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反目成仇

  儘管發生了金融恐慌，製造業的發展也停滯了，但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依然才思泉涌，步伐敏捷，他在華盛頓政府中的地位也沒有受到絲毫影響。他滿腦子都是大膽的想法，而且大張旗鼓地把它們付諸實踐。讓傑斐遜和麥迪遜感到震驚和害怕的是，這個妄圖將美國引入歧途，並且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人，竟是華盛頓的左膀右臂，國家機器的運轉似乎完全由他操控。

  早在1791年5月，傑斐遜和麥迪遜就開始組織力量，扼制這位財政部長的高歌猛進。在漢密爾頓獲得第一合眾國銀行的成功之後，這兩個維吉尼亞人開始了一次以研究植物為幌子的看似無害的旅行，他們橫穿紐約城，沿哈得孫河而上，抵達喬治湖，然後再穿越新英格蘭西部——這是漢密爾頓最受支持的地區。正如傑斐遜所指出的那樣：「國王和貴族的擁護者主要來自新英格蘭。」[1]儘管他們兩人就樹木和開花植物做了大量記錄，也從湖裡捕撈過斑蛙魚，但是這些偽裝都是為了掩飾此行的真實目的。眾所周知，當時美國政治存在區域分裂，傑斐遜認為只有南方先向北方發起攻勢，才能遏制漢密爾頓支持者的盲目崇拜。實際上，在出發之前，傑斐遜就曾告訴羅伯特·R.利文斯頓：「南方的不滿情緒已經相當高漲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爆發出來。」[2]

  途經紐約時，這兩個維吉尼亞人與利文斯頓、亞倫·伯爾進行了磋商，伯爾曾取代菲利普·斯凱勒成為了紐約州僅有的兩名參議員之一。機警的羅伯特·特魯普覺察到了一個從後路包抄襲擊、削減漢密爾頓勢力的陰謀。「種種跡象表明，傑斐遜和麥迪遜待在紐約的時候，他們與首席法官（利文斯頓）、伯爾熱情地相互奉承以取悅對方，」他告訴漢密爾頓，「Delenda est Carthago，我想，這是他們專門針對你的座右銘。」[3]Delenda est Carthago意即「迦太基必須毀滅」。這句援引自羅馬歷史的戰鬥性名言，標誌著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漫長鬥爭的開始，這場爭鬥也許會瓦解華盛頓內閣，甚至導致整個國家的分裂。這場爭鬥實際上不僅僅是華盛頓麾下兩個才華卓越的官員的私人矛盾，還代表著美國政府中長期共存的兩種政治見解。根據斯坦利·埃爾金斯（Stanley Elkins）和埃里克·麥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當時所做的記錄：「在美國成立的最初歲月里，與政治生活相關的諸事當中，沒有什麼能比18世紀90年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托馬斯·傑斐遜之間深重的個人恩怨和政治衝突更惹人注目的了，這在整個美國歷史的記錄上都是罕見的。」[4]兩人間的長期不和、權謀暗算和不斷的爭辯愈演愈烈，最終幾乎發展到了病態的程度。

  眾所周知，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最初有著相當和諧的關係。「我們都認為對方是很不錯的人，」傑斐遜回憶道，「但是作為政治家，如果兩個人政見相反，就很難相互容忍。」[5]面對漢密爾頓對內閣的強大影響力，溫良儒雅、討厭正面衝突的傑斐遜明顯處於劣勢。「我不喜歡麻煩，」他對約翰·亞當斯說，「我喜歡寧靜，希望盡我本分的職責，但是我對這些誹謗感到憤怒，我被迫要放棄我一貫的處事原則。」[6]與之相反，狂妄自信的漢密爾頓卻好像在這場爭論中泰然處之。他依然行動敏捷，判斷自如，對周圍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依然談笑自若，引人注目，就好像傑斐遜已引退休息了一般。早在1792年初，財政部長和國務卿之間連基本的寒暄也沒有了。傑斐遜還清楚地記得他們「每天像兩隻好鬥的公雞一樣在內閣里鬥智鬥勇」，一直到他們離任，兩人幾乎都不能容忍對方出現在自己眼前。

  如今，兩黨制度被奉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然而其創始者卻認為，政黨或者他們所謂的「派系」是帝制的余骸，在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里完全沒有存在的價值。漢密爾頓對政黨有極大的恐懼感，認為政黨可能把政府置於死地，所以希望美國可以廢棄這些團體。[7]後來，詹姆斯·肯特寫道：「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以及各種演講中都表示過，也曾經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派系之爭會毀掉我們，而我們的政府還沒有足夠的能量和平衡能力來抵制其傾向以及控制其專制和恣意妄為。」[8]在《聯邦黨人文集》的諸多篇章中，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猛烈抨擊了惡性的派系紛爭，雖然漢密爾頓在第二十六篇中也承認：「黨派情緒在不同程度上必然會影響一切政治團體。」[9]他認為派系與各州的局部利益相關，並設想聯邦立法者應當具有更寬宏的氣度：「儘量避免沾染黨爭精神，擺脫那些偶然的感情衝動或一時的偏見和偏向的影響。這些情況在比較小的社會裡往往會損害公眾商議問題，造成對社會上的一部分人的不公和壓迫。」他在第二十七篇文章中這樣寫道。[10]

  然而，漢密爾頓本人卻不知不覺地成為了政黨雛形的焦點人物。他的各種計劃引發的白熱化論戰炸碎了關於美國成為無黨派國家的美好幻想。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遠見把他的追隨者團結在了自己周圍，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所謂的「聯邦黨人」。通過強調憲法支持者所用的術語，聯邦黨人巧妙地暗示，他們的敵人是反對憲法的。聯邦黨人與新英格蘭、大西洋沿海地帶的大銀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公理會和聖公會教友。

  與此同時，對漢密爾頓心存懼怕的傑斐遜和麥迪遜以及他們的擁護者也聚集成為反方，開始自稱「共和黨（Republican）」。這樣的自我標榜相當聰明，它暗指古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並含沙射影地攻擊聯邦黨人並非真正的共和主義者，而是君主主義者。共和黨人通常都是浸禮會教友和循道宗信徒，他們的支持主要來自南方富有的種植園主和小農場主。他們信仰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漢密爾頓體系的懼怕，並利用反漢密爾頓的言論作為體現他們團結一致的簡略的表達方式。傑斐遜是這樣來區分這兩個政黨的，他說聯邦黨人相信「行政部門是政府中最需要支持的機構」，而共和黨人認為，行政管理部門「像英國政府中的類似機構一樣，按美國憲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已過於強大，因此，遇到模稜兩可的情況，他們傾向於支持立法機關」。[11]

  

  埃爾金斯和麥基特里克把「政黨的出現」描述為「那個時代的新鮮事物」，並追溯其起源於1792年左右。[12]他們認為聯邦黨人代表貴族而共和黨代表平民的觀點是具有迷惑性和誤導性的：「實際上兩黨紛爭跟富人和窮人沒有本質的聯繫。」詹姆斯·T.弗萊克斯納曾談到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的衝突，他說：「這是不同經濟體系之間的抗爭和較量，雙方都期望增強自己一方的經濟實力。」[13]實際上，聯邦黨人中間有很多自我奮鬥取得成功的律師，比如漢密爾頓本人；而共和黨人的兩位領導者傑斐遜和麥迪遜生來就繼承了大量財產。此外，在蓄奴制盛行的南方，政治文化以財富和地位的極度不均衡為特點，這種經濟狀況的不平衡要比北方嚴重得多，而絕大多數廢奴主義者都來自所謂的「聯邦黨貴族」。

