格里說：「法國當前的共和政府沒有領導法國的能力。費城街頭的積雪在陽光下只能存在一周，法國共和政府的壽命會更加短暫。」[13]漢密爾頓的意見與傳言中受制於他的內閣成員的觀點大不相同，他這次由衷地支持亞當斯。他對沃科特說，「我非常贊同政府在與法國的爭端方面所採取的措施」。[14]但他對使團可能達成的結局卻持有保留意見。他認為，亞當斯犯下了一個錯誤：沒有派遣一位南方的共和黨人。因為他們的參與會讓法國人相信，美國政府在談判前沒有做任何手腳。同時，他也懷疑法國官員能否尊重美國代表，他認為法國人是「降臨在這個地球上的最具野心也最可怕的暴君」，還指責共和黨人會「使我們匍匐在法國那些暴虐的不講原則的領導人的腳下」。[18]

  當美國的代表團成員於1797年8月抵達法國時，歡迎他們的是一位跛腳的外交部長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德塔列朗前些年遭政府遺棄，流亡費城時與漢密爾頓有過交往。在法國恐怖專政末期，德塔列朗恢復名譽回到法國。漢密爾頓知道他貪得無厭，把公職視為攫取財富的工具。這個憤世嫉俗的法國人有一次告訴他們共同的一位朋友說：「我覺得很奇怪，像他（漢密爾頓）這樣一位擁有出眾品質和天賦的人，竟然會從政府部門辭職，並且給出的理由是作為部長他無法賺到足夠多的錢養活八個孩子。」[16]在漢密爾頓回到紐約之後，一天晚上，德塔列朗在赴晚宴的途中瞥見律師辦公室的燭光中的漢密爾頓正在辛勤工作。他非常震驚地說：「我看到一個為整個國家賺取過財富的人正在為了養家餬口而通宵達旦地工作。」[17]在1797年7月擔任法國外交部長之後，他為那些唾手可得的戰利品感到高興。「我要好好利用這份工作，」他推心置腹地對一位朋友說，「我一定要從中賺取一大筆財富，真真切切的巨額財富。」[18]僅僅在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前兩年裡，德塔列朗便攫取了大約1300萬到1400萬法郎的財富。

  三個美國代表抵達巴黎的時候，拿破崙已經在義大利擊潰了奧地利軍隊。接著，9月初，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發動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政變，驅逐和逮捕了很多議員，關閉了40多家報刊。約翰·馬歇爾悲觀地對皮克林說：「現在，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那些對我們採取敵對措施，並激起我們抗議的人手中了。」[19]長期以來，腐敗一直是法國官員的通病，在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統治期間這種現象進一步惡化。當德塔列朗在10月份接見三位美國代表的時候，他在15分鐘的接見時間裡表現得謙恭得體。但是在此後的一個星期中，他們竟然沒有從他那裡收到任何信息。後來，德塔列朗說話的語氣也變得冷淡而生硬，他解釋說，五人執政內閣被亞當斯總統5月16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涉及法國的言論徹底激怒了。隨後，德塔列朗迫使三個美國代表與他的三個屬下交涉：瓊·康拉德·霍廷格爾（Jean Conrad Hottinguer）、皮埃爾·貝拉米（Pierre Bellamy）和盧西恩·豪特瓦爾（Lucien Hauteval），來自這三個人的外交信件分別被編為X、Y和Z，這是他們在被派往費城從事外交活動時使用的代號。通過這幾個屬下，德塔列朗提出了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亞當斯總統需要收回在其激烈而又強硬的演說中引起爭議的那部分內容，美國需向法國提供一筆貸款，甚至要求美國償付法國私掠船在掠奪美國船隻時造成的損失。德塔列朗的副官更是得寸進尺，要求美國人只有在交出數目可觀的賄賂之後才能開啟談判。德塔列朗玩著貓抓老鼠的遊戲，他一再推遲同美國代表的會談，以留出時間讓他的中間人榨取錢財。

  約翰·馬歇爾和查爾斯·平克尼無比憤慨，想立即結束磋商——平克尼公開表示抵抗，說：「寧可花費數百萬美元來修建防禦工事，也不會拿出一美分給法國人。」然而親法的埃爾布里奇·格里卻勸他們要有耐心。馬歇爾開始著手寫兩份長長的說明性文字寄給美國國務卿蒂莫西·皮克林，按照時間順序記敘了他們所遭受的屈辱。由於冬季沒有橫穿北大西洋的班船，美國代表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費城。在亞當斯等待結果的時候，傑斐遜依然挑撥離間，唆使法國拖延同美國代表的談判。「副總統依然在說，五人執政內閣要見風使舵才能獲取這裡的一切，並且他不停地跟我重複說道馬基雅維里的格言——『平心靜氣才能成就大事』。」萊特貝是這樣對他的法國上司講述的。[20]

  直到1798年3月4日，馬歇爾那具有爆炸性的敘述才擺到了亞當斯總統的桌子上。信件解密後，內容令人驚駭。這次任務是一場災難，帶給這個國家的只有屈辱。漢密爾頓了解到德塔列朗如何耍弄花招後，對皮克林說：「關於代表團的談判情況，我希望總統向參眾兩院傳達信息時既要心平氣和，又要態度嚴肅，但我們決不能妥協。」[21]漢密爾頓仍然不希望徹底關閉談判的大門，但他制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擴軍計劃。他告訴皮克林：「我們最好採取冷靜的反抗態度。」[22]

  亞當斯總統在國會發表政治講話，宣布代表團任務失敗，為避免激起民憤，他省略了談判期間發生的一些不快。他要求全方位軍事備戰，此時，共和黨人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他們給亞當斯打上了「好戰分子」的烙印，宣稱法國的表現要比亞當斯總統看到的好得多。傑斐遜副總統私下把亞當斯的演講稱為「一派胡言」。[23]1798年3月29日，漢密爾頓的老對手，維吉尼亞的威廉·布蘭奇·賈爾斯表示亞當斯隱藏了能夠表現出法國友好一面的文件，他和其他共和黨人要求公開外交文件的全部內容，眾議院表示支持。漢密爾頓非常高興，法國終於可以現出其本色了。美國人「應該知道法國政府對我們的代表團的所作所為，了解那個政府令人憎惡的腐敗行徑以及對金錢的巨大需求。這些事情如此令人難以置信，會讓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在知曉之後感到震驚」。[24]

  當XYZ的文件公開時，它們給聯邦黨人帶來了好運，約翰·亞當斯作為總統也達到了最高的受歡迎程度。儘管他沒有軍事背景，但他現在會戴著軍事徽章露面，並勸告他的支持者採取一種「為戰爭時刻準備著的態度」。[25]5月下旬，亞當斯與來自紐約的愛國者代表團共進晚餐，阿比蓋爾給每個人頒發了一個黑色絲帶結帽徽——這個帽徽成為支持亞當斯政府的象徵。羅伯特·特魯普在XYZ的信件公開之後說道，「這一活動產生了共和黨人所意想不到的效果，對法國統治者的憎惡情緒突然之間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爆發出來」。[26]國會迅速批准了加強東部沿海港口的防禦力量和擴大陸海軍的計劃。

