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血流成海

  傑斐遜離開內閣後，華盛頓並沒有著手清理共和黨人。相反，以團結統一為主導思想的總統先生看中了最顯赫的國會共和黨人詹姆斯·麥迪遜，將其作為接任國務卿的第一人選。直到麥迪遜拒絕任職之後，華盛頓才委任了司法部長埃德蒙·倫道夫，後者的原職由費城的威廉·布拉德福德接任。這一系列動作並沒有消除傑斐遜和麥迪遜的不滿，華盛頓被指責是詭計多端的聯邦黨人的俘虜。

  傑斐遜通過麥迪遜維持著在國會的影響力。啟程離開的前夜，傑斐遜向眾議院提交了一份關於歐洲對美貿易政策的長篇報告。他展開了長篇累牘的控訴——從對橫渡大西洋的航運業不公平的支配地位到對來自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美國船隻的禁令——來支持自己認為英國歧視對待美國貿易的觀點。根據這些證據，傑斐遜倡議對相關的英國方面實施商業報復，另一毫不令人驚奇的倡議是同時擴大與法國的貿易關係。

  1794年1月3日，麥迪遜提出了七項國會決議，把傑斐遜的主要思想升級為一套強硬的抵制英國的貿易政策。十天以後，聯邦黨人威廉·勞頓·史密斯為駁斥麥迪遜，發表了一篇15000字的有說服力的演講，巧妙地粉碎了他的論點。史密斯指出，對於美國而言，中斷與一個構成其貿易份額絕大部分的國家的貿易關係，無異於自取滅亡。傑斐遜瀏覽了史密斯的講話稿，立即明白這是他的老對頭髮起的反攻。「對於誰是史密斯講話稿的作者，我有十足的把握，」他告訴麥迪遜，「除了序言部分，其餘每一個字都是漢密爾頓寫的。」[1]

  

  作為對麥迪遜鞏固對法關係的企圖的回應，漢密爾頓啟用了久經考驗的老辦法。他用「阿默里納斯（Americanus）」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了兩篇關於法國大革命之恐怖的激昂評論。他譴責那些為「正在法國上演的恐怖和令人厭惡的場景」辯護的人，並把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稱為「手上沾滿同胞鮮血的劊子手」。早在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出場之前，漢密爾頓就預言，經過「血雨腥風的艱難跋涉……最後，法國可能發現自己淪為大獲全勝的……新愷撒的奴隸」。[2]

  不幸的是，儘管漢密爾頓鼓吹英國是信守規則的同盟，但英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待美國的恃強凌弱、盛氣凌人的態度甚至超過傑斐遜黨人。英國拒絕承認傳統規則「自由船隻運輸自由貨物」——意即中立國的船只有權運送除軍需品之外的所有貨物進入交戰國的港口。1793年11月6日，威廉·皮特內閣宣布，英國船隻可以攔截任何出入於法國西印度屬地的中立國貨運船。不費吹灰之力，英國艦隊就捕獲了250多艘美國商船，並扣押其中的大部分貨品作為戰利品。英國還在海上強登美國貨船，擄掠水手，宣稱他們是叛變和逃跑的英國水兵。這些強暴行為在美國國內激起了一片譁然，似乎真有可能在獨立戰爭之後再爆發一場反抗大不列顛的戰爭。

  聯邦黨人感到被出賣了，他們震驚而憤怒。「英國人是不折不扣的瘋子，」費舍爾·埃姆斯氣急敗壞地說，「他們的敵意對這個國家的秩序的威脅不亞於法國的友誼。」[3]當漢密爾頓得知英國強取豪奪的行徑時，他並沒有充當英國利益的爪牙。相反，他為華盛頓起草了數個臨時預案，召集兩萬人的部隊負責沿海城市的防禦，實行部分的貿易禁運。「承受痛苦是為了保護和平，」他告訴華盛頓，「其中包括相應的職責，即應為備戰而承受同樣的痛苦。」[4]漢密爾頓和華盛頓再一次地達成一致，認為行政部門應當擔任國家緊急關頭的中堅領導。

