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邪惡的西部叛亂

  1794年5月下旬，在眾議院調查委員會為漢密爾頓洗脫嫌疑之後，因預感戰爭即將爆發，漢密爾頓告知華盛頓自己暫時不會辭職。最終，他確實參加了戰爭，但不是與歐洲強國開戰，而是對付美國邊疆的拓殖者。那年賓夕法尼亞西部的「威士忌叛亂（Whiskey Rebellion）」是一場反對徵收國內蒸餾酒精消費稅——俗稱「威士忌稅」——的武裝反抗，該稅種的頒布是漢密爾頓債務融資計劃的組成部分。威士忌稅可以稱作美國歷史上第一項「罪孽稅」，因為漢密爾頓曾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二篇批評說：「可能再沒有一種東西像烈酒一樣，給國家造成這麼大的浪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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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忌稅註定是不受歡迎的，必然讓美國人聯想到《印花稅法案》以及可憎的英國稅收徵收制度。然而，這個稅種構成了聯邦收入的第二大來源，漢密爾頓是決不會放棄的。如果取消了這一至關重要的稅種，他就必須提高關稅，從而可能造成更多的走私和逃稅行為，刺激國外的貿易報復。政府還需要軍費用於征服印第安人，在受到威士忌稅影響的邊疆地區，如賓夕法尼亞州西部，這些軍事行動尤其活躍。

  威士忌稅獲得通過後不久，聯邦徵稅員處於人人喊打的境地，還被塗上焦油，粘上羽毛，蒙住眼睛，遭到鞭打。1792年5月，漢密爾頓試圖通過降低稅率來安撫反叛者，但收效甚微。那年夏天，菲利普·費雷諾印刷了極具煽動力的信件，把漢密爾頓徵收的稅種比作在英國統治下獨斷妄為的苛捐雜稅：「美國政府諸事都想模仿大不列顛宮廷的腐敗規則，從征消費稅開始了其可恥的道路。」[2]1792年8月，漢密爾頓最不願意看到的暴民統治噩夢成為現實，抗議者用恐怖手段威脅威廉·福克納上尉（Captain William Faulkner），因為他把房子租給了威士忌稅檢查員約翰·內維爾上校（Colonel John Neville）。漢密爾頓接到關於這起事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告：「他們手持餐刀逼近福克納，威脅說如果他不能發下毒誓，保證這裡不再是檢查辦公室駐地的話，就會剝掉他的頭皮，給他塗上焦油、粘上羽毛，最後還要把他的房子和財產都化為灰燼。」[3]第二天，30個騎在馬背上的武裝分子塗黑了臉，闖進福克納的房子裡，想要抓住內維爾並殺死他。

  大概就在此時，匹茲堡正在舉行一場大型集會，試圖賦予這種公開違法行為以合法性。集會書記員是出生於瑞士的賓夕法尼亞州議會議員艾伯特·加勒廷，他曾在哈佛大學教法語，說話帶有明顯的高盧口音。加勒廷個子很高，身材幹瘦，窄臉、鷹鉤鼻，性格是出了名的懶散。決議很可能就是加勒廷起草的，宣稱抗議者將「把每一個可能阻礙（消費）稅法運行的措施堅持到底，直到我們能夠完全廢除它」。同時，徵稅員應當遭受「他們應得的恥辱懲罰」。[4]後來，加勒廷把自己在這次會議中充當的角色描繪成「我唯一的政治過失」，然而，漢密爾頓對這樣的過失總是記憶猶新。[5]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1793年末，加勒廷宣誓就職美國參議員後，很快搖身變為堅定不移的漢密爾頓批評家。

  漢密爾頓拒絕容忍非法行為，也不認為狂暴的抗議者像後來的某些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偉大，他請求華盛頓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否則「違抗精神將自然而然地擴散，政府權威將會衰竭」。[6]漢密爾頓當時態度異常堅決。他擔心聯邦權威在偏遠地區仍然受到質疑，因此需要穩固地加以確立——理想的方式是通過允諾，如果必要的話可訴諸武力。他希望華盛頓發布聲明，警告逃稅者罷手，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將要派遣部隊鎮壓。華盛頓的應對方式更為溫和一些。他發出了遵守稅法的呼籲，但他認為使用武力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手段，並很猶豫是否要調用部隊來對付國內的反對者。他告訴漢密爾頓，如果他派遣部隊，批評家們只會聲稱：「真相大白了，我們現在終於明白為了什麼目的而籌建軍隊了。」[7]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預言。

