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不合心意的交易

  1793年8月，正當華盛頓在思量公民惹內何去何從的時候，費城陷入了一種遠比法國公使更讓人擔憂的威脅之中。一些居住在碼頭附近的居民生病了，並且伴隨著讓人驚駭的症狀：全身抽搐、肌肉疼痛、眼睛發紅的患者從腹腔中嘔吐出帶血的黑乎乎的東西，他們的皮膚變成黃疸病人常見的膚色。黃熱病——迄今為止這個年輕的國度遭受過的最嚴重的危機——的傳播可以找到很多源頭。那年這種疾病在西印度群島肆虐橫行，可能是聖多明各奴隸起義後大量的難民湧入了費城；異常炎熱乾燥的夏天也可能助長了這種疾病的傳播；在市鎮的許多地方，公共衛生條件糟糕透頂，許多居民把垃圾傾倒在惡臭熏天流通不暢的水溝里，喝著從被戶外廁所污染了的水井裡取出來的水。

  截至8月底，每天大約有20人因為這種流行病停止了呼吸，據說總共有4000多人死於非命，這造成了政府和商業徹底歇業。棺材商在市政廳前面叫賣著他們的產品。人們並不知道這種疾病是通過蚊子傳播的，只是以為跟患者接觸就能致病。人們見面不再握手了，走路的時候堅持在路中間走以免碰上其他行人。一些人用醋浸泡過的手巾捂住鼻子，還有一些人嚼著大蒜，難聞的味道幾米以外都能聞到。最穩妥的辦法是逃離這個城市，有兩萬人就是這麼做的，其中也包括一些政府雇員。到9月初的時候，漢密爾頓的財政部中有六人，海關部門中有七人感染了這種疾病，另外還有三個郵局的雇員也感染了。

  這個城市最有名的醫生就是意志堅定的班傑明·拉什——用約翰·亞當斯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樂觀向上、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他在這次瘟疫中幾乎徹夜不眠，勇敢地挨家挨戶出診，無論貧富一視同仁。[1]在滿載著成堆的屍體的馬車輪子壓過鵝卵石道路時，車夫會高聲喊道：「把你們家的死人抬出來吧！」在這種情形下，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氣呢？[2]拉什在受瘟疫影響的房屋的外牆上貼上了警示標記。為了治療黃熱病，拉什採取了現在聽上去比較野蠻的方法：給患者放血，然後清洗乾淨腸道，這看起來是一個觸目驚心的過程。他在放掉400毫升血液以降低脈搏之前，用一種飲劑和灌腸劑混合起來的膠狀物反覆沖洗患者的腸道4到5次。為了取得好的效果，他還給病人輕微地催吐。這樣的療程一天要重複2到3次。拉什是一個極有膽量的人，然而，他是在拯救生命，還是在削弱病人的自然抵抗力從而加速其死亡，則有待商榷。

  1793年9月5日，漢密爾頓也感染了黃熱病。他和艾麗薩到他們的夏季住所去休養，這個地方就叫費爾希爾，離城市4公里遠，歸費城商人約瑟夫·P.諾里斯（Joseph P. Norris）所有。孩子則被安置在隔壁一幢房子裡，為了安慰他們，艾麗薩會出現在窗前朝他們招招手。很快，艾麗薩也病倒了，於是孩子們就被送到了奧爾巴尼的斯凱勒夫婦家中。或許在故事書中才會出現的場面在現實中上演了，漢密爾頓孩童時期的朋友，聖·克羅伊島的愛德華·史蒂文斯出現在費城，他趕來照顧漢密爾頓夫婦。身為一名收入可觀並且醫術高超的外科醫生，史蒂文斯在聖·克羅伊島行醫已有10年有餘，直到他的妻子年前去世。後來他又娶了一名富有的寡婦，名為赫斯特·艾默里（Hester Amory），移居到了費城。

