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暗箭

  儘管漢密爾頓和傑斐遜愈發不和，但雙方都懇求華盛頓參加連任總統的競選。也許這是當前唯一能讓這兩個死對頭聯合起來的紐帶了。他們都明白，其個人恩怨很可能會讓依然脆弱的政府分崩離析，而只有華盛頓才能穩住局面。「只要有你在，南方和北方就不會分立。」傑斐遜告訴華盛頓總統。[1]除此之外，漢密爾頓之所以希望華盛頓連任，還有其他動機。總統是他不可或缺的後盾，是其政策的堅定支持者，還賦予了他在內閣的顯赫位置（同年秋天，華盛頓起草國會年度報告時，向所有內閣成員徵求了意見，最後卻把起草講稿的任務交給了漢密爾頓）。如果華盛頓能夠連任，還有助於漢密爾頓實現另外一個目標：加強政府的行政權力。隨著國會中反對他的勢力不斷壯大，他對立法機關權力壟斷的恐懼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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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連任似乎已成定局，大家關注的焦點繼而轉向了副總統的競選。由於不能把靶子直接對準深受大家愛戴的總統，共和黨人試圖將副總統的選舉行使投票權。漢密爾頓一直堅定地支持約翰·亞當斯當選副總統。1792年10月，漢密爾頓在寫給一位聯邦黨國會議員的信中承認：「亞當斯先生和普通人一樣，自有其缺陷和不足。」實際上這些缺陷在漢密爾頓自身也暴露無遺。他也承認兩人在某些方面觀點不一。儘管如此，亞當斯「誠實、堅定、忠誠、獨立，深愛祖國，篤信真正的自由……沒有誰比他更剛正不阿，也沒有誰能證明自己比他更無私無畏，更愛國」。[2]素來挑剔的漢密爾頓很少給人以如此嘉許之詞。

  漢密爾頓天生就是個愛管閒事的人，所以他老是忍不住要給亞當斯這樣那樣的建議。身為副總統競選者的亞當斯，雖為聯邦黨人，卻不過是隨波逐流而已，並且以特立獨行、置身「黨爭」之外而自詡，並不覺得有與漢密爾頓結盟的必要。[3]聽聞柯林頓州長可能會對副總統構成威脅的傳言，漢密爾頓很焦慮，於是在1792年6月親自找到亞當斯，警告後者說這「似乎是一個破壞政府的陰謀」。[4]亞當斯經常長時間不待在費城。9月初，漢密爾頓擔心亞當斯在麻薩諸塞州昆西的家宅流連過久可能會威脅到選舉的機會，於是他寫了封信，委婉地催促亞當斯儘快回到首都。他寫道，如果亞當斯在麻薩諸塞待太久的話，「可能會授人以柄。儘管我知道您自身對所謂競選事務毫不在意，但我仍然心存希望您並非如此，因為這事關我們對未來政府的締造」。[5]

  事實上，亞當斯對選舉結果還是非常在意的。約翰·弗林（John Ferling）指出：「毋庸置疑，亞當斯已經認識到當選副總統是接替華盛頓的最佳路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很快做出了選擇，遠離了搽粉的假髮，遠離了禮節性的佩劍，而且還遠離了他的寶馬香車。」[6]出於對漢密爾頓建議的反感，亞當斯沒有立即返回費城。他相當直白地告訴阿比蓋爾，喬治·柯林頓這樣無論在學識，還是在公務資歷上處處遜色於他的人，居然也可能成為重大的政治威脅，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亞當斯自恃頗高，由此可見一斑，他在競選期間對兒子約翰·昆西說，他的一生堪稱「幾乎史無前例的」成功楷模。[7]但是競選結果將證明漢密爾頓的危機感具有先見之明，亞當斯過於驕傲輕敵。

  就在給亞當斯送信後不久，漢密爾頓又警覺到一個比喬治·柯林頓更大的威脅。亞倫·伯爾到處散布傳言，說他準備作為共和黨候選人與亞當斯競爭副總統。36歲的伯爾在北方有大量積極的擁護者，比如班傑明·拉什就曾經對他說：「你的朋友們都期待著你能夠積極作為，剷除政府中的君主制雜碎。是時候振臂疾呼了，否則我們只能坐以待斃。」[8]在南方，情況截然相反，許多人認為伯爾加入競選是瞎搗亂，令人不快。與亞當斯相比，伯爾一無深度，二無經驗；南方人更願意支持柯林頓。伯爾突如其來的試探在南方諸州聯盟中激起了種種猜疑，將近10年以後這些聯盟才得以鞏固。

