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琥珀人

  像漢密爾頓一樣，約翰·亞當斯也曾被人批評是君主制度的擁護者，真是具有諷刺意味。因為他跟傑斐遜和麥迪遜不同，並不是在一個貴族化的舒適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亞當斯自小家境貧寒，如今卻被他們迅速扣上了這頂帽子。亞當斯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的布雷茵特里（Braintree），父親是一個辛勤勞作的人，夏天種地，冬天做鞋，勉強營生。儘管他的家庭並不富裕，生活艱辛，但他們家的先祖卻值得誇耀。他的祖上是1630年第一批從英格蘭移民到美國的清教徒：「我的祖輩生活在布倫特里，全是自立的鄉紳。」[1]

  亞當斯是沐浴在新英格蘭清教徒禁欲主義的德行中完成教育的：崇尚節儉、勤奮、自律、服務大眾和謹言慎行，反對炫耀和浮誇。亞當斯年輕時寫道：「高談闊論總是招來蔑視，即使這個人天賦異稟，富有才華，工作勤奮。」[2]他經常用緊張甚至是痛苦的奮鬥，追求那些可遇不可及的人生目標。他渴望出人頭地、被人肯定，內心卻從未真正獲得滿足。

  亞當斯的正式受教育始於6歲。15歲那年，亞當斯進入了哈佛大學，他是他們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曾在伍斯特的一所學校短暫任教，隨後進入律師行業。1764年，他與阿比蓋爾結婚，阿比蓋爾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她才思敏捷、口齒伶俐，喜好政治和讀書。當約翰·亞當斯肩負外交使命週遊世界時，阿比蓋爾·亞當斯就在家裡打理農莊，撫育子女。在漢密爾頓來到北美之前，亞當斯就抵制過《印花稅法案》，他還曾為在1770年波士頓慘案中殺害五位殖民地居民的英國士兵辯護。這次辦案顯示了亞當斯最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徵之一：剛愎自用。

  這項法律工作展現了亞當斯那有悖常理的獨立性格，這也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品質之一。他天生就像小說《牛虻》（The Gadfly）的主角那樣，總是對主流正統思想持懷疑態度。像漢密爾頓一樣，他對革命有矛盾的感情，既不滿英國王權的壓迫，又看不慣造反的殖民地人民。他清楚地知道正義的事業很容易變成暴行。在美國獨立之前，他捫心自問，如果殖民地的居民無視皇室權威，「那些暴徒和烏合之眾將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他在日記中坦承：「我有種說不出的焦慮。」[3]

  在大陸會議上，高呼獨立的最富激情的聲音來自約翰·亞當斯，他跳起來，滔滔不絕地演講。這個在當時初出茅廬又爭強好勝的律師一直擔心未來有可能出現的無政府或暴亂的狀態。1776年他對一個朋友說：「親愛的先生，有一件事情必須加以鄭重考慮，否則我們都得完蛋。那就是必須強調對各級領袖的尊敬和儀態。」[4]他在邦聯國會承擔的責任多如牛毛：他是90個專門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其中25個委員會的領導職務。他自詡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伯樂——發掘華盛頓作為大陸軍的總司令，邀請傑斐遜執筆《獨立宣言》。亞當斯還抽出時間為麻薩諸塞州起草了一部憲法，並出版了一本《關於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對其他州的憲法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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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當斯先後出使倫敦、巴黎及阿姆斯特丹等地。1782年，他說服荷蘭承認新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並向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借來200萬美元貸款。在巴黎期間，他與富蘭克林、傑斐遜交往密切。但與他們相反，亞當斯拙於社交，難以適應當時的氛圍。他的朋友喬納森·修厄爾（Jonathan Sewall）有點擔心，「他不會跳舞、喝酒、遊戲、恭維、髒話、與紳士聊天、與淑女調情，關於社交，他一竅不通」。[5]此外，富蘭克林的享樂主義也令亞當斯反感，他發牢騷說：「他的生活都不夠體面。」[6]然而，富蘭克林在法國的聲望對亞當斯的自尊心造成了打擊，因為亞當斯一直自認為高人一等。