  史蒂文斯在島上治癒過一些黃熱病患者，他不同意美國放血和洗腸的治療方法，認為這種方法只能讓患者更加衰弱。他主張採用興奮劑和補藥來治療。[3]為了增強患者體魄，史蒂文斯開出了猛藥：富含奎寧的金雞納樹皮和陳年馬德拉白葡萄酒。他讓人們浸泡在冷水中，然後給他們一杯添加了烤肉桂粉的白蘭地。他允許患者在夜間少量服用鴉片（鴉片酒）以保持鎮定。為了止住嘔吐，患者大口喝下由黃春菊花、薄荷油和薰衣草精華製成的氣味濃烈的混合物。

  當華盛頓夫婦得知漢密爾頓的病情時，馬上來信表示慰問，同時還送來了六瓶上好的葡萄酒。總統在給漢密爾頓的信中寫道：「得知你剛剛感染了這種流行的黃熱病，我在此表示萬分牽掛。」[4]而托馬斯·傑斐遜在得知漢密爾頓患病後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他心懷鬼胎地給麥迪遜寫了一封信，指責漢密爾頓懦弱、多疑和虛偽：「他的家人認為他處在危險之中，這都是他自己過分擔憂造成的。幾天前他就一直痛苦不堪，深信自己也將會感染上此病。一個像他一樣膽小如鼠的人無論是在船上、在馬背上，還是在病中都是會膽怯的，如果說他真有勇氣（在軍事方面他就是靠它贏得聲名的），那倒真是一個特別的現象了。而那些沒見到他的朋友懷疑他只是患上秋季常發的普通熱病而已。」[5]傑斐遜顛倒是非，對這位病人造成無情的傷害。漢密爾頓不但真的感染了黃熱病，而且他在獨立戰爭期間的確展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勇氣，而反觀傑斐遜，作為維吉尼亞一州之長，卻在向英國部隊進軍之前抱頭鼠竄，逃進森林裡去了。

  愛德華·史蒂文斯對漢密爾頓夫婦的治療效果非常好，5天之內便讓他們痊癒了。相信了一個可能是漢密爾頓親兄弟的人，漢密爾頓夫婦奇蹟般地被挽救過來了，然而還有無數的人死掉了。自從國王學院以來，漢密爾頓一直對醫藥感興趣；他讓他的孩子接種疫苗預防天花。他不滿足於做一個消極的病人。史蒂文斯一把他治好，漢密爾頓就希望推廣他的治療方法。艾麗薩對這種治療方法反應也很好，於是漢密爾頓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內科醫師學會，希望消除「導致城市的人口減少了很多，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業務都幾近停滯的恐慌情緒」。[6]漢密爾頓讚揚了史蒂文斯，他說他的朋友將會很樂意把他的治療方法告訴醫學院。

  漢密爾頓的公開信產生了轟動效應。即使在病中，他也還是被一些爭議包圍著，因為他隱晦地批駁了班傑明·拉什。拉什也嘗試著使用了幾天史蒂文斯的方法，將一桶桶的冷水澆到患者身上，並向他們餵食金雞納樹皮，但並未收到史蒂文斯那樣的結果，於是他又回到放血和洗腸的老路上。不幸的是，這場醫學觀點之間的合理碰撞被塗上了政治色彩。拉什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一個熱情如火、心直口快的改革者。他後來還針對精神疾病發表過一篇石破天驚的論文。他更是一名堅定的傑斐遜派的信徒。所以，當漢密爾頓稱讚史蒂文斯的黃熱病治療方法優於「標準」方法時，拉什或許心中感到了一絲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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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拉什的「共和黨」方法和史蒂文斯的「聯邦黨」方法之間爆發了一場本不該有的醫學上的爭執。拉什不惜用政治話語來描述這場爭執：「漢密爾頓上校的治療方法在我們這個城市是不受歡迎的，正如他在維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財政制度一樣。」[7]他還認為，漢密爾頓的公開信暴露了漢密爾頓對他的政治偏見：「我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或者麥迪遜和傑斐遜的朋友，那他在使用我的治療方法時，可能遇到來自漢密爾頓上校的阻撓會比較少。」[8]拉什跟傑斐遜一樣，拒絕相信漢密爾頓感染了黃熱病，說那只不過是言過其實的感冒而已。「漢密爾頓上校的信讓我們這個城市損失了幾百名居民。」他告訴伊萊亞斯·布迪諾特，並斷言漢密爾頓「除了因受寒而非傳染所致的普通發熱外並無其他問題」。[9]儘管班傑明·拉什指責漢密爾頓應為黃熱病致死的事故負責，但公眾卻最終指責了拉什。在1797年黃熱病再度流行，放血量加大之後，拉什醫死了太多的病人。為了拯救拉什的前程，亞當斯總統派他去美國鑄幣廠出任司庫。

