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糖球與玩具
2024-10-09 08:00:01
作者: 羅恩·徹諾
在漢密爾頓和他的家人於1795年2月中旬離開費城之後,他們在紐約市租了幾間房子逗留數日,之後他們動身前往斯凱勒在奧爾巴尼的住處,期望能在那裡過上安寧的生活。漢密爾頓發現,他還是難以獲得一些私人空間。紐約市的富商巨賈熱情款待他,場景就像迎接凱旋的英雄。在2月下旬,商會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足足有200人參加,「沒有能容納更多人的房間了」,一家報紙是這樣評論的。[1]這是一次愉快的盛宴,商界和農界人士都表達了他們對漢密爾頓的祝福。他本人則接受了9次全體敬酒,先前華盛頓和亞當斯每人才得到3次。紐約市逐漸取代費城和波士頓,成為美國的主要港口,漢密爾頓被尊為當地繁榮的守護神。在祝酒詞中,漢密爾頓向當地的商界人士表達了他的敬意:「紐約的生意人們,願你們永遠享有船長的榮譽、領航員的技能和港口的財富。」[2]兩個星期之後,紐約市長理察·瓦里克授予漢密爾頓榮譽市民稱號。與眾多在紐約市找到新身份的移民一樣,漢密爾頓對曾經收留自己的這座城市懷有特別的感情。「在我曾經收到的諸多同胞對我的珍貴讚許中,」他告訴瓦里克,「沒有哪個能比得上我現在得到的榮譽。」[3]
在漢密爾頓辭去政府職務之後,英國藝術家詹姆斯·沙普爾斯(James Sharples)為他創作了一幅彩色蠟筆畫,從這幅畫像可以看出,雖然曾在費城勞心焦思,曾遭到傑斐遜黨人的惡毒謾罵,但漢密爾頓仍然保持愉悅的心情。沙普爾斯刻畫出了一個有著銳利的雙眼,神情愉悅的睿智男性,他有著尖尖的下巴,英挺的鼻樑,髮際線卻已經後移。縱然心底深藏絕望,漢密爾頓仍然處於盛年,有能力規劃自己的宏圖大業。
漢密爾頓辭職的消息引發了對其前途的種種猜測。一些捕風捉影的人認為他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實是其老謀深算之處,他想接替華盛頓繼任總統。那些惡意的批評者和虔誠的讚美者都沒能想到,他的初衷只是希望過上一段寧靜的生活。在州長柯林頓先生於1月宣布他將不參加重新選舉之後,媒體便認為漢密爾頓可能是未來的州長,他的老上司尼古拉斯·克魯格會成為副州長。漢密爾頓讓菲利普·斯凱勒澄清這一猜測,他不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個野心家。當一位紐約律師問漢密爾頓,是否允許自己提名他競選州長。漢密爾頓沒有作答,只在備忘錄上寫下了以下內容:「這封信也許不懷好意。關於未來我不會回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4]這種自我保護的行為與當時充滿疑忌的氣氛十分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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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真相很簡單。漢密爾頓身負重債,急需賺錢。這一事實足以駁斥那些說他是一個貪污腐化的官員的傳言。如果漢密爾頓真的犯下什麼錯,那就是他渴望的是權力而不是金錢。他離職時比他入職時還要窮,在執掌整個國家的財政之後,他告訴安傑莉卡·丘奇:「我得稍稍照顧一下我自己了,事實上我需要更多照顧。」[5]他打算「遠離我的政壇並認真照顧我自己的小家」。[6]漢密爾頓任職財政部長時,每年賺得3500美元,這遠遠不足以支付他那日漸繁茂的家庭所需的各種消耗,當然也比不得他做律師的收入。他擁有的只是一些日常家具,他估計自己需要五六年穩定的工作才能夠將外債還清,從而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因為這種負債生活的方式與傑斐遜等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人不同,因此他只有辭職了。在漢密爾頓辭職之後,麥迪遜寫信給傑斐遜,其間流露出對漢密爾頓的些許不滿:「報紙大張旗鼓地聲明是貧困讓他回到律師界生活的。」[7]
漢密爾頓對於自己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倒從不避諱。華盛頓總統收養的孫子喬治·華盛頓·帕克·卡提斯(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講述了漢密爾頓在提出辭呈之後出現在總統大樓時的情景。當漢密爾頓面帶微笑進來的時候,華盛頓的助手們已經在那裡了。「祝賀我吧,我的好朋友們,」他說道,「因為我不再是一個公眾人物了。總統最後還是同意了我的辭呈,我再次成為一個普通人了。」漢密爾頓注意到他們沮喪的神情,接著說:「我的全部身家連500美元也不到。我把青春年華奉獻給這個收納我的國家。現在,我的家庭有權對我提出要求。」漢密爾頓拿起桌上的一本宣傳冊,將它打開。「嗯,是憲法,」他說,「現在,請記住我說的話。只要我們仍然是一群崇尚美德的年輕人,這份文件就會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福祉和共同的幸福把我們結合在一起。然而,如果我們垂垂老矣,腐化墮落,它將很難把我們長久地聯結在一起。」[8]這種對美國未來的惶恐觀點預示漢密爾頓不會滿足於在財政部所取得的成就,他將重返政界。
在艱辛和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漢密爾頓並非對財富的吸引力無動於衷,他也想生活得舒適一點,但是他不想通過不道德的手段獲取財富。他在離職之後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當他故地重遊紐約之時,他的老同學羅伯特·特魯普找到了他,在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時,特魯普「習慣借些小錢給他(漢密爾頓),好讓他補貼家用」。[9]友善的特魯普當時已經發跡,現在是著名地產商查爾斯·威廉姆森(Charles Williamson)的代理,後者代表了一批在美國投資的英國富商。1795年3月末,特魯普力勸漢密爾頓參加一個在西北地區購買房產的項目:「我可以說,我最大的幸福莫過於成為幫助你這樣的紳士累積財富的經紀人了。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財富活得瀟灑自在,他就不可能被人當作紳士。」[10]特魯普還說,法律這個行當將會使漢密爾頓疲憊不堪並且10年以後他甚至無力養家餬口。
