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貪慾與進取心

  1790年12月14日，徵收酒類消費稅的提案在國會引起軒然大波後的一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遞交了另一份開創歷史先河的報告，這一次他吹響了批准成立美國第一家中央銀行——合眾國第一銀行的號角。整個國家尚未消化財政部長在短短15個月間層出不窮的各種方案計劃，正逐漸了解漢密爾頓的頭腦是多麼高產。他正在為締造一個強大的國家而添磚加瓦：公共信用、高效的稅收制度、海關業務，現在還有強大的中央銀行。在其所有不朽的計劃中，關於合眾國第一銀行的提案引發了對憲法的最深層探討。

  在時間上，美國獨立戰爭及其餘波與18世紀晚期的兩次巨大變革恰巧重合。政治領域中出現了對皇權統治的批判，湧現出尊重個人自由、多數統治和有限政府的全新思潮。除了漢密爾頓，富蘭克林、亞當斯、傑斐遜和麥迪遜都在該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然而，如果說到該時期並行的經濟巨變——工業革命、全球貿易的擴張、銀行和證券交易的發展——漢密爾頓是無可匹敵的美國先知。在其他開國元勛中，沒有誰能橫跨這兩個領域，只有富蘭克林還稍微接近一點，這也離不開漢密爾頓的創新與偉業。他清醒地預見美國經濟的未來，他提出的願景令多數人著迷，也有人為之深感不安，但這願景終將迎來成功的一天。他堅定不移地站在歷史分水嶺中現代化的一側，這使他看上去似乎與其他開國元勛格格不入。他惹來如此眾多的恐慌和混亂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隨著美國對商業的態度在讚美和批判之間變化，漢密爾頓的聲譽也經歷了時盛時衰的大起大落。歷史學家戈登·伍德寫道：「雖然19世紀晚期美國人尊漢密爾頓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創建者』，但到了20世紀的大多數時候，這種尊榮卻變成了他的污點。」[1]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由資本主義引發的，比如它驚人的效率和顯著的不平等，這些都與漢密爾頓的形象密不可分。作為美國市場經濟的首席代理人，他必須刺激利益的驅動力，接受利己主義作為經濟行為的主要動力。同時，他從來就不是一個缺乏頭腦的商業鼓吹者，他清楚地知道，對財富的渴求有可能逐漸演變為有害的貪得無厭。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2篇中，當討論到繁榮如何促進貴重金屬的流通時，他將黃金和白銀比作「人類貪婪與進取心的心愛的物品」——這句話巧妙地概括了他對個人逐利行為的矛盾心理。

  在這個人民白手起家的國度，漢密爾頓成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因為他相信政府應當鼓勵自我實現、自我進步和自力更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關於社會變革的傑出範例，而他永不枯竭的精力則證明，他虔誠地相信工作對於促進人們的心智和體格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動力。身為財政部長，他希望為企業家爭取空間，因為他認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和富蘭克林一樣，他憑藉直覺知道美國獨特的商業天賦：「在任何依賴於進取之心的事情上，我們不必擔心會輸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我們甚至可以說，進取心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核心元素。」[2]

  比起他為創建美國市場經濟所做的工作，漢密爾頓在促使美國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文化和法律環境方面的投入更多。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條件。其中，它必須通過可執行的契約及建立法律規則，尊重私人財產，創建可信賴的行政機構以裁斷法律糾紛，並提供專利權以及其他權益的保護措施以鼓勵發明創造。《邦聯條例》最大的敗筆就是它未能提供這些條件，這也正是漢密爾頓推動憲法的主要動機之一。「眾所周知，」他寫道，「州政府在財產和信用方面的散漫管理是在現行憲法實施之前困擾我們國家的惡疾之一，也是公眾輿論導向憲法實施的核心原因。」[3]漢密爾頓使新憲法成為創建經濟發展所需法律框架的靈活手段。他通過激活三個未定形的條款，以達到這個目的——必要及適當條款、公共福利條款和貿易條款。他努力讓這三個條款成為經濟領域政府能動性的基礎。

  華盛頓第一個任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關注經濟事務，而這正是漢密爾頓卓爾不群的領域。伍德羅·威爾遜公允地評論說：「當我們回顧第一屆政府的政策時，我們更多地想到的是漢密爾頓先生，而不是華盛頓總統。」[4]漢密爾頓擁有一個無人能夠企及的信息存貯庫。由於金融「科學」對於美國來說是全新的，所以費舍爾·埃姆斯評述道：「即便是一位紳士，也可能好心辦壞事。」[5]在這些紳士中，擁有政治遠見，卻在金融領域倒行逆施的，是18世紀90年代最兇猛地批評漢密爾頓的3個人：傑斐遜、麥迪遜和亞當斯。這些開國元勛固守靜止不動的陳舊世界觀，不屑於銀行、信用和證券市場。從這個角度看來，漢密爾頓是這個時代的進步代表，而他的批評者則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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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維吉尼亞種植園主的成員，傑斐遜和麥迪遜發自內心地鄙視市場的價值，認為商業是骯髒可恥的寄生蟲。正如自古以來擁有土地的地主那樣，他們對商業和金融投機表現出一種勢利的鄙視。傑斐遜終生夢想著一個世外桃源般的農業國家，只有少數家庭發展製造業。他崇尚鄉村生活的平靜，而不是漢密爾頓津津樂道的生機勃勃的喧囂城市。他寫道：「我認為我們的政府應當保持數世紀以來的美德，因為我們還是以農耕為主的……如果我們效仿歐洲那樣擁擠在大城市，我們就會像歐洲那樣腐化墮落。」[5]在傑斐遜看來，銀行是欺詐窮人、壓迫農民的工具，還會導致一種破壞共和質樸之風的奢侈風氣。相當令人奇怪的是，身為大奴隸主的他，竟然認為農業是平等主義的，而製造業將造成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