  共和黨人想方設法對所發生的事情做出合理解釋。傑斐遜向麥迪遜發牢騷，說亞當斯在其「詐騙活動」中犯下了「誹謗法國政府罪」。[27]他也認同德塔列朗很可能組織設下敲詐勒索的圈套，但是「要說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知道其中的一切事情，這卻是既沒有被證明，也無法被證明的」。[28]隨著時間的推移，傑斐遜愈來愈確信「XYZ事件」是聯邦黨人策劃的一場騙局。整場鬧劇就是「約翰·馬歇爾烹調的一道菜，法國政府被誤認為是騙子」。[29]XYZ事件也並沒有促使麥迪遜重新評估法國大革命。聽到德塔列朗對美國代表團的所作所為之後，麥迪遜不能相信法國的外交部長竟會做出如此愚蠢的舉動。他認為「和解路上的最大絆腳石」是亞當斯總統，而非法國的執政內閣，並指責聯邦黨人使用「卑鄙的謾罵侮辱和造謠中傷」的手段煽動美國同法國的戰爭。[30]

  一些共和黨人的報紙則魯莽地因XYZ事件而遷怒於漢密爾頓。《黎明報》認為，這場失敗是由於漢密爾頓和德塔列朗的關系所致：「德塔列朗是人人皆知的反共和派人士……他是漢密爾頓先生和其他幾位舉足輕重的聯邦黨人的密友，很可能是由於德塔列朗發現了聯邦黨人對法國所抱有的敵意，才使那個國家的政府將我們視為趁火打劫的對象。」[31]這些評論肯定讓漢密爾頓難以接受。多年來，他一直指責法國背信棄義。XYZ事件已經確證了他的判斷，然而共和黨人不但不承認自身的錯誤反而強詞奪理地怪罪於他。

  像往常一樣，漢密爾頓將7篇報紙連載文章合併刊印出來，取名「立場（The Stand）」，在這本宣傳冊中，他主張組建一支更為龐大的軍隊打敗法國的入侵。在幾年前，可能同大不列顛爆發戰爭之時，漢密爾頓一直表現為願意妥協和磋商，以避免直接對抗。但是他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卻是會隨著情勢的變更而發生變化的，現在當法國可能變成交戰國時，他採取了一種遠比此前強硬的語氣。

  在「立場」的寫作中，漢密爾頓把槍口對準了為法國人的無禮行徑辯解的共和黨人：「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所有同胞的厭惡，毫無疑問，假以時日他們肯定會因為踐踏法律而受到公正處罰。」[32]傑斐遜認為，XYZ事件理應受到責備的是德塔列朗而非法國五人執政內閣。漢密爾頓無情地嘲笑了他，他指出，德塔列朗是這個世界上「最謹小慎微的人」，如果沒有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的支持，他絕不會做出這樣卑劣的行徑：

  這個可憐的藉口，恰恰暴露了說謊者的預謀，在所有事件上都在為法國開脫，讓人們屈服於暴行，服從法國的意志。作為專制的法國五人執政內閣的支持者，讓美國淪為法國統治下的一個省，可能就是那個煽動民眾、背信棄義的人的最終目標。[33]

  漢密爾頓對傑斐遜的想法感到憤怒是有理由的，但是要說傑斐遜想把美國變成法國的行省，或者他的想法屬於刑事犯罪，則確實有些過頭了，不禁讓人懷疑漢密爾頓是否在為自己受到的那些最惡毒攻擊尋求報復。

  《立場》那尖銳的口氣反映了美國在法國危機事件中出現的兩極分化。當時，美國民眾矛盾激化，傑斐遜告訴一位記者，「一輩子的親密至交在穿過馬路時把頭扭向一邊，唯恐彼此照面後不得不打招呼」。[34]漢密爾頓認為美國已經瀕臨內戰的狀態，這場戰爭將這個國家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似乎乘了聯邦黨人的東風，他們的運氣在當年秋季大選中得以改善，此前他們一直在參議院占據絕對優勢，現在又橫掃眾議院，甚至還獲得了南方各州的席位。然而，充足的權力也給聯邦黨人帶來危機，因為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缺乏必要的自制力，無法控制專制的衝動，為濫用權力埋下隱患。

  在直面美法可能發生的衝突之前，亞當斯必須先正視美國民眾對戰爭的矛盾心理。作為曾經的殖民地居民，他們一直以來惱怒於不得不給英國士兵提供補給，也還記得派來負責實施那些令人憎惡的法律的人的傲慢自大。美國獨立曾給民眾帶來美好的幻想，甚至以為美國從此將與戰爭絕緣，不需要再配常備軍隊。「在我們的獨立戰爭結束之時，」漢密爾頓寫道，「每一個人的眼前都跳動著永久和平的幻影。」[35]歷史學家戈登·伍德曾評論道：「既然戰爭是帝王的野心、膨脹的官僚作風以及專制君主的常備軍催生的，那麼清除君主專制就意味著清除了戰爭本身。」[36]相比之下，漢密爾頓則認為戰爭是人類社會的永恆現象，不可能完全消除。

  許多共和黨人反對建立常備軍，認為那是暴虐的君主們懾服人民的立法機構的工具而已。《獨立宣言》反對殖民地在和平時期維持一支常備軍，在大陸會議上，埃爾布里奇·格里淫穢地將常備軍比作腫脹的陰莖，說它是「國內安寧的極佳保障，卻也是對外發動戰爭的危險誘惑」。[37]傑斐遜希望在《人權法案》中禁止常備軍。他認為，國家的民兵和小型的炮艇足以保衛美國的海岸線。共和黨人向來認為民兵足以保衛國家，沒有必要維持一支常備軍事力量。傑斐遜的支持者們當然擔心，戰爭會催生一個漢密爾頓喜歡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麥迪遜看來，「戰爭是軍隊之母，由此便會產生債務和稅收；人們都知道，軍隊、債務和稅收是將多數人置於少數人統治之下的工具」。[38]與許多聯邦黨人不同的是，約翰·亞當斯同樣認為，海軍和民兵將足以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他擔心，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會成為一個「貪婪的怪物」。[39]在對聯邦軍隊懷有這樣厭惡的態度之下，這個國家常規部隊的數量不斷削減，以至於到華盛頓離職的時候，整個美國的常備軍隊人數只剩下區區幾千人。