  居住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大部分蘇格蘭、愛爾蘭後裔把酒類視為最鍾愛的飲料，其自製蒸餾器的人均保有量是美國最高的。在有些地方，威士忌普遍到了可以作為貨幣使用的地步。在偏遠閉塞的農村，農民大量種植小麥，卻沒有辦法解決阿勒格尼山脈的運輸問題，因為山上只有狹窄的馬道。他們最終找到了出路：把糧食蒸餾成為威士忌，倒入小桶，馱在馬背上，翻山越嶺地運到東部市場。也有一部分威士忌通過船運沿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當地農民相信，讓他們承受漢密爾頓消費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是不公平的，他們怨恨一切對其家庭釀酒的樂趣的干涉。

  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矛盾在1794年再次激化，當時漢密爾頓正受到家庭問題的痛苦折磨。他的第五個孩子，當時不滿兩歲的約翰·丘奇·漢密爾頓病得很重，這讓再度懷孕的艾麗薩非常憂鬱。雖然漢密爾頓幾乎從不休假，但這次他懇求華盛頓說：「請允許我去鄉下旅行幾天，看看新鮮空氣能不能對孩子有所幫助。」[8]經過一個星期的時間，艾麗薩和他們「深愛的約翰尼」都不見好轉，漢密爾頓延長了假期，並在母子倆前往奧爾巴尼的斯凱勒寓所時，送了他們一程。勤勉的漢密爾頓向華盛頓道歉：「當時漢密爾頓夫人虛弱的健康狀況與孩子的狀況息息相關，我相信他們值得我付出拖延假期的代價。」[9]在瑪麗亞·雷諾茲事件之後，內心愧疚的漢密爾頓繼續扮演著對孩子百般寵愛的家長角色。

  正當漢密爾頓照顧家人之時，威士忌消費稅的反抗者大肆毀壞著那些遵守消費稅的鄰居的蒸餾器。他們再一次地恐嚇堅守崗位的威士忌稅徵稅官約翰·內維爾上校。內維爾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老兵，他給逃稅的農民發了傳票；當憤怒的農民包圍了他的住所時，他發出了緊急求救信號，請求民兵支援。十幾個民兵試圖攔住500名暴民。反抗者向內維爾的房屋持續射擊一個小時，還燒了他的糧食、畜棚、馬廄和籬笆。他們還綁架了該地區的政府執行官戴維·倫諾克斯（David Lenox），直到他發誓決不再向逃稅者發傳票後才被釋放。最後，倫諾克斯和內維爾都逃離了這個地區，漢密爾頓告訴華盛頓，他們走的時候「迂迴行進，以免遭到襲擊並至暗殺」。[10]

  8月1日，6000名叛亂分子聚集在匹茲堡郊外布拉多克的土地上，從此自發隨意的暴力變得更具系統性。一個叫戴維·布拉德福德（David Bradford）的組織者陶醉於《匹茲堡公報》（Pittsburgh Gazette）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新聞，把羅伯斯庇爾吹捧成群眾的光輝楷模。他強烈要求仿照雅各賓路線創建「公共安全委員會」，並於幾周後力勸他的同志們搭起斷頭台。為了得到武器，叛亂者決定襲擊位於匹茲堡的政府衛戍駐地，布拉德福德還吹噓：「我們將打敗從山那邊過來的第一支軍隊，並繳械他們的武器和輜重。」[11]

  在時常被暴亂夢魘纏繞的漢密爾頓眼中，這不僅是民眾的反抗，而且他看到了反政府的叛國陰謀。這個極少優柔寡斷的人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7500字的說明，回顧了自消費稅實施以來徵稅官所遭受的報復性暗殺。漢密爾頓希望撕掉暴力表面所謂可容忍的「民間違抗」的外衣，並且證明它們規模浩大、性質惡劣、有所圖謀。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洞察到更深遠威脅的人。司法部長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認為西部暴亂是「成系統、有秩序的計劃，目的是削弱，甚至可能是顛覆整個政府」，而作戰部部長諾克斯希望動用「一支具有絕對優勢的軍隊」來平息動盪的局面。[12]華盛頓認為反叛構成了對憲法秩序的直接威脅，於是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宣布匹茲堡周邊地區進入無政府狀態。

  到了法律強制執行的階段，漢密爾頓相信軍隊絕對優勢的展示往往能避免訴諸武力：「一旦政府全副武裝，嚴陣以待，就應該像大力神一般展示力量，從而起到震懾作用。與所獲得的益處相比。這場行動的開銷不值一提。」[13]在8月初一個炎熱的日子裡，當漢密爾頓與國務院官員會面時，他建議他們向西部派遣部隊。他勸說華盛頓組建一支12000人的跨州民兵隊伍，以鎮壓預計有7000名武裝分子的反叛。國務卿埃德蒙·倫道夫反對派遣軍隊，理由是害怕這樣只會促成反叛者的團結統一，他呼籲「調解的精神」，這個觀點得到賓夕法尼亞州政府的認同。[14]