  身為新英格蘭地區商業社團的代表，約翰·亞當斯也許有可能贊同漢密爾頓的經濟體制，但是，他也喜歡回歸更簡樸的時代。在以後的歲月里，亞當斯告訴傑斐遜：「持有鈔票的貴族和法國或英國的貴族一樣邪惡。」[6]對亞當斯而言，銀行系統就是富人剝削窮人的一個騙局。他指出：「美國的每一家銀行都是用來搜刮人民手中的財富的巨大稅項。」並輕蔑地將銀行家稱為「騙子和竊賊」。[7]「我向來憎惡我們的整個銀行系統，」另一次亞當斯宣稱，「我將繼續憎惡並至死憎惡……每家收取利息或從借款人身上榨取利潤的銀行。」[8]亞當斯非常精明，他並不認為可以徹底取締銀行。相反，他希望建立一個擁有各州分支機構的中央銀行，而不是私人銀行。傑斐遜和亞當斯都討厭依靠倒賣金融票據賺取財富的人，很久以後，當亞當斯發表一篇激憤的演說，抗議銀行系統的不公正時，傑斐遜贊同地認為，商業就是「無休止的……盜竊」。[9]至於銀行服務於經濟目標的功能——它們能夠產生繁榮，在富裕少數人的同時，也潤滑了商業貿易前進的車輪——對兩人而言，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當他們把漢密爾頓描述為魔鬼時，我們必須謹記，他們認為銀行業務和其他金融活動都是「地獄裡的詭計」。

  漢密爾頓從未懷疑過建立合眾國第一銀行的緊迫性，由於缺乏能在各州通用的統一貨幣，國家只能忍受外幣泛濫的痛苦。所以國家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以擴大貨幣供給，為政府和商業提供信貸，集中收入，負責償債支付，處理外匯事務，以及為政府基金提供儲蓄。漢密爾頓平靜地宣布，任何人只要當上一個月的財政部長就會產生「絕對堅定的信念」，那就是，「銀行是政府財政運轉的基本手段」。[10]

  漢密爾頓熟悉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的私人銀行，但這些具有地區性質的機構能為建立合眾國第一銀行提供的參考指南實在有限。幸運的是，他對歐洲銀行所創下的先例耳熟能詳，因為在美國獨立戰爭的警報聲和遠征途中，他努力自學了金融史知識。1780年9月，他曾給詹姆斯·杜安寫過一封具有驚人前瞻性的信件。當時這25歲的漢密爾頓偶然間閃現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逐漸完善，形成了他現在的中央銀行理論——公共和私人錢財的有效混合：「英格蘭銀行把私人信用和政府權威及信任結合起來……阿姆斯特丹銀行也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那麼為什麼我們不建立這樣一個美國的銀行呢？」[11]這種混血特性——依靠政府權威支持，實質上卻是私人銀行——將用來定義他的合眾國第一銀行。

  為更深入地了解歐洲中央銀行，漢密爾頓開始研究馬拉基·波斯爾思韋特的《貿易與商業通用詞典》和安傑莉卡從倫敦寄給他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然而，他主要的初級讀本卻是創建於1694年威廉三世國王時期的《英格蘭銀行章程》（Chart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他放了一份副本在書桌上，在擬寫建立銀行的報告時隨時翻閱參考，但他並沒有不加批判地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創新。漢密爾頓的銀行將為政府服務並鼓舞經濟，並且他一直強調更為廣闊的公共利益，以免銀行被誤解為被少數投機私黨操縱的不公正的工具。

  在報告的開篇，漢密爾頓強調了自己追趕歐洲經驗的願望：「不言而喻的事實是，公共銀行在那些數一數二的、最文明的商業化國家獲得了支持和保護。它們不斷地在義大利、德國、荷蘭、英國、法國獲得認同，也將會在美國獲得成功。」[12]漢密爾頓意識到了普遍存在的對銀行的偏見，他知道必須說明銀行的優點。他效仿亞當·斯密，說明被緊鎖在商人的柜子里的黃金和白銀是無法增值的。然而，如果把它們存進銀行，這些沒有生命的金屬就會成為「國家財富增長的溫床」，使市場得到復甦的活力，形成比堆在銀行保險庫中的錢幣總數大好幾倍的信用供給。[13]用當今的話語來說，漢密爾頓希望增加貨幣供給，並提高貨幣流通的速度。由於貨幣匱乏，很多交易都是以實物交換的方式進行；在南方，菸草的倉庫收條常常兼具貨幣的功能。合眾國第一銀行能夠提供流動資金，以促進商貿的便捷、自由發展和提高效率。

  對於銀行的憎惡顯然非常普遍，這正是漢密爾頓殫精竭慮想要對抗的力量。例如，他不得不就銀行是否總會滋生證券業的投機狂潮進行辯論。他斷言，正在增強的對政府的信心將逐漸減少政府債券上的投機行為。與此同時，他承認投機的弊端只是「一種影響公共利益的偶發性疾病」，不會壓過銀行貸款的各方面好處。他辯解道：「如果把一件有益事情的濫用作為對其定罪的理由，那麼幾乎所有社會繁榮的根源都會被迅速剷除。」[14]考慮到投機熱潮即將爆發，我們需要先了解漢密爾頓對銀行的強有力的陳述：「儘管採取一切預防措施，銀行有時仍會受到誘惑並釋放出錯誤的貸款，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它能夠促使誠實勤奮的小人物或缺乏資金的才幹之士從事對個人和社會有利的事情。」[15]