如果漢密爾頓貪戀金錢,這就是一個機會:一個真誠的朋友熱切地希望他能夠通過合法的途徑致富。然而,儘管為特魯普的關心所打動,漢密爾頓還是給他寫了一封措辭得當的信,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請。在漢密爾頓做出決定時他充分考慮到了威廉姆森代理的是外國人這一事實,因為他已經預見到「一場人類歷史上的重大危機」,希望自己斷絕與國外的一切瓜葛。漢密爾頓擔心,法國大革命中的種種恐怖行徑也許很快就要登陸美國了,斷頭台以及其他東西或許都要來了,他本人可能也會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即將要玩的遊戲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他對特魯普說,「它可能就是真正的自由、財產、秩序、宗教,當然還有腦袋。特魯普,屆時我將盡力保全你我二人的性命。」他並不奢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只要能在鄉間安然度日,已經心滿意足」。[11]於是,漢密爾頓拒絕了為賺錢去冒險。最終,他接受了查爾斯·威廉姆森提供的律師職位,但是卻沒有參與土地交易。
那個春天,漢密爾頓大部分時間是在奧爾巴尼與艾麗薩以及孩子們一起度過的,不時穿梭於這個小小的臨時家園和曼哈頓松柏大街63號的辦公室之間。他還憧憬過去歐洲旅遊一次(這將是他到達北美以來第一次出國),但是他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寶貴的時間花在家人身上。從公職中解放出來,漢密爾頓看起來比過去幾年輕鬆了不少,與艾麗薩說話時的語氣也變得詼諧起來了。一天,沒有及時訂到從紐約去奧爾巴尼的馬車車票,他告訴艾麗薩:「我得試試渡船,我明天就去,我必須祈禱和煦的春風把我迅速帶到愛人的懷抱。」[12]5月份,漢密爾頓甚至休了一個星期的長假,與他的朋友亨利·格蘭(Henry Glen)一起從紐約的斯卡奈塔第到撒斯奎哈那河坐馬車走了一個來回。然而,漢密爾頓並不能輕鬆多久,夏天的時候他又回到了紐約,參加一個包括許多紐約名流顯貴在內的頂級訴訟客戶見面會。由於設在下曼哈頓的這個據點,漢密爾頓離國家政治中心費城的距離,並不像實際的地理距離那麼遙遠。
漢密爾頓離開美利堅政壇是如此迅速,以致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然而,即便法律事務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的,他也沒有放慢寫作的步伐,並且還積極投身於他辭職之後的第一次大爭論之中,那就是《傑伊條約》(Jay Treaty)引發的騷亂。約翰·傑伊在前一年夏天一抵達倫敦,漢密爾頓的個人代表安傑莉卡·丘奇就主動接待了他,並邀請他參加她的社交晚宴。像其他精力充沛的男性一樣,傑伊為安傑莉卡·丘奇的魅力所傾倒。他告訴漢密爾頓:「安傑莉卡真是一個性情溫柔、令人愉快的女人。」[13]在參加了一些社交圈子受到真誠款待之後,傑伊知道,他即將談判的條約會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他提醒漢密爾頓:「我們不可以達成一個會遭到誤解的條約,那會毀掉我們民族的團結,並且會讓不和諧的種子生根發芽。」[14]
當與英國訂立的所謂《傑伊條約》的草稿傳到費城時,漢密爾頓仍然是俗務纏身。傑斐遜宣稱,漢密爾頓第一眼看到這份文件時,私下批評該條約「很糟糕」,還說它「婆婆媽媽」。[15]情況是否屬實我們無法確定。但我們知道的是,漢密爾頓對這份條約草案做出了非常睿智的評論,他針對第十二條向國務卿埃德蒙·倫道夫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條約第十二條對美國同英屬西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設置了太多的限制條件。
1794年11月19日,傑伊正式簽署了條約。他沒有在冬天挑戰北大西洋,而是在英國一直待到春天,因而條約的官方文本隨著他直到1795年3月7日才到達費城。這並不是一份能取悅美國人的條約,華盛頓決定在「絕密」(麥迪遜語)中將它掩飾起來。[16]也許因為傑伊是一位熱情的廢奴主義者,他沒有強迫英國賠償在獨立戰爭結束後帶走的奴隸。他也沒有為被英國海軍俘虜的美國海員爭取一個滿意的賠款方案。美國人民原以為他能堅持戰爭時期一個中立國的傳統特權,然而他似乎把這個基本立場都遺失了。對共和主義者而言,傑伊犯下的最不可容忍的錯誤是他給了英國在進口商品方面的最惠國待遇,而英國卻沒有對美國的進口做出相應讓步。不過,傑伊還是取得了一些細微但卻顯著的勝利。不列顛同意撤除西北的邊界貿易站,允許美國商人在貨物被沒收的情況下採取仲裁措施,有限制地允許美國小型船隻進入西印度群島。對傑斐遜的支持者而言,從最初的形式上看,《傑伊條約》是聯邦黨人向英國霸權屈辱投降的條約,背叛了同法國源遠流長的聯盟關係。
然而,在聯邦黨人的眼中,傑伊在最重要的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首先,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引爆戰爭無疑是自取滅亡,而傑伊與英方的談判終於使兩國化干戈為玉帛。此外,通過把國家的命運與海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聯繫在一起,傑伊也確保了美國的貿易能夠直通海外市場。關於這一條約,作家約瑟夫·伊利斯(Joseph Ellis)曾經評論道:「它將美國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與英國的艦隊聯繫起來,這在整個19世紀都對美國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保護作用。」[17]
