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公民惹內

  在1793年3月4日，喬治·華盛頓宣誓連任總統。跟口若懸河的財政部長不同，他崇尚簡潔明了，發表了只有區區兩段文字的就職演說。當他在參議院演講的時候，與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時的祥和氣氛截然不同，此時美國政局的裂痕開始顯露出來。總能敏銳地捕捉這種場景的費舍爾·埃姆斯調侃道：「黨派利益……必將導致一場危機。」他判斷，國會的共和黨人會拋棄他們對華盛頓第一任期相對克制的批評：「他們渴望復仇。財政部長就是他們準備砍殺的犧牲品……總統也未能倖免。他越是受人歡迎，他們越想毀掉他，因而總統也遭受了肆無忌憚的攻擊。」[1]

  華盛頓第二任期被煽動性的外交政策議題所纏繞。法國大革命迫使美國人反思他們自己的革命的意義，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支持者對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巴黎持續的騷亂增加了漢密爾頓派的擔憂，他們正努力撲滅國內的星星之火；而傑斐遜黨人則欲讓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美國人越來越傾向於根據法國的情勢判斷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治了：或者強調他們跟法國大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表達他們對大革命的種種行徑的厭惡之情。這樣，法國大革命既讓美國政治中的兩個黨派聯合在一起，又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鴻溝。

  大多數美國人頌揚法國大革命是他們自己革命的有意義的承繼者。1792年8月，國民議會在巴黎授予「喬治斯·華盛頓」「N.麥迪遜」和「簡·漢密爾頓」榮譽公民稱號，以確立兩國人民的兄弟關係。[2]當漢密爾頓收到了法國內務部長發來的確認此事的信件時，他很不屑地在背面寫下了這樣潦草的文字：「來自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的信，給我寄來一份公民證書，還弄錯了我的教名……真奇怪，法國竟然會這樣做。」[3]但是巴黎接下來發生的流血轉折讓在那裡的美國代表著實嚇了一跳。在1792年的夏天，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傑斐遜駐巴黎的私人代表，當時在荷蘭海牙——寫信給傑斐遜說道：「法國那些瘋狂墮落的人以自由之名徹底摧毀了他們自己的政府。」他還說，巴黎的街頭「簡直可以說是血流成河」。[4]肖特還向傑斐遜描述了暴徒沖入王宮囚禁了路易十六的情形。8月末，在法國的杜伊勒里宮附近架起了一座斷頭台，當時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讓-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驅趕教士、保王分子、出版商、法官、流浪者以及妓女——所有被視為國家敵人的人——的活動。當1400名政治犯在被稱為「9月大屠殺」的事件中被殺戮的時候，陷入自我陶醉中的羅伯斯庇爾宣稱，這是「能給人類增光添彩的革命中最壯美的一次革命」。[5]馬拉也附和道：「讓賣國賊流血吧，只有這樣才能拯救我們的祖國。」[6]

  很長一段時間，傑斐遜黨人對有關這些暴行的報告不屑一顧，將其視為惡意的宣傳。法國大革命的豪言壯語感染了這些人，他們模仿「雅各賓人」，以「公民」或者「女公民」稱呼彼此。1792年9月20日，美國同情法國大革命的人舉辦了各種各樣的酒會、遊行等活動表示對法國的支持。在給威廉·肖特的回信中，傑斐遜指出法國大革命鼓舞了美國共和黨人並削弱了漢密爾頓派的「獨裁統治思想」。他說，他對在巴黎失去生命的人表示遺憾，但冷漠地為大革命辯解：「整個地球的自由維繫在鬥爭這個問題上……我寧願看到世界有一半的地方荒無人煙，也不願看到革命失敗。」[7]對傑斐遜說來，重要的不只是法國或者美國的自由問題，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自由問題。在他的腦海中，這樣一個普世的目標可以原諒任何導致流血的手段。

  儘管法國大革命被視為美國獨立戰爭的浪漫續篇，但更多的恐怖事件迫使人們重新審視這種說法。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他曾經幫助過美國獨立戰爭，美國的愛國者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慶祝他的生日——因為謀劃反對革命而被送上了斷頭台。路易·卡佩（失去了皇帝頭銜的路易十六）的死瀰漫著血腥的味道：學生歡呼雀躍，將他們的帽子扔向空中，並舔舐著國王的血，而一個劊子手則靠出賣國王的頭髮和衣著而大發橫財。這位國王的頭顱被夾在他冰冷的雙腿之間，塞在籃筐內，其他部分被放在一個未加整飾的盒子裡。英國人對此消息感到非常震驚，小威廉·皮特將其斥為「所見到的這個世界上的最愚蠢、最殘暴的行徑」。[8]2月1日，法國對英國、荷蘭和西班牙宣戰，很快整個歐洲大陸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這種情況持續了20多年的時間。

  法國國王被斬首的消息於1793年3月底傳到了美國，對傑斐遜派而言，這可真不是時候，他們剛才還在強調法國的道德比英國的優越。他們會詛咒這一行動還是會美化這一行動呢？答案在弗雷諾的《國家公報》刊登的《路易·卡佩丟了腦袋》一文中揭曉了。作者舉重若輕地慶祝了國王之死：「因為我使用了俏皮語，可能顯得我輕視他的命運。的確如此，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跟其他罪犯被處決對我的影響一般無二。」[9]作者說，殺死國王是一個「偉大的正義之舉」，如果一個人對這種赤裸裸的暴力感到吃驚，那也只能表明他對「王權的深深依賴」，表明他屬於「王權分子」。[10]換言之，他們就是「漢密爾頓分子」。曾經，托馬斯·傑斐遜還稱讚路易十六是「一個好人」「一個誠懇的人」。[11]現在，他卻斷言「君主們應該像其他犯罪分子一樣受到嚴懲」。[12]