  出於政治和法律原因，漢密爾頓必須觸及「貨幣」這一具有危險性的話題。憲法規定各州可以發行自己的紙幣，因為所有人都記得獨立戰爭期間國會統一發行的大陸幣最後變得一錢不值。那麼現在，聯邦政府是否應當發行紙幣呢？由於害怕通貨膨脹的危險，漢密爾頓否定了這一想法，他認為一些人所想的「貨幣的運作原理遠比稅收的產出容易，一個發行紙幣的政府能夠控制在緊急情況下超發貨幣的風險」是不正確的。[16]漢密爾頓選擇了另一個方式，即通過合眾國第一銀行發行可用金銀幣贖回的紙幣。他認為這將使一個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的系統運轉起來：如果銀行發行過多的紙幣，紙幣持有者會對紙幣的價值產生懷疑，並將其兌換為黃金或白銀；而這將迫使銀行縮減紙幣供應量，恢復紙幣價值。

  漢密爾頓希望，他的合眾國第一銀行能夠有充足的盈利以吸引私人投資者，並且能為公共利益服務。他知道，銀行董事會的構成將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董事會將由「一小部分經過精心選擇的人」組成。為避免濫用信任，漢密爾頓建議實行強制輪換制度。對合眾國第一銀行董事的相關事宜採取「必要的保密」，因為「人們推斷這些人是否有失誤或可能失誤，這將產生無止境的想像空間。所以把『人員變動的必要性』列入銀行章程，就是這種不能迴避的保密行為的一個充分理由」。[17]但是，誰將執掌這座神秘的金錢堡壘？這個銀行的1000萬美元的資本，要比美國所有銀行的資金總和高出好幾倍，其規模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漢密爾頓希望銀行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為此他提出一種理論，後來被全球中央銀行奉為真理——貨幣政策極易被濫用，因此它需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與政治家的干預絕緣：「若要讓這種性質的機構享有公眾的充分信任，那麼在它的結構中應該有一個核心因素，那就是它應當處於私人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政府管理；它應該處於個人利益的指引之下，而不是公共政策。」[18]

  與此同時，漢密爾頓擔心銀行由於脫離政府控制而發生濫用權力的情況。為捍衛公共利益，政府應當成為銀行的小股東，並能夠在選舉投票時有權贊成或否決某位董事。政府將被授權購買1000萬美元銀行股本中的200萬，所占股份足以讓政府進行槓桿調節，但又不能發號施令。財政部長則將收到關於銀行經營活動的周報，並保留檢查其帳目的權力。

  在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的成就中，貫穿著一種特性，那就是他的每一個計劃的設計都與其他的計劃相關聯，從而形成一個獨立而具有連鎖性的整體。他的合眾國第一銀行也不例外。在由私人投資者認購的800萬美元銀行資本金中，四分之三將用政府債券支付。因此，漢密爾頓巧妙地將他的銀行與公共債務計劃交織在了一起，這也讓政府放棄一個計劃而保留另一個變得非常困難。漢密爾頓的財政計劃如同鐘錶構件一般錯綜複雜，緊密嚙合，這愈發讓他成為對手心中的惡魔與噩夢。

  1791年1月20日，關於申請批准合眾國第一銀行20年經營權的議案在參議院輕而易舉地通過。這時，美國政壇即將上演的分裂還沒有任何預兆。直到2月初，眾議院慎重討論銀行議案時，人們才意識到，漢密爾頓與麥迪遜之間由於消費稅而重建起來的友好關係，這一次將無可挽回地走向破裂。麥迪遜等人反對該提案仍然是出於地方利益。一些合眾國第一銀行的批評者認為，銀行機構將以南方種植園主為代價來增強北方商人的實力，而麥迪遜恰恰來自於最大的農業州。漢密爾頓否認有任何城市的偏向，他告訴華盛頓說，但凡建立銀行的地方，「都會給農業、製造業和商貿業帶來新的活力」。[19]即便果真如此，漢密爾頓也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即農民本質上是債務人，因此他們對於銀行家和其他債權人懷著蔑視的情緒。南方種植園主尤其痛恨銀行家。「在他們眼裡，銀行業不過是在濫用金錢以獲取不法利潤，」歷史學家約翰·C.米勒（John C. Miller）寫道，「一個維吉尼亞種植園主發誓說，他寧願去妓院，也不願意踏進銀行半步。」[20]

  漢密爾頓希望合眾國第一銀行設在費城。他告訴華盛頓說：「顯而易見，一個擁有大量資金和生意的商業大都市肯定是這家銀行的最佳落腳點。」[21]但麥迪遜擔心，將銀行設在費城將使國家資本永遠紮根於此，永久首都也將隨之變更為費城，從而違背遷往波托馬克的約定。來自羅得島州的議員班傑明·伯恩（Benjamin Bourne）推測，如果不是「來自南方的紳士」認為第一合眾國銀行「不利於國會向波托馬克搬遷」的話，麥迪遜也許不會表態反對銀行。[22]出於類似的原因，派屈克·亨利公然譴責了漢密爾頓的經濟計劃是「我向來害怕的一個制度——為北方的利益而犧牲南方——的組成要素」。[23]

  比地域分歧更顯著的是，憲法是否容許中央銀行存在。麥迪遜在執筆《聯邦黨人文集》時，贊成對憲章進行彈性靈活的闡釋。但現在，站在眾議院發言時，他來了一個戲劇性的轉變，否認憲法授予聯邦政府其中未列舉窮盡的權力，「回顧《憲法》，我們不可能在其中找到關於聯邦擁有建立中央銀行的權力」。[24]漢密爾頓引述了《憲法》第一條第八款，這一包羅萬象的條款授予國會為實施所述各種權力而制定一切必要與適當的法律的權力。麥迪遜譴責漢密爾頓是濫用該權力及「剷平所有限制聯邦政府權力、保護各州政府權力的障礙」。[25]由於害怕頭腦靈活的漢密爾頓會設計出無窮無盡的方案並使之具有「必要與適當」的合理性，麥迪遜重新將自己定位成《憲法》的嚴格解釋論者。