  政黨的突然出現在18世紀90年代製造了尖銳的政治氛圍。由於很多政治家認為政黨是有害的，所以他們拒絕加入任何一方，又為別人指責他們隱藏真實政見而感到憤怒，他們很快就察覺到了別人態度中的虛偽成分。由於政黨在當時還是一個令人懼怕的嶄新事物，它很容易被誤認為是邪惡的陰謀，讓政治言論帶有偏執狂的味道。聯邦黨人以結束美國當時的無政府狀態為己任，而共和黨人則認為他們自己是在拯救美國於反革命思潮之中。雙方都誤解甚至扭曲了對方的觀點，而對自身懷有一種理想化的自我感受。兩派之間已經沒有什麼禮節或文明行為可講了，也看不到兩黨和平共處、輪流執政的可能性。一種令人不安的前景出現了，那就是一黨建立與存在的同時，對方應當永遠消失。最終，他們都無意反對當政的政府。隨著政黨思想進一步尖刻起來，漢密爾頓和華盛頓認為大部分反對他們的聲音都是對政府的不忠，甚至是本質上的背叛。

  早期的政黨體系還有最後一個特徵值得一提。當時出現的這些政黨並沒有形成固定群體，也沒有嚴明的紀律可言。他們僅僅是由意識形態和地域忠誠鬆散地聯繫在一起的，以當代的眼光看來，他們更像是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的個人信徒。似乎政黨只是個別政治家的投影——在聯邦黨這一邊是華盛頓、漢密爾頓和約翰·亞當斯，在共和黨這一邊則是傑斐遜、麥迪遜和詹姆斯·門羅。因此，核心人物的聲望就成了政治論戰中的決定性因素。像漢密爾頓這樣平時就非常關心自身名譽的人，現在由於黨派的出現，使得他對個人榮譽更加謹小慎微了。

  從國內情況來看，如果說是漢密爾頓的政治韜略促成了政黨的出現，這和歐洲的政治動盪一樣具有煽動性——具體地說，就是美國的政策應當傾向於英國還是法國。很多激烈的爭辯源於殖民者在對英戰爭中與法國結盟的事實。除去這個顯而易見的背景，英國和法國變成了國內論戰中美國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社會的兩個代名詞。在傑斐遜和麥迪遜看來，主要問題並不僅僅是漢密爾頓的親英傾向，而是漢密爾頓會複製他們厭惡的英國政府模式；而漢密爾頓則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誤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須引以為戒。

  傑斐遜長期以來對英國都持否定態度。退回到1786年，傑斐遜曾在倫敦遭到英國官員的冷遇，而且英國那種冷冰冰卻硬要別人領情的態度令人難以忍受，給他留下了無法平復的不滿情緒。「這個國家憎恨我們，他們的大臣憎恨我們，他們的國王又比其他人更加憎恨我們。」傑斐遜在英國只待了兩個月就如此譴責英國。[14]顯然，對於從來沒有到過歐洲，沒有像傑斐遜和富蘭克林那樣親身體驗過這種傲慢的漢密爾頓來說，親近英國相對要容易得多。此外，除了維吉尼亞菸草種植園主對英國信貸的依賴之外，漢密爾頓認為某些南方人對英國的敵意也要追溯到戰爭時期的經歷：「事實確實如此，戰時英國軍隊在我們的南方地區所行不義，使得這裡的人民對英國政府的仇恨比美國其他地方都要深重。」[15]

  由於對戰爭的記憶依然鮮活，許多美國人對英國的態度都很警惕，漢密爾頓不得不竭力讓人信服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那就是英國比法國更適合作為美國的貿易夥伴。當時美國在經濟上還沒有完全脫離對英國的依賴，將近一半的美國出口商品是由英國消費的，並且美國進口商品的四分之三來自英國。以上數字還不足以說明這種依賴性，因為從英國進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餐具、陶器之類，而法國主要是葡萄酒、白蘭地、女用針織品以及其他奢侈品。作為在外交事務上的商業現實主義倡導者，漢密爾頓認為美國最好暫時先成為英國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初級夥伴，而不是為了試圖擺脫英國，去跟法國聯盟。

  漢密爾頓的成長背景使他對於英國人保有積極的心態。他的父親是蘇格蘭貴族之後，想必給兒子講過許多不列顛群島的傳說。這個私生的男孩也許已經認同了父親的沒落貴族傳統。在對英國的親密情感中，漢密爾頓從未覺得孤單。美國革命實際上是內部矛盾引起的戰爭，其中交織著一切矛盾的情感。殖民者作為英國人的權利受到了侵犯，使得他們奮起反擊。大量移民的湧入加速了人口混雜的多樣化，但在18世紀90年代，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特徵仍然處於不可動搖的優勢地位。

  傑斐遜經常談起1791年在費城時他與亞當斯、諾克斯和漢密爾頓的一次晚餐討論，主題是英國的政治。他們討論到英國政治體系的「腐敗」——王室贊助和養老金，選區規模的不平衡等——並交換了不同意見：

  亞當斯先生指出：「清除其憲法的腐敗部分……那將是人類智慧所創建出的最完美的憲法。」漢密爾頓在稍許沉默之後說：「清除其腐敗部分……那將成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政府。現在的政府雖然存在各種缺陷，但仍是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政府。」[16]

  傑斐遜對此進行了用心險惡的曲解，實際上漢密爾頓的意思是說王室需要利用任免權來對抗議會的財權。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七十六篇中，漢密爾頓描述過英國和其他國家議會有妨礙政府行政機關的趨勢。對英國未成文的憲法和代表政府的羨慕一直都是殖民地茶餘飯後經常的話題。約翰·馬歇爾談到革命前的美國時指出：「雖然英國憲法的優越性是一個豐富的辯論題材，但每個殖民地居民卻都認為自己有權利用它的優勢。」[17]在《獨立宣言》發表的七個月以前，傑斐遜寫道：「請相信我，尊敬的閣下，在大英帝國管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能比我更真誠地熱愛英國。」[18]在批准憲法的鬥爭中，派屈克·亨利稱讚英國的憲法優於美國版本的新憲法。對於把英式理想傾注在新政府上的愛國人士來說，看到理想被肆意踐踏而如此評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長期以來實行政府專政的是法國，而不是英國，因此漢密爾頓對英國的高度評價並不是傑斐遜所偽稱的異端。

  在傑斐遜看來，漢密爾頓有時候好像並不滿足於掌管財政部，而且想要涉足國務院的事務，擴大自己的地盤。其中部分原因是漢密爾頓本人的事業野心，也因為華盛頓內閣的規模有限。此外，還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漢密爾頓的政策依賴於關稅，而關稅大部分來源於進口的英國貨物。財政部和國務院的事務很難明確分割開。正如前文提及的，1791年初，正當傑斐遜為與法國建立緊密貿易關係而遊說之時，漢密爾頓卻已經與英國的非正式使者喬治·貝克威思建立了友好聯繫。

