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惹是生非的卡西烏斯

  從漢密爾頓在《傑伊條約》中所展示出來的領導才能看，他並非僅僅是聯邦黨人最重要的理論家，他更是首屈一指的戰略家和組織者，他可以通過無以計數的信函、演講和文章來動員他的支持者。最讓人吃驚的是，政治工作不是他忙碌生活的全部，甚至算不上是最耗時的部分。「我埋頭於商業活動中，幾乎沒有時間顧及其他。」在離職兩年之後，他是這樣對魯弗斯·金說的。[1]大家都承認，他是紐約最好的律師，他的客戶都是奧爾巴尼以及整個紐約州的社會精英。「在每一個重大案件或者每一個商業案件中，人們總是聘用他做律師，」詹姆斯·肯特說道，「他是紐約商界最著名的律師。」[2]有了這份利潤豐厚的工作，他現在的收入是其擔任財政部長時的3到4倍，但是他並不想一味追求高回報。有一次，司法部長威廉·布拉德福特揶揄他：「我聽說，錢在你腳下你都不會彎腰去撿……你天生是個政治家，永遠會心系政治。」[3]

  漢密爾頓的政治生命和律師生涯經常出現交集，他處理過許多因國外勢力捕獲美國船隻而發生的海事保險案件。他也在著名的《憲法》案件中做辯護。1796年初，他去了費城，在最高法院為自己任職財政部長期間開徵的馬車稅的合法性做辯護。「他滔滔不絕講了三個小時，」一家報紙是這樣報導的，「他的整個論證條理清晰、扣人心弦，堪稱經典。」[4]法院最終贊同漢密爾頓的觀點，即國會有權管理「除出口之外的一切應徵稅資產」。[5]最高法院不僅支持漢密爾頓關於聯邦政府擁有徵稅權的觀點，同時首次就國會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做出了裁決。

  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因此，漢密爾頓沒有時間像傑斐遜那樣發展自己在科學、學術和藝術方面的興趣。漢密爾頓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過度操勞，漸漸開始變得健忘了。在離職幾個月後，他寫信給第一合眾國銀行，想知道自己的帳戶餘額，因為他把存單丟了。這是該銀行的傳辦人講的。漢密爾頓的確沒有給自己放幾天假。1795年夏天，他做了一次長達三周的旅行，去了紐約州北部的偏遠地區，參觀了卡育加湖的幾個印第安部落。從他保存的一個粗略的日記中似乎可以看出，這是一次商業旅行，涉及一宗土地買賣，由部落領導人參加的慶祝大會增添了幾分活潑的氣氛。1796年秋天，漢密爾頓與兩個朋友在長島度過了五天的美好時光，他們狩獵、騎馬，這次旅行可能是出於健康方面的考慮。此前他因腎功能紊亂被迫戒掉了香檳酒。他的朋友約翰·勞倫斯說：「我們打了一些松雞，並讓他騎了馬，以期他能有個好胃口，可是他並沒有什麼好轉。」[6]漢密爾頓對旅遊的興趣僅限於此。一個通過自己的財政政策將整個國家緊密團結在一起的人，竟然從來沒有安排一次環遊美國的旅行，這多少有點讓人意外。

  漢密爾頓的旅程從未涉及歐洲，甚至是美國南部，一來是因為工作繁忙，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家庭的眷戀。在其長島之旅後，他為了一樁案子匆忙趕往奧爾巴尼市。他在從斯凱勒家寫給艾麗薩的信中寫道：「不用說，我已經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回到你身邊，出現在親愛的孩子們面前。每次被迫離開你們，我都心情沉重。上帝保佑你，我的愛人……無限愛你的漢密爾頓。」[7]漢密爾頓給艾麗薩寫過許許多多如此情意綿綿的信件。無論身上有什麼缺點，他始終是一個慈愛的父親和深情的丈夫，時常牽掛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瑪麗亞·雷諾茲事件結束後，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妻子和孩子們身邊。

  漢密爾頓夫妻身體力行地長期照顧一些孤兒。1795年10月1日，喬治·華盛頓·拉法耶特，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兒子，同他的導師隱姓埋名來到紐約。漢密爾頓對拉法耶特侯爵印象極佳，並認為法國大革命浪潮過去之後，他還能在法國重獲民心。但是拉法耶特兒子的到來給喬治·華盛頓提出了難題。拉法耶特侯爵依然被奧地利人監禁在奧爾米茨，而侯爵的兒子希望美國能夠伸出援助之手，將侯爵解放出來。出於對其父拉法耶特的尊敬，華盛頓非常渴望接受他的兒子，但是《傑伊條約》引發的騷亂卻使事情變得複雜。華盛頓被指責有反法傾向，而拉法耶特，儘管是美國獨立戰爭無可爭議的英雄，卻已經被貼上法國革命叛徒的標籤了。

  對華盛頓而言，在個人情感和政治需要之間，他的確是感到進退維谷，難以取捨。他想讓漢密爾頓把這兩個年輕人送到費城，但為了謹慎起見，漢密爾頓認為推遲幾天更好，於是把這兩個年輕的法國人帶到了家中。艾麗薩回憶說：「總統及華盛頓夫人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家裡款待他們，但是國家政策不允許他在那個關鍵時刻這樣做。於是那個小傢伙和他的導師就在我們家度過了一個夏天。」[8]事實上，他們一直住到冬天。在這6個月中，漢密爾頓一直在安慰日漸憔悴、情緒低落的年輕人。終於，1796年4月《傑伊條約》的危機結束時，年輕的拉法耶特被允許去見華盛頓。