5月末,也就是傑伊回到美國之後不久,華盛頓召集參議院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秘密討論這一條約。漢密爾頓對後果心急如焚。「各行各業的商人的普遍觀點是,」他對魯弗斯·金說,「不批准條約將會在總體上阻塞經濟計劃和公司運營。」[18]漢密爾頓並不贊成與英國重新談判,他只是希望參議院能就是否刪除對美國不利的第十二條達成一致意見。亞倫·伯爾率先表示反對,他希望獨立戰爭後被掠奪的黑奴以及其他財產「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賠償」。[19]他還對其他10個條款表示了反對。參議院最終不顧伯爾的反對在6月24日以微弱的贊成票優勢通過了《傑伊條約》,還增加了一個附加條款:對第十二條內容做部分保留。
由於擔心公眾對條約的反應,華盛頓仍然拒絕讓公眾審查條約的文本。漢密爾頓則向華盛頓建議,希望能夠面向公眾公布條約,只有這樣才能平息公眾的過度恐慌。7月1日,由共和黨的一名議員泄露出去的完整文本刊登在費城的一家報紙上,引起了美國政壇前所未見的騷亂。麥迪遜稱這一令人震驚的後果就像「電流傳遍合眾國的各個角落」。[20]傑伊首當其衝,成為共和黨人發泄憤怒的替罪羊。他剛剛辭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職——漢密爾頓回絕了替代傑伊就任大法官的建議——並且在缺席會議的情況下被選舉為紐約的州長,而漢密爾頓的妹夫史蒂芬·范·倫塞勒出任副州長。傑伊遭到惡意報復。在他紐約的住宅附近,各個大廈的牆上都寫著一些巨幅的咒罵文字:「約翰·傑伊,去死吧,那些不詛咒約翰·傑伊的人都去死吧,那些不在屋裡點起燈徹夜詛咒約翰·傑伊的人統統都去死吧!」[21]
《傑伊條約》重新點燃了公民惹內兩年前激發起來的怨恨情緒,斯坦利·埃爾金斯和艾瑞克·麥克基特里克曾經寫道:「儘管實際上人們從該條約中獲得的利益是相當可觀的,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份國際條約受到如此多的指責。」[22]橫掃各大城市的怒潮再一次暴露了美國兩個主要政治黨派之間的矛盾。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許多的城市焚燒了傑伊的肖像。傑伊自嘲地說,借著這熊熊火光照路,他可以走遍美國。對漢密爾頓而言,這些抗議確實應驗了他的預言,傑斐遜的追隨者的確是改頭換面的狂熱的雅各賓分子。在7月14日,查爾斯頓的市民慶祝了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的紀念日,他們拖著英國國旗走街串巷,最後在英國領館館前付之一炬。
這樣嘈雜無序的遊行讓人們想起了革命中的巴黎,雖然長矛上沒有串上保皇黨人的頭顱,但也足以震驚首都。小奧利弗·沃科特記錄下了這樣一幅場景:「有人把條約抄本扔到人群中,他們把它放到竿子上。大約300人組成的隊伍朝著法國公使的官邸進發,那裡正在舉行慶典活動。暴徒後來又去了喬治·哈蒙德家,在歡呼和喝彩聲中燒掉了條約。」[23]約翰·亞當斯當時目瞪口呆,後來才回憶起華盛頓的住宅被「形形色色數不勝數的人包圍著,一天又一天,吵著嚷著,要求對英國開戰的,咒罵華盛頓的,為法國愛國人士和道德高尚的共和黨人喝彩」。[24]
在此事發生之前,離任的漢密爾頓基本上沒有打擾以前的內閣同僚,與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可是,華盛頓現在想徵求漢密爾頓的意見——漢密爾頓對貿易以及其他問題擁有全面的知識和見解,他的地位難以替代。華盛頓完全明白,《傑伊條約》註定不受共和黨人歡迎,他希望至少能說服自己該條約是有益的,並知道該如何辯護。在7月3日,他曾經給漢密爾頓寫過一封信,信上標明了「私密」字樣,他請漢密爾頓評估一下條約。他毫不吝嗇地恭維漢密爾頓,稱讚漢密爾頓對貿易政策的認識「科學、深邃、全面」。[25]華盛頓還道歉說,他讓漢密爾頓從律師業務中分心了,如果他實在太忙的話完全可以拒絕這一請求。華盛頓在寫這些內容的時候一定在暗笑,他知道漢密爾頓一定會儘快給出一份非常正式的分析意見。果然,7月9日、10日、11日,漢密爾頓分別給華盛頓寄去了三份翔實無比的條約分析意見。他肯定了旨在解決《1783年和平條約》產生的種種問題的前十條,並指責限制美國同西印度群島貿易的第十二條,他不留情面地批評了條約的第十八條,因為第十八條列出了一份長得讓人無法想像的不列顛可以從美國船隻上沒收的違禁物品清單。然而,《傑伊條約》總體精神是有益的,讓人難以拒絕的,它的目的是為美國爭取和平。「有了和平,我們的貿易就能迅速發展。如果這一時期發生戰爭,將嚴重損害我們的發展和繁榮。」[26]
如此迅速收到漢密爾頓的意見,華盛頓著實吃了一驚。他表達了誠摯的謝意:「你的研究和闡述如此詳細,給你增添這麼多麻煩,我備感慚愧。」[27]華盛頓只是在一兩點上與漢密爾頓稍有不同,在其他問題上,兩人的立場完全一致。他給漢密爾頓的信件再次確認了傑斐遜的追隨者很難相信的一個事實:總統從不迴避與漢密爾頓的意見分歧,但在絕大多數問題上他們倆還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離開財政部之後,他失去了喬治·華盛頓有力的支持,失去了與之相伴時那份可貴的理智和分寸感。從先做副官,然後到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作為華盛頓的代理人一直得按照他的禮節行事。現在,他不再是華盛頓的下屬了,漢密爾頓甚至能更快地察覺到威脅和挑戰,並且在爭論中採用一種捨我其誰的口氣。某種至關重要的制約消失了。
這在漢密爾頓為《傑伊條約》發動的論戰中還是第一次看到。儘管參議院通過了,可是華盛頓還沒有在上面簽名。條約引起的戰爭對漢密爾頓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場稀鬆平常的政治衝突了。他把這場戰爭當作決定美國命運的末日之戰,他認為自己是在為美國的命運而戰。那年夏天,他覺得自己在紐約是置身於半戰爭狀態的氛圍之中。法國的三色旗甚至在商界精英聚會之地——唐提咖啡屋上空高高飄揚。在他比較擔心的時期,漢密爾頓仿佛看到傑斐遜黨人的死囚押送車載著他和其他聯邦黨人駛向美國製造的斷頭台。「儘管無法確信,我們還是有理由懷疑,我們的『雅各賓分子』為一些人準備好了嚴厲的懲罰措施。」漢密爾頓在寫給小奧利弗·沃科特的私人信件中說,「事實上,這個城市的民兵是靠不住的,從他們長官的表情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這種情勢下,作為突發事件中的一種資源,我們只好求助於軍事駐地中的正規部隊。」[28]