  漢密爾頓曾經告訴貝克威思，若要解決英國的問題，不妨給予美國完全外交地位，委派官方大使。自獨立戰爭以來，英國沒有再向美國派駐過任何代表，這讓美國人頗為難堪。漢密爾頓的暗示很快就見了成效，1791年底英國正式派遣了28歲的喬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來美國費城。哈蒙德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外交官，他首先與漢密爾頓進行了私人會談，這樣的會談今後還會有很多。哈蒙德在寫回倫敦的信中說：「我和漢密爾頓先生進行了一次很長時間的會談……在談話過程中，我完全被他公正而自由的思考方式所折服。」[19]然而，直到美國同意向倫敦派出使節，哈蒙德才將使節國書遞交給了華盛頓。

  喬治·哈蒙德抵達美國之時是一個緊要的十字關頭，當時英美兩國正在為誰先違背了和平條約而相互攻訐。美國譴責說，英國並沒有真正放棄西北要塞，也沒有就他們拐走的奴隸對種植園主進行賠償；而英國則抱怨，美國迄今為止還沒有向債權人償清戰前債務。漢密爾頓對哈蒙德強調了英國放棄要塞的必要性，同時也承認，英國要求償還歷史債務的要求是合理的。漢密爾頓沒有去積極推動解決的問題就是解放了的奴隸的賠償問題——對傑斐遜而言，這是頭等大事。當哈蒙德弱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時，他欣喜地發現，漢密爾頓「對於他的論述似乎有些默許了」。[20]

  漢密爾頓也許不應當介入傑斐遜與哈蒙德的公事領域，但顯然也正是他挽救了傑斐遜將要毀掉的會談。傑斐遜對哈蒙德的冷淡態度與當年他自己在倫敦受到的冷遇如出一轍。哈蒙德抱怨國務卿說：「我們之間如此冷漠完全是他的錯。他老是喜歡唱反調，所以我們總是意見不一致。」[21]當傑斐遜老調重彈美國獨立戰爭的正義性時，漢密爾頓很失望，他「為他同事放縱的魯莽」向哈蒙德致歉，並說傑斐遜的觀點「絕對不是美國政府態度的真實體現」。[22]由於傑斐遜的親法傾向，在他的國務院任期中，英美關係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埃爾金斯和麥基特里克寫道：「當英國大臣想要了解事情是否符合情理的時候，他會發現財政部長是比國務卿更好的顧問。」[23]

  漢密爾頓則對傑斐遜與法國洽談貿易條約進行暗中干擾。漢密爾頓其實是受到了傑斐遜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由於這兩位雄心勃勃、強硬冷靜的政界英雄之間兩敗俱傷的爭鬥，華盛頓政府的政策運轉瀕於停滯。在從償還戰爭債務到建立國家銀行的許多事情上，華盛頓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漢密爾頓，而不是漢密爾頓的反對者——傑斐遜和麥迪遜。華盛頓與漢密爾頓一起分享有價值的想法，倚重他淵博的知識，往往也聽從他的意見。這一點讓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共和黨人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因為華盛頓仍然是美國的英雄人物，不可撼動的政治靈魂，直接攻擊他無異於政治自殺。而漢密爾頓和華盛頓不可同日而語，於是，人人可得而誅之的漢密爾頓就必然成了遭到討伐的政治魔鬼。

  傑斐遜怎樣才能把漢密爾頓趕下台而無須自己動手呢？身為一個老練的政治演說家，傑斐遜善於假他人之口而自己閉口不言。他選中了菲利普·弗雷諾（Philip Freneau）作為傳播自己觀點的代言人。共和黨人一直被《美利堅合眾國公報》（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所困擾，其主編是漢密爾頓的崇拜者，曾在波士頓當過校長的約翰·芬諾（John Fenno）。漢密爾頓在1789年就建議芬諾開辦這份報紙，後來還籌措資金，幫助它渡過財政難關。這是一份半官方性質的報紙，因為芬諾確實在為聯邦政府工作，甚至在1791年的費城人名地址錄中被列為美國的政府官員。傑斐遜公開抨擊《美利堅合眾國公報》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保守主義報紙，其中散布君主政治學說，完全排斥人民的力量」。[24]傑斐遜和麥迪遜決定包裝弗雷諾，讓他擔任一份共和黨報刊的主編，與芬諾唱對台戲。

  在革命爆發之前，弗雷諾和麥迪遜同在普林斯頓上學，也是相熟的朋友。戰時弗雷諾在武裝民船上當船員，後來被英國人俘虜，並經歷了六個星期的船上囚禁的悲慘遭遇，從此他對英國產生了刻骨的仇恨。這個所謂的革命詩人因其對英國王權的犀利諷刺而聞名，比如他曾經刻薄地把喬治三世描述為「大不列顛的暴君卡力古拉（Caligula）」。[25]他還狂熱地把華盛頓歌頌為「又一個狄俄墨得斯（Diomedes）」，說他的成就可能讓「羅馬英雄或者希臘諸神」都感到敬畏。[26]

  1791年2月25日，華盛頓簽署了漢密爾頓的《銀行法案》，三天之後，傑斐遜應麥迪遜的要求，試圖勸說弗雷諾前往費城，擔任國務院的翻譯，年薪250美元。弗雷諾其實只懂一門外語——法語，並且根本無法勝任這份工作。漢密爾頓認為提供這個閒職是為了掩蓋其真實企圖。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傑斐遜暗示弗雷諾說，這份翻譯工作「其實沒什麼事可做，只要不妨礙其他人工作就行」。[27]1791年傑斐遜和麥迪遜進行植物考察之旅時，他們曾與弗雷諾共進早餐，那時候他們就催促弗雷諾去費城開辦反對派報紙。傑斐遜自告奮勇地表示為報社引入一些國務院的瑣碎工作，比如印發法律公告，為的是能夠給這份報紙增加一些收入（他後來否認曾經做出過這樣的承諾）。漢密爾頓對於這一系列事件進行了尖刻的描述，他這樣評論：「傑斐遜知道如何讓一個人陷入他策劃好的境地，幫助他達到既定目標，還能避免直截了當告訴對方的尷尬場面，『閣下，我是想利用你達到這個目的。』」[28]1791年7月，弗雷諾同意擔任國務院翻譯的工作；10月31日，《國家公報》（National Gazette）創刊號正式出版。這份為所欲為的報紙很快就成了共和黨在美國最重要的機關報。

  和其他18世紀90年代的報紙一樣，弗雷諾的《國家公報》並沒有假裝中立。由於人口分布非常分散，報紙就成為赤裸裸的黨派機關報，為團結初期各個小派系提供了主要聚合力。美國是一個喜歡閱讀的國家，有幾十種報紙繁榮發展。這個國家的報紙人均占有量可能比其他國家都多。通常，一期報紙有四頁，上面密密麻麻印滿了文章和小GG，配上很少的圖片或插圖。這些報紙的事實部分往往很短——幾乎沒有「突發性新聞」報導——大量篇幅都留給了評述。所以它們更像是發表言論的刊物而不是新聞日報。這些報紙經常不假思索地暗示某某匿名的政府官員挪用公款或是與外國勢力串通，其語言陰損粗俗，謬誤百出，與事實不符。「報紙上寫的東西根本就不能相信，」傑斐遜後來說，「一旦被刊登在這種骯髒的傳播工具上，即便是真理也會遭到懷疑。」[29]當時的美國，沒有任何規則來約束和規範什麼是負責任的新聞行為。