  對於麥迪遜而言，漢密爾頓正成為竊取聯邦權力的貴族階層的官方代言人，他感到自己被老朋友背叛了。但事實上卻是麥迪遜背離了他們兩人曾經對憲法的解讀。令麥迪遜頗為尷尬的是，伊萊亞斯·鮑迪諾特在國會朗讀了從《聯邦黨人文集》第44篇中摘取的關於憲法「必要與適當」條款的章節，漢密爾頓很可能向這位老朋友透露了，這些文字正是麥迪遜所寫：

  在法律上或理論上建立的原則，沒有一個比在需要目的的地方和授予手段的地方更加清楚了；在授予全權去做一件事的任何地方，進行此事所需的每種特別權力也就包括在內了[14]。[26]

  2月8日，國會以39票對20票通過了成立第一合眾國銀行的法案，這對漢密爾頓來說是一個特別甜蜜的勝利。在剎那間，他似乎完全掌握了政府，但這勝利卻產生了令人困擾的問題。幾乎所有來自波托馬克以北的議員都堅定地站在他這邊，而他們的南方同僚們卻如出一轍地予以反對。隨著政治觀點與地域利益不斷契合，可以看到兩個黨派的輪廓正在形成。如果將個人議題集結成束，就會看到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人彼此對立。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在其《喬治·華盛頓生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中，把美國政黨的起源追溯到關於合眾國第一銀行的爭論。他說，那場爭端使得「有明顯區別的派系形成完整的組織，他們勝負難料、曠日持久的權力衝突……削弱了聯邦政府」。[27]

  漢密爾頓似乎無所不能的威力讓麥迪遜惶恐不安，因為這將進一步扭曲後者信奉的「執行機構與立法機構之間的適當平衡」。對於1787年的許多議會代表來說，國會理應是政府的領導機構，是防止英式專治暴政的普遍自由的捍衛者。這也正是立法權限位列憲法第一條的原因。基於這樣的觀點，麥迪遜認為財政部長應當作為國會的助手，向議員提供有助於形成法案的報告。傑斐遜也對漢密爾頓既遞交報告又以此為據起草提案的做法有所猶疑。相反，在漢密爾頓的設想中，執行機構是政府的主要引擎，是能夠給予政策以力量與方向的唯一機構，時間已充分證明了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漢密爾頓尚未預見到關於中央銀行的提案將成為憲法危機的導火索。傑斐遜和麥迪遜開始害怕漢密爾頓不僅僅是在構建一個足以毀滅原則的機構，還想讓這種做法永遠持續下去。漢密爾頓關於聯邦權力的廣闊願景讓他們感到惴惴不安。先例一旦建立，以後要想再更改是很難的。漢密爾頓事後承認，中央銀行提案代表了他對聯邦權力的最偉大擴張。新政府已經走到十字路口了。

  麥迪遜希望華盛頓阻止漢密爾頓的銀行法案並投下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總統否決票。為了弄清楚這個法案究竟是否符合《憲法》，華盛頓與其內閣成員展開了徹底的研討。首先他徵求了司法部長埃德蒙·倫道夫的觀點，倫道夫寫來理由蒼白的回信，稱設立央行屬違憲行為。華盛頓又轉向傑斐遜，而傑斐遜一直厭惡壟斷並認為公司是英國國王授予的特權；他不可能懷著真正的共和主義精神來認同銀行。傑斐遜也越來越為自己在華盛頓內閣中的相對弱勢而煩心，還擔憂商業化的北方在漢密爾頓的支持下會站在農村化南方的絕對上風。他對喬治·梅森說：「對於我們現存政府形態中的腐敗，唯一的矯正手段是增加眾議院成員的數量，以便獲得更多的視農業利益高於商業利益的農業代表權。」[28]

  傑斐遜用精確的評價攻擊第一合眾國銀行是違背《憲法》的，其理由是漢密爾頓濫用了「必要與適當」條款。傑斐遜說，一項措施要通過憲法的檢驗，不能僅僅是為了聯邦政府行使其權力的方便：它必須確實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它必須是不可缺少的。傑斐遜逐字引用憲法中關於國會權力的敘述，並預言說：「超越已經明確劃定的界限一點點……實際上就是占有了無邊無際的權力，並且從此不再擁有被界定的可能。」[29]

  傑斐遜對新銀行的反對究竟有多激烈，從第二年間他寫給麥迪遜的一封怒火中燒的信中可見一斑。亨利·李州長想在維吉尼亞州開辦一家地方銀行，承擔漢密爾頓中央銀行分行的角色。傑斐遜擔心任何措施都可能賦予中央銀行合法性。從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並沒有認識到聯邦權利高於各州立法這一《憲法》中最為重要的原則：

  聯邦政府並未被授予建立銀行和公司的權力，《憲法》把這些權力留給了各州。任何人對外來立法機關（指美國國會）的贊同，都是一種叛州的背信行為。無論何人，如果做出任何打著外來立法機關幌子的事情，不管是發行或流通貨幣，或是就任董事、出納，或任何有關的職位，根據州立法庭的判決，都將被判定為叛國罪並處以絞刑。這是唯一值得我們州去反對的，也是唯一有法律效力的……我真的希望事情不會發展到這一步。[30]