  在獨立戰爭期間，漢密爾頓對美國不得不依賴民兵作戰備感失望，他逐漸認識到應該重視受過系統訓練的士兵的優勢。在擔心同法國爆發戰爭的日子裡，他看到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的機會來了，於是提出了一個頗受歡迎的建設5萬人常備部隊的計劃：2萬人常規軍外加3萬人後備軍。但亞當斯總統對此頗不以為然。「5萬人組成的部隊……聽起來就像是堂吉訶德的瘋話。」亞當斯後來寫道。他又喋喋不休地提起漢密爾頓在國外出生的事實：「對於美國人民的情緒和感受，漢密爾頓先生的了解並不比他對外星人的了解更多。」[40]對亞當斯而言，「漢密爾頓的嗜好就是建設軍隊」。[41]

  看見法國人更加肆無忌憚地攻擊美國商船，漢密爾頓血脈僨張。1798年5月，一艘法國私掠船在紐約港外面捕獲了幾艘美國小船。「這真是奇恥大辱，」漢密爾頓向國防部長麥克亨利抗議，「我們的商人們已經非常憤怒了，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人都會認為，我們的政府已經徹底臣服於法國了。」[42]就在5月份，在擔心法國即將入侵的惶惶不安中，國會決定創建一個由12艘嶄新的護衛艦組成的獨立的海軍部，並組建一支1萬人的「臨時部隊」。採用「臨時部隊」這樣的委婉稱呼至關重要，因為一支永久性軍隊或常備軍在當時很難讓人接受。7月，國會又組建了一支「補充部隊」，由12個步兵團和6個騎兵連組成。這些部隊雖然沒有達到漢密爾頓預想的規模，卻已超出了亞當斯的設想。亞當斯總統抱怨自己就像一位被動的觀眾，眼看著漢密爾頓設法通過了組建龐大軍隊的提案：「這就是漢密爾頓先生在國會的影響力，即使總統沒有提出任何建議，他們仍然通過了組建軍隊的法案。」[43]隨著人們對戰爭的想像愈演愈烈，同法國的貿易也被禁止了，美國海軍艦艇被授權可以向任何威脅美國貿易的法國船隻發起進攻。美法已經進入了「准戰爭狀態」。

  事實證明，將戰爭同國內的黨派紛爭完全割裂開來是不可能的。共和黨人擔心，逐步加強的軍事力量建設背後那些未被承認的待議諸事項，這些事項與其說是讓美國抵禦法國的進攻，不如說是聯邦黨人以拯救美國的名義打壓不同政見者。有時候，漢密爾頓也無法在頭腦中將這兩件事情割裂開來，因為他認為，如果法國入侵，許多傑斐遜的支持者將會幫助這些入侵者，會「聚集在法國的旗幟之下，這樣鎮壓其他人的反抗就易如反掌了」。[44]

  在此期間，漢密爾頓徘徊在一種奇怪的狀態中——同時感受到自己的強大和軟弱。一方面，他感到可以支配很多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孤立無援。他是一位沒有任何公職的律師，但是很多人認為他比總統更有影響力。他和內閣有著特殊的聯繫渠道，經常給他們寫信。他的建議會被內閣成員轉述給總統，當然他們不會說出那些話都來自於漢密爾頓。同時，漢密爾頓也希望能在他與瑪麗亞·雷諾茲幽會的事情曝光之後挽回他的名聲。在羅伯特·特魯普寫給魯弗斯·金的信中，提到了這種似是而非的情況：漢密爾頓的法律業務範圍「非常廣泛，並且收入不菲」，但是他仍然處在流言蜚語的包圍之中。「在過去的12個月，這個可憐的人——我是說漢密爾頓——遭受到了最為猛烈的謾罵和侮辱。他那不甚明智的小書已經給他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傷害。」[45]

  或許有人認為，當國會批准組建新軍隊後，漢密爾頓會以勝利者的姿態歡呼。他確實被提名為指揮官。然而，在給艾麗薩的私人信件中，他再一次表達了對政治生活的厭倦，渴望能過上平靜而平凡的生活。艾麗薩在1798年6月初動身前往奧爾巴尼，留下他與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在一起時，漢密爾頓心頭有一種難言的孤獨。「一直以來，我都能感覺到你對我來說是多麼不可或缺，」他給她寫信，「但是當你不在我身邊的時候，我更加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環顧四周尋找那只有你能給予我的滿足感，然而卻是徒勞無功。」[46]相比他們相愛以來的其他時期，這一次漢密爾頓尤為突出地表現出他對妻子的依賴。她給這個不再著迷於政治生活但依舊心潮湧動的男人提供了一個心靈的港灣。「我發現其他追求都不過是過眼雲煙，」他寫信給艾麗薩，「你和家庭在我心目中占據了越來越多的位置。」[47]人們猜測，亞歷山大和艾麗薩已經修復了雷諾茲事件帶來的傷害，她原諒了他，他們又恢復到以往親密無間的關係。或許，正是通過這次緋聞，漢密爾頓才認識到他的妻子是多麼重要，是她為他飽受爭議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個撫慰之所。

  1798年，很多人都試圖讓漢密爾頓重返政壇。紐約州的一個參議員席位空出後，州長約翰·傑伊向漢密爾頓推薦這個職位。「如果在認真考慮之後，你想拒絕這個任命，」他親切地對漢密爾頓說，「那麼，請你和我們一些最賢明的朋友商議，提出最合適的人選，將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了。」[48]國會議員羅伯特·G.哈珀（Robert G. Harper），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聯邦黨人，經常在漢密爾頓面前描繪對方升任戰爭部長的美好前景，並暗示已經打探過亞當斯總統的口風。對於上述兩個機會，漢密爾頓都婉言謝絕，因為他在尋找更好的機會。對雄心萬丈的漢密爾頓而言，既然總統職位無望，那麼新軍隊的統帥無疑是難以拒絕的誘惑。費舍爾·埃姆斯說，漢密爾頓熱切渴望的不是金錢或者權力上的聲望，而是軍事聲威，「他比同齡的其他人都更有資格展現一個偉大將軍的稟賦」。[49]許多聯邦黨人認為，如果法國攻擊美國，華盛頓會領導人們進行戰鬥，漢密爾頓則會忠誠地與之並肩作戰，激動人心的獨立戰爭場景將重現。「我們的老首長將會再次帶上武器，」羅伯特·特魯普激動地向魯弗斯·金匯報說，「如果真有一場衝突，華盛頓又受到邀請的話，他會接受的，漢密爾頓也會如此。」[50]

  在軍事問題上，約翰·亞當斯總是手足無措，沒有主見。雖然他在大陸會議上做了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並且極力促成美國海軍的建立，但他畢竟沒有經歷過具體的戰鬥，或許也從未感受過戰場上的榮耀。「哦，我當時是一名戰士！」他在1775年寫道，「我將來也是。我正在閱讀軍事方面的書籍，每一個人必須、將會並且應該是一名戰士。」[51]華盛頓與舊日袍澤情同兄弟，但這個精英團隊不包括亞當斯。就戰爭知識而言，沒有人能超越備受尊崇的華盛頓；但凡涉及新軍隊的問題，都需要向他諮詢。