  當時署名文章也相當少。漢密爾頓可能是這個時期最多產的作者，但他也很少署上真名，而是採用了一大堆令人困惑的筆名。這種筆名有時候是一種透明的面具，公眾很容易辨別出是哪位顯赫的政治家。這種匿名攻擊的流行使得政治言論也流露出極度的憤怒情緒，那些本不該出現在報紙上的野蠻評論也會被定期刊登出來。這些報紙的殘忍粗魯使得政治成為痛苦的傷害與折磨。當時有評論家指責報紙出版者：「就像妓女一樣……他們得到自己黨派的暗示或提供的素材，以此愚弄公眾。這時，我們自由選擇的基本公民權利反倒成了禍害之源。」[30]

  傑斐遜和麥迪遜同是《國家公報》的發起者，但傑斐遜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謹慎，而麥迪遜則可以更公開一些。麥迪遜甚至懇請他的朋友都去訂購這份報紙，他說這樣做僅僅是「希望通過幫助弗雷諾得到儘可能與其價值相當的利潤，證明我對弗雷諾的尊重和友誼」。[31]麥迪遜對《國家公報》作為機關報的作用寄予厚望，這一點在他寫給總檢察長埃德蒙·倫道夫的信中清晰可見，信中他盛讚弗雷諾是「一位天才」，並且說確實需要一份報紙來「矯正那些為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服務的流行言論學說」。[32]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其實就是漢密爾頓和聯邦黨人的標準代號。

  傑斐遜用來讓漢密爾頓蒙羞的主要武器之一是他自己對於政治智慧的不知滿足的欲望。在每次成果顯著的討論之後，傑斐遜都會把討論的內容飛快地記錄在便條紙上。1818年，他把這些零散的政治閒談結集成了一本宣傳冊，他稱之為他的「名言集」，即閒言碎語彙編本。在這些篇章之中，漢密爾頓的角色是華盛頓政府的戲劇化惡魔，他的名字在不少於45個條目中出現。兩個世紀以來，這些關於漢密爾頓的可怕傳言一直被反覆研究，同樣也深深地印在今天的歷史學家和讀者的腦海當中。不幸的是，這些傳言往往都嚴重歪曲了漢密爾頓的形象，並且對他的名譽造成了不小的損害。傑斐遜深諳留下書面記錄的威力。

  不知是否出於巧合，傑斐遜公開第一本「名言集」的時候，恰好是在弗雷諾接受國務院職務之後。傑斐遜總是容易輕信有關漢密爾頓的傳言，並且相信存在一個由漢密爾頓召集的親英派保皇主義邪惡組織。他在「名言集」中指出，漢密爾頓是個傀儡，被一個想要擊敗憲法、建立英式君主政體的陰謀集團所利用——他根本沒有理會漢密爾頓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的大多數文章，並且幾乎是單槍匹馬地使憲法在紐約得以批准。傑斐遜不動聲色地搜集漢密爾頓的草率之舉。譬如，傑斐遜記錄了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當時對英國憲法的稱讚之詞，也記錄了漢密爾頓在紐約聖安德魯協會的晚宴上疑似致喬治三世的祝酒詞，還記錄了漢密爾頓有一次在宴會上宣稱：「除了君主政體以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可能擁有穩定和安全。」[33]這些傳說的可疑之處從傑斐遜講過的一則漢密爾頓軼聞中可見一斑。那是1791年漢密爾頓前往傑斐遜府上拜訪的時候，他問起牆上的3幅肖像畫，傑斐遜說：「他們是我最崇拜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三大偉人——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艾薩克·牛頓爵士和約翰·洛克。」據說，漢密爾頓回答道：「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是尤利烏斯·愷撒。」[34]如果不是完全失實的話，這段傳說也是相當令人懷疑的，因為漢密爾頓的論文集中涉及尤利烏斯·愷撒的輕蔑之詞不計其數。實際上，每當漢密爾頓指責傑斐遜是平民政治煽動家時，總是把他稱作尤利烏斯·愷撒。可以推測，如果這是對漢密爾頓原話的準確引述，那麼當時他是在和傑斐遜開玩笑。

  「名言集」的問題並不在於傑斐遜自己的信口雌黃。有時他對二手的閒言碎語也照單全收。經過他看似不經意的評論，芝麻小事都能放大成異常恐怖的描述。有些時候，他也會疏忽那些可能賦予了事件不同理解的細微差別。他提及漢密爾頓公開宣稱自己是君主主義者：「漢密爾頓一直在考慮憲法是否能夠持久地保護社會，懷疑君主立憲制或許是一條必經之路；另一方面，他發誓要在任期內竭盡全力讓新政府得到公平發展的機會。」傑斐遜在「名言集」1791年8月13日的記錄中，正確地強調了這一點。他轉述漢密爾頓的話說：「在我們完全放棄共和政體之前，我們必須為新共和國而不懈努力。如果作為純粹共和主義基礎的平等政治權利與社會秩序能夠兼得，那麼過早放棄它是一種墮落的想法。」[35]顯然，這是對之前引文的糾正。然而，在其他時候傑斐遜並不總是如此小心，他會公然宣稱漢密爾頓「不僅是一個君主主義者，而且其崇尚的君主制還是以貪污腐敗為基礎的」。[36]

  然而，關於漢密爾頓的最具誹謗性的傳說還不是來自傑斐遜，而是很久以後出版的一本書，書名叫《西奧菲勒斯·帕森斯回憶錄》（Memoir of Theophilus Parsons）。帕森斯曾經是約翰·亞當斯欽點的總檢察長；這本書是1859年由他的兒子出版的——此時西奧菲勒斯·帕森斯已過世46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辭世55年了。作者講述，在新憲法頒布後不久的一次紐約晚宴上，某位不知名的客人正極力稱讚美國人民的智慧。據說漢密爾頓將拳頭狠狠往桌上一擊，大聲地說：「您的人民，閣下，您的人民是一群怪獸！」作者在這裡補充說：「這件事情是一位朋友講給我聽的，他則是聽當時在場的一位客人說的。」[37]正如史蒂芬·F.諾特（Stephen F. Knott）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持久不衰的神秘》（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th）一書中所說，對於一件發生在71年前的事件的描述，某人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別人又是從別人那裡轉述而來的，而凡是尋找一切機會玷污漢密爾頓名譽的人都會不遺餘力、添油加醋地到處傳播此事。事實上，那句呼喊出自多米尼加修道士托馬索·坎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的一首平民主義詩歌，它把人民比作沉睡中的怪獸，認為人民必須覺醒，並認識到自身的力量。實際上，漢密爾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這個世界充滿無賴和傻子。如果他當時真的喊出「您的人民是一群怪獸」，那麼，說話者的基調或本意可能與某些人意圖強加的那種大相逕庭。

