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未來之城
2024-10-09 07:59:33
作者： 羅恩·徹諾
在與傑斐遜和麥迪遜關於公共信用、債務承擔以及中央銀行的一系列小衝突中大獲全勝之後，1791年夏天，漢密爾頓達到了權力的頂峰。如此奪目的成功可能滋生了他無往不勝的迷醉與興奮。但是他強有力的支配地位也使得他成為共和國早期「不受歡迎的人」，國內一個舉足輕重的少數派已動員起來與他對抗。這本應使得他特別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聲譽。但相反，他卻陷入了歷史上最撲朔迷離的緋聞之一，與一位名叫瑪麗亞·雷諾茲的已婚女子有染；雖然他的英名未被永遠玷污，這樁緋聞還是讓漢密爾頓在有生之年蒙羞。他一下子從高貴政治家的頂峰跌回到了谷底，令人聯想起他在西印度群島少年時代的骯髒世界。
費城對感官之樂有自己的偏好。雖然法國遊客認為這座城市具有清教徒的古怪而不喜歡它，美國人卻樂在其中。漢密爾頓和其他政府官員有機會參加各種社交聚會、舞會、戲劇演出等。當地上流社會的交際女王是安妮·威林·賓漢姆（Anne Willing Bingham），巨富威廉·賓漢姆（William Bingham）之妻，他們在鄰近第三大街和斯普魯斯的3層樓高的奢華府邸舉辦宴會。以阿比蓋爾·亞當斯的話為據，18世紀90年代的費城社交聚會不僅談不上端莊，反而到處是袒胸露乳的女人。當看到社交聚會中女性暴露的身體時，她被驚呆了：「服飾風格……簡直是對所有莊重禮儀的侮辱，袒胸露乳成為女性服飾的一種時尚潮流……從胳膊一直裸露到肩膀，她們不穿束腹衣和緊身胸衣……在我看來，大多數（女人）簡直衣不蔽體，胸部露出太多。她們不滿足於乳房的自然形狀，而是採用誇張的手法，使自己看起來就像哺乳期的母親。」[1]
活躍的亞歷山大和艾麗薩與賓漢姆一家以及其他富有的夫婦有諸多交際往來。可能是在那年春天，艾麗薩感到了社交應酬所帶來的過度疲勞，需要時間調整恢復。1791年5月中旬，費利普·斯凱勒請求艾麗薩和四個孩子——三個親生孩子，加上收養的孤兒范妮·安提爾（Fanny Antill）——前往奧爾巴尼和他一起消夏。為避免流行疫病，很多人在悶熱的天氣里都會離開費城等大城市。「我擔心，如果她繼續留在那裡，炎熱的天氣將會進一步損害她的健康，」斯凱勒向漢密爾頓談起艾麗薩，「因此，請允許我讓她儘快出發。」[2]於是，在斯凱勒的體貼關心下，艾麗薩和四個孩子在7月4日銀行認購證順利發行之後，很快離開了費城，並且一直待到夏天結束時才回家。
艾麗薩在這個時候放任漢密爾頓是相當危險的。他此時正是所有目光關注的焦點，此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令女人著迷。約翰·亞當斯挑剔他的「不文雅的樂趣」；哈里森·格雷·奧蒂斯（Harrison Gray Otis）告訴他的妻子，漢密爾頓在一次晚宴上與一位已婚婦女「眉來眼去」；而後來成為華盛頓公共建築檢察員的班傑明·拉特羅布（Benjamin Latrobe）則冠之以「處處留情的浪子」之名。[3]這些描述雖然誇張，其中卻可能蘊含著一個基本事實：漢密爾頓對漂亮女人的魅力缺乏免疫力。
和許多專注於事業的人一樣，漢密爾頓缺乏足夠的閒暇時光。1791年查爾斯·威爾森·皮爾為漢密爾頓畫像時，他具有一種政治家居高臨下的氣度，雙唇緊閉，眼睛微眯，炯炯有神。他神情嚴肅，臉上沒有一絲歡樂的痕跡。隱藏在嚴格控制的軀體之內的，是他閃爍不定的個性。
漢密爾頓無論何時與女人打交道，都會拋開公事公辦的風格，恢復昔日的奇思異想。就在銀行股票認購開始之前，漢密爾頓收到一捲來自麻薩諸塞州的女詩人、劇作家和歷史學家默西·沃倫（Mercy Warren）的戲劇詩篇《卡斯蒂伊的女人們》（The Ladies of Castille）。漢密爾頓回復了一封言辭浮誇的感謝信：「毫無疑問，在《卡斯蒂伊的女人們》中，女性將有機會獲得新的勝利。我自己不是詩人，因此我並不太會為產生以下想法而感到羞愧難當——至少在戲劇創作方面，美國女性的才華已經超過了男性。」[4]他向女性展示出的機智往往帶有調情的味道。當他的朋友蘇珊娜·利文斯頓（Susanna Livingston）詢問關於她擁有的中期國庫券的事情時，漢密爾頓回信為自己的拖延表示歉意，並且說道，他「將遵守所有的騎士規則，按照您指定的任何方式給予最充分的賠償。您當然還要記得，我是一個已婚男人！」[5]
身為一個「墮落女人」的兒子，漢密爾頓往往對處於困境的女人頗有騎士風範。就在讚美沃倫的第二天，他寫信給住在波士頓的一位名叫瑪莎·沃克（Martha Walker）的寡婦。這位寡婦向國會申請救濟，聲稱獨立戰爭期間她的丈夫為革命獻出了在魁北克的大量財產。遞向國會的陳情書不計其數，值得注意的是，漢密爾頓從文件堆里單單挑出了這一封，並向沃克保證：「我將懷著對遭受貧困與不幸的女士的深切同情，專心致志地投入調查工作之中。」[6]給沃倫和沃克的這些信寫於艾麗薩即將啟程前往奧爾巴尼之際，暗示著漢密爾頓不僅接受女人的投懷送抱，他自己也會主動示好。
六年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回憶起1791年的那個夏天，公開講述他與當時23歲的瑪麗亞·雷諾茲令人震驚的越軌行為。姿色撩人的瑪麗亞·雷諾茲突然來到漢密爾頓位於第三大街南79號的紅磚寓所。以此，他開始了他聞名遐邇的解釋陳詞：「1791年夏的某個時間，一個女人敲響了我在費城住所的大門，並請求和我私下交談。我迴避了家人，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裡接待了她。」雷諾茲用丈夫詹姆斯·雷諾茲薄情寡義的故事欺騙了漢密爾頓：「他長期虐待她，不久前又拋棄了她，和另一個女人生活在一起，這讓她陷於極度困頓的境地。雖然她很想回到朋友們的身邊，但卻毫無辦法。」因為瑪麗亞來自紐約，而漢密爾頓是紐約公民。漢密爾頓繼續寫道：「她冒昧前來尋求我的幫助。」[7]她以「雷諾茲夫人」這個神秘稱呼突然出現在1791年的費城地址簿中，幾乎是唯一一個沒有名字的人，這似乎證明她來費城的時間並不長。
瑪麗亞·雷諾茲一定知道，當時36歲的漢密爾頓從不對身陷絕境的弱女子袖手旁觀。他告訴她，「她的處境很讓人同情」，自己也很希望能夠幫助她。但她來得不是時候（意即艾麗薩在家）。他自告奮勇要在當晚送「一小筆資助款」前往她位於第四大街南154號的家中。漢密爾頓對那次會面的敘述帶著某種小說般的技巧：
那個晚上，我往衣服口袋裡放了一張銀行支票，然後前往那所房子。我打聽雷諾茲夫人，於是有人帶我上樓，在樓梯口她迎接了我，並領我進了一間臥室。我從口袋裡拿出支票遞給她。一番談話過後，很快就顯示出，金錢之外的安慰會更令人滿意。[8]