  富蘭克林對亞當斯的描述入木三分：「他對國家有貢獻，誠實可信，時常顯示出智慧，但有些時候在一些問題上卻絕對缺乏判斷力。」[7]富蘭克林是最早點破亞當斯有點妄想症的人之一，這在後來對他的職業生涯產生了負面影響。在1783年，富蘭克林抱怨亞當斯時常「胡言亂語」，懷疑自己和法國外交大臣德·維吉尼斯伯爵（Comte de Vergennes）「陰謀對付他，這完全是他胡亂想像的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8]同樣，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後來也看出亞當斯「對侮辱異常敏感，無論是出自想像，還是確有其事。他覺得外界對他和他所熱愛的美國事業充滿敵意。敵人似乎無處不在」。[9]

  敏感的亞當斯對傑斐遜卻有一種親切感，即使後者那高深莫測的神秘感令人不安。跟漢密爾頓一樣，亞當斯覺察到，傑斐遜那哲學家般安靜的外表下隱藏著龐大的野心。[10]然而，傑斐遜也指責亞當斯的急躁脾氣。他對麥迪遜說：「他憎惡富蘭克林，憎惡傑伊，憎惡法國，也憎惡英國，他會擁護誰？他的性格特點之一是『唯我獨尊』，我差點就沒看出來。」[11]四年後，傑斐遜又對麥迪遜說起亞當斯，這次評論更為激烈。傑斐遜認為亞當斯「目中無人、易怒、看不清局勢，不考慮自己的動機對他人的重要影響，以及可能帶來的後果」。[12]儘管有這些看法，但總的來說，傑斐遜還是很欣賞亞當斯熱心和歡樂的精神，認為他是一個守傳統、有道德底線的人。兩人從1791年開始交惡。當時，傑斐遜盛讚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並將之與「在我們中間產生的政治異端邪說」做比較，矛頭直指亞當斯的《論達維拉》（Discourses on Davila），認為亞當斯在為總統世襲制搖旗吶喊。[13]在傑斐遜辭去國務卿之後，他和亞當斯在隨後的3年中幾乎沒有信件往來。

  約翰·亞當斯相貌平庸，他身材不高，大腹便便，一張圓圓的臉，還有雙下巴，膚色蒼白。不過他的眼神富有穿透力，肥厚的眼皮下目光如炬。他思維活躍，口中老是念念有詞，但富有想像力，比如他曾用極度誇張的筆法評論托馬斯·潘恩：「上了年紀的好色之徒……野豬和母狼產下的介於豬和狗之間的雜種。」[14]因為他在日記和信件里將自己內心的所有想法都和盤托出，所以較之其他國家締造者，我們更能深刻了解他。人們把無數形容詞用於約翰·亞當斯身上：反覆無常、固執己見、討人喜愛、過分敏感、率真誠實、博學多聞、口無遮攔、慷慨大方、行為乖張、目光短淺、脾氣暴躁、明哲保身、勇敢無畏、生性好戰、剛愎自用、異想天開……還可以繼續列舉下去。他的人生就是一個經常變化的萬花筒。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恰如其分地評論他這位千變萬化的祖父：「他大部分時間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能夠積極加入別人的談話，然而一旦被激怒，他會變得『極端狂暴』。」[15]

  亞當斯有許多心理因素導致的身體疾病，他時常痙攣、顫抖，這暴露出他內心深處的惶恐不安。他曾對別人說：「我的體質就像一個玻璃泡。」根據他的病史，他有過頭痛、乏力、胸悶、視力下降以及失眠等症狀。[16]在1776年，他說自己「面如土色，視力下降，兩眼紅腫，走路顫顫巍巍」。[17]他在阿姆斯特丹時似乎就有些神經質，畏懼社交，還經常發脾氣。後來，他一直抱怨「手發抖」。牙周炎讓他掉了幾顆牙，隨後他講話開始含混不清了。等他成為總統時，61歲的約翰·亞當斯已經成了一個矮胖的癟嘴老頭。