  換言之，這是《獨立宣言》的主要作者在勸告《美國憲法》的總設計師，任何與漢密爾頓的中央銀行合作的維吉尼亞銀行工作人員都將被認定犯有叛國罪，並處以絞刑。

  雖然華盛頓傾向於支持建立合眾國第一銀行，但他受到傑斐遜和倫道夫所發布的負面論斷的影響而產生了動搖。2月16日，華盛頓將兩人的意見拋給漢密爾頓做評定。華盛頓有10天時間來決定是簽署還是否決這項措施。《華盛頓文集》的一位編輯說，漢密爾頓的回覆是「美國政治文獻中有關《憲法》廣義闡釋的最精彩論證」。[31]一如往常，漢密爾頓想將自己的敵人埋葬在他連珠炮似的論證攻擊之下。整理思路之後，他向費城律師界最著名的律師威廉·劉易斯（William Lewis）討教，整整一個下午，兩人在劉易斯的花園裡散步，斟酌漢密爾頓的論證。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努力，精力充沛的漢密爾頓交出一篇近1.5萬字的論文——後來這些文字在其文集中差不多占了40頁。2月21日，星期一，漢密爾頓向華盛頓匯報說，他「正在勤勉地」準備他的辯護，將於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上午呈送。他輕描淡寫地說，希望就這個問題做「一次全面評估」。[32]直到最後期限，他才完成這篇文章，並在周三上午送給華盛頓。疲憊不堪的漢密爾頓表示，昨晚，他幾乎徹夜不眠，終於完成最後的草案。[33]

  艾麗薩·漢密爾頓也記得那個無眠的夜晚，當時，她的丈夫對《憲法》的一個持久性原則進行了流芳百世的闡述。當她已是披著寡婦黑紗的老嫗時，她把這個故事講給了一個年輕人聽，後者將其記在了自己的日記里，原文如下：

  年邁的漢密爾頓夫人——體態活躍，思想清晰——親切地談起華盛頓、傑斐遜和其他建國之父。我告訴她我非常感興趣……關於她丈夫與政府的關係，她說：「他締造了你們的政府，締造了你們的銀行。我整晚坐在他身旁幫他完成這件事。傑斐遜認為我們不應當建立中央銀行，華盛頓總統也這麼認為。但我丈夫說，『我們必須建立中央銀行』。我坐了整整一晚上，抄寫他的文稿，第二天早晨他把它送到華盛頓總統那裡，於是我們有了一家中央銀行。」[34]

  漢密爾頓本人曾提及那天晚上他度過了一個「偉大」的不眠之夜，由此證實，在經過一些激動人心的潤色，一些燦爛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靈感迸發之後，他完成了這部不朽的著作。正如他的許多驚世之作一樣，這篇文章也是他強健大腦締造出來的偉大成果。

  漢密爾頓使自己的捍衛銀行法案的辯詞兼具論文的博學與宣言的熱情。其精髓是政府必須擁有能夠達到其既定目標的手段，為了讓政府擺脫《憲法》的制約，漢密爾頓創造了「默示權力」原則，也就是說政府有權採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實施《憲法》提及的權力。

  在起草他的觀點時，漢密爾頓聲稱制憲會議的議事錄能夠為他對默示權力，即「必要和適當」條款的文字解釋提供「充分的證明」。出於不願違背制憲會議關於保密誓言的考慮，他最後決定刪掉這段內容，轉而讓《憲法》自己說話。他告訴華盛頓，如果他們的意見被採納，「國務卿和司法部長所支持的那種解釋《憲法》的方式，將對合眾國理應擁有的、不可或缺的權力產生致命的威脅」。[35]接著，漢密爾頓用十分顯眼的斜體字，宣布他的主要議題：「現在，在財政部長看來，總的原則天然存在於《憲法》對政府的特殊定義之中，美國發展進程中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它。政府被賦予的每一項權力就其本質而言都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這個詞語本身就包括了一種為實現創設此權力，而採取各種手段的權利。」如果傑斐遜和倫道夫的觀點被認同，那麼「美國將出現一種沒有主權的政治社會，或沒有政府統治人民的奇異景象」。[36]

  漢密爾頓不贊成有關《憲法》沒有明確提到銀行的說法：「不能否認《憲法》中存在與明示權力相同的默示權力，後者和前者一樣都是被有效授權的。」[37]和傑斐遜一樣，漢密爾頓也據理力爭，他提出，如果一切政府政策都必須經過「是否為履行特定職責所『絕對必需』」的嚴格檢驗，這將會讓政府癱瘓。誰能百分之百確定地說有什麼是絕對必需的？漢密爾頓指出，在組建海關業務時，他督查了燈塔、導航台、浮標的建設，這些東西嚴格說來並非必需，但同樣對社會有用。他所正在編制的，正是關於未來眾多聯邦權力形式的基本行使原理。

  第一合眾國銀行將使政府實現《憲法》中明確規定的四項權力：徵稅、舉債、調節州際商業以及維持艦隊和軍隊的權力。傑斐遜希望剝奪聯邦政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權力，而漢密爾頓認為此舉將嚴重損害未來的美國商業利益。在那個時代，股份有限公司還是很稀少的，它們大多以修路為主要業務。遠見卓識的漢密爾頓察覺到了這一經濟形式的巨大效用，於是不厭其煩地向華盛頓解釋，為什麼股份有限制比私人合夥制優越。最後，他對銀行法案的論證不僅基於他對《憲法》的闡釋，還有他對歷史的解讀：「在自然界的所有問題當中，人類的實踐應當比理論更加重要。」[38]

  漢密爾頓寫完這一權威的論述後，於2月23日星期三的上午將其交給了華盛頓。第二天，華盛頓研讀了其中的觀點，雖然還有一些疑慮未能驅散，卻被深深打動，並把它送給了傑斐遜。此後第二天，他簽署了這一銀行法案。