  華盛頓在漢密爾頓的好戰與倫道夫的求和之間做出了頗具政治大家風範的折中決定。他發布了聲明，告知叛亂者必須在9月1日之前停止，否則政府將出動軍隊。與此同時，他宣布將由一個三人專門小組與當地公民協商談判。威廉·布拉德福德被選為三名專員之一，就在他啟程前往西部之前，漢密爾頓告訴他，他準備採取「任何合理的變革」以使消費稅能更合乎民意。「因為事實上，」他告訴布拉德福德，「一切未得採納的政策微調都和這個部門的意願相一致。」[15]8月17日，三名專員與憂心忡忡的匹茲堡居民進行了會談，居民說「人多勢眾、極端暴力的」激進分子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將消費稅抵制到底。專員們不得不得出結論，強制執行法律必須動用「國家武力」。[16]

  在武力衝突若隱若現的時刻，諾克斯告訴華盛頓，他必須去緬因州處理一些緊急的地產事務，雖然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推遲行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竟然同意了讓諾克斯在此危急關頭離開，而這意味著作戰部的職責暫時又落到了漢密爾頓已不堪重負的肩膀上。這又一次昭然若揭地證明了華盛頓對於漢密爾頓的多面能力，以及漢密爾頓主張動用軍隊的堅定立場的充分信任。

  漢密爾頓發現自己陷入了異常痛苦的困境。他被眾多緊急事務包圍著。「我幾乎騰不出片刻時間。」他對艾麗薩說。當時他正在向軍用供應商分配合同，為賓夕法尼亞西部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做準備。[17]他忙於訂購馬匹、帳篷以及其他軍用儲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完全可以推掉這些本不該由他做的工作。然而，艾麗薩從奧爾巴尼捎來的消息令他非常悲痛：儘管對小約翰尼採取了鴉片酒和石灰水療法，他的病情仍在惡化，艾麗薩腹中胎兒的情況也很不穩定。每一次撕開來信時，漢密爾頓的手都在顫抖，他擔心信中會帶來兒子的死訊。「唉，我親愛的，我的擔憂如此沉重，我的傷心如此劇烈，」他告訴艾麗薩，「我日益感受到這個孩子對我是多麼珍貴，我不停地向上天祈求他的康復。」[18]漢密爾頓的信件體現出他對家庭的熱愛以及他淵博的醫學知識。對於孩子情況惡化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他給予了艾麗薩詳盡的指令：

  如果他的情況惡化，你應該停止使用鴉片酒，試試冷水浴——更確切地說，逐步停用鴉片酒，在夜裡而不是早晨使用，然後再徹底停掉。晚上把涼水放在廚房，早晨先讓孩子把頭浸到水裡，然後是全身，把頭部包好，迅速離開水中，用毛巾把身上擦乾，給他穿上法蘭絨睡衣。在他從水中出來的同時，迅速給他喝兩茶匙白蘭地，其中混上足夠的水，以免讓他喘不過氣來。仔細觀察他的嘴唇。如果有發熱的跡象，就繼續用冷水浴。如果他打寒戰，就停用這個辦法。[19]

  這聽上去不僅僅是書本知識。他通過自己的生活閱歷，也許是少年時代的軍旅經歷，掌握了相當多的照顧病人的常識，因而被他照顧的病人都覺得他非常體貼。這個月末，約翰·丘奇·漢密爾頓開始恢復，漢密爾頓把妻子和病中的孩子送到紐約城，在那裡有尼古拉斯·菲什和伊萊沙·布迪諾悉心地照顧他們。與此同時，賓夕法尼亞西部的事態急轉直下，朝著與政府公開衝突的方向發展。

  1794年8月23日的早晨，費城的《美國每日GG報》的訂閱者讀到了一封署名「塔利（Tully）」的言辭激昂的警告信。這位作者憂心忡忡地說，賓夕法尼亞西部的騷亂破壞憲法秩序。他聲稱，聯邦政府的敵人非常狡猾，因此他們不會直接攻擊政府，而是故作溫和，並利用消費稅作為藉口挑起事端。儘管身體狀況欠佳，漢密爾頓在接下來的9天時間裡又寫了3篇署名「塔利」的公開信。同往常一樣，他那富於警覺的頭腦詳細闡述了種種可怕的後果：「無政府狀態一旦開始，必然導致君主專制。」[20]漢密爾頓認為，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在於「對憲法和法律的不可侵犯的尊重」。[21]他相信，對新政府實力的最大考驗即將來臨。

  「塔利」剛剛開始發表言論，3名專員就已經從賓夕法尼亞西部歸來，向華盛頓內閣提交了前景暗淡的評估報告。經過長達8小時的馬拉松式會議，華盛頓、漢密爾頓和倫道夫決定，由州長亨利·李統率召集維吉尼亞州的全體民兵，並另外徵召一支15000人的部隊備戰。會後，漢密爾頓又開始為組織額外的軍需供給而奔忙。