  這時離拉法耶特侯爵從監獄獲得釋放尚有一年多的時間。在經歷了「死一般寂靜的5年」之後，他給華盛頓寫了封信。[9]懷著激動和欣慰之情，漢密爾頓給拉法耶特寫了封長信，信中說他們之間的友誼「將歷經政治變遷和人生沉浮而長存……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這個國家是如何愛戴你，希望你能幸福。如果這個國家未用實際行動證明這種情感，我也不會愛它」。如果拉法耶特去美國尋求庇護的話，他將受到熱情的接待：「我們兩黨唯一沒有分歧的事情就是對您的熱愛。」[10]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很少在一封信中使用三次「愛」這個字。

  在漢密爾頓離開財政部之後，共和黨對他的妖魔化宣傳變本加厲。在反對派看來，他能夠從紐約操縱政府。漢密爾頓對外地的內閣成員的影響日漸加強，這倒是顯而易見的，從他與他們之間大量的信函往來就可以看出來。但他不是通過粗暴簡單的手法介入內閣，而是諄諄不倦地引發他們的獨立思考，這一點也實屬顯然。

  漢密爾頓同他的繼任者小奧利弗·沃科特的關係就很能說明問題。早在1795年4月，漢密爾頓確實自願指導沃科特如何維護美國的信用，他對沃科特說：「只要你願意，隨時都可以給我寫信。」[11]當時政府費用在增加，財政赤字高居不下，共和黨人多有怨言。漢密爾頓樂意在幕後保持這種影響力，但主要還是沃科特視漢密爾頓為上級，想求教於他。沃科特不斷向漢密爾頓請教技術性問題，從法國的私掠船隻到政府貸款，無所不包。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中，沃科特問了漢密爾頓7個關於財政管理的難題。他尚未走出漢密爾頓的光環，甚至哀求：「麻煩您簡要回答一下下面提到的這些問題吧。無論多麼簡短，我都不會在意。對於您親手建立的體系，您的意見會讓我的行動多些果斷，少些猶豫。我真的需要幫助，這裡沒有審計官。」[12]在另一封信中，沃科特坦言：「公共事務當然舉足輕重。我還不是很清楚，如何理順財政部門的公共事務……能收到你的建議，我將不勝感激。」[13]面對這些問題，漢密爾頓可能會覺得自己似乎仍是執政官。關於在新政府中應該如何施政，漢密爾頓仍站在答疑解惑的權威位置。

  本書首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1795年9月，漢密爾頓恭恭敬敬地給華盛頓寫信：「閣下，如需差遣，請您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有顧慮。」[14]華盛頓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在10月底，他讓漢密爾頓幫他準備一下國會開幕式上的年度講話，漢密爾頓起草了一份講演稿，好像他還在領著政府的薪水一樣。

  問題的關鍵是，華盛頓第二任期的內閣成員要比第一任期的差好多。聯邦主義者威廉·普盧默比較過漢密爾頓和沃科特：「前者真是一個天才，並且具有堅定不移的品質；後者是一個誠懇的人，然而其才智遠在其前任之下。」[15]關於其他內閣官員，我們也可以做出同樣的判斷。華盛頓身邊的確缺乏可以諮詢的合格人選。當時，社會輿論對政治派系頗有微詞，從而削弱了有識之士服務政府的積極性。華盛頓尷尬地向漢密爾頓提及，他正在物色接替埃德蒙·倫道夫的人選。他還絕望地說：「國務卿的位子空著，我該怎麼做？」已經有四個人拒絕了該職位。「我誠懇地向你請教，希望你能友善地談些意見。」[16]華盛頓讓漢密爾頓試探一下魯弗斯·金的意見，結果金成了第五個拒絕為國務院工作的人。漢密爾頓對華盛頓說，魯弗斯·金拒絕是因為「骯髒惡毒的謠言的矛頭」一再指向政府官員。[17]

  華盛頓找到第七個人時才最後將這個問題解決，這個人就是脾氣火暴的蒂莫西·皮克林，一個堅定的聯邦主義者，不折不扣的漢密爾頓的崇拜者。跟沃科特一樣，皮克林也經常向漢密爾頓請教。當漢密爾頓在華盛頓的部隊裡結識的老朋友詹姆斯·麥克亨利接管國防部長一職時，漢密爾頓在內閣里一下子有了三位至交。內閣清一色由聯邦黨人組成，這絕非偶然。華盛頓告訴皮克林，讓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己施政方針的人進入內閣無異於「政治自殺」。[18]在與傑斐遜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吸取了教訓，放棄了超越政治派別的天真想法。現在，他和聯邦黨結成更堅實的同盟，其中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漢密爾頓的朋友。詹姆斯·麥迪遜看到總統身邊匯集了漢密爾頓的信徒，反問傑斐遜：「現在，共和黨人的真理能透過什麼樣的官方渠道到達總統的耳朵里呢？」[19]