要讓漢密爾頓相信他的反對者也同樣胸懷坦蕩是越來越難了,他把他們視為一種蓄意破壞的邪惡力量。早在春天的時候,海軍准將詹姆斯·尼克爾森(James Nicholson)——亞倫·伯爾的密友艾爾伯特·加勒廷的岳父——已經對他提出惡意指控。尼克爾森聲稱,漢密爾頓在作為財政部長期間,在倫敦一家銀行藏匿了10萬英鎊的資金,他公然指責漢密爾頓一邊領取政府薪金,一邊與英國暗中勾結。漢密爾頓的一位友人為他打抱不平,要求對方拿出證據。鎮定自若的尼克爾森回應說,如果漢密爾頓本人提出請求,他自然會公布證據來源。「然而,從那時到現在,漢密爾頓並不曾提出這樣的要求,」約翰·貝克利告訴麥迪遜,似乎這就成了漢密爾頓有罪的證據,「尼克爾森親自告訴我這些細節,還說,一旦漢密爾頓的名字出現在公職候選人的名單上,他就會立刻將內情公開。」[29]共和黨人能夠將這樣的流言蜚語當作絕對正確的事情,難怪漢密爾頓疑心有人密謀陷害他。
漢密爾頓和尼克爾森之間的爭執成為1795年7月發生的幾件大事的背景。在紐約市,雪片般的傳單飛舞了數日,敦促市民在7月18日中午到市政廳集合,「討論一種向總統表達他們對這一親英條約不滿的恰當方式」。[30]波士頓的市民一致表達了對《傑伊條約》的譴責,漢密爾頓擔心會出現連鎖反應。民主俱樂部的領導人也正在曼哈頓的街角處發表言辭激烈地反條約演講。為了想出辦法消除抗議,民主俱樂部於19日晚間在唐提咖啡屋召開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漢密爾頓和魯弗斯·金在《傑伊條約》上籤下了他們的名字表示支持。他們號召支持者第二天也到市政廳集會,舉行一個反遊行示威的活動。
第二天,當鐘聲敲響12點的時候,漢密爾頓出現在主街西側歷史悠久的荷蘭大廈的露台上,正好面對市政廳。500多人蜂擁而至擠在這個十字路口,1789年喬治·華盛頓就任總統時的宣誓就是在這裡舉行的。但是6年前和諧的一幕如今卻見證著合眾國早期發生的醜陋的衝突。在露台上,漢密爾頓大聲呼喊著,要求對方報出集會領導者的姓名。惱怒的人群也大聲回應道:「讓我們選出一個主席。」[31]約翰·亞當斯的女婿威廉·S.史密斯(William S. Smith)被選舉為主席,站在市政廳的陽台上主持集會。彼得·R.利文斯頓站出來批判《傑伊條約》,漢密爾頓粗暴地打斷他,質問他是否有資格第一個講話。經過投票後,現場的絕大多數人贊成利文斯頓第一個講話,他才重新開始講演。但是,現場人聲鼎沸,太嘈雜了,人們根本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於是他建議條約的反對者沿著華爾街向三一教堂出發。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條約反對者都跟隨著他,當漢密爾頓響亮地陳述其辯護意見時,有500多人陰沉著臉在聽他講。一家報紙是這樣說的,漢密爾頓強調「在市民得以形成他們的意見之前需要充分討論,然而人群發出的鄙夷的聲音、咳嗽聲還有嘲罵聲淹沒了他的聲音,徹底打斷了他的講演」。[32]這真是一幅不同尋常的場景:前財政部長屈尊從奧林匹斯山下來向反抗者表達自己的想法。約翰·丘奇·漢密爾頓說道,當他父親要求遊行示威者表現出點尊重的時候,迎接他的是「有人向他投擲石頭,其中一塊擊中他的前額。他一邊低頭躲閃,一邊說,『如果你們用這種方式反駁他人,我這個律師也只好辭職了』」。[33]另一位聯邦黨人塞思·詹森證實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有一些石塊朝著漢密爾頓先生扔了過去,其中一塊擊中了他的頭部。而另一位憤怒的聯邦黨人則說道,『雅各賓分子企圖打傷漢密爾頓的腦袋,希望以這樣的方式把他的智商降到跟他們同一個水平。』」[34]很長時間以來,條約的反對者就在策劃這樣的鬥毆場面,他們圍成一圈,儀式性地燒毀《傑伊條約》。當傑斐遜得知漢密爾頓在大街上受到石塊攻擊時,他並不感到恐怖或者悲傷;相反,他有點得意洋洋,對麥迪遜說:「利文斯頓的支持者用石頭和棍棒攻擊他,這說明他的黨派已經脫離群眾了。」[35]顯然,傑斐遜認為這會使《人權法案》的撰寫者——麥迪遜欣喜若狂。
作為一個身份如此尊貴的人,漢密爾頓遭受了莫大的侮辱。反對和抗議最終演變成他所懼怕的騷亂。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行為也有一些挑釁的色彩,有失體面。當他讓「那些遵守秩序的朋友」跟著他上街的時候,只有幾個人答應了。漢密爾頓等人在街頭遇到一場爭執,衝突雙方是聯邦黨人律師喬賽亞·奧格登·霍夫曼(Josiah Ogden Hoffman)和幾個月前誹謗漢密爾頓的詹姆斯·尼克爾森。當時,漢密爾頓希望能夠阻止這場爭執,但是卻再次受到尼克爾森的挖苦指責,尼克爾森說他是一個「親英分子的教唆犯」,說漢密爾頓根本沒有權力打斷他們的爭吵。漢密爾頓試圖將這個與己結怨已久的人趕回家。尼克爾森又說,他不需要聽漢密爾頓的話,還指責漢密爾頓曾經逃避過一次決鬥。這對任何紳士來說無異於投下了一顆燃燒彈,怒火在漢密爾頓心中燃燒。「沒有人能斷言你說的是真相。」漢密爾頓反駁,他還希望尼克爾森能答應在適當的時間和場所來一次決鬥,他希望「給尼克爾森先生點顏色瞧瞧」。[36]
漢密爾頓堂而皇之的表演還沒有結束。離開尼克爾森之後,他和他的追隨者在愛德華·利文斯頓(Edward Livingston)的家門前停了下來,愛德華·利文斯頓就是首席法官羅伯特·R.利文斯頓最小的弟弟,後來成為紐約的市長,漢密爾頓稱其是一個「魯莽、愚蠢、放縱且頑固的」人。霍夫曼和彼得·利文斯頓正在這裡就《傑伊條約》舌戰。[37]討論越來越激烈,到最後愛德華·利文斯頓和魯弗斯·金要求大家另找地方解決爭議。「漢密爾頓走了進來,」愛德華·利文斯頓後來說,「宣布如果論戰雙方願意通過個人途徑進行較量的話,他是非常樂意的,還說他願意經受對方的車輪戰,一個一個來吧。我正要跟他說他的決定有失體面,但他卻轉過身去,抬起一隻胳臂,說他準備好與整個『可惡的小集團』成員一個一個較量了。」[38]利文斯頓覺得漢密爾頓必定是「因為失去了一呼百應的影響力而惱怒,竟然言語粗魯,甚至企圖動用街頭暴力」。[39]這的的確確是一個驚人之舉:漢密爾頓竟然不顧身份,準備與他的反對者在街頭大打出手,好像他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流氓惡棍一樣。彼得的兄弟馬圖林·利文斯頓(Maturin Livingston)沉靜自若地告訴漢密爾頓,他願意接受漢密爾頓的提議與他決鬥,「時間在半小時以內,地點由他決定」。[40]漢密爾頓說,他已經約了另外一場決鬥了,但是一旦他和尼克爾森的決鬥解決之後,他會抽出時間與利文斯頓決鬥的。顯然,漢密爾頓完全不擔心連續接受兩場致命的挑戰。他一向在乎自己的名聲,懂得如何利用這種榮譽之戰來震懾敵人。