  漢密爾頓關於銀行的訴求在美國歷史上得以延續生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對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所產生的影響。1819年，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一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為合眾國第二銀行在法庭上辯護時，引述了漢密爾頓 1791年寫給華盛頓的關於「必要與適當條款」的備忘錄。馬歇爾的言辭顯然與漢密爾頓的觀點相呼應，他說「必要」並不意味著「不可或缺」，甚至是「恰當」。顯然，這是對漢密爾頓提出的默示權力論的回應。漢密爾頓對「必要」這個詞的靈活定義，使政府在處理不可預見的緊急情況時不必束手束腳，它由此在美國歷史上頻繁出現。亨利·卡伯特·洛奇後來將漢密爾頓闡釋的默示權力理論形容為「『憲法兵械庫』中最可怕的武器，能夠賦予聯邦政府幾乎一切範圍內的權力」。[39]漢密爾頓並不是《憲法》的主要起草者，該殊榮當然屬於詹姆斯·麥迪遜。然而，從《聯邦黨人文集》開始，一直到他在財政部的任期，當漢密爾頓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必須對《憲法》做出闡釋的時候，他都是《憲法》最重要的闡釋人。他在理論和實踐上為《憲法》的每一個音節賦予生命。為此，歷史學家柯林頓·羅塞蒂（Clinton Rossiter）堅持認為漢密爾頓的「著作和言論在塑造今日的《憲法》方面所做的貢獻，比其他任何美國人都要重大得多」。[40]

  在許多艱深晦澀的學科中，漢密爾頓必須掌握的是鑄幣。美國在這一方面實在太落後了，以至於華盛頓就職後，儘管邦聯國會已經採用美元作為貨幣單位，但其日常開銷仍然在使用英鎊、先令和便士；各州的商人繼續以不同的價值兌換仍在自由流通的外國錢幣。由於許多金幣和銀幣都被摻入廉價金屬，商人擔心受騙，因而在交易中縮手縮腳。偽造錢幣的現象相當普遍，在漢密爾頓就任財政部長時，偽造貨幣罪在紐約州可被判處死刑。

  即便在撰寫銀行報告之時，漢密爾頓也在潛心鑽研關於外國造幣制度的書籍，特別是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認真查看皇家鑄幣局總監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為英國財政委員會準備的表格，其中詳細說明了英鎊兌貴重金屬的精確價值。之後，他下令對外國硬幣進行檢測，以確定合金中金、銀、銅的含量。

  1791年1月28日，就在參議院批准其銀行法案之後的一個星期，漢密爾頓又向焦頭爛額的議員們遞交了另一份重磅文件——《關於鑄幣廠的報告》。他指出：「在國家經濟事務中沒有什麼比保持貨幣單位內在價值的統一更重要的問題了。財產的安全和穩定價值都由此決定。」[41]他宣布美元為基本貨幣，按十進位將其分割為更小的硬幣單位。由於很多美國人仍在進行易貨交易，漢密爾頓希望鼓勵硬幣的使用。作為其市場經濟措施的一部分，漢密爾頓建議採用更多種類的硬幣，包括1美元的金銀幣、10美分的銀幣，以及1美分或0.5美分的銅幣。他並不是只為富人考慮，要知道，小面額的硬幣將使窮人受益，「因為他們能以較小的份額、更合理的價格購買他們所需的必需品」。[42]為了激發愛國主義，他提議硬幣上鑄刻總統頭像或其他具有象徵意義的設計，以展示美麗和工藝：「『盡善盡美的硬幣可以防止假幣』是一個合理的看法。」[43]出於對細節的習慣性關注，漢密爾頓建議硬幣應小而厚，而不是大而薄，使其更耐磨損。

  論及硬幣應該用金還是用銀鑄造，漢密爾頓同時選擇了兩者，由此引發了無止境的爭議。他開啟了「金銀複本位制」的潮流，後來成為美國金融史上的詛咒。他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他害怕如果選擇其中任何一種金屬作為唯一的貨幣金屬的話，將一時間「削減這種金屬流通介質的數量」，而此時他的首要目標是擴大貨幣供給，復甦經濟活力。他力圖補救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當時美元在各州並無固定價值。[44]漢密爾頓以其典型的嚴謹作風，嘗試確定每個硬幣中貴重金屬的分量，打個比方說，銀幣美元應含有「三百七十又千分之九百三十三格令（約24.036克）的純銀」。[45]

  漢密爾頓起草「關於鑄幣廠的報告」之時，他和傑斐遜仍在彬彬有禮地交談，並就貨幣問題交換了意見。貨幣制度是傑斐遜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在去年夏天他曾向國會提交過有關報告。事實上，漢密爾頓在準備自己的報告時借鑑了傑斐遜的觀點。僅此一次，他們的意見似乎是一致的。傑斐遜在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報告之前告訴他：「我將《關於鑄幣廠的報告》歸還給你。我已認真閱讀，非常滿意。」[46]傑斐遜在巴黎擔任公使時，曾參觀過法國皇家鑄幣廠，並對瑞士發明家瓊·皮埃爾·德羅斯（Jean Pierre Droz）所設計的機器大為驚嘆，這台機器能同時在硬幣正反面印鑄圖案。

  讓漢密爾頓感到遺憾的是，當美國鑄幣廠終於在1792年春天由國會建立並開始生產第一批聯邦硬幣時，華盛頓將其劃到了國務院傑斐遜的管轄權限之下。鑄幣廠是傑斐遜的興趣所在，他曾向總統毛遂自薦接管這家機構，而華盛頓順從了他的要求。總統相信，財政部長的工作已經夠多的了。不幸的是，傑斐遜對鑄幣廠的經營很糟糕。後來漢密爾頓曾試圖用財政部管轄的郵局與國務院的鑄幣廠進行交換，卻未能如願。儘管有一個糟糕的開局，但鑄幣廠還是成為費城的固定產業，當1800年聯邦政府遷往華盛頓特區時，它繼續留在臨時首都。