  亞歷山大和艾麗薩非常期待在奧爾巴尼與孩子團聚。為了確保他們已經徹底痊癒，他們在9月15日離開費城之前乘著馬車外出放鬆了兩三天。他們把可能已經被感染的衣物全都置之一旁，只帶了一些嶄新的衣服。這是一個長長的令人疲倦的旅程。在第一段旅程中，他們停在一個擠滿了費城逃出來的難民的小酒館前面，難民拒絕漢密爾頓夫婦入內，直到酒館的主人一再堅持讓他們進去，他們才得以入住。過了一個市鎮又一個市鎮，他們不得不與那些欲將潛在的受感染的費城人拒之門外的障礙做鬥爭。紐約甚至在城門口貼出告示，阻止來自「疫區（首都）」的人進入。

  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在奧爾巴尼發生了。9月21日，奧爾巴尼的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禁止擺渡人將來自黃熱病疫區的人擺渡過哈得孫河。菲利普·斯凱勒不得不為漢密爾頓能夠順利抵達而與奧爾巴尼的市長小亞伯拉罕·耶茨磋商。9月23日，漢密爾頓夫婦被困在一個與奧爾巴尼隔著哈得孫河相望的村莊裡。一個醫生代表團過河為他們體檢，最後宣布他們健康狀況良好。把他們的隨從和行李丟在東岸，漢密爾頓夫婦過了河，被安置在斯凱勒家中。關於他們的到來，一時流言蜂起。有一種說法是，擁抱了艾麗薩後，菲利普·斯凱勒趕緊用醋消毒劑漱了漱口，然後洗了洗臉，就好像她仍然能傳染別人一樣。耶茨告訴斯凱勒，他擔心漢密爾頓的馬車、行李、僕役以及衣物都可能傳播黃熱病。他甚至想在斯凱勒家駐紮衛兵以防止漢密爾頓夫婦和當地人接觸。反對者看到漢密爾頓像瘟神一樣遭到排斥，必然樂不可支。

  感覺受到侮辱的斯凱勒告訴耶茨市長，漢密爾頓並沒有把衣物和僕役帶到河西岸來，並且已經採取了一切合理的防範措施。斯凱勒許諾他的家人不會進入這個城市，要求衛兵把食物送到他們家中：「因為我完全相信，讓我和我的家人餓死不是我的市民同胞的意圖。」[10]更有意思的是，他暗示衛兵把食物放在房間和正門之間。直到9月26日漢密爾頓才得知，為了接納他們夫妻倆，他的岳父甘心忍受如此苛刻的條件。旋即他便憤慨地寫信給耶茨，強調他和艾麗薩一直恪守著嚴格的安全防範措施，不讓他們到城裡去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他說他要開始處理一些事情，「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他」。[11]

  在隨後的日子裡，他和艾麗薩在新鮮空氣和鍛鍊的幫助下恢復了以往的體力和精力。他從華盛頓的秘書那裡得知，在新英格蘭關於漢密爾頓死亡的報導引起了「深深的哀悼和無限的悲痛」，當報導得到更正後，便是一番「歡欣鼓舞、愉悅的」景象了。[12]當奧爾巴尼市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敞開城市大門接納任何離開費城至少已經14天並且身體健康的人之時，關於漢密爾頓的爭議就消失了。由於離最後出現在費城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因而漢密爾頓夫婦可以隨意走動了。