  財政部長一面繼續著與頑固的國會調查者的較量，一面指揮著海關徵稅員加固港口，以防外來侵略的可能性，同時聯邦黨人也在向國會遞交關於設立臨時軍隊的計劃。當消息傳開，說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漢密爾頓有可能執掌這支新的軍隊時，共和黨人從中嗅出了另一場陰險隱蔽的權力角逐的氣息。麥迪遜對傑斐遜說：「您非常清楚這幕後的遊戲規則，對其中的老把戲自然也洞若觀火，他們想讓每一次偶然的可能性都變成集聚其政府勢力的源泉。」[5]麥迪遜和其他共和黨人反對聯邦黨人成立軍隊以及為國防提高稅收的計劃。當聯邦黨人提出美國應當儘快建立自己的海軍，以抗擊北非地區海盜對美國船運的劫掠時，麥迪遜卻一本正經地建議美國應當雇用葡萄牙海軍。

  對英戰爭如箭在弦，一些有影響力的聯邦黨人為此憂心忡忡，他們在參議員魯弗斯·金的會所舉行集會。他們一致認為，華盛頓應當向英國派遣特使，並提議漢密爾頓是最佳人選，後者也自認為如此。如往常一樣，僅僅是提到他的名字就已經讓聯邦黨人心悅誠服了。「除了漢密爾頓，還有誰能完美地實現我們所有的希望？」埃姆斯問道。[6]起初，華盛頓傾向於選擇漢密爾頓，後來當埃德蒙·倫道夫提出反對意見時，他還有些憤慨。倫道夫認為，漢密爾頓責難法國的聲音太響，很難相信他在對英談判中會採取客觀公正的態度。共和黨人加入了反對者的行列，以阻止華盛頓任命這個「魔鬼」作為本國的代表。眾議員約翰·尼古拉斯是參議員詹姆斯·門羅的姻親兄弟，他對總統評論說：「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認定，對漢密爾頓委以如此重任是不安全的……您難道從來沒有想過，僅僅犧牲他一個人，就有可能結束美國的分裂？」[7]傑斐遜還發掘出另一個政治陰謀，那就是將「這個國家的貴族階級」置於英國政府的保護傘下，更不用說把漢密爾頓派到國外是個相當巧妙的方法，可以保護他免受「遲早要落到他頭上的恥辱和公眾的憎惡」。[8]最後，華盛頓得出結論，漢密爾頓缺乏「國人的普遍信任」，因此最終選擇了另一個黨派特色不那麼鮮明的人。[9]

  4月14日，漢密爾頓給華盛頓寫了一封悲傷的長信，自動放棄了自己作為該職位的考慮人選。麥迪遜認為漢密爾頓被打垮了，並告知傑斐遜，他們的對手已經背負著「巨大的羞辱」倒下去了。[10]然而，漢密爾頓一定已經想到自己可能會是一個造成分裂的選擇。他也有眾多留守本土的理由：他擔心，如果他不在場的話，華盛頓會順從共和黨人的影響力；他還得在國會調查委員會面前為自己的名譽而戰；另外，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反對他徵收酒類消費稅的抗議越來越聲勢浩大，他也必須去應對處理。

  在他寫給華盛頓的信中，漢密爾頓就對外政策提出了幾項具有長期意義的觀點，特別是「把戰爭作為最後萬不得已的手段」的思想。他說，他屬於「希望在維護國家榮譽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和平」的陣營，只有在所有的補救努力都失敗的情況下才會訴諸戰爭。他警告，共和黨人想要破壞與英國的關係，加強與法國的親善，並把所欠英國的債務一筆勾銷。這樣一來，英國將採取報復行動，封鎖對美商品的出口，造成海關關稅的毀滅性下滑。這將使得「財政部完全停止支付……從而從源頭上葬送信用體系」。[11]漢密爾頓常常被譽為理性的對外政策的典範，其理性的基礎是對國家利益冷靜的分析。4月14日的這封信表達出他堅定不渝的觀點，他認為國家在強烈的感情驅動下，往往錯誤地衡量自身利益：「更多的時候，戰爭的爆發是源於憤怒和不恰當的激情，而非基於對自身利益的冷靜分析。」[12]對英戰爭可能會釋放出普遍的暴力幻想，點燃「動盪的激情」，而這一切將通往法國模式的過激主義，將美國推向「組織無序和無政府主義的極端」。[13]正如漢密爾頓許許多多的辯證觀點一樣，這封信用熾熱的言辭捍衛了冷靜的政治策略。