  向漢密爾頓報信的是紐約的議員魯弗斯·金，他第一個告訴漢密爾頓，伯爾正在新英格蘭地區拉攏其關鍵支持者。金擔心伯爾可能會分流亞當斯總選票中的10張選票，那麼以亞當斯微妙脆弱的自負心理，他一定會由此而感覺受到侮辱，並拒絕就職。「如果敵人是隱秘而團結的，那麼我們可能會輸掉亞當斯先生，」金提醒漢密爾頓，「再沒有什麼事更能如此鮮明地證實對手根深蒂固的敵意與宿怨了。」[9]

  漢密爾頓的計劃是華盛頓和亞當斯分別當選第二任總統和副總統。頭一年的種種事端已經讓漢密爾頓很清楚，必須處處留神亞倫·伯爾這個被亞當斯描述成「胖得像鴨子，臉紅得像公雞」[10]的人。在競爭參議院職位時，伯爾擊敗了對手菲利普·斯凱勒，也並不與漢密爾頓交好。伯爾是一個自行其是又變化多端的人，可以為了短期利益而臨時拉幫結派。在參議院，他與傑斐遜一派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盟友關係，並且狂熱支持法國大革命——這正是漢密爾頓所不容的。1792年初，伯爾決定試探一下是否能夠挑戰喬治·柯林頓當選第六任紐約市長。他的策略是拉攏反對柯林頓的一派和聯邦黨人，然後改組紐約的政治格局。由於害怕伯爾此舉會擾亂聯邦黨陣營，漢密爾頓阻止了這次聯合行動，也從此成為伯爾政治野心的絆腳石——類似的狀況持續了好幾年，並最終點燃了伯爾心中的怒火。

  1792年春天，紐約州的選舉陰謀重重。伯爾發現自己的計劃破產了，立即不動聲色地轉而支持柯林頓州長。另一方面，聯邦黨人的投票看上去似乎完全出自漢密爾頓之手，因為大部分聯邦黨人選舉首席大法官約翰·傑伊為州長，以及漢密爾頓的妹夫史蒂芬·范·倫塞勒為副州長。總之，聯邦黨人的投票與漢密爾頓的關係讓人浮想聯翩，競選似乎變成了某種對於漢密爾頓政策的投票。選舉陷入了令人絕望的僵局。在紐約北部三郡，選票紛爭不下，大家徵求亞倫·伯爾和魯弗斯·金對爭議選票的意見。伯爾將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票投給了柯林頓，後者因此獲得了並不光彩的勝利。漢密爾頓的朋友羅伯特·特魯普對此感到非常氣憤，他說伯爾不過是被柯林頓利用的工具而已，並譴責伯爾「糟蹋了自己的才能……模稜兩可、強詞奪理就是他的本性」。[11]這樣的信息讓漢密爾頓更加確信，伯爾是一個道德淪喪、譁眾取寵的機會主義者。

  漢密爾頓反對伯爾競選副總統，同時他認為伯爾很可能是柯林頓州長放出的煙幕彈，於是他四處寫信，勸說人們不要再支持伯爾。漢密爾頓是這樣一個深沉堅定、堅守原則的人，伯爾要跟他作對，只能不顧道德、孤注一擲了。在寫給一位記者的信中，漢密爾頓居然突然發現了柯林頓的優點，他說柯林頓是個「人才」，在私生活中也很「正直」。但對伯爾他就沒什麼好話了：

  恐怕另一位先生（伯爾）無論是做人還是作為政治家都缺乏原則。當局勢還不明朗的時候，他總是騎牆觀望。實際上，我認為他根本就不支持或反對任何事，他關心的只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我還堅信，他正計劃一步步讓自己成為政黨領導人，甚至爬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總之竭盡所能地往上爬。我能確定他這套混淆視聽的政治把戲的真實目的，我感到自己必須義不容辭地反對並阻止他的把戲。[12]

  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抨擊之詞與當年用在傑斐遜身上的差不多，他警告：「美國正孕育著一個小愷撒，那就是伯爾。」[13]然而，如果說傑斐遜是一個狂熱盲信的人，他畢竟還恪守自己的原則——因此漢密爾頓能夠容忍。伯爾之過在於完全缺乏原則，這一點是漢密爾頓所無法原諒的。