  麥迪遜雖然坦承對巴黎的種種「愚蠢及野蠻行徑」感到不安，但是總體在崇拜法國大革命的狂熱程度上，他並不亞於傑斐遜，他將法國大革命描述為「過程是完美的，結果是了不起的」；他把大革命的敵人貶斥為「人類共同的敵人」。[13]傑斐遜認為如果他們的法國同志失敗了，那將註定美國的共和主義也要失敗。麥迪遜對此深有同感。麥迪遜並不認為處死國王有什麼不妥。他說：「如果國王是一個賣國賊，他就應該跟其他人一樣領受懲罰。」[14]跟傑斐遜一樣，麥迪遜濾除了法國方面那些惱人的事實，將談論國王無辜和「敵人嗜血」稱為「虛假」新聞報導。[15]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一邊是共和黨人由衷地為法國大革命感到高興，並喋喋不休地提及那些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戰鬥過的法國軍官對他們的恩情；一邊是這些軍官成為革命暴力的受害者。現在身為美國駐法公使的古維內爾·莫里斯在國王被處決之後告訴漢密爾頓：「真是巧了，相當比例的在美國服役過的法國軍官，要麼在初期被推向了革命的對立面，要麼後期自發地感到不得不放棄革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現在處在被監禁的狀態，財產也被充公了。」[16]隨著君主制度的倒塌，拉法耶特侯爵也被指控為賣國賊。他逃亡比利時，被奧地利人抓捕。在隨後的五年間，他輾轉於不同的監獄之間。由於常年的禁閉，最後他臉色蒼白，虛弱無力，連頭髮也幾乎掉光了。拉法耶特的親人在恐怖時期的遭遇更為殘酷。他妻子的姐姐、母親和祖母都被處死了，並被丟在同一個墓穴里。其他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也不得不屈從於革命狂熱的淫威之下：羅尚博伯爵被囚禁在監獄裡，海軍總司令德斯坦被斬首。

  如果說共和黨人對這些事件視而不見的話，那麼聯邦黨人親英的傾向則擦亮了他們的眼睛。早在1792年3月，傑斐遜在他的「名言集」中抱怨華盛頓「對法國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記得，在我得到國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後，我首先在會議上告訴了他。我這輩子從未見過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喪不安」。[17]華盛頓確實憎惡法國發生的血腥殺戮，因而這加深了他和傑斐遜之間的裂隙。約翰·亞當斯對法國發生的事情非常有先見之明，並為許多美國人對「那個反覆無常、天馬行空、激動狂熱的民族所作所為的無知、盲目和熱情」感到懊惱。[18]他警告：「丹東、羅伯斯庇爾和馬拉都是性情暴烈之人。禍根已經在法國種下，他日將一發不可收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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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比漢密爾頓在法國革命的問題上發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言語了。漢密爾頓後來告訴拉法耶特，君主制的暫時消滅和9月大屠殺「澆滅了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美好期盼」。[20]漢密爾頓拒絕寬恕巴黎的屠戮，反對「為了達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漢密爾頓認為革命不應該一夜之間斬斷與過去的聯繫，或者徹底廢棄原有的法律、秩序和傳統。「爭取自由的鬥爭就其本身而言是崇高的，」他說，「當與高尚、正義和人道聯繫起來時，它應該尊重每一位朋友，把它當作人。但是如果被犯罪和肆無忌憚所玷污，那它就失去了人們的尊重。」[21]美國獨立戰爭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自由、自然、深思熟慮後的行為」，並且本著「正義和人道的精神」。[22]事實上，美國獨立戰爭是寫在羊皮紙上的革命，是通過文件、請願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義的。

  真正讓漢密爾頓絕望的不只是法國背叛了革命的希望，還有美國的革命辯護者把「玷污人類歷史的最殘酷、最血腥、最暴虐的事態」正當化的做法。[23]對漢密爾頓來說，法國烏托邦式的革命過於強調自由，而排斥了秩序、道德、宗教和財產權利。他們迫害的銀行家和商人恰恰是漢密爾頓視為漸進改革的中間力量。他把法國的混亂局面看作在美國的凶兆，如果人們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置秩序保障於不顧的話。他最大的夢魘此時正在橫跨大西洋——一場充滿希望的革命讓位於混亂的恐怖狀態和威權統治。他的結論也是非常明確的：「如果道德中仍有某種東西是永恆的，那麼，對大革命的鼓吹意味著令人蒙羞的時刻必將到來。」[24]

  直到4月初，法國向英國和其他君主制國家宣戰的報導才到達美國。漢密爾頓立刻告知了當時在芒特弗農的華盛頓：「似乎，戰爭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25]華盛頓匆忙趕回費城制定政策。他傾向於立刻表明中立立場，在聽到美國的船隻準備好輔助法國參戰的傳聞時他臉色都變了。在華盛頓抵達之前，漢密爾頓反覆斟酌，擬定了一份中立宣言，並與約翰·傑伊而不是托馬斯·傑斐遜進行了磋商，在對外政策制定方面，後者漸漸被忽略了。4月17日抵達之後的第二天，華盛頓讓他的顧問們仔細考慮一下次日上午在其官邸召開的會議上要討論的1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便是最主要的問題：美利堅合眾國應該發布一份中立宣言嗎？剩下的12個是關於法國的問題，其中包括：美國應該接納法國派來的大使嗎？早前簽訂的條約是否還能繼續適用？法國挑起的戰爭是侵略性的還是防禦性的……這些問題暗含對法國的懷疑，傑斐遜認為它們出自漢密爾頓的筆端，實際上這是華盛頓苦思冥想的成果。