這次艷遇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無數次偷偷趁著黑夜溜去探望雷諾茲中的第一次。艾麗薩去奧爾巴尼後，他乾脆把情婦領回家。在他們第一次幽會之後，漢密爾頓回憶道：「我經常和她見面，大多數時候是在我自己家中。」[9]沒過多久，雷諾茲突然告訴漢密爾頓，她和丈夫和好了，而漢密爾頓後來聲稱這是他勸說的結果。但是瑪麗亞·雷諾茲並非普通的蕩婦，她的行為背後還有政治因素。她告訴漢密爾頓，自己的丈夫參與了政府有價證券的投機，並利用財政部的消息獲利。
漢密爾頓與詹姆斯·雷諾茲見面時，後者指出威廉·杜爾即是消息來源。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漢密爾頓一直以來竭力博得作為財政部長的清名，現在卻看不出自己已經危在旦夕，並極有可能遭到勒索。瑪麗亞·雷諾茲把漢密爾頓作為落難時期自己所遇到的仁慈無私的救世主介紹給丈夫，而詹姆斯·雷諾茲也假裝對此表示感謝。但是，當雷諾茲說到道要前往維吉尼亞，問漢密爾頓是否可以在他折返後幫他謀求一份政府工作，漢密爾頓不置可否。
在回憶中，漢密爾頓承認，他對行為卑劣的詹姆斯·雷諾茲了解得越多，就越想結束這段私情。他正在準備偉大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但他同時也處於一種隱秘而強烈的性衝動之中，而瑪麗亞·雷諾茲知道如何用偽裝的愛意將其玩弄於股掌間。他寫道：「強烈的依戀和了斷一切帶來的惱人沮喪相互搏鬥。雖然這並沒有令我完全為其中的陰謀所愚弄，卻也讓我陷於舉棋不定之中。我的敏感，或許是我的虛榮，讓我承認我們之間可能存在真正的愛情，並使得我採取了逐步冷卻的計劃，而不是可能會造成痛苦的一刀兩斷。如果存在真愛，至少要儘量避免彼此傷害。」正如大多數情種深埋的例子，這種「逐步冷卻」的臆想只不過為更多更持久的放任提供了聊以自慰的藉口。[10]
在他後來寫的宣傳冊中，漢密爾頓盡力辯稱瑪麗亞·雷諾茲可能是真誠地喜歡他。他對這樁風流韻事的描述表明，有時候他覺得這種關係真的十分浪漫。他永遠都不能確定，瑪麗亞是否一開始是發自內心的，只是後來才變成了敲詐，或者她自始至終都和詹姆斯·雷諾茲串通一氣。也許，正如漢密爾頓的自白那樣，他的虛榮心使他不能接受被卑劣騙子所愚弄的事實。這個被敵人指責心計深不可測的男人，其實可能是一個容易上當的人。每次當他興趣稍有衰退的時候，瑪麗亞·雷諾茲就會重新博得他的同情，訴說丈夫又在虐待她，或者更明目張胆地，說丈夫威脅她要把這事兒捅到艾麗薩那裡。在漢密爾頓眼裡，瑪麗亞·雷諾茲一直是一個集悲喜劇人物和狡詐女人於一身的奇特混合體。
無論瑪麗亞·雷諾茲的初衷如何，與她那粗鄙丈夫相比，漢密爾頓肯定顯得優雅、迷人、莊重。可以想像，發自漢密爾頓內心的一些真情實感偶爾也會撥動她的心扉。她給漢密爾頓寫了數不勝數的信件——漢密爾頓悲哀地稱她為「偉大的三流作家」[11]——因為這些信的語法、拼寫和標點符號都糟糕透頂，甚至有些信好像通篇是由一個沒有分割的句子組成。在這些信中，瑪麗亞·雷諾茲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單相思的可憐人，渴望再次看到漢密爾頓以排遣寂寞。雖然這些信件也許能說服漢密爾頓相信她的感情是真摯的，但他們的荒唐行為卻應該能提醒他，他是在同一個危險、善變的女人打交道。
現在的世人對瑪麗亞·雷諾茲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於1768年出生在紐約州的達切斯郡，出生的時候叫瑪麗·劉易斯（Mary Lewis），15歲時嫁給詹姆斯·雷諾茲，兩年後生了個女兒，取名蘇珊（Susan），不知什麼時候，她把名字由瑪麗改為瑪麗亞。她告訴漢密爾頓，她姐姐蘇珊娜嫁給了吉伯特·J.利文斯頓（Gilbert J. Livingston），使她與哈得孫河谷的名門望族有了親戚關係。有一位費城商人彼得·A.格羅特簡（Peter A. Grotjan）形容她聰明、敏感、具有上流社會的氣質，但這與理察·福韋爾（Richard Folwell）在法庭上的書面陳述不符，後者的母親是雷諾茲在費城居住時的第一個房東。福韋爾對瑪麗亞·雷諾茲的刻畫與漢密爾頓的記錄更吻合，這是一個性格善變的女人：
她在這個時候情緒多變，喜怒無常，因為她幾乎會在同一分鐘內宣告她對丈夫的尊重並絕望到哭泣，但轉瞬間眼淚就會消失，開始惡毒、刻薄地詛咒她的丈夫。這種不穩定和輕佻都源於煩亂、幼稚，或者說是一種天真無邪的混亂。在一兩次發作中，她對我說，雷諾茲品行惡劣，聲名狼藉，以至於命令她，並堅持認為她應該利用自己的姿色攀上某些具有影響力的高層人物——設法和他們幽會，並通過出賣貞操從他們那裡撈錢。[12]
瑪麗亞和詹姆斯·雷諾茲搬出福韋爾的房子後住在費城的北格蘭特大街，他們倆分居兩床（或者兩個房間），瑪麗亞開始出賣肉體。男人們在她門口留下字條兒，福韋爾說：「到了晚上她就飛跑出去，應該是滿足他們的要求了。」[13]
福韋爾的證詞證明了瑪麗亞·雷諾茲身上混雜著真誠和顯而易見的偽善。毋庸置疑，她以嫻熟的演技扮演絕望的女人來接近漢密爾頓是敲詐勒索計劃的一部分。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她太過駕輕就熟，甚至不需要任何劇本。由於鄙視自己的丈夫，她可能產生過幻想，認為漢密爾頓會拯救她，儘管她是在實施欺詐。現實和幻想在她的腦海里不知不覺地混在了一起。漢密爾頓後來這樣評價他的情婦：「這個女人所能變出的形象之多幾乎是無窮無盡的。」[14]
瑪麗亞·雷諾茲與堅定、明智、忠誠的艾麗薩是相對立的人物。翻閱那年夏天漢密爾頓寫給艾麗薩千方百計要阻擋她歸來的信，人們或許會更加沮喪。8月2日，漢密爾頓對她安全抵達奧爾巴尼表示滿意，並流露出對他們3歲兒子詹姆斯生病的關心（「照顧好我的小羊羔」）。與此同時，漢密爾頓竭力勸說她留在奧爾巴尼：「我非常渴望你能完全恢復健康，所以我願意為之做出巨大犧牲。」[15]一次，當艾麗薩流露出要匆忙返回的跡象時，漢密爾頓擔心自己會被抓個措手不及，於是勸說她：「讓我提前知道你的計劃，我好到紐約來接你。」[16]8月末，當她的歸期似乎迫在眉睫時，漢密爾頓又建議：「我是如此渴望這一幸福時刻，但我也同樣極度渴望你的康復，這使我願意你在那裡多待一些時間……想著我、夢著我、愛著我，就像我愛你那樣。」[17]終於，當9月里漢密爾頓又犯了腎病，得靠熱水浴緩解疼痛時，艾麗薩決定和孩子一道返回。最後一次地，漢密爾頓勸說她：「不要太驚慌，也不要著急，別對自己和孩子造成傷害。」[18]
這樣的欺騙很容易讓人竊笑並得出結論，認為漢密爾頓對妻子的所有感情都是虛假的，但這可能掩蓋了他在婚姻中堪為楷模的另一面。艾麗薩·漢密爾頓對自己的丈夫始終充滿了崇拜之情。他回報她的愛深沉持久，即使並不完美。問題是，沒有哪個女人能夠完全滿足這個童年動盪多變的複雜男人的全部需求。正如他在年少輕狂的早期寫下的詩句那樣，他仿佛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愛：一種是忠誠、溫馴的愛，另一種則是被禁止的、禁忌的愛。