  此時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擔憂，在後來看還純屬多慮。10月16日，在費城召開的共和黨核心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喬治·柯林頓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的提案。伯爾，這個老謀深算的政客也審時度勢，準備接受失敗，他日再戰了。研究這個時期的學者認為，這次會議是美國選舉中黨組織雛形的先例之一，儘管當時的與會者都極不願意被稱為「政黨」。不過這個團體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州，這確實反映了具有共同政治傾向的政治家的聚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牽頭人是看似無處不在的眾議院書記員約翰·貝克利。共和黨核心會議結束後不久，貝克利向麥迪遜報告，漢密爾頓在競選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了。貝克利說，在副總統的競選中，財政部長「無論直接或間接地，不斷取得非同一般的成果……他具有一種超凡的睿智，他視野開闊、頭腦縝密、足智多謀、目標堅定，他所有的謀劃都是因時因事而動，而且環環相扣，相互作用，在聚合之後形成更大的能量」。[14]貝克利始終堅信漢密爾頓有所不軌，所以他暗示麥迪遜說，他掌握了可能扳倒財政部長的爆炸性的新證據：「就此而言，我想我掌握的線索絕不僅僅是構成懷疑，出於審慎，暫時還不宜揭露出來。」[15]貝克利暗指的就是早些時候了解到的雷諾茲事件。

  漢密爾頓仍然一如既往地奮力維護自己正直誠實的形象，隨時準備反擊各種誹謗。那年的初秋，他得知在馬里蘭的一次議會競選活動中，現任議員約翰·F.默瑟（John F. Mercer）針對他的政績進行了抨擊。默瑟出生於維吉尼亞州一個富有的種植園主家庭，曾經是查爾斯·李將軍的副官。狂妄自大的查爾斯·李在蒙默思郡戰役後被送上了軍事法庭。默瑟堅決反對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曾在制憲會議上舌戰群雄（傑斐遜形容他「被一種對辯論的病態狂熱所折磨」），後來沒有在決議文件上簽字就離開了費城。[16]

  默瑟的競選演說重溫了過去所有針對漢密爾頓的指控：漢密爾頓是富人階層的工具；高價回購政府債務，肥了投機倒把者的腰包；操縱議會立法；把向西征軍供給的有利合同交辦給威廉·杜爾作為犒勞；還有開徵可惡的酒類消費稅。默瑟還回憶了1790年發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在財政部門口遇見了漢密爾頓，要求賠償在內戰中死於他槍下的馬匹。漢密爾頓調侃地回答說，如果默瑟投票支持他的債務承擔議案，那麼他就自己掏腰包來賠償馬匹。默瑟把這句不經意間的玩笑話作為漢密爾頓貪污的證據。最後，默瑟奚落漢密爾頓是個暴發戶，「一個曇花一現的累贅」，根本不配他現在所獲得的顯赫地位。[17]

  對於事關自己榮譽的中傷與誹謗，漢密爾頓向來是火暴脾氣。漢密爾頓盛怒之下寫信給默瑟，言辭間流露決鬥之意，要求後者收回關於他為投機商人牟利而高價回購政府公債的不實指控。默瑟稍微收斂了一些，承認漢密爾頓從來沒有為個人利益而購買過政府債券。但與此同時，他還是堅持認為漢密爾頓在工作中施展手段，「讓政府成為有錢人利益的代言人」。[18]為了徹底解決此事，漢密爾頓當年12月親自登門造訪默瑟，要求對方徹底收回所說的話。這一次的結果令漢密爾頓感到滿意。「我從來沒有說過任何故意損害您的誠實正直的話」，默瑟做出了退讓——一場似乎不可避免的決鬥就這樣化解了。[19]正如漢密爾頓後來所說，原則上他可能是反對決鬥的，但他自己本就火暴脾氣，「為榮譽而戰」正是讓他的敵人閉嘴的有力武器。無論何時，一旦遭遇誹謗，漢密爾頓都會積極採取行動，戰鬥到底，直到對方收回那些詆毀之詞。