  但是最破壞其形象的並非他那日趨衰老的年齡，而是他的虛榮心。他年輕的時候承認：「我知道，愛慕虛榮是我最主要的缺點，也是我的最蠢笨之處。」[18]至少有30次，他故作姿態讓人給他繪製肖像，再對結果吹毛求疵。因為缺乏安全感，他勞神苦思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他擔心對手會讓自己相形見絀，或竊取自己應得的榮譽。這種虛榮心使他常有懷才不遇之感。

  1812年，亞當斯告訴班傑明·拉什：「從1761年以來，已經50多年了，我一直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中。」[19]傳記作者約瑟夫·伊利斯在研究亞當斯時說：「深埋在他心中的是對個人功績瘋狂到無法控制的欲望。他痴迷地追逐名望，固執地認為歷史會對他做出不公正的評價。這種念頭讓他看起來不像是一位應該被載入史冊的偉人，倒更像是一隻困獸，一個可憐的瘋子。」[20]

  缺乏安全感也滋生了亞當斯對其他開國元勛的妒忌。他甚至為華盛頓的「無神論」感到哀嘆，說他是一個被別人的阿諛奉承沖昏了頭腦的「老笨蛋」。[21]他認為，華盛頓更適合被稱為「英雄」而不是「領袖」。在後期的文章中，他又挑剔華盛頓的才幹，說他「不拼錯單詞就寫不出句子……對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歷史都只有膚淺的認識」。[22]類似的，成為總統後，亞當斯覺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浮誇、好色、詭計多端，是一個自命不凡的暴發戶，在華盛頓政府中不合理地凌駕於自己之上。

  回顧亞當斯的任期，有兩三個特點值得格外注意，因為這正是漢密爾頓批評的焦點。亞當斯羞怯、敏感、易怒，他本人也承認這一點：「總體上說，我的脾氣相當平和，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極其愚蠢，或者欺騙、偽善、忘恩負義、背信棄義之類的事情，也會暴跳如雷。」[23]他不善於應對壓力，通常會強壓怒火，直到耐心盡失，驟然爆發。他告訴班傑明·拉什：「我經常感到焦躁不安，因此未考慮自己的言行或文字可能給別人留下什麼印象。」[24]

  大多數時候，他會注意談吐得體、舉止端莊，講一番場面話或恭維話，但仍會不時流露出好鬥的情緒。上了年紀之後，他談到，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我拒絕在沉默中忍耐，我會嘆息、抽泣、抱怨，甚至會尖叫。我必須羞愧地承認，有時我甚至會說一些粗俗的髒話」。[25]

  如果漢密爾頓和亞當斯在處事風格或脾氣秉性上再接近一點的話，他們也許能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因為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亞當斯說：「深得人心永遠都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過去或是將來我都不是一個廣受歡迎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明白，一個人必須對民眾的錯誤有正確的判斷力，並對他們予以監督，有時甚至需要承擔他們不滿意而帶來的種種風險。否則，長遠來看，他不可能為人民做出什麼有益之事。」[26]像漢密爾頓一樣，亞當斯深信民眾渴望自由，但懷疑他們是否願意用一套牢固的權力制衡體系來約束他們的代表。兩人皆是堅定的國家主義者，都欣賞英國的制度，反對烏托邦思想，不相信民主能夠淨化人性的浪漫想法。他們認為，平民和國王都可能成為暴君，都擔心法國大革命在美國重演。在亞當斯眼中，法國的一系列事件散發著「血腥、恐怖，充斥著謀害和殺戮，不乏野心和貪婪」。[27]