  那種認為第一合眾國銀行使論戰白熱化並使國家出現兩極分化的人一定忘記了1791年的7月4日。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裡，在費城，第一合眾國銀行的股票正式認購，公開面向翹首以盼的公眾，公眾變得瘋狂。很多人都推測股票將支付12％乃至更高的紅利，於是人們在第一次發行的前一個星期就提前湊足了錢。民眾被壓抑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一夜暴富的幻想讓他們目眩神迷。他們衝進大樓，湧向工作人員。央行股票獲得數倍的超額認購，在短短一個小時內售罄，許多空手而歸的投資者憤憤不平。傑斐遜告訴詹姆斯·門羅：「銀行一開門就被擠得水泄不通。」[47]

  漢密爾頓期望通過這些公開交易的股票建立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但絕沒想到竟然這樣嘈雜無序。6月末，關於大量資金即將流入股票認購的報告不斷湧入他的辦公室。「從所有的表象看來，第一合眾國銀行的股票認購將以驚人的速度推進，」漢密爾頓向一位國會議員保證，「即使在一周內全部售罄，也不足為奇。」[48]然而，即使是漢密爾頓也沒有想到市場反應快得令人眼花繚亂，一個小時不到全部發行就結束了。

  股票交易一經開始，這些證券的價格立即飛漲，展現出美國人從未見過的金錢狂熱。投資者並不是直接購買股票。為創建一個生機蓬勃的市場並擴大持股人範圍，漢密爾頓同意最初用認購的形式出售銀行股票。具體操作方式是：投資者支付25美元的預付定金，獲得一張以面值購買一定數量股票的認購證，然後在18個月的期限內付清認購款即可。認購證交易進行的如火如荼，以至於許多投機者的資金在幾天內翻了一番，由此產生了所謂的「認購證狂熱（scrippomania）」。

  這種狂熱迅速傳染到其他城市。專門的快遞員疾速奔赴紐約，報告費城和波士頓飆升的股價，報紙則記錄股票每一次新的價格上揚。麥迪遜當時正在紐約，他驚慌失措地觀察了這一席捲曼哈頓的交易狂潮。在這位維吉尼亞種植園主的眼中，投機騷亂絕非美好的景象。7月10日，他告知傑斐遜，「這裡銀行股票的價格和費城一樣迅速攀升」，並嚴厲反對正在迅速發展的市場，認為它是「一場對眾多公共戰利品的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49]傑斐遜和麥迪遜一樣，更多地把「投機的狂熱」看作是浪費金錢，而不是對漢密爾頓的讚辭。他告訴華盛頓：「目前尚未可知，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不足，就難以發展商業、製造業和建築業。但資金已經從這些有益國計民生的領域中撤出了，被投入到投機和賭博之中。」[50]

  漢密爾頓將現代金融業引入了美國，隨之而來的也有令人不安的影響。他本想廣泛地擴大銀行所有人的範圍，但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令南方人更堅定地猜疑他是北方陰謀的魁首。費城進行了首次銀行股票的公開發行，許多投資者帶著黃金和白銀前來認購。漢密爾頓還安排麻薩諸塞銀行和紐約銀行發售銀行股票的認購證。因此，與美國其他地區相比，費城、波士頓和紐約市的股票認購證所有人比例要高得多，這看上去更像徹頭徹尾的私心偏袒。但漢密爾頓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在波士頓和紐約都有銀行作為交易中介。漢密爾頓後來對這種所有人的分布格局感到很遺憾，他的往來信件證實，他很早前就曾寫信給居住在美國南部的人，試圖說服他們購買銀行股票。

  北方投資者惱人的比例優勢，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造成一種北方寡頭政治正在忙碌運轉的印象。大多數認購者是商人和律師（部分是漢密爾頓的政治追隨者），還有一些人是明顯的投機客，漢密爾頓的下屬威廉·杜爾就是代表之一。當傑斐遜和麥迪遜準備監察立法機構中的英式腐敗時，他們發現至少有30名國會議員，甚至作戰部部長諾克斯都購買了銀行認購證，這一事實對漢密爾頓尤其不利。

  漢密爾頓深知，證券投機熱潮會腐蝕他精心打造的系統。他所歡迎的是熱情、理性的投資者，而不是瘋狂的投機者。漢密爾頓在年初就警告：「過分的投機會傷害政府乃至整個公共信用系統。」[51]漢密爾頓從來都不是金錢的奴隸，相反，他想把金錢墊在新生國家的利益下面。像那個時代的許多思想家一樣，他認為，財富能賦予人獨立公正的判斷能力，並希望債權人給政府帶來開明、無私的觀點。但是，如果他們屈從於投機並破壞了穩定的系統，怎麼辦？如果他們從事了毀滅性的短期行為，無視對國家利益的長期監管，又將怎麼辦？這些情況的發生可能會損害漢密爾頓的整個政治綱領。

  正如任何投機泡沫一樣，當人們對銀行臨時股票的合理信任發展為極度亢奮之後，驚馬的韁繩將難以被拉住。7月31日，費舍爾·埃姆斯還從波士頓寫信給漢密爾頓誇讚銀行認購證：「這裡的人都充滿了狂喜與感激。」[52]之後，8月初，價格直線上升。8月8日，麥迪遜向傑斐遜表達了他的震驚之情：「股票投機商將成為政府首腦，他們既是政府的工具，也是政府的暴君，既為政府的慷慨所賄賂，又通過製造混亂和彼此勾結對政府施加壓力。」[53]傑斐遜則在反思美國道德層面受到的傷害：「賭博精神一旦虜獲了一個人，就很難治癒。一天之內就得到數千美元的裁縫，即便第二天就賠個精光，也再不可能滿足於靠針線活慢慢賺取不多的收入了。」[54]班傑明·拉什報告說，費城也出現了瘋狂逐利的熙來攘往。每個人，無論商人還是職員，都把日常工作拋在一邊，在認購證上下賭註：「費城在數天內變成一個大賭場……我從未見過如此普遍的狂暴與騷亂。在所有的公司里，就連那些對認購證不感興趣的人，所談的話題除了認購證，還是認購證。」[55]參議員魯弗斯·金後來告訴漢密爾頓，紐約城的經濟陷入了停滯，因為所有人都在忙於對銀行股票的賭博：「商業形勢令人擔憂，修理工放棄他們的店鋪，零售商低價甩賣貨物，很多商人都對這個城市正常的商業盈利不屑一顧了。」[56]