  1792年12月5日，各州總統選舉團的成員分別在當地進行了投票。選舉的結果與漢密爾頓的預期如出一轍，讓他感到十分滿意。大家一致推選華盛頓為國家總統；而亞當斯贏得了77票，輕鬆坐上了副總統的位置。喬治·柯林頓體體面面地得了50票。一向喜歡添油加醋的傑斐遜在他的「名言集」中寫道，參議員約翰·蘭登（John Langdon）說起過亞當斯得知選舉結果後的表現。按照蘭登的說法，亞當斯當時咬緊了牙，大聲喊道：「去他的，去他的，去他的！你瞧著吧，什麼選舉制，一點用處也沒有！」[20]

  表面上看來，這次選舉好像是國家統一的鮮明標誌，實際上這只是長期紛爭的一個短暫的休止符。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華盛頓的個人威望掩蓋了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兩派之間愈來愈深的矛盾與分歧。就在選舉之後的第三天，詹姆斯·門羅重新開始在報紙上為傑斐遜辯護，同時猛烈地抨擊漢密爾頓，說他是一個「不可信的，詭計多端的君主政治擁護者」。[21]然而，比這些長篇累牘的陳詞濫調更值得一提的是，破天荒地，華盛頓這次也遭到了攻擊。他似乎不再擁有聖人的光環，不再與批評絕緣。菲利普·弗雷諾把污水潑到了華盛頓的身上，指責他在總統禮節上效仿皇室傳統：「某種貴族特徵得到了頌揚，諸如午後接見會、休息室、用莊重的點頭禮代替握手禮、職務頭銜、與群眾保持距離等。」[22]由於華盛頓本人並無意連任總統，說這些話更顯得十分不妥當。亞當斯也表示對報紙上這些「酸腐不堪、氣急敗壞、牢騷滿腹、謊話連篇的文章」感到很悲哀。[23]

  顯而易見，華盛頓連任總統期間的政治氣氛比其第一個任期更加嚴峻。就在聖誕節前夕，漢密爾頓不無失落地給約翰·傑伊寫了一封信。他說，他已經對那些自己無力阻止的無休止的詆毀與攻擊感到十分厭倦了。他告訴傑伊，政府公務的重擔以及追查對其不利的議會陰謀的無奈讓他感到壓抑。但是他的這種「重負與困惑」還隱含著更為邪惡的源頭：「就是這些惡毒的陰謀暗箭傷人，使我不得不時刻保護自己，這讓我心煩意亂，以至於無法善待朋友情誼，因為我自己的處境已經令人不堪忍受。」[24]這些消極的評語是在漢密爾頓與米倫伯格、維納伯爾和門羅三人會面後的第三天所寫下的。當時他一定已經預感到瑪麗亞·雷諾茲事件並未了結，並將不斷激起層層波瀾。

  當1793年初華盛頓的第一個任期屆滿之時，爭鬥不休的內閣仍然一直困擾著他。但他還是一再規勸漢密爾頓和傑斐遜應該為國家的利益著想而和諧共處。傑斐遜向總統保證，他會為統一而戰，他「已經遠離了針對政府的一切陰謀和聯繫」。[25]然而，他緊接著卻又開始了對漢密爾頓的新一輪攻擊。華盛頓終於忍無可忍而大發雷霆，據傑斐遜所言，他「描述了他在位時的極度不幸，然後抱怨了有關午後接見會的禮儀」。[26]這實際上是華盛頓對傑斐遜的間接指責，因為華盛頓所抱怨的貴族式「午後接見會」是由弗雷諾負責的。

  儘管傑斐遜信誓旦旦地說要捍衛和平，暗地裡他卻和麥迪遜聯手以工作失誤之名將一位內閣成員踢出局外，這種協作性的假公濟私，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之後他們又把矛頭轉向了漢密爾頓，無根據地將其視為共和黨的巨大威脅，說他是意在毀滅共和制的君主主義者。《國家公報》公開發表言論，說漢密爾頓「自認為是政府運轉的軸心，絲毫不理會……總統、議會乃至憲法本身」。[27]為了發起對漢密爾頓的全攻勢，傑斐遜和麥迪遜不遺餘力，施盡了手腕。