  避免被共和黨口中的「真理」所騷擾，也許正是華盛頓的本意。從執政後期的肖像畫來看，他顯得心浮氣躁，早年的平和冷靜蕩然無存。他看上去精力耗散，目光渾濁，軍人氣質也不復存在。總統深受背痛、假牙和風濕的困擾，拜訪者經常看到他面容憔悴、疲倦不堪。共和黨人的攻擊使他怒不可遏。他後來希望退隱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不再被「一些聲名狼藉的三流作家在出版物上謾罵和誣衊」。[20]

  華盛頓決定放棄三連任是一件大事。他原本沒有任期限制，許多美國民眾期待他終身執政。在領導者都渴望攫取更多權力的年代，他卻選擇了放棄。辭職是他能向共和黨批評者所做的最為莊嚴的回應。在第一個任期行將結束之時，他曾讓詹姆斯·麥迪遜起草一份告別演講稿，當他決定擔任第二任總統的時候，就將這份演講稿存放起來了。現在，在1796年的春天，他公開了這份草稿。就像在美國獨立戰爭接近尾聲時一樣，華盛頓希望能做一個臨別陳述，這或許會將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持久性原則以具體的形式確定下來。為了讓麥迪遜的草稿符合新形勢，他轉而求助漢密爾頓。此時，他不再掩飾對這位曾經下屬的喜愛，在送給漢密爾頓的手寫便箋上皆標註「私人」字樣。他越來越把漢密爾頓當成平輩至交，而漢密爾頓也以感激作為回應。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華盛頓竟然讓漢密爾頓——漢密爾頓曾在制憲會議上擁護總統終身制——來起草這份告別演說。漢密爾頓協助建立了美國政治生活的一種先例，即總統任期最多兩屆，這個先例直到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才被打破。在1796年中旬，華盛頓給漢密爾頓寄去了一份潦草的稿件，一部分內容是麥迪遜寫的演講詞，一部分是華盛頓為了顯示出過去四年的「顯著成就」，尤其是外交方面的變化而加上去的內容。[21]他讓漢密爾頓按照他的意思以另外一種形式修改一下，最好能把舊的演講詞棄之不用。[22]華盛頓希望漢密爾頓能用言簡意賅的文風，儘量避免提及個人或者使用有爭議的表達。這一目的是創作出一份超越時代束縛的文稿，使美國走出損害公務的黨派之爭。華盛頓添加的材料中提到：「報刊充斥著謾罵。他們不顧事實，惡意捏造，曲解我的政治觀點。」[23]這一回，脾氣急躁的漢密爾頓謹慎地刪去了這些激烈的言辭。

  漢密爾頓傾盡全力完成了這項任務，對華盛頓列出的包羅萬象的主題做了深刻而又傑出的闡述。那個夏天，他為華盛頓準備了兩份文件。其中之一是潤色麥迪遜和華盛頓的草稿，另一個就是他本人寫就的演說詞。華盛頓更喜歡後一份文件，於是最後的定稿就是在這份文件的基礎上改定的。但是，總統覺得漢密爾頓的草稿有點長，他希望能夠優雅和簡練一些，以便報紙能夠毫無刪減，全文刊登。「我想，任何一家公報專欄恐怕都無法一次容下這篇講稿。」他告訴漢密爾頓。[24]現在已經是一個成熟老練的代筆人了，於是漢密爾頓飛快地將他的草稿縮減得更簡潔。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對演說詞進行反覆的琢磨和潤色，直到它得到一致認可。偶有幾處，漢密爾頓式的聲音透過字裡行間傳了出來，比如在控訴派系鬥爭時，寫道：「這些爭鬥可能成為一種助力，使狡黠奸詐、缺乏原則的野心家顛覆民眾權力，凌駕於政府統治之上。」[25]然而，整體而論，他們兩個人的意見非常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誕生了一篇文學史上的「奇文」。如果漢密爾頓是語言大師的話，那麼華盛頓就是指引方向的守護神。這篇文章在開篇之處感謝了美國人民，這感人肺腑的一部分恐怕不是漢密爾頓寫出來的。相反，氣勢如虹的中間部分，還有對政治事件洞若觀火的體察無疑體現了漢密爾頓的特長。

  很難分清這篇文章的哪些部分出自華盛頓，哪些部分出自漢密爾頓，因為二人的許多觀點是重合的。兩人都對《傑伊條約》引發的爭端表示痛心，對法國威脅派出外交使節和艦隊感到義憤填膺。華盛頓告訴漢密爾頓，若不是因為國內在條約問題上發生的激烈爭吵，他更希望坦率地向法國說出這樣的話：「我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的行動應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在決定中立並對交戰各國嚴格遵守中立國規範之後，我們不會受天底下任何國家的政治派別的指使，除非我們和一些國家簽署的條約要求我們這麼去做。」[26]告別演說詞提到了這件事。

  告別演說的核心是號召美國保持中立，拋棄個人和黨派的標籤。但是，其中卻充滿漢密爾頓曾用於推進《傑伊條約》時的爭議性言辭，在告別演說的公正的氣氛中，漢密爾頓批評了傑斐遜黨人對法國的浪漫幻想。當提及一個國家期待另一個國家的無私支持是愚蠢的想法時，他重申了駁斥傑斐遜的一個舊論：法國在獨立戰爭時期幫助美國，只是為了打擊英國。在談及美國應該避免與外國長久結盟這個主題時，他指出：「一個國家沉溺於習慣性的仇恨或喜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一種奴性。」這個論述呼應了他早先的觀點，即共和黨有親法反英傾向。[27]關於宗教和道德，他的評述在定稿時稍有改動。即使如此，他仍對主張「無神論」的法國大革命表示擔憂：「宗教和道德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道具。一個試圖顛覆或損害它們的人不可能被稱為愛國志士。」[28]