  跟他一貫堅忍不拔的品質相符，漢密爾頓認為保持中立是唯一恰當的措施，並且反覆提醒華盛頓「持久的和平，這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的熱切的願望」。[26]與華盛頓看法相同，與其說這是出於對戰爭的顧慮，不如說是相信這個年輕的國家在參戰之前需要一段時間的穩定與發展。美利堅合眾國當時甚至還沒有一支常備的海軍。漢密爾頓說，在這樣的關頭，戰爭「對可能捲入其中的國家將會產生不一樣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後果——這樣的戰爭比我們賴以建立獨立國家的戰爭只會具有更大的危險和災難」。[27]儘管傑斐遜同情法國，漢密爾頓同情英國，但他們都一致認為中立是唯一切合實際的政策。然而，兩位部長在究竟採用何種形式表示中立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因而就有了後來三天的激烈辯論。

  在4月19日頗具戲劇色彩的會議上，華盛頓在靜靜地聽著。傑斐遜反對立刻宣布中立，甚至不宣布中立，他希望從英國的讓步中坐收漁利。他認為，為什麼不能推遲一下呢？讓其他國家過來求著美國中立。而漢密爾頓則認為美國的中立是毋庸置疑的，為了讓演講更有說服力，他甚至搬出國際法權威的案例——胡果·格勞修斯（Hugo Grotius）、瓦特爾（Emmerich de Vattel）和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來打動聽眾。漢密爾頓占了上風，內閣決定頒布一份聲明：「禁止我們的公民在海上參與交戰國之間的敵對行為。」[28]傑斐遜對終止美法1778年簽訂的若干條約的做法感到震驚。漢密爾頓爭辯說，法國幫助美國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並非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只不過是希望藉機削弱英國而已。他還說，法國已經廢掉了路易十六，政府就算是發生了更迭，因而此前的條約就失效了。可以料想，他反對友好地接待已經於近期抵達美國的法國公使，以免美國成為法國的棋子。會議還是做出決定，接待新任法國公使不需要獲得額外批准。傑斐遜很高興看到自己摘到了一個勝利果實，華盛頓也再次顯示出他並不是漢密爾頓的玩偶。

  在漢密爾頓和傑斐遜舌戰數日後，4月22日，華盛頓頒布了他的中立聲明。雖然在發布一份正式、迅速執行的宣言這一主要問題上，漢密爾頓是無可爭議的勝利者，但傑斐遜卻贏得了幾個關鍵點。傑斐遜特別擔心「中立」這個字眼會表示直截了當地拋棄法國，因此文件採用的說法是美國人民需要對交戰各方保持「友好、公正」的態度。[29]這一聲明給獨立、驕傲的美國開了一個好頭，成為美國擺脫歐洲糾纏的思想庇佑。關於這一聲明，亨利·卡伯特後來寫道：「華盛頓領導下的聯邦黨人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這份聲明了。美國的未來也因而最直接地烙上了漢密爾頓的印記。」[30]在發布了中立聲明之後，漢密爾頓繼續解釋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應該以自身利益而非情感上的好惡為基礎；想像中的利他主義往往掩藏著卑鄙的動機；個人經常為慈善之舉，但是國家卻絕少如此。」這種樸素的講究實際的世界觀可能源於其在西印度群島時對歐洲國家的觀察。

  中立聲明還引發了傑斐遜和漢密爾頓之間的另外一場小小的爭論。國務卿反對美國外交政策史上這一重大事件所採取的形式，並向門羅表達了他的憤慨：「如果我們拒絕繼續提供後續支持給大不列顛，漢密爾頓會感到驚慌失措。」[31]麥迪遜也對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英國情結」感到憤怒，並斥責這一聲明是一個「最為不幸的錯誤」。他認為，這是行政機關在篡奪本屬於立法機關的國防權力。難道國會自身沒有宣戰媾和的權力嗎？他哀嘆漢密爾頓「擺脫」美法協議的做法是一個「同樣卑鄙愚蠢的」陰謀。[32]麥迪遜贊成美國給予法國以支持，抱怨華盛頓屈尊於「違背歷史潮流的英國佬的事業」。他依然視法國大革命為爭取自由的精神鬥爭，並憤怒地質疑，不明白喬治·華盛頓「對別國爭取自由的成功經驗到底擔心什麼」。[33]

  1793年4月8日，法國新任的駐美公使乘船駛入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在「恩布斯卡德」號護衛艦上參加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他的名字是埃德蒙·查爾斯·惹內（Edmond Charles Genêt），但歷史記住他的卻是法國大革命式的名字——公民惹內（Citizen Genêt）。短小精悍的身材，氣色紅潤的面龐，這位而立之年的外交官頭頂著熱情似火的紅髮，微微傾斜的額頭，還有一個鷹鉤鼻子。古維內爾·莫里斯對他不以為然，認為他「舉手投足間流露著暴發戶的氣息」。[34]儘管他的所作所為讓人以為他是政治的門外漢，但他的履歷還是非常不錯的。他6歲精通希臘文，12歲翻譯過瑞典文的歷史著作，能講7門外語，還是一個頗有造詣的音樂家，並且已經在倫敦和聖彼得堡見習過外交工作。由於他跟溫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st）之間的密切關係，在國王的腦袋被砍掉之前，曾有這樣的猜測：公民惹內可能護送王室成員去美國。