  終於，1791年8月11日，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政府發行有價證券的崩盤爆發了。銀行認購證在一個月前還賣25美元，現在陡然漲到了300多美元。當銀行家拒絕為主要投機者提供更多的貸款時，泡沫破裂了。於是看空者開始拋售，股價暴跌。市場紊亂的狀態把身為金融調控指揮官的漢密爾頓推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全無先例可循。原則上，他儘量不介入市場，並認為自己就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的價值發表任何意見都是不合適的。但是他也相信，他有義務維護金融體系，於是他即興發表了講話。8月15日，魯弗斯·金告訴漢密爾頓，試圖打壓銀行股價的投機商在引述漢密爾頓的觀點，認為認購證價值被嚴重高估了：「他們所說的低於目前市場行情的價格，正是你權威認可的那個價格。」[57]

  該傳言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因為漢密爾頓自己曾承認，他確實暗示了目前的股價太高：「我想，說出來是明智的，因為根據我的判斷，與我的事業有關的泡沫是我不得不擔心的諸多敵人中最為可怕的……對我而言，阻止妄想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因此，我認為權宜之計是冒一些風險來緩解這種瘋狂的局勢。」[59]用現代術語來說，漢密爾頓巧妙地「看空」市場，以避免發生更糟糕的暴跌。同時，他強調，他提出的「認購證適當的價格水平」並非像投機者操縱的價格那麼低。

  8月16日，漢密爾頓給紐約銀行司庫威廉·西頓寫信，指示他買入15萬美元的政府有價證券（今天我們稱之為「公開市場操作」）。漢密爾頓希望，隨著此類證券價格的上漲，有利影響能惠及銀行股的市場。他的這一策略奏效了。漢密爾頓關心的與其說是投機者受到的損失，不如說是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他擔心證券交易商現金周轉困難，會轉變為大量拋售股票，導致股價自行下跌。他指出：「我的主要目的是在陷入困境的交易商拋售股票時，避免股價過分下跌。」[59]

  當時紐約最顯赫的投機商正是漢密爾頓在國王學院學習時就結識的好友威廉·杜爾，這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化了。杜爾曾擔任了七個月的財政部長助理。離職後，他不失時機地將自己掌握的財政部運作知識用於投機市場，開始囤積各州債券，並向偏僻地區派遣收購代理。杜爾為進行銀行認購證巨額交易而大量借債，而漢密爾頓知道，杜爾將給局勢帶來極其嚴重的威脅。

  8月17日，漢密爾頓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信給杜爾，譴責他的伎倆，並提起了1720年的南海泡沫[15]。他告訴杜爾，人們在私下議論杜爾和他的合伙人操縱銀行認購證市場，通過「虛假交易」誘使容易上當的公眾購買更多的股票。漢密爾頓客氣地說相信杜爾不會作奸犯科，但他也明確表示了自己對待這些議論的嚴肅態度：「坦白地說，我承認自己非常為你擔心，為你的錢袋，也為你的名譽，正是出於對二者的焦慮，我才如此鄭重其事地寫信給你。」[60]漢密爾頓的信件表現了他慣有的正直，流露出他作為朋友對杜爾的關心，以及對證券市場健康的擔憂。後來漢密爾頓做出了妥協，向杜爾指點迷津，提出了銀行股票的適當價格：「我希望它能維持在190美元左右，我衷心希望你能夠支持它。」[61]對於漢密爾頓來說，利用紐約銀行來支撐股票價格是一回事，而徵募一位老朋友兼大手筆的投機商作為中介者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杜爾當然對一切壞事都矢口否認:「那些將股票價格上漲到超出其真實價值點的行情卻歸罪於我的人，對我是極大的不公正。」[62]漢密爾頓的來信只能是使杜爾更大膽地相信，他能夠從內部消息中牟利，於是他繼續吹噓自己和財政部長的私交，讓信任他的投資者相信他能探聽到政府計劃。

  此時，漢密爾頓採取的措施阻止了金融市場的下滑，扭轉了一場災難性的價格崩潰。認購證價格回落到了更為理性的每股110美元，隨後在9月又重整旗鼓攀升到每股145美元。漢密爾頓演示了金融監管機構如何通過靈巧的幕後操作穩定恐慌的市場，這在美國歷史上尚屬首次。不幸的是，他錯誤地相信了威廉·杜爾，而後者對於漢密爾頓要求他停止投機的警告無動於衷。

  漢密爾頓的批評者隊伍在不斷壯大。這些人認為，證券市場的混亂證明漢密爾頓的金融巫術具有腐蝕性。紐約商人塞思·詹森（Seth Johnson）對銀行股票交易泛濫導致的行為表現感到痛心：「那些賺了錢的人想賺得更多，那些賠了錢的人則期待時來運轉。」[63]對於傑斐遜而言，認購證狂潮使其對漢密爾頓系統的厭惡之情與日俱增，他決定立即採取行動，保護這個純淨的農業國家。他在那年夏天寫道：「船隻都停泊在碼頭，建築工地停工了，商業、製造業、藝術和農業中的資金都被抽調出來進行賭博。美國獨一無二的公共繁榮浪潮被遏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迷夢。」[64]在傑斐遜看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不僅僅是在行事指令上大錯特錯，更重要的是，他正成為美國共和試驗的威脅，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其清除。