共和黨人的報紙《阿耳戈斯報》(The Argus)呼籲兩天以後再來一次大規模抗議《傑伊條約》的集會。此次集會通過一項反對條約的決議,之後,費城、巴爾的摩和查爾斯頓紛紛效仿。對漢密爾頓來說,這真是異常忙碌的一周,他還得去最高法院為馬車稅的合法性辯護,那是他在任職財政部長時啟動的一項稅收政策(最後,這個案子直到第二年2月才進行辯論)。在遇見尼克爾森兩天後,漢密爾頓寫了一封信給他,約定一個星期以後決鬥:「我在星期天無故受到你的侮辱和嘲諷,這使得我別無選擇,只能再安排一次與你見面的機會,見面的目的你應該心知肚明。」[41]漢密爾頓根本就沒有致歉,而是開門見山地提出挑戰。他的老朋友尼古拉斯·菲什作為他的助手起草並向尼克爾森送去了這封信。沒過多久,性格衝動的尼克爾森就草擬了一篇回復,同意與漢密爾頓決鬥,並建議在第二天早上把事情了結。他聲稱,如果拖延決鬥,漢密爾頓的家人必定非常惶恐,況且事情可能會泄露。回信的字裡行間透露著一絲輕蔑,「但願您能輕易平復家人的緊張情緒」。漢密爾頓認為在下個周一之前百事纏身,無暇過早決鬥。[42]他的口吻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因被迫與一位賤民談判而感到惱怒。很顯然,漢密爾頓感覺自己穩操勝券,能夠任意擺布尼克爾森。
接下來的幾天,他們各自的助手行色匆匆地跑來跑去,試圖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十有八九,漢密爾頓認為尼克爾森只是裝腔作勢,會在最後關頭妥協。但是,漢密爾頓還是做了最壞的打算,他讓特魯普做作遺產執行人,並寫信告訴他修訂遺囑之事。漢密爾頓尤其關心一沓手稿,他將它放在一個皮箱裡,上面標註著「JR,轉交奧利弗·沃科特」。[43]根據推測,JR指的是詹姆斯·雷諾茲,在必要時,這些有關雷諾茲事件的資料會交給沃科特保管。
漢密爾頓在1795年立下的遺囑,有助於解開一些謎團。包括漢密爾頓與他父親的關係,後者五年前移居到聖文森特島。他們從未徹底斷絕聯繫,斷斷續續有一些書信往來,只是語氣不太自然。詹姆斯·漢密爾頓在給他著名的兒子的一封信的結尾中這樣寫道:「向漢密爾頓夫人和你們的孩子們致敬。」事實上他從來沒有見過他們。[44]詹姆斯·漢密爾頓從他兒子那裡借過七百塊錢。漢密爾頓現在擔心,如果他在決鬥中死掉了,他的債主會向年邁的父親討債。他告訴特魯普他已經考慮給他父親一種特殊保護,使他免受債權人的騷擾,不過後來又反悔了:
我曾經猶豫,是否應該在遺囑中添加一些內容,以保證我父親的生活。然而,現在看來,這或許僅僅是我的一廂情願。我不能確定這種做法的合法性,所以我什麼都沒做。我唯恐他們向他討債,增加他的負擔。儘管有人告訴我,他在蘇格蘭擁有高貴地位,但他在西印度群島經商的時候已經破產了,現在生活拮据。我曾勸他投奔我,可他年邁體衰,恐怕不能適應環境和氣候的變化。[45]
漢密爾頓似乎在壓抑一些沒有明說的敵意。在他的敘述中只有憐憫卻沒有任何溫暖,他將聽任債主擺布他的父親。儘管現在從財政部的繁忙公務中脫身,但是漢密爾頓從未表達出想要去探望一下聖文森特島的年邁父親的意思。
這份遺囑再次顯示出傑斐遜黨人的想像是多麼荒唐:漢密爾頓利用公職謀取了一筆財富並將這筆錢存於一家英國銀行。漢密爾頓告訴特魯普,他還欠他的姐夫約翰·巴克·丘奇5000英鎊,他還擔心無法償還債務:「勞碌了一生,萬一我有什麼差池,只能拜託他人關照我的家人了。」[46]漢密爾頓說過,一旦他未能將債務還清就死去,他完全信得過約翰·巴克·丘奇的「友誼和慷慨」。[47]
最終,漢密爾頓得到了尼克爾森的致歉信,是尼古拉斯·菲什讓尼克爾森在逐字審閱了自己草擬的致歉信後簽上了名字。至於漢密爾頓提出的7月18日的第二場決鬥,因為對方的妥協得以化解。馬圖林·利文斯頓否認自己曾散布過漢密爾頓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謠言,也沒有指責過他是膽小鬼。雖然漢密爾頓在《傑伊條約》的反對者挑起的這兩起事關名譽的糾紛中笑到了最後,但是他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呢?他讓自己的好鬥本能信馬由韁地馳騁,表現出他缺乏正確的判斷力。沒有華盛頓的指導或者公共職務,他再次暴露了桀驁不馴的火爆脾氣,這對他而言是無益的,而且降低了他的威信。他也再一次讓人們看到,在為美國社會塑造一個全新的法律和司法結構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那個人骨子裡依然潛藏著舊式的族斗意識。當發生激烈的個人衝突的時候,紐約最著名的律師不是本能地求助於法院,而是藉助於決鬥場。
在街上遇到《傑伊條約》的反對者4天之後,漢密爾頓公開發表了一些意見。共和黨人早就以羅馬名字為筆名對這一條約進行過批判了,比如羅伯特·R.利文斯頓使用的是「卡托」,布羅克霍斯特·利文斯頓使用的是「德西烏斯(Decius)」和「辛納(Cinna)」,漢密爾頓則撰寫了《辯護》(The Defence)系列文章,展開了激烈的反擊。在大約六個月的時間裡,他發表了28篇精彩絕倫的文章,全面闡述了他的主張。儘管這些文章存在爭議,但這恐怕也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政論作品。和寫作《聯邦黨人文集》時一樣,《辯護》系列文章噴涌而出,有些時候甚至每個星期都有兩到三篇文章。統計下來,漢密爾頓前前後後寫出了10萬字左右的文章,這期間他竟然還在做全職的執業律師。這些作品在爭議聲中迅速完成,是又一部漢密爾頓風格的鴻篇巨製。