  在此種社會情勢之下，這位年輕活躍的使者本是頗有魅力的，但他竟完全沒有表現出一個外交官應有的審慎。的確，如果漢密爾頓決定找一位公使來演繹自己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他恐怕想不出能比虛榮狂妄的惹內更好的人選了。法國人在不知不覺中，高調介入了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的紛爭。

  公民惹內到達之際就把日程排得滿滿的。他希望美國給予法國更多的資金支持，提供更多的食品和其他軍需物資。更有甚者，他希望能重挫西班牙和英國在北美的資產，甚至為達此目的已經準備好要雇用特工人員了。傑斐遜成為其私下裡密謀的共犯，傑斐遜曾給過惹內一封信，在信中他炫耀自己把一位名叫安德烈·米肖（André Michaux）的法國植物學家引薦給了肯塔基的州長。米肖計劃武裝肯塔基州人，在西班牙占領的路易斯安那的前線陣地上挑起事端。實際上，傑斐遜的援助違背了中立政策，相比之下，漢密爾頓與喬治·貝克威思的非官方會談倒更顯得無害。

  最讓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不快的是，惹內隨身攜帶的背包內裝著一些空白的「捕拿特許證」。這些文件是為私人船隻準備的，將授權它們變成私掠船，使這些私人船只有權捕獲沒有武裝的英國商船作為「戰利品」，讓被捕獲者提供金錢，向法國提供軍事幫助。惹內希望招募美國和法國的海員。在南卡羅來納州一落腳，他就頒發許可證給私掠船隻，讓它們從美國的港口出發劫掠英國船隻，並召集了一支1600人的軍隊進攻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漢密爾頓遠在費城痛斥這一舉動為「極端傲慢」的表現，並揣測他的真實意圖：「惹內來到我們國家可能並沒有把我們拖入戰爭的想法，但是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間接把我們拖入其中了。」[35]漢密爾頓確信，惹內的所作所為不是個人行為，他是在貫徹執行官方的政策。很快，漢密爾頓的懷疑就得到了證實。

  果然在抵達美國10天後，公民惹內跋山涉水趕往費城，準備向華盛頓遞交國書。惹內在沿途的各種宴會上受到熱情款待，似乎他更像是一個政治候選人，而不是外國的外交官。他的6個星期的旅程也被抹上了濃濃的政治色彩。在許多城市，惹內頻繁出現在「共和」和「民主」組織的活動中，它們的成員互相問候和擁抱，以「公民」相稱。這些團體擔心，一旦歐洲勢力推翻了法國大革命，孿生的美國將成為它們的下一個進攻對象。聯邦黨人擔心這些組織會模仿已經在巴黎釀成混亂局面的激進的雅各賓派（Jacobins）的「俱樂部」。在這些組織相互聯絡的時候，漢密爾頓認為，他們可能會效法「自由之子」觸發美國獨立戰爭的方法。謹慎起見，他告知海關關員，一旦發現他們的船塢里的商船被鑿出了槍眼（這表明它們被改造成私掠船），就立刻告訴他。

  在惹內北上的日子裡，不和諧的聲音越來越高亢。共和黨人越是讚美，聯邦黨人便越是非難。就在惹內旅行的時候，「恩布斯卡德」號護衛艦在美國海域抓獲了英國船隻「格蘭其」號，並將其拖到費城。英國公使喬治·哈蒙德向托馬斯·傑斐遜強烈抗議，指出這種行為簡直視華盛頓的「中立聲明」為兒戲。國務卿私下裡贊同這種違反美國法律的行為，當「格蘭其」號抵達費城時，傑斐遜再也掩飾不住他的興奮了。「它已進入我的視野，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碼頭上，」他告訴詹姆斯·門羅，「此前從未有這麼多的人來到這個地方，當看到英國旗幟被撤下來，法國的旗幟高高飄揚的時候，他們迸發出熱烈的歡呼聲。」[36]傑斐遜被惹內折服了，他告訴麥迪遜說，惹內「為我們奉獻一切卻不求回報……再也沒有什麼能比他的使命感更崇高，更讓人感動的了」。[37]

  1793年5月16日，公民惹內抵達費城，在禮花綻放禮炮齊鳴中，他受到州長托馬斯·米夫林的歡迎。共和黨人希望對惹內的滔滔敬仰之情能夯實法美關係，兩國的國旗並排飄揚在這個城市的上空。同情法國的人租下費城最大的宴會廳準備舉行一次「優雅的公民聚餐」，帶著「自由之冠」，高唱《馬賽曲》。新任大使甚至加入了費城的一個雅各賓俱樂部。傑斐遜喜氣洋洋，他告訴麥迪遜：「戰爭點燃了兩黨的熱情，這是我們自己辦不到的。」[38]一位聯邦黨的作家對惹內受到的禮遇感到難以置信：「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人們如何擁抱他、親吻他。他身體的各個部位幾乎都未能逃脫人們的禮遇。」[39]