  1792年2月28日下午，傑斐遜打著討論郵局問題的幌子來找華盛頓。傑斐遜的真實目的是要警告華盛頓，漢密爾頓的財政部正對政府產生著破壞性威脅。傑斐遜希望將郵局置於國務院的掌控之下，因為「財政部已經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足以吃掉全部行政權力，以後就連總統……也不一定能夠和財政部直接抗衡」。[38]一如既往地，傑斐遜虔誠地表示自己對權勢無欲無求，還說他打算辭職，並暗示說漢密爾頓從來沒有要離職的意思。第二天早餐的時候，華盛頓力勸傑斐遜留下來。傑斐遜無視整體的繁榮，他把國家現存的種種問題都歸咎到一個根源，那就是漢密爾頓的制度與政策，他還譴責漢密爾頓引誘國民陷入金融賭博之中。對於傑斐遜這些離間行為，漢密爾頓毫不知情。

  傑斐遜越來越執著於誹謗與中傷漢密爾頓。在4月的一次內閣會議上，漢密爾頓說他會儘量滿足國會對於財政部內部文件的要求，但是要保留不予提供部分敏感文件的權力。他說：「某些人查探秘密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招惹是非。」對於傑斐遜而言，漢密爾頓是在尋找託詞。他在「名言集」中表示：「我認為（漢密爾頓）已經開始懼怕他們會繼續調查財政部職員和政府其他人員涉足股票和銀行領域的程度究竟有多深。」[39]5月間，傑斐遜警示華盛頓說，菲利普·斯凱勒在幾個月前的一次晚餐上鼓吹世襲制政府。同月，傑斐遜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主旨是說漢密爾頓政策的「終極目標」是「為從當前的共和政府過渡到君主政體鋪平道路」。[40]華盛頓與漢密爾頓15年前就認識了，並且相知甚深，他並不輕信謠言，也有足夠的智慧將這些非難與指責拋諸腦後。

  麥迪遜和傑斐遜一樣，都是漢密爾頓的死對頭，他認為這個邪惡的敵人必須被打倒。正如加里·威爾斯所評論的那樣：「麥迪遜常常以為，那些與他自己所奉若真理的意見相對立的人都懷有險惡用心。」[41]麥迪遜認為，漢密爾頓將英式腐敗根植到美國來，是在為君主製做準備。弗雷諾的《國家公報》為麥迪遜提供了一個便利的平台，每月報紙上都會變本加厲地刊登他匿名撰寫的詆毀漢密爾頓的文章。1792年2月，在傑斐遜從內閣內部不停地攻擊漢密爾頓的同時，麥迪遜嚴厲指責說：「政府受到腐敗的影響，已經開始公私不分了。」[42]到了3月份，麥迪遜對漢密爾頓的抨擊更加不分青紅皂白：漢密爾頓寵信投機者，使得國債膨脹；他還歪曲憲法，試圖把貴族制度引入美國等。

  作為一位立法策略大師，麥迪遜被認為是眾議院歷史上的第一位反對派領導者，而且大部分的南方人是他堅實的後盾。麥迪遜憎恨漢密爾頓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覺得漢密爾頓已經取代了他作為華盛頓私密顧問的地位。為了能夠牽制漢密爾頓，麥迪遜竭力利用立法來控制財政部的權力，百般阻撓財政部為即將開始的西征軍隊籌措經費。麥迪遜沒有如願以償，但是整件事情讓漢密爾頓感到震驚，為什麼曾經的朋友會如此激烈地設法剝奪他的權力。後來他說，麥迪遜「非常清楚，如果此舉成功的話，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我必須辭職」。[43]阿比蓋爾·亞當斯認為，這種反漢密爾頓的運動起源於維吉尼亞州。「所有針對財政部長和政府的攻擊全部都來自那個地方。」她告訴她的姐妹：「但是我想，如果人們都能夠安居樂業的話，事態就不會擴大。」[44]費舍爾·埃姆斯也覺得有組織的反漢密爾頓的行為來自維吉尼亞。「維吉尼亞州正在統一行動，」他告訴朋友，「他們的黨派紀律就像普魯士人一樣嚴明。脫黨者無一倖免。麥迪遜已經成為孤注一擲的政黨領袖。」[45]

  那年春天，漢密爾頓嚴密地監控著《國家公報》。弗雷諾吹捧傑斐遜是「傑出的愛國者」，也是「引導自由的巨人」，而對漢密爾頓大肆挖苦諷刺，比如嘲諷他是被宙斯降罪的泰坦巨神阿特拉斯。[46]5月初，他再次用詩句奚落漢密爾頓：「公共債務就是公共禍根。對戰士來說，其糟糕程度無以復加！在投機者手中，它們恰似天賜福音！」[47]甚至連華盛頓也未能倖免於弗雷諾的冷嘲熱諷。當漢密爾頓天真地建議把華盛頓的頭像放在新的貨幣上的時候，弗雷諾認為這是保皇派在行動：「華盛頓，我最愛的孩子，難道也躋身傲慢君主之列？」[48]

  由傑斐遜的國務院出錢僱傭來的翻譯職員所出版的這些反政府的謾罵與誹謗終於讓漢密爾頓忍無可忍了。他得出結論，傑斐遜和麥迪遜早就串通好了要協同作戰讓他下台。他不僅僅是被指責，而且是被釘在了十字架上。他在猜疑方面的想像力不遜於傑斐遜，他認為有一個號稱平民主義的陰謀想要毀掉他。身為財政部長，歷經數年的克制與容忍，現在漢密爾頓的思想和情緒似乎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1792年5月26日，漢密爾頓給維吉尼亞州的徵稅檢察員愛德華·卡林頓寫了一封不同尋常的信，真正意義上地向傑斐遜和麥迪遜宣戰了。在信中，漢密爾頓放棄了慎言的習慣，敞開了心扉。他告訴卡林頓，早在關於債務融資的爭論展開之時，人們就已經察覺到麥迪遜對他的敵意了，只是他自己還不敢相信。而現在事實就擺在他的眼前。「一直到最近一次會議，我才似乎開始確信以下真相：麥迪遜夥同傑斐遜領導著一個與我和我的部門敵對的派系，在我看來，其動機與觀念對於一個好政府的法則而言是顛覆性的，對於統一、和平和國家幸福而言是非常危險的。」[49]關於傑斐遜和麥迪遜的「有計劃的對抗」，漢密爾頓宣稱：「我現在弄清楚了，原來我的覆滅一直是他們的目標。」[50]

  相較而言，麥迪遜的背叛似乎比傑斐遜的敵對更令漢密爾頓難以接受。時至今日，漢密爾頓仍認為貌似溫和的傑斐遜實際上是一個對他心懷宿怨的狂熱分子，如果說這種敵意不是針對聯邦政府的話。而他始終覺得麥迪遜更有才華也更值得尊敬。現在，他唯一的解釋就是麥迪遜受到了傑斐遜的蠱惑。「我不能說服自己，我和麥迪遜先生，曾經有過相同的政治見解，而現在卻在關於採取適當手段的觀點上分道揚鑣，」他告訴卡林頓，「我承認，我曾經認為麥迪遜先生擁有直率、坦誠、正直的品格，而如今，我終於認識到他的個性頗為虛偽，令人捉摸不透。」[51]