  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一樣，擔心有一個製造混亂的派別企圖推翻政府，他準備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憲法。儘管如此，他還是推遲了派遣部隊的時間。漢密爾頓向華盛頓提供了更加確鑿的證據，證明當地民兵軍官唆使支持了暴動者，法官為抵制消費稅而開脫辯護。他斷言，賓夕法尼亞州的官員從未懲罰過任何踐踏威士忌稅制度的人。特別令人不安的是，對於動亂的恐懼可能會蔓延到各州。當馬里蘭州召集民兵執行消費稅法時，士兵突襲了他們的長官，並在法院廣場上豎起了自由的旗杆；亦有傳說叛亂者將要洗劫國家兵械庫以掠奪武器。

  9月9日，華盛頓再也無法按捺情緒。「如果法律遭到踐踏而冒犯者免受任何懲罰，如果少數支配多數，那麼對於共和政體的政府來說，其結局就是死路一條。」[22]他擔心寒冷天氣即將來臨，便命令部隊開始向賓夕法尼亞西部進發。由於賓夕法尼亞州一直不願鎮壓起義，因此招募的民兵來自新澤西州、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漢密爾頓同時肩負著財政部和作戰部的重任，時時奔忙，片刻無歇。他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訂購皮鞋、毯子、襯衫、外套、醫藥箱、水壺、步槍等物品，完成了整個部隊的裝備。按照他的習慣，他對每一項都進行了大量的細節描述，特別是在制服的問題上。「上裝應當採用水手服通常使用的材料，」他指示道，「並且應當像水手服那樣，不要下擺，但長度要足以保護身體。褲子，更確切地說是背帶褲，也應當採用牢固粗糙的便宜的毛紡材料。」[23]

  華盛頓雖身為西部遠征理所當然的統帥，但他不希望介入太深。「總統的行動視情況而定，」漢密爾頓對魯弗斯·金說，「如果事態有擴大趨勢，他會率兵出征。反之，他會留守。」漢密爾頓自己從未放棄對軍事榮譽的熱愛，並且非常渴望參與其中，「如果允許，無論如何我都會去的」。[24]作為消費稅的發明者，漢密爾頓告訴華盛頓，由他陪同軍隊是有好處的：「在像我們這樣的政府中，如果某項措施對同胞有所威脅，而其公認的顧問或提案人親身參與到威脅當中，這必然能帶來良好的影響。」[25]華盛頓同意了漢密爾頓的請求。然而，國務卿倫道夫感到自己有義務提醒華盛頓：「外界對漢密爾頓中校隨軍出征之事議論紛紛，漢密爾頓總是陪伴統帥左右也引起許多人的關注。」[26]

  漢密爾頓一直牽掛著身懷六甲的艾麗薩。在動身前往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前一天，他試圖用輕鬆的口氣安慰他的孩子：「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不會打仗，並且也不會有什麼危險。這不過是一次愜意的騎馬旅行，我想這對我的身體是有好處的。」[27]9月30日的清晨，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優雅地開拔赴戰去了。他們在市場大街登上一輛馬車，向西行進趕上了大部隊。他們很快就穿越了一片祥和的農田。如果說乘坐馬車似乎顯得不夠英雄氣概的話，我們必須考慮到華盛頓已是62歲高齡，禁不起連日的馬上顛簸之苦。漢密爾頓為總統安排了旅程，並且小心翼翼地宣布，如果總統在私宅下榻，而不是當地小旅館，他一定要支付費用。在漢密爾頓照顧華盛頓的過程中，將軍和他昔日的副官一定都重溫了某些似曾相識的回憶。漢密爾頓又回到了從前侍候將軍的日子。另一方面，39歲的漢密爾頓已經憑藉自身的聲望與頭銜成為強有力的人物。與華盛頓成為總統相比，他的前任副官躍升為美國第二號權勢人物顯得更加璀璨奪目。

  10月4日，兩人抵達了他們與大部隊的集合地點，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南部陣列的卡萊爾，此地距匹茲堡還有一半的路程。他們檢閱了3000人的隊伍，隨後這支隊伍發展壯大到了12000人。當素來非常高效率的漢密爾頓聽說衣服和軍火還沒有運到的時候，他大發雷霆，並對負責人予以訓斥：「看在老天的分上，派個可靠的人去催促他們吧。這實在是太讓我失望了。」[28]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在卡萊爾紮營的時候，賓夕法尼亞西部的使者在昔日的織工、現任國會議員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的率領下，試圖說服他們打道回府。使者說，現在西部鄉村的居民無須強制就會自願繳納消費稅。華盛頓的答覆是，如果他的軍隊不會遭到炮火襲擊，那麼他也不會動用武力，但是他不會就此止步。漢密爾頓的態度更為強硬。當芬德利提到一個自稱重建秩序的人時，漢密爾頓說：「如果看見他，就用刺刀捅死他，或槍斃他，或在一棵樹上吊死他。」[29]漢密爾頓把這次遠征視為對政府意志的頭等考驗，自然無意半途而廢，前功盡棄。