  為掩人耳目，傑斐遜和麥迪遜雇用了一個傀儡——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國會議員威廉·布蘭奇·賈爾斯（William Branch Giles），此人性情暴躁，後來追求過傑斐遜的女兒。早在1792年春天，漢密爾頓就察覺了維吉尼亞代表團內部的陰謀，並且也認識到「賈爾斯先生和其他人，不過是反對派的工具而已，其背後的主使者是麥迪遜」。[28]賈爾斯嗓音沙啞，平日裡不修邊幅。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是維吉尼亞州的著名律師。他和這個州的大多數人一樣，憎恨銀行和現代金融，認為「北方的一個小派系」妄圖破壞國家的統一。作為傑斐遜的日常代言人，他為渲染憲法賦予各州的權利而竭盡好鬥善辯之能事，絕不放過聯邦黨派的任何人。他甚至還指責華盛頓顯露出「一種忽視國家的貴族做派」，其證據是「為了一派的利益而犧牲了另一派的需求和希望」。[29]

  賈爾斯試圖炒作漢密爾頓使用政府的歐洲借款一事來毀壞漢密爾頓的名譽。這條線索來源於傑斐遜暗地裡寫給麥迪遜的備忘錄。漢密爾頓想用外債來償還政府所欠第一合眾國銀行的債務——200萬美元，這筆錢是銀行借給聯邦政府用以購買銀行自家股票的。也許是因為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許多傑斐遜黨人都害怕這筆錢最後由於美國償還債務而流向法國。以前漢密爾頓也曾經使用外債來償還國內債務——這是一樁很有技巧的違法行為，但他聲稱是經過華盛頓親口同意的。現在，那些本來就心存不滿的人開始懷疑漢密爾頓從歐洲借錢來償還國內銀行，是為了幫助投機商。這些反對的聲音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傑斐遜和麥迪遜，已經知道雷諾茲事件的結局，也知道漢密爾頓正面臨假公濟私的指控。1792年12月下旬，眾議院兩次要求漢密爾頓交出詳細的外債記錄報表。儘管被雷諾茲事件調查攪得心神不寧，漢密爾頓還是設法在1月3日擬出了一份詳盡的財務報告。四面楚歌的漢密爾頓感受到了巨大的無形壓力在向自己逐漸匯集，他開始擔心自己已成靶心，一個組織嚴密的計劃正在企圖徹底毀壞他的名譽。

  為了進一步拖垮漢密爾頓，賈爾斯在1月23日向眾議院提出了五項議案，提議應該讓漢密爾頓提供有關外債的更加全面的信息。由於是經過賈爾斯精心策劃的，這五項議案實際上給漢密爾頓提出了大量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中要求漢密爾頓提交政府和中央銀行之間財政收支的完整帳目，以及償還政府債務的償債基金的詳細清單。後來很多歷史學家，包括賈爾斯的傳記作者，都認為這五項議案是傑斐遜唆使，而由麥迪遜執筆寫出來的。由於國會會期只有短短的四個月，眾議院要求漢密爾頓3月3日前上交資料，這是一個幾乎沒有希望的期限。共和黨人認為，如果漢密爾頓交不出來的話，就算是證明他有罪的初步證據了；而聯邦黨人都深信漢密爾頓終會證明自己是清廉的。

  漢密爾頓的敵人嚴重低估了他超人的毅力。他樂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五項議案激起了他的鬥志。2月19日，他驚人的勤奮終於呈現在人們眼前：他提交給眾議院好幾份內容翔實的報告，其中有表格，有明細，還有準確的數據，這一切都清晰全面地呈現了他作為財政部長的全部工作。在其中一篇長達兩萬字報告的結尾處，漢密爾頓說自己是冒著身體崩潰的危險完成這份報告的。「顯然我是竭盡全力，拼著命在趕工，就是為了能儘早完成眾議院提出的要求。」[30]但是漢密爾頓的報告並沒能讓他的敵人有所動搖，他們的目的仍然是讓他曝光，而不是跟他辯論。而印證他卓越才幹的每一次事實，都讓他顯得愈發有威脅性。

  與華盛頓要求兩人休戰的願望背道而馳，傑斐遜與漢密爾頓之間的短兵相接是愈演愈烈了。2月25日，傑斐遜向華盛頓遞交了關於對漢密爾頓和財政部進行正式調查的建議，但是被華盛頓當面否決了。而漢密爾頓認為傑斐遜應該離開內閣，公開領導反對派，而不是藏在內部暗中搗亂。作為回應，托馬斯·傑斐遜做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他草擬了一系列責難漢密爾頓的議案，並悄悄塞給了威廉·布蘭奇·賈爾斯。傑斐遜現在倒像是共和黨真正意義上的領導人。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口口聲聲指責漢密爾頓插手國會事務、妨礙三權分立的人，現在卻為了攻擊政府內閣成員而越權編撰國會議案。