  在國會授權成立臨時軍隊之後，漢密爾頓懇請華盛頓擔任軍事首領。他再次展示出高超的遊說技巧。「尊敬的先生，您也應該明白，」漢密爾頓寫給華盛頓的信上說，「如果與法國公開決裂，公眾的聲音會再次呼喚您指揮您國家的軍隊。」華盛頓的朋友們都不希望他現在引退，「我曾經和大家商議，我所交談的所有人的意見都是您必須做出犧牲」。[52]

  66歲的華盛頓自認廉頗老矣，他認為，部隊需要一個年富力強而又精明能幹的人。他推心置腹地對漢密爾頓說，如果他同意加入部隊，「我想提前知道誰將會是我的助手，如果我需要幫助，您是否願意積極參與到其中來」。[53]在信的落款處，華盛頓寫的是「您親愛的朋友和恭敬的隨從」——這意味著兩人之間的新夥伴關係。華盛頓不動聲色地把漢密爾頓的合作參與作為領導新軍隊的一個前提條件。

  6月2日，漢密爾頓告知華盛頓，除非擔任第二號職位，否則自己不會加入軍隊：「如果你做總司令，我有望最能發揮作用的職位是司令部中的監察長。如此，則我就接受任命。」[54]監察長將會是軍中的二號人物，領少將軍銜和薪水。華盛頓預料，與獨立戰爭時期英國軍隊的保守作風相比，法國侵略軍會更加靈活和大膽，因此他認為監察長理應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漢密爾頓是他的不二人選。

  在隨後數周，漢密爾頓給亞當斯內閣發送了有關備戰的一系列信件，他揮筆擬就這些急件，儼然是一位不在內閣中的總統。像往常一樣，他的看法層出不窮。他告訴財政部長沃科特，美利堅合眾國應該增加稅收，獲得巨額貸款，並成立「一個學院，進行海軍和普通軍事方面的教育」。[55]他詳細描述了他所憧憬的新海軍：6艘能在一線作戰的戰鬥船，12艘護衛艦，20艘小艦艇。在他的建議書中，漢密爾頓表現出一貫的思維敏捷、條理清晰和果敢堅決。為什麼亞當斯內閣成員對漢密爾頓在行政方面的能力懷有好感，變得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亞當斯對他干政感到憤怒，亦不言自明。蒂莫西·皮克林後來詳細記敘了在誰應該監管新部隊的問題上，他與亞當斯進行的三次焦躁不安的談話：

  亞當斯：「我們應該任命誰為總司令呢？」

  皮克林：「漢密爾頓上校。」

  一天之後。

  亞當斯：「我們應該任命誰為總司令呢？」

  皮克林：「漢密爾頓上校。」

  第三天。

  亞當斯：「我們應該任命誰為總司令呢？」

  皮克林：「漢密爾頓上校。」

  亞當斯：「噢，不，如此重要的職位還輪不到他。我會儘快任命蓋茨或者林肯或者摩根。」[56]

  亞當斯傾向於用這三位在薩拉托加大捷一役中表現突出的高級將領。皮克林不耐煩地向亞當斯解釋說，身體狀況不佳的丹尼爾·摩根（Daniel Morgan）已經「一隻腳踩進墳墓里了」；哈羅修·蓋茨（Horatio Gates）已經快變成一位「老女人了」；班傑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總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後來，皮克林對漢密爾頓之子總結經驗教訓說：「我這才得知亞當斯先生對你的父親極端厭惡，甚至恨之入骨。」[57]在這場不歡而散的談話過去兩年之後，亞當斯開始逐漸「覺察到了」漢密爾頓對自己內閣的影響。

  6月22日，亞當斯給華盛頓寫了一封措辭含混不清的詢問信，請求華盛頓在新部隊的領導人上給他一點建議：「儘管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完成，但是我一定會組建一支部隊。到底是請老將軍重新出山，還是起用年輕將領，我有些舉棋不定。」[58]亞當斯對華盛頓說，他希望能夠定期諮詢華盛頓。亞當斯在政治上不夠圓滑的一個突出例子是，在華盛頓尚未有時間充分考慮的情況下，亞當斯已經提名華盛頓領導新部隊了。7月3日，參議院匆忙通過了他的提案。除了幾次顯著的例外，漢密爾頓一直對華盛頓畢恭畢敬，他對亞當斯未徵得華盛頓同意就做出任命的做法感到困惑。7月8日，他從費城給第一任總統寫信：「我十分驚奇，對您的任命竟然沒有事先徵得您的同意。」然而他還是力勸華盛頓接受下來，「只要相信他的動機是好的就可以了，考慮他們的做事方式是否得體毫無意義。」[59]

  為了確保華盛頓能夠接受，亞當斯派詹姆斯·麥克亨利去芒特弗農做了三天的說服工作。國防部長隨身攜帶了一些公文函件，包括華盛頓的委任狀和一封總統親筆信。亞當斯不知道的是，麥克亨利還給華盛頓帶來了漢密爾頓的意見，信中在評價現任總統時口吻不太友好，還對他的軍事素養提出質疑：「當今總統在這些問題上一無所知，他對軍事問題的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是錯誤的……就高級職位而言，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候選者的能力和品德。」[60]考慮到自己的年齡，華盛頓不想在戰爭開始之前就上任，所以他的第一副手將成為實際的戰地指揮官。麥克亨利和皮克林都知道亞當斯不喜歡漢密爾頓，因此試圖秘密說服華盛頓選擇漢密爾頓。事實上，華盛頓並不需要被說服，他告訴麥克亨利，自己只接納漢密爾頓或查爾斯·平克尼為副手。在一封密信中，華盛頓非常坦率地告訴皮克林，「應該不惜任何代價保證」漢密爾頓加入部隊。[61]在麥克亨利返回費城之前，華盛頓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提到3個人，華盛頓希望這3人能成為他手下的少將，依次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查爾斯·平克尼和亨利·諾克斯。在給亞當斯的信中，華盛頓把3位將軍的任命作為自己接受司令職位的前提。

  這份看似穩妥的名單實際上包含著天大的麻煩。約翰·亞當斯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後來指出，圍繞這份名單引發的爭執，實際上是顯示聯邦黨內部紛爭的第一個重要跡象。[62]華盛頓理想的目標，是希望3個人的職位按照他所列出的順序確定，這意味著漢密爾頓將優先成為副指揮。但現實更加複雜，尤其是亞當斯想改變順序，讓諾克斯或平克尼取代漢密爾頓。在亞當斯眼中，這直接體現了總統的特權。畢竟，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從未提拔過自己的下屬。然而對華盛頓來說，這似乎是給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違反了他接受任命的基本條件。