  無論是身在芒特弗農的華盛頓還是身在奧爾巴尼的漢密爾頓，都熱切地希望重新開始已經停滯的政府工作。漢密爾頓不在職期間主持財政部工作的小奧利弗·沃科特回到了斯凱基爾河邊的豪宅中，只留了兩三個助手在硫黃熏蒸過的市區辦公室繼續工作。華盛頓籌劃在費城附近的德國城或者其他沒有黃熱病的地方舉行內閣會議，可是卻又碰到一個憲法問題：他有權臨時改變政府的駐地嗎？華盛頓於是求助於他的智囊，他告訴漢密爾頓：「因為沒有人能給出更全面的看法，我只好認為這個問題上較少偏頗之見……請你詳細列出幾條理由。」[13]漢密爾頓非常善於解決此類法律難題。他告訴華盛頓，憲法允許國會為了特殊目的在別處集會，「疫區不能充當開會的地點」。[14]他非常巧妙地解決了華盛頓的問題，說總統能夠發布「命令」在其他地方開會，並且漢密爾頓也認為德國城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幾位為了安全起見已經逃到紐約去的財政部職員對沃科特讓他們回去工作的要求置之不理。10月中旬，漢密爾頓開始從奧爾巴尼往回走，順路還找到了幾名這樣的職員。10月26日，他和艾麗薩來到了羅伯特·莫里斯位於斯凱基爾的莊園希爾山莊。他們在那裡住了幾個星期，以躲避費城局部依然存在的黃熱病。在11月的前三個星期里，內閣會議在德國城召開，直到嚴寒的天氣使得危險解除之後才回到了市中心的辦公室。

  在漢密爾頓夫婦感染了黃熱病後的一段時間內，其後遺症依然非常明顯地纏繞著他們。「漢密爾頓上校身體不適，被送往紐約找史蒂文斯醫生治療去了，」班傑明·拉什在11月3日幸災樂禍地說，「他仍然採用金雞納樹皮和冷水浴，謊稱我採用的療法在西印度群島已經被廢棄了。」[15]那個11月中有幾天，一貫勤勉的漢密爾頓沒有參加內閣會議，並且感到腦子有點亂——這完全不是他的風格。在12月11日，他給傑斐遜寫了一封與以往迥然不同的簡訊：「漢密爾頓先生向傑斐遜先生問候。有點事情他記不太清楚了，因此特地寫信前來詢問。似乎之前在給予某人獎勵一事上取得過共識，但當時他的健康狀況讓他徹底忘記了這事。如果傑斐遜先生還記得並告訴他的話，漢密爾頓先生將會萬分感謝。」[16]在12月末，漢密爾頓告訴安傑莉卡·丘奇，他幾乎已經徹底擺脫了那可惡的讓他倒下的疾病：「這個病留下的最後痕跡是我精神上有點亂，但由於合理的衣食起居安排、一定程度的鍛鍊以及徹底克服它的決心，使得這點痕跡也快消失了。」[17]

  在這場黃熱病流行過程中身亡的人還有小約翰·托德。他的遺孀多利·佩恩·托德（Dolley Payne Todd）在第二年嫁給了托馬斯·麥迪遜。另一個受害者是《國家公報》。這場流行病讓這家報紙消耗了大量金錢，跟弗雷諾鼓吹公民惹內時的情況一樣。在10月11日，弗雷諾卸任國務院翻譯一職，兩個星期之後宣布報紙停刊。緊接著在11月，漢密爾頓和魯弗斯·金髮起了一場募捐活動，支持他的競爭對手約翰·芬諾及其境況不佳的聯邦黨報紙《美利堅合眾國公報》。身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利用職務之便，向合眾國第一銀行行長托馬斯·維林（Thomas Willing）尋求幫助，後者對漢密爾頓幾乎有求必應。漢密爾頓這樣做似乎有失檢點，因為他經常指責傑斐遜濫用職權扶持弗雷諾。