  演說中有關國內事務的部分基於漢密爾頓對華盛頓意圖的透徹理解，他懇請大家保持團結，並列舉了目前所面臨的各種威脅。他提到派系鬥爭可能被居心叵測之人利用；呼籲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以保護自由；申明公共信用和控制赤字的必要性；提到了遵守憲法的神聖義務。在一個被紛爭撕裂的國家，漢密爾頓勾勒出一幅和諧的藍圖：農業和商業是互利互惠的。北方和南方，西部邊陲和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是互補的。將這些因素轉化成優勢唯一所需要的事情就是國家的統一。

  這篇告別演說詞將用於出版，而非公開演講，因此華盛頓還就刊印的時機和地點徵詢過漢密爾頓的意見。1796年9月19日，這篇文章被刊登在克萊普爾的《美國每日GG報》上，並馬上被其他報紙轉載。這篇文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讀，一方面是對美國政策的冷靜闡述；另一方面是對共和黨擾亂國內和諧的抨擊。憑藉登峰造極的藝術手法，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從關於《傑伊條約》、威士忌叛亂以及其他事件的爭論中提煉出了一個主題，並賦予它普世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流逝，作為背景的事件逐漸黯淡下去，留給那些名言警句的是神諭一般的力量。對中立國身份和一項基於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所做的論證影響尤甚。「這是首次全面、權威地闡述美國的外交政策。」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這樣寫道。[29]一個世紀以後，這份文件已經變成了經典文本，如今美國國會每年在華盛頓生日之時都會高聲朗讀這份演說詞。

  儘管現在的美國人對這份演說詞頂禮膜拜，但當時共和黨人的反應卻是滿懷怨恨，忽略了它對統一的迫切要求。一份報紙指責華盛頓的文字是「腦子有問題的人寫出來的廢話」。[30]在《黎明報》上，班傑明·富蘭克林·貝奇又將荒誕無稽的老調翻出來重談：華盛頓在獨立戰爭期間與英國沆瀣一氣。貝奇還做出了一個世人皆知的舉動，他把《常識》的作者托馬斯·潘恩寫給華盛頓的信公開發表出來，這封信詛咒華盛頓快點死亡，並說「世人難以判斷你到底是個變節者，還是個騙子；你到底是放棄了原則，還是根本就沒有原則」。[31]雖然漢密爾頓並非謙恭忍讓之人，但為華盛頓和國家效力時卻甘願隱身於幕後。只有少數幾個親友知道這篇演講稿是由漢密爾頓起草的，比如艾麗薩、羅伯特·特魯普和約翰·傑伊。艾麗薩埋怨丈夫不肯居功，時常提起這篇文章的由來。40多年之後，她證實了演說詞的確是漢密爾頓寫的：

  他寫這篇文章時，是訪客少的時候，或學徒不在的時候，以免有人打擾他。他會讓我坐在身邊，邊寫邊讀給我聽，他說，這是為了知道文章讀起來是否能夠引起共鳴。他說：「親愛的艾麗薩，你之於我就好比莫里哀的老保姆之於他。」[17]他曾給我讀過整篇文章，或者說其中的大部分。我見證了大部分文字的出爐。[32]

  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詞面世之後，又以宣傳冊的形式在各地出售。艾麗薩非常高興地回憶起她和丈夫在逛百老匯大街時，一個老兵和他們搭話，想賣給他們一本。漢密爾頓買了一本，笑著對妻子說：「他不知道我掏錢買的是自己的作品。」[33]

  漢密爾頓將演說詞的核心作用一直對外保密，因為華盛頓的崇拜者擔心泄露這個秘密，可能把華盛頓從神壇上拉下來。他們成功了。在漢密爾頓死後，他的演說詞底稿和與華盛頓的所有通信都委託給魯弗斯·金保管。在19世紀20年代，艾麗薩和他的孩子們不得不提起訴訟，請求魯弗斯·金歸還這些文件，最終，金極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手稿。後來，艾麗薩撰寫了關於這篇演講稿的回憶錄，以便「我的孩子們能熟悉了解他們的父親對這個國家的貢獻，他在華盛頓將軍執政期間給予他的幫助。他們都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自主和安定團結」。[34]

  儘管華盛頓在位期間，人們對他爭議不斷，但歷史學家認定他與亞布拉罕·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美國最傑出的三位總統。華盛頓給後世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合理的公共信用、中立的外交立場、穩定的政府，以及切實可行的《憲法》。作為久居權力中心的行政管理天才，漢密爾頓應該能分享華盛頓很大一部分榮譽。然而，漢密爾頓為什麼沒有在1796年或其他時間成為總統候選人呢？在總統候選人是由政黨精英推舉的年代，作為聯邦黨的重量級人物，他具備明顯優勢。但漢密爾頓從未提及自己是華盛頓的接班人，也從未在總統選舉中獲得過一張選票。