  儘管華盛頓認為漢密爾頓的才幹優於諾克斯和平克尼，但他能理解為什麼這兩個人獲得總統的偏愛。在獨立戰爭期間，諾克斯就已經是少將了，平克尼也是准將，而漢密爾頓只是一個職位很低的中校而已。華盛頓說，過去的軍銜不再有效了。卻未曾想到這句話惹惱了一向熱心和藹的亨利·諾克斯。這個200多斤的前國防部長在漢密爾頓還在炮兵連時，就已經是准將了。諾克斯從很早的時候就提拔過漢密爾頓，或許正是在他的斡旋下，漢密爾頓才得到了在華盛頓的團隊中工作的機會。漢密爾頓曾告訴麥克亨利，對於自己和諾克斯之間出現的任何摩擦，他都會感到痛苦，「因為我感覺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欣賞他身上的優點」。[63]兩人的地位在隨後幾年發生了變化。在華盛頓內閣中卓然超群的人是漢密爾頓，而諾克斯則被緬因州的房產交易搞得焦頭爛額。他後來再三向漢密爾頓表示感謝：「我不在的時候，你為國防部所做的一切我會永遠銘記。」[64]儘管如此，當諾克斯獲知華盛頓將他的名字寫在漢密爾頓和平克尼之後時，還是被深深地刺痛了。事實上，華盛頓最關心的問題是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能否被爭取過來。他預計法國可能會率先入侵美國南部地區，以得到當地親法分子的配合，並將那裡的奴隸武裝起來。他邀請一位南方人加入完全是出於政治考量，只是擔心平克尼會拒絕屈居漢密爾頓之下。

  亞當斯似乎被他周圍瘋狂的權力爭奪弄得暈頭轉向且憤怒不已。1798年7月18日，他按照華盛頓提出的順序向參議院提交了高級將領的提名，請他們對軍銜做出調整。在一個星期之內，當漢密爾頓接受任命擔任監察長之時，共和黨人震驚了。《黎明報》因亞當斯提拔了已經承認是瑪麗亞·雷諾茲的情夫的漢密爾頓，而狠狠奚落了他的信仰和道德：「他任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部隊的監察長，而這位漢密爾頓出書證明自己是一個姦夫……亞當斯先生自此以後應該對法國式的道德規範保持沉默。」[65]

  亞當斯躲到了昆西市，在那裡一直待到爭吵結束。他抱怨說，內閣挖下陷阱把漢密爾頓硬塞給他。他視自己是一個正派但無助的人，只因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老奸巨猾，自己陷入他所布置的陰謀。這場紛爭的熱度持續了整整一個夏天。拒絕成為漢密爾頓下級的亨利·諾克斯在8月8日向麥克亨利發牢騷說：「漢密爾頓先生的才華稟賦在經過大範圍比較之後被認為是如此傑出，但當他獲得提拔時，意味著所有軍銜更高、年紀更長的軍人都被降級。」[66]憤怒的亞當斯通知麥克亨利，雖然3人的任命已經確定，但他仍想讓諾克斯牽頭：「就情理而言，諾克斯將軍完全有資格成為華盛頓將軍的第一助手，其他任何安排都無法令人心悅誠服。」另外，他補充說，平克尼「必須排在漢密爾頓前面」。[67]9月初，奧利弗·沃科特提醒亞當斯，華盛頓早就把漢密爾頓的任命作為他擔任司令的前提條件，並由此斷定，「華盛頓將軍的意見和公眾的期望是漢密爾頓將軍將僅次於總司令成為二號人物」。[68]

  亞當斯對沃科特的回答是，他要讓所有的憤怒表現在一篇針對漢密爾頓的措辭激烈的長篇演說中。即便漢密爾頓在20多年的時間裡在部隊為他的國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亞當斯仍以他出生在國外而排擠他。在亞當斯眼中，他是一個惡魔般的人。

  如果我同意任命漢密爾頓為第二號人物，那我就做出了一生中最不負責任、最難以解釋的行為。他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只是一個外國人。我認為，他居住的時間不是很長，在北美生活的時間頂多和艾伯特·加勒廷一樣多。他以前的軍銜相對較低，他對一個政黨的功績就像是主張宗教改革的約翰·加爾文那樣：有些人把他看作是天國降臨的天使，而其他人卻認定他是來自地獄的使者。我知道，諾克斯即便在麻薩諸塞也並沒有廣受追捧的聲望；但是我也知道，漢密爾頓在美國的哪個角落都不受歡迎。[69]

  宣洩情緒後，亞當斯再三考慮，還是決定不發送這封有失公允的信。他真正給詹姆斯·麥克亨利的信是這樣寫的：「隨信附上同日簽署的3位將軍的任命書。」[70]對漢密爾頓來說這是一場勝利，而對亞當斯來說，則是難堪的屈服，難怪亞當斯後來抱怨說：「我像監獄中的犯人一樣沒有任何自由。」[71]

  華盛頓被亞當斯的表現刺痛，他單刀直入地對亞當斯說：「把第一位放到最後，把最後一位換到第一，這樣你是不是就感到滿意了？」[72]提及漢密爾頓的軍事履歷能否讓他勝任高級將領職務時，華盛頓指出，作為自己戰時的主要助手，漢密爾頓「看問題的角度更加廣闊，相比之下，那些師旅級高級軍官卻對總司令下達的重要命令、指示以及總參謀部的各項事務毫無見地」。[73]換言之，在獨立戰爭期間，漢密爾頓擔任的是華盛頓的參謀長，而不是高級助手。亞當斯對漢密爾頓有偏見，給了華盛頓一個高度讚揚漢密爾頓的機會。華盛頓說，一些人認為漢密爾頓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一個危險的人。我同意說他有抱負，但也正是這種值得稱讚的品質，才讓他在所從事的任何事上脫穎而出。他勤勉、敏銳，並且他的判斷非常了不起」。簡言之，失去了漢密爾頓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74]亞當斯並沒有削弱華盛頓對漢密爾頓的信心，反而讓兩位昔日的夥伴關係更加密切。10月15日，亞當斯不情願地任命漢密爾頓為監察長。諾克斯拒絕在漢密爾頓手下任職，但查爾斯·平克尼接受任命，並讚揚了漢密爾頓。「我知道，漢密爾頓在戰爭中的才能是無與倫比的，」他對麥克亨利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天才，能夠提出周密細緻的軍事方案，具有恪盡職守、勇敢勤勉的精神，並能將其貫徹實施。」[75]

  在漢密爾頓任職問題上的失敗，增加亞當斯對這個年輕人的厭惡，一想起這件事情，他便惱羞成怒。的確，漢密爾頓運籌帷幄，出手迅捷，將亞當斯置於尷尬的境地。但亞當斯也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不該把總統的名望投入一場無法取勝的戰鬥，華盛頓和傑伊等大多數人都認為漢密爾頓是這個職位的最佳人選，這個事實讓他無法接受。