在後來的陳述中，漢密爾頓稱害怕詹姆斯·雷諾茲把真相告訴艾麗薩，他試圖以此為藉口來解釋自己的瘋狂。他是這麼說的：「沒有哪個關心自己嬌妻幸福的男人會盼望妻子由於真相揭露，特別是公開揭露而承受折磨，這將是無比痛苦的。那些最了解我家庭生活的人一定能體諒促使我做出如此考慮的動因。事實是……我極其懼怕被揭露……我願意為避免這種情況而做出巨大犧牲。」[19]結果，他不想傷害艾麗薩的願望反倒傷她更深。
那年秋天，當艾麗薩返回費城後，漢密爾頓不能再在自己的住所接待瑪麗亞·雷諾茲了，於是他又開始經常光顧她的家。（漢密爾頓一家搬到了鄰近總統官邸的市場大街。）他如何能夠在起草「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的同時，為無數次情慾偷歡擠出時間，這實在是一個奇蹟。至於他竟然在如此緊湊的日程表中見縫插針地安排了這些幽會，則更加深了一種印象，即漢密爾頓中了情迷色誘的圈套。似乎在棲居高度文明世界多年之後，漢密爾頓又重返了童年時代的那個放蕩縱慾的世界。他的故事中又一次出現了狄更斯式的情結：年輕的主人公逃離了俗世的生活，卻又被一對寡廉鮮恥的騙子引誘回到其中。
如果漢密爾頓認為自己犯有通姦罪卻不會受到處罰，那麼當那年秋天詹姆斯·雷諾茲再次出現時，他才明白事情沒這麼簡單。獨立戰爭期間，雷諾茲是哈得孫河上一艘單桅帆船的船長，為愛國部隊供應給養，因而結識了威廉·杜爾和其他承辦商。後來他出海當了水手，然後在紐約定居，並於1789年試圖在新的財政部謀職。雖然他從羅伯特·特魯普那裡騙取了一封推薦信，但最終還是落選了，這很可能給了他一個向漢密爾頓復仇的額外動機。第二年，一些紐約投機商派雷諾茲前往南方，收購政府應向維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退伍軍人兌現的償付權利。
1791年12月15日，就在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後的10天，他早先建立的與詹姆斯·雷諾茲的神秘友誼突然結束了。「一天，我收到（瑪麗亞·雷諾茲的）一封信……表示她丈夫發現了（這種性關係），」漢密爾頓回憶說，「對我來說，究竟真的是偶然發現，或是這個陰謀釀成大禍的時辰到了，頗值得懷疑。」[20]詹姆斯·雷諾茲的來信時機恰到好處：圍繞製造業報告的喧囂，使得此時此刻成為對頻頻見報的漢密爾頓施加威脅的最佳時機。
1791年12月15日是個星期四，在一個令人無法忘卻的下午，瑪麗亞·雷諾茲寫信給漢密爾頓說，她丈夫寫了封信給他，如果收不到回復，「他將會寫信給漢密爾頓夫人」。瑪麗亞表現得像往常一樣激動：「天哪，我全心全意為你，但願我從來就不曾來到這個世界，不曾帶給你這麼多煩憂，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很快來找你的線索，不讓他掌握你的任何把柄。瑪麗亞。」[21]漢密爾頓確實收到了一封來自詹姆斯·雷諾茲的赤裸裸的勒索信，開頭是這樣寫的：「我很遺憾地發現，我遭到如此殘酷的對待，做出這一切的是我認為最好朋友的人，而不是我的敵人。你奪走了我最愛的人。」作為一個蹩腳的編劇，雷諾茲告訴漢密爾頓，瑪麗亞一直以淚洗面，這讓他起了猜疑，於是跟蹤送信的黑人，發現她寫信送到了漢密爾頓家。他和瑪麗亞當面對質，「這個可憐的傷心女人」坦白了這段私情。隨後，詹姆斯·雷諾茲理所當然地表現出了切齒之恨：
你非但不是我的朋友，還扮演著世界上最殘忍的人。你讓一個完整的家庭陷入了痛苦。原本除了我之外，她不會關心這個世上的其他男人，而你卻使她對我的感情變得冷淡。她是個女人，是我的天使，是我的幸福所依，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生來讓她幸福，現在我卻無法實現這個願望。[22]
那天下午，漢密爾頓把雷諾茲召喚到自己的辦公室來。他並不知道雷諾茲是真的掌握了私通的證據，還是空口詐騙，所以他採取了謹慎巧妙的態度。後來他寫道，他既未承認也沒否認私通，「如果他認為我對他造成了任何傷害，而他有為此得到滿足的權利，他可以指出來……顯而易見，他想要錢，為了避免大動干戈，我決定滿足他……他也承諾不再追究。」[23]漢密爾頓處理這種事情並不成熟，他允許詹姆斯·雷諾茲出現在辦公室里，就已經讓勒索者占了上風。
12月17日，星期六晚上，詹姆斯·雷諾茲寫信給漢密爾頓，譴責他疏遠瑪麗亞的感情：「我的妻子總在哭泣和祈禱，我從來不會讓她這樣，這都是因為你的緣故。如果你沒有令她崩潰。這一切不會發生。」[24]雷諾茲要求他為自己遭受毀滅的婚姻做出補償，還要安排第二天和漢密爾頓見面。漢密爾頓感到很擔心，他寫了一張便條給一位未提名字的記者：「此刻我將趕赴一個約會，我預感其中包含著一個對我不利的最嚴重的陰謀……由於任何災難性的事件都可能事關我的名譽，我捎信給你，因為我覺得這有助於推斷事情的真相。」[25]
在兩人的會談中，雷諾茲顯得非常有條理，漢密爾頓讓他開個價錢。第二天，雷諾茲說1000美元將會比較適合來慰藉他那「受到傷害的榮譽」。[26]他表示自己再也無法贏回妻子的愛情，所以計劃帶著女兒離開這座城市。漢密爾頓不得不分期支付這筆對現在的他而言數目不菲的敲詐金，第一次付款在12月22日，第二次在1月3日。別看詹姆斯·雷諾茲胸無點墨，他卻能看透漢密爾頓對他妻子的迷戀，以及他對於醜聞曝光的恐懼。
此時，漢密爾頓嘗試著終止這段不光彩的韻事，這已經成了他作為公眾人物的輝煌生涯的絆腳石。他暫時地中斷了和瑪麗亞的一切聯繫。這使得詹姆斯·雷諾茲很擔憂，生怕搖錢樹很快就凋零枯萎了。1792年1月17日，他寫信給漢密爾頓，力勸他登門拜訪，把他的妻子當作「一位朋友」。他突然不再是備受委屈的配偶，搖身一變成了關心妻子幸福的慈善家；不再是極度憂傷的丈夫，而是妻子的無恥皮條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漢密爾頓在這個緊要關頭竟然沒有當機立斷地結束這種關係。對於雷諾茲的邀請，他回憶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沒有立即接受邀請，即便是在收到了幾封雷諾茲夫人非常急切的信件之後。」這對夫妻不斷的來信是「一個百折不撓的計劃，不遺餘力地要贏得我的熱情，同時還要刺激我對於事件暴露的恐懼」。[27]
漢密爾頓在誤入桃色陷阱的同時，也在構想一個未來的工業城市，一個與傑斐遜的農業烏托邦相對立的工業社會的縮略圖。當時，20個美國人中就有19個是從事農耕的。漢密爾頓擔心，如果美國繼續保持純粹的農業經濟，它將會在與歐洲社會的比拼中永遠處於下風。