  軍隊駐留在卡萊爾時，有一個名叫大衛·錢伯斯（David Chambers）的年輕人捎來了州長亨利·李的消息。此人後來留下了關於漢密爾頓和華盛頓的生動描述：

  一聽說是李將軍的公文到了，漢密爾頓立即拿起來仔細閱讀，他看上去是個很傑出的人。華盛頓則較為矜持地與我談論道路情況和路程問題。華盛頓顯得低沉、冷漠、嚴峻，而漢密爾頓則表現得親切、有禮貌、率直。漢密爾頓親自準備了公文的回覆函，並鼓勵我快速、忠誠地履行此次使命。與此同時，（他）從錢包里掏出了賞錢。[30]

  後來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脈時，錢伯斯又遇到了漢密爾頓，後者以「一個父親的親密與仁慈」帶他親歷了一次行軍。[31]

  漢密爾頓喜歡軍營的男子漢氣概。他先為自己搭起一個很棒的帳篷，然後四處大步巡視，和士兵們交流獨立戰爭時期的故事。漢密爾頓向來不是一個嚴守清規戒律的人，但他堅持紀律，決不寬恕違規失檢的行為。他常常在天黑之後在營中巡視，突然出現在值班的崗哨面前。有一次，漢密爾頓發現一個出生於有錢人家的年輕哨兵懶洋洋地坐著，步槍斜靠在身上，於是責備了哨兵的懶散。當這個年輕人抱怨士兵的生活是多麼不容易時，「漢密爾頓扛起槍，來回正步走，直到換班才下崗，」約翰·丘奇·漢密爾頓後來寫道，「這件事傳遍了整個軍營，從此再不需要重複這樣的教訓。」[32]漢密爾頓與這支非正規民兵隊伍打交道的經歷，堅定了他長期以來堅信中央政府需要常備軍的信念。「在對西部叛亂分子的遠征中，」他後來說，「我無時無刻不在擔憂，唯恐軍中相當一部分人會突然想到掉頭回家，而不是繼續向前進。」[33]聲勢更為浩大的聯邦軍隊卻是共和黨人所害怕的，麥迪遜向傑斐遜報告，費城現在的「時髦語言」是常備軍可能很快就會成為「鞏固法律所必需的」。[34]

  華盛頓決定，如果軍隊狀態良好，他此行的終點就是卡萊爾。於是，10月末他返回了費城，留下漢密爾頓和李將軍掌管這支比他自己在獨立戰爭時期所領導的軍隊還要龐大的部隊。士兵們在傾盆大雨中沿著泥濘的道路前行。儘管條件惡劣，漢密爾頓的身體反而康復了。他甚至在寫給安傑莉卡的信中拿自己的英勇行為開起了玩笑。在一封標註著「費城以西300公里」的信中，他寫道：「我親愛的安傑莉卡，我現在身處如此遙遠的地方，正在趕路前往西部，打擊和征服那些邪惡的叛匪，但是我不會承諾在你腳下堆滿戰利品。浩浩蕩蕩的軍隊已經讓那些瘋子的勇氣冷卻下來，現在唯一的問題似乎是如何最有效地預防返程的激動與忙亂。」[35]

  華盛頓只不過讓漢密爾頓執掌了軍隊的一翼，共和黨報紙的想像力就已經開始肆意馳騁了。威士忌叛亂讓他們看到了他們最津津樂道的妖魔化的漢密爾頓成了馬背上的軍人，軍事行動背後就是專制統治。此時弗雷諾的報紙已經徹底敗北，反漢密爾頓情緒的主要來源是班傑明·富蘭克林·貝奇，他是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外孫，在當時即將揚名於世的報紙《黎明報》（Aurora）擔任編輯。正當漢密爾頓在賓夕法尼亞西部泥濘不堪、車轍累累的路上行進時，貝奇卻從他的統率中看到了陰謀：「有些人私下議論他不請自來，許多人甚至敏感地猜測到，他指揮部隊僅僅是邁向更隱秘計劃的第一步，不是為了推動國家的繁榮，而是為了促進一己私利。」[36]並未因此受到困擾的華盛頓把這篇冗文寄給漢密爾頓，後者回覆：「我早就知道人云亦云的看法毫無價值。」[37]

  遠征軍在暴動地區並未遇到公開抵抗。許多拖欠稅款的釀酒商被圍捕，其餘的要不投降，要不逃進了山里。有時候，粗暴的酗酒士兵的行為比威士忌叛亂分子還要令人擔憂，至少有兩名無辜的平民死於民兵之手。華盛頓將這些士兵送交民事法庭，而不是軍事法庭審判，由此設立了重要的先例。