  然而，在別人看來手足情深和激昂情緒的地方，漢密爾頓卻察覺到推翻美國外交政策的陰謀。接待惹內的組織者「恰恰是清一色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敵人和搗亂者」。[40]費城是共和黨精神的大本營，核心人物在此宣洩著他們的親法情緒。約翰·亞當斯對為馬拉和羅伯斯庇爾乾杯之類的祝酒詞感到驚訝，他回憶米夫林州長所舉辦的一個酒會時說：「法國的實權派希望美利堅合眾國與他們結盟，對英宣戰。」[41]有時，親法的情緒是如此肆無忌憚以致亞當斯擔心聯邦黨人會受到暴力侵害。亞當斯若干年後責怪傑斐遜時說：「你肯定感覺不到1793年惹內所帶來的那種恐怖氣氛，當時有1萬人走上費城街頭，當時的人日復一日地威脅著要把華盛頓從家中揪出來，他們要求在政府中發動一場革命或者迫使政府為支持法國大革命而對英宣戰。」[42]儘管身為副總統，亞當斯還是感覺到很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因而在從國防部辦公室到他家的小路上偷偷地藏了一些武器，這樣他就可以保護他的家人、朋友和侍從。全新的共和國依然是一片是非之地，充滿了外國陰謀、內戰、混亂和分裂的憂慮。

  在跟喬治·哈蒙德的私人談話中，漢密爾頓允諾他將盡力反對將美國拖入戰爭。他還預測，美利堅合眾國不會再向革命政府提供貸款，他還延遲向法國清償債務。在一封發往倫敦的急件中，哈蒙德指出，漢密爾頓將會捍衛美國的中立地位，因為「任何可能威脅美利堅合眾國和平的事件，對他為了國家利益而創建的制度而言都是致命的，對於他的個人聲望和他的雄心壯志而言也是致命的」。[43]如果漢密爾頓與哈蒙德的非官方會晤明顯表示出其對傑斐遜的不友好的話，那麼傑斐遜則表現得更加不義。惹內抵達費城後不久，便將他跟國務卿開誠布公的談話轉告給了巴黎的上司：「傑斐遜給了我一些關於當權者的真實看法的有用信息，並且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參議員羅伯特·莫里斯和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走的是英國路線，他們對總統的決斷影響最大，以及他要想制衡他們的努力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困難。」[44]

  由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後果和合法性把握不准，漢密爾頓建議給予惹內較低的外交身份。華盛頓沒有同意，但指示傑斐遜得體地接待這名大使時不用太熱情。傑斐遜把這種保留意見理解成華盛頓讓漢密爾頓的觀點做出了「微小的犧牲」。[45]在惹內初次抵達時，傑斐遜抵制住了將惹內在查爾斯頓武裝起來的私掠船驅逐出去的意見。其他內閣成員——華盛頓、漢密爾頓、諾克斯、倫道夫——都認為這種行為是對美國主權的不尊重，試圖把這些船隻驅逐出去。6月5日，傑斐遜不得不告訴惹內停止武裝私掠船，禁止強征美國公民為他們服務。在這一點上，惹內再一次暴露出寡廉鮮恥的嘴臉。離傑斐遜的警告僅僅過了10天，惹內便將一艘捕獲來的英國商船改造成一艘私掠船，並將之重新命名為「小民主」號。比改裝事件更令人憤怒的是，惹內公然蔑視了費城的法令，用漢密爾頓的話來說就是「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46]漢密爾頓和諾克斯希望將船還給英國或者由美國管理，華盛頓採納了後一種做法，沒有理會傑斐遜的抗議。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勢下，漢密爾頓於6月21日寫信給華盛頓，表達了他希望在1794年6月，下次國會會期結束之際辭職的意思。他想有足夠的時間去實施他已經啟動的項目，去為自己在威廉·布蘭奇·賈爾斯主導的質詢案中正名，但他現在被職務占用的時間過多。他斷斷續續地寫了些批判法國大革命的文章，然後將其鎖入抽屜。

  在漢密爾頓寫好了給華盛頓的辭職信後的第二天，公民惹內告知傑斐遜，法國有權在美國港口改造船隻——更何況，美國人民同意他的意見。漢密爾頓被這種突如其來的行徑震驚了，稱這些用詞是「一個外國使者向其駐在國所發表的最具冒犯性的言論」。[47]數天後，漢密爾頓與惹內有了一次緊張的會談，漢密爾頓告訴他法國在歐洲戰爭中是侵略者，這就是說美國不必再恪守他們之間此前簽訂的防禦條約。當漢密爾頓為華盛頓宣布中立的權利辯護時，惹內反駁說，這是行政機關侵犯了立法機關的特權。這一場景道出了這場鬧劇的核心：公民惹內正在教訓《聯邦黨人文集》的第一作者該如何解釋美國憲法。

  7月6日，公民惹內終於鑄成了大錯，讓其之前所有的失言失態都相形見絀。惹內趁華盛頓還在芒特弗農時告訴賓夕法尼亞州的外交秘書亞歷山大·J.達拉斯（Alexander J. Dallas），他不滿意美國的中立政策，準備越過華盛頓直接呼籲美國人民，請求他們幫助裝備停泊在美國港口的法國私掠船。惹內不再僅僅局限於此前的警告了，他開始拙劣地抨擊美國政府，並且公然冒犯了一個不能被冒犯的人：喬治·華盛頓。達拉斯向米夫林州長講述了這件事，米夫林又轉告了漢密爾頓和諾克斯，最終傳到了華盛頓那裡。突然之間，傑斐遜和惹內之間的惺惺相惜之情消失了。「在我看來，從來沒有哪任法國公使像現任這麼糟糕，」傑斐遜向麥迪遜抱怨，「頭腦發熱、充滿幻想、缺乏判斷能力、容易衝動、不尊重他人，甚至在書面和口頭的溝通交流中對總統惡語相向……他讓我非常尷尬。」[48]