  另一方面，亞當斯缺乏漢密爾頓那樣的經濟頭腦。他更支持小農場主，對漢密爾頓的經濟計劃持保留意見，認為它體現了「商業的唯利是圖」。[28]他不喜歡銀行，認為漢密爾頓的制度將會不知不覺掏空窮人們的口袋，並使「貪婪的壞習氣」污染美國的整個氣氛。[29]亞當斯任期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漠視現役軍隊建設，罔顧加強美英關係——這與漢密爾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無論兩人的政治觀點是否一致，漢密爾頓和亞當斯在性格方面截然不同。漢密爾頓在社交場合圓滑機智、八面玲瓏。他要比亞當斯文采飛揚多了。傳記作家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亞當斯年輕時「不習慣娛樂環境，他身處其中時常感到尷尬，覺得周圍人在嘲笑他。有時人們的確如此，令他備受傷害」。[30]年輕的亞當斯害怕別人的嘲笑，而年輕的漢密爾頓卻因感受到命運的鼓舞而情緒高漲。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亞當斯貶低漢密爾頓，認為他是一個自鳴得意、目空一切之人，蔑視他沒有經歷18世紀60年代美國獨立戰爭前夕的洗禮。費舍爾·埃姆斯指出，亞當斯往往把不是在獨立戰爭中「打拼出來的」的名譽不當回事。[31]按照這個標準，漢密爾頓是一個中途闖入者，一個好吹噓的遲到者，壓扁身體擠進了美國開國元勛的榮譽榜。亞當斯直到死時還把漢密爾頓看成是一個「野心太大導致精神錯亂的人。在親英分子支持下他的虛榮心膨脹起來。他的眼睛裡只有美國的最高職位。對於妨礙他的人，無論長幼，他都懷恨在心。」[32]

  雖然亞當斯在本質上是一位耿直的愛國人士，但他對漢密爾頓的攻擊卻顯得有些卑劣。他關注的是漢密爾頓的私生子身份，以及在國外出生這一事實。他描述漢密爾頓「出生在一個比科西嘉更小的地方，其祖先不但猥瑣，而且聲名狼藉」。[33]有一次，借用了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話，他生動地將漢密爾頓形容為「蘇格蘭小販的渾蛋小崽子」。還有幾次，漢密爾頓成了「尼維斯島的蘇格蘭克里奧爾人」或者「克里奧爾敗類」。[34]亞當斯聲稱，作為一個外國人，漢密爾頓缺乏美國人性格的知識，也不能夠真切地理解獨立戰爭支持者的情感，「他幾乎不可能把握美國人民的觀念、情感和原則」。[35]對於漢密爾頓自我奮鬥的傳奇，亞當斯毫無敬佩之感。他告訴班傑明·拉什：「漢密爾頓有個非常大的缺陷，他的祖先臭名昭著，他的出生地和教育又是外國的，他的人生財富就是無盡的貧窮。」[36]在亞當斯的嘴裡，漢密爾頓的不幸更像是他的個人缺陷。

  實際上，所謂漢密爾頓玩弄女性的傳言大多出自古板的亞當斯。他說：「我所知道的漢密爾頓是一個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凡夫俗子，卻偏要裝出一副清高的樣子。他荒淫放蕩，和老富蘭克林是一丘之貉。」[37]他甚至說漢密爾頓「性器官過於發達，連妓女都難以滿足他的淫慾」。[38]「他的通姦和亂倫的行為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這顯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提及漢密爾頓和安傑莉卡·丘奇關係曖昧）」[39]隨著時間的推移，亞當斯越來越反感漢密爾頓，致使他相信了所有貶低漢密爾頓的流言。而且，唯有亞當斯一人指責漢密爾頓在財政部就職期間玩忽職守，將工作推給下屬，自己在費城逍遙快活。在一封信中，亞當斯暗示，漢密爾頓之所以能夠效率極高地寫作，口若懸河地演講，其實是因為他長期吸食毒品。晚年時，他冷漠地告訴一位朋友：「戴達姆的教區牧師蒙塔古曾經跟我說過——儘管我無法保證這件事情的真實性——漢密爾頓在寫作時，或在酒吧及其他公共場合演講時，嘴裡總是嚼著鴉片。」[40]儘管如此荒唐地造謠中傷漢密爾頓，亞當斯依然把自己當成一個心胸寬廣的人。他告知默西·沃倫：「我從不中傷我最痛恨的敵人，也不鼓勵任何人這樣做。」[41]