  2月底，布蘭奇·賈爾斯提交了對漢密爾頓的9項指控議案，但並沒有坦白說這些議案的基礎是傑斐遜的草稿。（這些搬弄是非的原始文字材料直到1895年才浮出水面。）有人指出，布蘭奇·賈爾斯的這些指控是對漢密爾頓「最尖銳的攻擊之一」。[31]這些議案指控說漢密爾頓對國會言行粗魯，把外債和國債混在一起也是錯誤的做法。布蘭奇·賈爾斯刪掉了傑斐遜提出的兩個更加荒誕的說法：一項說漢密爾頓想要造福投機商，另一項是要求部長辦公室從財政部獨立出來。在傑斐遜的眾多議案中，有一項暴露了他對漢密爾頓的恨意背後的真實企圖：「很顯然，漢密爾頓玩忽職守，已有亂政之罪，所以國會的意見是，國家總統應該免除其公職。」[32]在國會即將休會的前夕，布蘭奇·賈爾斯才把這些議案提交上去，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使漢密爾頓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辯駁。儘管有麥迪遜的支持，但是國會徹底否決了這些議案。傑斐遜對這次的失敗早有預料，但是他相信這些無中生有的指控會在空氣中散布開來。如他所言，這些議案會讓人們「意識到危險的存在」。[33]

  共和黨競選活動的失敗幾乎等同於對漢密爾頓清白聲譽的證明。由維吉尼亞州立法委員提出的九項指控在3月1日全部被否決。漢密爾頓的「罪名」充其量不過是：為了確保政府按時償付利息，在調配帳戶款項時過於獨斷。他在專款專用方面並非總是慎之又慎，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漢密爾頓為了私利挪用過公款中的一分一厘。

  聯邦黨人為共和黨的陰謀未能得逞而拍手稱快，波士頓的一位聯邦黨人說：「誰都沒想到，這場勝仗以及漢密爾頓的聲望是如此光彩輝煌。」[34]然而，漢密爾頓已經預見到攻擊並未結束。「我心裡很清楚，毫無疑問，」他對魯弗斯·金說，「他們發起下一輪進攻時，將會籌劃得更加系統周密。」[35]此時，殫精竭慮的漢密爾頓在身體和精神上承受著巨大的傷害。有時候，他寫文章宣洩憤怒，然後將這些文章緊鎖在抽屜里。在一篇未曾發表的文章中，漢密爾頓憤怒地稱傑斐遜是個「老謀深算的偽君子」「詭計多端、自甘墮落的冒牌貨」。[36]他評論說，「偽善和背叛」成了「政治市場上最受歡迎的商品。似乎冥冥中註定，許多國家都會錯把敵人引為朋友，將拍馬溜須者視作忠誠的僕人」。[37]他認為，自己為了國家而做出的巨大犧牲是費力不討好的。

  漢密爾頓的預感是正確的，傑斐遜和他的同黨無意放棄對他的攻擊。他現在還察覺到米倫伯格、維納伯爾或是門羅——也許是三個人——都背叛了對雷諾茲事件嚴守秘密的誓言。1793年5月初，漢密爾頓的老戰友亨利·李從維吉尼亞寫來一封信：「要是能夠和你見面的話，我會緊閉門窗和你促膝長談，因為我聽到的謠言使我感到非常痛苦。」[38]

  國會為漢密爾頓的辯護讓傑斐遜和他的同黨更加堅信，只要涉及漢密爾頓的問題，立法者就無法進行獨立自主的判斷。傑斐遜讓約翰·貝克利提供給他一份「持券人名單」——即擁有銀行股票或政府公債的國會議員的名單。傑斐遜設想這些議員存在利益衝突，繼而進一步假設，這就是漢密爾頓之所以被宣判無罪的原因。麥迪遜也將決議遭到否決歸咎於議員們從漢密爾頓的金融工具中獲利而被收買了。至此，傑斐遜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和漢密爾頓的這場你死我活的決戰，不僅僅是政府內部的鬥爭，也關係到自己的生死榮辱。