  儘管漢密爾頓也出奇憤怒，但又十分小心，覺得這是惹內給了他一件武器讓他對付法國。於是在7月8日，漢密爾頓、傑斐遜、諾克斯在州議會大廈開會討論如何處置「小民主」號，缺席的華盛頓已經下令說，停靠在美國港口的武裝私掠船應當被禁止行動或者強制扣押。漢密爾頓和諾克斯想把離德拉瓦河幾公里遠的小島作為一個戰略要塞，布控武裝力量以防止「小民主」號逃脫。傑斐遜傾向於從寬對待此事，建議僅僅考慮如何安置美國籍的水手而非該船本身。儘管沒有正式許諾，惹內還是告訴傑斐遜，在華盛頓回來之前，該船不會駛離費城。並不信任惹內的漢密爾頓希望採取武力行動阻止「小民主」號離去。在一份備忘錄中，他寫道：「很容易發現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對一個政府而言：缺少自尊和自信是極其危險的。」[49]但是漢密爾頓的同僚們並不為其所動。

  華盛頓在7月11日回到費城。「小民主」號在7月12日溜走了，並順利通過了德拉瓦河上的小島。漢密爾頓當即就提議要求法國政府召回惹內，這一次即使傑斐遜似乎也並未反對。數天後，「小民主」號出現在茫茫大海上。

  目睹了惹內的卑劣行徑之後，漢密爾頓渴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公眾。他天生就不是一個能靜觀事態變化而默不作聲的人。到6月底，漢密爾頓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衝動了，趕緊將文字付梓。1793年6月29日，署名「帕西費庫斯（Pacificus）」的作者在《美利堅合眾國公報》上發表了7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捍衛「中立聲明」。整個7月，漢密爾頓的文章一周發表兩篇，它們的影響也因惹內的所作所為而越來越大。

  當時，人們認為只有國會才有權宣戰，因此也只有國會才有權頒布「中立聲明」。在第一篇文章中，漢密爾頓批駁了那種觀點。漢密爾頓認為：「如果立法機關有權發動戰爭，那麼行政機關就有義務在戰爭爆發之前維護和平狀態。」[50]這樣，漢密爾頓再次擴張了行政機關在外交方面的權限，尤其是在緊急狀態之下。他還認為在中立問題上紛紛攘攘的真正原因是反對派希望削弱華盛頓的職權，甚或將其趕下台去。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駁斥了那種認為「中立聲明」違背了美法之間的防禦同盟條約的看法。漢密爾頓認為，該條約並不適用於侵略性的戰爭，而法國的戰爭恰恰是法國對其他歐洲國家挑起的。在第三篇文章中，漢密爾頓討論了如果美國被拖入戰爭，去幫助法國所可能產生的惡果。大不列顛和西班牙可以從美國內部發動「許許多多印第安部落」來攻擊美國。同時，「由於海岸線狹長，又沒有什麼軍事設施，並且總人口不超過400萬」，美國或許這個時候才發現自己陷入一場不均衡的鬥爭。[51]

  在後來的幾篇文章中，帕西費庫斯（即漢密爾頓）指出，路易十六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是美國真摯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富蘭克林的多次申明可以證明這個事實。」[52]他指出，法國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是來源於國王及其政府高層而不是大眾：「如果在做出支援美國的決定中有什麼恩情需要我們報答法國的話，那就是路易十六的恩情。他的心就是這種恩情的源頭。」[53]對漢密爾頓來說，如此表達對一個死去的國王的同情是需要勇氣的，也因而被辱罵為一個隱藏很深的君主主義者。在帕西費庫斯最後一篇文章中，他為美國保持中立地位的辯護理由是，這個既沒有軍隊也沒有艦艇的國家還沒有發展到能夠參與戰爭的地步。[54]為了廣泛宣傳他的觀點，漢密爾頓還組織了群眾集會以證明「中立聲明」是有群眾基礎的。

  漢密爾頓很喜歡他以「帕西費庫斯」之名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展示了他冷靜的實用主義的傾向，很好地傳達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洞見。後來他將它們收入了1802年出版的《聯邦黨人文集》，還自豪地告訴出版商「他的幾個朋友認為這些文章是他寫過的最好的文章」。[55]漢密爾頓想必很高興將它們跟《聯邦黨人文集》放在一起，因為它們激怒了《聯邦黨人文集》的主要合作者詹姆斯·麥迪遜。傑斐遜曾慫恿麥迪遜在「中立聲明」上為難漢密爾頓。傑斐遜讀了帕西費庫斯的第一篇文章後大為不悅，決定找個人駁斥漢密爾頓。在7月7日，他敦促麥迪遜同財政部長較量一下：「如果沒有人回應他，那麼他的學說就將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親愛的先生，請拿起你的筆來，揭穿最顯著的歪理邪說，當著公眾的面把他撕成碎片。再沒有別人有能力與他過招了。」[56]

  傑斐遜想必認為，麥迪遜不會浪費這一大好時機，肯定會跳起來抵制「中立聲明」所體現的行政權力的擴張。然而，傑斐遜失算了，麥迪遜並不願意。在維吉尼亞種植園裡，他寫信給傑斐遜抱怨，他沒有充分的書籍和文章去反駁帕西費庫斯，還喋喋不休地訴說維吉尼亞的夏天氣溫太高。他還說訪客絡繹不絕而且逗留時間過長。難道麥迪遜也對正面與漢密爾頓發生衝突感到發怵嗎？當他再也找不到藉口時，他不情願地告訴傑斐遜：「我強迫自己完成任務去反駁他。說真的，這是我所經歷的最不愉快的任務。」[57]