  或許《國家公報》在漢密爾頓那年最稱心如意的事件——1793年12月31日，托馬斯·傑斐遜辭去國務卿一職——之前停刊是一個巧合。由於漢密爾頓得到總統的庇護，這個維吉尼亞人無法將他逐出內閣。傑斐遜向女兒傾訴說，很長時間以來，他感到在內閣中受到了排擠，並以不愉快的心情工作，這是此前他從未經歷過的。[18]對安傑莉卡·丘奇，傑斐遜抱怨費城「了無生氣的商業景象」，還說「沒有人比我更討厭這些景象了」。[19]他渴望回到他熱愛的蒙提塞爾，他要「從可惡的政治工作中解脫出來，沉浸在我的家人、我的農莊和我的書籍中」。[20]傑斐遜宣稱，現在的他是政治的「局外人」，只會就一個話題做出評價：國會中「無恥的腐敗現象」和「議員們對財政部的盲從」。[21]

  傑斐遜營造了一個沉思哲學家的形象，渴望山居退隱，但是，他是否暗藏野心這個問題引起人們激烈的討論。共和黨人認為，傑斐遜的歸隱體現出他的清高和謙遜。這種觀點令約翰·亞當斯感到厭煩：「傑斐遜認為通過這一步可以讓他贏得好名聲：謙卑、溫和、親切，沒有一點野心和虛榮心……如果能站在將來看這個問題，這個世界將會發現他有著奧利弗·克倫威爾一般的勃勃野心，連他自己都有這樣的感覺。」[22]亞當斯認為傑斐遜辭職是一種精明的戰略，是為日後競選總統做鋪墊。在傑斐遜從費城離開之後，約翰·亞當斯寫信給阿比蓋爾說：「傑斐遜昨天離開，謝天謝地。」[23]

  漢密爾頓也一樣知道傑斐遜隱而不發的野心。在1792年春，他就寫道：「顯而易見，傑斐遜先生無時無刻不在覬覦著總統的位子。」[24]當漢密爾頓的兒子約翰寫他父親的傳記時，他在文章中披露了一則小故事。這則軼事的真假不能確定，但它和漢密爾頓說的其他事情倒是相一致的。這個故事說，在傑斐遜宣布辭職的計劃之後不久，有一次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單獨在一起，恰好傑斐遜從窗前走過。對於傑斐遜想從公共生活中隱退以及埋頭於文學和山林之間，華盛頓感到十分遺憾。漢密爾頓帶著懷疑的假笑盯著華盛頓問：「閣下，你認為這就是他唯一的動機嗎？」華盛頓看著漢密爾頓欲言又止的樣子，便敦促他有話直說。漢密爾頓說，他很久之前就懷疑傑斐遜的人格了，但是作為同事他必須克制。現在他覺得可以不再受到這些顧慮的約束了。漢密爾頓提出了他的預測，其總結如下：

  從一開始，傑斐遜就是污衊和謾罵行政機關和總統的幕後主使。他是政界最有野心也最有城府的人。退休不是他的動機，他從美法糾紛事件中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必須對與其政黨目標相衝突的公共政策承擔責任的位置上，並因此而退休。他的真實意圖是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如果將來的事件沒有證明漢密爾頓關於傑斐遜人格的這一判斷的話，他（漢密爾頓）就不配說自己了解人性。