那個時候，已經是一個科學奇蹟重塑經濟並推動生產力的時代了。從18世紀70年代英國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進蒸汽機，到18世紀80年代飄過法國上空的熱氣球，再到18世紀90年代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發明的軋棉機和可替換部件的使用，這個時代充滿了技術奇蹟。理察·阿克賴特爵士（Sir Richard Arkwright）設計了被稱為水力紡織機的設備，利用迅猛水流產生的能量同時進行多股紗紡。當漢密爾頓宣誓就任財政部長時，阿克賴特在蘇格蘭克萊德河畔的紡紗廠雇用了1300多人。
英國財政部、皇家海軍，還有英格蘭銀行，這些工業上的突破以強勁的動力將英國推向了世界經濟的領先位置。英國把這些經濟發明奉若珍貴的國家機密，極其警惕地予以保護，避免落入競爭國手中。政府通過了禁止出口紡織機械的法律，如果船隻裝載著違禁貨物，在海上就會被截獲。在紡織工廠工作的高級技師不得移民，否則將受到罰款或監禁的懲處——因為就算他們不能將設計圖紙私運出國，卻可以記在腦子裡並把這價值重大的信息在海外散播。漢密爾頓著迷地關注著這些事情。弗農·帕林頓（Vernon Parrington）評價漢密爾頓說：「在當時的美國，的確沒有其他人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英國工業制度變化中蘊含的意義，以及新的秩序將為這個國家準備多大的財富蓄水池。」[28]財政部長憑直覺感到，未來的國家實力將根據其工業實力來劃分，他為美國工業的早期萌芽感到欣喜，無論它是賓夕法尼亞州生產羊毛帽或玻璃器皿的企業主，還是康乃狄克州的鐘表匠。
漢密爾頓雖然被人們誤認為是英國人的走狗，但與此相反的是，漢密爾頓很早就參與了一項挑戰英國紡織業霸主地位的計劃。1789年1月，興奮的投資者擠在華爾街的羅森酒館享受美酒和點心，宣布成立紐約製造業協會。兩個月後，一家計劃開在曼哈頓下城區王冠街（後來稱自由街）的新毛紡廠的特許證上出現了漢密爾頓的名字。最終，這家工廠由於水力不足的致命缺陷而在一兩年後關閉，但這次經驗引領漢密爾頓進入了新工業秩序的神秘世界。
幾乎就在此時，一位名叫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的年輕人逃脫了英國政府為保護紡織業而布下的天羅地網。斯萊特曾是理察·阿克賴特爵士的學徒，曾發過誓永遠不泄露老闆的商業機密。然而，他最終卻違背承諾，漂洋過海來到紐約，與羅得島州的貴格會摩西·布朗（Moses Brown）取得了聯繫。在斯萊特的管理下，布朗複製了阿克賴特的紡織廠，在羅得島州籌資建設一間紡紗廠。漢密爾頓接到了關於這一成功舉措的詳細報告，很快，新英格蘭的河面上就建起了許多水閘。布朗懷著愛國主義的自豪對漢密爾頓說：「一年內，工廠和機器將在各個地方建成，生產美國所需的全部棉紗。」[29]
漢密爾頓的政策與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提出的經濟自主、平等貿易的口號相一致。殖民地居民奮起反抗殖民，因為殖民限制了他們的製造業發展，強迫他們把原材料供給宗主國，壓制了他們的經濟潛力。在獨立戰爭之前，英國實施了一部法律，禁止向美國出口任何與棉麻毛絲生產有關的工具。英國的帽子、釘子、鋼鐵以及火藥製造商，早已扼殺了美國力爭生產同類商品的努力。在漢密爾頓的設想中，美國應當是與英國旗鼓相當的製造業巨頭，而不是傑斐遜幻想的自耕農社會。
1790年3月，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接替威廉·杜爾擔任財政部長的助理，預示著漢密爾頓未來工業政策的形態。這次變動具有眾多的象徵意義，因為考克斯是著名的製造業倡導者，渴望破解英國的工業秘訣。那年2月，他給漢密爾頓寫了一封長信，讚揚美國在工業方面的初步成就，並指出由於資本家和大規模資金的短缺，延緩了節省勞力的機械的引進。他感到很遺憾，由於英國對紡織業技術優勢的積極保護，美國還不能「完全擁有工人、機器和實際操作的秘密」。[30]
漢密爾頓和考克斯聯手對英國的工業秘密發動大膽的襲擊，考克斯認為，獲得與英國平等的工業地位的最好方法，是吸引經驗豐富的英國紡織工到美國來，即使這意味著對英國法律的公然挑釁。在加入財政部之前，考克斯派了一個叫安德魯·米切爾（Andrew Mitchell）的人前往英國，四處打探工廠，暗中製作紡織機械的模型。此外，1790年1月11日，考克斯與英國紡織工喬治·帕金森（George Parkinson）簽署了協議，後者也曾師從阿克賴特，並公開自詡「對理察·阿克賴特爵士專利機器的所有秘密裝置了如指掌」。[31]作為對其前往費城旅費的交換，帕金森同意向考克斯提供一個能夠體現阿克賴特設計的亞麻碾壓機模型。1791年3月24日，美國政府向帕金森的亞麻碾壓機授予專利，雖然後者承認，這些技術「是對英國的……工廠或機械的改進」。[32]顯然，美國政府縱容這種行為，即現在所說的工業間諜活動。有此先例為鑑，漢密爾頓指揮財政部全力支持對英國工業機密技術的剽竊。
1791年4月，漢密爾頓利用個人聲望幫助考克斯成立了一個製造業協會，該協會是一家獲得政府支持的營利機構，也是一個試點項目和創新實驗室。這個協會——創建有效製造業協會（Society for Establishing Useful Manufactures，簡稱為SEUM）——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稱讚為「美國早期歷史上最具雄心的工業試驗」。[33]在考克斯的協助下，漢密爾頓為協會撰寫了意義深遠的計劃書，並於4月29日發表。他展望美國的未來，不容置疑地寫道：「理論和實踐都不約而同地證明，一個國家……除非大規模發展製造業，否則不可能擁有大量財富。」[34]
協會要創建的不僅僅是一個工廠，它規劃了一個完整的製造業基地，投資者將從工廠產出及相關的地產增值中獲利。計劃書列舉了協會可以製造的眾多貨物，包括紙張、帆布、棉麻、女鞋、紗線、毛襪、帽子、緞帶、毛毯、地毯以及啤酒。漢密爾頓希望，藉由「榜樣的力量」，協會能夠孕育出大量具有競爭力的國產經濟。[35]此前該計劃的主要障礙是「資金匱乏」，而現在資本短缺的問題通過政府的債務融資得以解決。漢密爾頓再次利用一項計劃在不斷擴張的經濟活動網絡中創造另一種財富。協會需要50萬美元的原始資本，計劃書聲明該基金的一部分將以政府債券支付，此舉將同時推動公共債務和工業城市的發展。「這是我一直渴求的資源。」漢密爾頓誇讚道。[36]計劃書中還聲明，「應當採取手段，獲得歐洲的熟練技工以及在我們這裡尚不具備的足夠精良的機器和工具」，漢密爾頓準備洗劫歐洲工業機密的意圖昭然若揭。[37]