  漢密爾頓退出特使的競爭後，推薦了約翰·傑伊作為理想的接替人——「唯一值得充分信任的人選，我認為非他莫屬。」[14]作為高等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傑伊不像漢密爾頓那樣具有政黨首領的鮮明特點。漢密爾頓一向讚賞傑伊，但也有所保留。他曾說傑伊是「一個淵博睿智、誠實正直的人，不過他性格多疑」。[15]與漢密爾頓充沛的活力相比，傑伊經常一身素黑，沉默寡言，並且有些孤僻。儘管如此，菲利普·斯凱勒卻曾說過，傑伊是讓他產生「近乎愛的情感」的少數朋友之一。

  傑伊同意接受前往英國的使命，但不辭去首席大法官的職務。共和黨人認為，比起漢密爾頓來，傑伊更容易讓人接受一些，但還遠不是嚴守中立的選擇。在他們的眼中，傑伊是另一個受到英國蠱惑的聯邦黨人。儘管如此，參議院還是批准了對他的任命。為平衡對傑伊的任命，華盛頓決定選擇一名共和黨人接替古維內爾·莫里斯擔任美國駐法公使，並選定了詹姆斯·門羅。亞倫·伯爾和一些共和黨同僚猜測是漢密爾頓勸說華盛頓否掉了伯爾；對伯爾而言，這是漢密爾頓粉碎他升職夢想的無數次中的又一次。事實上，華盛頓一直不信任伯爾，認為他是個缺乏誠信、揮霍浪蕩的人，這一點並不需要漢密爾頓來提醒。

  雖然漢密爾頓不能去倫敦，但他也會在國內開展自由外交。在傑伊得到參議院的批准之前，漢密爾頓就與傲慢的英國駐美公使喬治·哈蒙德會談了兩次。再一次地，那些認為漢密爾頓對英國溜須諂媚的人驚奇地看到，他對待哈蒙德的態度竟然如此針鋒相對。哈蒙德回到倫敦後向上級說，財政部長「做了內容相當豐富的陳述，歷數英國巡洋艦帶給這個國家商業貿易的種種傷害，並且對美國人民要求政府維護他們權利的正當主張予以辯護」。[16]漢密爾頓希望那些在英國西印度屬地被截獲的美國船只得到賠償，哈蒙德對漢密爾頓顯示出的「激動情緒」感到震驚。[17]

  在與傑伊和其他聯邦黨人參議員的會議以及提交給華盛頓的後續事項備忘錄中，漢密爾頓概述了傑伊作為特使的任務，這使得漢密爾頓成為最終達成條約的主要設計師。除了賠償之外，漢密爾頓還希望解決1783年和平協定的未盡事宜。然而，在他的議事日程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是打造一個新的貿易聯盟，其中每一個國家都能相互享受「最惠國待遇的地位」——這就是說，相互之間的貿易貨物享受儘可能最低的關稅。據粗略推測，這將增加兩國之間的貿易額。經過一些修改之後，內閣採納漢密爾頓的指導性意見作為傑伊的隨身文件。在傑伊出發前，漢密爾頓與他頻繁會面，並明確表示不希望把英國慣壞了。由於美國人民的義憤填膺，漢密爾頓希望傑伊態度強硬並要求「實質性的補償」。[18]與此同時，他還希望傑伊向英國人展示一幅迷人的前景，那就是更進一步的英美關係的諸多好處。

  5月12日，數千名紐約人聚集在碼頭上，心懷避免戰亂的期盼，歡送傑伊出航英國。那年夏天，雖然共和黨人心懷恐懼，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仍採取了巧妙的中立路線。美國政府拒絕了法國私掠船在美國海港尋找庇護的多次企圖，同時增強美國軍事力量以備對英戰爭之需。華盛頓下令建造6艘護衛艦——這標誌著美國海軍的誕生——漢密爾頓為海軍所需的許多配備洽談合同：加農炮、炮彈和彈殼、鐵質壓艙物、帆布以及製造火藥的硝石。

  共和黨人對傑伊的出使深感懷疑。麥迪遜憑直覺感到，傑伊可能對英國妥協退讓太多並斷絕美法關係。共和黨的報紙一直懷著惡意的幻想，認為傑伊會去協商關於將美國重新置於英國君主統治之下的問題。新的謠言出現了，說漢密爾頓捲入了一場立喬治三世的第四個兒子肯特公爵為美國國王的邪惡陰謀。一位共和黨人藉此打趣，英國皇室應當通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美國繁衍一個新的世系。眾所周知，漢密爾頓對女人很有吸引力，因此英國君主無需擔心美國後嗣無人。