  漢密爾頓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反駁那些稀奇古怪的猜想，比如認為他隸屬於一個作為推動共和政府垮台的過渡性的「君主主義政黨」。他承認自己和僚屬所具有的平民主義精神不像麥迪遜和傑斐遜那樣濃厚，但是他們同樣也認為暗中破壞國家共和體制的企圖是大逆不道和異想天開。他希望給予憲法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我也誠心信奉共和理論。我最渴望看到的是消除所有世襲級別的政治權利上的不平等，而這是通過與社會秩序和幸福相協調的實證才能牢固建立起來的。」[52]

  漢密爾頓說，如果他想在美國建立君主制的話，就會照搬平民主義煽動家善用的經典套路：「我就會騎上流行言論的旋轉木馬，高聲呼喊諸如篡位和自由面臨危險等口號。我會竭盡全力拖垮國家政府，發起動亂，然後臨危受命，為大家在風暴中導航。」他始終不相信麥迪遜也參與其中，但對「滿懷抱負，滿腔激情的」傑斐遜表示懷疑。[53]為避免卡林頓誤以為自己的上述觀點需要絕對保密，漢密爾頓暗示說他已經向傑斐遜和麥迪遜攤牌：「他們倆都間接地從我這裡得知了我對於他們所持觀點的想法。」[54]秘密的衝突時期結束了，公開的戰爭從此開始了。

  內閣的不和讓喬治·華盛頓頗為失望。戰爭年代那個年輕氣盛的將軍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他是一個相貌粗獷、滿臉皺紋的老人。他灰色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顯得更小了。他長期受到風濕病的折磨，由河馬的尖牙打磨成的全副假牙和他僅存的一顆健康的牙齒相互摩擦，也使得他疼痛難忍。威廉·麥克萊指出，華盛頓「面色蒼白，確切地說應該是慘白。他的聲音顯得空洞，而且含混不清，這大概是因為他上頜裝了假牙的緣故」。[55]

  華盛頓一直保持著理想的總統形象——超越黨派意識的公民首領。然而現在面對一個幾近分裂的內閣，要繼續保持這樣的姿態是越來越困難了。傑斐遜私下詆毀華盛頓，說他是一個虛榮自負、思想封閉、容易被阿諛奉承所左右的人。「他已經習慣了別人的掌聲，所以他根本不能容忍未經允許就提出的反對意見甚至是建議，」傑斐遜對朋友抱怨，「因此我一直在想，為了共和黨的利益，我們最好的選擇就是對他百般順從，看法一致的時候奉承他，如果意見相左就保持沉默。」[56]傑斐遜不相信漢密爾頓是憑藉有力論據贏得內部辯論，他的結論是華盛頓一定被蒙蔽了。即便華盛頓沒有過人才智，他也完全有能力獨立做出判斷而不會被哄騙或為人所迫。後來，當傑斐遜指責華盛頓完全淪落於漢密爾頓的影響力之下的時候，華盛頓氣憤至極地反駁道：「你自己很清楚，在許許多多的實例上為什麼我決定贊同的不是你，而是你含沙射影所指的那個人（漢密爾頓）。」[57]到了1792年7月初，顯然華盛頓不能再在阻止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之間鬥爭的問題上保持沉默或者無為而治了。已經拖延太久，以致他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他委婉的中立姿態愈發加劇了這兩個被委以重任的手下之間的派系紛爭。

  菲利普·弗雷諾的《國家公報》上的誹謗與誇張現在更是登峰造極。為了紀念7月4日國慶日，弗雷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舉出了一長串「把美國從有限的共和政府變為無限的世襲政府的規則」。[58]同時還指出漢密爾頓的各項計劃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有效手段。緊接而來的文章也充斥著同樣嚴厲的指責，暗示漢密爾頓及其同黨企圖讓美國淪落到君主制和貴族統治之下。為了進一步激怒總統，弗雷諾每天都要給華盛頓送去三份《國家公報》。

  在前往蒙提塞羅避暑之前，傑斐遜再一次坐在華盛頓面前，試圖讓總統相信，漢密爾頓掌握了「國會中一大批腐敗的投票人」，他們投漢密爾頓的票只是因為他們持有銀行股票或者政府證券。[59]華盛頓現在對傑斐遜關於保皇主義陰謀的警告表現得越來越不耐煩，他平靜地聲明，他認可漢密爾頓的政策。如果任何人有別樣想法，他告訴傑斐遜，一定是認為總統「要麼太粗心，不能明察秋毫；要麼太愚蠢，不能洞悉真相」。[60]

  7月25日，漢密爾頓在芬諾主持的《美利堅合眾國公報》上對傑斐遜發起了連珠炮式的公開反擊。在這封署名T. L的信中，他提出了一個關於弗雷諾及其在國務院領受薪水的簡單問題：「支付他這份薪水是因為他的翻譯工作呢，還是因為他公開發表的意在詆毀受人民委託管理國家公共事務的那些人的文章呢？」[61]這封信只有一段，卻具有再重要不過的意義：財政部長正在以匿名的方式對國務卿進行公開譴責。漢密爾頓又重回到了直言不諱的雄辯者的老行當，而弗雷諾則盡情享受著報復的機會。三天後，他把自己的同行，聯邦黨的約翰·芬諾形容為「卑鄙的馬屁精」，說後者為美國參議院發行刊物，從政府得到的錢比他還多。[62]

  華盛頓被這種極度的喧囂與吵鬧弄得很沮喪。令人厭惡的報紙大戰推動事態迅速發展到了一個轉折點。7月29日，華盛頓從芒特弗農給漢密爾頓送來了一封注有「私人、機密」的信件，上面列舉了他在回家途中聽說的21樁對政府的不滿之詞，大家都承認現在的國家繁榮昌盛，同時也表現出對一些具體措施的擔憂。儘管華盛頓假裝認為喬治·梅森是這些擔憂意見的主要代言人，但是很顯然傑斐遜才是根源。華盛頓不想令漢密爾頓不快，信中巧妙地隻字未提這21樁不滿都與漢密爾頓的政策有關。現在，這些長篇累牘的抱怨已經是人人共知的了：沉重的消費稅，過高的國債，投機活動詐取了本該用於生產的資本並且腐蝕了國會。最後，華盛頓告訴漢密爾頓，謠言還說這一系列倡議背後的真正目的是「為從當前政府的共和形式到以英國政體為榜樣的君主制形式的過渡鋪平道路」。[63]

  8月3日，當漢密爾頓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他已經提前向芒特弗農發了一封信，力勸華盛頓爭取連任，並警告，如果不能連任，「將是國家值此緊要關頭的最大不幸」。[64]漢密爾頓擔心敵人對政府虎視眈眈，傑斐遜正在策劃篡權，華盛頓的來信肯定更加堅定了他的這種想法。在給華盛頓回信之前，他在《美利堅合眾國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針對傑斐遜的尖刻的批評文章。這次，漢密爾頓加大了賭注，署名「一名美國人」，開始指名道姓地抨擊他的敵人。他宣稱，弗雷諾的報紙是為了支持傑斐遜的政治觀點而創辦的，而麥迪遜是介紹弗雷諾來費城的中間人。漢密爾頓頗為惡毒地嘲笑說，弗雷諾身為翻譯，懂得的唯一一門外語就是法語，而傑斐遜本人就通曉這門語言。隨後，他直接譴責傑斐遜對政府的不忠不義：「作為政府重要部門的領導人，傑斐遜先生怎麼可以去贊助一家以譴責政府及其施政方針為目標的報紙呢？」[65]當時的很多讀者一定已經猜到這個署名為「一名美國人」的作者的真實身份了。