漢密爾頓在為這個計劃動用自己的聲望時，並沒有捨近求遠。1791年7月——就在投資者瘋狂搶購銀行認購證、漢密爾頓開始與瑪麗亞·雷諾茲的羅曼史的同一個月——他前往紐約，為協會的第一次股票發行爭取支持，結果股票一售而空。隨後，8月他參加了在新澤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舉行的認股人的首次會議。當年末，在選舉董事的問題上，漢密爾頓愚蠢地聽從了他那恣意妄為的朋友——投機商威廉·杜爾的意見。他以地方金融家組成了董事會——七名董事來自紐約、六名來自新澤西——而不是力求更廣泛的地域代表。除此之外，在急需工業人才的時候，董事會裡面卻擠滿了金融家。
最初，漢密爾頓和考克斯選擇了新澤西作為這一大膽嘗試的理想基地。這個州人口密集，擁有廉價的土地和豐裕的森林，並且便於吸納紐約的資金。最重要的是，它周圍水系豐富，河流眾多，能夠帶動水輪機葉片和水車的運轉。那年秋天，漢密爾頓派遣了調查員前往勘探這些水路。當地的地主們把調查員圍住，向他們兜售臨河的地產。後來，很大程度上基於杜爾的堅持，新澤西州北部帕塞伊克河大瀑布附近的地區被確定為「世界上最理想的位置」。[38]
漢密爾頓熟知這個幽僻之所在。獨立戰爭時期的某一天，他和華盛頓、拉法耶特在瀑布之畔野餐，享用了一頓由冷火腿、牛舌、餅乾組成的「簡樸大餐」，置身山野之間，將戰爭的思緒暫時拋諸腦後。大瀑布是帕塞伊克河上風景如畫的景點，飛流直下的河水——每天將近76萬立方米——從20多米的高處墜入幽深狹窄、布滿深褐黑色岩石的峽谷之中，激起的水霧幻化成一道道彩虹。協會決定將新城命名為帕特森，以取悅新澤西州州長威廉·帕特森。1791年11月22日，作為回報，州長授予協會許可證（大約出自漢密爾頓的手筆），給予其壟斷地位以及10年的免稅期。協會收購了大約280公頃的土地，並將其劃分為不同的地塊，其著眼點不僅僅是工廠，而且還是一座全新的工業城市。後來，這裡成為了新澤西州的第三大城市。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儘管漢密爾頓的日程表安排得越來越滿，他還親自招聘了首家棉紡廠的主管。那個竊取英國麻紡機械設備秘密的喬治·帕金森擔任榮譽顧問兼工長，其生活費由財政部提供。7月，漢密爾頓收到了來自理察·阿克賴特爵士另一個叛徒雇員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的一封不同尋常的信函，他把有關英國紡織的另一些秘密帶到了美國。他向漢密爾頓吹噓自己曾在阿克賴特的德貝郡大紡織廠擔任督導，去年秋天他曾「帶著偵探的眼光」再次參觀這家工廠：「我踏遍他的工廠，因此深諳每一處現代化的改進。」馬歇爾毫不遲疑地將偷取來的英國製造方法貢獻給協會的各個項目，並建議，「掌握全部或大部分英國現時流行時裝款式的編織領域的專家將發揮很大作用。」[39]同年8月，漢密爾頓與英國的紡織業叛逃者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合同，其中包括擅長織物染色與漂白的威廉·霍爾（William Hall），以及曾在約克郡建立棉紡廠的威廉·皮爾斯（William Pearce）。10月，當協會董事會召開會議討論新的經營人員時，全盤採納了漢密爾頓的建議。
漢密爾頓並不滿足於僅僅在新澤西的河岸上開闢美國製造業的試驗田。他強烈地盼望把自己1791年12月5日遞交國會的經典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的理論付諸實施。這一舉措是他諸多胸懷壯志的國情咨文中的登峰造極之作，在他腦海里已盤桓多時。大約是在兩年前，眾議院就曾要求他準備一份關於美國應該如何推動製造業發展的報告。現在，漢密爾頓對聯邦政府如何振興經濟有了完全成熟的想法。該報告是美國選擇性工業發展規劃方面的第一個由政府贊助的計劃，用一位研究漢密爾頓的史學家的話說，在這個領域中，漢密爾頓「預言了內戰後美國的大部分狀況」。[40]
該報告的主要推動力從本質上看是軍事和戰略。華盛頓在國會中語驚四座，提出「自由的人民」應當「推動製造業發展，如同為獲得本質上的獨立而努力一樣，特別是在軍需供給方面」。[41]漢密爾頓對大陸軍當初從彈藥到制服樣樣匱乏的狀況記憶猶新——這是英國對大多數製造業進行殖民壟斷的附帶結果——他知道對於外國製造業的依賴將在戰時削弱美國的實力。「美國在戰爭後期的尷尬情形，如喪失供給能力等，至今讓人記憶猶新。」他在報告中指出。[42]
為了開展這一研究，不知疲倦的漢密爾頓深入諮詢了製造商和徵稅員，向他們詢問各自區域內生產情況的細節。和往常一樣，他渴望了解一切：每個區內工廠的數量、貨物的產量、價格和質量，以及州政府對於生產的激勵與檢查。為了得到關於美國產品的直觀認識，他甚至希望親手觸摸和感覺。他告訴徵稅監管員：「如果能方便、無償地獲得樣品，我將非常高興。」[43]漢密爾頓積累的樣品不斷增加——從康乃狄克的毛織品到麻薩諸塞的地毯，他以頗具技巧的展示才能，將這些樣品陳列在眾議院的會議室里，他仿佛在舉辦一個小型商品展示會，這是一種全新的遊說方式。
漢密爾頓的前一份有關鑄幣的政府報告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他從不雇用寫手代筆，然而，在撰寫「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時，他接受了坦奇·考克斯至關重要的幫助，後者起草了一份粗略的綱要，敦促美國在火藥、黃銅、鐵和其他物資上實現自給自足。最後的結果是，漢密爾頓認為考克斯是一個自以為是、過分高估自己才能的偏執之徒。漢密爾頓說：「這個人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屢屢犯錯，他的意見毫無價值。」[44]但是在此時，考克斯的專業意見還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漢密爾頓修改並詳細闡述了考克斯的初稿。他在考克斯所提建議的基礎上添磚加瓦，輔之以深奧的經濟理論，並充滿信心地預言了製造業發展後的美國政治力量的未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遠不止是一份技術文件，它更是一份關於美國民族特性的遠見卓識的陳述。
漢密爾頓深知，在倡導製造業的過程中，他將遭遇激烈的抵抗，這些抵抗來自那些害怕工廠會傷害農業、危及共和政府的人。他的反對者以土地富饒、資本和勞力不足為由，認為美國應當保持鄉村式的民主政治。傑斐遜曾預言美國的民主和農業之間持久的平衡狀態。從法國返回美國前不久，他寫道，現實環境使得「在現時任何一個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美國都不可能成為一個製造業國家」。[45]