  漢密爾頓為所到之處顯露出的敵意與疏遠感到驚駭，這更使他堅信必須把革命傾向徹底根除。他希望罪犯流離失所，甚至遭到驅逐——這是他寬容的移民觀點中重大轉變的開始。「不能草率處理這些問題，」他對魯弗斯·金說，「賓夕法尼亞州政治腐敗之嚴重遠超出我的想像。」[38]通過選舉上任的官員也參與叛亂的情況特別讓他感到煩亂。

  鎮壓威士忌叛亂的聯邦行動引起了一連串的爭議。威廉·芬德利相信，漢密爾頓樂於見到這個炫耀政府力量的機會。他留下了一系列事件的記錄，儘管是一面之詞，從中也可窺見漢密爾頓審訊暴亂首要分子時的冷酷無情和審問手段。漢密爾頓對待那些他認為是領導者的人特別苛刻。有一次，他審問一個名叫梅傑·鮑爾斯（Major Powers）的人關於艾伯特·加勒廷在叛亂集會中的角色。鮑爾斯的回答非常不配合，漢密爾頓建議他花一個小時恢復記憶力。芬德利說，鮑爾斯被扔回集體牢房時，有人用刺刀指著他的頭。一個小時以後，漢密爾頓「突然展現出所有的恐怖手段，（他）告訴梅傑·鮑爾斯，自己為他感到遺憾，因為一個有著誠實本性的人卻不願說出真相。漢密爾頓表示，自己已經從別的地方知道鮑爾所掌握的事情」。[39]鮑爾斯被軍事管制了8天之後無罪釋放。

  另一名由漢密爾頓親自審訊的嫌疑犯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也遭遇了禮貌而嚴厲的對待。「他想對我彬彬有禮，但很快就覺得頗為尷尬，因為意識到我處於俘虜的困境並正在被監禁。」[40]漢密爾頓直截了當地問布拉肯里奇是否策劃推翻政府。在兩天的審訊中，漢密爾頓記下了詳細的筆錄，然後釋放了布拉肯里奇，宣布他是被人誣陷的。財政部長肯花費兩天時間判定一個人無罪，這種行為起到了表率作用。但威廉·芬德利卻只談到漢密爾頓「施予」布拉肯里奇的種種「恐怖行為」。[41]布拉肯里奇本人認為，武力威脅能使聯邦政府兵不血刃地平息威士忌暴動，這與漢密爾頓的預見完全一致。

  芬德利講述了自己落在漢密爾頓手上的審訊過程。漢密爾頓認為芬德利在報紙上發表了13篇反對他的匿名文章。芬德利說：「他高聲指出，他永遠不會原諒我，因為我曾說過中傷他的話，還寫文章誣衊他。」漢密爾頓非常憤怒，身為民選議員的芬德利和加勒廷，竟然教唆支持肇事者。「漢密爾頓對當地民眾如此信任外國人感到驚訝和憤怒，因為加勒廷和我都是外國人，本不足為信。」[42]令出生於愛爾蘭的芬德利大惑不解的是，偏偏是漢密爾頓從所有人中跳出來反對他的移民背景：「我想，任何對漢密爾頓部長的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對他反對其他人的外國人身份而感到吃驚的。」[43]

  輿論對於華盛頓在鎮壓威士忌叛亂中對于堅定與溫和的平衡把握讚許有加。行動中死亡人數很少。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為政府贏得了新的威望，並且展示了一個民主社會無須訴諸專制手段就能處理公眾混亂狀態的實力。與歐洲智慧的信條正相反，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會退化成無法無天的混亂。漢密爾頓希望處罰一些作奸犯科者，殺一儆百，但亨利·李頒布了特赦令，除150名據稱已承認「罪孽深重」的犯人以外，其餘人都免予起訴。有兩名造反者被指控叛國通敵罪並且罪名成立，然而華盛頓以其一貫的寬宏大量寬恕了他們。漢密爾頓擔心這種仁慈只會助長無法無天的氣焰。

  在後來的一次公開檢討會上，華盛頓譴責了緊隨公民惹內到來而萌芽的民主共和黨社團。總統的意見激怒了詹姆斯·麥迪遜，他評價說，這些言論也許是華盛頓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錯誤」，並進一步證明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傀儡。[44]麥迪遜憤怒地說：「他們的策略是把民主政治和對暴動的憎惡聯繫起來，把國會裡的共和黨人和那些組織聯繫起來，並且把總統擱在另一個黨派之首的位置，以對付兩者。」[45]麥迪遜認為威士忌叛亂是建立常備軍的序曲，而這將限制美國的自由精神。傑斐遜和麥迪遜一樣，認為這場起義再一次印證了漢密爾頓的權力野心及其對於華盛頓思想的魔鬼般的控制。傑斐遜向來討厭「邪惡的」消費稅，並且武斷地稱之為「漢密爾頓暴動」。[46]傑斐遜把華盛頓比作「躲在船艙里的船長」，年事已高，昏睡之間「已被一個無恥的領航員引入了敵人的港口」。[47]