  雖然法國鎮壓行動滋生出越來越多新的恐怖暴行，共和黨人卻仍然流露出對法國革命的溫情。儘管麥迪遜也為以自由之名犯下的血腥事實心煩意亂，但當約瑟夫·福謝（Joseph Fauchet）作為公民惹內的繼任者當上法國公使，宣布「革命堅如磐石」的時候，他仍然感到精神振奮。[19]傑斐遜仍然透過「樂觀的眼鏡」觀察法國，能夠把恐怖事件神奇地轉化為色彩斑斕、生機勃勃的壁畫。「我堅信他們將取得完全的勝利」， 1794年5月他曾這樣說過，並譴責「讓法國人身陷如此邪惡與暴力」的「入侵暴君」的過分囂張，而不是譴責法國本身的過分行為。流血不僅沒有讓傑斐遜感到厭惡，他還在等待著「國王、貴族和教士」統統被送上「他們製造血海的斷頭台」的那一天。[20]

  1794年初夏，血流成河。僅在巴黎一地，每月執行處決竟高達近800起，實在令人髮指。事實上，當傑斐遜一手提拔起來的詹姆斯·門羅抵達法國時，他擁抱了國民議會的主席，並且讚美了法國軍隊的「威猛英勇」，這顯然令傑伊感到沮喪。[21]

  傑斐遜認為，這場殺戮雖然令人遺憾，卻是通向自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漢密爾頓卻為之備感心痛。法國大革命中無神論的萌芽重新喚醒了他自國王學院時期就已休眠的宗教意識。「神的存在遭到質疑，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被否定，」他寫下了關於法國人攻擊基督教的警告，「虔誠的職責被奚落，人的希望取決於他現世的短暫生存。死亡被解釋為永久的睡眠。」[22]漢密爾頓認為，法國大革命已經蛻變成了異端學說的綱要，其中的觀點包括認為道德能夠脫離宗教而存在，人性能夠通過革命而完善，「政府本身將變得毫無用處，因為社會將掙脫其束縛，自行生存與繁榮」。[23]

  漢密爾頓總有辦法足不出戶而洞察天下。為保持對法國時局動態的了解，他訂閱了法文報紙期刊，並在費城請了家庭教師M.多爾納（M. Dornat）幫助自己精進法語。同樣重要的是，他從成群結隊大批逃往美國的貴族難民那裡獲得了法國大革命的目擊實證。在難民潮的頂峰時期，每10個費城人中就有1個是法國人；某位流亡者把費城稱作「法國人的諾亞方舟」。[24]漢密爾頓和這些優雅的、具有改革意識的貴族在一起感覺很愜意自在。「漢密爾頓先生的法語說得很流利，並且由於我們並不贊同那些把流亡者驅逐出家園的革命分子，所以許多有教養的移民都特別喜歡他。」艾麗薩回憶道。[25]「他個子不高，儀態非常沉著，眼睛特別小，在他的目光中有種略顯詭秘的東西，」莫羅·聖梅里這樣評價漢密爾頓，「他講法語，但錯誤很多。他富有機智，高度關注自己，並且……特別勇敢。」[26]除他之外，沒有誰挑剔漢密爾頓的法語水平。另一位從法國避難而來的德拉迪潘夫人談到漢密爾頓時說：「雖然他從未在歐洲待過，但他用我們的語言說話時就像一個法國人。」[27]

  很多法國貴族是安傑莉卡·丘奇引薦給漢密爾頓的，她曾在倫敦盛情款待過他們。她向他介紹了拉法耶特的姻親兄弟諾艾爾斯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此人曾加入了約克鎮的兄弟會，並且很了解漢密爾頓。和其他難民一樣，諾艾爾斯在法國大革命初期曾對革命寄予厚望，但當革命淪為徹底的暴力時，他們開始不安地退縮。安傑莉卡還向漢密爾頓引薦了德·拉·羅奇福考爾德公爵。這位憂鬱的公爵是一名啟蒙貴族及社會改革家，建立了一個示範農場和兩個工廠；在前往英國尋求庇護之前，這位公爵曾竭力保護國王免受暴徒的襲擊。在費城生活的日子裡，他開始崇拜漢密爾頓。「漢密爾頓先生是在我見過的美國人當中最傑出的人物，」他後來寫道，「他思路開闊，頭腦清晰，善於表達，消息靈通，性格活潑、溫和、有教養。」[28]儘管漢密爾頓對法國人頗有微詞，這些沒落貴族依然對他心醉神迷。