  亞當斯擔任副總統時期，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參議院度過的，在那裡，他創下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紀錄——31次投出全場唯一的反對票。雖然就職位而言，聯邦政府中只有華盛頓一人高於他，但他卻時常發牢騷說，這是「人類已經發明的或者所能想到的最無足輕重的職位」。[42]最後，華盛頓幾乎不向他諮詢，把他放逐到權力的邊緣地帶。

  在亞當斯1797年3月4日作為美國第二任總統宣誓就職之時，他身著灰色套裝，頭髮撲粉，手持一柄禮劍。華盛頓顯示出一個成功的離任總統的安靜從容，而亞當斯似乎顯得不太自信。他後來告訴阿比蓋爾，當時一直擔心自己會突然暈倒。

  在許多方面，亞當斯十分靦腆，不喜歡把自己當作權力的象徵。他對阿比蓋爾說：「我厭惡公眾演講，回答記者的問題，宣讀公告；討厭被別人評頭論足、指手畫腳……我不喜歡招待會，也不喜歡正式接見活動。我不願意在上千人面前講話，對他們我沒有什麼好說的。」[43]除了繼承華盛頓留下的重擔，亞當斯還有一些障礙需要克服。雖然從政多年，他卻從未執掌州政府或聯邦政府。有一段時間，美國幾乎因黨派紛爭而四分五裂了，亞當斯因此討厭所有政黨。作為總統，亞當斯是聯邦黨的名義領袖，但他卻夢想成為一名超越黨派的總統。看到他放棄政黨領袖的責任，渴望權力的漢密爾頓非常樂意擔當這種角色。亞當斯後來承認，他知道與「聯邦黨的教皇」漢密爾頓分道揚鑣時，會招致漢密爾頓的「手下發動整個政黨來詛咒並驅逐我」。[44]在擔任總統期間，亞當斯經常夾在聯邦黨和共和黨之間，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在美國歷史上，這是一個並不多見的情況——出任美國總統，卻不願擔任黨派的領袖。

  第一次總統權力交替自然會引發人們對內戰、專制和外敵入侵的恐懼。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為了安撫聯邦黨人，亞當斯表現出政治家風範，保留了華盛頓內閣的核心成員，其中包括三位後來被他斥為「叛國者」的政要：蒂莫西·皮克林留在國務院，小奧利弗·沃科特留任財政部長，詹姆斯·麥克亨利留任國防部長。[45]這三個人都與漢密爾頓過往甚密，都屬於聯邦黨內頑固的親英派，被稱為聯邦黨的高層。為什麼亞當斯會遷就這樣一個可能後患無窮的格局？他說：「華盛頓已經任命他們了，如果我把他們撤了，有人會鬧翻天的。」[46]漸漸地，亞當斯開始對其內閣成員心生不滿，他感覺自己像無助的獵物，被漢密爾頓及其親信愚弄戲耍。漢密爾頓卻不認為亞當斯能輕率地逃避責任：「當總統提名內閣成員時，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替換。如果身邊的人無論能力還是品行都讓他不信任，那麼問題一定出在他自己身上。」[47]

  約翰·亞當斯講過兩個自相矛盾的故事。一個故事是，他認為自己是個無辜的邊緣人，長期被深受漢密爾頓影響的內閣成員遺忘在一邊。他說，直到最後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在接受敵人的幫助，他不得不迅速採取措施，清除異己。在另一個故事中，他聲稱早就知道漢密爾頓操縱內閣，因為漢密爾頓在華盛頓任總統期間已是一手遮天：「事實是，漢密爾頓對華盛頓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以至於真正適合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一職的人選不肯接受這兩個職位。」華盛頓「只能任命願意擔任此職的人。我認為，這種無奈正是他卸任的真正原因。他並不是心甘情願退休的」。[48]按照亞當斯的說法，華盛頓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總統，是「受制於漢密爾頓的管家」而已。[49]亞當斯後來又寫道：「我所認識的所有拒絕效忠漢密爾頓的人，最後都引火燒身了……我很快發現，如果事先得不到各個部長的同意及漢密爾頓先生的認可，我的議案多半會在參議院遭到否決。」[50]