  這樣一個才華橫溢、擁有卓越治國才能的人竟然從未登上過權力的巔峰，甚至沒有參與總統競選，這個矛盾如何解釋？謎團的部分答案在於，當時的政治人物從未結盟支持漢密爾頓。顯然，他不可能挑戰華盛頓的總統資格，並且就像約翰·亞當斯對阿比蓋爾所說的那樣：「無疑，我才是接班人。」[35]亞當斯說得不錯。漢密爾頓自己也說過，就本身的條件而論，亞當斯、傑斐遜和傑伊才會被視為總統職位的有力競爭者。而且，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漢密爾頓已經離開政府重操律師舊業了。更何況，那個時候，他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僅僅提及他的名字就能引發辯論。他的追隨者崇拜他，而他的敵人卻視他為一個狂妄自大、自以為是、虛張聲勢的人。

  還有其他理由也能說明為什麼漢密爾頓沒能獲得那種榮譽。儘管有幸擁有一個偉大的行政頭腦，也有一個最高決策者的支持，但是漢密爾頓始終沒有學會像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那樣收放自如。他的領導理念高尚，但有局限性：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在必要時不能屈從於民意，而要幫助民眾擺脫幻想或自我陶醉的狀態。漢密爾頓生活在一個單純的道德世界，不擅長與人妥協或達成共識。華盛頓和傑斐遜都善於回應民眾的呼聲，而漢密爾頓則對普通人的好惡缺乏興趣。儘管是一個公認的可能會成為總統的傑出人物，但他還是缺乏伍德羅·威爾遜在定義「政治領袖」時所提及的一種關鍵品質：「對他所領導的人抱有深切的感情，這種情感來自洞察力而不是智力。」[36]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缺乏的就是這種與美國民眾的玄妙的聯繫。這可能就是為什麼麥迪遜一直說「漢密爾頓永遠不可能獲得總統一職」的原因。[37]

  還有一個根本理由可以用來解釋漢密爾頓為什麼不願意競選總統。在1796年選舉期間，諾亞·韋伯斯特，當時是聯邦黨派的編輯，在他的報紙《密捏瓦報》（The Minerva）上暗示漢密爾頓是最合適的總統候選人。按照熱衷於傳播小道消息的詹姆斯·T.卡倫德的說法，一個未透露姓名的共和黨人看到了這篇文章後，急急忙忙向紐約派遣了一位信使面會漢密爾頓，告訴漢密爾頓：「如果韋伯斯特再發表類似文章，我們會立即把瑪麗亞·雷諾茲的相關資料公之於眾。」可以想見，這一消息的確被傳達給漢密爾頓了，因為此後，《密捏瓦報》就沉默了。[38]

  漢密爾頓知道自己不會接替華盛頓，但他並不打算在1796年扮演被動角色，畢竟那一年的大選是美國歷史上真正意義的第一次總統競選，也是第一次由各黨派控制的選舉。當時，人們還不習慣候選人出面拉票或撕去矜持的偽裝，因此政黨領袖的影響力被放大。於是，麥迪遜為傑斐遜搖旗吶喊，傑斐遜則躲在朋友身後。同樣，聯邦黨的領頭人物約翰·亞當斯也宣布：「我決定當一名這場愚蠢而又不道德的遊戲的沉默觀眾。」[39]

  起初，漢密爾頓告訴一位記者，他最重要的目標是阻止傑斐遜當選總統：「所有人必須拋卻一切個人恩怨和偏見，所有事務都必須讓位於摒除傑斐遜。」[40]「考慮到聯邦黨在維吉尼亞州的勢力較弱，他甚至打算支持與當地共和黨越來越疏遠的派屈克·亨利，以分散傑斐遜在南方的支持率。」當亨利拒絕了漢密爾頓的要求之後，他轉而找到了另一個異軍突起的南方人托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一位獨立戰爭時代的英雄，南卡羅來納州的前州長，曾經是美國駐西班牙和英國的外交官。

  漢密爾頓對平克尼的支持似乎會冒犯亞當斯，因為亞當斯認為自己才是繼任總統的最佳人選。聯邦黨人內部也有一個模糊的認識，亞當斯是總統候選人，平克尼是副總統候選人。漢密爾頓並未明說更支持平克尼，因為根據當時《憲法》的規則，選舉人投票時不用區分總統還是副總統。一些聯邦黨人準備不投平克尼的票，以確保亞當斯當上總統，這讓漢密爾頓非常擔心，傑斐遜有可能漁翁得利成為總統或者副總統（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華盛頓有可能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當不上第一任總統時漢密爾頓的心情）。作為一個黨派的首領，漢密爾頓依然堅持著他的正式立場，聯邦黨的選舉人投票時應把亞當斯和平克尼一視同仁。這個提議看似中立，實際上卻有利於平克尼。平克尼在南部地區支持率較高，如果他和亞當斯在北方得票數相當，他的總票數會超過亞當斯。

  漢密爾頓押錯了賭注，以致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前程。在作為財政部長時，他同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層之外的約翰·亞當斯只有過有限的幾次接觸。這兩個人一直保持著一段距離。漢密爾頓後來說，在華盛頓即將離職之時，「聯邦黨中影響最大的幾個人開始懷疑亞當斯是不是擔任總統的合適人選」。因為亞當斯脾氣急躁，性情易變。然而，在亞當斯「三番五次的請求之後，他們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對他抱有希望」。[41]