  漢密爾頓的朋友蒂莫西·皮克林後來評論說，消費稅仍然是「威士忌愛好者特別討厭的東西」，而傑斐遜廢除該稅的誓言大大提高了他的聲望：「因此可以這麼說，毫無疑問，是威士忌愛好者讓傑斐遜先生當上了美國總統。」[48]

  漢密爾頓知道賓夕法尼亞州西部民眾對他心懷怨恨，因此當11月末他離開匹茲堡時，他要求安排六名士兵騎馬實行特殊護衛。經過近兩個月的路途勞頓和日曬雨淋，他一路疾馳奔向費城，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艾麗薩——她正體驗著十月懷胎的艱辛，並由於他不在身邊而備感孤獨。就連遠在倫敦的安傑莉卡·丘奇都知悉了這緊急的情形。她寫信給艾麗薩：「親愛的，我知道，在他遠行的這段時間裡，你很不快樂。你是多麼令我牽腸掛肚。」[49]11月24日，亨利·諾克斯對漢密爾頓講述了艾麗薩為他的歸來而做出的真摯祈禱：「看上去她經歷了，或者正在經歷流產的危險，這讓她非常緊張。」漢密爾頓一家的「醫護天使」愛德華·史蒂文斯在此時出現，對艾麗薩進行了護理，並讓她放心，她並沒有危險。儘管如此，諾克斯告訴漢密爾頓，她「非常渴望你能在身邊。為了讓她安心，這封信在總統的要求下送達」。[50]

  後來艾麗薩確實流產了，漢密爾頓為此深深自責。「我心愛的艾麗薩最近一直身體不好，」12月初他寫信給安傑莉卡·丘奇時，沒有直接提到這次流產，「感謝上帝，她現在恢復得不錯，只是還有些虛弱。這都怪我由於遠征而不在她的身邊……你將看到，儘管你可能會鄙視我，我還是要對她做出補償。」[51]自從瑪麗亞·雷諾茲的醜聞曝光以後，漢密爾頓竭力呵護自己的家庭，但投身於公共事務的無休止需求沒有留給他自己必要的時間，如今，他的離家遠征釀成苦果。

  漢密爾頓相信，他要做的偉大工作已經完成。1794年12月1日是他返回費城的日子，他告訴華盛頓，他將於1月末辭去財政部長的職務。有人懷疑，這樣倉促的決定是否與艾麗薩的流產有關。艾麗薩對漢密爾頓的愛是無私的，但她不喜歡以政治為名的你死我活的爭鬥，也為丈夫所遭受的無休止的攻擊而感到厭惡。看到丈夫所做的犧牲並未得到承認，她很痛苦。安傑莉卡·丘奇聽說漢密爾頓要離職的傳聞後，懷著複雜的心情寫信給艾麗薩：「這個國家將失去她最好的朋友，而你，我親愛的艾麗薩，將是唯一一個需要或者樂於這種變化的人。我傾向於相信，是你的影響促使他想遠離公共事務。」[52]丘奇知道漢密爾頓興趣廣泛，所以贊成漢密爾頓暫時遠離政治稍作休整，她對艾麗薩說：「我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不會和我們談論政治。他那些輕鬆可愛的閒聊對我們都有好處。」[53]

  對華盛頓而言，漢密爾頓辭職的消息是一個轉折點；是他讓漢密爾頓成為了新政府的原創者。後來，得到授權撰寫華盛頓傳記的約翰·馬歇爾讀到華盛頓的往來信件時，非常震驚於其中漢密爾頓來信「所占的比例」。[54]在批覆漢密爾頓辭呈的信中，華盛頓寫下了他前所未有的至高讚美：

  你所展現出的每個方面都讓我看到，我對你的才幹、努力和正直的信任是恰如其分的。我能坦率地向你表達我的讚揚，因為我所說的一切皆有大量信息為據，而這些信息是不會欺騙我的，同時也令人心服口服地證明了你值得公眾的尊重與愛戴。我最真摯地祝願你幸福快樂，我的祝福將伴隨你引退後的日子。[55]

  這封信說明了為什麼華盛頓往往不太重視傑斐遜派對漢密爾頓的誹謗中傷。無論是身為將軍還是位居總統，華盛頓有無數機會觀察漢密爾頓，並且他看到的都是能力、奉獻和正直。作為給漢密爾頓的另一份禮物，華盛頓讓他在財政部的副手小奧利弗·沃科特接任部長職務。