像《聯邦黨人文集》一樣,「辯護」被認為是幾人合作完成的。漢密爾頓原計劃只討論《傑伊條約》的第一部分,主要針對與《1783年和平條約》有分歧的條款,總計28篇文章。魯弗斯·金撰寫了另外10篇關於商業和海事的文章。傑伊州長一直與此二人保持密切聯繫,但是卻沒有在他們的作品之後再添點什麼。「傑伊原本準備寫一篇總結性的文字,」約翰·亞當斯對阿比蓋爾說,「或許由於個性散漫,或許他認為不在作品上留痕跡更明智,也可能是他發現這些作品已經很完美,故而放棄了最初的想法,這是魯弗斯·金親口告訴我的。」[48]
漢密爾頓採用了曾經使用過的大膽策略,他先在敵人的陣地《阿耳戈斯報》上發表了首批21篇文章,這份報紙曾經刊登過羅伯特·利文斯頓署名「卡托」的文章。漢密爾頓選擇了來自普盧塔克的《名人傳》中的羅馬將軍卡米路斯(Camillus)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化名。這位羅馬將軍可是一個完美的象徵:一個睿智而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同胞卻誤解了他,認為卡米路斯沒有把民眾的利益放在心上。無畏的卡米路斯揭示了令人不悅的真相,最終為他的正直付出了被流放的代價。後來在高盧人兵臨城下的時候,人們想起他,將他從流放中召回,以拯救他們的城市,由此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筆名的選擇非常能夠告訴我們漢密爾頓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說明他察覺到自己沒有從民眾那裡得到應有的認同。
像往常一樣,漢密爾頓寫作起來非常平和,他將草稿給詹姆斯·肯特過目,令肯特驚詫的是,漢密爾頓在交稿時間迫近的巨大壓力下仍然不忘稽考,「他所寫的幾篇文章在付印之前給我看了看,我的注意力被精闢、嚴謹、一語中的的寫作風格所吸引,一切觀點都有他的調查研究做論據。比如,他並不滿足於直接引用格勞秀斯所引用的論述,而是查閱拉丁文原著進行考證」。[49]
在7月22日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漢密爾頓抨擊了《傑伊條約》的反對者的動機,他看出他們想推翻《美國憲法》,讓美國站在法國一方捲入到戰爭之中,並把他們自己的人推向總統寶座:「在公眾的眼中,如果總統卸任的話,有三個著名的人物可以成為美國總統的繼任者——亞當斯先生、傑伊先生和傑斐遜先生。」[50]漢密爾頓斷言,共和黨批評家之所以如此貶低條約,是為了破壞傑伊當選總統候選人的機會。由於亞當斯也是一位聯邦黨人,所以實際上,漢密爾頓在清晰地暗示:對條約的抗議是為扶助傑斐遜競選總統的策略。非常有趣的是,在閱讀了第一篇文章之後,華盛頓從芒特弗農寫來了一篇嘉許性的評論:「就首篇文章來看,我斷定這部作品必定出神入化。相關問題有望得到鞭辟入裡、令人嘆服的解釋。」[51]
華盛頓曾批評說,《傑伊條約》被「惡毒的解釋」和「錯誤理解」歪曲了,因此漢密爾頓打算逐一剖析這些條款。[52]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更廣闊的政治背景講清楚。同英國發生戰爭並非無稽之談,漢密爾頓擔心戰爭會破壞他的經濟計劃。他告誡人們,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貿易、航海和商業資本無疑將會受到毀滅性打擊」。[53]他批評共和黨人是「戰爭黨」,認為年輕的國家需要一段和平歲月。美國現在正處於一個「強盛國家的萌芽狀態」,歐洲勢力一旦發現有機可乘,立刻會扼殺這個年輕的國家:「如果有某些外國勢力懷著嫉妒和惡意看著我們日漸強盛繁榮,它們必定清楚,如果要想把我們扼殺在搖籃里,幼年時期是最好的選擇。」[54]因此,美國最好以談判方式解決爭端,而不是過早地與英國發生正面衝突。在《辯護》系列文章中,我們看到了漢密爾頓克制、冷靜的一面,他認為除非面對赤裸裸的侵略或者人民受到屈辱,否則不應該輕易開始戰爭。
漢密爾頓並不滿足於僅僅以「卡米路斯」的名字寫作。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見諸報端的兩天之後,他就在同一份報紙以「菲洛·卡米路斯(Philo Camillus)」的名字開始發表一系列類似的文章。接連幾個星期,菲洛·卡米路斯都在讚揚卡米路斯,並抨擊共和黨對手。多產的漢密爾頓熱衷用新的化名給他自己化名寫的文章做評論。他還以「賀雷修斯(Horatius)」為署名,稱頌了另外兩篇文章,那兩篇文章指責傑斐遜黨人「對法國的觀點唯唯諾諾,屈從任何來自法國的言論」。[55]在這樣一個狂熱的時期,漢密爾頓還參加了一些政治集會。在威廉大街的會場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告誡他的支持者:「如果條約沒有通過,我們可能迎來一場國際戰爭;如果條約通過,我們則可能迎來一場國內戰爭。」[56]並不只是漢密爾頓一個人擔心爆發內亂,從費城傳來了財政部長沃科特的報告:「我不認為會發生危險的騷亂,但這一個月足以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57]在第三篇《辯護》里,漢密爾頓把對手駁得體無完膚:「如果他們態度誠懇,我們必須憐憫他們的無知;如果他們動機不純,我們必須揭露他們的虛偽。」[58]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向普通民眾抵禦欺騙的能力致敬,「這些人把他們當作孩童,幻想用小糖球和玩具博取信任和依賴」,民眾會令這些人失望的。[59]
在評論《1783年和平條約》時,漢密爾頓指出,《傑伊條約》將創設一個雙邊委員會,解決債務、英國掠奪美國船隻以及美國與加拿大國境等糾紛。他認為,英國唯一拒絕的條款是支付近3000奴隸的賠償金,因為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尊嚴問題,漢密爾頓認定不值得為這個問題犧牲條約。這個立場堅定的廢奴主義者寫道:「拋棄這些曾被允諾給予自由的黑人,給他們重新戴上鐐銬,這種做法是醜陋和可憎的。」[60]漢密爾頓不避忌諱,大膽提出自己的言論,認為美國和英國都違反了《1783年和平條約》。至於《傑伊條約》是否會讓美英締結「聯盟」關係,漢密爾頓說:「這樣的觀點是對人民理解力的一種侮辱。」[61]然而,論及條約不會讓美國和英國聯繫得更緊密,以及這個條約是商業性的,且缺乏政治內涵時,他顯得不夠坦率。漢密爾頓的親英觀點帶有深厚的感情色彩,這是他不願承認的,因為這有悖於他的實用主義政治倡導者形象。與此類似,他對法國的抵制也源自他情感上的嫌棄和對美國利益的清醒評估。麥迪遜確認該條約當然會損及美國的中立國身份:「我擔心,條約批准以後,會使我們立即跟法國決裂……我擔心同法國交惡會成為國內戰爭的導火索。」[62]