  在試圖阻止漢密爾頓當上監察長的同時，亞當斯希望任命他的女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為準將。這個英俊的年輕人給約翰·亞當斯夫婦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傷心事。他因為投機鑽營而長期負債纍纍，並在一年前一度遺棄了他們的女兒。不過在華盛頓總統的關照下，他工作還算清閒，薪酬卻十分豐厚。後來，他被收監兩次：一次因為債務問題，一次因為參加一個支持解放委內瑞拉的計劃。儘管史密斯不負責任，劣跡斑斑，亞當斯仍想以美國准將的軍銜來撫慰他。華盛頓聞訊大驚，他問國務卿皮克林：「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怎麼能做出這樣的准將任命（指史密斯）呢？據我所知，除了屠殺印第安人，此人從未做過任何出彩的事情。」[76]

  皮克林試圖說服亞當斯放棄這個荒誕的決定，皮克林回憶說，執拗的總統「認定他的女婿是一位遠比漢密爾頓優秀的軍事人才」。[77]套用一句古老的諺語，皮克林說，「亞當斯先生一直認為，只有他家的鵝才是天鵝」。[78]皮克林秘密遊說參議院，讓他們否決這一提案——他這樣做雖然情有可原，但這無疑是他對總統不忠的又一個例證。當參議院真的否決了史密斯的時候，阿比蓋爾打聽到了「發揮作用的秘密源頭」。[79]後來，皮克林聲稱，亞當斯對他的蔑視正是從這個事件開始的。

  兩年以後，亞當斯再次試圖提拔自己的女婿為團職指揮官。漢密爾頓謹慎地向亞當斯提出異議，認為這樣的任命看起來可能是任人唯親：「有人會想這一做法是出於自私自利的考慮，我想你一定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我相信我的這番話不會被誤解。」[80]

  亞當斯憤怒地回應道：「僅僅因為他娶了我的女兒，就把他排除在所有部門之外，我看不出這樣做有什麼理由或是正當性可言。他的同事現在要麼是大使，要麼是將軍，而他卻什麼都不是。約翰·亞當斯。」[81]

  約翰·亞當斯對此久久不能釋懷。1800年5月9日，班傑明·古德休（Benjamin Goodhue），一位來自麻薩諸塞州的聯邦黨參議員，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火冒三丈的總統，這一次會面讓他永生難忘。亞當斯又提到了參議院否決了威廉·史密斯做准將的事情，並譴責了古德休、皮克林和漢密爾頓。總統這次發怒與平時不同，竟稱「我們的做法害死了他的女兒（比喻）；漢密爾頓是罪魁禍首，從他到皮克林，再到我，最終影響到其他所有人一同投了否決票（咆哮）」「史密斯上校是美國軍事知識最淵博的人，這次任命得到華盛頓將軍的推薦（華盛頓的信表明他在說謊）」。古德休接著說，亞當斯「對參議院在的這項投票的憤恨似乎是無法平息的，他說，這些事情的唯一結果就是傷害了他及其家人的感情」。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古德休說，亞當斯展示出「情緒激動，精神錯亂的一面，我從未想到總統會是這個樣子」。[82]圍繞亞當斯無法自我約束的憤怒，聯邦黨人內部流傳著許多這樣的故事。

  另外一場錯綜複雜的官職任命鬥爭涉及的則是亞倫·伯爾。伯爾一年前離開美國參議院，重新回到了紐約州議會。出於討好共和黨人的目的，亞當斯想晉升伯爾為準將。為了防禦法國入侵，漢密爾頓當時正在加強海防，他和伯爾共同領導了地方軍事委員會，以增強紐約市的防衛能力。當時，朝三暮四的伯爾與聯邦黨人打得火熱。羅伯特·特魯普非常興奮，伯爾，一個熱衷於法國大革命的人，如今也在幫助武裝這個城市，防備法國可能的侵擾。特魯普告訴魯弗斯·金說：「伯爾的行為與你所能猜想到的截然不同。有人推測，他正在轉變立場。」[83]這個階段，伯爾和漢密爾頓在公開場合顯得比以往和睦得多。

  漢密爾頓原本懷疑伯爾是否真的會拋棄他的共和黨夥伴，但後來事態的發展讓他感到滿意。他必定對前一年秋天伯爾調停自己和門羅的衝突心存感激。當年夏季一位軍人來到紐約市，他問漢密爾頓，如果他去拜訪伯爾，漢密爾頓是否會曲解他的行為。漢密爾頓笑著回答道，儘管黨派不同政見不同，但他們一直相處得很好：「我想，他現在開始認識到他過去在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了，而我是正確的。」[84]於是，漢密爾頓認真提出了他的看法，伯爾可能正在考慮轉變黨派，他希望謹慎地對此表示鼓勵。

  伯爾在他的軍事迷夢裡，把漢密爾頓作為榜樣，在新軍任職的想法對他頗有吸引力。這可以解釋他與漢密爾頓之間在政治上短暫的友誼。「我有理由希望當局可以對他表現出誠實和尊重。」漢密爾頓在1798年6月下旬伯爾起身前往費城的時候寫信給沃科特，顯然有點袒護伯爾，「他將成為一名有用的合作夥伴，這並非不可能。我知道，事情也有很多不同的情況，但這次值得試驗一下」。[85]大約在這個時候，關於職位任命的問題，漢密爾頓同伯爾有過一次暢談。漢密爾頓知道伯爾與華盛頓之間的舊隙，他問伯爾是否能效忠將軍，伯爾毫不猶豫地回答，他「鄙視華盛頓，因為他是一個沒有任何才能的人，是一個連普通的英語句子都說不完整的人」。[86]

  亞當斯曾就漢密爾頓和威廉·史密斯的任用問題與華盛頓發生爭執。儘管華盛頓和伯爾之間的摩擦眾所周知，但亞當斯仍固執地要求華盛頓提拔伯爾為準將。華盛頓拒絕了他，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伯爾上校的確稱得上是一位果敢、幹練的軍官，但問題是，他的陰謀詭計也同樣聞名。」[87]