從一開始，漢密爾頓就強調他並不是要用工廠取代農場，況且農業「從其固有價值上而言，具有高於其他產業的強勢地位」。製造業非但無意傷害農業，它還將為過剩農作物開創國內市場。他提出的建議是農業不應當享有「獨尊地位」。[46]由於農業和製造業適用不同的經濟周期，兩者的低迷和上升時期可以互相補充。在報告中，漢密爾頓向法國重農主義經濟學派的影響提出了挑戰，後者認為農業是最具生產力的人類勞動形式，並譴責政府試圖操縱經濟。漢密爾頓反駁了他們所謂農業在本質上是最具生產力的，而製造業是「無用的、低生產力的」這一觀點。[47]憑藉對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深入研究，漢密爾頓闡明，製造業並不比農業差，也可以提高生產力，因為它把工作分解為更簡單的操作，有助於實現機械化。他堅持認為，美國對農業的關注在本質上不是地理條件造就的，而是歐洲的貿易慣例強加給美國的。
漢密爾頓向人們描繪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未來經濟，與他的敵人控訴他想推行的停滯不前的、階層分明的社會大相逕庭。他心目中的美國將是一個具有無窮多樣性的精英社會，其多元化市場能夠包容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才。雖然報告裡沒有提到奴隸制度，但漢密爾頓的理想經濟體制中是絕對沒有南方種植園的封建暴行的。漢密爾頓所列舉的製造業的好處形成了一個精緻完美的美國式閉環：「為原本與商業無關的社會階層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促進外國移民的遷移；為各具特點的多樣化的才幹與天賦提供更廣闊的空間；為事業進取開闢更為豐富多樣的天地。」[48]製造商和勞動者會聚集在一個原材料富饒、稅率較低、河流湍急、森林茂密、政府民主的國家裡。而這種勞工流入將消除掣肘美國製造業發展的最緊迫阻礙之一：高工資。
漢密爾頓對「多樣性」的強調也許能順應現代人的觀點，但他提倡僱傭童工的聲音聽上去則頗為刺耳。說到英國多產的棉紡廠時，他評論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總體上看，由於有了製造業的設施，婦女和兒童與過去相比變得更有用了，工作者的年齡可以進一步降低。」在英國的棉紡廠里，「據計算，近七分之四的人是婦女和兒童，其中絕大部分是孩子，而許多孩子還處於幼年」。[49]漢密爾頓的言論聽起來冷酷無情，批評他對19世紀工廠的暴行缺乏預見是公正的。另一方面，當時在農場和作坊中童工很普遍——漢密爾頓自己也是在十幾歲時就開始做店員，他的母親也曾經工作過。漢密爾頓並沒有認為自己對窮人施加了嚴酷的懲罰，而是認為給予他們獲得合理工資的機會。對於漢密爾頓而言，工作是一種獲得尊嚴的體驗：「當社會上形成各種各樣的工業時，每一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環境，並將激發出他與生俱來的所有活力。」[50]漢密爾頓並沒有把雇用童工和女工視同剝削。
在有關未來世界的各種美好藍圖中，漢密爾頓偏愛自由貿易、開放市場，以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後來他寫道：「在工業的問題上，人類的進取心無疑應該自由發展，不應被太多的法規束縛。但是，務實的政治家懂得，從政府的角度予以審慎的幫助和鼓勵將對其產生有益的刺激。」[51]時值美國歷史的早期階段，漢密爾頓認為侵略性的歐洲貿易政策逼迫美國不得不以牙還牙地做出回應。因此，他支持在一段時間內採取重商主義政策，以此提高美國經濟上的獨立性，創造貿易順差和更多的硬通貨。對於一個要在歐洲強國林立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的年輕國家來說，強權政治是優於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的。
漢密爾頓不希望被動地採取事後的市場補救措施。他知道，政府應當對投資發揮導向作用，他必須對此進行令人信服的辯護。當時的一個主要反對意見是：難道沒有政府的推動，精明的企業家就無法發現獲利和投資的機會？漢密爾頓認同企業家會根據市場的變化而行動，但是出於心理因素，有時他們反應的步調相當遲緩。他寫道：「這與某些因素有關，如習慣和從眾心理的影響、對企業失敗的恐懼，以及第一次與強手競爭所必然面臨的實際困難。」[52]年輕的國家不得不與重重障礙做鬥爭，因為別的國家已經布關設卡，圈住了自己的地盤。實際上，工業發展需要「政府的特別援助與保護」。[53]由於外國政府向本國公司提供津貼，美國別無選擇，只能直面競爭。
完成了關於政府推動製造業的耗時費力的基礎研究後，漢密爾頓列舉了他希望促進的所有產品的清單，從銅、煤、木材，到穀物、絲綢、玻璃。他還列舉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津貼、獎勵金和進口稅，以保護這些尚處幼兒期的工業。凡有可能，漢密爾頓更喜歡利用財務動因，而不是政府指令。例如，考慮到關稅會加重消費者的負擔，為生產者創造壟斷利潤，漢密爾頓希望這些稅種在比例上適度，在性質上是臨時的，並能夠儘快地廢止。他推崇使用補貼，因為這不會帶來價格的上漲。在某些情況下，他甚至期望更低的關稅——例如針對原材料的關稅——以鼓勵製造業的發展。此外，為了加速創新，他打算實施發明專利保護政策，並出台類似英國用於阻礙新型機械出口的自我保護法案。
漢密爾頓認為，聯邦政府有權鼓勵經濟發展，同時也有權在必要時對其予以遏制。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評論的那樣：「漢密爾頓認為個人推動經濟發展的熱情，通常需要被政府監管和控制的信念所調和。」[54]例如，他認為政府對製造品的檢驗能夠恢復消費者的信心，並拉動銷售，他甚至預見到直至西奧多·羅斯福的「進步時代」才制定的監管政策：「這有助於保護本國消費者和面向國外市場的出口商免受欺詐之苦，從而提高質量，維護國家製造業的信譽，有助於實現迅速且利潤豐厚的銷售，並有效防範來自其他方面的競爭。」[55]他建議政府在所有港口對出口麵粉進行檢驗：「以改善銷售到任何地方的美國麵粉的質量，並提升我們國家麵粉在外國市場的聲譽。」[56]漢密爾頓還認可另一種形式的政府激進主義，他聲稱，公路和運河網絡對英國工業起到了最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力主對美國國內環境的改進——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期將美國分散的區域性市場鑄造成一個完整統一的經濟體。
雖然只寫了兩段關於火藥製造的簡短評論，漢密爾頓卻從未忘記，這篇報告正是源於武器自給的需要。為了避免在戰爭爆發時遭遇武器短缺的窘境，漢密爾頓支持「軍事武器的年度採購」，以推動「軍工廠的建設」。[57]考慮到事關國家安全，漢密爾頓並不排斥由政府擁有軍工廠。