  大多數的法國難民都生活在絕望的谷底，經歷著地位與財富急轉直下的衰落。曾經富裕的法國人現在靠教法語課、當廚師或者開小商店來勉強維持生計。「我但願自己是個大富豪，」漢密爾頓告訴安傑莉卡·丘奇，「這樣，我就能給那些不幸的孩子提供可靠的保障，這將多麼讓人高興。但是現在，同情和寬慰的話以及偶爾的一頓晚餐，就是我能貢獻的一切。」[29]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艾麗薩·漢密爾頓都對無依無靠的人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並努力為貧困的法國難民籌集捐款。漢密爾頓一向容易被婦女的不幸狀況所打動，他從1793年開始記錄帶著孩子在美國流亡的法國母親的名錄。他在一份名單上寫著：「1.勒格朗夫人，三個孩子，住在小市場附近的彼得先生家中，法國帽商，處於極度貧困中；2.戈萬夫人，三個孩子，住在第二大街北83號，處於同樣的貧困之中……」附後的捐贈人名單中，最大的捐助者一目了然：「艾麗薩·漢密爾頓——20美元。」[30]艾麗薩給流亡者家中送去成包成捆的食物和衣物，表現出很高的積極性，這和她後來在紐約城獻身於助寡和兒童事業是一脈相承的。

  在所有流落於費城的法國移民當中，最令人難忘的人物當屬法國外交家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即著名的塔列朗。他在幼時不幸摔壞了腿，走路有些瘸；他總是用譏諷的眼光解析這個世界。在大革命的前夜，國王任命他為奧坦的主教，作為對其掌管教堂財務，而不是宗教虔誠的獎賞，但這個授命沒有妨礙他的風流快活。古維內爾·莫里斯描述中的塔列朗「狡黠、冷靜、奸猾而野心勃勃」。[31]他尖酸機警，而由於樹敵眾多，他也必須如此。法國革命政治家米拉博（Mirabeau）曾評價塔列朗說：「他會為金錢出賣自己的靈魂，而他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他可以用糞土交換黃金。」[32]拿破崙對這一觀點的表達更為簡潔，他把塔列朗比作「絲襪里的一堆糞便」。[33]

  作為一個熱衷於政治的男人，塔列朗最初希望法國大革命創建一個基於法律、秩序和健全財政之下的生機勃勃的新國家。他一直支持大革命，直到1792年9月路易十六被推翻以及隨後的大屠殺抹殺了他最後的一線希望。他待在英國，冷眼旁觀海峽對岸的祖國接連而來的恐怖事件，並在缺席的情況下被判共謀罪。英國保守派對他冷落怠慢，而由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劇作家理察·布林斯利·謝里丹領導的反對派輝格黨卻很歡迎他，約翰和安傑莉卡·丘奇也屬於這一個社交圈子。

  1794年1月，塔列朗得到通知，他必須在五天內離開英國，否則將被驅逐出境，於是他做出決定，加入了在費城生活的其他失去祖國的移民行列。丘奇夫婦資助了塔列朗的旅費，安傑莉卡還提前為他和他的旅伴博梅斯騎士（Chevalier de Beaumetz）鋪平了道路：她寫信給艾麗薩，介紹這兩位紳士是追求自由的殉道者，「為了適度自由的事業……親愛的艾麗薩，我把這兩個有趣的陌生人交給你照顧。在我回到美國之前，我把他們借給你。到時候我並不是要完全收回我的朋友，而是要和你以及和藹可親的亞歷山大共同分享他們的友情」。[34]

  安傑莉卡很遺憾艾麗薩不會講法語，而塔列朗也不會講英語。在美國，塔列朗因語言不通無法與當地人交流，這讓漢密爾頓的流利法語有了用武之地。4月塔列朗抵達之後，漢密爾頓謹慎地就接見塔列朗的問題，試探了華盛頓。塔列朗自己排除了非正式會見的可能性。「如果我不能進入正門，」他宣稱，「我也不會從後門進去。」[35]塔列朗當時是法國的棄民，所以時任法國駐美國公使的約瑟夫·福謝向巴黎的上級說，塔列朗和博梅斯與漢密爾頓的同盟正謀劃著名「一場惡毒的陰謀」。福謝告訴華盛頓，法國不贊成他接見塔列朗，於是華盛頓拒絕了會見，以免在共和黨人中激起誹謗批評的騷動。華盛頓說，「我的想法是……要避免得罪與我們交好的國家，不要在對待他們放逐的公民問題上令他們感到不快，」並建議漢密爾頓以私人身份接待塔列朗。[36]