批評家們認為,傑伊在他的條約中奉獻了合眾國的一切,回報卻甚少。漢密爾頓反駁說,不列顛也做出了相當讓步,修改了它長久以來的「殖民獨占制度」,並向美國做出了任何第三國不曾得到的讓步。[63]他認為,這將使美國的海外貿易激增。大膽、自信、具有世界眼光的漢密爾頓認為,美國不必懼怕與其他國家建立商業關係。「美國的基本準則是樂於和全世界發生聯繫,」他寫道,「它們無須擔心商業機構間不受控制的競爭,只要允許它們平等競爭即可。」[64]
待到漢密爾頓完成八篇「辯護」以及三篇以「菲洛·卡米路斯」之名寫的文章之時,華盛頓已經不顧媒體的反對在1795年8月中旬簽署了《傑伊條約》。人們最初對條約的期望並不高,但是美國的經濟卻在同英國的貿易中蒸蒸日上,同法國的貿易卻從1789年巴士底獄風暴以來下降了一大半。在條約被肯定以後,漢密爾頓仍然筆耕不輟。條約需要「辯護」成為其最權威的解釋。
漢密爾頓成為無可爭議的條約捍衛者。費舍爾·埃姆斯認為他比共和黨的批評家高明多了,他寫「辯護」完全是在大材小用,浪費才幹:「朱庇特的雄鷹利箭在爪,猛擲出去,箭頭並未指向大力神,而是麻雀和老鼠。」[65]儘管有不同的政治說辭,傑斐遜也承認,共和黨人無法解除漢密爾頓投下的蠱毒。對傑斐遜而言,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他正在蒙提塞羅,終日飽受風濕之痛。他也在閱讀約翰·貝克利轉給他的「辯護」系列文章,心中的不安與日俱增。他擔心漢密爾頓會在論戰中取得勝利,9月21日,他終於坐不住了,轉而求助於麥迪遜,請求麥迪遜再次充當自己的代理人。在信中,傑斐遜表達了對漢密爾頓才華的敬畏,以及美國歷史上最笨拙的讚美,他告訴麥迪遜:
對反對共和黨的人來說,漢密爾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巨人。不記得有多少次,他單槍匹馬就成為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好幾次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很可能就此毀滅。但是,共和黨給予漢密爾頓充足的時間,讓他得以運用他的才能和鬥志幫助自己絕處逢生。所以我們也許適當地反對他一下,會更好,而不是窮追猛打。事實上,當他繼續前進時,除了你自己沒有人能夠和他交手。[66]
在傑斐遜尋求幫助之前,麥迪遜在他對漢密爾頓的言談舉止進行的批評中已經流露出驕傲自大的情緒了,他說道:「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卡米路斯的言論中體現出來的親英色彩跟條約本身一樣邪惡和脆弱。」[67]現在傑斐遜請他反駁漢密爾頓的那些言論,麥迪遜反而畏縮不前。
儘管麥迪遜從與漢密爾頓的言辭爭鬥中退縮了,但是他仍然在發動一場強大的立法鬥爭來反對《傑伊條約》。他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對《憲法》所做的解釋是不符合傳統做法的,這會引起全面的憲法危機。事情還要退回到他們同心協力合著《聯邦黨人文集》的那些逝去的歲月,麥迪遜和漢密爾頓一起闡述了為什麼憲法賦予參議院批准條約的權力:任期長,成員學識淵博。現在麥迪遜覺得論證《傑伊條約》是否得到批准在眾議院的職權範圍之內也是可以的,因為眾議院有權規範商業活動。關於這種令人吃驚的觀點,傳記作者加里·威爾斯認為,這不僅僅「是在鬆動《憲法》架構的基石,更是在篡改《憲法》的本意」。[68]
還有一次,傑斐遜曾經提出過這樣一種看法:遵循平民主義的眾議院應該保持對經濟事物的控制,因為涉外事務被分派給了貴族化的參議院。為了抵制條約,他現在改變了立場:「我相信我們立法機關的平民主義分支不會贊同它,並且能幫助我們擺脫這個千夫所指的法案。」[69]
漢密爾頓從《傑伊條約》受到的立法威脅意識到,眾議院的否決權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權力平衡。幸運的是,漢密爾頓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上,他能夠重新發動一場支持條約的運動。魯弗斯·金剛剛完成就條約中的商業問題而做的幾篇「辯護」文章,這讓漢密爾頓抓住了機會,順手在系列文章中加入有關《憲法》的新話題。在1月初,他用「辯護」系列的最後兩篇文章揭示了讓眾議院扼殺條約是多麼荒唐可笑。如果開了這樣一個先例,「即使有參議院的建議和批准,總統還是不能簽署商業或結盟條約。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出,可能沒有什麼條約不會與那些反對者的原則發生衝突」。[70]如果麥迪遜的新理論能站得住腳,聯邦政府將無法管理同外國的國際關係,也不得不將此類職權交給爭吵不斷而又專橫武斷的眾議院。
這個年輕的國家在最基本的統治問題上似乎遇到了另外一場衝突,這就是一場關於憲法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的鬥爭。在麥迪遜的領導下,共和黨人似乎想冒著一切危險扼殺這一條約。約翰·亞當斯告訴阿比蓋爾:「國家的各種活動停滯不前……一切注意力都被吸引到爭論中來了。」如果共和黨人依舊「一意孤行,並且不可理喻」,他警告:「《憲法》將變成一紙空文……除了政府解體、立即爆發戰爭外,我看不出其他的可能性。」[71]在這一爭論雙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美國的商業發展緩慢,物價下跌,進口衰退。