  數年後，亞當斯仍然對華盛頓當時的答覆感到氣惱：「我該如何向你描述當時的感覺和反應呢？華盛頓迫使我提拔那位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美國最不沉穩、最缺乏耐心、最矯揉造作，恬不知恥且毫無原則的陰謀家，做他軍隊的二號人物，讓他凌駕於林肯、柯林頓、蓋茨、諾克斯，還有其他一些人，甚至平克尼之上。現在不過是將一個略有心計的人提升為準將，他卻心存忌憚。」[88]在卸任之際，亞當斯想到，如果伯爾在1798年成為準將，或許能夠牽制一下聯邦黨人，也就確保他在1800年能再次當選。從某種意義上講，亞當斯的想法是正確的：華盛頓只提拔聯邦黨人擔任軍事高官，這是一個錯誤，而亞當斯曾希望能納入兩名共和黨人准將——伯爾和弗雷德里克·米倫伯格。如果部隊能更好地照顧到兩個黨派，多點複雜性，可能會更受歡迎。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現在被尊稱為漢密爾頓將軍，這個稱謂被載入紐約市地址簿。由於天生就喜歡制服，於是他就讓一名來自不列顛群島的畫家P.T.韋弗（P. T. Weaver）給他畫了一幅肖像。在這幅肖像畫中，漢密爾頓的神情更加堅毅，目光也越發炯炯有神。他對這幅畫像十分滿意，很情緒化送給了聖·克羅伊島的老朋友愛德華·史蒂文斯。

  就任指揮官後，漢密爾頓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軍隊的組建工作中。時隔20個月，華盛頓身披戎裝，騎著高頭大馬，在歡呼聲中返回首都。在1798年11月和12月的五個星期中，漢密爾頓和華盛頓在費城召集會議。查爾斯·平克尼和國防部長麥克亨利也參加了這些會議。漢密爾頓為這支即將成立的部隊做了事無巨細的周密規劃，為團、營、連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圖表。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文字中，漢密爾頓是這樣寫的，「每個連分為兩個排，每個排分為兩個小隊，每個小隊分為兩個班，每個班包括4個縱列，每列3人，或者6個縱列，每列2人」。[89]他給軍官分配了職銜，設立了招兵站，補充軍火庫，並且起草多部規章。

  那時，華盛頓授予他充分的權力。漢密爾頓對一名將軍說，由於華盛頓「拒絕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成為真正的指揮官，這就決定了部隊的一切事項都在平克尼少將和我的監管之下」。[90]不但新部隊，就連駐紮在西部前線的舊部隊也歸於漢密爾頓直接指揮，而平克尼則監管南方的部隊。漢密爾頓從位於曼哈頓格林威治大街36號的一間小辦公室中發號施令。他最初的工作沒有酬勞，直到11月才開始領取薪水，一個月只有區區268.35美元，這是他干老本行做律師時收入的四分之一。當他被任命為監察長的時候，一半以上的客戶由於擔心他會分身乏術而棄他而去。漢密爾頓無法拒絕為政府服務，也不甘心經濟受到損失。他向麥克亨利提出加薪的要求，他說：「為自己開口申請補償總是一件難為情的事情，但是一個有一妻六子，財產甚微且年過不惑的男人，不得不打消這種顧慮。換作其他情形，他的體面不會允許他如此行事。」[91]

  那年冬天由於健康問題經常臥病在床，漢密爾頓不得不在一名副官的幫助下規劃部隊，此人是年僅20歲的菲利普·丘奇（Philip Church），安傑莉卡的長子。菲利普·丘奇長相出眾，漢密爾頓告訴艾麗薩說，菲利普的出現「讓那些在尋找男友的女士喜不自禁」。[92]這個年輕的英裔美國人有著傳奇般的經歷。他在伊頓公學與年輕的貴族一起接受教育，作為實習生在倫敦中殿律師學院學習法律，現在又在美國部隊中為一名少將做助手。在對亞當斯總統吹捧他那無能的女婿表示不屑一顧的同時，漢密爾頓在此也有任人唯親之嫌。他對總統坦誠地說道，丘奇的任命是「我個人的喜好」，並補充說，「我希望能夠懇求你的理解，閣下，我以後再也不會以類似的理由推薦任職人選了」。[93]儘管如此，他後來還是給詹姆斯·麥克亨利施過壓，要求他任命斯凱勒的幾名親戚為中尉。

  漢密爾頓一直注重禮儀，他現在開始考慮士兵著裝的細枝末節，表現出對軍務的無限熱情。即使最苛刻的裁縫也難以比漢密爾頓做出更為精確的操作指示了：「立領藍色外套，衣領加襯墊，淺黃色袖口，黃色紐扣，金色肩章，每個肩章綴三顆星並掛有金穗。衣領、袖口、口袋蓋布鎖邊，各類扣眼也要鎖邊。」關於華盛頓的軍帽，「是傳統三角帽，鑲一排黃色飾扣，黑色徽章中央有一隻金鷹，還插著一支羽毛」。關於華盛頓的靴子，「是筆挺長筒靴，高至膝蓋骨正中，由整塊黑皮製成，上端露出紅色摩洛哥山羊皮」。[94]漢密爾頓對其他制服的描述也是如此一絲不苟。

  漢密爾頓的頭腦里裝著各種各樣的想法。他為不同軍銜的將官設計了臨時營房，中校的營房長7米，寬4.2米；少校的營房長6.6米，寬4.2米。「經考慮，我認為臨時營房應由寬而薄的木板鋪頂，除非較厚的板材價格極其便宜。」[95]在獨立戰爭期間從司徒本那裡見識了訓練手冊的價值之後，不知疲倦的監察官也編寫了一本這樣的手冊。例如，當指揮官喊道「向右看」時，士兵該做些什麼？漢密爾頓的答案是：「就在口令最後一個字話音剛落的一剎那，士兵把他們的頭轉向右邊，同時輕盈地——而非用力地——把他的左眼對齊馬甲上的右邊紐扣的位置，右眼順著右邊緊臨的士兵的胸膛看過去。」[99]他聘用了德國出生的約翰·德·巴思·沃爾巴克（John De Barth Walbach）考察普魯士、法國和不列顛軍中使用的騎兵體系，從中挑選出最適合美國的一種。為了確保部隊行進時步幅和步速完美，他分別用每分鐘擺動75次、100次和120次的繩擺進行試驗。

  憑藉廣博的軍事知識，漢密爾頓為整個軍事系統制定出框架。在他眼裡，新組建的軍隊將成為永久性軍事力量的核心，美國不再需要依靠各州的民兵。為了培養高素質的軍官隊伍，他和華盛頓議定建立一所軍事學院。與很多同胞的想法正好相反，漢密爾頓認為美國在軍事方面需要向歐洲學習。他向傑伊哀嘆道，「自給自足，蔑視科學和別人的經驗是這個國家盛行的觀點」。[97]（這一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傑斐遜和他的支持者感到沮喪，因為傑斐遜和其支持者相信，美國有太多的東西要教給這個世界，卻幾乎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向這個世界學習。）他催促法國一家權威軍事機構提供「組建軍事院校的簡要方案」，聲稱「這是我心中最重要的目標」。[98]漢密爾頓希望這所軍事院校位於河道旁邊，可經由水路便捷地通往火炮廠和小型兵工廠。數周后，他匆匆奔赴西點要塞視察。漢密爾頓周密計劃希望建立5所學院，分別專攻軍事科學、工程、騎兵、陸軍和海軍。他隨即縝密地列出了教官的配置：包括兩名製圖教員、一名建築師和一名騎術教員。對於課程的設置，他明確指示，工程學院應當教授「微分學、圓錐曲線、水利學、流體靜力學和氣體力學」。[99]在亞當斯離職之前，漢密爾頓和麥克亨利已經在眾議院提出了「關於建立軍校的法案」。有意思的是，在華盛頓執政期間，傑斐遜爭辯說憲法沒有賦予總統建立軍校的權力，但後來，西點軍校卻是在傑斐遜任總統期間成立的。