  塔列朗很快就有了一個黑白混血的情婦，他公然在費城的大街上充當護花使者。這困擾著上流社會中某些古板的人，但不包括漢密爾頓。艾麗薩可能也對塔列朗心生厭惡：「他的身體顯然有些畸形，一隻腳瘸著，他的舉止絲毫談不上優雅，說話的語調讓人很不愉快，而穿著方面他也不修邊幅。」她在暮年這樣回憶道。福謝則評論道：「漢密爾頓先生經常和他會面，雖然他很欽佩這位精明的外交家出眾的才能，卻也厭惡其徹底缺乏原則。」[37]由於福謝已經認定漢密爾頓與塔列朗是一夥的，因此漢密爾頓並沒有因為會見塔列朗而招來政治麻煩。如果說漢密爾頓和塔列朗還稱不上密友的話，那麼，他們至少算得上是相互吸引的夥伴。

  在塔列朗逗留美國的兩年間，他很珍視和漢密爾頓一起度過的時光，並留下了一些流傳後世的非同尋常的頌詞：「我認為拿破崙、福克斯和漢密爾頓是我們的時代最偉大的3個人；如果我必須在這3個人當中做出選擇的話，我將不假思索地把漢密爾頓排在首位。他預言了歐洲的未來。」[38]關於漢密爾頓，他告訴一位美國的旅行作家：「我認識幾乎所有同時代的顯赫人物，但我從未見過能真正與之（漢密爾頓）比肩的人。」[39]漢密爾頓盡情享受著與這位玩世不恭的外交家的交往，為表敬意，還送給他一幅橢圓形的自己的微縮肖像畫。

  漢密爾頓和塔列朗都是冷靜務實的人，都反感那些愛幻想、更激進的同胞的烏托邦式空想。正如一位塔列朗的傳記作家所述：「他們都醉心於政治，都以現實主義的視角來觀察政治，都蔑視無病呻吟的言論，他們才不管這些言論出自羅伯斯庇爾，還是傑斐遜。」[40]兩人都渴望創建擁有強有力的執行機構的單一民族大國，兩人都想扭轉中央銀行和股票市場遭到排斥與憎惡的局面。令人頗為奇怪的是，塔列朗同意漢密爾頓的觀點，認為最能保障美國對於長期信用和工業產品的需求的國家是英國，而不是法國。塔列朗後來生動地回憶起漢密爾頓是怎樣斬釘截鐵、熱情洋溢地預言美國的經濟命運的。在他們的交談中，漢密爾頓說，他預見到了「往昔存在於古老世界的龐大市場將在美國建立。那一天可能並不非常遙遠」。[41]塔列朗坦言自己只發現了漢密爾頓的一處不足：他過度熱衷於和當時的名流顯赫交往，忽略了艾麗薩的美麗。

  塔列朗非常感謝安傑莉卡·丘奇為自己打開了漢密爾頓一家的大門，他告訴她關於艾麗薩的友善以及漢密爾頓獨一無二的頭腦與風度。因此安傑莉卡給艾麗薩寫了一封意義非同尋常的信，內容是關於這個長期以來讓她們姐妹倆著迷的男人。安傑莉卡·丘奇幾乎直截了當地承認，她不僅僅是為漢密爾頓欣喜若狂。她一直嚮往妹夫的政治光環，現在她喊出了對他的崇拜和希冀：

  我親愛的艾麗薩，我從我可敬的朋友M.德塔列朗處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感謝我引薦他認識了你和我可親的人。你當然知道我可親的人指的就是你的丈夫，因為我很愛他；如果你能像古代羅馬人那樣慷慨的話，你會把他暫時借給我一會兒的。但是請不要妒忌，我親愛的艾麗薩，因為我比這個世界上其他人都更熱切地盼望著成就他的雄心壯志，我唯願他可以達到任何真正榮耀的頂峰。只要他樂於和我聊聊天，並偶爾說起「我想要是我們親愛的安傑莉卡在這兒」就好了……啊，我的天啊，你是一個多麼幸運的女孩，既得到聰慧美麗，又得到了一個好的伴侶。[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