  在這場衝突之中，漢密爾頓於8月11日和18日又以「一名美國人」的署名發表了另外兩篇文章，詳細闡述了傑斐遜和弗雷諾之間這種不適當的關係：「這位官員身邊的每個人都很清楚這個事實……他對政府的重要施政措施予以責難，甚至可以說是懷著即便稱不上下流，也極不慎重的熱心。」[66]漢密爾頓在全面開火的同時，又給華盛頓寫了一封長達14,000多字的信，為他任職財政部期間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他承認，這些針對他的不實指控深深地傷害了他。他可以容忍別人對其觀點的批判，但是不能忍受對其人品的懷疑。「我感到我對他們而言好像絲毫沒有價值，有時一些憤慨之詞會脫口而出，儘管我一直在盡力克制。」[67]漢密爾頓列舉了他在職期間的業績。他談到美國償還債務利率的大幅下降（從6％降到了4%），外資引入對商業和農業的資本支持。現在已經有充裕的資金來發展傳統業務，甚至投機行為也證明了其政策體系的穩定性，因為「在不穩定的體系下，股票是一種太不確定的投資品種」，人們不會參與投機。[68]漢密爾頓否認有任何國會議員「稱得上是股票經紀人或者證券交易商」，雖然有的官員確實購買了國債。[69]很多人都是在第一合眾國銀行建立以後才購買了銀行股票，他認為這無可厚非。令漢密爾頓氣憤的是，傑斐遜標榜自己是唯一秉持公德道義的人。對此，漢密爾頓向對手發起了如下反擊：「說到對自由和對國家的熱愛，你拿不出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你勝於我。從今往後，請你不要再把所有的愛國主義和國家的美德都作為你和你的黨派的標籤。」[70]

  漢密爾頓的信中激情閃耀，想必更加重了華盛頓對政府中這種分裂狀況的擔憂。8月末，他給漢密爾頓回了信，信中充滿憂鬱，懇求漢密爾頓和傑斐遜能夠相互寬容。目睹他們在報紙上交相攻訐，華盛頓為這些「中傷」和「指責」感到非常遺憾，他希望採取「拯救措施」重建和諧。[71]總統擔心，如果這種刻毒尖酸的口舌之爭持續下去的話，聯邦將不攻自破。

  此時，這個年輕共和國的政治生活呈現出一種很奇怪的景象。一方面這個時期的領導人的才幹遠遠超過未來美國歷史上的歷屆政府；另一方面，他們相互之間的憎恨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對於一流的思想意識與低級的誹謗攻擊的並存該做何解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對立雙方都認為美國的未來危如累卵。到了1792年，兩派政黨都將對手視為對革命傳統的致命威脅。然而，這種理想主義和謾罵詛咒的奇特混合正是源於其創始人的背景與經歷。這些革命時期無私的戰士和制憲會議的智者不得不走下神壇，適應每天都要忙於具體政務的粗鄙世界；他們在這個世界中培育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昔日的榮光能派上用場。所以，這些創始人就會以兩種不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崇高和平凡，無私和自私，英勇和乏味。經過1776年和1787年脆弱的統一之後，他們之間漸漸展開了廣泛的競爭，甚至彼此產生了嫉妒的心理。因此，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他們最尖刻的言辭都來源於他們自己筆下也絕非偶然。

  漢密爾頓沒有理會華盛頓提出的停止攻擊傑斐遜的請求，相反地，他進一步增強了出擊的力度。越來越痛苦的他無法做到華盛頓要求的忍耐與自製。在9月9日給華盛頓回信的前一天，又一批新鮮出爐的爆炸性文章向漢密爾頓襲來。一個署名「阿里斯蒂德（Aristides）」的作者——阿里斯蒂德是古希臘時代一個熱愛祖國而且不唯利是圖的雅典人的名字——把傑斐遜神化為「貴族統治、君主政治、世襲制、貴族頭銜等級和其他貌似莊嚴的君主政府的堅定不移的反對者」。他暗指漢密爾頓認同這些理應憎惡的東西，雖然實際上漢密爾頓一直是對其持譴責態度的。提到漢密爾頓總是進行匿名誹謗時，作者把財政部長描述成「一個懦弱的刺客，總在黑暗中出擊，放心大膽地傷人，因為黑暗中別人看不見他」。[72]弗雷諾的《國家公報》仍然把聯邦黨人斥責為「君主黨」「有錢的貴族派」和「獨裁主義者」——這些似乎並不能在漢密爾頓的心中引起懊悔自責的情緒。

  在9月9日寫給華盛頓的信中，漢密爾頓稱讚了華盛頓希望雙方和解的努力，隨後強調這些爭鬥並不是他挑起的，他是受害方，他也不會就此進行譴責。他非但沒有讓步，反而進一步建議華盛頓把傑斐遜逐出內閣：「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為了公共利益而更換您的內閣成員的時刻即將到來。」[73]漢密爾頓說，在一切尚未危及政府的時候，他寬容了傑斐遜的種種卑鄙下作的伎倆。而現在情況並非如此：「根據我所掌握的證據，我堅信《國家公報》是他（傑斐遜）為其政治目的而創立的，首要目標就是竭盡全力地讓我和所有與財政部相關的措施都顯得可憎至極。」[74]漢密爾頓認為自己有義務來揭穿這個反政府團伙，並且「揭開其主要參與者的面紗。在這個強烈的驅動之下……我屈服了」。[75]漢密爾頓告訴華盛頓，他不可能停止在報紙上對傑斐遜的反攻，其措辭令人震驚：「我發現自己已經是無路可退了。」[76]

  在這之前，漢密爾頓從來沒有像這樣直截了當地拒絕過華盛頓；即使他不再擔任華盛頓的戰時參謀之時，他也從來沒有像這樣發自內心地堅持過自己的獨立自主，甚至就在告訴華盛頓自己會盡力克制、避免對抗的時候，他已經在為下一篇言辭激烈的媒體文章做準備了。漢密爾頓與傑斐遜之間的爭鬥如暴風驟雨般，已經演變成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深仇大恨，此時，華盛頓也無力阻止了。

  對於華盛頓希望雙方克制、容忍的請求，傑斐遜也一樣是充耳不聞。在對總統的答覆中，他換了一種形式來批判和否定漢密爾頓體系。他說：「（漢密爾頓的體系）來源於違背自由的原則，旨在通過建立財政部對立法機關成員的影響力，從而破壞和推翻共和政體。」他指責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上贊同君主制和英國式的國會上議院——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對漢密爾頓的誤解。他還試圖從更為「中立」的角度抱怨漢密爾頓未經批准就與英國和法國的外交使節會晤，但是言辭之間卻流露出了他一向刻意隱藏的醜陋的優越感：「我不想讓自己的退休生活背負他的誹謗詆毀。這個人的歷史，從我們的國家屈就垂青於他的那一刻開始，就充斥了各種反對國家自由的陰謀詭計，而正是我們的國家接納了他，給了他生路，並且賜予他無上的光榮。」[77]這樣的說法似乎帶有一點輕視白手起家者的貴族式傲慢。實際上，縱觀美國歷史，再沒有哪位移民的貢獻能夠大過漢密爾頓了。