  終於，麥迪遜署名「赫爾維迪烏斯（Helvidius）」炮製了五篇文章批駁漢密爾頓。第一篇文章便反映出《聯邦黨人文集》的兩名合作者之間的深仇大恨：「最近發表的幾篇署名帕西費庫斯的文章使親者痛仇者快，作者一定憎恨我們的共和政府和法國大革命。」麥迪遜指責帕西費庫斯「中立的面具」裡面是「對英國的極端熱愛」。[58]他痛斥作者是一個君主主義者，因而才為「中立聲明」辯護。他說，這樣的特權是「英國政府里的王權」。[59]

  在這些比漢密爾頓的寫作平淡得多的文章中，麥迪遜帶著一種嚴格解釋的觀點看待中立問題。他希望在外交政策上的全部權限都屬於國會而不是總統，除非憲法明確授予總統某些專門權限。麥迪遜還透露了一些傑斐遜提供的內閣秘密，看來傑斐遜是在拼盡全力、毫無保留地攻擊一份總統發布的聲明。

  作為這些抨擊自己政府的文章的作者，傑斐遜當然知道它們會讓華盛頓感到不快。他雖然同情總統，但還是認為這是他罪有應得。他在6月份給麥迪遜的信中寫道：

  總統身體不是太好。小小的發熱已經纏了他一個星期或者10天了還不見好轉，讓他面容憔悴。他最煩心的是那些公開發表的文章對他的抨擊。我覺得他比我們見過的任何人都更在意這些東西。看到這些文章我感到非常抱歉（然後傑斐遜表示華盛頓把這些抨擊的文章給他自己看了）。他原本被假惺惺地崇拜著，他本沒有這些煩惱，但是，他被包裹在王權的外衣中，很難在撕碎這些外衣的時候，不會留下創傷。[60]

  在1793年那個多事的夏季，行政機關內部的明爭暗鬥愈演愈烈。7月23日，華盛頓召開了一次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的內閣會議。總統希望向法國提出召回惹內而又不冒犯法國。這又使得漢密爾頓針對政府所面臨的危機發表了長篇演說。漢密爾頓暗示有一個「派別」希望「推翻」政府，還說要想摸清楚其進展，行政部門應該公開惹內不同尋常的行為背後的故事；否則，人們會很快加入到「煽動者」的行列中去。[61]讓這一戲劇性場面顯得如此荒誕不經的原因就在於，這一派別的精神領袖正端坐在這間屋子裡——托馬斯·傑斐遜。

  那個夏天，傑斐遜發現漢密爾頓既讓人難以忍受又擺脫不掉。除了他在財政部的工作，漢密爾頓還當上了全職的匿名報紙撰稿人。在7月末，《美國每日GG報》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反對雅各賓》，這是漢密爾頓在隨後四周的九篇系列文章中的首篇。他在開頭便呈現出雷霆萬鈞之勢：「這個城市中公然流傳著一種說法，法蘭西共和國的公使威脅說要越過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直接鼓動人民。」[62]關於惹內對華盛頓的傲慢無禮的消息從秘密轉為公開了，這對公眾的意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隨後的幾個星期里，漢密爾頓繼續抨擊惹內干涉內政：「一個住在這個國家的外國公民成為惡毒的、駭人聽聞的陰謀的鼓吹手，是多麼卑鄙下流啊！」[63]

  8月1日，傑斐遜發現自己再次在內閣會議上中了漢密爾頓的圈套。漢密爾頓簡直就是一台語言機器，能在每一個場合中非常自然地流淌出完美的演講。財政部長再次語出驚人，指出有必要披露跟公民惹內往來的所有破壞性的通信。從傑斐遜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密爾頓在華盛頓的小內閣會上採取的極度誇張的手法。「漢密爾頓發表了45分鐘的演說，」疲憊不堪的傑斐遜在其記錄中寫道，「搖唇鼓舌，鏗鏘激昂，就好像是在對著陪審團發表演說一樣。」[64]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傑斐遜與這位出口成章的財政部長打交道時表現出的無奈。「我們又一次見面，」傑斐遜第二天記錄說，「漢密爾頓再次發言45分鐘。」[65]漢密爾頓反覆宣講歐洲君主國對法國的控訴，指控法國意欲把革命輸出到別國。傑斐遜暗自斥責漢密爾頓是共和政府的叛逆。「這對自由之事業是多麼大的一個打擊，『原來還有你啊，布魯圖斯』[16]。」他在日記中寫道。[66]

  到了這個時候，傑斐遜終於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照舊反對政府公開與惹內之間的交涉，並警告，對惹內來美國後興起的「民主」組織實施打擊有百害無一利。如果政府壓制這些社團，傑斐遜認為，更多人將會加入這些社團，只為「確認自由結社權的存在」。[67]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喪失了總統對他的信任，並在後來戲劇性地發現了這個後果。

  雖然華盛頓以異常的忍耐能力儘量對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一視同仁，但他再也無法忍受閣僚的內鬥了。華盛頓是一個隱忍但卻敏感的人，再也不能忍受弗雷諾的《國家公報》對他的謾罵攻擊了。5月份的時候，在該報編輯寫了一篇文章說華盛頓之所以簽署「中立聲明」是因為「英國佬」威脅砍掉他的腦袋之後，他要求傑斐遜從國務院解僱弗雷諾。傑斐遜固執地認為是《國家公報》將美國從君主制中挽救出來，因而拒絕遵從華盛頓的要求。現在，在內閣會議上，亨利·諾克斯碰巧談及題為「喬治·華盛頓的葬禮輓歌」的政治諷刺詩，描述華盛頓像路易十六一樣被送上斷頭台。這篇侮辱性文章被認為是弗雷諾的手筆。諾克斯提及這件事點燃了華盛頓心中的怒火，似乎一向沉靜的總統一下子變成了火藥桶。在傑斐遜的「名言集」中，他是如此描述這非同尋常的一幕的：