  漢密爾頓渴望聲名清白地離任，他迅速地將離職計劃告知眾議院發言人米倫伯格。他希望留給特別調查委員會一些時間來完成所有刨根問底的調查，以免有人會說三道四，懷疑他有什麼隱藏的問題。悄然隱身幕後並不是漢密爾頓的風格，他為1月19日提交眾議院的最後一份關於政府金融的大部頭報告鼓足了氣力。他希望描畫出廣闊未來的方針。華盛頓不久以前要求國會贖回公共債務，並「避免不斷累積的債務最終殃及政府」。[56]國會就具體的提議展開了爭論，而不是著眼於總體計劃。很長時間以來，很多人認為漢密爾頓一成不變地把公共債務看作公共福祉，這種誤解讓漢密爾頓很是惱火。他知道，在很多情況下，公共債務可能是公共禍根。「法國的負債招來了法國大革命，」他寫道，「財務窘境的後果就是走向推翻政府之路和隨之而來的所有可怕場面。」[57]雖然做出了這樣的聲明，漢密爾頓並不能改變別人的偏執成見，認為他始終贊成大量的公共負債。傑斐遜對一個朋友談起公共債務：「兩派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共和派希望明天就清償債務，而財政部（聯邦黨人）一派希望債務永遠存在，因為他們發現這對腐蝕立法者非常有幫助。」[58]

  債務理應受到關注，因為消耗在債務成本上的聯邦支出高達55%，這個數字令人震驚。漢密爾頓致國會的臨別贈言——「關於進一步支持公共債務的計劃的報告」——接受了共和黨的挑戰，並提出了三年內償清公共債務的方案。他希望開徵新稅種，穩定舊稅種，並且他努力表明自己一直在為儘快減少債務而奮鬥。他不能忍受為威士忌暴亂平反正名，他指出，徵收酒類消費稅的所有盈餘全都直接用於降低公共負債。

  在漢密爾頓離開財政部一個多月之後，他的計劃得到國會批准，變成法案。然而，亞倫·伯爾等人提出的修改意見令漢密爾頓愁眉不展，他認為這些修改損害了他的方案的「精髓」。他對魯弗斯·金說，這種行為讓他「很受折磨」，並斥責這是「對國家榮譽的可惡暗殺」。[59]他感到迷惑，為什麼當他這個來自異鄉的移民為國家命運嘔心瀝血之時，那些出生在美國的居民卻對此漠不關心。

  眼看政府和國家沾上一個難以去除的污點，我的心非常痛苦。難道我比那些出生在美國國土上的人更像美國人嗎？為什麼我感到如此痛苦，而其他人卻冷眼旁觀？到底是因為我是一個傻瓜、一個浪漫的堂吉訶德，還是因為美國人天生有心智缺陷？如果不是因為有你，還有少數人……我們當中存在輕視眾生的風氣……我毫無保留地向你袒露我的心聲。我萬念俱灰，愁容滿面。我認為一個好政府的目標就是面對問題並做出正確的判斷。[60]

  在這封言辭誇張的信件中，漢密爾頓再一次地流露出了自己對於美國前途的絕望心情。言行不再受到公職約束的他愈發經常地陷入憤怒的深淵。在漢密爾頓內心深處，有一種根本性的疏遠性，他一直有一種悲傷，感覺自己雖人在美國，某種程度上仍然是無根可依的局外人。最終，國會基本上未加改動地實施了漢密爾頓的方案，否決了伯爾提出的修改意見。漢密爾頓面對威脅的反應有些過激了，他表現出一種抑鬱的特質，一種誇大問題的傾向。令人奇怪的是，作為從事公共事務的專家，他卻始終不能培養起自我保護的外殼。

  儘管失望重重，40歲的漢密爾頓在離開費城時，心中一定還是充滿了成就感的。威士忌暴動已被平息，國家財政繁榮，關於他的調查也以響亮的無罪宣告而終結。幾乎在所有由他發起的重要項目中，他都大獲全勝——無論是銀行、債務承擔、公共債務融資、稅務系統、海關業務，還是海岸護衛隊——儘管約翰·昆西·亞當斯多年以來對漢密爾頓惡言相向，後來卻也評論道，他的財政系統「運作起來就像是為重建公共信用而施展的魔法」。[61]在漢密爾頓就職時已破產的美國，現在享有的信用等級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不相上下。他為自由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並幫助實現了總統角色從被動的行政長官到積極的政策制定者的轉變，為美國未來的崛起建起了運行機制的總體框架。他展示了政府的創造性功能，並促進了各州統一為一個國家的不可逆轉的進程。他清晰闡述了其憲法基礎，確定了對外政策的關鍵原則，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維護鞏固了華盛頓政府。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我們不可能找到另外一個人，能在同樣的時間段里，對我們的機構和歷史產生如此直接和持久的影響。」[62]漢密爾頓的成就無可比肩，他適逢政府的初生時期，得以在這張白紙上自由發揮。如果說華盛頓是「美國之父」，麥迪遜是「憲法之父」，那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無疑就是「美國政體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