  漢密爾頓還制訂計劃，設立軍醫院和退伍軍人管理機構，以照料負傷的戰士及其家人：「公義和人性不允許我們拋棄那些貧困和不幸的人。作為軍人，他們把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奉獻給國家，有些人甚至因為傷殘而失去了賴以謀生的能力。」[100]

  漢密爾頓有太多的想法，但實施起來卻異常艱難，部分原因在於他的老朋友麥克亨利能力一般。從一開始，小奧利弗·沃科特就警告漢密爾頓，如果漢密爾頓希望成為監察長，那就應該使自己接替麥克亨利，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因為麥克亨利「沒有且無法掌握演講和溝通的技巧」，他僅有的「判斷力、勤奮和美德無濟於事」。[101]華盛頓的意見大致相同，麥克亨利的「才能算不上出色」。[102]新軍隊深受官僚主義困擾，漢密爾頓最後給麥克亨利宣講了如何掌管一個政府部門。他勸誡麥克亨利下放更多的權力，「我看到你將全部精力耗費於大量的瑣碎事務」。作為麥克亨利的老朋友，漢密爾頓並不想對他棄之不顧，但麥克亨利的無能著實讓人無法忍受。漢密爾頓悄悄對華盛頓說：「我的朋友麥克亨利完全不能勝任他的職位，更不幸的是，他本人壓根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103]

  漢密爾頓經常給倒霉的麥克亨利下達指令，對方卻並不在意漢密爾頓的頤指氣使，這不禁讓人懷疑他對漢密爾頓言聽計從是因為缺乏自信。遺憾的是，麥克亨利並不是一位悟性很高的學生，漢密爾頓逐漸厭倦了對他的培養。不久，漢密爾頓開始在信中發牢騷。他開闢了一條秘密渠道，指導繼任財政部長的沃科特去幫助麥克亨利管理戰爭部。這些關係讓漢密爾頓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亞當斯內閣的工作。但是，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認為漢密爾頓試圖控制總統內閣或離間總統與內閣的關係，這只是說明他確實需要一位人才執掌戰爭部。

  當漢密爾頓在1799年招集部隊的時候，官僚主義大行其道，不時有新兵開小差。漢密爾頓似乎重新體驗到獨立戰爭時期的痛苦，那時，疲軟無能的國會對大陸軍的請求充耳不聞，士兵領不到軍餉，衣物短缺，漢密爾頓向麥克亨利抱怨，他擔心士兵可能會因心存不滿而發生譁變。但是，他遇到的障礙不僅僅是麥克亨利等人造成的政府無能，真正的問題是難以駕馭的政治。

  共和黨人長久以來都把漢密爾頓視為一個潛在的獨裁者，但是只要他在為喬治·華盛頓工作，就不足為慮。作為華盛頓戰時大家庭及其內閣的一員，漢密爾頓中規中矩，從不越雷池半步。現在，華盛頓退居為二線。隨著漢密爾頓逐漸脫離華盛頓的監管，以及對亞當斯的公然挑釁，他的舉止更符合共和黨眼中的好戰分子的身份，看阿比蓋爾·亞當斯給他起的外號就能一窺當時共和黨對漢密爾頓的忌憚：「小戰神」和「拿破崙第二」。[104]漢密爾頓的這股戰爭熱情最明顯地體現在他希望解放歐洲列強在南北美洲的其餘殖民地，可惜這是一個誤入歧途的白日夢。一旦與法國公開決裂，他希望能與英國聯手接管西班牙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殖民地，同時奪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領地。1798年，在與麥克亨利爭論這個問題時，他說：「密西西比河東側的所有領土都必須歸我們，包括東西佛羅里達。」[105]

  這種熱衷領土擴張的行為和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米蘭達（Francisco de Miranda）的人有關。米蘭達出生於委內瑞拉，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曾加入西班牙軍隊與英國作戰。1784年，米蘭達在紐約市逗留期間，努力說服一貫謹慎的漢密爾頓參與解放委內瑞拉的計劃。米蘭達生活奢侈，沉迷女色，發表演說時喜歡來回踱步。漢密爾頓給他提供了可能對他的計劃感興趣的美國軍官的名單。在隨後的年月里，四海為家的米蘭達在英國住了一段時間，並試圖強迫英國加入到振奮人心的南美解放戰爭中來。失敗之後，他穿越海峽，成了法國軍隊中的一名中將。在那裡，他徹底看清了法國大革命的真面目，告訴漢密爾頓法國已經被騙子和白痴以自由的名義接管。1798年初，離開法國之後，米蘭達繼續投身於他所謂的「正義運動」，試圖聯合美英把西班牙驅逐出拉丁美洲。

  米蘭達是亞當斯的女婿威廉·史密斯的好友，或許他希望在美國找到一位具有同情心的聽眾。在倫敦，他同美國公使魯弗斯·金有過幾次密談，後者把談話內容告訴了蒂莫西·皮克林。米蘭達也寫信把他的計劃告訴了漢密爾頓，但漢密爾頓沒有回信，只是在信頭批註了一句非常潦草的話：「幾年前，這個人在美國，對把南美洲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計劃抱有極大的熱忱……我認為他是一個投機取巧的冒險家。」[106]只是在成為監察長之後，漢密爾頓才給米蘭達回信，提醒他除非這個計劃「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否則將流於空談。[107]儘管如此，漢密爾頓在其回信中還是表示支持這個計劃，他預見到會有一支由英國艦隊和美國軍隊組成的聯合部隊，他特別提到自己正在招募一支1.2萬人的部隊。漢密爾頓希望該計劃在冬季落實，並告訴米蘭達，屆時他將「開心地在自己的辦公室從事愜意的工作」。[108]在寄信的時候，漢密爾頓在回信時採取了奇怪的保密措施，他讓6歲的兒子約翰·丘奇·漢密爾頓代他書寫，這樣這封信就不會顯示出他的字跡。這個孩子還謄寫了一封寄給倫敦的魯弗斯·金的信函，表示支持米蘭達的荒唐計劃，並建議聯軍中的陸地部隊全部由美國提供。「在這種情況下，指揮權會自然而然落到我的身上，我希望我的預想不會落空。」漢密爾頓寫道。[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