  漢密爾頓似乎已經被這些爭辯弄得有些精神緊張了。在依然隱秘的雷諾茲事件中，他已經顯現出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現在他經常當眾表現失控，似乎是受感情驅使，他情不自禁地要對攻擊做出回應。無論何時，只要他試圖去抑制自己的情緒，總是反過來會被排山倒海般爆發的情緒所淹沒。整個秋天，好爭辯的財政部長更換著不同的羅馬筆名不斷發表火藥味兒十足的文章。從這時候起，他開始撰寫針對財政部的連載評論文章。他認為自己的個人名譽和國家命運都危在旦夕，於是使出渾身解數，竭盡言辭之利，試圖力挽狂瀾。一次又一次地，漢密爾頓犯下了職業生涯中同樣的政治錯誤：他永遠不懂得見好就收，隨之而來的過激行為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無可挽回的莽撞與輕率之中。

  在新的戰鬥中，漢密爾頓甚至把戰場搬到了他敵人的陣地——《國家公報》上去了。就在告訴華盛頓他無法停止與傑斐遜的爭辯的兩天之後，他在弗雷諾的報紙上出現了兩次，署名為「西維斯（Civis）」。他說存在一個傑斐遜派的陰謀團伙企圖在下一次競選中獲勝。在「第一個事實」中，他糾正了長期以來傑斐遜派對其觀念「國家債務可能是對國家有益」的曲解。他不認為公債在任何時候都是好的，並認為：「只有在特定的、階段性的情況下可能帶來一些好處，而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可能就會產生不良後果。」[78]同時，他也譴責了傑斐遜派的偽善，他們反對稅收和債務方面的政策：「有些人竭力要擺脫債務，同時卻又反對一切為了籌錢還債而開徵的稅收。」[79]

  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漢密爾頓又回到了他的思想家園——芬諾的《美利堅合眾國公報》，用「卡圖盧斯（Catullus）」的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新文章。他公然對自己大加讚賞，說財政部長根本不怕別人對其行事動機進行任何問訊：「如果他會畏懼別人針對他的政治策略和措施進行最嚴格的檢查的話，那麼只能說我是看錯人了。」[80]如往常一樣，漢密爾頓形容傑斐遜是一個偽裝巧妙的暴君，用共和的樸素形式隱藏著他的狼子野心。他認為，傑斐遜一開始是反對憲法的，後來為了謀求私利又開始擁護憲法。漢密爾頓一邊攻擊傑斐遜的政治立場，一邊詆毀其個人聲譽。漢密爾頓暗示說，自己對傑斐遜的私生活有著更深入的了解，並宣稱傑斐遜關起門來是個行為放蕩不羈的人：「迄今為止，傑斐遜先生都裝扮成一位平靜、謙遜，即將退休的哲人，一位平和簡單、清心寡欲的共和黨人。現在，破天荒地把他視為詭計多端的煽風點火者，狂暴激烈的競爭對手，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卡圖盧斯」說傑斐遜的本性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被披露過：

  但是，偽裝出來的熱忱與慎重無論多麼精心，終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當假扮斯多葛派的面具從伊壁鳩魯的臉上撕開的時候，當教友派信徒簡樸的服飾從隱藏至深的酒色之徒身上剝下的時候，當人們意識到愷撒羞怯地拒絕皇冠只不過是對服飾的拒絕，實際上仍要牢牢掌握皇權的時候，一切昭然若揭。[81]

  漢密爾頓更進一步地將矛頭指向傑斐遜的個人生活，其資料來源可能是從安傑莉卡·丘奇處了解到的傑斐遜與薩莉·赫明斯的曖昧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漢密爾頓又一次地把尤利烏斯·愷撒比作暴君的極致代表，而並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

  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對於華盛頓希望兩人克制容忍的回應唯一有一點不同的，漢密爾頓自己拿起了筆，而傑斐遜則雇用了多個代言人。1792年9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間，《美國每日GG報》上刊登了六篇標題為「傑斐遜先生的辯護詞」的文章。其中的五篇為來自維吉尼亞，受傑斐遜庇護的參議員詹姆斯·門羅所作，另一篇則是麥迪遜所寫。他們兩人曾在蒙提塞羅與傑斐遜進行了詳細的商討，傑斐遜給麥迪遜寫了七封信，而門羅在寫文章時大量引用了其中的內容。門羅試圖為傑斐遜洗刷反對憲法的罪名，同時對國債提出嚴厲批評。在一篇題目為「一個多黨派的公正國度」的文章里，麥迪遜說漢密爾頓派「偏袒富人階層」，還說他們就是想要通過「貴族頭銜、金錢和報酬的魔力以及軍隊的恐怖」來指揮整個政府。[82]在寫這篇文章之前，麥迪遜就從眾議院的辦事員約翰·貝克利那裡得到消息說，漢密爾頓已經明確宣布麥迪遜是他「個人和政治上的敵人」。[83]兩人的關係發展到了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5年前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共同撰寫《聯邦黨人文集》時，他們斷然是料想不到現在的局面的。

  1792年10月1日早餐前，傑斐遜和華盛頓在芒特弗農見了面，並再一次地試圖讓華盛頓相信，漢密爾頓指揮著一個建立君主制的陰謀集團。根據傑斐遜的說法，漢密爾頓曾經告訴他：「憲法空洞無味，就像只有牛奶和水，它不會長久，頂多是通向更好出路的過渡。」[84]現在，華盛頓對傑斐遜及其無中生有的所謂陰謀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告訴傑斐遜：「他相信在整個美國找不出10個具有言論影響力的人會贊同把美國政府轉變成君主制的想法。」[85]同時他坦白表示自己支持漢密爾頓的債務融資政策，因為它頗見成效。傑斐遜後來寫道：「在華盛頓先生的感受中，他已經對我們之間的事感到絕望了，也不再信任我們了，這一切極其迅速而又超乎尋常地達到了頂峰。」[86]華盛頓說，他並不介意某些議員擁有政府債券，因為在任何政府中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利己主義。

  由於總統站在了比傑斐遜年輕許多的對手的一邊，傑斐遜惱羞成怒地做出結論：總統由於年事已高，頭腦也衰退了，他的意見說明「他希望有人代他行事，替他做主」。[87]失望的傑斐遜重申了要在華盛頓的第一屆任期期滿（1793年3月）時辭去國務院職務的想法，但一直到那年年底，他依然經常出現在國務院。漢密爾頓在工作中綻放出了活力，並在其中找到了自我價值，而傑斐遜卻痛恨文案工作，他厭倦了每天對政府策略進行無休止的爭辯，憧憬著重返蒙提塞羅過自己平靜的生活。這份公職使他陷入了政敵的重重陷阱之中，他明白，在離任以後重新培養自己的追隨者會更容易一些，再去勸說喬治·華盛頓也沒有任何意義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已經勝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