  約翰·C.漢密爾頓繼續寫道，在18世紀90年代末，華盛頓告訴漢密爾頓，「自從我退出政府工作之後，我沒有一天不想起那次談話。如今發生的每件事都證明你對他的人品評價是正確的，你預見了所有將要發生的事情」。[25]的確，在華盛頓最後的三年半的時間裡，傑斐遜並沒有和將軍有信件往來，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對漢密爾頓而言，戰勝傑斐遜是一場喜憂參半的勝利，他甚至幾乎沒有時間去品嘗其中滋味。他受到政敵的圍攻，為自己的健康擔憂，感覺公眾似乎也不歡迎他。在給安傑莉卡·丘奇的一封信中，年近39歲的漢密爾頓再次表達了厭世的思想：「塵世間所有事情的安排是多麼奇怪。我在我不想在的地方。我知道我能夠更快樂一些，但是環境束縛了我。」[26]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說：「相信我，我真的厭倦了我的處境，就等著有機會體面而又不對公共事務造成不良影響地擺脫它。」[27]

  共和黨人在1793年12月份召開的國會中占據了大多數席位，將對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的所作所為做出最後裁決。漢密爾頓已經告訴了華盛頓，在澄清他的聲名之前，他會一直工作下去。在1793年12月中旬，漢密爾頓罕見地要求眾議院發言人米倫伯格重啟賈爾斯對財政部的調查。儘管被第一次調查宣布為無罪，但畢竟時間有限，匆忙中得出了結論，漢密爾頓希望能夠徹底解決，不留一丁點兒的疑惑。無論對安傑莉卡·丘奇私底下發泄什麼樣的牢騷，他表面上依然鬥志昂揚，他跟米倫伯格談起調查時說：「越廣泛細緻，對我越合適。」[28]

  共和黨人樂意幫這個忙。在認真著手調查之前，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參議員艾伯特·加勒廷已經提交了若干份議案，要求全面調查財政部的運作。他要求漢密爾頓提供大量的文件，從國內外的負債表到具體而微的收入清單。後來外國出生的艾伯特·加勒廷因被控未能滿足參議員必須有9年公民資格而失去了在參議院的席位，這次咄咄逼人的調查才告一段落。與此同時，漢密爾頓對賈爾斯的拖延戰術感到惱火，曾一度威脅要辭職，但賈爾斯直到2月底才重啟財政部調查案。

  這一時期，漢密爾頓可以說身陷重圍，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困擾著他。他依然收到應接不暇的有疑問的訴狀，經常受到欺詐或者丟失文件的困擾，還有人要求他為在獨立戰爭期間所提供的服務賠償。他對參議院指責他存在過失的指控非常不理解，於是在2月22日，他在一封極度痛苦的信中向副總統亞當斯抱怨。漢密爾頓約略提到了無窮無盡的訴訟請求，黃熱病的干擾，還有國會對其行為無休止的調查。作為一個勤勉的人民公僕，他認為自己應該免於對其處理訴狀的瑣屑的審查：「我只想說，只有盡最大努力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服務中才是讓我寬心的鎮靜劑，即使有損我的健康也在所不惜。任何相反的看法都改變不了這一點。」[29]九天之後，漢密爾頓針對至少30份請求戰爭賠償的訴狀向國會提交了他的決定。

  在2月24日，眾議院召集了一個委員會全權調查財政部。受到新一屆國會構成的影響，該委員會大部分人都是共和黨人。這些人制定了一份拖沓煩瑣的日程安排，簡直要榨乾漢密爾頓的最後一點精力。他們計劃在任務結束之前，每周二、周四晚上和周六上午都要開會。在長達3個月的時間裡，他們堅持按照這個苛刻的時間表辦事，漢密爾頓在一半以上的列席會議上作證。除了要提供大量官方的信息，漢密爾頓還被迫提供他在第一合眾國銀行和紐約銀行的私人帳戶信息，因為共和黨人試圖證明漢密爾頓利用職權勒索這兩家銀行。