在報告結尾處，漢密爾頓明確指出，他所描述的這些積極方案並非適用於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而是為美國發展的早期階段設計的：「在已經積累了大量私人財富的國家裡，國家可以依靠愛國人士的捐款。但是在形如美國這樣的社會，國庫必須彌補私人資金的不足。」[58]
漢密爾頓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最終只停留在紙上。與他關於公共信用、鑄幣、中央銀行的宏偉的國情咨文有所不同，這份報告為政府勾勒出了總體方向，卻沒有就緊急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眾議院將報告列為緩議事項，漢密爾頓也沒有嘗試讓它起死回生。儘管沒有最終轉化為法案，但該報告闡述的寬泛聯邦權力卻引發了異常的憂慮。一如既往地，漢密爾頓為其計劃引用了諸多的憲法依據，援引了賦予國會「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職權的條款。[59]從某種意義上講，由於漢密爾頓的權威解釋，該條款具有了重大意義，政府由此得以制定推進社會福利的計劃。
這些論證讓麥迪遜感到萬分驚恐。他說，迄今為止，那些看上去對《憲法》自由性的解釋，僅僅是為了在《憲法》中確立明確目標，所以採用的手段具有更多的靈活性。但是，憲法並沒有提及製造業也是政府的一個目標。「如果手段和目標都是毫無限制的，」麥迪遜感嘆道，「還不如立即把《憲法》的文本付之一炬呢。」[60]傑斐遜也隱藏不住他對這份報告的恐懼，因為報告中對權力的要求甚至超過了銀行法案。在和華盛頓的一次早餐後的談話中，傑斐遜神情陰鬱地提到了漢密爾頓的這篇最新報告，疑惑於美國人民的政府是否還是一個掌握有限權力的政府。他害怕漢密爾頓對憲法的寬鬆闡釋將助長政府的權力。傑斐遜指責說，「打著為鼓勵特定製造業的幌子而放寬權力」，漢密爾頓試圖潛移默化地使得「公共福利條款允許國會將與公共福利有關的一切事物置於他們的管理之下」。[61]在傑斐遜看來，這無異於為政府激進主義打開了閘門，從此洪水將一瀉千里。
1791年夏天銀行認購證風潮產生投機泡沫時，漢密爾頓在局勢失控之前及時讓蔓延趨勢停止下來，但市場的平靜期並沒有持續多久。在漢密爾頓熱情洋溢的領導下，美國商品的出口量出現了增長，歐洲對於美國債券的需求急劇上升，美國國內新註冊公司數量猛增，經濟蓬勃發展所帶來的亢奮情緒孕育了對政府債券和銀行臨時股票的又一次搶購狂潮，並在1791年冬天將證券價格推至新高。
這次事件的主角依然是漢密爾頓的老朋友威廉·杜爾。在杜爾溫文爾雅的外表下面永遠流動著貪得無厭、永不知足的血液。杜爾的妻子凱蒂夫人，長期以來都為丈夫不能自拔地沉溺於賭博而氣憤不已。她曾警告杜爾：「我擔心……你的精神狀態將由於你所從事的千變萬化的生意和投機而備受困擾……使你無法獲得內心的平靜。」[62]杜爾的朋友，馬里蘭州的塞繆爾·蔡斯曾懷著同樣的擔心懇請他控制自己的貪念：「我了解你心裡想要什麼，但我對你的觀點感到恐懼……你的計劃沒有止境……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夠對自己的欲望設定一些限制。」[63]
然而，不幸的是，沒有誰能夠治癒杜爾的投機癖好。他現在是紐約金融市場的顯赫人物，傑斐遜不無嘲諷地冠之以「華爾街國王」的稱號。[64]1791年末，為了操縱政府債券和銀行股票市場，杜爾和富有的地產投機商亞歷山大·麥科姆（Alexander Macomb）達成了秘密的合夥關係。當時，漢密爾頓剛剛選中杜爾擔任製造業協會的會長，而麥科姆也在協會中擔任董事。現在，孤注一擲的杜爾為操縱股票融資，以個人名義借入大量資金，並把其他製造業協會的投資人加入到所謂的「百分之六俱樂部」，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它計劃掌握6%的政府債券。
1792年1月，坐鎮紐約監控金融市場的漢密爾頓已發覺不祥之兆。關於紐約第三家新銀行組建的消息一經公布，立即刺激本已過熱的銀行認購證交易猛然上躥。除了紐約銀行和計劃組建的第一合眾國銀行的分行之外，當時的紐約沒有別的銀行。百萬銀行將由麥科姆和漢密爾頓在紐約審批會議中的老對頭梅蘭克頓·史密斯負責組建。在銀行帶有政治色彩的當時，百萬銀行被視為州長喬治·柯林頓囤積財富的工具。詹姆斯·蒂拉瑞（James Tillary）對柯林頓說：「銀行熱潮正瘋狂洗劫這座城市，它是一個幫助州長連任的工具。」[65]由於銀行狂熱籠罩了整個城市，1月16日銀行股票發行時，在幾個小時之內認購數就超額了10倍。緊隨其後，關於設立州立銀行和一家商人銀行的議案被通過，並最終形成把三家銀行合併為一個龐大機構的總議案。
身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當然希望刺激銀行業的發展，但他不會讓這些新銀行成為一群厚顏無恥的投機者的賺錢機器。聽到有關百萬銀行的消息後，他立即給紐約銀行的威廉·西頓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函，後者曾幫助他平息了去年夏天的恐慌勢態。漢密爾頓警告：「關於對投機的過度渲染，令所有清醒的公民心生厭惡，讓瘋狂的氣氛籠罩一切事物。它確實在傷害政府以及整個公共信用體系……我衷心希望紐約銀行不要與這個新生怪獸合併。」這證明他對於紐約經濟中「危險腫瘤」所感受到的「無比痛心」。[66]西頓回覆說，百萬銀行幕後的那些「瘋子」正在企圖通過不道德的手段強迫紐約銀行接受一樁有害的合併，他們的策略是從紐約銀行抽走足夠的資金使它搖搖欲墜。他說：「當前肆虐的愚蠢與瘋狂對我們而言簡直是一種侮辱。」[67]對於正在形成的信用投機冒險，漢密爾頓並非視而不見。他警告西頓：「信用的上層建築相對其基礎而言，實在是太過巨大了，必須引導其在更加合理的規模內發展，否則它將毀於一旦。」[68]後來漢密爾頓承認，股票交易「滋生了賭博精神並改變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價值取向。但是，必須看到這種融資渠道所帶來的更廣泛的社會利益」。[69]
對於托馬斯·傑斐遜而言，如果「銀行熱」出現在其他合理的體系中，它並非一種不可克制的缺陷，但是，如果出現在漢密爾頓的計劃里，它就是一種致命的弊端。他警告華盛頓，紙幣正在「使得我們的公民遠離……有益的產業，他們傾其所有，投入到一場徹底顛覆道德的賭博之中，這場賭博把自身的毒害注入到了政府之中」。[70]我們可以理解傑斐遜的擔憂，只不過他經常擔憂得不是地方。他懷疑杜爾利用內部消息進行交易，並錯誤地假設漢密爾頓心甘情願地充當了杜爾的長期同謀。傑斐遜致信華盛頓，指控漢密爾頓「安排他的朋友在他希望的時間，以他希望的方式交易財政部的證券」。他的控訴毫無根據，但他和他的追隨者卻還將這個滑稽的控訴不斷重複。[71]