  亞當斯就職後，漢密爾頓曾上書總統，為新政府的政策建言，這個舉動激怒了總統。亞當斯說：「這封枯燥的長信，包含了一系列對總統、參議員及眾議員的說教。我讀完之後，覺得此人一定是瘋了。我非常不喜歡這封信，所以直接把它扔了。」[51]華盛頓眼中的珠玉卻被亞當斯視為敝屣。毫不奇怪，漢密爾頓渴望維持自己在華盛頓執政時期享有的決策影響力，他仍想成為總統的智囊，為這個國家出力；又或許，他是想試探一下在亞當斯當政時他能享有多大的權限。後來，在他寫給皮克林、沃科特和麥克亨利的諸多信件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漢密爾頓失去權力之後的失落。

  華盛頓在諮詢其內閣的意見時總是表現出關心和謙卑。相比之下，亞當斯經常不尊重內閣成員，把朋友和家人——尤其是阿比蓋爾——當作值得信賴的顧問。內閣感覺亞當斯冷若冰霜，反覆無常，習慣發號施令，而不是集思廣益。小奧利弗·沃科特——他同亞當斯關係比較密切——是這樣冷嘲熱諷的：「亞當斯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就像朱庇特統治下的奧林匹斯山一樣。（總統）忽略朋友或敵人的意見，所有人都被要求傾聽、恭敬和服從，不得有違。」[52]

  作為大陸會議的一員以及出使歐洲的外交官，亞當斯曾非常勤勉，也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忍受了與妻子長達五年的分離，堪稱典範。但後來，阿比蓋爾身體欠佳，特別是在亞當斯任副總統後期時，她風濕痛頻發，只能留居麻薩諸塞。亞當斯因此經常告假，每年都有九個月時間不在辦公室。在一次外交危機中，華盛頓向內閣抱怨這位逃避責任的副總統：「由於副總統離開辦公室去了波士頓，所以我沒有機會徵求他的意見，否則……否則我還是希望跟他商量商量。」[53]

  擔任總統後，亞當斯的私人安排同樣滿滿當當，似乎經常不在總統府，他經常莫名其妙地避居於麻薩諸塞的宅邸中，這致使他與內閣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執政第一年，他在昆西待了四個月，而華盛頓第一年擔任總統時，無論公私事務，總共外出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亞當斯還時不時草率地逃離自己的政府，最多的一次他在麻薩諸塞住了七個月，一直通過信函遙控管理國家。華盛頓對這種行為無法理解並抱怨：「這會讓朋友心生不滿，敵人將開懷大笑。」[54]當然，在亞當斯看來，讓自己和內閣疏遠的罪魁禍首是漢密爾頓。他苦澀地說：「我是總統，但也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55]很顯然，內閣的不忠與亞當斯經常缺席有關。大衛·麥卡洛指出：「亞當斯能在重大事情上出面是當時內閣成員的最大願望，他在與不在肯定會有所不同。」[56]

  對聯邦黨人而言，這是一個不利的局面。共和黨領導人傑斐遜和麥迪遜則表現出嚴格的紀律性和良好的判斷力。這兩個維吉尼亞人精明能幹，彼此親密無間，都有非同尋常的耐心和自控力。曾在華盛頓領導下團結執政兩年的聯邦黨則面臨分裂，因為它的兩位領導人——漢密爾頓和亞當斯雖然出類拔萃，卻無法停止相互對抗並相互憎惡。兩個人都是急躁且容易衝動的人，往往做出不計後果的判斷。兩個人還都擅長抨擊他人，可惜這種才能被用於了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