  該委員會在發現很難找到漢密爾頓的失職證據時，便回到了賈爾斯提出的那個指控上：在美國和歐洲之間轉移政府基金的過程中，漢密爾頓行使了過多的自由裁量權。當該委員會問漢密爾頓將外國的錢轉移到第一合眾國銀行中是否有授權時，他說既有總統的「口頭授權」，還有總統一封信中的書面授權。這個委員會懷疑漢密爾頓在虛張聲勢，要求他提供證據，於是漢密爾頓就給華盛頓寫了一封信，請求華盛頓支持他的說法。華盛頓給漢密爾頓回了一封說話拐彎抹角的信：「根據我對這件事整個過程的回憶，我並不懷疑事實正如你所陳述的那樣。」[30]這封信如此不肯定以致削弱了漢密爾頓的說服力。他的政敵開懷大笑。「總統的信無形之中讓漢密爾頓顏面盡失，」麥迪遜在給傑斐遜的信中說，「準確地體現出你一直以來描繪的他的處境。」[31]

  頗為沮喪的漢密爾頓小心翼翼地提醒華盛頓，這封信可能讓人覺得是不冷不熱的嘲諷挖苦。漢密爾頓擔心「虛偽狡詐之徒」會用它來「增加對我的質疑和不信任」。[32]事實上，華盛頓當初對漢密爾頓違規轉移資金的要求有所保留。或許是認為傑斐遜黨人的政見有一定的價值，或許是想順從民意，華盛頓微妙地與漢密爾頓保持著距離。他再次證明自己並沒有盲從漢密爾頓的政策。與此同時，他也不願拒絕財政部長的要求，並且希望幫助國會。最終，委員會並沒有發現漢密爾頓為個人目的挪用歐洲貸款。

  在5月底發布的最終報告中，共和黨人主導的這個委員會無法給出此前他們所渴望的結果。相反，他們承認對漢密爾頓提起的所有指控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正如財政部長一直堅持的那樣。那麼傑斐遜分子無休止含沙射影地指責漢密爾頓利用公職牟取私利又如何解釋呢？報告最後結論說，似乎「財政部長沒有通過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手段，以任何公共款項為基礎，從上述兩家銀行（紐約銀行和合眾國第一銀行）為本人或者其他人士獲取現金和信貸。所涉公共款項無論何時都在他的指示下妥當存放」。[33]這份報告如此徹底地洗刷了他的聲名，所以漢密爾頓就收回了他為時甚久的辭職聲明，他在內閣的地位也比以前更加牢固了。不過，如此耗時耗力的調查結束之後，他的政敵依然對一些陳詞濫調喋喋不休，這多多少少讓他感到沮喪。漢密爾頓也從中汲取了關於政治宣傳的教訓，意志消沉的他自嘲：「無論你多么正直，沒有人能夠經受住眾口鑠金的攻擊，無論它們是多麼荒謬。」如果某種指控足夠頻繁，到最後人們就會以為：「那個經常受到指控的人不可能是清白無辜的。」[34]

  我們再次從漢密爾頓給安傑莉卡·丘奇的推心置腹的信件中找到了發現漢密爾頓情緒的最好線索。在一封信中，漢密爾頓對公共職務的性質向丘奇表達了古怪悲觀的看法。這封先前被忽視的信包含在漢密爾頓的兒子詹姆斯的文集中，他把信裁開了，去掉了其他部分，這也留下了一個謎團：是否這封信里包含著一些能證明盛傳已久的漢密爾頓與其妻姐之間的曖昧關係的內容呢？漢密爾頓在信中寫道：

  的確，做一個政治家是一件痛苦的差事。當這個職務迫使一個人犧牲自己的快樂時，要取悅其他人對他來講也是不可能的事，讓人十分痛苦……我是在拿經驗說話。你可能會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不辭去這個職務呢？可是，我怎麼能夠辭去呢？我的聲名和榮譽將會是什麼樣子呢？沒有了我，這個國家將是怎樣的啊？有時我非常嚴肅地告訴自己，我不能，也不應該這樣想，但你知道，讓他人認可我們的價值絕非易事。除此之外，如果離開這個職位，你就感受不到叫妹夫為「財政大臣」的樂趣。[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