政府債券和銀行股票受到信用的支撐，價格一路攀升，1792年1月末達到了頂峰，超過了所有合理的估價標準。漢密爾頓後來回憶道：「迅速而不同尋常的上漲……實際上是人為製造的莽撞，是沒有經過任何謹慎的概率計算的。」[72]隨即，股票價格突然開始連續五個星期下滑，歡欣雀躍轉變為困惑，困惑又轉變為絕望。為了彌補虧空，孤注一擲的杜爾籌措了更多資金，並通過各種途徑買來了數目可觀的股票。他從富有的紐約商人那裡弄來了條件寬鬆的貸款，從屠戶和店主處搜羅來零碎的現金。據一名商人說，他甚至向大名鼎鼎的妓院老闆「麥卡蒂夫人」借錢。[73]他在個人帳戶名下借入了50萬美元。「無論寡婦、孤兒，還是商人、技工，都是他的借款對象。」羅伯特·特魯普如是告知漢密爾頓。[74]一旦聞到血腥的味道，杜爾的債權人立即以高利貸的利率來壓榨他，月息飆升到了6%。杜爾曾押注股價上漲而大量買入；利義斯頓家族的3名成員則率領著一群賣空的證券投機商，通過從銀行大量提取存款，製造更嚴重的信貸短缺，使投機者的貸款利率達到驚人的每日1%。這對於負債纍纍的杜爾來說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不得不拋售股票來償還貸款，由此加速了證券價格的下跌。
3月9日，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杜爾停止向一些債權人償付借款。他的債務如此之大，債權人如此之多，以至於他一人的失敗就足以導致整個金融業受到重創。市場恐慌情緒隨之蔓延開來，第二天，25名紐約金融家宣告破產。杜爾毀滅的原因是他虧欠政府大筆資金。從擔任財政委員會秘書期間起到現在，杜爾累積的欠款金額已高達23.6萬美元。3月12日，經漢密爾頓批准，財政部審計員奧利弗·沃科特寫信給紐約區的律師，指示其從杜爾處追回欠款，要不就對杜爾提起訴訟。杜爾聽說此事後，立即明白自己已是死路一條，除非他能阻止這封信。心驚膽戰的杜爾匆忙地向漢密爾頓送去了一封便函：「看在上帝的份上，請您動用一次您的影響力，設法推遲這封信，等到我抵達之時，這封信也將沒有必要了……每一厘錢都能立即解釋清楚。對此我以我的名譽擔保。如果訴訟公之於眾，我就徹底完蛋了。」[75]
漢密爾頓一直等到3月14日才回了信。他想告訴杜爾，沃科特的指令在他能夠召回之前就已經發出了。在寫給杜爾的便函中，漢密爾頓沒有做任何妨礙訴訟的事情，他廉正地拒絕了任何妥協。念及兩人的友情，他表示，他對杜爾的困境感到焦慮：「因為你的緣故，我的心靈備受煎熬。希望溫暖的友情能夠讓你得到鼓舞。」之後，他對杜爾進行嚴厲批評：「你應該懷著堅定的信心和榮譽感去行動。如果你看不到脫困的希望，就不要越陷越深。應當痛下決心、懸崖勒馬，盡你所能首先償還公共機構，然後是所有的債權人。」[76]這封信再一次批駁了諷刺漢密爾頓唯有錢人利益是瞻的論調。與此同時，傑斐遜還在向自己的女婿抱怨：「國家的信用和命運似乎都懸於無恥賭徒的孤注一擲和萬丈深淵之間。」[77]
漢密爾頓沒有拯救杜爾，而是讓財政部在市場上購買了大量政府證券。通過這種辦法，他穩定了市場，而且以低價贖回了政府債券。購買債券的錢來自他為償付公共債務而建立的資金蓄水池。敏銳而富有洞察力的漢密爾頓讓威廉·西頓在商人咖啡屋舉辦的一天兩次的證券拍賣會上買進少量債券，「雖然每次購買的數量不多，但通過持續性的頻繁買入，可以穩定大家的情緒」。[78]他還希望西頓對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允許各種猜測與傳言，以放大影響效果：「你在公眾前露面，極有可能引起各種猜測。對於這些猜測，不必予以承認，隨它去吧。」[79]漢密爾頓本能地感覺到，有意為之的這種模稜兩可對於正在處理危機的他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前一年夏天的情況也是如此，漢密爾頓並沒有接受過任何培訓或指導，但他的泰然鎮定宛如一位經驗豐富的央行行長。他暫時恢復了市場的平靜，儘管波瀾不驚的上下波動一直持續了整個秋天。
威廉·杜爾事件就像一幕公共鬧劇，令紐約人目瞪口呆。杜爾的寓所前總是有人集會，試圖將他從債權人手中拯救出來。「這個可憐的人已經陷入了近乎癲狂的狀態，」特魯普告訴漢密爾頓，「他的狀況對於他所有的朋友而言，都是無以言喻的悲痛的源泉。」[80]杜爾把自己描繪成一隻被無情的債權人所傷害的無辜羔羊。最後，他在馮·司徒本家處避難時，情緒激昂，有時候語無倫次，徒勞地等待著漢密爾頓的暫緩執行命令。憑藉自欺欺人的能力，杜爾向一個朋友保證：「我現在很安全，敵人傷害不了我，我心中充滿聖潔，我傲然面對整個世界。」[81]就在做出這一勇敢宣言後的第二天，杜爾因無力償還政府債務而鋃鐺入獄。不久，亞歷山大·麥科姆也宣告破產，同樣進了監獄。
此時，杜爾也許樂於在獄中躲避一心復仇的暴徒，他們叫嚷著要將杜爾千刀萬剮。他們的仇恨如此深重，不免讓人擔心他們會襲擊監獄，對杜爾施以私刑。4月18日夜裡，數百名受害的債權人和投資者包圍了監獄，並投擲石塊。報紙上報導，他們發出「不斷的怒吼和威脅」，很多人「大聲呼喊，『交出杜爾，他拿了我們的錢』」。這些話必定讓獄中的杜爾萬分恐懼，讓他以為，受到傷害的市民的復仇馬上就要降臨到他的身上。[82]杜爾仍在幻想得到漢密爾頓奇蹟般的寬恕而獲得自由。實際上，財政部長已經決定要拿杜爾開刀，殺一儆百，他告訴一位朋友：「應當有一個區分好人與惡棍的界限，來區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資者、基金交易者和毫無原則可言的不折不扣的賭徒。公開醜聞的作用是必須制止法律所不能制止的事情。」[83]幾個星期以來，漢密爾頓目睹著由於市場恐慌而遭遇滅頂之災的人們的掙扎，他寫給威廉·西頓的信件中混雜著悲傷與驚駭。
批評者幸災樂禍地認為，這些事件印證了他們對漢密爾頓財政體系的批判。在蓄奴制度仍然盛行的南方，這無疑是北方墮落腐化的如山鐵證。傑斐遜猛烈抨擊「證券體系的罪惡」，他說人們應當回歸「樸素純潔的正常理性」。[84]他掩飾不住自己的幸災樂禍，算出投機者的損失總值達500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紐約房地產的總值。麥迪遜心滿意足地評論道：「這個賭博體系……正在暴露出其爆炸性的毀滅力。杜爾，這個『投機者部落的王子』已成為財政體系野心的犧牲品。」[85]麥迪遜斷言，漢密爾頓為穩定市場而購進政府證券時，故意造成高價成交以肥投機者。漢密爾頓對此非常震驚，他實在難以容忍對其高超運作技巧的完全曲解，他對一位維吉尼亞的朋友說：「任何人都清楚，麥迪遜先生是受到個人私怨和政治仇恨的驅使才如此認為的。」[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