  從挫敗中清醒過來之後，共和黨捲土重來，試圖挖掘出對漢密爾頓更具毀滅性的信息資料。這次，他們找到了一名曾在財政部工作過的職員，牢騷滿腹的安德魯·弗朗西斯（Andrew Fraunces）。初步看來，他似乎是條很有價值的線索——了解漢密爾頓的工作內幕而又對其心懷不滿。他從1789年財政部創立之初就在這裡工作，直到1793年3月被開除。搬到紐約後，弗朗西斯手頭很緊，因此也非常想找機會報復漢密爾頓。1793年5月，他向財政部出示了兩份邦聯時期的付款憑證。新政府建立之初，財政部的工作人員通常機械地執行這些書面要求，但是當他們逐漸發現前任留下的書面文件字跡過於潦草時，後來的某些票證就被拒付了。曾供職於財政部的弗朗西斯當然了解這一段歷史。但是，當他的付款申請被拒絕後，他卻抗議是財政部長在懲罰他，並糾纏漢密爾頓和華盛頓，要求付款。

  6月初，弗朗西斯回到了費城，並且找到了漢密爾頓，因為漢密爾頓讓他重新寫一份書面申請。孤注一擲的弗朗西斯不知不覺間陷入了仇視漢密爾頓的陰暗世界。很快，他就在紐約和瑪麗亞·雷諾茲的新丈夫雅各布·克林曼見了面。他向克林曼信口開河，其言辭之誇張程度不亞於6個月前的詹姆斯·雷諾茲：「他真巴不得把漢密爾頓給吊死。」[39]克林曼仍然在想辦法證明一個荒謬的想法——漢密爾頓與威廉·杜爾聯手操控政府證券市場，而此時弗朗西斯投其所好地謊稱自己掌握著資料，可以證明漢密爾頓和威廉·杜爾的罪惡投機有直接關係。

  克林曼和弗朗西斯之間的會談情況傳到了約翰·貝克利的耳朵里，後者又將這些無中生有的謠言報告給了傑斐遜。貝克利向來樂於相信一切誹謗漢密爾頓的傳聞，即便荒謬到極點的他也相信，諸如漢密爾頓為證券的事給了弗朗西斯2000美元，說這正好顯示漢密爾頓和杜爾有千絲萬縷的金錢利益關係。弗朗西斯甚至活靈活現地編造說他認得幫他們二人來回傳送錢款的快遞員。貝克利聲稱瑪麗亞·雷諾茲已經做好準備要徹底坦白她前夫跟漢密爾頓之間的事——好像素來口無遮攔的瑪麗亞·雷諾茲之前一直都三緘其口一般——這樣的話激起了貝克利極大的興趣。

  雖然雅各布·克林曼很清楚安德魯·弗朗西斯是個令人討厭的角色，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相信弗朗西斯所編造的故事。貝克利記錄了當時克林曼的反應：「他認為弗朗西斯是個毫無原則的人，但他又相信弗朗西斯是通往杜爾事件的關鍵人物，……他告訴我，弗朗西斯嗜酒、貪財，只要適當地抓住他這兩個欲望之一，就能讓他交出漢密爾頓和杜爾的來信，並且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相。」[40]貝克利正愁找不到漢密爾頓的醜聞，於是他專程趕到紐約，與弗朗西斯會面，以「揭穿不公正的內幕」。[41]當貝克利試圖從弗朗西斯那裡搞到能夠證實他對漢密爾頓的無稽指控時，跟往常一樣，他還是落得兩手空空。

  這些謠言又隻字未漏地傳到了國務卿的耳朵里，他在日記中忠實地記錄了每一句話，儘管他已經得到了關於貝克利心存偏見的相當充分的證據。根據其「名言集」中關於1793年6月7日的記載，貝克利曾講過一個非常離譜的故事：英國人已向漢密爾頓承諾，一旦他在美國恢復君主制的計劃失敗，將向他提供庇護。根據英國駐紐約總領事的追述，傑斐遜對該傳言是這樣評論的：「這對漢密爾頓來說是不可能的。他根本對此不屑一顧。」傑斐遜就此對其主要的政治智囊做了一個深入的評價：「貝克利本人在運用自己的知識時通常是值得信賴的，但是他對於道聽途說過於輕信。」[42]儘管如此，傑斐遜還是把貝克利從克林曼和弗朗西斯那裡聽來的故事，不加篩選地全部加到了親自執筆的關於漢密爾頓的龐大卷宗之中。