  在漢密爾頓心目中，理想的總統性格應當像華盛頓一樣「多協商，勤思考，慢決策，不猶疑」。[42]相比之下，約翰·亞當斯脾氣暴躁，氣質陰鬱，喜怒無常，與華盛頓的穩健形成了鮮明對比。漢密爾頓將平克尼「謹小慎微、中庸」的性格與亞當斯「虛偽自私、常常嫉妒以及無法捉摸」的性格做對比。[43]這些文字寫於選舉之後，能夠說明漢密爾頓當時深藏內心的一些看法。

  起初，亞當斯並未覺察到漢密爾頓在競選活動中的表里不一。他告訴朋友，漢密爾頓屢次向他提醒，他的一些弱點可能將傑斐遜推上總統寶座，漢密爾頓支持平克尼也只是在他不能贏得大選時的備選方案。當傑斐遜寫信告誡亞當斯：「就繼任總統這件事而言，您可能被紐約州的朋友算計了一把。」麥迪遜曾勸說傑斐遜不要發出這封信，以免被人們說成是刻意引發聯邦黨人的內亂。[44]然而，在12月底，埃爾布里奇·格里給亞當斯提供了一份從亞倫·伯爾那裡取得的「證據」，說明漢密爾頓私下爭取讓平克尼而非亞當斯當選總統。亞當斯夫婦都驚呆了。「每當我看到那個好爭吵的人時，我總是會想起『當心那個惹是生非的卡西烏斯[18]』這句話。我一直留意著他。」阿比蓋爾這樣向她丈夫評論漢密爾頓。

  約翰·亞當斯回答說：「我不會再關注他的幼稚舉動，會像過去一樣和他保持距離。」[45]這只是約翰·亞當斯無休止地謾罵漢密爾頓的一個開始，他稱漢密爾頓為「一個極其虛偽的小人。我蔑視他在選舉中所做的小動作」。[46]他認為漢密爾頓因為平克尼更能順從他的野心，能夠組建「一支唯漢密爾頓馬首是瞻的兢兢業業的隊伍」，所以才支持他的。[47]麥迪遜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漢密爾頓是擔心像亞當斯這樣的人「太有主見，不會甘當傀儡」而無法實施自己的「幕後陰謀」。[48]亞當斯對漢密爾頓的憤怒可以理解，但他迅速將憤怒上升為人身攻擊，稱漢密爾頓為「克里奧爾（Creole）[19]雜種」。[49]亞當斯任總統期間，對漢密爾頓的謾罵從未停止，讓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雪上加霜。

  1796年10月15日，眾議院的書記員約翰·貝克利提醒詹姆斯·麥迪遜注意《美利堅合眾國公報》上署名為「福基翁（Phocion）」的系列文章。貝克利猜測，漢密爾頓就是該文的作者，並猜測他有兩重用意：詆毀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傑斐遜；對亞當斯表示一下不冷不熱的支持。在10月14日到11月24日這段時間，犀利而多產的福基翁總共發表了25篇關於選舉的評論性文字。儘管約翰·亞當斯已經認定漢密爾頓就是作者，但令人費解的是，漢密爾頓的文集和傳記中都沒有提到這些文章。文章無疑有著漢密爾頓的典型風格：戲謔、機智、篇幅巨大，有時甚至吹毛求疵。在內容上，作者同樣對傑斐遜及血腥的法國大革命頗有微詞。漢密爾頓似乎無意掩飾身份，照搬了之前發表的字句。比如，1792年9月29日，漢密爾頓用筆名「卡圖盧斯」發表文章，把傑斐遜比作「故作姿態扔掉王冠的愷撒」，稱他想「牢牢抓住帝王權杖」。[50]現在，「福基翁」也把傑斐遜比作愷撒，一邊「故作姿態扔掉王冠」，一邊「牢牢抓住帝王權杖」。[51]漢密爾頓再次把傑斐遜描繪成一個隱藏在共和黨樸素外衣下的酒色之徒。

  福基翁回顧了傑斐遜的政治生涯：在做維吉尼亞州長時，英軍到達之前他就逃得無影無蹤了。此前，漢密爾頓也曾指出過傑斐遜類似的懦夫行徑，說他曾在國家危難時刻離開總統內閣。似乎是在標榜漢密爾頓。福基翁說：「與他相比，那位精力充沛的偉人漢密爾頓有哪些不同？」漢密爾頓問道，好像在為他沒有退卻做宣傳。「他也希望能像那位蒙提塞羅的哲學家一樣退休。他有一個大家庭，他的微薄財富在昂貴的城市生活中迅速消散。但是由於他所宣稱的羅馬精神，儘管他也希望退休，但只要他的國家面臨戰爭危險，他就會一直堅守崗位。」[52]