在力挺條約的過程中,聯邦黨人所擁有的最主要的資源是喬治·華盛頓,他是美國人生活中統一的化身。對傑斐遜而言,聯邦黨是一支僅僅依靠總統的特殊地位來苟延殘喘的衰弱力量,而且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共和黨人認為敲碎不能批評華盛頓這一禁忌的時機已經來臨了。共和黨人的媒體再次有意無意地將行政部門和不列顛君主國之間聯繫在一起。果然,1795年12月26日,菲利普·弗雷諾寫道,華盛頓想通過批准《傑伊條約》,將自己提升為國王,「他的諸多願望(通過條約可以看出),只有在一個世襲君主國和貴族院中才能得到滿足。」[72]這種惡語中傷也曾經發生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身上,但現在矛頭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總統對一些流言蜚語也已有所耳聞,比如傑斐遜正在領導一伙人詆毀他,將他說成是一個老糊塗的人,又說他容易成為漢密爾頓及其君主政治制度陰謀的犧牲品。傑斐遜一再向華盛頓申明,這類令人氣憤的言語並不是從他那裡流傳出來的。然而,約瑟夫·伊利斯卻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歷史記錄非常清楚地表明,傑斐遜正是這一場誹謗誣衊活動的組織者,最主要的實施地在維吉尼亞,而它的總部卻在蒙提塞羅。」[73]
在華盛頓早期的總統生涯中,詹姆斯·麥迪遜是他最可靠的顧問,也是他最信得過的心腹。現在,在1796年的3月初,麥迪遜冒著與華盛頓決裂的危險,義無反顧地支持國會的一項要求:總統得公開他向傑伊發出的命令,即傑伊談判磋商的秘密指令。漢密爾頓在相當程度上也曾經參與討論這些命令。漢密爾頓非常憤怒,強烈要求華盛頓保護相關討論資料的私密性。不愧是漢密爾頓,他一下子為這些行政特權的正當性列出了13條理由。如果麥迪遜得逞,「必須在眾議院公開所有應該保密的討論」。[74]一旦開啟這樣的先例,「將對政府的談判力量造成致命打擊」。[75]在接下來的幾周,漢密爾頓的立場變得更加堅定。3月末,他向華盛頓建議,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理睬眾議院。漢密爾頓警告,如果眾議院取得否決條約的權力,那麼行政權就會垮塌,「它會在行政權的廢墟上建立起全能的立法機關」。[76]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再次陷入了直接的對抗,即執掌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究竟是行政部門還是立法部門呢?
當華盛頓拒絕向國會提供在條約問題上的命令以後,漢密爾頓如釋重負。在這一要求遭到拒絕之後,麥迪遜和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許諾將在實施條約所必需的撥款上設置障礙,以期迫使條約無法實施。漢密爾頓希望華盛頓向國會提出嚴正抗議,他舉例說:「他們這樣做肯定會給我們的對外關係留下深深的創傷,必定會讓其他國家對我們的政府徹底失去信任。」[77]或許是在漢密爾頓的影響之下,聯邦黨人組織了幾次會議,宣傳請願事宜,以推進條約徹底實施。「我們必須讓公眾了解我們的觀點。」漢密爾頓告訴魯弗斯·金。[78]對條約持對立看法的雙方都以過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許多城市組織的集會演變成支持或反對條約的表決大會。當紐約市召集大規模反對條約的遊行示威時——就在同一個場所,漢密爾頓曾經作為學生代表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初次演講——漢密爾頓激烈抨擊了那些參加者。他回憶起華盛頓、傑伊以及其他被指責向英國出賣靈魂的人戰爭時期的光輝歲月:「我試問一下,你能相信這些人一下子變成了大不列顛的傀儡,而背叛他們的祖國嗎?」[79]
麥迪遜堅信大多數議員支持他,但目前來看,聯邦黨人的運動讓許多議員改變了立場。亞當斯提到,麥迪遜因失敗而心緒不寧:「麥迪遜先生看起來愁容滿面,臉色蒼白,形容枯槁。」[80]1796年4月30日,聯邦黨人在國會中以51對48的微弱優勢勉強取得了勝利,成功地為《傑伊條約》的執行爭取到資金。漢密爾頓的幾篇「辯護」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傳記作家布羅德斯·米切爾(Broadus Mitchell)總結道:「可以這麼說,漢密爾頓為條約所做的論證改變了贊成和反對之間的天平。」[81]對麥迪遜而言,投票結果驗證了華盛頓的能力,也證明聯邦黨人的恐嚇戰術是成功的。他相信投票背後暗藏陰謀,認定北方商人和銀行家賄選,他沒有意識到,或許正是因為美英貿易的蓬勃發展,普通市民才贊同該條約。
在《傑伊條約》問題上的爭吵讓麥迪遜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與華盛頓的友誼。華盛頓對麥迪遜的口是心非感到非常憤慨,他將大陸會議最後幾分鐘的情形公開,向世人表明,包括麥迪遜在內的起草者曾拒絕賦予眾議院阻撓行政機關締約的權力。麥迪遜認定這是漢密爾頓在搗鬼,是他唆使華盛頓做出這一「毫無教養可言的舉動」,儘管這的確是華盛頓本人自己做的事情。[82]華盛頓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原諒麥迪遜,沒有諮詢過他的意見,沒有邀請他重回芒特弗農。對這位身材矮小、學識淵博的共和黨領袖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挫折。聯邦黨人的宣傳冊的作者威廉·科博特(William Cobbett)幸災樂禍地說起麥迪遜:「作為一名政客,麥迪遜已經氣絕身亡,四肢冰冷而僵硬,被掩埋在人們永遠的遺忘中。」[83]然而傑斐遜卻不肯承認《傑伊條約》的通過是由於其本身的優點,更不願意承認是漢密爾頓發人深省的文章起到了推動作用;他將聯邦黨人的勝利歸結為華盛頓的聲望,「這個人對民眾的影響超過了所有人」。[84]
逐漸看清傑斐遜和麥迪遜的真面目之後,華盛頓對漢密爾頓流露出更多暖意。儘管漢密爾頓不再是內閣成員了,但他依然是一個可以幫助華盛頓使其政治權力符合《憲法》的人。這兩個人一起贏得了一場重大勝利:他們一勞永逸地確立了行政部門執掌對外政策這一原則。就在眾議院針對《傑伊條約》投票之前不久,華盛頓感謝過漢密爾頓,感謝「他在研究這一問題上付出的努力」,並向漢密爾頓表達了他「熱情的友誼和誠摯的敬意」。[85]華盛頓此前從未如此強烈地向漢密爾頓表示過他的友好之情。對漢密爾頓來說,《傑伊條約》的勝利代表著他與華盛頓合作的巔峰。在解決了獨立戰爭遺留下來的所有棘手問題之後,這一條約搬掉了最後一塊阻礙同英國改善關係以及持續繁榮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