  總統火冒三丈，陷入了無法自拔的苦惱情緒中，他對自己曾受到的侮辱喋喋不休，咒罵每一個在其任內基於不純動機搞過小動作的人。他說自己很後悔錯過了辭去職務的時機，並且自此之後想起來就後悔；說如果按照神的意思，他現在更應該在墳墓里而不是在這個職位上；說他寧願在他的農場中恬淡地生活也不願意被當成這個世界的主宰，然而這樣人們還會指責他想當國王。那個蠢蛋弗雷諾還每天給他送去3份報紙，像是把他視作報紙經銷商。在他眼中，這些報紙的內容空洞無物，只有對他的放肆侮辱。他在憤怒中結束了這一段談話，中間停頓了一下。後來想要重新繼續我們之前談到的話題都有點困難了。[68]

  那個8月，傑斐遜在內閣會議上幾乎沒有什麼記錄。大家達成一致意見的是，作為中立國，美國不能允許交戰國在其港口中武裝私掠船隻或者給它們庇護。身為海關領導人，漢密爾頓負責懲罰進犯者，由此能更多地插手外交事務。與此同時，傑斐遜卻在暗中謀劃削弱漢密爾頓的權力。8月11日，他給麥迪遜發去一封密信，指出共和黨的代表將在新一屆眾議院中更加強勢。到那時，分兩步削弱漢密爾頓權力的時機就已經成熟了：在海關和國內稅收局之間分裂財政部，然後切斷第一合眾國銀行和政府之間的一切聯繫。如果傑斐遜不能消滅這個人的話，那他就會選擇消滅這個職位。

  儘管對不可救藥的惹內越來越灰心，但傑斐遜依舊阻止了閣僚披露惹內種種魯莽行徑的努力。[69]他曾於9月底威脅著要辭職，對華盛頓說他已經厭倦了周旋在「富裕貴族、與英國有密切聯繫的商人以及投機商、暴發戶中間」，並再次指出了正在圖謀把美國帶入君主制國家的那些措施。[70]他答應待到年底，前提是華盛頓答應為惹內惹人討厭的舉動保密。但他的閣僚還是不同意他的意見。「漢密爾頓和諾克斯一直在壓迫人民的熱切渴望，以一種我從未看見過的渴望。」傑斐遜對麥迪遜說。[71]

  漢密爾頓還是間接地把事情捅出去了，他讓參議員魯弗斯·金和首席大法官約翰·傑伊在紐約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惹內被激怒了，他向華盛頓抗議，要他立即「消除惡劣影響」。[72]他信中的口不擇言適得其反，徒增人們的猜疑，結果傑斐遜也只好於8月16日寫信給法國政府要求召回惹內。

  傑斐遜承認關於惹內的種種說法並非聯邦黨人的杜撰。「你將聽說太多關於惹內威脅要向人民控訴的種種猜疑和反駁，」傑斐遜告訴麥迪遜，「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是事實。」[73]在整個8月份，麥迪遜和門羅一直忙於起草答謝法國援助美國獨立戰爭的提案。在華盛頓與公民惹內鬧翻之後，麥迪遜沮喪地說它「會給篤信自由信念的文明朋友帶來莫大的痛苦，因為這些自由信念是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基礎」。[74]菲利普·弗雷諾也不承認法國革命已經發生了邪惡的轉折。在9月上旬，他還在強調兩國革命的相同之處，相繼印發了法國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和《美國憲法》。

  然而，巴黎的局勢正與這個主題背道而馳。1789年春天，公共安全委員會成立，並很快成為傳送恐怖的主要工具。在6月份，惹內所屬的溫和的吉倫特派遭到了激進的雅各賓分子的清洗和軟禁。漢密爾頓意識到，雅各賓派的這次勝利已經使法國官員願意接受美國提出的召回惹是生非的惹內的請求了。這些官員指責惹內冒犯了一個友好的國家。在羅伯斯庇爾的帶領下，雅各賓派掃除了對其恐怖統治的一切障礙。到秋季的時候，夜間搜查民宅，無緣無故的拘捕等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在反基督運動中，教士被控訴，教堂被破壞，以致巴黎聖母院這樣的大教堂被改名為「理性之殿（Temple of Reason）」。在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或者叫「卡佩的遺孀」，這是別人給她起的名字——被從牢房中拖出來，塞到一個農場手推車上，拉到擠滿起鬨的人群的街上遊行，最後被處死。斷頭台超負荷工作：僅僅10月31日就有21名吉倫特派人物被處決。

  漢密爾頓料到公民惹內返回巴黎後定遭殺身之禍，因而懇請華盛頓悄悄允許惹內留在美國，以免共和黨人指責華盛頓把法國友人逼上了絕路。華盛頓答應給惹內提供庇護。非常有意思的是，後來，公民惹內成了美國公民。他娶了科妮莉亞·柯林頓（Cornelia Clinton）為妻，漢密爾頓一生之敵喬治·柯林頓州長的女兒，並在紐約北部度過了他的餘生。華盛頓沒有遂漢密爾頓的願，公開了惹內與美國政府之間發生齟齬的詳情。但漢密爾頓也得到了他想從惹內事件中獲得的東西，其中最大的厚禮是：托馬斯·傑斐遜年底離開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