  福基翁的文章包含對傑斐遜所做出的最令人難堪的批評，指責他曾是一位奴隸主，並暗示知曉薩莉·赫明斯的事情。去蒙提塞羅的客人都注意到那裡有一些皮膚顏色較淡的奴隸。1786年的一個客人，沃爾尼伯爵非常震驚地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看到一個膚色跟我一樣白的孩子被叫作黑人，而且被當成黑人對待，我感到很吃驚。」[53]理論上，傑斐遜可能是赫明斯的全部孩子的父親。傳記作家福恩·M.布洛迪（Fawn M. Brodie）有過這樣的記錄：「傑斐遜和薩莉·赫明斯住得根本不『遠』，她育有7位子女，在每個孩子誕生前，傑斐遜都和她生活了九個月。而傑斐遜不在蒙提塞羅時，她卻沒生過孩子。」[54]傑斐遜生前只釋放過兩個奴隸，在遺囑中釋放了另外五個奴隸，這幾個人都是薩莉·赫明斯家的人，但是他卻沒有解放薩莉。薩莉在彌留之際，告訴她的兒子麥迪遜，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傑斐遜的孩子。在1998年，DNA檢驗證實了傑斐遜（或者其家族的某位男性）很有可能是薩莉·赫明斯的孩子埃斯通的父親。閱讀福基翁的行文，人們猜測，漢密爾頓很可能是從安傑莉卡·丘奇那裡獲知了關於薩莉·赫明斯的事情。

  在福基翁的第一篇文章中，漢密爾頓列舉了傑斐遜為人稱道的8項品質，然後逐條加以批駁。傑斐遜是一個優秀的道德哲學家嗎？漢密爾頓挖苦說：「如果能證明他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和暴力……那麼，他作為一個優秀的道德哲學家的品質將會是他擔任美國總統的一個寶貴因素。」[55]傑斐遜在技術方面有什麼發現嗎？漢密爾頓幽默地讓人們想像出蒙提塞羅的一個空想哲學家，「為了民眾和全人類的利益，把蝴蝶和昆蟲製成標本，或敲打出一張旋轉椅」。[56]然而，與指控傑斐遜是一個偽善的奴隸主相比，這些諷刺只不過是熱身。漢密爾頓指出，傑斐遜在18世紀80年代初創作《維吉尼亞筆記》時，曾經贊成釋放維吉尼亞州的奴隸，並將他們運往別處。傑斐遜實際的想法是把奴隸「出口到更偏僻的地區，他們或者全部遭到殺害或者成為更低等級的奴隸」。[57]漢密爾頓諷刺傑斐遜認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劣的言論是偽科學。在《維吉尼亞筆記》中，傑斐遜談及黑人時說：「他們不是通過腎臟分泌，而是通過皮膚腺體，這讓他們有了一種強烈的非常難聞的氣味。」[58]漢密爾頓繼續引用：「首先一個引人注目的差異就是膚色：『無論這些黑色是來自皮膚內的網狀薄膜，還是皮膚本身，無論是來自血液、膽汁，還是其他分泌物，它們在性質上都和我們迥異。這種差別是如此真實，仿佛上蒼在向我們昭示著什麼。』」[59]

  漢密爾頓還奚落傑斐遜在種族問題上自相矛盾，傑斐遜居然懷疑黑人是否屬於人類，把他們定義為：「比人類低級、比猩猩高級的特殊動物……是一種迄今仍難以名狀的高級牲畜。」[60]傑斐遜還在這篇文章中表示：「黑人喜歡白人女性，甚於喜歡自己的種族；猩猩喜歡黑人女性，甚於喜歡母猩猩。」[61]隨後，漢密爾頓自信地觸及傑斐遜最害怕的話題——主人和奴隸的性關係。最後一句話似乎暗示他已經知道薩莉·赫明斯的事情了。

  這一刻，他（指傑斐遜）非常渴望解放奴隸，以實現人類的自由。而在另一刻，他發現黑人與人類不屬於同一種群，因而如果要解放，必須立刻將他們驅逐到別的地方，以免玷污了其主人的血統。他完全忽略了不該忘記的事：這種血統混合早在黑人還是奴隸的時候已經發生。他必定從自己身上看到了血統被玷污的充足證據。[62]

  在這裡，漢密爾頓既諷刺了傑斐遜的偏執，又指出傑斐遜與薩莉·赫明斯的關係有違社會禁忌，若非是他，這件事可能會沉睡兩個世紀。人們或許會對漢密爾頓的抨擊拍手稱快。然而，很不幸的是，人們越是深入研究福基翁的文章，漢密爾頓曲線操縱南方投票的痕跡就越明顯。他問南方奴隸主是否希望有一個「通過法令迅速釋放奴隸的」總統。[63]他打算從兩方面打擊傑斐遜：作為一個廢奴主義者，他意欲指出傑斐遜對奴隸的同情不夠真誠；作為聯邦黨人，他想恐嚇奴隸主，讓他們認為傑斐遜可能會出於同情而解放奴隸。

  在福基翁筆下，麻薩諸塞州的愛國者約翰·亞當斯光芒四射，顯然比傑斐遜有優勢。漢密爾頓向亞當斯表示了敬意，將他說成是「就其早期所做的勇敢無畏、忠誠可信、堅持不懈而且非常有益的貢獻而言，他是一個傑出的公民，也是一個在私生活方面十分純淨沒有污點的人，更是一個完全有資格得到其民眾尊重、感激和信任的愛國者」。[64]在1792年，漢密爾頓就已經以「卡圖盧斯」為名對亞當斯做出過類似的評價。[65]他還表揚了亞當斯30年來完美無瑕的公共服務操守，認為共和黨人的媒體歪曲了亞當斯的政治品格，試圖把他刻畫成一個擁護君主制度的人。「就我而言，」漢密爾頓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我是一個南方種植園主，擁有黑奴，在傑斐遜先生熱切的解放奴隸的願望和亞當斯先生的制衡體制之間，我會對前者抱以萬分的警惕。」[66]