  7月初，漢密爾頓得知敵人在對自己進行暗中調查，並且還試圖從安德魯·弗朗西斯那裡挖掘資料。他也知道整個秘密偵查行動是由傑斐遜麾下的貝克利一手操控的。7月伊始，漢密爾頓邁出了暗含危機的一步：邀請雅各布·克林曼到他的辦公室。我們得以大概知曉漢密爾頓究竟說了些什麼，是因為所有對話都被克林曼轉述給了貝克利。漢密爾頓就像律師巧妙地盤問證人一般，試圖套克林曼的話，問他是否認得安德魯·弗朗西斯，是否曾住在他家裡，一同吃過飯，或者去過他的辦公室。但是克林曼承認他和安德魯·弗朗西斯只吃過一次飯，去過一次他的辦公室。於是漢密爾頓就讓克林曼告訴他安德魯·弗朗西斯說過些什麼話，「因為他老是喜歡酒後胡言」。[43]漢密爾頓的懷疑看來是正確的，所以他直截了當地問克林曼，是否曾經會見過約翰·貝克利。克林曼說他只是在弗雷德里克·米倫伯格，他以前的老闆家裡曾偶遇過貝克利。這些信息無一例外地都證實了漢密爾頓最深的恐懼。

  也許是因為知道有人曾經成功地勒索過漢密爾頓，所以8月初弗朗西斯寫信給漢密爾頓，威脅說如果他的兩份付款憑證得不到支付的話，他就會把一切曝光。收信後幾小時內，漢密爾頓就做出了充滿憤怒的答覆。他不會再重複像對待詹姆斯·雷諾茲那樣的錯誤了：「你以為用公之於眾來威脅我就可以迫使我放棄我被賦予的職責嗎……我蔑視你和你的同謀。」[44]第二天，漢密爾頓卻又做了一件不符合他一貫作風的事情：他寫了一封語氣較為緩和的信給弗朗西斯，為他衝動魯莽的反應道歉，並婉言聲明他之所以對這些付款憑證不予支付，是因為這些憑證可能「動機不純」。[45]漢密爾頓這麼快就明顯轉變了態度，可能是因為弗朗西斯同時還給華盛頓寫了信，華盛頓要求漢密爾頓就此給一個說法。這一定使得漢密爾頓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在處理公務，而並非僅對他個人的威脅。漢密爾頓給了華盛頓一個滿意的解釋，同時他給弗朗西斯的律師寫了一封言辭犀利的信，警告他們如果憑空捏造謠言來對付他，那麼他們將自食其果。

  弗朗西斯並沒有被漢密爾頓嚇退，8月底，他將自己與漢密爾頓、華盛頓的往來信件集結成冊，公開發表。10月11日，憤怒的漢密爾頓在紐約當地的兩份報紙上發表了聲明，告知公眾他一再要求弗朗西斯就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證據，但是弗朗西斯卻一直迴避這個問題。漢密爾頓說他的這名前雇員是「卑鄙可恥的中傷者」。[46]第二天，頑固不化的弗朗西斯在另一家對立的報紙上進行反擊，說：「如果我是一個卑鄙可恥的中傷者，那麼很不幸，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這些習慣都是在漢密爾頓先生的栽培下養成的。」[47]弗朗西斯繼續著誹謗與中傷，羅伯特·特魯普和魯弗斯·金則只能四處搜集各界人士的書面證詞，以證明漢密爾頓的清白。一個以酗酒而臭名昭著的政府老職員，由於私利而心懷不滿，居然能夠對漢密爾頓的公眾聲譽造成如此持久的傷害——這恰是對那個時期惡劣的黨派紛爭的寫照。這也證明了漢密爾頓無法容忍自己的名聲受到絲毫玷污，為了捍衛個人榮譽，即便是不顧臉面地在公開場合與小人對罵，亦在所不辭。

  這位前財政部職員最終把訴狀遞交給國會，以控告漢密爾頓不正當地處理了他的付款憑證而告終。正如漢密爾頓所知，這些控告毫無根據。1794年2月19日，國會通過了兩項駁回弗朗西斯指控的決議，並讚揚了漢密爾頓在處理這件事上的公正與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