  乍一看，漢密爾頓對亞當斯的褒揚似乎暗示著一種無條件的支持，看起來也跟漢密爾頓聲稱的聯邦黨人應當平等地投亞當斯和平克尼的票這一立場相一致。然而，有人疑惑這是否仍是損毀亞當斯的計謀。漢密爾頓明白，如果他能夠發動南方的奴隸主因為解放奴隸問題而放棄傑斐遜的話，他們也同樣不會選擇亞當斯這樣一個廢奴主義者，而是會選擇南卡羅來納州的托馬斯·平克尼。提起奴隸制的問題對亞當斯在南方不會有一點好處，而他又恰恰需要那裡的選票。

  當1797年2月唱票時，結果幾乎平分秋色。亞當斯以71票當選總統，傑斐遜68票當選副總統。平克尼得到了59票，伯爾由於在南方慘敗，只得到30票。新英格蘭選舉人的行為與漢密爾頓的計策背道而馳。有18張票沒有投給平克尼。新英格蘭數州非常堅決地把票投給了亞當斯，而南方則投給了傑斐遜。亞當斯原本打算，如果自己再次當選副總統，或者因為平票需要眾議院裁定時，將立即辭職。然而，他覺得以微弱優勢取勝對他的自尊心同樣是一個打擊，於是遷怒於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擁護者。他後來顧影自憐地寫道：「那兩個政黨都無必勝的把握，所以最終亞當斯以一兩票的微弱優勢勝出。他們準備在下次選舉中犧牲他。因此，他的執政不會得到任何一個黨派的支持，但卻受到兩個黨派的蔑視和辱罵。」[67]亞當斯把自己的這種以微弱優勢勝出的責任更多歸咎於漢密爾頓而不是傑斐遜，因而在接下來的4年裡，他想方設法地懲罰漢密爾頓。

  傑斐遜並不介意得票多少，自從辭去國務卿之職以來，他就一直在遠離喧囂的蒙提塞羅山上離群索居。「從1793年到1797年，我一直待在家裡，除了偶爾來幾個訪客，幾乎不與外界接觸。我最終感覺這種離群索居的生活對自身思想有消極的影響……思想完全脫離社會，與世隔絕。」他告訴女兒。[68]憑著對把握機會的感覺，傑斐遜認為當時並不適合共和黨人出任總統。法國的局勢依然紛亂擾攘，他樂於讓亞當斯去應對麻煩。他確定歷史的車輪很快將轉向自己，因此頗有先見之明地勸麥迪遜多些耐心。

  許多共和黨人喜歡亞當斯勝過華盛頓，或許唯一的原因是他與漢密爾頓的關係不那麼親密。支持傑斐遜的《黎明報》慶祝亞當斯如願獲勝，順便委婉地打擊了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一下：「無疑，亞當斯不會是一個傀儡——他有自己的觀點和判斷，他會自主行動，而不是聽命於其他人。」[69]同樣，傑斐遜也祝賀亞當斯當選總統，因為「這或許是唯一一道能阻礙漢密爾頓滲透的屏障」。[70]雖然當時傑斐遜和亞當斯關係疏遠，但在巴黎時他們算是好友。大選一結束，他就積極向當選總統的亞當斯示好，並細數漢密爾頓的選戰陰謀，唆使亞當斯反對漢密爾頓。他曾對一位心腹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亞當斯在疏遠漢密爾頓，可能背離後者的政見。」[71]漢密爾頓認真觀察了亞當斯和傑斐遜之間的友好和睦關係。他對時任美國駐英公使的魯弗斯·金說：「亞當斯先生是總統，傑斐遜先生是副總統，我們的雅各賓分子說他們很滿意，獅子和羔羊要躺在一起了。」[72]漢密爾頓不相信雙方就此偃旗息鼓，他認為傑斐遜注重意識上的差異而不會輕易妥協。

  漢密爾頓也收到警告，說亞當斯準備就他在選舉中的不忠行為報復他。那年1月，漢密爾頓在巡夜時腿部受傷，臥床靜養。他的夜間巡邏是為了配合眾人撲滅一場可能與奴隸叛亂有關的神秘大火。波士頓的史蒂芬·希金森（Stephen Higginson）告訴漢密爾頓，「盲目或虔誠的亞當斯的黨徒」指責漢密爾頓領導了一個政治小集團，在競選時為有利於托馬斯·平克尼的方向發展。「他們認為你和傑伊先生是這個所謂『政治集團』的首領，還認為是你們兩個想要阻止亞當斯坐上總統的寶座。」[73]就這樣，漢密爾頓從華盛頓總統無可替代的親信變成被亞當斯總統完全排斥的人。考慮到亞當斯堅信漢密爾頓有背信棄義的行為，所以他保留華盛頓的內閣班底的做法讓人費解。因為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漢密爾頓的朋友、崇拜者以及以前的同事。亞當斯會慢慢後悔這一決定的，就像他任職時做的其他決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